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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上） 我的写作生涯3　文 /
第六章 我的写作生涯3
第一节杂文小品强于散文随笔
如果说我的散文随笔小有成绩的话，杂文小品的成绩就优于散文随笔。何也？因为我读书少，出山晚，在党政机关工作多年，写的文章，情少于理，理胜于情，原则占上风，加之文革中我读毛泽东和鲁迅的著作认真，自然而然形成一种杂论风格。
1978年底我写了一篇农村路线教育工作总结似的千字文《刻板式的工作方法》投出去，日便在《光明日报》的《东风》副刊上发表了，题目被改为《这种领导方法应当抛弃》，后来又被选入198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卷》中，题目又改为《农村致穷道路纪略》。初学写作便有作品进入中国文学史料，乃我始料不及。我在全国首届杂文研讨会上与光明日报社的《东风》编辑盛祖宏言及此事，他十分谅讶地说：他写了几十年的杂文才入选两篇，我才学写就有一篇入选，真想不到！其实，投稿时我并不知它就叫做杂文，只是如实写将出去。
因为在县首脑机关工作，了解的社会弊端较多，写的言论针对性较强，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我到一些贫困乡村调查，发现不少乡村领导者用“想大的、干大的”等大话空话来应付上级，欺骗群众，实际并未脚踏实地的去解决问题，成了大事干不成，“小事”又不愿干的吹牛干部。对此，我写了一篇《从少许做起》的杂谈发表在《贵州日报》上，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老百姓说揭得好，有的干部说我是在抹黑。
当时的报纸都喜欢搞点花边专栏来发表社会杂谈，我的作品很适合这些栏目的胃口，故他们时常发表我的作品，有时一个专栏里同时发表两篇。这就大大激发起我写杂谈的热情，更加努力写杂文了！
1984年，全国第一张，也是独一无二的一张公开发行的《杂文报》在河北石家庄创刊，我看到消息便向该报投稿，该报第4期就发表了我的形象杂文《伯乐的烦恼》，第一次在我的署名前冠以“贵州”。此文被贵州老作家、老干部徐剑平改编为同名黔剧发表和上演。主持《杂文报》工作的副主编储瑞耕给我写信，并聘我为该报特约记者。1985年8月由杂文报社组织在北戴河召开了全国杂文研讨会，有鄢烈山、赵超构、刘甲、严秀、张雨生等众多杂文名家出席。会议以长江为界，全国分为南、北两个大组讨论，我被指定为北方讨论组的召集人，有更多的机会的名家们学习。
回到贵州，我便向贵州日报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写信，建议成立贵州省杂文学会，受到贵州日报社总编刘学洙等领导的重视，贵州省杂文学会在贵阳成立，省纪委副书记李钟伟当选为会长，刘学洙等当选为副会长，刘孑雄任秘书长，我被选为理事之一。
后来，江南又创办了一份《杂文》刊物，编辑把我当成重点作者，赠我一份刊物。后来又改名《语丝》到停刊。该刊寿命不长，曾发表了我的《赵祯与包拯》、《给委员以议政权利》等几篇较有份量的杂文。
日，我到厦门大学参观鲁迅纪念馆的时候，管理员知道我是贵州省杂文学会理事，且爱写杂文，便特邀我题词留念！我即兴题书了：“鲁迅先生活得很艰辛，也活得挺幸福！我能参观鲁迅故居，亦深感幸福！我是一个杂文爱好者，愿以毕生精力效法先生！”
我发表的杂文小品有五六百篇，题材来自现实生活，针对性较强，对号入座者多，有些杂谈对事不对人，读者也会自己对号入座，抑或将某些人对号入座。有些写不成读者来信或揭露性的社会新闻的素材，我就写成杂文。对此，有的读者对我说：虽然不能直接揭露，但读了你的杂文，为自己出了一口闷气心里也要舒服些！我有几十篇杂文先后被选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发行的《枫叶集》、《潮头集》；还有些被选入《贵州集文集》和《为某君肖像添点黑》、《不成名卉也芬芳》等一些合集。县委书记杨兴举（现任贵州省精神文明办公室主任）等同志，曾不只一次在不同的场合称我是“大方的鲁迅”。这虽有些过誉，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的杂文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不低！
第二节报告文学和特写较为顺手
与其说是我写报告文学和人物特写顺手，不如说我碰上了改革开放后先进人物如雨后春笋的好时期，将我之前多年练笔写模范人物、先进集体和新闻报道的真实，加上文学表现的各种手法，一齐派上了用场。
我“不惑”之年正遇上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人们被压抑多年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大解放，个体的主观能动作用突然迸发出来，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如雨后春笋，报告文学的题材很多，可以任意挑选。
默默无闻、枵腹棕衣植树20年的胡索文，被贵州日报记者刘邦举采写报道后，我经过十余次身入深山与之一起吃喝、劳动，多方采访，写成《挥舞银锄绘彩图》的报告文学，获贵州、广东、广西等南方九省区“绿色文学”征文奖，被收入《贵州林业志》，大方县林业局长谢伯荣羡慕地对我说：“贵州林业志上还有你的名字哩！”
