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安全”迷梦：后发海上强国的心理隐疾
来源：现代舰船日 15:06
类似的“海军热”并不是第一次在后发强国出现。　　日，德皇威廉二世出席了本国第一艘无畏舰“拿骚”号(SMS Nassau)的下水仪式，这艘安装有1 2门1 1英寸主炮的巨舰是旨在将帝国海军一线兵力增加到38艘主力舰的“第二次舰队法案”（1900年）的一部分。仰赖稳定的财力供给和雄厚的工业基础，德国到1914年夏天为止已经建成一支包含1 7艘无畏舰、22艘前无畏舰和5艘战列巡洋舰的世界第二大舰队，为争夺“阳光下的土地”(Placein the Sun)准备好了工具。“公海舰队之父”提尔皮茨创建的中产阶层社团“德意志海军协会”(DeutscherFlottenverein)拥有包括270名大学教授一一马克斯·韦伯和汉斯·德尔布吕克都在其中——在内的11万余名会员，经由学术倡导、媒体渲染和群众集会，他们把对海洋事务的关注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运动。　　在那之后几十年，日本和俄国也上演过类似的剧目。然则剧情虽感人，但德意志第二帝国、旧日本帝国以及苏联海军在追逐其战略目标——获得全球范围的海上统治权——方面终归是失败者；甚至可以说，失败的原因与这种“热血崛起”本身就存在关联。以德国为例，在尚未于欧洲大陆获得可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威廉二世就早早暴露了对海上优势的觊觎，这使得身为头号海上强国、同时又是欧陆均势传统维护者的英国立即启动了制衡机制。本来只是伦敦诸多顾虑之一的柏林“自我暴露”，成为皇家海军最集中的靶子，而德国身为中等国家(Middle Power)的地理现实以及与强敌为邻的困境便得它永远不可能同时保有第一强的陆军和第一强的海军。继以濒临“窄海”的困境，斯卡帕湾自沉的结局早在1914年开战时就已注定了。　　对德国追逐海权努力的失败，已经有无数战略家做出过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分析，笔者选译的“历史的韵脚”一文（译文载&现代舰船》2011年12月B刊和2012年3月B刊）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而在1966年刊发于《当代史杂志》的一篇旧文中，今天已是著名历史学家的乔纳森·斯坦伯格(Jonathan Steinberg)发明了一个术语“哥本哈根综合症”(The Copenhagen Complex)，用以形容德国人在投入海军竞赛时那种惴惴不安以及焦虑的心理状态。这个术语得名于1807年的著名战例：当年夏天，为了防止中立国丹麦加入拿破仑的大陆封锁同盟，3万名英国士兵突然入侵这个北欧小国，在三个星期内攻陷了哥本哈根，把停泊在那里的丹麦海军全部舰艇拖走，并放火焚毁了船坞。　　斯坦伯格认为，在1914年之前的将近二十年里，德国领导人和海军高层始终被一种可能遭遇“哥本哈根式”先发制人打击的恐惧所困扰。他们总是担心在某一个和平的下午，英国第一海务大臣约翰·费舍尔勋爵的舰队会奕然出现在威廉港和基尔外海，一通炮火把公海舰队那些漂亮的新主力舰送入海底，而德意志帝国的世界地位也将像对马海战后的俄国一样一落千丈。为了抵消这种恐惧，德国人在对外政策和海军建设方面做出了一系列不理智的决策，结果不仅没能改善战略环境，反而造成“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使得与英国的胜算不高的对抗成为唯一和最终的战略。正如后俾斯麦时代德国外交战略的设计者冯·霍尔斯泰因(Friedrich von Holstein)在1898年所写的那样：“德皇长久以来一直担心英国可能在某一天突然袭击我国；提尔皮茨抱有相同的恐惧，而我则从他那里理解了这种恐惧，后者可以作为最有力的论据导向两个选项：要么放弃我们的殖民地，要么扩充舰队。”“铁血宰相”俾斯麦成功使德国成为全欧洲最被倚重又危害最小的强国。他的继承者既无纵横捭阖的手腕，又缺乏节制观念和耐性。德国领导人不是调整政策来适应现实，而是强行在不适宜的环境中推行既定政策。