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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中国废除科举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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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废除科举100年 李兵（湖南）　　100年前，即日，中国发生了一件震惊社会的大事――废除科举。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作出如此评价：1905年废科举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其意义相当于1861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废藩。　　至清末，科举制度被视为“败坏天下之人才”、阻碍教育体系发展的罪魁祸首。于是，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大员于公历日（农历八月初四日）向朝廷建议，尽快废除科举制度，以便解决人才匮乏的问题。面对内忧外患，清廷只好宣布立即废科举。这样，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其后100年中，科举制度成了“历史垃圾”的代名词。文学作品刻画的一些科举人物，如范进、孔乙己、陈世美等等，让当代中国人对科举制度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成见。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科举制度果真一无是处吗？笔者认为，现在应该客观总结和评价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　　首先，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文官，是中国古代在人才选拔制度方面的一个历史性跨越。在科举制度产生之前，中国古代文官选拔制度发展史上，先后出现过贵族世卿世禄、察举等制度。世卿世禄制度几乎完全不考虑个人才能，而仅以血缘关系为选拔依据，因而完全被大贵族所垄断。　　汉代实行以察举为主要内容的选官制度，以推荐为主，目的在于选拔在道德修养和社会声望都出类拔萃的人才。　　通过这种方式，汉代统治者确实选拔了不少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为汉代的繁荣提供了较为充足的人才资源。但察举制度存在着所有推荐制度难以克服的弊端，即被推荐者的范围被局限，加上缺少具体的考察手段，被举荐者往往可以弄虚作假，使察举制度在汉代后期成为世族门阀获得政治特权的重要工具。　　而科举制度则向中下层知识分子开放，几乎所有士人都能报考，大大改变了世族门阀把持朝政的局面，扩大了统治基础。　　不仅如此，最高统治者通过不断完善科举的各项制度，将“取士不问家世”作为科举考试宗旨，力求尽量达到“一切以程文为去留”（陆游语）的状态，为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提供了相对公平、客观的竞争环境。　　士人能否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关键在于能否在科场中写出高水平的文章。这样，世袭制、推荐制中的人为因素，都被科场规制剔除，文章表达能力成为决定士人前途的重要因素，这对极不平等的传统社会而言，无疑是一个历史性跨越。选拔大批德才兼备人才　　其次，科举制度选拔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科举是统治者为选拔文官而设立的考试制度，其目的在于选拔一定数量的人才充任各级文官。值得注意的是，科举制度不仅选拔了大量的政治家和各级官吏，而且进士中也涌现了大量的文学家、思想家、军事家，甚至还有不少科学家。　　虽然唐代的科举制度处于初创阶段，很不完善，但其选拔功能却已发挥得相当充分了。　　至唐代中后期科举制逐渐成为重要的选官之途，在科举出身者中有一代名相宋Z、张九龄、姚崇、张说等，也有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如陈子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杜牧等。　　为达到中央集权的政治目的，宋代统治者极力提升科举取士的地位，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以至于明代学者徐有贞在《七修类稿》卷十六中称：“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　　其中彪炳史册的人才有寇准、晏殊、范仲淹、韩琦、富弼、包拯、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王安石、苏轼、苏辙、苏颂、宋祁、曾巩、柳永、黄庭坚、秦观、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沈括、李纲、朱熹、陆九渊、范成大、文天祥等等，他们当中既有勇于改革的政治家，又有才华横溢的文学家、构建新儒学体系的思想家以及著名的科学家。这是科举制度具有选拔人才功能的最有力的明证。　　明清科举采用八股文为考试文体，士人的八股文水平与科举功名直接关联。　　八股文在现当代词汇中带有浓厚的贬义，是“空洞无物”、“格式呆板”的代名词。然而，八股文作为一种考试文体，有固定的结构和撰写要求，有操作性较强的阅卷评分标准，用过去的话说就是“文有定评”，让考官有章法可循，较易把握，一眼就看得出轻重高下，有利于考官客观公正地评阅试卷。　　不仅如此，八股文还有相当强的选拔功能，通过八股文选拔出来的人才很多成为明清社会的中流砥柱，诸如政治家于谦、张居正、林则徐、张之洞；思想家王阳明、湛若水、全祖望、钱大昕、魏源；军事家曾国藩；文学家汤显祖、郑板桥、龚自珍；教育家孙家鼐、蔡元培；科学家徐光启、实业家张謇、外交家郭嵩焘等等。由此可见，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人才并非除了会写八股文之外便百无一用。八股文考试的积极作用　　实际上，八股文不过是一种考试工具，被称之为“敲门砖”，士人只是用它来敲开科举仕途大门，获得科举功名之后便弃之不用了，并不会对其日后的事业产生多大的负面影响。　　八股文的功用与中国现在考试中的标准化试题十分类似，在考试中使用标准化试题，并不会影响考生其他能力的发挥。　　再次，科举制度的实施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作为一种文官选拔考试制度，选举与控制是科举制度的两大基本功能。科举考试的控制功能是通过规定考试内容、授予士人以官职、扩大录取名额等方式，让广大士人认同统治者的思想，宋代以后明清社会的相对稳定与此不无关系。　　不仅如此，统治者还运用科举考试来维护稳定和统一，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例如，为稳定西北边境，笼络边疆地区的士人，北宋统治者不断增加这些地区府州县解送考试的名额。　　唐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文化重心也转移到江南一带，南北文化差异逐渐加大。为解决这一问题，明代进士实行分南、北、中定额录取的办法。　　再譬如，清代台湾考生在福建乡试中的举人配额从康熙时的一名增加到咸丰以后的六名，在会试一级，从乾隆以后规定在福建省名额内专门编出“台”字号，如果台湾籍会试举人在10名以上，就至少取中一名进土。　　这种优待办法使台湾士子欢欣鼓舞，积极渡海来大陆参加乡、会考试，增强了台湾读书人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这是科举制度的另一价值之所在。　　在科举废除后的100年里，是非评说一直不断。但客观、理性地认识其价值，对现代社会选拔人才也许能起到镜鉴作用。?作者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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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00 &&
废除科举百年，我们要省思什么