兽医刘娜娜兴办大方民办养猪场，一下在国内外打响，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媒体纷纷报道，可是就没有人写报告文学。我多次陪同国内外的参观人员参观，陪外来记者采访，单独找她交谈，写成《牧草青青》的报告文学，被《高原》在头条发表，被地委组织部、宣传部等单位收入内部资料。
大方漆器，从50年代开始，就先后在前苏联、波兰、捷克、瑞士、比利时、芬兰等国际博览会上获得很高声誉，之前就获得过巴拿马博览会的银质奖章，被誉为“东方民族艺术之花”，畅销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但一直沿袭手工制作，发展十分缓慢。
80年代引入先进的丝网印刷技术后，借鉴贵州各民族中的蜡染、刺绣等诸多优秀图案，开拓几十个漆画品种，使这一古老的传统髹漆工艺绽放出青春的光芒。于是，我跳出以往干巴巴地介绍漆器的刻板文章，采写了当时的厂长杨少先，抓住他改革髹漆工艺这一线索，以写人物为中心的报告文学《漆艺之花》被《高原》发在头条，《山花》也在纪实文学专栏发表。
日，《贵州经济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我写谢珣昌的报告文学《乡曲》。谢珣昌发明“火管平走式烤房”的节煤技术，他主动向我介绍情况，我又多次深入其家现场采访，从写他的一条简讯开始，到写他的人物消息、人物通讯、人物特写和报告文学，一连报道二十余次。这已成了当时我追踪报道重点新闻人物的一种方式。我曾用此方式连续报道过刘娜娜、杨少先等新闻人物。很多通讯员、甚至不少记者写不成人物特写，尤其是写不成报告文学，我有写报告文学之长，故在报道重点人物方面，我发表的作品比一般记者发表的多得多！
我写了一篇冯安鑫创办安化林药场的人物特写，日发表于《贵州经济报》上，题目取为《山里人》。这篇作品收入毕节地委宣传部后来创办的一个内刊的创刊号上，不知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是受到我的篇名启迪，他们的刊名就叫《今日山里人》。到90年代，我写报告文学已能一次成稿了，由江泽民题词，**写序，**中央编译局编辑、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人》大型文学通讯丛书，连续几期发表了我写的作品，并聘我为特约编委和编委，我写郑显才的《路正长》一文获一等奖。
报告文学被我写活之后，特写不过是报告文学中的一个细节，可却难得抓住，一旦抓准了，很受编辑青睐。1987年8月，县长武孟伟请一位研究生向县机关领导干部作经济工作报告，好几个记者、通讯员竞相采写这条新闻，我只抓住县长亲自为报告者掺开水的这个细节，写成一篇《台下全是“长字号”县长亲自给倒茶——“今天作报告的是哪级领导？”》几百字的新闻特写，省去那些报告的重大意义及经济数据等繁琐内容，很快被《贵州日报》刊登在头版显著位置。我常在多人竞争采访中，以己之长胜人之短，扬长避短获得较多的发表园地。我以此写了一篇《不断加深对新闻典型的认识》的体会文章，便被《贵州日报通讯》以《多角度选取新闻价值》为题在1985年第1期上发表，江苏的《传媒观察》也发表于1985年第6期上。此文后来被贵州大学的刘智祥教授收入他的“快速写作法”一书中作为大学写作教材。
到1987年初，我发表的诗歌、散文、杂文、小说、特写、报告文学之类的文学作品已达200多篇（首），县文化局为写《文化志》搜集资料时，让我抄一份我发表文学作品的目录给他们，我就复写一份寄到省作协，附信问他们要什么条件才能加入省作协？怎么履行申请手续？当时没有收到复信，我以为无戏了，就不再过问，仍潜心写作。谁料1988年3月下旬收到作协的复信，说我已于日由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理事会批准入会了。随信寄来入会申请表，要我补填上报，并要求同时报送我的作品抄件或复印件以及办会员证照片。来个先斩后奏，迄今我还不知道我的入会介绍人是谁。这样，我就成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批加入中国作协贵州分会的会员。
第三节 新闻“副产品”的作用大
什么叫“新闻副产品”？词典上没有。这是我瞎诌的名词。新闻主要是消息、通讯、述评等。我把主要新闻之外的“读者来信”和“内参资料”称为新闻副产品，姑妄称之。
记者、通讯员能较多接触社会各阶层，了解各种社会情况，发现各种问题；有些问题是发消息解决不了的，就写“读者来信”。当时各大报纸都辟有《读者来信》专栏或专版，供读者反映问题和相关单位或地方政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之类，反映社会问题。那是读者很关注的栏目。
我县沙厂区的万福全区长的收音机坏了，按规定寄回厂家换新或维修，寄去几个月也泥牛入海，他特地从百里外专程来找我帮助，我将他的情况向《中国消费者报》发出读者来信，该报刊登后，厂家很快为他换来一台新的，并附上道歉信。后来他进城看我时，无限感慨地说：“我以区政府的名义发公函去催，厂家都不理，想不到你的一封读者来信就解决了问题！”个体的问题，我通过写读者来信解决了不少，群体的问题也解决了一些。