（凤凰军事）　　进一步说，“哥本哈根综合症”其实根源于德国领导人对“绝对安全”(Absolute Security)的迷恋。由于追求绝对安全，他们在扩充军备、尤其是海军军备方面完全不考虑他国的反应，只是一厢情愿贯彻本国的意旨；而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绝对的安全往往导致绝对的恐惧(Absolute security always leads toabsolute fear)。当感受到威胁的英国在军备和外交上对德国的大舰队计划作出反应时，当下实力还处于劣势的德国人马上陷入了惊慌：恐惧被传导了回来。从这个角度看，柏林对追逐海上统治权的政治后果在心理和政策上都没有做好准备。　　俾斯麦体系的深意　　在1848年之后的整整一个世纪里，普鲁士一德意志问题始终是欧陆政治的核心议题，而年的战争令这个问题提前明朗化了。作为拿破仑战争之后“不列颠治下和平”(Pax of Britannia)的承载者，英、法、俄、普、奥五强在大陆上的力量分布应当是总体均衡的，如此才得以协调方式避免大规模冲突。但普鲁士因为一场意料之外的胜利，在列强来得及作出反应之前就完成了统一，这使得中欧核心地带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口总量、经济潜力和军事实力可以达到其他国家两倍以上的“巨型中等强国”，颠覆了多极格局，也造成了欧渊国际体系的重新洗牌。作为新国家的缔造者和年间德国外交路线的制定人，俾斯麦窥见了统一带来的结构性震荡：从1875年前后的一系列国际事件看，甚至“韬光养晦”的低姿态和公开的善意表态都不足以抵消这种震荡了。对德国以外的诸强而言，这个国家的强大本身就是一种威胁。而在各种不利因素之中，德国本身的地理位置乃是最大的软肋：它的世仇和最大安全威胁法国盘踞在卧榻之侧，英国和俄国两个“侧翼大国”则有机会从东西两侧包围中欧，使德国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是以新国家在外交路；线上必须张弛有度：一方面要运用其实力，使其他大国对德国产生利益需要和信赖感；另一方面，这种利用又要“适度”，不至于激起针对德国的制衡联盟。　　于是，1890年之前的德国外交，或者说“俾斯麦体系”(TheBismarck System)，就成为一系列由精心编织的利益链条构成的网络：对奥匈，与之结盟但约束其行动，使维也纳不至于因自行其是而把柏林推向俄国的对立面；对俄国，以一个善意的德奥同盟作为砝码、吸引其加入，令彼得堡放弃与法国结盟的打算，同时在东方问题上暗中支持俄国与英国对立，消弭两个侧翼大国步调一致包囤德国的机会；对法国，表面上予以安抚，使其在不可能称雄欧洲的情况下转而朝非洲和东方发展，从而与英国的殖民利益冲突；对英国，明确表态将专注欧洲事务、无意插足海外，同时在埃及事务和海峡问题上协助英国牵制法俄，换取伦敦的友谊。这样一来，英、俄、奥三国需要德国的程度将大于它们相互需要的程度，而各国之间亦因为俾斯麦的拨弄和诱导，保持层次各异的冲突。这样一来，德国就成了大国事务中最有分量的中间人，它的国际形象被认为是积极的，它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工业进步也没有被认为威胁到了和平。　　俾斯麦体系的基本假设在于：德国由于地理位置不良，既不可能肆无忌惮地追求欧陆霸主的地位（那将重蹈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覆辙），也不可能在没有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情况下，突然跳到海外去建立某种“世界帝国”。在欧洲的“相对优势”( Relative Advantage)是最可取且风险最低的：当时的世界体系基本上以欧洲为中心，只要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不可替代，它完全不必去新建一个有形的世界帝国就可以成为无形的第一等大国。但这种战略的维系首先需要严格地节制力量，其次需要保持灵活，随时依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做出调整。