对于“爱国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利弊下已过时”’的说法,如果持反对看法,应该说什么。(本人要参与辩论赛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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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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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形式下如何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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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各国的联系不断增强,世界日益变成一个&地球村&;跨国组织很多,许多原来被视作为国家界限的东西也被打破了。于是有些学生认为,在今天还要大讲爱国主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不是与时代不大合拍?一个国家的人也可以到另一个国家去工作和寻求发展,这是很正当的,我们很多同学也在考托福,准备出国留学。对于他们来说,是应该做一个爱国者,还是做一个&世界公民&?
一、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只有弘扬内在统一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如果说,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走向现代化都离不开本土资源和内在动力,那么就可以说,爱国主义是各个民族或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最基本的本土资源和最核心的内在动力,它是实现现代性和传统、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辩证统一的思想基础。之所以这样讲,是由爱国主义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优良传统、民族精神的内在联系决定的。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爱国主义在实质上表现为个人与国家或民族间的一种价值关系,表现为一定民族在对待个人利益同国家或民族整体利益之间关系上所持有的根本观念和态度。爱国主义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它才获得了全新的性质,成为一种新型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作为处理个人同国家或民族利益关系的价值准则所提出的价值导向是确定的,这就是把国家或民族利益摆在首要地位,并认定个人的价值只能在为国家或民族利益而奋斗奉献的过程之中实现,只有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才能获得关于个人素质、个人能力、个人品格、个人发展完善标准等诸多涉及人的内在需求问题的合理解答和实现途径,而这一个过程也就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优良文化传统、民族精神得以形成和涵育护持的历史过程。
民族精神,一般地说,是指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优良传统所蕴涵的、通过其民族的群体意识和行为而显现出来的精神风貌或精神状态。具体而言,通常指的是一个民族群体在其延续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而又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具有维护民族群体生存与和睦团结、推动民族群体奋进作用的价值系统。民族精神反映了一个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其基本核心则是对待民族或国家利益的态度,所以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之间本质上是相互感通的。
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的伟大民族。几千年来,爱国主义始终是&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中共中央宣传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理论问题学习纲要》,第124页,北京,学习出版社1998年版。正是爱国主义使得维护国家的利益更容易获得人们自觉的认同,在民族或国家同个人之间更容易形成较为亲和的关系。民族或国家利益的这种价值定位对于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的定向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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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下爱国主义是否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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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对爱国主义教育带来的挑战(1)全球化直接威胁各民族国家的经济安全,同时也弱化了国民的国家安全意识。(2)全球化对各民族国家的主权会有所削弱。(3)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在对各民族国家进行文化渗透。2.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必须弘扬爱国主义(1)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仍然是民族整体利益的代表者。第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仍然是民族存在的最高组织形式。第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最强大的行为主体。第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仍然是促进经济全球化正常发展最具实力的制约力量。(2)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经济全球化非经济利益一体化,各民族国家仍然有自己的经济利益,仍需保护民族工业和品牌,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经济全球化难以导致政治一体化,爱国主义仍是当代维系民族国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保障。在全球化条件下,一方面,西方强势国家倚仗其经济实力推行强权政治,企图动摇他们作为民族国家主权象征的政府权威。另一方面,面对国人的政治淡漠和对政府信心的丧失,如何以一种思想或理论来汇聚人心、重建政治合法性,成为中国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能发挥这种作用的,只有爱国主义。◆经济全球化难以导致文化一体化。文化的民族化,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国文化的发展需弘扬爱国主义。(3)弘扬爱国主义有利于全球化条件下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处理。既要热爱自己的国家,又要尊重其他民族;既不盲目排外,又不盲目崇洋,以塑造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的良好形象。3.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弘扬爱国主义?(1)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加速提高中国的综合实力(2)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积极应对挑战和风险(3)以全球视野和开放意识来建构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需要广泛深人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德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使爱国主义教育成为社会的主旋律。