我县供电所向用户预收一个月的电费，理由是他们要先付钱去买电来卖，不交就断电，群众极力反对地说：卖糍粑、豆腐干还得先垫本钱，你们卖了几十年的电赚的钱到哪里去了？！我通过调查，发现他们想收这笔钱去开发投资赚取单位收入；还发现他们的主要电源就是文革期间全县干部职工集资，农村社员无偿投劳兴建的东风电站，这些集资与投劳并未尝还，觉得更加不合理。我便向省和中央写了《电霸猛胜虎》的信，不几天，《贵州日报》在“读者来信”专版上公开发表了，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县城里的干部、职工、市民纷纷叫好，供电所却要和我打官司。听说供电所要到法院告我，郝梦龄等老干部表示出钱给我打官司；县邮局的几位青年职工要拉供电所长到大十字去辩论，西门一些我并不认识的老年市民见了我就感谢，大骂供电所乱收费……
这反而使我从另一方面感到不安，唯恐因群众对供电所的不满引起群众闹事，影响社会治安，我反复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为供电所说好话。后经国务院**局的过问，供电所退回了这笔预收款！县委一位领导向我解释说：供电所接受不了的是我说他们比资本家还要恶劣！我说：资本家是用自己的资本进行剥削，他们是用群众集资办的电来敲诈群众！说后当然也就一笑了之。
在化肥供应十分紧俏的90年代初，县委听取支农物资供应情况汇报时，我从县供销社的汇报中得知：贵州化肥厂要群众集资入股才供应化肥，且集资不分红利，好几年才以肥抵还集资；供销社去进化肥还得送鸡送肉，鸡的毛色，肉的肥瘦均有规定。这不是巧立名目坑农吗？我对事不对单位地写了一封读者来信发在《贵州日报》的二版头条，贵州化肥厂便主动对号入座，打电话到大方县政府，要县政府和县供销社领导人去向他们说清楚，否则就要停止对大方的化肥供应！
县里派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陈洪坤和县供销社主任赵鸣阁去向贵化“讲清楚”。我准备到省委与贵州化肥厂辩论，便对陈洪坤说：祸是我惹的，要讲清楚由我去，怎么要领导去？陈洪坤说：你去就是吵架，他们垄断化肥，还有什么群众说话的权利？结果他们又送去一些礼物才“讲清楚”。我问县委张志侠书记我揭露的问题到底错在哪里？他说我署名前冠有“大方县委办公室”，影响大；人家看了心里难过！
可以公开的问题发表读者来信，不宜公开，或暂时不宜公开的问题就写内参。
在中央三令五申制止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的时候，我县公安机关却向各单位大肆收取治安保证金。所谓“治安保证金”，就是由各单位向公安机关交纳一定数量的金额，如果本年度内单位和单位职工没有发生治安案件，你交的保证金滚动到下一年，如果发生了治安案件，便要扣除你的全部保证金，重新交下一年的，还要影响该单位当年的奖金档次。理由是各单位要“看好自家的门，管好自家的人”。县教育局被盗后报案，案未破，招待费白花，保证金扣掉，全局奖金降一格。所以，单位发案不敢报，全县发案率大幅度降低，评为社会治安红旗县，省里拟在我县召开治安现场会。我以为这属于乱收费，便写了一条内参。报社转下来要求县里答复收取治安保证金的依据。书记吕开邦批转给分管公安的谢副书记，结果现场会未开，治安保证金却退回各单位。
1985年春，全县退耕还林现场会在陇公乡召开，现场参观县委书记赵福亮抓的样板。我和刚招聘的采编人员熊益强正在县城北面的双山区采访，听此消息，便搭乘个体户运树苗的拖拉机穿城而过，想赶到城南边的陇公乡去写条重要新闻，谁料去到那里代表们已到别处参观去了。一听坡脚生产队长明成珍介绍：该队百分之百退耕，我就感到不对劲，再问大队的陈队长也是这样说。我怕是大、小队干为了争光而虚报，便深入各家各户访问，群众说法一致。我断定这是瞎指挥。但因是县里第一把手指挥的，不敢妄下结论，我便带着小熊到田间逐丘逐块进行踏勘，把地名，面积、坡度等数据记录下来，大约30%左右不在应退耕坡度之类。
那里离县城不到5公里，回家很方便，为深入了解民意， 当晚我们就住在明成珍队长家，开始时农民不敢坦言，我便向他们讲述大跃进时期瞎指挥造成饿死人等危害，他们渐渐就向我们说起真话来。来说话的人越来越多，几乎全生产队的男女老少都先后来了。我问他们的土地全退耕了，每亩地给200斤包谷够吃吗？让各家报面积来折算包谷总重量，他们才大吃一惊：这怎么够吃？问他们蔬菜怎么解决？大家傻眼了。我建议他们把住房附近的平地还林不退耕，如那些株距行距均为7×7米的漆树苗长大后再退耕。社员们非常高兴，但又怕县里批评，……直到次日凌晨三点过钟人们才散去。
我们走后，一个大队干部对我们的身份提出怀疑说：县里的干部敢说赵书记瞎指挥吗？怕我们是浙江来拐卖妇女的哟！第二天，他们便派人进城来了解到我们真是县里的干部，才放心回去种玉米了。
回县后，我就向省报写了内参，知道这漏子捅大了，就不让熊益强签名，他是刚招聘的，领导人一句话就可叫他回家，要开除我的工作还不那么容易。但我也作好了被处分的准备。
不久，理化区委常委、区妇联主任郭发珍便到坡脚生产队来调查我们在那里的言行。社员们都为我说好话，说我在那里什么都没有讲，包谷是他们自己决定种的，并及时派人来告诉我。我就让他们回去告诉郭发珍，就说：我高致贤说他们是瞎指挥，包谷是我让社员种的，有什么问题来找我，不要批评大小队干部！
郭发珍调查我之后不久，省委农工部的小车开到那里来了，经过对照我反映的情况后便回去了，内参起了作用，我也无事了。
秋收后，大小队长背来几十个包谷棒子感谢我，我便打酒炒菜与他们共庆抵制瞎指挥风的胜利！
我到县文联后的一天，宣传部的工作员到办公室来向我收在职人员的精神文明教育费。我问清这笔费用是省里布置收的，他说：一个职工才十几元，不多！收去请专家讲精神文明建设课，一共五讲，录成带子向职工播放。我向他讲了精神文明建设不是听几堂课就能解决问题的道理，并说你来收钱是任务，不怪你。请你回去告诉你们部长：这收费本身就不是精神文明，我坚决不交！