俾斯麦对第一项要点的强调有时近于偏执，当他在年因为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必须在非洲和南太平洋开拓殖民地时，依然坚持不发展大海军，因为无海军的德国在维持其海外殖民地方面先天地受到头号海上强国英国的制约，因之使伦敦感到是可以接受的。　　“世界均势”与欧陆僵局　　但以威廉二世、霍尔斯泰因以及提尔皮茨为代表的“新德国人”不满足于这一点。他们不屑于仅仅充当欧陆均势的中间人，而是要“以欧洲均势带动世界循环”（兰克语），在更大范围的“世界均势”中去和英国这样的巨型殖民帝国分庭抗礼。对本国工业实力、军事力量乃至文化传统的迷恋还造成了狂热的“德意志天命论”，德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好像不再是出于对核心利益的评估和对手段的协调，而是由某种毫无妥协余地的宗教热情在驱动。于是，俾斯麦一下台，他为了确保孤立法国和德国东方安全而设计的德俄“再保险”条约(Reinsurance Treaty)就被抛弃了，彼得堡随后倒向了巴黎（1892年）；而奥匈作为德国唯一可靠魄盟友，实际上已经可以“绑架”柏林的对外政策了。　　当然，威廉二世和荷尔斯泰因们相当重视英德关系，这种重视不仅是出于利益考量，还带有一点“羡慕嫉炉恨”的感情色彩。威廉二世这位有着一半英国血统的皇帝，对他母亲的祖国尤其抱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情绪，后世的一位英国作家概括道：“他总一，是摇摆于成为一名英国绅士和一位普鲁士亲王这两种欲念之间，而这两种欲念本身又相互对立。”（迈克尔-贝尔福：&德皇及其时代》）“新德国人”对不列颠的全球帝国和海上统治权感到艳羡，渴望分享这一切，但他们打算在不引发伦敦敌意的状态下实现其目标。因此，当德国在1890年前后开始寻求与英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时，举止之殷勤简直近于献媚。1909年，英皇爱德华七世访问柏林，与外甥威廉二世同乘马车前往皇宫。这对亲戚之间的关系并不友好，威廉二世经常称爱德华为“老恶棍”。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心理动因在于威廉二世对作为全球帝国的不列颠及其支柱——“大海军”既畏惧又嫉妒，他和提尔皮茨都有相当程度的“恐英症”(Anglophobia)。（凤凰军事）　　但伦敦并不稀罕柏林的献媚：英国的外交传统是在欧陆均势遭到破坏时才采取行动，而法俄同盟刚好与德奥形成了均势，英国没有必要为德国张目；另一方面，虽然俄国是英国在中亚乃至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对手，但由于法俄集团和德奥的对立，即使不给予柏林额外的“奖赏”，柏林也会去遏制圣彼得堡，英国对德国没有太大的战略需求。于是到1895年前后，俾斯麦时代的欧陆安全体系已经被彻底破坏，德国先是丧失了孤立法国的可能性和俄国的善意，又没能把英国拉拢过来，陷入了外交僵局。这显然是不节制和不灵活的恶果。　　在这种情况下，柏林转而尝试以炫耀力量的方式“敦促”伦敦与之接近。1896年．在英国南非公司的詹姆森特遣队偷袭南非德拉士瓦共和国失败后，威廉二世公开致电德拉士瓦总统克鲁格，祝贺他“成功击败了入侵贵国的武装匪徒，从而维护了国家独立”，并且建议法国和俄国一同表态；另一方面，德国外交部又向英国发出密电，宣称如果伦敦不加紧建立英德同盟，德、法、俄三国就要一起抵制英国在南非的行动。然而这一荒唐企图在一个星期之内就破产了——法俄对于贸然和英国翻脸毫无兴趣，柏林却在英德关系处境微妙的状态下，自己跳出来当了靶子。“克鲁格电报事件”之后，英德关系开始急转直下，也就是在这个阶段，“被哥本哈根化”成为了德国领导层最惴惴不安的梦魇。　　从“哥本哈根综合症”到“风险理论”　　从权力政治角度看，“哥本哈根综合症”的出现与德国新领导人对俾斯麦时代欧陆均势的厌弃以及对“世界强国”地位的向往有关。在威廉二世看来，欧洲强国的身份并不值得羡慕，它在积聚和使用力量方面受到诸多限制，尤其需要提防其他国家的联合制衡；一但如果德国迈过了欧洲和世界之间的“临界点”( TippingPoint)、成为了某种和英国类似的“世界强国”，欧洲国家就不再具有反制它的能力了，而德国却可以随心所欲地惩戒任何挑战者。