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论述题 1、如何正确对待中西方文化问题，结合无私新文化运动史实来谈。_百度知道
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论述题 1、如何正确对待中西方文化问题，结合无私新文化运动史实来谈。
新文化运动为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中，由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革新运动。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批判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在这一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一运动并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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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化意识的曲折显现—— 从“中体西用”到“西化”、“中西互补” 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历史过程，而是近代西方的冲击与东方国家内部回应两者相结合的一个错综复杂过程。对于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东方国家来说，自强图存的第一个回应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它的具体措施就是模仿西方的先进技艺。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悠久的东亚文明传播中心来说，西方冲击在传统知识分子思想中激起的最大反响是文化回应，即东西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冲突，这就是关于东西文化观的论战的由来。 从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初期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士大夫阶层应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的最早的现代化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哲学上来看，这种两分法可能是谬误的，但中体西用论的基本精神是以西学来补中学之不足，承认中学不是完美无缺而有可补之处，这毕竟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进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统治阶级包括它的知识精英从御夷图强到变法图强，都是一种“防御性现代化”，其中心思想都是突出一个“保”字——保种、保教、保国、保民。在“保”的前提下进行“变”，就是在中国的旧“体”的框架内引进西方的器用。这种现代化模式在世界上也是有而且获得成功的，那就是东邻日本在“尊王攘夷”、“和魂洋才”的口号下进行的明治维新。中国的维新运动就是学日本的维新而来。日本的成功并不是丢弃自己东方文化而全力推行“西化”，而是在发扬狂热的“神国主义”保持自己的国本的条件下，急速建设“军国主义的工业制度”，建立了一个可与西方匹敌的准现代国家，通过侵略战争赢得世界声誉。“日本精神加西方知识”的畸形现代化打败了“中体西用”的现代化，固然证明中国现代化的失败，但如果把失败完全归之于中体西用论的失误，那就把复杂的历史过于简单化了。 “西化”论的主流思潮并非“全盘西化” 维新运动失败之后，社会进化论的输入为革新志士提供了新的思想武装，于是激进的革命派提出种族革命的理论（孙中山、章炳麟等），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则从保国保种的思想转向根本改造国民素质的“新民”理伦。“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梁氏这种除旧布新的“新化”思想中，已包含中国处在过渡时代的意识、现代竞争意识等现代化思想的闪光。这显然已开始突破了中体西用论的框框。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设计的新德性，诸如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尚武、进取冒险、权利思想、国家思想、义务思想等等，与当代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开列的现代人特征比较，有许多观点是吻合的。新民运动就是人的“新化”运动，是从“中体西用”观向“西化”观过渡的桥梁。 在辛亥革命以后，中体西用的思潮日趋衰落，但是主张中西调和的观点仍一直占居上风。到“五四”前后，陈独秀、胡适等人在报刊上以毫不妥协精神向封建旧文化挑战，在思想界才激起了轩然大波。陈独秀以毫不调和的立场来对待中西文明的冲突，旗帜鲜明地主张接受近代西洋文明来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彻底否定了“中体西用”论。他写道：“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礼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答佩剑青年》）陈独秀所说“欧化”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西化”，即梁启超所说的“新化”，这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对现代化的理解，其内涵就是科学化和民主化。