第二天，宣传部召开县机关部门负责人会议，我在会上阐明了我不交费的理由，按他们的收费对象计，全省几百万职工该收多少钱？录五课时的录音带花多少钱？指出这属巧立名目乱收费，变着法儿化公为私！
会后，我立即写了份内参，因为是从省委宣传系统布置下来的，投给省报的作用不大，我便直接投给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艾丰。我在中央党校内听他讲过课，与他有过接触，感到他很正直。内参寄出后，宣传部也没有再来收费了，精神文明建设课也未见上了！我问那些已收的费怎么处理？回答是：不知道。
县委**办有位陈X龙主任体察民情，我写的一些内参转县处理的情况他会告诉我。他写了一篇《上访XX次，问题还是问题》的言论在地区报上发表后获好新闻等级奖，我陪他去我的同学、大方县委书记吕开邦家报喜，希望他更加重视**工作。
第四节通讯与消息齐飞
报告文学和新闻特写的写作较为熟练之后，写通讯我已驾轻就熟，写消息更是轻车熟路、伊马可待了。
于是，我就不太想写百字新闻和简讯了，不是我轻视短讯，而是客观条件使然。那时候还未听说有电子邮箱发稿。从我们县城邮寄稿件到省城的新闻单位，一天一次邮班，路上就要花一天时间，最快也要第三天才到收发室，那些动态新闻分到编辑手里时已成了旧闻，发表的几率就太少了，如果再从乡村采访进城写稿投寄，发表几率就更少了，何必做些无用功呢！
为弥补这一客观造成的不足，我就多写静态新闻。静态新闻素材很多，但最好的静态新闻是写人，找个新闻由头把事件捆到人物身上，就可写成时效性不太强的新闻。我原计划退休前写100个人。包括写人物的消息、通讯、特写、速写和报告文学。可到退休前3年就超过计划完成了，还不包括人物消息。
1975年第8期《贵州青年》上发表我写的人物通讯《心红胆壮斗凶顽》，1976年该杂志的第4期上又发表了我写的《走一辈子革命的路》的长篇通讯。前篇写本县一赵姓青年反分田单干的事。我在深入采访期间，那个主张包产到户的老会计被公安机关逮捕了。我将此事写发在《大方青年通讯》上，上报团省委，便被《贵州青年》编发了。而今看来那导向是错误的，可当时却是大方向。第二篇写的是北京高干女儿、知青、复员军人黄建务到大方当农民的事迹，因发表时编辑加上“批邓”内容，导向上出了问题。这报道她的第一篇通讯发出之后，她成了新闻单位竞相采写的香饽饽，后来她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十二大代表，一直在大方理化的知青点上待到退休。
到80年代后期，我的新闻通讯几乎在省里的各种报刊发表，日《贵州日报》在第二版上发了我写刘安国的通讯《山清水秀人不老》，第三版上又刊登我写李道的人物速写《人间重晚晴》。当时的报纸每天只有4个版，打开报纸一看，我的两篇长稿赫然摆在第二、三版上，这连资深记者也难享受到的版面待遇，我这个通讯员却享受到了，不能不说是一种殊荣！我写大方城关三小教师人物通讯《章菊芳》发表于贵州教育厅的《育人诗话》上，后被湖北少儿出版社收入《师魂》集。
但在好新闻评奖的过程中，通讯获奖的几率很少，我写的几十篇通讯，只有《乌金闪光银球飞》、《绕地球走了五圈的人》和《士兵生活将军脑》等三篇获奖，且奖次较低。报纸评的是好新闻奖，通讯也算新闻类，但新闻主要是指消息。当然，也只有《一个脚印一支歌》等七八篇收入《让历史告诉你》、《足迹》等合集。
总的说来，我在报纸、电台发得最多的还是消息。
我开始发表消息稿件应追溯到1959年初在《大方县报》上发表的薅麦苗，但那还属内部出版的小报，正式在公开出版发行的媒体上发表的，还是应该从日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大方传达毛主席支持美国黑人声明》算起；次日《贵州日报》上又以同一题目发表了。以后就一直到林彪事件之后才重新写消息。
1984年底我调到县广播站搞专职新闻采编，新闻随着祖国的改革开放而发展，我的新闻特长得以发挥。日《贵州日报》在“头版眉条”上发表了我写的《农民刘义章七个月创汇46万美元》的消息，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摘播，《人民日报》摘发了标题，几天之后《人民日报》又转发了全文。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消息见贵州日报的第二天，《山花》文学月刊的李起超编辑便赶到大方采访刘义章，后随刘义章从大方乘车一路采访到贵阳，很快写成报告文学发表；省农委的领导亲往大方调查研究，国家农委对此高度重视。默默无闻的农民刘义章，一下成了大名人。随着被评选为贵州省劳动模范，紧接着又被选为全国工商联执委，各种荣誉和职务纷至沓来。这条新闻也先后获得地、省好新闻的一、二等奖。我写新闻的积极性一下迸发出来，一发而不可收。
1987年，我除了超额数倍完成本站的采编任务之后，并在地区以的各种媒体刊播新闻和文学作品320多篇次。那一年我又碰上了好机遇：文革中被停止的技术职称评定恢复了！创办了30多年的县广播站获得了评定技术职称的资格。但在新闻系列中县里没有中级职称的指标，我便报了记者职称，其实，当时我只有两年多的专职新闻龄，地区以下是首次评晋新闻技术职称，记者虽属中级职称，地区没有评委，也要报到省里去评。评委十分严格，毕节地区8个县广播站参评，只有4个县晋升5名记者，其中两名是从贵州日报社调县广播站的，地方工作的只评了3个，其中，我是破格晋升的。
我的申清报告简单，两页稿字纸加上1000多篇人民日报等中央和地方几十家新闻媒体发表我写的新闻目录，和新华社办的一级刊物《新闻业务》等新闻理论刊物发表我写的几十篇新闻理论目录。地区广播局人事科的吴科长问我为什么不报高级职称——主任记者？我说连中级职称也没指标到县，难得了！