但到1896年为止，这种世界强国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英国，而它可以在德国越过“临界点”之前就摧毁后者。　　与这种对世界权力的痴迷相伴随的是对暴力绝对作用的崇拜。柏林有一个有趣的逻辑：既然不列颠可以在1807年破坏丹麦的中立、对其进行预防性打击，那么在1896年它也完仝可以不顾国际道义，先发制人地进攻德国。这一论点的潜台词在于，只要成为了“世界强国”，国际道德的约束力就不复存在，就可以为所欲为：类似的“中二病”和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是完全吻合的。而由于马汉经典海权学说的流行，在1890年代，每一个德国人都相信只有建立强大的海军才能获得更多殖民地和世界强国的地位。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在英国眼皮底下打造这样一支舰队。　　从德国人开始觊觎海上强国地位的第一天起，“被哥本哈根化”的不安就笼罩着他们。1897年，这种郁躁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当时海军参谋冯‘施罗德上校(Ludwig vonSchroeder，一战末期出任波罗的海战区海军司令）认定英国即将对德开战，他建议实施“反哥本哈根化”行动，抢先对英国进行偷袭。施罗德制定了一个入侵比利时和荷兰的计划，准备从低地国家的港口派出几支舰队，首先摧毁英国东部海岸的港口和舰队，随后运送两个集团军在泰晤士河口登陆，为了确保突然性，行动将以不宣而战的方式进行。　　当然，并不是所有德国人都如此冲动。海军部国务秘书提尔皮茨海军少将明确指出了施罗德计划的脆弱：“如果缺乏来自本土的支援，单靠两个集团军根本不足以在英格兰站稳脚跟。”面当时还是一支近岸海军的德国舰队既没有能力实施跨海登陆，又不可能为两个集团军提供后续支援。提尔皮茨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兴建一支“风险舰队”( Risk Fleet)，一支其“实力只须使最强大的海军要毁灭它都须付出极高的代价，代价之高将损及其世界海军的地位；于是只要想到此种风险，即足以产生吓阻作用”的舰队。若能拥有这样一支舰队，德国遭遇“哥本哈根化”的概率将被压缩到最小程度，同时又能获取世界强国地位；而因为这支舰队主要采取防御态势，它并不需要大到和英国海军并驾齐驱的地步。在这一“风险理论”的指导下，第二帝国议会于1897年和1900年先后通过了两次舰队法案，决定将海军一线主力舰增加到38艘，并以追赶英国作为长期建设目标。　　但“风险理论”也存在明显的漏洞：从当下直到“风险舰队”最终建成的那一天之间，有一个为时不短的“危险区”( Danger Zone)，如果英国在“危险区”之内对德国海军发动哥本哈根式打击，德国人依旧没有还手之力。为了降低被摧毁的概率，除了加快造舰速度、以尽可能缩短“危险区”外（这种做法直到1907年后才被采纳，因为倘若德国海军的实力在短期内出现井喷式上升，则它们是针对英国而非法俄的动机兢会暴露，提尔皮茨很忌惮这一点），还需要在外交政策上作出配合，尽量缓和英德关系，为造舰计划争取时间。作为世界第二大舰队的缔造者，提尔皮茨可谓精明的“海权掮客”。他成功利用威廉二世在海军事务上的幼稚，使德国外交政策为海军建设服务。（凤凰军事）　　名不副实的“世界政策”　　围绕着“风险舰队”的建设，德国从1897年起开始推行一项内涵庞杂、兼顾国内与国际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在国内，提尔皮茨引导舆论宣扬“大海军-国际影响力-世界强国地位”这组三位一体的必然性，使工商业利益集团和鼓吹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成为海外殖民以及大海军建设的拥趸；在国际上，它倾向于采取中间路线，避免立即陷入与英国或法俄的冲突，以赢得稳定的外部环境。