对此胡适加以发挥，提出了东方落后民族应当以西化方式实现追赶型的现化化观点（《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来他在《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又进一步提出要打破所谓东西方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对立这种流行成见，并充分肯定西洋文明是理想主义的。清末以来，对西方文明的估价从器物层次上升到制度层次，现在又从制度层次上升到精神领域，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在十余年内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猛进，由此可见一斑。总之，五四时期的西化论的主流思想是输入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精神，通过激进的文化革命来彻底改造中国旧文化，以争取中国的文艺复兴。 从“西化”论到“中西互补”论 有关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在“五四”前后历时达十余年，在这场论战中彻底反传统的西化派到底取得多大成果，还有待于深入研究。从近百年中国启蒙思想运动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主要并不在于已经批倒了各种旧礼教和旧道德，而在于破除了对自由探索的各种桎梏，形成了一个各种新思潮百家争鸣的局面。只有在这样的思想黄金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得以迅速传播。在“五四”前后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论战中，围绕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一书展开的论战，是后斯关于东西文化问题讨论的一个新的热点。 近代中国涌现的所有新思潮都是世界思潮的某种反映，世界思潮的变化也必然影响中国思潮的转变。“五四”以前，中国维新志士倡导的新学，留学生提倡的新文化，实际上都是十九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各种问题，才引起了西方信仰危机，使西方思潮发生了大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形势下，从俄国和西方输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持激进的观点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从西方、印度、日本输入中国的罗素、泰戈尔等人的思想，则持温和的观点重新估价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这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东西文化的论战，都面临全新的复杂形势。曾经讴歌过西方文明的梁启超到欧洲旅游归来，对西欧文明的幻想破灭了。曾经鼓吹过西方的民主自由的陈独秀转向了俄国社会主义新文明。梁启超号召青年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的最新观点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欧游心影录》）。这一观点可以称之为“中西互补”论，但其骨子里却是“以中补西”，也就是以重新“孔化”来代替“欧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种开倒车的思潮。但这一思潮中包含了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的审视，从这个角度来看，又有其合理的内核。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接受并全面发挥了梁启超的观点，并把它归结成为一个新的命题：东方化还是西方化，也就是孔化还是欧化的问题。该书的特色是不局限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比较，而是第一次从更广阔的视野把中国、印度与西洋三种文明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主要是从人生哲学的角度分析研究。该书以独创的文化多元论来反对当时西化论的文化一元论，即认为中国、印度、西方三种文化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发展“路向”，各自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哲学，而否认东西文化属于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因此，中国人无论走多久也走不到西方人可达到的地点。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西化论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作者又认为这三条路向是可以穿行的，并提出了西洋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三大文明循序演化的世界文化观，认为在最近未来将有“中国文化复兴”，将来继之以“印度文化复兴”。在当时，这本书确是从世界比较文化这个新角度来探讨中西化问题的一部论著，引起思想界的轰动并非虚妄。这是儒学现代化的一部开路之作，而且是在反儒学的高潮中诞生的。西化派高呼打倒的儒学转眼之间就披着振兴世界文化的道袍重新登场，这说明对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单靠猛烈的文字讨伐是无济于事的。 在“五四”后期关于中西文化观论战的新争论中，有必要提醒注意一部长期被人遗忘的书，那就是杨明斋写的《评中西文化观》。杨在十月革命前就到过俄国，加入过布尔什维克党，后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有数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之一。