不过，我调县委办公室工作后，贵州全省在县广播站记者中晋升一名主任记者，被桐梓县广播站的董明理获得。我与他的新闻实绩不相上下，但我比他多了公开发表的新闻理论。如果我不改行干行政的话，那新闻高级职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从1986年开始到我退休后的1999年这14年间，年年都获好新闻奖，且每年不止一篇，共有《镇长玻板下的座前铭》等51篇次获全国和省、地好新闻、好作品奖。另外还获“贵州日报社”和《党的生活》杂志等十几家新闻单位评选的39次优秀通讯员奖。
这些获奖作品均由首发报刊推荐，经层层评委不计名打分，最后综合总分选出来的，绝无一篇像现在某些单位搞的那种“买卖奖”。
优秀通讯员的评选条件是“一年早知道”。即各报刊在头年的年终总结或优秀通讯员表彰会上便宣布了次年评选优秀通讯员奖次的条件。在没有失实新闻的前提下，定下各个奖次的发表篇数。如一等奖30篇，二等奖25篇，三等奖20篇。发表于头版头条的，1篇折算5篇，其它各版头条的折算3篇；两人合写的各算半篇，4人署名的各算1/4篇，就说各个奖次的优秀通讯员发表数必须足额，少了1/5篇也降到下个等次，不设优秀奖。
优秀通讯员表彰会一般在次年二三月份开，开会之前各自将自发表的篇目抄送报社，与报社核兑发表篇数。那评选是十分公平的。所以，能不能评上优秀通讯员，能获哪一等奖，到年底自己就知道了。我每每获的奖次比较高，不少通讯员十分羡慕。
由于我的新闻稿件被采用率较高，我写稿也勤奋，有时同一报纸同一天甚至同一版面上用我的几篇几条信息，编辑也只好为我随机取个笔名。因为人民日报驻贵州记者潘帝都等曾剽窃过我的文章，为此，编辑为我改笔名后，我还闹出问编辑是谁盗用了我的稿子的笑话。编辑解释后，我才发现剽窃者总是发表于我发表之后，一般都发表在其它报刊。
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对我的稿子实行免检：先发给我一本盖有“骨干通讯员”的发稿签，我投寄稿时就将此签贴在稿件上，收发员收到我的稿子就直接送到责编手中，免去层层初审。省电台年年总结评比全省各广播站的来稿数、用稿率和用稿数，我到广播站的5年间，我们站在省台的来稿数、用稿率和用稿绝对数均占第一。
第五节 写作正未有穷期
写到上一节，我的“写作生涯”部分似乎应该写完了，然而，写作正未有穷期，只不过变换了时间，地点和形式罢了！
细想起来，我的写作生涯曲曲折折：从1958年的偶然写稿，次年意外发表开始，经1964年开始的认真写作主动投稿到1966年调县委宣传部任专职通讯干部的半专职新闻写作，1972年离开宣传部到团县委，1975年到文教办的公文写作，1982年到县文化馆的文艺创作，1984调县广播站专职新闻采编，1988年调县委办信息科写综合信息，1991年到县文联从事文艺综合服务兼写作到1998年退休，以及退休后旅居深圳，从未停过写作之笔，只不过变换主要任务和写作体裁。可是，不管到什么单位，主要任务怎么变换，我的新闻写作和文艺创作除文革中的三四年外，其余时间均未间断过。而且到哪个单位的写作都有一定的成就：调县委办三年时间，地委召开过一次信息理论研讨会，我《抓住一切机遇写信息》的论文就拿了全区两名一等奖中的一个。地委举办党委系统一次没有评奖的理论研究会，我的《拓宽视野，人才就在身边》，在毕节地委党校创办的《党建文汇》创刊号上刊登，稿件还算畅销，故有几百万字的作品在国内外发表。
只进了七年学校，没有受过写作教育的我，为何能有几百万字的作品在国内外刊播出版？抓住一切机会学习！
我以为：专靠老师上写作课来学写作是傻瓜，不学写作知识就盲目写作是大傻瓜。从开始学习写作之前我就先自学一些写作知识，特别是找那些理论联系实际的写作体会文章来读，急用先学，活学活用，模仿借鉴，现蒸热卖，还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哩！
1982年毕节地区文化局创办文学创作培训班，请专家讲课，我在学习班上的小说作业《伯欢使牛》在《高原》文学双月刊上发表后，又被省作协主办的文学月刊《山花》转载；当时《高原》发表作品的**不发现金只发书，我发表的作品较多，书很便宜。一次开会期间，创作室主任高承仁带大家到书店去按酬索书，我择得《写作词典》之类的书一抱。平时我进新华书店就选写作知识类的书。全省作家在兴义召开创作经验交流会，省文联主席胡维汉约起一批与会人员去挑选老版本图书，我又淘到一批《新文学大系》之类的读物。
联系实际学习写作知识的效果好，联系实践经验讲授写作知识的效果也很好！县里每次开通讯工作会议都要以会代训，向通讯员传授写作知识，每次都要安排我讲课。我本无多少知识可讲，但因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大王，我以自己的实践感受来证明并充实书本上的写作理论。培训期间，我带领学员机关或农村进行实打实的采访，师生共写，交换阅稿，对照评论；并由县报和县电台的编辑当场选用稿件。这让我讲得顺心，学员听得开心，写得用心，还很受欢迎。于是，我先后应邀到达溪、瓢井、马场、鸡场、牛场、城关、武警支队、县委党校、县老年大学、组织部、工商局、粮食局、人武部等区（镇）和县机关讲授新闻写作知识。培训过上千人（次）。
贵州日报和省电台电视台召开的通讯员会议我常被指名重点发言，但却不通知我进他们的新闻培训班。问其何因？答曰：包括我、火车站的车发奎和赫章县的徐本礼等全省二十来人不需基础知识培训，只需进新闻研讨班了，好在还有培训我的地方。
1985年全国杂文研讨会在北戴河召开，分为南、北两个讨论组，会议主办单位还指名我为北方组的召集人，使我获得一次向牧惠、刘甲、杜文远、黄锟、苏老烈等众多名家们学习写作知识的大好机会。