但就本质而言，这项政策完全是短期性和功能性的：德国决策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缺陷并没有因“走出欧洲”而得到解决，而“世界政策”除去提供了一张“世界强国”的画饼外，别无其他药方：1897年之后，德国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像样的海外利益。　　至于“大海军可以为德国提供保护海外利益的工具以及通往世界强国地位的直通车”，更是不折不扣的神话：德国那点可怜的海外利益远不需要一支世界第二大舰队来保护，至于和强国地位匹配的工业实力以及经济增长，借助以铁路为代表的大陆经济模式也可以获得。在国际上，德国赖以确保生存的欧陆安全已经陷入僵局，在这种情况下另辟蹊径去追求一个虚幻的海外帝国，无异于舍本逐末。　　当然，由于英国在非洲和远东问题上分别与法俄两国存有冲突，加上财政压力对皇家海军复兴计划的影响，1898 - 1902年的英国并不介意与德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这拟乎为提尔皮茨的海军计划提供了外部保障。但德国人在三次结盟谈判中表现的“大国”架子十足，他们主观地认定英国与法俄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而德国挟实力为倚靠，正好争取伦敦更大的让步。结果，德方提出的结盟条件不仅要求英国在大陆上帮助德国对抗法俄，并且希望在殖民地上也分一杯羹，俨然要和英国平起平坐，这无异于变相胁迫——英国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缓解外部压力的临时盟友，德国人却指望一劳永逸地实现世界强国之梦，并且自信满满、毫不让步。于是，伦敦马上转向巴黎，1 904年英法达成协约，整个柏林再度被“哥本哈根综合症：所笼罩，获得了强援的伦敦看上去又有先发制人的资本了。　　德国的回应是向刚刚和日本开战的俄国伸出友谊之手，这一回，他们甚至打算把“哥本哈根综合症”也传染到彼得堡。德国驻俄海军武官冯·欣茨上校（Paul von Hintze，一战末期出任外交部国务秘书）一本正经地告诉俄国人，在他们的太平洋舰队已经被日本困住的情况下消灭，只有和德国结盟才-道。但外交部国务秘书冯‘芬(Oswald von Richthofe“与俄国结盟对我们打赢一争价值基本为零……另一方会大大增加与英国发生军危险。”果然，1 904年1 0吉事件之后，英国开始怀疑得堡的幕后推手，威廉二世再度被吓得魂不附体，担心节之前遭遇一场哥本哈根式军总参谋长比克瑟尔中将Buechsel)请求陆军总参芬伯爵抽出两个集团军去／控制日德兰半岛并关闭斯卡峡，以便把北海的舰艇转移海，防止它们被费舍尔的系但施利芬宣称陆军需要同时国作战，只能抽出6个师了1905年底，德国国内的甚至扩散到了大众中间，石一荷尔斯泰因的某乡村委员电海军部，宣称他预见到英不宣而战。　　那么，英国人是不是真有把德国舰队“哥本哈根化”的打算呢？1905年2月，英国海军部文官委员阿瑟·李(Arthur Lee，1st ViscountLee of Fareham)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宣称：“皇家海军将在其对手从报纸上读到宣战声明之前就对其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费舍尔也的确有过对德国发动预防性战争的想法。但1905年初的德国海军仅仅拥有16艘前无畏舰，其中4艘还是舰龄超过十年的旧货，根本不可能对皇家海军造成值得一提的威胁，当然也不需要加以“哥本哈根化”。更重要的是，由于德国在1905年3月爆发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表现拙劣，它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　　德国之“被包围”　　德国在摩洛哥并无生死攸关的利益，威廉二世选择在1905年发难，无非因为法国的头号盟友俄国正深陷远东，英国则不愿为法国的专属利益冒欧洲大战的风险。倘若德国抓住时机，压迫法国在摩洛哥让步并达成协议，新缔结的英法协约就可能出现裂痕，柏林甚至可能借法国之力推动德俄盟约的缔结，一如俾斯麦时代借德奥同盟吸引俄国入伙。　　