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要认识到爱国主义教育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基础性工程。而爱国主义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而现在在校学习的学生再经过十年八年即将走上社会,他们是新世纪的主角,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将由他们去绘制,变成为现实。他们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他们爱国感情的强弱,直接影响到未来公民的爱国之心,立国之志和报国之举,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所以,爱国主义教育必须从青少年抓起,并把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基础工程,这对于培养青少年具有爱国的情感、志向和报效祖国的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要通过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提高中国民族的素质,增强全体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自信心和自强精神,这样才能推动全体人民奋发前进的,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目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革和建设过程中,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如:像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现象,而有的人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都不成熟,极容易受到外界不良风气的影响,一部分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淡薄。让我们回想一下吧,范仲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留取丹青照汗青”,这些反映了古代仁人志士的救国救民的思想,所以“人的本性不是自私的”。弘扬和培育爱国主义精神要与时俱进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内涵需要随时代而不断丰富、发展。“要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要丰富和发展伟大的民族精神。”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与光明的前景,集中体现着国家、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四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使我国改变了民生凋蔽、满目疮痍的面貌,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今天,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都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已经和正在为祖国的统一和强盛做出贡献,而且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社会主义的朋友。为了促进国家统一大业,我们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我们并不要求所有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赞同大陆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他们赞同“一国两制 ”,我们就要同他们加强团结。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人民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上也是统一的。世界上只有具体的、相对的民主,没有抽象的、绝对的民主。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取决于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性质。社会主义民主同资本主义民主有者根本区别。民主建设是一个过程,它的发展程度,又同一定的经济文化状况相关联。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为争取人民民主而斗争。现在,我们仍然在为逐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行不懈的努力。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建设和管理自己的国家,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内容。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爱国主义的重要体现。在当代,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通过和平演变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剥夺我国人民主宰自己国家命运的权利,使中国变成西方大国的附庸。如果失去了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也就失去了人民民主,并且从根本上失去了人权。所以我们要树立高度的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要勇于同破坏国家统一、损害民族团结、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要自觉地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学习,辛勤工作,促进安定团结,促进建设和改革,将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要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此外,我们所提倡的爱国主义,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一叶障目而不见真理。高烧导致的狂热,爱国外衣下的狂热,不比那些地震或者海难更可怕?拒绝日本人入内是爱国吗?不吃麦当劳是爱国吗?仅仅因为去了靖国神社,姜文就被不问青红皂白地指斥为汉奸,一篇篇的讨伐檄文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他飞来,漫天的唾沫背后,似乎一切关于靖国神社的行为都意味着与日本军国主义亡魂的纠缠。当爱国以如此敏感和狭隘的方式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究竟应该庆幸还是悲哀?居心叵测的推断,无聊的口舌之争,又让我们在多大意义上接近爱国的精神内涵?还有,赵薇不认识日本军旗图案,伏明霞不知道卢沟桥为何物,在慨叹名人明星们对常识的无知的同时,更多的人举起了板砖,甚至还有粪便。那些过激的言论和行为因为打着“爱国”的旗号而分外冠冕堂皇,似乎只有从这些“不爱国”的名人们的身上践踏而过,才能证实自己更加爱国。爱国本来无错,但是当人们把爱国当作一场时髦的运动,随便找个靶子吐口水的时候,严肃的热情就异化为滑稽的狂热,爱国就在无聊的炒作中病变了。爱国从来需要的就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而不是口号和空谈。从自身作起,从细节作起,也许是爱国主义的最好体现。爱国需要万众一心的凝聚力,需要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一片废墟的日本国土,多少年的苦心经营,多少年的努力奋进和踏踏实实的激情,成就今天的强大?又是多少中国人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才将浊浪滔天的洪魔击退,保住了长江大堤的安全?“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正在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其前途和命运已经史无前例地融入了世界的格局。面对百年以来沉重的历史负荷和千年际遇,冷静、团结、开放和自尊成为我们爱国必须的心态。惟有如此,那些爱国病才可以得到根治,才可以永远地尘封在记忆当中!