《评中西文化观》出版于1924年初，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卷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二卷评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三卷评章士钊的《农国辨》，第四卷总解释，从理论与历史的结合来阐明一种新的文化观。如果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反映文化折衷论观点的集大成之作，那么，《评中西文化观》就是从广阔的视野对各种折衷论观点进行较系统地分析批判的独一无二的著作。此书通篇没有引用马克思的词句，而是用“大多数社会的事实及其历史”来研究文化问题，“从大多数平民生活方面观察中国文化”，然后对历史的复杂现象进行理论概括。作者把人类社会的演进分为渔猎、畜牧、农业、工业四个阶段，指出长期生活在农业生产组织下的社会的经济变迁是依靠于“自然转机的大流”，从而长期停止了进化。他用这个观点，对中国文化的特征、儒家的学说和人生观，孔老墨的思想发展背景、实行儒家文化的后果等，提出了新解释。指出“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伦理等在中国之所以能生存不变至二千余年的原因，便是全凭农业生产组织”。农业生产方法进到工业生产方法，才能引起生产力的大变动，这样，最重要的就是产生了资本、知识、教育、组织、秩序五种新生产之要求。“有了以上五种新生产之要求的设备，这便是由农渐化为工，于是‘新世界’生。”这里所通俗表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史观，实际上是关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进化的现代化理论的最基本观点。这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转向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来研究中国与世界的演进历程，《评中西文化观》大概是这方面最早的一部系统性论著。这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中国现代化启蒙思想运动留下的珍贵遗产。 必须指出，关于中国文化复兴的思想，并不始于梁漱溟，在梁启超、蔡元培的文章中早已提出，严复的后期言论也露此端倪，孙中山更是一贯有此思想。正如蔡元培所说：孙氏“是为国粹与欧化的折中”（《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孙中山没有参加东西文化观的论战，但他热情赞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他早就深知近代西方文明的弊端，所以一贯主张把中国固有文明与近代西方新文明相结合，认为这样才能使中国“驾乎欧美之上”。他一贯反对盲目抄袭西方，在他制定的第一个现代化纲领《建国方略》的“物质建设计划”中，讲完总的建设计划之后，特别指出中国建设不能追随“西方文明之旧路径”。他打了一个比喻，哥伦布航行美洲时，从欧洲绕道极远而到美洲，而现在则可采取“直捷方向”航行。我国的经济建设也要取得“最直捷之途径”。他一再提倡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用日本学习欧美文化取得成功的经验来鼓励国人的现代化的斗志。在这方面，他显然高出于同时代的那些启蒙思想家。但孙中山以为中国对于外国的长处只要能够“迎头去学，十年过后，虽然不能超过外国，一定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三民主义》）。很显然，这一估计失误是与他对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深层结构缺乏认识，对于旧体制改造的艰巨性缺乏深刻理解是分不开的。 二、现代化概念的初步形成—— “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 过去审视30年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起伏变化，局限在文化“围剿”与“反围剿”的框架之中，这里扩大视角，提出探索中国现代化概念的形成问题。 “现代化”一词，在“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观的争论中，已偶尔出现，如有所谓“近代化的孔家思想”的提法。1929年胡适为英文《基督教年鉴》写的《文化的冲突》一文，正式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现代化”的提法。但“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词汇在报刊上使用是在30年代。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创刊周年纪念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征文特辑，大概是这个新概念运用的正式开端。这次征文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国民经济衰落和东四省丧失的背景下举行的，重点讨论两个问题：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二、中国现代化应当采取的方式以及实现这个方式的步骤。 这次讨论会共收到10篇短论和16篇专论，作者包括了当时学术界知名之士如陶孟和、吴泽霖、金仲华等人。征文提出的观点五花八门，论述深浅不一；但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总的趋向性意见，多数人都是一致的，即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现状下，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主张走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如大体作一统计：完全赞成走私人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有1篇；认为应采某种社会主义形式或以社会主义作为终极目标的，约有5篇；认为应兼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之长，或主张采取非资本主义形式、统制经济、节制资本的，约有9篇；未正面回答采取何种方式而强调或专论工业化、产业革命、国民经济改造为先决条件的文章，约有5篇；没有明确回答问题或讨论其他问题的，有3篇。