?日0:25? 来源：新京报&& 　　100年前，即日，中国发生了一件震惊社会的大事―――废除科举。在科举消失的100年间，人们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反思科举的问题和价值。对于科举这一在隋唐时代起过革命性作用的人才选拔和评价制度，一千多年以来，许多学者一直非常关注。最近，厦门大学的刘海峰教授还积极提倡建立“科举学”。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站在中华文明历史的长河里，站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大背景中，我们确实需要对科举的作用和价值再做负责任的历史沉思。　　自隋朝（公元606年）开始，经过整个唐朝的补充和完善，中国建立了一个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公平、最科学的人才选拔和任用制度，并以此影响着教育和整个社会。科举制度的创建是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平民社会向豪门社会争取平等权利的成功实践。　　从最初主要针对读经考试的“常科”，到面向各方面人才的“特科”；从只面向男性人才，到女子也有机会得到承认；从只有正规考试一途，到可以通过“终南捷径（通过隐居和钻研而一举成名得到国家高层任用）”或通过“行卷（向名儒硕学提交文章显示综合才华并由其推荐）”入仕；从只重文史，到兼重算学、天文历法学、医学、建筑学、律学等；从只重记诵之学，到兼顾考生的“文（文章的整体结构和思路）、形（外表展示出为人的风度）、书（从文字书写中看人的综合素质）、判（判断事物的能力）”；从部门作为，到皇帝亲试；从学力评价（由礼部获得功名），到人才任用（由吏部任官）……隋唐科举的创新意义和价值，是可以与西方的汉穆拉比法典、英国的大宪章、欧洲的文艺复兴比肩的伟大创造。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变化、都有其实践中的负面。比如，僵化的八股文（对其评价也应慎重和全面）考试、考场的营私舞弊、对国民思想的禁锢等弊端。至于科举的罪名，主要是其“常科”考试形式的制约和内容过于僵化，尤其是评判八股文的标准和考官日趋迂腐，使国家限于危亡的窘境。从整体上看，当时的科举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科举，而是没落朝代的没落朝政的组成部分。　　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取消科举，是清末朝廷推行“新政”的重要举措之一。　　与废除科举对应的是提倡新学（即西学），并试图效法西方的民主政治和选举制度。在此后的洋务运动时代、民国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中国经历了效法日德、崇拜英美、学习苏联、全面开放等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思潮和改革实践。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单一的教育目标，被极大拓展了，士农工商都可成为国家栋梁之材。在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在列强分割和“亡国灭种”的危机感逼迫之下，在全面社会改革的阵痛之中，中国的教育和人才制度在艰难探索着。　　如今，废除科举至今已经100年了，反思这100年间我们丢掉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这是非常必要的。就在我们废除科举制度前后，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直接接受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又转过来影响中国的发展。现实中，我们在无法应对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时，也可从科举历史中找到许多可资借鉴的启发。尽管科举已如逝去的流水，但其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不应被割断，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原创力的重要基础（周光召）。　　一个世纪以来，在没有科举的情况下，我们的教育依然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和挑战，仍然会遭遇严重的危机。而当我们面对现实的问题与挑战缺少良策时，反观历史、从我们丰富的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就是最好的选择。在20世纪中期前后，欧美各国遇到了严重的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对此，要素主义和永恒主义学者大声疾呼要回归传统、保卫古典教育，并经过审慎的反思确立国民基本素质的核心内容。　　这些经验应该激发我们冷静对待和珍惜自己的文化教育传统的价值。　　科举制度虽然消失了，但当时创设科举制度时所昭示的精神和理念是有永恒价值的。它代表的是一种趋势和追求，包括对知识的追求、对人才的渴望和不问背景的公平竞争。至于在其存在的1300年中曾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应对这些问题的对策，也同样有价值，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也需要应对随时泛起的、花样翻新的历史沉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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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00 &&
废除科举制度的必要性 文 河西 责任编辑 刘景 任大刚 单雪菱　&&
1:57:56&& &&&&日，清廷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就此结束。今年恰逢废除科举制度100周年，然而近来又出现一些学者撰文为这一死魂灵唱赞歌。如果我们能厘清一些基本的历史脉络，那么科举制度的废除是否必要，这恐怕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科举制度对于维护一个国家的安定团结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话大抵不假，但安定团结给报考者造成的苦难却被正史所遮蔽了。此外，如果认为废除科举是文化断裂，进而激进地得出废除科举是导致中国文化失序的罪魁祸首的结论，就不免太过草率了。&&&&首先，科举考试并非如我们所想像的是“人人平等”的。科举中的特权群体自唐以来一直存在，唐朝的贵族虽然已经没有了“免试直升”的特权，但至少可以免去初级考试。到了清朝，更是变本加厉。上级官员可以对其下属（每隔3~6年）进行一种保护性质的考试，这种考试容易之极，如果有人考完了这种试还没有晋升，那他一定是个文盲。这种特权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下层民众（其比例是相当庞大的）学习知识、博取功名的权利，从而成为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其次，科举制度极大地助长了一种“官本位”的“读书有用论”。自唐以来，知识与权力的互换关系被制度化了。大众读书目的明确，就是为了当官；反之，即使末代皇帝昏庸无道、不学无术，他还是要被任命为殿试的最高出题者和决策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沦落为当官的工具，知识成为公众进入“有产阶级”的敲门砖。既然知识只是手段，当官才是“唯一的真理”，才是知识分子的终极目标，那么学习知识，学习儒家的伦理规范就可能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完全地变味。事实上，作弊在科举制度中已经成了一门学问，很多考生都深谙此道，比红宝书小上十倍的四书五经缩印本和有夹层的毛笔和砚台也真让人叹为观止。而皇帝出的题目，常常喜欢和唐朝皇帝的“六问”扯上关系，都有规律可循。此外，正如周作人所指出的，八股文本来就是一种重形式、轻才学的文章写作模式。科目单一，思维僵化，文字狱大兴，写文章时还得时时牢记本朝的“避讳”，一不留神就脑袋搬家。种种迹象表明，科举并非一种真正传播和普及知识的考试制度。&&&&再次，考试成本太高了。有多少赶考的文人成了剪径贼寇的刀下冤魂？又有多少考生在路途中一病不起，还没见到皇上就先见了阎王？“名落孙山”后的失望情绪很可能让考生患上严重的忧郁症，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写道：“在贡院里，重病缠身、自杀造成的死亡事件并不罕见。”科举制度为国家稳定所做出的贡献是以牺牲最广大人民群众为代价的，一朝一科所挑选的人数有限，大多数人则被这种制度抛弃在外，他们像“赌徒”一样心怀“翻本”的幻想，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入皇权政治的圈套，不亦悲乎？倘若当时就给他们一个了结，让他们死了这条心，天空海阔，哪里不是君子施展报国理想之所？在科举制度中，又有多少文人怀才不遇、屡试不中，在乡间像蒲松龄一样终老一生，以小说自娱？&&&&在1905年之前的晚清时期，买官鬻爵和科举舞弊现象屡禁不绝（早在明景泰五年就出现了“捐官”制，买官一度被合法化）。当时中国的风气，读书人考不上功名的，不是去当幕僚，就是经商做买卖。当幕僚要托关系，会走后门；经商则自然需要一笔本钱，这两者对于众多的下层民众来说几乎是无法实现的空想。鸦片战争之后，“船坚炮利”的西洋舰队让国人猛醒。