1988年全国新闻改革研讨会暨新闻人才培训班在中央党校内举办，让我得到聆听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艾丰、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张胜友，中国青年报的陈小川副总编，国家新闻出版署王强华副主任，中央电台的杨青，《河殇》作者之一远志明，还有戴邦、王福如等一批专家的讲课，有的讲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1月7日，当时的头衔只是光明日报记者张胜友，个头不高，穿件深蓝色风衣上台，人不出众，貌不惊人，台下坐的有省报、省台副总编等，技术职务比他高的多，掌声也欠热烈。可他一讲到他采写海南“倒卖汽车案”如何变批评稿为表扬稿；采访邓朴方时如何使他从不接受采访到接受采访；如何采写刘宾雁的报告文学等经验时，他在台上讲得津津有味，我们在台下听得鸦雀无声，想解小溲也憋着听，唯恐漏听了一点。
艾丰身材魁梧，上台就是个大官模样，他讲的记者如何与采访对象换位考？对我教育很深。尤其是他讲的激发性采访法，即是用激将法刺激对不想拿或不敢拿出来重要材料的方法，我在实践中收到很好的效果。陈小川介绍了该报言论部的米博华一天夹着单车满市跑，到处搜集言论素材等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迄今20年过去了，我对他们的精彩讲课还记忆犹新！我在后来的讲课中学他们讲课的方法，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现在我又改为电脑写作网络发表了，写作正未有穷期，此生注定我写作，不写作就仿佛失去了生命的意义。
第六节 采访的成败
前面写了我的写作，本节回忆采访。在新闻类作品采写中，采访重于写作，采访成功写作已得了一半，我以为采访成功写作已得七分矣！
几十年的新闻写作中，我采访过从乞丐到国家领导人等各阶层人物，究竟采访过多少人次我也记不清了，但有些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却值得一亿。
日，《毕节报》二版头条刊登我写的《大人物不“大”——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秦川同志在大方》的人物消息。那是我成功采访人民日报社老社长秦川的一例。
当年8月18日县人大办主任黄克秀请我去采访全国人大的秦川，秦川的情况我已知道一些。上车后坐定后，听秦川说话，我便说“杜老，您离开贵州几十年，还是乡音未改啊！”他有些惊诧地：“你怎么知道我姓杜？”我一笑：“搞新闻的，我还知道您是赤水县人哩”，我接着说了他的一些历史身分，我们的距离一下拉近了，车上的氛围也活跃了，我与秦老有了共同语言。到一家公司门外时，我们聊起了大方酸菜豆汤；视察某鞋厂时，他语言诙谐幽默，我与他边聊边走，走出厂门一段路了，他的淡兴正浓，我劝他快上车。他说怎么啦？我指了指身后跟着的省、地、县领导人说：“您不上车他们怎敢上车呢？”
到了国保文物单位奢香墓，我向他们介绍奢香夫人的历史功绩时，他说他看过《奢香夫人》的电影、研究过奢香夫人……说着，不禁双手合十，低头称“奢香夫人万岁！”
临别时，我请他签名留念，他欣然命笔，并让陪同他视察的贵州省人大主任王振江和毕节地区人大工委主任李效敬也“签一个吧”，他俩推辞，他说“签了又不要钱，又不夺权，签吧！”他说我是大方县委办公室主任。我哈哈一笑：“全国人大常委委员秦川当着奢香封我个新职务哩！”大家谈得十分和谐，此次采访得细致，写起来就顺利。
与此不同的是：1988年12月中旬采访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的欠成功。钱老在毕节实验区视察回京，途经大方时决定临时停车在大方视察。我随县委书记禄智明同志到县漆器厂零距离采访钱老，看他亲笔草拟“发扬具有民族风韵绚丽多彩的工艺传统”的题词交其夫人书写，他署名后问：这可以了吧？我当时就想到，若在日期后边加上“于大方”三字，就说明是钱老到大方来题的，而不是大方人到其它地方去请钱老题的。但面对这位国际著名科学家我不敢置喙，了留下遗憾！
接着随钱老去羊场坝参观中国第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以下简称“航发厂”）的旧址，因为我能用普通话交流，就直接跟在钱老身边为他当翻译，且省政协副主席汪福清老人也来随行了，这是个绝好的采访机会，但因我此前对钱老来大的原因一点不知道，因而我慌乱中提了一个“钱老来此参观有什么感想？”的大而空的笨问题，这是在暂短叫上车之前步行途中讲不清的问题，故钱老置之不理，采访宣告失败。
事后得知，钱老原本没有安排在大方视察的计划，但时居美国的中国航发厂的第一任厂长李柏龄与钱伟长是清华同学，李写信让钱有机会到贵州大定（今大方）时去看看航发厂的厂址。省政协的汪福清副主席与他俩也是同学，且是航发厂从始至终主管业务的副厂长。如果早知这些情况，就不会唐突地提出那种大而空的问题了。即席采访大人物，提问一定要具体、明确、直接，让对方能在一二分钟能答完，故要因人、因时而异。此后我再去采访汪福清副主席时，事先了解背景材料，拟了采访提纲，从容采访，一次成功。