但威廉和霍尔斯泰因在紧要关头犯了低级错误——为了造成德国乃是欧洲外交仲裁者的印象，他们效仿1878年的柏林会议，企图组织一次国际大会来商讨摩洛哥问题。殊不知，俾斯麦在1878年之前已经通过一系列条约和保证把德国变成了列强的中间人，召开会议不过是形式；而1905年时的德国在欧洲只有奥匈这个不靠谱的盟友，唯一的胜算是利用法国的暂时孤立，压服其单独妥协。但威廉二世过于看重牵头国际会议的“面子”，加上日俄战争后德俄一度接近结盟（德皇企图利用俄国战败的机会将其“带回欧洲”，于1905年7月在比约克岛与沙皇会面，双方草签了盟约。当时德方希望法国也加入同盟，但俄国随后反而以法国不支持为由宣布搁置盟约），柏林对德法俄同盟的前景想入非非，白白放弃了良机。结果在1906年1月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法国果然翻盘成功，德国折腾了一场而一无所获。　　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以后，“费舍尔要来了”( Fisher was coming)的阴影继续此起彼伏。但相对于此前仅仅担忧英国偷袭的情况，现在的德国处境更加险恶：德俄同盟的幻象已成明日黄花，而伴随着俄国在东方的失败，彼得堡已经没有力量在全球范围内与伦敦展开角逐了，这意味着德国现在已是不列颠唯一和最后之敌。当英国干预大陆均势、组织对德制衡同盟的可能性经由1907年的英俄协约变为现实之后，德国处在了“被包围”(Einkreisung)的状态。这种情况下，继续掩饰“风险舰队”已无必要：1906年，帝国议会通过第二次舰队法的第一个修正案，将财年开工的4艘战列舰政为按无畏舰设计建造，此即德国第一型无畏舰“拿骚”级；1908年3月通过的第二个修正案决定将财年（上半年）开工的无畏舰总数从7艘增加到12艘；到1912年5月，第三个修正案又规定到1919年为止，海军一线战列舰将增加到4个分队共41艘，其中无畏舰21艘。　　1908年，英国第一次出现了针对德国的“海军恐慌”，这标志着德国越过了“危险区”，朝最终建成“风险舰队”的目标大步迈进。现在，公海舰队即将面对的已经不再是“第二个哥本哈根”，而是“北海上的特拉法尔加”了。日，抵达苏格兰斯卡帕湾拘禁地，由协约国海军看押的德国公海舰队主力。这支“囚犯舰队”包含10艘无畏舰．5艘战列巡洋舰、8艘轻巡洋舰和50艘驱逐舰，差不多是“风险舰队”的全部家当。（凤凰军事）　　结论　　在后发海上强国追赶霸权者的历史上，“哥本哈根综合症，”是一种独特但并非妄诞的心理状态。德国人用以佐证其担忧的史例是现实存在的，1940年英国攻击退出对德战争的法国舰队的行动也证明：从传统和行事逻辑看，皇家海军在先发制人地剪除构成潜在威胁的对手方面向来不顾忌物议。　　问题在于，柏林的“哥本哈根综合症”不是发端于“风险舰队”开始对英国构成显著威胁的1907年，而是在1896年就出现了。那时的德国仅仅拥有4艘“勃兰登堡”级小型战列舰，根本不需要英国予以哥本哈根式的预防性打击——即使这4艘军舰全部出海，也会在一天之内被消灭。如此看来，柏林的“心病”出于现实因素的成分较少，由自我怀疑和安全感缺失导致的内容较多；而这种不安全感，从根本上说恰恰是因为追求“绝对安全”导致的。　　一般而言，由于国际无政府状态(lnternational Anarchy)的存在，主要大国总是彼此畏惧(Fear)和不信任，它们需要借助自助( Self-help)来实现自我保存，并以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最大化( Power Maximization)作为目标（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但如果每个国家都不加节制地追求最大限度的安全，不顾一切地强化军备，它们对彼此的畏惧和敌意只会进一步加强，这反过来又导致冲突可能性的增加和更大程度的不安全：这就是所谓“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虽然安全困境几乎不可能被永久性根除，但只要一国领导人认识到获取国际权力的根本目的是保存国家、而不是权力本身，他们在追求权力最大化时就会更多地关注相对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为此甚至可以放弃一时一地的利益，以换取较小的“反弹力”和平稳积聚权势的机会。