请注意，马一浮这一批学人并不是在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之后才转向激进的。马一浮1898年曾经参加县试、府试和道试（同考者中就有鲁迅和周作人），连续三次总案榜首，获“小三元”的美誉，一时之间声名远播。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却使马一浮为之深深震动，1903年，“沧海飘零国恨多，悠悠汉土竟如何”，马一浮远赴美国，如饥似渴地阅读西学典籍，思想日益西化―――就是他第一个将《资本论》带入中国。&&&&1893年秋天，鲁迅13岁，他的祖父周介孚为了帮亲友在乡试中考个好成绩，向主考官行贿，结果被主考官报告上级，按大清律令，科场舞弊可是欺君之罪。就在周介孚入狱的第二年，他的长子周伯宜（也就是鲁迅的父亲）由于不堪精神上的重负，突然吐血，病倒在床上，两年后撒手人寰。都是科举惹的祸，鲁迅一家原本是富庶殷实之家，如今落得家破人亡，对于科举制度，鲁迅如何不油然而生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他也曾经参加过县试，也曾经非常认真地学习八股文和试帖诗，但他最终放弃了参加绍兴府复试的机会，转而拿着母亲东拼西凑借来的八元川资，去相对新潮的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念书。这何尝不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之前，中国普通大众面对科举这个怪胎时的尴尬处境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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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00 &&
刘海峰：为科举制平反为科举制平反 从清末以来，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科举”是一个贬义词，科举制则是帝制时代一种腐朽落后的、扼杀人才的取士制度。长期以来，科举制多是作为批判的对象而被加以介绍的。1905年科举制寿终正寝时，对科举的否定评价，似乎已经是盖棺论定了，而且百年来占主流的评价也一直是负面的。因此，现在看到本文的题目《为科举制平反》，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不可思议或以为只是危言耸听。不过，只要我们冷静客观地重新审视科举制，便可知道直接提出“为科举制平反”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的。 科举时代在一百年前就已终结，尊崇科举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在科举停废一百年后的今天，盲目批判科举制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将科举制妖魔化的现象也该结束了。 一、平反的呼声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自科举制废止之后不久，就开始有人提出为科举制平反。而且，这种呼声时断时续，总的来说还越来越大。 1300年中国科举史上，科举制曾被废止过数次，每次在废止之后不久便有人提出为科举制平反，要求恢复科举制。19世纪末20世纪初，虽然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古代大不相同，已经没有了科举制生存的社会文化土壤， 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科举制走到万劫不复的境地。但在此后才几年，也一样有人提出恢复科举制。其中较有影响的是，1907年中书黄运藩以“整顿学务”为名提出恢复科举，给事中臣李灼华奏请变通学校规则，“兼行科举”，结果都被否定。民国以后，也还有一些人为科举制的遭遇鸣不平，不过因人微言轻，影响不大。以下仅举清末民初一些著名人物为科举制平反的事例。 最早提出为科举制平反的著名人物是戊戌变法时期极力批判科举的梁启超。1910年，梁启超已说“科举非恶制也”，他不仅认为科举不是一种坏的制度，而且还认为“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他公开提出了为科举平反的主张，甚至直接说：“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提出恢复科举的建议。1只是当时梁启超的这番言论并未引起多少人的重视，以至于长期以来一般人仅知道梁启超早先批判科举的立场，而很少有人听说他还曾发出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吁。但是，梁启超的幡然悔悟，十分值得我们深思。 “五四”时期重要的科学启蒙者和自由主义思想家杜亚泉，在1911年撰文指出：“吾直以当日之设学堂、废科举，为多事矣。向使当日者，不废科举之制度，但稍稍改易其课试之程式”，那么，这种科举改革所产生的效果，会比废科举兴学堂的更好。2他是最早提出科举制其实可以不废这一观点的名人之一。 另一位在科举废后不久却赞美科举的伟人是孙中山。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在各种场合一再称赞中国古代考试的公平性，强调考试在政府选任官员中的重要性，他《五权宪法》等演说中多次说过：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孙中山是在游历东西洋多国作过比较之后，且看到民国建立以后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强权决定官员选任的状况，痛定思痛才发出此论的。孙中山还指出：“自世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3 这是直接为科举制平反的言论，他不仅称赞科举制度本身，而且连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加以肯定。孙中山的观点导致了后来民国考试院的建立，实际上是科举制的复活。 后来一些著名学者，对科举制也有相当中肯的评价，如胡适认为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之一便是科举制度，他说：“这种制度确实十分客观、十分公正，学子们若失意考场，也极少埋怨考试制度不公。……它是一个公正的制度，即使是最贫贱家庭的男儿也能够通过正常的竞争程序而爬升到帝国最荣耀、最有权力的职位上。经过这种制度的长期训练，中国人心中已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政府应掌握在最能胜任管治工作的人的手中；政府官员并非天生就属于某一特殊阶级，而应通过某种向所有志愿参加考试的人敞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来选任。”4在谈到戊戌变法时，胡适又说：“康梁变法的时候，只是空洞地吸收外国文化，不知道紧要的是什么。学堂是造就人才的地方，学堂不能代替考试的制度；用学校代替考试，是盲目的改革。结果造成中国二十五年来用人行政没有客观的、公开的用人标准。”5 钱穆在1951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一文中认为，科举制“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6 1955年，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钱穆又说：“无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积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聪明智力，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这决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7 大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环境的宽松，科举研究也空前的活跃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不再像世纪初那样为激愤的情绪所左右。也许部分是由于离清末废科举更为久远的缘故，许多学者开始对科举作出冷静的分析和理性的判断。而更重要的是高考选才存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没有制度化的遴选官员或公务员的程序所显现出来的弊端，促使人们更加深刻地反思科举制的是非功过。经过客观地研究，这才知道人们对科举的坏印象原来是清末为废科举而矫枉过正地将其说得一无是处而形成的。例如，担任过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十余年的杨学为研究员曾谈到，60年代以前念书的时候，读的书、听的报告，几乎都说科举及其考试不好，当然他也这样认识。