虽然论者对现代化缺乏统一认识，但认为应“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提高”以及类似的论文，在讨论中明显占上风。这次征文讨论可以看作是知识界一次小型的民意测验，对民族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思想回应，较之20年代东西文化之争时对西方文明进行抽象而空洞的辩护有很大的不同，反映了中国思想界对世界潮流的趋向认识的讲步。 在这次讨论之后不久，1935年初，陶希圣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是当时国民党授意作的一篇洋洋大文，实际上尽是浮词和同语反复，空洞无物，“宣言”的未宣之言是要用三民主义文化统一中国。无论它的政治用意如何，“宣言”一经抛出，就立即引起全国文化界的热烈讨论。这是继“五四”前后那场大争论之后思想界的又一场大争论。涉及的不只是文化问题，而是由此引出中国的出路即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 所谓本位文化建设，从中西文化冲突的角度来看，是本位文化受到外来文化严重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20年代有过一次，30年代是第二次。在这场论战之初，站在“宣言”即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对立面、观点最激烈的是主张全盘西化论的陈序经。他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1934年1月出版）中首先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指明是针对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观点而发，因此实际上是20年代论战的继续与发展，于是对十教授宣言的评论也引起对全盘西化论的观点的评论。 胡适的“文化惰性”理论 在这里，有一学术公案必须予以澄清。近年来，海内外学者都有人根据胡适在这场论战中偶尔使用“全盘西化”一词，把他划为“全盘西化派”。事情是这样的：在讨论开展之初，陈序经或别的论战者都没有把胡适归入全盘西化派，而是归入“折衷派中之一支流”。这是有案可查的。胡适由于被人说成是折衷论者，就在陈序经逼他明确表态之后，在《独立评论》142号的《编辑后记》中声明：“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论的不可能。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这一声明为全盘西化论大为张目，一时群起而攻之。胡适察觉到“全盘”一词不妥，于是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用字的疏忽”，声明“全盘”的意思不过是“充分”而已，提出改用“充分世界化”一词来代替“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始终是近代西方文明最积极的鼓吹者和传播者，他对西方文明的政治制度和道德价值观的推崇简直是五体投地，甚至否认有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存在，但是对祖国的文化遗产从未采取过否定一切的态度。早在“五四”时期，他就提出“研究学问，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就是用科学的精神、批判的态度去重新估定文化遗产的价值。因此，只能说胡适是一位“一心一意的西化”派或“充分的西化”派，决不能说他是全盘西化派。 胡适之所以一心一意鼓吹“西化”，是由于他持激进的文化革命观，其基础是他有一套独特的“文化惰性”理论。胡适认为，在多种文化冲突中进行自我调整，绝不能采取折衷态度。因为旧文化有一种“惰性”，这种惰性的根子可能在于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生活习惯，构成为某一文化的“本位”，即使物质生活骤变，思想学术改观，政治制度翻造，那个本位都不会有毁灭危险。因此有远见的领袖们不应焦虑中国本位的动摇，而应焦虑那固有文化的惰性太大。要改造中国，“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的新文化”（《编辑后记》）。胡适的这种独特的西化理论，当时就有人称之为“文化的自然折衷论”。我认为这就是胡适坚持必须尽量接受西方文明的重要根由。这种看来非常过火的西化观，同我们常说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其精神是一致的。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可说是一种颇有独到之见的文化的“涵化”理论。拚命走极端，再让文化的惰性拉向折衷调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倡导此说还是可以理解的。只要看看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经历了多次大革命的震荡仍未能彻底冲掉旧文化的惰性，就知道此说确有某些可取之处。不管怎样，这一激进文化革命观决没有意思要根本否定祖国的历史文化。这一点，在胡适对中国本位文化观提出尖锐批评的同时，有明确的表白。他认为应该虚心接受西方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的朝气锐气来打掉我国“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中国本位文化中“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辉光大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这些观点，胡适几年前就在《文化的冲突》一文中阐明过。