1986年春节期间，胡耀邦总书记带3个中央机关工作团分赴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区访问，贵州团的就到大方，团长是中央委员国家计委副主任张寿，我受命随团采访。但张寿感冒未能下乡，我也不能去打扰他。可到县长向工作团汇报工作时，张寿参加了，我又被刘伦才副书记布置作汇报中的详细记录，故无暇插话。但听县长左一个宋家沟，右一个萝卜园，横一个火焰山，顺一个官水井，这些地名对当地人说，一听就知道，可首次来大方的外地人，简直没有一点印象。汇报结束我送张主任们到招待所进餐时，指他们看了火焰山和宋家沟的方向，并在慢走细谈中趁机向张主任们进行采访，获得很多宝贵题材。
采访大人物如斯，采访普通百姓就容易吗？否。我以采购方式成功采访了农民雷见平。1985年11月中旬，我带着刚招聘来不久的熊益强到珠藏乡去采访农民企业家雷见平。
我们先去他的煤厂，以买家身份，用激将的方法，将他的煤质、产量、价格、销路、纳税等情况弄清后，到他家中签合同时，观察好他的生活环境，我们需要的素材已经获得差不多了，我才向他亮明记者身份，请他补充细节，圆满完成采访。还继续挖出他悄悄带头搞包产到户的事迹。一天采访，写稿几篇。
最困难的是采访被批评者。1994年春，我和县委组织部的李军到理化乡拍摄党建专题片，夜宿农家。次日凌晨我起床晨炼，忽闻邻居有人嚎啕，进去一看，只见母女抱头痛哭。问其何因？原来是他家女儿和几十个青年村民被当地的李XX以“劳务输出”的名义骗到东莞“卖猪”，幸亏她们发觉及时，才揪住那个人把部分人带回来。我认为这条意外新闻很有价值，马上叫起李军，对那女青年及其父母进行采访，将骗人者和被骗者的姓名、住地和行骗受骗的经过一一记录下来，而后再逐家逐户核对事实。
当我们从大井村去到理化镇上时，此事已在镇上炸开了锅，听说我们采访此事，受骗的人家便呼啦啦围上来向我们诉说，还拿出李XX收钱的条子等证剧；没有人受骗的也拥来围观听稀奇，也有打抱不平作旁证的。有的受骗者及其家属，尤其是子女受骗尚未回来的家属异常愤怒，表示要骗人者立即交人和退钱，不然要把他的房子车转过……我们很快将情况掌握了，唯恐闹出人命，赶快向群众做工作，请他们不要自行报复，让他们向政府报告，我们也代他们向政府报告，听候政府处理。这才稳住了群众情绪。
我们随即采访了乡政府后，将各方面的情况综合分析，梳成辫子再去采访李XX。我知道这种人是不会轻易认错的，便决定采取“陈述式”的方法采访。即是自己先将了解清楚的事例向被批评者陈述一遍，问其是不是这样？只需我对方回答是与不是即可。
10点过钟，我们就赶到马龙岩XX公司找到李XX，把他叫起来采访，他睡眼惺忪地盯住我们，怎么也不敢相信我们会这么早就从县里赶去采访他。看到摄像机对着他和我，我一提问，他马上就紧张起来，对我的问题既不敢否认，当然也不承认，更无事实抵赖或反驳，于是，便玩起“无可奉告”的外交辞令来。
当我的问题问完后，我正告他：“李XX，你对我无可奉告，我却要郑重告诉你，我与你核兑的问题是有人证物证的，受骗的人家对你十分愤怒，不是我做工作的话，他们早来揍你啦，如果我放口的话，他们要车转你的房子！”此时，他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我说：“你赶快去向他们承认错误，退回多收的钱！否则，你没有好果子吃！”
我将此事电话告诉县劳人局；电视专题新闻被县委宣传部领导人卡了；我写成一篇《劳务输出忧喜录》的调查报告，发表于1994年《劳动指南》第3期。
第七节 快速高效的成功采访
退休后的1999年5月，获省表彰的优秀中学校长李蔚元因公殉职，县教育局的正副局长章建平、吴素华连夜到我家中请我采写李蔚元的报告文学。他们说省报要稿时间很紧，我答应后就立即向他俩进行采访：让他俩介绍李蔚元的事迹局里对李蔚元的评价，拿到主管部门的初步意见。
因李蔚元与我是校友，同在本县工作，平时也了解他的一些工作表现，故听两个局长介绍后，我又将李蔚元的生平事迹在脑海中过了几次“电影”，有了个大致轮廓。翊日一早我们就乘专车前往他生活、工作过的猫场、坡脚一带实地采访。
教育局派陪我前往采访的政工干部、中学校长和司机对李蔚元都很熟悉。故我上车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这车上只讲李蔚元的事迹。山路行车50多公里，司机放慢车速，三个来小时的谈话都非常集中，内容也比较丰富，使李蔚元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清晰了许多。
中午12点半到达坡脚中学，适逢那里正在立校庆纪念碑。李蔚元就是在准备立这方碑的时候倒在此碑下的。车一停下，我便提着相机直奔碑前，照相、采访。因局里已电话通知他们，就免去了许多不必要的客套。
乡长、书记来陪我进午餐，拟与我喝几盅美酒。可我一上桌就约法三章：闲事不做，闲话莫提，畅谈李蔚元的事迹，必须具体，不准用官腔，用事实说话，边吃边聊。近一小时的饭桌介绍，谁讲空话我制止。乡长、书记也各自讲了李蔚元的二三件“小事”。以往酒桌上的猜拳、废话全扫除。饭后，立即找到李蔚元的胞兄、内兄、侄子等一批亲人采访，照样要求他们单刀直入讲事实，举例子。下午4点刚过，到驻大方劳改支队的武警中队采访李蔚元搞军训之事。那里是我多次采访过的地方，每次采访均受到盛情招待，当天矿长、政委都来陪我进晚餐了，我一上桌又是中餐那三章约法，大家很理解，也很配合，餐桌变为介绍李蔚元事迹的场合，大家竞相提供素材了。
连夜赶回坡中的车上，我又从已开始主持坡中工作的潘副校长口中挖出几个典型事例；下车后立即找几个教师，直采访到23点过。零点之后，正逢对李蔚元的“回避日”：即是迷信传说中的死人挟鬼回家日，来势十分凶恶，全栋住房的人都要外出躲避，故称为“躲回避”。李蔚元住在办公楼里，人们也劝我离开那栋住房，我坚持一个人住在李蔚元住的房间，用他的书桌写稿，睡他的床上休息。当夜，住在大搂里的人们都“躲回避”去了，整栋办公楼只我一人，校园内十分清静，我正好将白天采访的素材梳理一遍。次日5点钟，人们尚在甜梦里，校园的黎明静悄悄，我便步入校园中，静观默察李蔚元工作、生活的地方，从他自拟题书的校训、标语及美化的环境中感受他的工作热情。