后来从事考试工作，又查了一些资料，才感到原来的认识不全面，转而认为考试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可以和四大发明相媲美。科举对于儒家经典的传播，对于中华民族的融合，对祖国的统一，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科举的评价，应持历史的、具体的观点。8 有的学者认为，须重新认识科举制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不应将科举制的功能和具体内容相混淆，就制度本身而言，科举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在中国历史上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如同传统文化的其他精华一样，科举制度的积极部分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9有的学者在对明清时期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做出实证研究后认为：对科举的公正性和教育功能应重新评估，就制度本身和实际录取而言，即使到清末，其客观性和公正性还是主流的。进士中的绝大多数并非“不学无术”、“平庸低能”之辈，对科举考试内容的智力性不应怀疑。10 科举考试诞生于古代中国，但其平等择优的原则具有一定的“现代性”，或者说带有某种超越帝制时代的特征。有的论者认为，“科举考试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其中合理因素与之俱亡。它所体现的许多有价值的观念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特别是公平竞争、广泛参与、唯才是举的思想不但在封建社会是进步的，还超越时空，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成为人类共同的基本理念。这是历史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遗产，也是对世界思想文化宝库的巨大贡献。”11 又有学者认为，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举，而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于科举的程式，因此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12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制采用的考试选才办法要优于世卿世禄制和察举推荐制。有的论者指出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科举制在中国近代受到的遭遇恐怕是最缺乏理性的，由于科举制的废除，中国干部人事裁判制度实际上倒退到科举制以前诸形态。13 甚至还有学者说，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功莫大焉，然而中国自己却在1905年宣布取消科举制，放弃了文官考试的思路。从那时开始，中国倒退了1300年，重新采用了“上指定下”的用人方法，“乱点鸳鸯谱”也就在所难免了。“科举制之废除，只在朝夕之间便可完成，要想恢复，则至少需要百年。”14言下之意，似乎中国应该恢复科举考试制度。 为科举制平反的多数论者认为科举的弊端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内容问题，即明清两代主要考八股文不合理，是八股文拖累了整个科举制度。然而，甚至对八股文这一科举中最为“丑陋”的部分，也有不少学者要为之平反。例如，1996年海南出版社就出版了一本《八股文观止》，作者对八股多所肯定。启功、金克木、张中行的《说八股》一书纠正了人们对八股文的偏见，邓云乡《清代八股文》一书也较为客观公正地评价了八股文体。 至于说西方学者对科举制的评价，总体上说要比中国人对科举的评价高得多。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就曾指出：“尽管有其缺陷，但科举制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帮助它保持一个令人尊敬的文明水准，起到了比任何其它制度更大的作用。”15有不少西方人还认为科举制重要性不亚于物质文明领域中的四大发明。根据西方学者的说法，我认为，从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来说，在一定意义上，科举制可以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16香港的中国文化研究院所制作的“灿烂的中国文明”网上学习计划，便将《科举制度》列为中国文明的一个专题。 正是在为科举制平反的大趋势中，“科举学”应运而生。“科举学”的提出本身具有某种为科举制平反的含义。在彻底否定科举的学术大环境中，是不可能提出将科举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科举学”的。不论对科举制的是非功过如何评价，科举总是一种客观存在。20世纪中国人对待科举，总体上可以说是从蔑视到重视、从激愤到冷静、从片面到全面、从批判到借鉴、从政治到学术。“科举学”的发展趋势是从冷寂走向热门，从制度的考释走向理论的探讨，从激情的批判走向理性的判断。17 总之，为科举制平反，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已成为一股思潮，成为一个趋势。许多研究者不约而同提出为科举平反，确实是发现科举制在历史上曾发挥过不可抹杀的重大作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才提出的。当不再“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的时候，人们本着“论从史出”的治史态度，便自然会得出为科举制平反的结论。 二、科举评价的误区 以往在科举评价中存在许多认识误区，出现各种与历史实际不符的、似是而非的流行说法。这里略为辨析几个认识误区。 1、“科举无法选拔真才。” 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将文学作品中虚构出来的范进、孔乙己当成科举人物的代表，以为科举制造就的都是这种类型的腐儒，他们却忽略了大量真实的杰出的科举人才。范进、孔乙己当然也反映了历史真实，但归根到底总是文学人物，而科举曾选拔了从文天祥到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从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到欧阳修、苏轼、辛弃疾这样的文学家，从王安石、包拯到海瑞、张居正这样的政治家，从韩愈、朱熹到蔡元培、黄炎培一类的教育家，甚至还有沈括、宋应星、徐光启这样的古代科学家。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科举人物，远比“范进”、“孔乙己来”得可信。我曾据《辞海》文学分册所录中国历代作家统计，隋唐五代至清代及近代作家共602名，其中进士和举人等出身者共341名，占总数的56.6%。而且这还不包括秀才一级的科举中式者。因此可以说中国帝制时代后期多数文学家是科举出身者。 科举的目的不是选拔文学家而是选拔官员，从隋唐至明清1300年间多数政治家都是科第中人，连清末激烈批判科举的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严复等人也是科举出身，这些名人都是实实在在的科举人才，这说明科举制的选才功能是发挥出来了。宋太宗曾说：“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之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18宋太宗很明白科举所取之士不可能个个都成大器，只要有百分之一二十的人能成大才便算成功。因此，总体而言，科举可以说能够将传统社会的真才选拔出来委以重任。 2、“科举造成中国科技落后。” 在探讨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时，将主要矛头对准科举是一种很流行的说法，但这种说法过于笼统而缺乏具体分析。中国的科技曾经领先于世界各国，明清以后科技落后于西方，其中原因十分复杂，不能主要怪罪科举。唐宋两代重视科举，尤其是宋代科举地位崇高，是1300年中国科举史上最为重视科举的时期之一，然而当时中国科技却远远领先于西方。如果仅考察唐宋600多年间的历史，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说当时科技发达是受科举制的推动呢？显然不能。同样，对明代以后科技落后于西方也不能简单归因于科举。中国科技在明代以后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 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明算科，但只是六个常科中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且至宋代以后就消亡了。