这些年来党和国家在弘扬和培育爱国主义精神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现在是我国历史上人民群众精神最为饱满、最为自信的时期。综合的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现阶段有其新的作用,体现。她将大大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作为一个十三亿多人的大国,中国需要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内容超越党派,超越阶层,是整个民族的共识。对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发展,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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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而经济合作与发展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所以经济全球化是比较共产主意,具有地球村的风格,同时也是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发展,加快经济的膨胀,这是怀有爱国主意所希望的的道路,但爱国主意又涉及到极端的民族主义,对自己国家的自私与忠诚使得对外高新技术输出受到了阻碍,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瓶颈 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与可持续发展思想 自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专题报告中,明确地界说了“可持续发展”以后,可持续发展思想便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特别是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二十一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成为世界性的热门话题。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和政府决策部门也相继对“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我国政府于1994年便率先发布了《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提出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础”的战略目标。但不可否认,无论是作为《我们共同的未来》专题报告给“可持续发展”界定的经典定义,还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本质、内容、规律和特点等方面的认识均存在不足。有的学者认为,当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就是我国古代道家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人类久远以来就一再深入思考着的问题”,“道家、道教的思维方式为我们讨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学术研究1998年第3期“道家、道教思维方式与可持续发展”)有人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实质就是要强调“超越人类中心”的“自然界的价值主体地位”,认为自然界、生态环境是独立的价值主体,人的行为要符合自然界的利益,尊重自然界的权利,要“以自然为中心”。还有些学者将“可持续发展”等同于生态发展。我们认为,陷入这些认识误区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高度来把握“可持续发展”,未能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为指引,从思维方式、方法论、本质和内容等方面厘清“可持续发展”与以往发展思想的区别。 一 “可持续发展”是基于对以往发展思想与实践的反思而问世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与以往发展思想的根本区别是什么?这是需要首先明晰的问题。任何发展观都是某种世界观的体现,而世界观实质上就是哲学思维方式。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着社会发展思想的不同,以往的发展思想依赖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可持续发展”则以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实践的思维方式为指导。 在古代社会,由于物质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得不依赖自然性的关系靠天去生存。这决定了人们的思维能力也是低下的,人们认为,外在的神秘的客观力量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这便产生了以追求绝对真理、永恒本质为目标的前定论的思维方式,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未能正确处理主体(现实的人)与客体(自然环境与社会关系环境)的辩证关系。客体成为主客体的关系的绝对重心,主体则是客体的奴仆。人们热衷于探寻事物的先在本质,从先在本质出发去演绎、推论事物的现在和未来。建立在这种思维方式基础上的社会发展观实质上只能是一种生存现,表现为人们对自然界的盲目崇拜与屈从。中国古代道家的思维方式即是如此。他们提出的“天人合一”是指人与大自然的和一、统一或和谐,但这并不是凭借科学知识去认识自然得出来的结论。道家的“天人合一”就是追求无为的境界,他们认为自然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不应改变;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不合理的,都是对自然的破坏。这就取消了人类改造自然、谋求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近代以来,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的主体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人的个性得到极大发展,人文精神的兴起和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使人类认识到自身的巨大力量,人类不断扩展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深度与广度。在人的主体性不断得到张扬的同时,人类的思想与行为也走向了极端——人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征服者、压迫者,人类可以摆脱自然与社会的任何限制。如培根认为,科学的目的就是“拷打出自然的奥妙”,对待自然必须“在她漫步时紧追不舍”,使她成为“奴隶”,“强制令她提供服务”。实质上,近代人的思维方式存着与古代人同样的局限性,也未能正确把握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他们虽然看到了主体对客体巨大的改造作用,却忽视甚至否认客体是主体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客体对主体也具有制约与改造作用。他们将主体作用于客体过程中凸现的主体力量加以抽象化、绝对化,顶礼膜拜,使之成为一种先验的外在权威力量,成为另一种“先在的本质”。古代人对客体力量盲目崇拜,而近代人则对主体力量盲目崇拜,同样陷入了由预设的本质去解释现存世界的前定论思维方式。以这种思维方式为指导,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思想便应运而生。近代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是这一发展思想最早的代表。他把社会发展简单地归结为单一的经济增长过程,而经济增长过程就是人类不断地制服和掠夺自然,获取物质财富的过程。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上述发展思想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发展中一直占据支配地位。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经济增长已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的“世俗宗教”和“政治溶剂”,成为个人动机的源泉、政治团体的基础,动员社会以实现共同目标的根据。