具体到安全领域，一国若能首先明辨关系国祚存亡的核心利益，使其资源严格围绕这一利益进行配置，他们便不容易着迷于某些带有危险诱惑的“奢侈”目标，进而诱发和传导不安全。反之，若一国无视天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对安全利益的轻重缓急不做明智区分，只是抱着一厢情愿的想法，以“我认为”、“大国就应当有”这类极其理想主义的口号来指导国防建设，很容易就会陷入霸权国家挖下的制衡陷阱。倘若该国恰好又没有备选战略，只能在明知前途黯淡的情况下如履薄冰地推进，迟早会染上惊惶不定的“哥本哈根综合症”——如西谚云，“对做梦者来说，噩梦总是确实可信的”(The nightmare is always realto the dreamer)。　　作为追赶者，后发强国迷恋纪对安全的另一大后果是容易造成“预言自证”。仍以德国为例，威廉二世和提尔皮茨在1897年时觊觎的海上统治权类似英国的禁脔，在“风险舰队”建成前的“危险区”中，柏林一方面为“哥本哈根综合症”所困扰，对英国可能的报复惴惴不安；另一方面又缺乏变通，认定只要能建成“风险舰队”，挑战英国就有必胜的把握。年，德国外交部一度说服英国就海军军备问题与德国坐下来谈判，希望借助外交努力缓和两国间围绕海上统治权爆发的冲突，但提尔皮茨等人强行将英德主力舰吨位比保持在3:2的条件塞入协商前提，导致谈判无果而终，最后两国不可避免地走向战争。就这一点而言，“预言自证”也是军事路线绑架国家战略的明证。总的来看，既不存在不必调整就可以永久保障安全的国防政策，弛不存在能够一劳永逸化解所有安全困境的万能兵器。一种有利于国家生存的安全路线必须同时兼顾节制与灵活，就像俾斯麦所谠的那样，治国方略中永远不存在抽象的最优，因为“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是可实现的艺术一一是次优的艺术”(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the attainable - the art of the nexbest.)。　　链接：德国社会的“卡特尔化”　　在第二帝国走向“世界政策”以及海权偏执的过程中，不健全的决策体制和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是“卡特尔化”( Cartelization)。军事贵族和容克地主集团在整个普鲁士一德意志国家的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1871年统一之后，新兴的工商业团体乘工业革命之利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资本和社会影响力，他们迫切要求分享政治权力。然而第二帝国的政治体制又是相当简陋的，它无法通过既有的平台沟通和融合所有利益集团的诉求，这造成包括军工企业、军官团、鼓吹海外殖民的工业界代表在内的众多利益集团既势均力敌叉互不相让，由于每一方的诉求都无法得到政府的全面满足，他们转而“相互捧场“( Log rolling)，以不限制任何一方利益的方式人为扩大政策目标，使得国家在对外政策上胃口过大，缺乏有效的统筹和整合；政治体制落后还造成政府与民众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渠道，只能借助协会、社团等准政治团体渗透政治运作过程，且方便了利益集团“塑造”舆论。而德皇作为唯一和最终的平衡者，毫无节制观念，这使得情况进一步恶化。在利益集团的贪欲和民众的非理性狂热影响下，德国政府很多时候倾向于作出强硬的表态，以免被认为软弱或缺乏统治能力。　　本文为《现代舰船》供凤凰军事稿件，未经书面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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