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辩证而相对拙于实证。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传入，中国和一些东方国家的科技和社会也可能再过几百年还是传统的东方模式，可能过很久也不见得会发明蒸汽机、发现万有引力。这就像古代中国绘画从来就没有透视概念一样，许多画家肯定看到过物体近大远小的现象，可是在西洋绘画传入以前，只有以浓淡不同来表现山川的远近，就是没有人将房屋等建筑用明暗对比近大远小的透视原理画出来，应该说这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有关。因 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应该承担部分罪责，但不应该承担主要罪责。即使没有科举，中国古代士人也不见得会将主要心思用到科技方面去，例如元代有相当长时期未实行科举制，“科举学废，人人得纵意无所累，”19但当时一般知识分子脱离了科举制的轨道之后，多将心思用于诗歌创作等方面，并不会将精力转移到科技方面去。日本在8至9世纪曾模仿唐朝实行科举制度，而到10世纪以后科举制便逐渐消亡了，但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日本科技也并没有比中国更发达。古代东西方本是两个基本上相互隔绝的不同的文明体系，16世纪以后西方科技开始领先于中国，其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文化和文明的差异。 3、“考试作弊说明科举制黑暗。” 许多论者把科场上的作弊如挟带、替考、贿赂考官、通关节等说成是科举制的弊端，认为晚清科场作弊盛行说明科举制黑暗。实际上，从宋代以后基本定型的科场条规来看，作弊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科举制将个人和集团的政治权利、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竞争，集中到考场上的智力水平和文化知识的竞争中来，因此，许多人挖空心思企图破坏这一公平的制度，或者想方设法钻制度的空子，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挤入仕途。正如丁韪良在提议美国借鉴科举建立文官考试制度时所指出的，假如英国所移植建立文官考试制度有何缺失的话，那并不是由于该制度，而是由于其运用不当。20科举制中许多规定和措施恰恰就是为防止作弊而制定出来的。正如我们不能说当代高考中部分地方存在作弊现象就说高考制度不好一样，不能因为存在作弊而怪罪制度本身。科举制有其复杂性和局限性（如难以考察德行和只重考场成绩不重平时水平等），而一些考生和官吏则利用了其局限性。在传统中国社会，宗法关系强大，人际关系复杂，无论采取何种取士制度，都可能出现舞弊情况，相对而言，科举考试是最为刚性的选材制度。 一部中国科举史，是由考试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外部压力相互对抗所谱写的历史，是力求公平取士的精巧用心与力图投机取巧的作弊行为斗智斗勇所写就的历史。清代由杜受田、英汇等修纂的《钦定科场条例》，对科举制的方方面面都作了非常详尽的规定，其细密严谨程度世所罕见，其中对防止舞弊的规定可以说是密不透风、滴水不漏。这些条规是在科举考试上千年的演进历程中逐渐形成的。我觉得，未曾读过《钦定科场条例》的人很难想象清代科举制度之严密程度，认真读过《钦定科场条例》的人很难忘记清代科举制度之严密程度。 4、“科举考试不公平。” 指责科举制不公平的说法具有强调实质性机会平等的倾向，是对古人的苛求。若说考试竞争不公平，试问又有什么制度比它更公平呢？有比较才有鉴别，科举无疑是古代社会相对最公平的取士制度。考试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公正，从隋唐至明清，“至公”的理念成为科举制的制度设计的基本精神。不管科举是否真正做到“至公”（实际上古今中外都不存在绝对的公平），至少成熟期的科举考试从制度上说是提倡公平竞争的。北宋时欧阳修甚至认为科举制中密封和誊录评卷以杜绝作弊，是“无情如造化，至公若权衡”。21元明清时期，各省贡院的中心位置都有一座名为“至公堂”的建筑，它将“至公”理念直观地呈现出来，也是科举考试公平性的具体象征。在明代，科举已被人们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度，以致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之说。22 明代曾有人指出：实行科举制主要是出于公平的考虑，实行其他选拔人才的办法，无法核实真伪，弊端比科举更大，因此实行只看文章才学不看德行表现的科举制是不得已的办法，即“国家设科举为登晋贤良之路，然非得已。”23科举时代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科举考试相当公平，今人也无法举出古代有什么制度比科举制更公平，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硬要说科举制不公平呢？ 5、“妇女无权参加科举，因此科举制很不平等。” 有不少人指出科举制不允许女性报考，将半数人口排除在外，说明科举制根本不平等。其实，这又是一种误解。妇女被排除在选拔范围之外，并不能归罪于科举，没有科举制，古代妇女也一样无权参政，这是古代社会性质所决定的。因为除了少数宫廷中的官员（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官员）以外，中国以及绝大多数国家古代都不设女性官员，在这种情况下，科举怎么可能会招考女性呢？当时不可能有这种制度安排。科举制只是选拔官员的途径或手段，妇女不能应考，并非科举制的罪过，而是没有这种社会需求。所以说，透过现象看本质，把妇女排除在外不应怪罪科举，归根结底是由于帝制时期的政治制度和官员结构使然。在那个年代，无论采用何种选官方式都不可能将妇女包括在内。 6、“科举造成官本位体制。” 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觉。官本位、学而优则仕的体制并非科举造成，科举只是使学而优则仕制度化，入仕竞争规范化而已。科举确实将天下士人的聪明才智都吸引到读书做官一条道上去。《荀子?大略》说：“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这是春秋战国时期荀子的看法。而实行科举制的时代，求学而不为入仕的人少之又少。科举为广大读书人提供了上升的机会，使学而优则仕大行其道。但我们应该分清楚，这并不等于说科举造成了官本位体制。说到底，科举制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因为在科举制产生之前，中国已经是一个“贵义贱利”、重道轻器的国家了，治术重于技术是儒学社会的一贯传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考试相当衰弱，但当时中国社会已经是等级森严、品阶齐全，官本位体制已经形成了。可见官本位体制并非科举制造成，我们至多只能说科举强化了官本位体制。 7、“科举导致官场腐败。” 将清末官场腐败归罪于科举可以说是本末倒置，恰恰是社会衰败、官场黑暗才导致科举走向穷途末路。考试取士是从制度上防止用人方面的腐败，如果没有科举这一道关口，清末官场还不知会更腐败多少倍。晚清吏治腐败的部分原因恰恰考试选官制度受到了削弱。由于允许捐官以及其它吏道盛行，不少举人和进士很难入仕，甚至有进士出身后二三十年待选的情况。官途多让其他人挤占之后，那些文化素养较高的科第中人反而长年待选守缺，而通过捐纳等途径入仕者往往不如科甲正途入仕者清正廉洁，这是清末官场腐败的原因之一。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也说科举造成了中国的官场。实际上没有科举照样有官场，而且官场的裙带风和植党营私情况还会严重得多。 以上所辨，只是举例言之。此外，还有不少一直流行的说法，如“科举制是统治者愚民的产物”、“科举是一试定终身”、“科举造成中国教育的衰败”、“科举对文学没有促进作用”、“八股文是蠢笨的产物”等等，也都是似是而非的误解。限于篇幅，于此不再详辨。 三、还科举制的本来面目 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却不会完全消逝，它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周围；科举虽然已经废止，但却没有完全作古，它还以不同的形态复活于现代社会。为了真正理解科举制，有必要将其与中国历史上其他选拔人才的办法加以比较，也有必要与同时期西方国家选拔官员的制度进行比较，还可以与中国现代的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办法加以比较。因为，我们不应就科举谈科举，谁如果只研究中国的科举制，谁有永远无法全面理解科举制。 科举制比起之前的世袭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是一种进步，几乎无人还有疑义。