(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295-296页)以这种发展思想为指导,西方工业化国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负面影响。它引起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破坏生态平衡,又导致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以享受为特征的腐朽、颓废的文化价值观念。 马克思恩格斯则既继承了前人的积极因素,又克服其局限性,立足于时代特征,开创了实践的思维方式,从而实现了发展哲学的科学变革。实践概念在哲学史上早已提出,但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给予了科学诠释。在欧洲哲学史上,康德正式把实践概念引入哲学,并提出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概念。但康德的“实践”局限于伦理实践范围,其他实践活动则被排斥在外。黑格尔提出了“实践理念”的概念,但他讲的“实践”在根本上是抽象的理念活动,现实的人的活动只是这种精神活动的“样式”。费尔巴哈把实践和生活联系起来,提出了“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的合理见解,但他又认为,“实践”或“生活”就是吃喝、享用对象等等。被恩格斯称为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宣告了科学的实践观的诞生。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具体而现实的双向对象化过程,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这一过程内含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是客体的主体化过程。人来自自然存在,受到客观世界的制约,需要不断地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不断地改变自身,这即客体作用于主体的过程。二是主体的客体化过程。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能够突破自然与社会的限制,改变周围的环境,按照自己的需求、目的创造出属人的对象世界。这即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过程。实践就是上述两方面的统一过程。“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5页)只有建立在实践的思维方式基础上的社会发展思想,才能克服其他发展思想的局限性,指导社会的发展步入正途。“可持续发展”则属于这一社会发展思想。它既不是从先验的、外在的客体出发,又不是以被抽象化、张扬至极端的主体意志,以抽象的理性、人性本质为出发点,而是将具体而现实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既明晰了客体对主体的制约作用,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基础上,又把握主体所具有的自觉能动性特征,人们通过对客体的改造而满足自身的需要与利益,而不是乞求大自然的恩赐,生活在与自然的原始统一性中。“可持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实践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我们只有立足于实践思维方式的高度,才能从根本上将可持续发展思想同以往的发展思想区别开来。 二 “可持续发展”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们也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为理论基础,才能给予科学地解答。“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6页)通过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剖析,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发展的实质提出了全新的诠释。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变化也内含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的发展是社会主体的需求与愿望的满足过程和价值目标不断实现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不同,自然的发展是无意识的、无目的的,人们总是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从事社会活动,人类社会历史是主体的自觉创造活动的结果,是人类进行价值选择的进程。正如马克思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页)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又是具有客观必然性、存在内在规律的进程。因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均对主体的价值选择活动具有制约作用。主体只有不断地认识客体的本性,遵循客体的发展规律才能得以生存与发展。第一,人类社会来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类的活动不能违背自然的客观规律。第二,社会客体即社会关系也制约和规定着主体的活动。马克思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344页)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其发展是有内在客观规律的。第三,生产关系又受着社会生产力的制约,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人类社会的运行中,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社会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运动,使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体现了一定的规律,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要求的规律。这决定了人类社会演变的基本趋势是前进、上升的,或者表现为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飞跃,或者表现为同一社会形态内部社会关系的调整与改革、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意识形态的进步。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人类的价值选择活动提供一种客观的可能性空间,即选择的自由度。人们不能够突破和超越规律的支配和约束而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的价值追求活动与社会规律的形成、作用过程并非是外在、互斥的关系,而是内在一致、有机渗融的同一过程。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了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又制约着人类的实践活动。社会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这就是社会发展的本质所在。 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社会发展本质观对当代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全面地体现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及运作之中。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在于:一是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客体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对近代发展思想的反思与反动,一些思想家走向了另一种极端,视自然为社会发展的主体,追求“世外桃源”,抵制科学的发展,走向一种非理性的“自然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思想则批判了这一观点,并全面阐述了主体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内涵。