如果认为胡适为了政治上倒向国民党而修改自己的观点以与十教授调和，那是完全错误的。 现代化概念：中国思想界自身认识深化的产物 1935年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讨论，实质上是关于如何重建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较之“五四”前后中西文化观的讨论和1933年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广度与深度都前进了一大步，学院习气也要少得多。在几个月中就留下大约150多篇论文，参加讨论者包括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各种观点都自由地畅抒己见，看法非常分歧，有主张资本主义化的，有主张非资本主义化的，有主张民族资本主义性的文化即三民主义的文化，也有主张介绍社会主义文化的，但这场大争论仍反映了当时思想界的一般动向。 一、在这场争论中，全盘西化论刚亮出旗帜，就遭到从西化派到中国文化本位派的批评与责难，可见其立论之脆弱。有人指出，既然全盘西化最终也仍要折衷和妥协，这实际上已从根本上否定了全盘西化论的观点（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胡适也在讨论中收回了自己支持全盘西化的提法。也有人在讨论中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并解释为“全盘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来“调整中国固有之优美文化”，这可视为是“全盘西化”论的修正观点（熊梦飞：《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但总的说来，在这次讨论之后，“全盘西化”这个昙花一现的口号，在中国思想界几乎完全无人再提起了。 二、“五四”以来中西文化之争，辩论的双方大多是持僵硬的文化观，采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好就绝对的好，坏就绝对的坏。胡适对近代西方文化的执迷态度是一个突出的表现。在这次讨论中，对如何认识西方文化的问题，持分析态度的意见显然占上风，不论对资本主义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都提倡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就是大力支持西化论的人也客观地分析了西方生活方式之缺陷，指出西方文化也有历史的惰性，特别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是“奢侈文明”、“拜金主义”，以及阶级斗争、国际斗争之残酷；指出中西文明之不同是农业经济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之不同，中西文化比较从文化层次扩大到经济层次。 三、“中国本位文化”论与西化论的两极对立，在讨论中逐步接近，或者说是互相吸收。西化派放弃了“全盘”的提法，而本位派也不断充实对“本位”的阐释，提出建立“中国本位意识”的观点。一是要彻底检讨我们自己民族的优点与缺点，这叫作“认识自己工作”；二是须尽量探索欧美各强的实情和欧美文化的本质，这叫作“认识他人工作”；三是多多研究各民族各文化过去的盛衰兴亡史实，发现其所以兴盛、所以衰亡的因果法则，以衡量我民族文化的生存能力，这叫作“比较认识工作”（刘jié＠①敖：《中国本位意识与中国本位文化》）。这较之东西文化讨论时的泛泛空论，有明显的进步。 四、在讨论中，不论是主张西化论者还是主张中国本位论者，都逐步产生一种新认识，即用“现代化”这个新概念来取代“西化”或“中国化”等概念。“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方向：第一，发展自然科学，这是现代化的根本基础。第二，促进工业发展，一个国家若无现代工业，平时无法生活，战时无法进攻。第三，提倡各种现代学术，没有现代学术也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第四，思想方面的科学化，以使我们的思想、态度和做事的方法都现代化、效率化、合理化（张熙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 30年代的文化争论是20年代文化争论的继续和扩大。从“东方化”引出“中国本位”观点，从“西化”引出“现代化”的观点，表明中国思想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想认识在逐步深化中。把现代化的基本概念确定为工业化、科学化、合理化、社会化，在这些年中也基本形成。中国知识界通过自身的思想论辩与探索得出的现代化概念，与战后西方学者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提出的现代化概念是基本一致的。到40年代初，现代化一词引起哲学家讨论的兴趣。冯友兰曾指出“西化”改为“现代化”是一种见解上的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觉悟是很大底”（《新事论》）。 近年来西方流行的一种现代化理论，是二次大战后美国学术界提出来的，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舶来品。实际上中国从自己的实践中提出现代化的概念和观点，早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约20年。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理论界对于自己的丰富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探索都远远地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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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2016届山西省高一上学期期中考试历史试卷（解析版）