师生们陆续进校了，我便抓紧时间，抓住机会，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与师生广泛接触，随机采访，直觉使我感到李蔚元的口碑很好。 一到上班时间，我立即召集学校领导班子座淡，仍强调只谈事实，不讲废话。有了线索我追问，一听空话我制止。两小时的座谈，获得不少宝贵资料。随后便从众多线索中挑出两个对象进行重点采访。
傍晚回城的车上：搭我们车的老师正是受李蔚元的精神感动，放弃深圳就职高薪回坡中任教者，一路上，我又从他口中挖出不少新材料，更加丰满了李蔚元。
当晚回到家中，对素材提炼了一下，看还有无漏掉大的方面。次日一早，我便去县委宿舍采访李蔚元的亲大哥李尉琨。他是文化人，两小时谈了李蔚元的不少生动形象的生活细节。
采访至此，正好两昼夜，48小时，其间行车7个多小时，睡觉很少，先后采访了30多人次。重点与一般相结合：重点找细节，一般看口碑。由于集中“火力”，单刀直入，紧扣主题，短时间内收到丰富题材，为成稿打下丰厚的事实基础。万余字的报告文学《教坛赤子》脱稿，先后被省、地一些报刊选登、摘登，**中央编译局编辑出版的大型丛书《当代**人》全文登载。
附带说一句：采访中我为何那样牛气？不得已而为之：为赶任务，我故意摆资格、用名气，武警支队的政委是我教小学时的学生；乡长、书记是我在党校的学生；我又是教育局特派的“钦差”。很多人知道我是记者。但只用那一次，下不为例了。
第八节 如何向外省报刊的投稿？
迄今，全国30多个省（市、区），除宁夏、香港、台湾外，其余省市区的报刊上我都直接发表过作品。如果只写消息的话？地方新闻报刊多具排外性，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消息，其他省的报刊也不采用。我为什么能在30多个省市区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呢？回顾以往，认真分析，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言论、杂谈等带普遍性的作品。
作为西南地区一个县里的通讯员、记者的我，没有出县采写任务，对西藏、新疆、黑龙江等边远省区的新闻事实是难得获取的，我又想试试外省市区用稿的质量。我写了一篇《八十年代仍要艰苦创业》的杂谈投给《拉萨晚报》，很快于1988年的5月7日发表出来！接着写了篇《利用清静时间 保护创作灵感》的经验，也被《新疆新闻界》在1988年第4期发表了。
黑龙江省办了个《新闻传播》用理论刊物。自1985年第三期上发表了我写的《省报办县市专版好处多》之后，连续好几期都发表了我的稿件。其它办得有全国性的报刊的省分，我就以杂文、散记等投其发表。
我发现写新闻的并没有很好地研究新闻写作，或写不好理论联系实际的实用型文章。所以，我写的新闻体验作品比较容易在外省发表。还有一篇《不断加深对典型的认识》（也叫《多角度选取新闻价值》）被选入大学写作教材。
二是投到新闻发生地的报刊。
日《北京晚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我写的人物新闻《王桂馥退休后旅行七万里 为抢救彝族文字献力量》，写的就是大方在北工作的王桂馥在北京作出的贡献。
日《重庆日报》二版头条发表《幸遇山城活雷锋》的通讯，就是我到毕节地区开会时，周琴和张黔惠两位老师向我提供：毕节一残疾青年决心盲目流到外地结束生命，幸被重庆某公园管理处抢救脱险，又经当地民政局启发开导，重新树立起生活信心，并助其回乡开个小杂货店自谋生活的线索；再对其本人进行采访写成的。
三是针对专业报刊投稿。
日西北的《矿产开发报》发表我写大方县与重钢合办硅铁厂的消息：《一个出资源 一个出技术 县厂合办硅铁厂》，就是针对该报用稿专业性投向成功的。
我县有人创办了一所国医学堂，我写了一条《大方建第一所私立中医大学》的消息，1984年广东的第11期《新中医》就给予发表了。
我经常为县机关和区里的新闻通讯员们讲课，这种静态新闻在省内的综合性报刊上很难被采用，于是，我便向外省的《通讯员之友》报投稿，先后有《达溪区举办通讯员培训班》等多篇稿件在该报上发表。
日北京的《中国文物报》发表我的《关公像前香火旺 哀兵残马风雨中》的图文报道，就是在深圳南头新安古城中捕捉到的文物题材。
四投其所好。
除新华社等权威机构播发的通稿外，地方报纸一般不纳外省新闻，可他们却又非常重视外省人对他们管辖地方的褒贬报道。写稿可投其所好！于是，我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写哪里的稿就投哪里的报刊，收效尚好。
1997年秋，我参加西双版纳经济理论研究会后，归途中游览昆明西山，见一有偿照相者占据一个最佳拍摄景点，私自收取旅客照相的“地盘费”，我与他理论一番后，写了一封《治一治旅游场所乱收费现象》的读者来信，被11月3日的《云南日报》大标题发表。
2000年，我旅居汕头市，发现该市的《汕头特区报》等媒体都开辟有“外人眼里的汕头”专栏，我便写了《尊老爱老树新风》等几篇表扬性的稿子在汕头发表。
当然，我在省外，乃至国外发表的作品，多数还是理论性与文艺性的。
电话：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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