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序：我们家的人和事儿(1)
第1节：序：我们家的人和事儿(1)　　序：我们家的人和事儿　茅 青　　每个家庭都会有很多陈年旧事，挖掘这些往事是件有趣的事情：看看自己的前辈们曾经做过什么，想过什么，经历过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想，这样做，有哪些教训和经验。在了解自己家庭历史的同时也了解了中国上几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变迁。社会的变迁对家庭影响也是很大的。在这些变迁中，家庭成员有时直接或间接，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历史的变革，他们有时又成为受害人或目击者。
　　胡适生前特别鼓励朋友们写传记，他说，传记的重要性是对后代负责任，使他们查证历史时更为方便。如果有更多的人整理家谱，撰写自传，中国历史的记载也许会更全面更公正一些。以前中国的历史多半是皇室的家谱，如梁启超说的“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家谱而已”。今天，网络发达，消息灵通，手段便捷，每个平民百姓在写自己家史或自传的同时也参与了整个社会历史的编写和叙述。此外，我发现家庭及幼年的经历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往往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判断。因此写家史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挖掘自己家族的“文化基因”，这对后代和其他人或是一种教育。　　我的母亲姓茅，生下我就把我放在外祖父家，我是在外祖父外祖母身边长大的，也就跟着外祖父姓了茅，自认是茅家的一员。茅家是个大家族，亲戚朋友非常多。尽管有“文革”和种种政治运动，我们家永远人来人往不间断。每天吃饭都围坐着一桌子的人，到了周末则要在方桌上加上一个大圆桌面，才够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围坐在一起。大家在饭桌上一边传递各种信息，评论时事，针砭时弊，讽刺挖苦，感慨叹息，一边品尝我大舅妈烹饪的各色苏州风味的菜肴。在莫谈国事的最黑暗的时代，我们家的人即使把声音压得低低的也要谈出自己的看法，因为这里是唯一能发出自己声音的地方。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文革”期间很多家庭互相揭发，家庭四分五裂，我们家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我从小就知道，家里说的话不能在外面说。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祖父外祖母相继去世，我们纷纷离家去国外定居。当时我母亲萌生了写家史的念头，她还为此专门去了南京、镇江等地，查找了一些资料，也写过几篇散文。她曾说，茅家出过不少人才，这些人中有的出了名，有的没出名，但是他们各自的经历都很有意思，值得写写。母亲曾经是记者，
后来当教授，长期从事文字和教学工作。但是她还没来得及动笔就病倒了，且一病不起，不久前与世长辞，撰写家史的重任于是落到了我的肩上。几年前，我写了《我的三个舅舅》，在《国家历史》和《民间历史》杂志上发表。大家认为写得有意思，朋友就说，你干脆再多写几个人物凑成一本书吧。在众多的因素推动下，我决定写这部家史。我知道，写好一部家史并不容易，不仅仅要叙述家族中一些人成功或失败的故事，还要把握他们的思想脉络、心路历程。况且涉及的人物较多，其中有些人做了很多很重要又很有意义的事情，要把他们写好不太容易，等于要写好几本人物传记。我外祖父外祖母都已谢世，叔公茅以升也不在了，这对我直接了解他们当时的思想活动，掌握第一手资料带来一定的困难，我只能通过他们子女的回忆和他们留下来的文字来揣摩和分析他们当时的一些想法。好在我的几个舅舅和表姨健在，我对他们可以了解更多、更详细一些。特别是茅于轼，我同他接触比较多，每次回国我都要去拜访他，我可以比较全面地写出他真实的思想活动和道德情操。我在书中也尽可能写出家人的婚姻状况和爱情经历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我觉得这是家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只有写出他们的真实故事才是对家人最好的尊重和理解。