科举制为19世纪中叶以前西方人广为称赞并被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鉴，许多学者包括笔者都曾作过专门的研究，本文不再详论。孙中山在日本、英国游历多年，曾经说过“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古最好的制度”的那段著名论断；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东渡日本后，对中国的科举革废作了反思，并于1910年悍然主张恢复科举。当我于1993年在伦敦访学半年，认真研究科举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并翻阅英国国会在建立文官考试制度前后辩论材料和试卷之后，当我于2000年在东京访学半年，看到许多大学都以毕业生考上公务员为自豪、书店里摆满各类资格考试的书籍时，我对孙中山和梁启超为科举制平反的观点有了更深切的理解。 实际上，科举制既没有19世纪以前一些西方人说得那么好，也没有20世纪许多中国人说得那么坏。清末废科举时的主流言论经过当时人的主观取舍，历史记载受思维定势的制约也不免以偏概全。知今有助于通古，我们可以将废科举与废高考作一比较，便可理解今人对科举制的偏见，很重要的原因是囿于清末废科举前后的言论的影响。 以往人们将清末人士对科举制的否定评价当作是古代多数人对科举制的看法，这就好比当代只看主张废止高考一派的人提出的论点一样。如果只看清末废科举时经过筛选的情绪化言论和民国以后人云亦云的历史教科书，那么科举制的确很坏。如果只截取1966年废高考前后从大人物到中学生对高考的评价来看高考，那么就会给人留下高考一无是处的印象，会得出高考是一种罪大恶极、必须废除的制度的结论。今人之视古人，犹后人之视今人。如果只看一个时期个别人的偏激言论，后代人以为当今民众都认为高考是一种“人神共愤的考试”。24而实际上当今多数民众和许多专家也认为高考是一种相对很好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办法，是现代中国社会中难得的相对最公平的一种制度。中国古代多数人也认为科举是一种相对最好的人才选拔办法，否则科举制怎么可能历经质疑和短暂罢废，前后存在1300年之久？ 而且，许多论者混淆了科举制与八股文的区别，将明末以后对八股文的批判等同于对科举制的批判。确实，黄宗羲、顾炎武、康有为、严复等人都对八股文作过激烈的批判，明末有人认为明朝江山就是被八股文所葬送，顾炎武则说八股文败坏人才不亚于焚书坑儒，清末康有为所抨击八股文导致中国积贫积弱、割地赔款，但这些言论基本上都是针对八股文而不是针对科举制本身的。而且，清末人士为废科举而将八股文连带科举制说得一无是处，带有特定的时代背景中的严重情绪化倾向。可是废科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都只重复反科举的言论而基本上不提以往肯定科举一派的言论，以至于今天许多人以为古人都认为科举是一个很坏的制度。为科举制平反，并不是否认科举制的弊端和局限，只是有关批判科举的言论大家早已耳熟能详，这里无需重复。本文所要论证的是，科举制实际上并不是像许多人印象中的那么恶劣，最低限度我们可以说科举是一项不坏的制度，即梁启超所说的“非恶制也”。“科举”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远非以往的“恶谥”那么简单，我们不应将其看成一个贬义词，而应该把“科举”当着一个中性词来看待。25 为科举制平反，就是还科举制的本来面目。还科举制的本来面目就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与科举类似，书院在清末也被视为旧学的堡垒被彻底唾弃，儒学、汉字在“五四”时期也曾被一些人说得一无是处。到后来，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分析，便为书院、儒学、汉字等加以平反。而科举制至今在多数人的心目中仍然很坏，其实不是科举制本身太坏，而是人们对科举制的偏见太深。自从清末将科举“妖魔化”以来，许多人还停留在跟随清末人士后面盲目地批判科举制的阶段。现在亟需正本清源，不能人云亦云，而不作具体的分析和自身的判断。 为科举制平反，就是为沉默的古人说话。经过后人的筛选，赞扬科举的古人变成“沉默的大多数”，为科举制平反，让他们也有“发声”的机会，此乃这部分古人之幸。实际上，古代对科举制正面的肯定要远远多于负面的评价。限于篇幅，在此不能详细列举。在类似于科举改革等不涉及君权的领域，看来中国古代多数时候是有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的。除了清代大兴文字狱的时期以外，什么人都可以发表自己对科举考试本身改革的看法，只要不触及专制统治的底线。你可以骂科举不好，也可以为科举唱赞歌。因此现在还可看到古代许多批评科举的文字，不过这方面的言论在清朝末年被进一步放大了，以至于淹没了更为大量的肯定科举的言论。 为科举制平反，就是为考试选才机制平反。有科举制度造成很多问题，但没有科举制度则会出现更多的问题。科举是有不好的方面，而没有科举将会出现更坏的情况。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防止人情的泛滥，使社会不至于陷入无序的状态，中国人发明了考试，以考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调节阀。当然，考试选才往往无法考察德行，千百年来，人们对以德取士的追求此起彼伏，赓续不断。但就像物理实验中对“永动机”的追求一样，在太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环境中，以德选才或“全面考核”总是以失败而告终。科举时代多次废科举却行不通的史实说明了这一点，“文革”中推荐上大学导致走后门盛行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前些年保送高中生上大学异化为“送官不送民”的现象也证明了这一点。科举历史与高考 现实一再雄辩地说明，考试选才具有恒久的价值。 产生于等级森严的君主时代的科举制，从考试内容上说深含古代精神，具有某些过时的糟粕，然而从公开考试、平等竞争的形式上说，则具有一定的现代性，这种平等择优的竞争方式具有超越帝制时代的生命力。科举制跨越了中国不同朝代以及东亚不同民族和国家而被广泛实行，是因为有选拔人才的内在逻辑和普世价值在起作用。科举虽已废止，但考试这种选才方式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停罢，仍适用于现代社会，而1300年科举考试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教训，对当今的各种考试改革皆有参考价值。 2005年9月将迎来中国科举百年祭，我们应如何对待科举这份沉重而珍贵的文化遗产？韩国历史上也曾模仿中国，实行科举制长达900余年，科举制在韩国社会上的影响甚至不亚于科举制在中国社会上的影响。韩国在科举时代也有“近来科弊，难以毛举”的情况，但韩国人在1980年就已召开过以科举研究为主题的全国历史学大会。1994年，为了纪念韩国科举考试罢止100周年，韩国曾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效仿李氏王朝的模拟科举考试，即在成均馆大学举行文科殿试，在全国应试的儒学“生员”中，分甲乙两科考取状元，放榜后还举行了“恩荣宴”和状元游行仪式。百年之后，韩国再现“科举盛况”的做法，是为了不让后人忘记祖先的文化遗产，不忘对考试和考试文化的继承。作为科举发源地的中国，在科举制废止100年后的2005年，是到了纠正长期以来简单片面贬斥科举制的时候了。26 注释： 1 梁启超：《官制与官规》，《饮冰室合集》文集之23，中华书局，1989年，68页。 2 田建业等：《杜亚泉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21页。 3 孙中山：《与刘成禺对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445页。 4 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323页。 5 耿志云：《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178页。 6 钱穆：《国史新论》，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114-115页。 7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89页。 8 杨学为：《中国需要“科举学”》，《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4期。 9 葛剑雄：《科举、考试与人才》，见《人才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第二届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263-265页。 10 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 11 过常职：《唐代反科举思潮与科举考试的利弊》，《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1期。 