题型：综合题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罗马人在思想意识方面也许最重要的一个贡献是，他们的法律是基于理性而不是习俗。罗马人最早的法律是于公元前450年前后制定的《十二铜表法》，是一部简单、保守、代表农业民族的成文法。随着商业和帝国的发展，生活愈益复杂，原先的法律不再能满足需要。……因而他们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万国法》，即国际法。他们认为这部法律对罗马人与非罗马人皆可适用。&&&&&&&
&——《全球通史》
材料二 这一事件（西罗马帝国灭亡）虽然现被普遍地当作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标志，但在当时，只是说明帝国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分崩瓦解的过程已告结束，并没引起多少注意。如果要了解“罗马陷落”的原因，如果可使用大动乱这一传统说法，那就必须确定这一长期然而无情的衰落，直至湮没无闻的过程的动力是什么。
充当应对“陷落”负责的工具的，当然是日耳曼蛮族。因而，有位法国历史学家断言说：“罗马文明不是自然消亡的，而是被扼杀的。”
最近，有位美国历史学家说：“虽然战争显然是灭亡的原因……但帝国的机质性病是经济。”……
技术阻滞不前的根本原因看来在于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是所有这些文明的普遍公认的组成部分。甚至在古典希腊，虽然那里的奴隶制度从未象在罗马那样猖獗过，但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已宣称，有些人生来是统治者，有些人生来是被统治者；如果后者拒绝接受预先注定的命运，那么象追猎“野兽”一样追逐他们直至捕获，“自然是正当的”。
奴隶制度的影响是有害且多方面的。它使奴隶失去改进其所操行业的传统操作方法的积极性；只要有大量的奴隶劳动力可获取，它也使主人丧失促进技术革新的动机。因而，在韦斯巴芗统治时期，当在令罗马圣皮特罗广场坚立一座方尖碑时，虽然当时有位发明者提出了一项可以大大方便竖碑的技术措施，但皇帝为了不让奴隶们有空可闲，宁愿让他们继续从事体力劳动。同样，水车虽然早在公元前 1世纪已为帝国东部行省所知道，可直到公元4世纪奴隶来源枯缩之时，才为罗马所采用。
军队从前一直是获取奴隶和物质财富的有用的来源，而现在成为沉重而不可避免的负担。同样，扩张时期肿胀起来的官僚机构，现到了收缩时期，证明是难以忍受的。过度的支出导致最终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工业从城市转移到乡村和大庄园意味着帝国在实行重新分配。大庄园不仅拥有农业劳动者，而且有各种工匠，因而变得愈来愈自给自足。而大庄园愈自给自足，帝国经济则愈分解为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单位。
经济上的分散必然伴随以政治上的分权。随着贸易的衰落和国家岁入的减少，帝国大厦不再能支持下去，并慢慢地开始崩溃。……正如一位经济史学家所指出的，“危机先于严格管制”。
——《全球通史》
（1）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古代罗马帝国繁荣强大的原因。（4分）
（2）据材料二，概括指出罗马衰落的因素。（8分）
（3）据以上所述，从罗马法律制度的层面分析看，西罗马帝国衰落的说明什么。（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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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2014届辽宁丹东宽甸二中高二上期期末考试历史卷（解析版）
题型：综合题
阅读下列材料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球是不动的，太阳、月亮、行星和恒星都以圆周为轨道围绕地球公转。公元2世纪，这个思想被古希腊学者托勒密精制成一个完整的宇宙学模型。然而，1514年，波兰教士哥白尼提出了一个更简单的模型。他的观念是，太阳静止地位于中心，而地球和行星围绕着太阳做圆周运动。后来，德国人开普勒和意大利人伽利略公开支持哥白尼的理论。同时，开普勒修正了哥白尼的理论 ，提出行星不是沿着圆周而是沿着椭圆运动。……虽然他几乎是偶然地发现椭圆轨道能很好的和观测相符，但却不能把它和他的磁力引起行星围绕太阳运动的思想相互调和起来。只有到了更晚得多的1687年，这一切才得到解释。这一年，英国科学家牛顿出版了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也许是物理学中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著作。
在现实中经常发生的是，设计出的新理论实际是对原先理论的一个扩展。例如，非常精确地观测水星，发现它的运动和牛顿引力理论预言之间有一个微小的差异。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理论预言了和牛顿理论略微不同的运动，和观察到的相符合，而牛顿理论做不到，这个事实是对爱因斯坦新理论的一个关键证实。
——霍金《时间简史》
读后请回答：
（1）哥白尼提出了什么新的天文学理论？当时处于什么思想文化运动发生之时？（4分）
（2）牛顿又提出了什么新的物理学定律？（4分）爱因斯坦又怎样发展了牛顿的科学理论？（2分）
（3）归纳概括牛顿和爱因斯坦科学理论贡献的相同之处（8分）
（4）这些科学家的事迹给了你什么启示？（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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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2014届江苏南通海安县高二上期期末考试历史卷（解析版）
题型：综合题
商鞅变法和北魏孝文帝改革都是社会转型时期进行的重大改革，两次改革不囿于传统，除旧布新，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