第2节：序：我们家的人和事儿(2)
　　本书从我外祖父的祖父茅谦写起，一直写到我们这一代，也略微提到我们的下一代，共有五六代人。我家这几代人几乎都是文人或者知识分子，很少有人经商，也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我们这几代人的经历见证了一百五十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为强国梦所做的努力、遭遇的挫折和走过的弯路。有时，一段小小的弯路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就拿“文革”来说，在一百五十年的历史长河中，“文革”才短短的十年，占十五分之一，但是我们家有三代人赶上了“文革”，且深受冲击：茅以升挂牌挨斗，妻子惊吓而死；茅以新挨打，七十高龄被下放到黄羊滩干校劳动；茅于轼遭殴打险些丧命，被作为“危险人物”赶出北京；茅于榕被关监狱长达十年；茅于恭年届六十时，一家人被送到农村落户；我本人以及我的表姐表弟们，“文革”期间受歧视，同其他的青少年一样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十几岁被迫上山下乡。在短短的十年里为什么会发生如此荒唐而可怕的事情，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中国“折腾”的时间真是太长了，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提出“不折腾”，道出了中国人民的真实心声。
　　一个正常和健康的社会应该是渐进和延续的，而中国清朝时期突然受到外部的攻击，这使国人变得十分急躁，人们想在一夜之间变成强国，这个强国梦是如此执着、顽强，萦绕终身，它在推动民族进步的同时，也使我们付出了很多代价。现在我们逐渐认识到了真相，我们需要的是渐进，是改革，是努力地把本职工作做好，是一点点地积累财富，是在保留本国文化的同时学习外来先进的东西。写完茅家的故事后，我深深地对先辈们所付出的努力感到钦佩，一种难言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他们尽管没有辉煌的戎马生涯，没有一呼百应的领导才能和显赫地位，但是他们真诚忘我地为祖国奋斗着，他们的那种爱国之情不时让我们这些离国而走，移居海外的一代人感到惭愧，正是这种心情激励我写出了他们的故事。
　　人们都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我写完家史后倒更觉得中华民族是一个勇于变革并且善于学习的民族。只要有良好的环境，中国变化之快令人瞠目。茅谦那一代，连外国仪器见都没见过，他们组成金陵测量学会就是为了欣赏和摆弄摆弄杨文会从国外带回来的望远镜、显微镜、水平仪。到了茅谦的孙子茅以升，已经可以造出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而这之间只隔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这种进步同茅谦等人大力提倡西学，培养新式人才有着很大关系。我刚到法国的时候，中国廉价商品放在地摊上贱卖且鲜有人问津，二十年后，“中国制造”已经涉及很多高科技领域，并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寻常百姓家庭。这些变化是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下取得的，茅于轼等中国自由派经济学家极力推动市场经济改革也功不可没。
　　我在写茅家的故事时还有两个意外收获，一是我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特别是一些远亲的故事，另外，通过写书我和一些亲戚的关系及情感联系更深了。每写一个人物时，我都被他们的经历所感动。我对自己的外祖父，外祖母感情最深，写他们时情感尤为真挚，写几个舅舅也得心应手。但是令我没想到的是，当我写其他几位不太熟悉的亲戚时，我发现了许多以前不为人知的一面。如叔公茅以升，以前总觉得茅以升太知名了，写他的文章不知有多少，很难把他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亲的人。但在搜集资料和听亲友们回忆后，我慢慢了解到茅以升的另一面：宠爱居家过日子的一面，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的一面，骄纵子女，依恋家庭的一面……很多故事非常生动感人，我自己有时都会被感动得掉泪。
第3节：序：我们家的人和事儿(3)