首先,只有实现主体能力即认识能力、实践能力、创造价值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才能满足主体的需求,实现主体的价值选择,从而实现社会的发展。其次,发展主体能力,必须扬弃传统的需求观,代之以全面的需求理念。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价值选择是全面的,既有物质环境的要求,又有精神环境的需求;既有政治环境的需求,又有生态环境的需求。只有各方面的需求都得到满足,人的主体能动性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否则,只能造成“单向度”的片面发展的人,人类社会也只能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再次,可持续发展还克服了近代发展思想在发展主体问题上——把发展看成是少数人的发展或少数国家中的一部分人的发展;只考虑当代人的发展,而忽视后代人的发展——的认识误区,提出了代内平等和代际平等的发展主体观。它认为,发展的主体总体上分为:个体主体即个人,群体主体即民族、阶级等社会集团,社会主体即个体与群体的总和。在当代,我们既要关注个体主体与群体主体的发展,又要关注社会主体的发展。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与对立固然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忽视甚至否认这一点。但由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所组成的人类社会生活在同一时代中,共同拥有一个地球,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全球化,人们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阶级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与价值目标。即使对地球环境的某一局部破坏,也将造成世界性影响;任何一个自由主义的发展行动都可能对周边地区产生不可低估的副作用。任何个体与群体要达到发展自己的目的,必须提倡与实行代内主体平等思想,不能以损害别的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为代价。特别是要注意维护弱发展地区和国家利益,通过协同发展,消除国家和地区间的对立或紧张关系。这样才能实现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保证社会发展的广泛性和持续性。同时,当代人的发展必须惠及后代或至少不应损害后代人的利益,改善和优化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代际平等。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既是共时性的,又是历时性的,人的需要不仅包括当代人的需要,而且包括未来人的需要。社会发展既为当下所决定,又为未来所决定,而后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前人的发展。在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代际分配中,后代人只能接受其前辈遗留下来的自然与社会条件。如果当代人只顾自身的利益,过量开采资源或破坏生态而剥夺了后代人使用资源的权利,对他们的生存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消极影响。 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活动不能超越客观规律的制约,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客体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自然客体的发展是主体发展的首要条件。要使人类社会持续发展,必须使自然界持续发展,即社会发展不超过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使自然界通过再生或因新的开发而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环境或条件。其次,当代人类面临的灾难性困境也是由于社会客体即人类社会内部相互关系的严重失衡和损害而引起的。有许多表面上看似乎纯粹是以“天灾”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究其根源则是由人类社会内部的彼此冲突和对抗而导致的。而民族纠纷、宗教冲突、种族歧视、暴力恐怖、颓废空虚等社会邪恶都是由于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失衡和社会制度不良等原因造成的。只有先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才能保住主体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 社会发展的内容是什么?以不同的发展哲学为根据,则有不同的阐述。囿于将主体的力量抽象化、终极化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近代发展思想和现代西方发展经济学、早期现代化理论都把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增长,将社会的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以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例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以储蓄和投资的增加为引擎,以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发生重大变化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经济学家凯恩斯则作出了“有了经济就有了一切”的总体概括。结果使许多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如巴西、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家,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使整个社会系统功能失调,致使原有的社会问题未能缓解,反而引发了生态恶化、能源短缺、失业人口剧增、社会动乱频繁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对近代发展思想提出了批评,提出了“新发展观”。他认为,增长论是一种唯经济的观点,具有相当大的片面性和狭隘性。他在其代表作《新发展观》中提出:发展要以人为中心,实行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佩鲁指出了“经济增长论”的弊端,扩展了社会发展的内容,这是正确的。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哲学思想,“自然”并没有作为一个重要变量纳入到发展的框架之中。而且他夸大了文化的作用,提出“在文化因素起决定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种经济与社会角色到处都会无能为力。”(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第22页)他颠倒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陷入了文化决定论的唯心史观。 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运用实践反思方法,对社会发展的内容作出了深刻而全面的阐述。人类的实践活动具体包括四种基本形式:保护和支持生态环境的实践,物质生产实践,创立和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创造精神生活的实践。这四种实践产生了社会发展的基本领域,即生态系统、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人类社会就是由这四个系统所组成的大系统。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只有社会系统诸要素的全面而协调的发展,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这一社会发展最高目标。社会系统诸要素处于相关性之中,并遵循一定的秩序和规则。第一,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离开生态环境,人类的一切活动便无从发生。同时,生态环境的优劣,通过对生产的不同影响来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生态环境较为优越的国家或地区比环境较为恶劣的国家和地区在发展速度上会更快一些。