——《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二&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李）安世乃上疏……高祖深纳之，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九年（公元485年），下诏均给天下民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于是海内安之。
——《魏书》
（1）据材料一、二，商鞅变法和孝文帝改革在土地问题上分别采取了什么措施?简要分
析采取这些措施的不同原因。（4分）
（2）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说明两次改革“除旧布新”的形式有何不同，并指出其对历史发展所起的相同作用。（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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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2011年山东省兖州市高二下学期期末考试历史卷
题型：综合题
【历史上重大改革眸】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魏、楚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李斯《谏逐客书》
材料二& 九年（即太和九年，公元485年），下诏均给天下民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对实行两年休耕轮作的）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人多地少的地方）乐迁者听逐空荒……
——《魏书·食货志》
材料三& 市易法垄断货源，“凡商旅所有，必卖于市易”，结果造成“卖梳朴则梳朴贵，卖脂麻则脂麻贵”的局面。尽管王安石声称市易法的目的是“通有无，权责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但是实际结果是“官中自为兼并”“商贾为之不行……而上下均受其弊”……市易法之弊，连最初倡行市易法的魏泽宗都“愤惋自陈，以谓市易主者摧固掊克，皆不如初议，都邑之人不胜其怨。”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指出商鞅为实现人民“殷盛”而采取的措施。（4分）
（2）根据材料二，概括北魏孝文帝改革时鼓励农耕的措施并分析其作用。（4分）
（3）根据材料三，谈谈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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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学年辽宁省铁岭六校高三上学期第二次联考历史卷
题型：综合题
（13分）人类进入近代以来，各国的孤立状态逐渐被打破，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来往不断扩大、日益频繁。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在（公元）1500年以前，阿拉伯和意大利商人在亚欧大陆上从一个地区运货到另一个地区，而货物主要是奢侈品、香料、丝绸、宝石及香水。但是到18世纪后期新世界的种植场生产的大量砂糖、咖啡及棉花等大部分运往欧洲出售；西班牙人也向新世界引进欧洲各种水果，如橄榄以及葡萄。美洲的特产也被流向世界各地，如玉米、马铃薯、西红柿、番薯、花生、各种豆类及南瓜、可可等。& &&&&&&&&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
材料二：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郑永年指出：所谓的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个外延，在一个国家内部，自己的国家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也是不可能持续的。
…… 环顾当时的世界，法国正处于君主专制的鼎盛时期；……大清王朝268年的江山才刚刚坐了44 年。但是英国，这个地处边缘的小国，却在历史性的转变中抢了先机，已经率先到达了现代文明的入口处，即将一步步稳健地走向世界的中心。在下两个世纪里，它将傲视全球。
&&&&&& &&&&&&&&&&&&&&&&&&&&&——《 大国崛起 》之“走向现代（英国）”
材料三：火车、轮船、电报等新式交通工具和电讯器材的出现，把世界各地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紧紧联结在一起。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使欧洲到印度的航路缩短了4000英里。1914年竣工的巴拿马运河则使旧金山到利物浦的航程近了5666英里。轮船的不断更新使航速大大提高，欧美航程从42天缩短为5天，从伦敦到加尔各答也由3个月减为18天。此外跨洲铁路的修建，加强了洲际联系。有线电报、电话和无线电报的普及，使世界通讯网络得以形成。&& &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⑴ 根据材料一说明18世纪后期世界发生了哪些变化?（2分）简析其原因（2分）．
⑵ 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7～18世纪的英国是如何“在历史性的转变中抢了先机”的？（3分）
⑶ 根据材料三，简要概括科技进步促进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的主要表现。（3分）
⑷ 根据材料五的三幅图，分析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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