12 秦晖：《科举官僚制的技术、制度与政治哲学涵义》，《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 13 蒋德海：《科举制在中国近代的遭遇》，《复旦学报》1996年第5期。 14 王文元：《科举制、爆竹、花轿》，《文史天地》，2002年11期。 15 W. A. P.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 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 Edinburgh and London, 1896, pp. 42-43. 16 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5期。 17 刘海峰：《“科举学”的世纪回顾》，《厦门大学学报》1999年3期。 18 脱脱：《宋史》卷155《选举志》。 19 戴表元：《剡源集》卷8《陈无逸诗序》。 20 M..A.P.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 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 Edinburgh and London, 1896, p.43. 21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113《论逐路取人札子》。 22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44《礼部》3《选举?科场》。 23 徐三重：《采芹录》卷2。 24 孙绍振：《废除全国统一高考体制》，《艺术?生活》1998年第6期。 25 刘海峰：《知今通古看科举》，《教育研究》2003年第12期。 26 2005年9月，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将在厦门大学联合举办“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以纪念中国科举制废止100周年，探讨科举学的发展问题。（作者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院长）文章来源： 《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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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固然有种种弊端，但却是平等的制度――规则先定，人人均可参加。除了性别外，没有歧视。这是科举制度最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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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8:00 &&
科举制度废除百年 中国转型仍在继续　 && 10:40:48&&　 &&南方都市报&& 社论　　　　今年是科举制度废除100周年。日，中国末代王朝清王朝皇帝颁布诏书，宣告天下，废除科举考试以及相关的教育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兴办新式学堂。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的退出，而且是一种政治制度的终结。废除科举是当时清末“新政”的重要举措，不仅意味着统治了中国政治和文化1300年的一种体制的谢幕，而且意味着一个崭新的开始:从法理上承认了由传统的君主专制国家向现代的宪政民主国家转型的必要。科举制度废除6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灭亡，统治中国3000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土崩瓦解，古旧的“老大中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开始加速，其后，由于战争等诸种因素，开始失控，开始脱离轨道……直到现在仍处于百余年未绝的历史大转型努力之中。　　今年同时还是科举制度建立1400周年。1400年前的中国，刚刚经历了300年战乱的痛楚――五胡乱华，南北对峙，种族血统和文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当其时，科举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成为政府选拔人才、施行教化的有效工具，辅之以佛教的汉化，从而为盛唐的兴起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并由此形成新的社会和文化形态，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有效地维持了1300年，直至迎来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　　在这之前1000年，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辅之以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鸣，中国的社会形态经过逐步演变，缔造了秦汉帝国的辉煌。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自商周社会起，就已经形成了稳固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一个“老大中国”，文化和族群迭经内部动荡和外族冲撞，能够传承有序，绵延至今日，除了说明这一文化有着旺盛的生命力，还说明了这一文化有着饥渴的求存意识和自我改造的努力。从大历史的角度考察，科举制度的废除，如同它的确立，是中华文化数千年演进史上的关键时刻，是分水岭，更是风向标――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风向标。　　在千年演进的过程中，科举制度留下了两大遗产:一个是科举选官制度，属于政治领域；另一个是儒教的绝对统治地位，属于文化领域。在前者，科举制度一方面保障了中国社会在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10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保持有一种稳固的社会形态；另一方面，东风西渐，科举制度被引入西方并经过改造，形成了卓有成效的文官选拔制度，以迄于今，面目虽然不同，肌理依旧。而在后者，科举制度经过了宋明理学的改造，造就了儒家的宗教化和“惟我独尊”，中国文化的面貌逐渐僵硬，肌理逐渐萎缩，血脉逐渐枯竭，及至清朝末年，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先进科技和文化的步步侵袭，呼啦啦大厦将倾，再也没有抵御寒风、岿然不动的能力。“穷则变，变则通”，一纸诏书宣告了科举制度的寿终正寝，然而，引进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建立现代社会、实现“老大中国”的现代转型却是艰辛而漫长的。　　当此时，纪念科举制度废除百年，意味着以历史的眼光正确认识科举制度和科举制度的废除，不将其简单化地等同于一种教育制度的兴衰，不将其妖魔化为皇权社会的万恶之源和戕害人性的罪魁祸首，不将其束之高阁以展望未来，也不将其供之庙堂以顶礼膜拜――对于当下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这最后一种情况并非危言。当下，在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发掘中，有一种潮流值得警惕，这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度阐释:不仅老祖宗的裹脚布是好的，而且这一裹脚布还值得发扬光大。　　我们正在经历着中国文化的变动，身处其中，甘苦自知，于此时刻回顾100年前中国科举制度之废除，有着“瞻前顾后”的意义所在。瞻前，我们知道未来是光明的，虽然道路是曲折的；顾后，我们知道此刻的阵痛在中国史上多次发生，这是历史的必然，而当下仍在继续的转型，正是延续和更新“老大中国”之血脉的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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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1:00 &&
俺近年来看到好几本洋人评价中国历史文化的书，发现洋人对中国的科举选拔制度评价极高，这才知道自己以前被灌输的东西是片面的、错误的。俺错了。洋人帮俺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感谢这些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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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00 &&