所以,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支持问题便成为可持续发展思想与战略问世的缘起,生态环境的发展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得到了具体而全面地确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第二,在社会大系统的四大要素中,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与最终决定力量。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影响和作用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对自然条件的利用程度就越大。同时,经济的发展决定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4-375页)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第三,政治的发展在社会大系统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以自身中介性的作用协调生态支持、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的交互关系,是社会各要素发展的保障。首先,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性质。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同,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利用的效果是不同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有赖于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社会秩序的不合理决定了资本主义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使生态环境得到良性发展。资本家自私自利的短视行为必然造成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其次,政治对经济的发展也具有反作用。当社会政治的发展适合经济基础的发展时,就起着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作用;而当政治上层建筑已经腐朽衰败,并为落后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再次,政治的发展直接决定社会文化建设的内容与性质。任何一种性质的社会制度为了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都要寻找它的“代言人”,都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伦理等思想体系。第四,文化的发展对经济、政治和生态的发展也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它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经济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但他们不是机械论者,并不认为其余因素都是消极的。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能动性。首先,生态环境的发展依赖于人们生态观念的革新。人类必须摈弃人对自然的崇拜意识和征服意识。人类崇拜自然的动机,并非爱护与治理生态环境,只能使人类陷入愚味与落后,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而征服意识则产生了盲目开采资源、破坏生态的行为,将人类推向了生存危机的边缘。其次,任何经济行为并不是一种无主体的自发行为,在某种经济活动和经济模式的背后,总存在着某种人文观念和文化意识的支撑。但由于经济与文化的不平衡性,这种观念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提倡和培育。文化建设的核心就是通过培育时代发展所需要的新观念、新意识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再次,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然有利于人们民主与法制观念的增强,促进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化、有序化,从而促进社会政治的发展。很难设想,在一个教育没有普及和提高,文盲仍占人口较高比例的社会,会产生高度发展的民主政治。 从总体上讲,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矛盾,充满着危机,并且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浪费大量的自然资源、社会财富为前提。这种社会系统的结构是不协调的,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片面的、畸形的。这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更加突出,物质的富有和精神的空虚、经济的繁荣和道德的堕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共存并生的。 在当代,我们制定和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为指导,视社会为生态、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的系统,注重生态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从而逐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我们要强调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前提作用,制定、实施各方面的环境和资源保护与支持计划,运用新的科学技术方法创造更多的人造资源,保护非再生资源,并健全立法监督工作。经济的基础地位决定我们要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为此,我们要完成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性向集约性转变。同时,我们要推行积极稳妥的人口政策,控制人口增长,使人口增长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提高人口质量,使庞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本,使得对可持续发展的消极因素变成积极因素。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根本目标。自党的十三中全会以来稳步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把“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作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民主与法治建设是一个历史过程,通过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必须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民主政治架构,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要求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为之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科学与教育事业,促进高科技水平与人才素质的飞跃。另一方面,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使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成为人们思想与行动的指南,为我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只有从这四个要素来把握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容,并明确各个要素的特点及其关系,才能走出将可持续发展局限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误区,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正确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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