科举没有仍被铲除，它变异成另一般模样，更猛的毒害我们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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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00 &&
读了这几位学者的文章，才知道俺在的帖子说的很不全面，但在“肯定”科举制方面是一致的，之所以加引号是这种肯定也是相对的、过渡性的，是个不错的打破坚冰的突破点，因为从“公开招考公务员”过渡到科举制应该比“政改”的阻力小得多。中国的社会、政治的进步应从恢复科举选官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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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00 &&
重振科举积极价值要以学生为本
?日0:45? 来源：&&
&&&&昨日新京报发表社论《废除科举百年，我们要省思什么》，笔者同意其中的主要观点，但还想作些补充。　　科举考试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人才选拔和评价制度，它的产生冲击了当时士族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垄断，让平民能够通过平等的竞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它背后的精神价值是值得继承的，也很有现实意义。　　但科举考试与西方新学来比，有两大与生俱来的弊端：一是内容的陈旧，拘泥于前人人文思想复述，已经不能符合工业化时代兴邦安国的需要；二是形式的落伍，八股化的考试制度束缚了考生的思想，不符合开放性社会的需要。　　自废除科考之后，西学成为中国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但由于种种原因，人才的选拔和评价方式仍然没有逃脱应试教育的窠臼。在多种因素的冲击下，中国的学校教育目前已经逐渐失去原来的为平民子弟向上层流动提供机会的功能。　　首先，个人承担的教育成本负担越来越重，现在个人承担的教育成本已超过其承受能力，许多优秀的平民子弟可能就此放弃或荒废了学业。而即便顺利完成学业，在高校高收费之后，继而又要面临研究生全面收费，平民子弟更无力继续深造。即使平民子弟完成了所有学业，在资本和关系盛行的时代，平民子弟都要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才能改变在社会中下层的“出身”现状。　　要重振科举的积极价值，那就必须让中国的教育坚持以学生为本。国家要义不容辞地承担其教育责任，加大教育经费投入；教育者要把正己育人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社会不能以市场化为由阻碍平民子弟受教育并因教育而成功的权利，至少要提供职场上公平竞争的机会，并最大限度做到事实上的公平。而这，是整个国民教育不误入歧途的基本底线。这也是对中国重视教育传统的真正继承和与时俱进。　　□薛亚波（北京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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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3:00 &&
&&&&考试永远是必要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有考试。&&&&只有心想追求功名却又懒得用功的二流子学生才痛恨考试。&&&&关键是考试内容要合乎时代需要。&&&&另外是必须坚持完全公平。现在学生升学既有考试，又搞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择校”，大学还有什么“自主招生”，其实是拿学额作为金钱交易。研究生考试还混杂了性交易。至于某些地方的公务员考试更是黑幕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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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7:00 &&
文章提交者：qjsunyu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科举没有仍被铲除，它变异成另一般模样，更猛的毒害我们青少年！！！------------------------------------------说的对,教育是教什么?不单单是教书上的知识,更重要是教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试问我们的教师,我们的教育做得到吗?现在只不过是一种变相的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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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2:00 &&
楼上的诸位少听刘海峰放屁科举就是考试？这个不是放屁嘛仅仅看形式相似就把两个东西说成是同样的，放屁放屁舜重瞳，做了天下项羽也重瞳，结果在乌江边被人割下头来能一样嘛！科举背后还有个国家道德呢，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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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00 &&
科举的公平只是有限的公平
?日0:38? 来源：新京报&&&&&&《新京报》9月4日发表社论，认为科举制度最值得赞颂的主要是其公平性内涵，即“平民社会向豪门社会争取平等权利的成功实践”。&&&&这样的评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不为过。但笔者认为，科举之公平仍然只是十分有限的公平，对一个社会而言，机会与形式上的公平，依然无法掩盖和改变社会意义上的阶级不公与社会不公。&&&&科举制度的公平性隐含着一个根本性前提，即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必然导致并非所有国民都能有机会跨入科举门槛，从而获得一跃龙门的机遇。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受教育权是被作为一项经济权利或者说财富的权利，而为大多数普通民众所享受不到，因此其公平性只能是相对的。&&&&当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所谓公平，只能是前提的公平，而不是结果的公平。&&&&过于追求结果的公平，其后果只能是“均平”，而这恰恰抹杀了事物的差异性和人的禀赋性。故而，罗尔斯在《正义论》里阐述的“正义二原则”中，反复强调消除或弥补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尽可能提高那些最少获益者的利益”、“所有的职位以公平的机会向所有的人开放”。在这里，应当承认社会某些不平等的存在是合理的，因为就人的差异性和禀赋性而言，社会不可能创造一个完全相同的平等前提，而每个人因家庭背景、收入程度、教育环境、社会地位等客观性因素，又必然导致先天性差异的存在。但正义社会的公平，必须建立在“能增进每个人利益”的前提之上。&&&&由是观之，由基础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所带来的不公平，是今天我们面临的主要社会难题。只有“尽可能提高那些最少获益者的利益”，实现“所有的职位以公平的机会向所有的人开放”，才具有实质性意义。教育的公平是其他一切公平中最基础的公平。&&&&我们之所以反复强调国家基础性义务教育的责任，反对以市场化为由阻碍平民子女受教育的权利，正是为社会最终的公平创造的基本前提。&&&&□王建芹（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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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00 &&
科举废除了么？好象没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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