　　我同定居在美国的两位远房表姐们取得联系后，写了她们的故事，尽管我们很久没有联系，与其中有一位表姐也仅有一面之交。但是当通上电话后，我们之间马上产生了非常熟悉和亲热的感觉。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血浓于水”。令我高兴的是，她们都非常支持我的写作计划，尽量给我提供素材。另有在国内的表哥茅为雄，是他帮我写了对伯父茅于恭和对他父亲茅于榕的回忆，我对这两位长辈所知甚少，没有他的帮助，我很难在本书中反映两位长辈的真实情况。表舅茅于敏此前一直支持我母亲撰写茅家的家史，我母亲病倒后，他听说我要代我母亲写书，使不顾身患重病，带着氧气机同我谈了好几个小时，没多久他本人也去世了。我的写作计划得到茅家人的鼎力支持，除了上述所提到的亲友外，大舅茅于轼，二舅茅于杭，小舅茅于海，还有表姨茅于燕，表姨茅玉麟，表姨父徐旋，表弟茅为立，表舅茅于渊都为我提供了大量的资讯和照片，没有他们的支持，我是难以完成此书的。
　　本书完成后我感到松了口气似的，希望我历时几年完成的这个工作可以告慰那些已经故去的亲友们。
　　我们家的人和事儿
　　序：我们家的人和事儿
第4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1)
　　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
　　第二章 茅以升，茅以新——走工业救国之路
　　◎
老照片和老故事　　外祖父家有两张老照片，一张是外祖父和外祖母的结婚照，那是在上世纪20年代末拍摄的。照片上有茅家人也有外祖母的娘家陈家的人。另外一张是外祖父家四世同堂的全家福，当时他才十岁，照片上有他的祖父、父亲、兄长以及侄子等人，摄于上世纪初，1913年前后。那时外祖父的二哥茅以升才十八岁，结婚不久，地点在南京老家。娃娃桥。照片上，坐在最中间的人，名茅谦，字子贞，是一家之长。茅谦膝上坐的是他的孙子，茅乃封的儿子茅以元。挨着他坐的是茅谦的弟弟，茅尚年，留着清朝发型，拖着一条大辫子。据说，茅尚年老的时候行为有点古怪，看不惯新事物，不肯剪掉辫子。左边坐的是茅谦的长孙媳朱少云，怀中抱着茅谦的曾孙茅于恭。挨着茅尚年坐的是茅谦的另一个孙媳妇，茅以升的妻子戴传蕙。
　　茅谦是个举人，在当地小有名气，这是我很晚才知道的。我外祖父是个不善言谈的人，我小时候很少听他讲过去的事情。中国政治运动太多，言多必失，这也使本来就寡言少语的外祖父变得更加沉默无话。倒是外祖母话比较多，但她对这位祖公公根本没有印象，因为她嫁到茅家时，茅谦已经不在了。我第一次听到茅谦的名字还是出国以后，我有一个学历史的好朋友肖小红专门研究中国江浙一带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形成以及他们对中国社会变迁所起的作用。她曾经问过我，茅谦是否同我们家有关系，我却回答不上来。她告诉我说茅谦在镇江曾经是一个有名的举人，办过学，办过报，参加过公车上书等等。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回国时查了资料并询问了长辈才知道茅谦的确是我家的先祖，就是照片上坐在正中间的那位老人。他的照片一直在我家放着，我居然对他毫无了解，连名字都不知道，我为此深感惭愧。后来我专门去了一次镇江，查了家谱又去了茅家祠堂旧址等地方，对茅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越了解茅谦越觉得这位先辈很有特点，茅谦聪明过人，才华横溢，能言善辩，精力旺盛，他一生中做了不少值得记取的事情。
　　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
　　◎
盛世修家谱
　　过去的人一旦有了成就就会想到整理家谱，把祖上的名人或功德无量的人士都记录一番，其目的无非是让后代循着老辈的足迹也做点光宗耀祖的事情。茅谦也不例外，他中举后第一件事就是请家族中的人帮忙修家谱，他还为新修的家谱写了序：
“吾族为周公后，左氏传所谓凡蒋邢茅是也。第其后茅并于鲁。于《左传》篇末略见端倪。入战国遂无所见。若夷鸿茅茷，一无绪论，著于简编。后世，秦有茅焦，汉有茅容。一姓之中，人才如晨星寥落。而遁于神仙者，则于句曲之华阳洞天，高占一席。若以文章勋业之传于世者，盖寂无所闻焉，歌式微之章所以惕然惧也。江南茅氏来自开封，迄今几三十传。其间食旧德之名氏，用高曾之规矩犹能绵绵延延以传之不替。则我远祖周公之遗泽犹有存焉者矣……”
　　照茅谦的说法，茅家是周公的后代。据记载，周公有四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名叔，被封到茅邑，即今天的山东省南部靠近江苏省的金乡县，建立了茅国。分封也为以后各国的兼并埋下火种。春秋时期，茅国终于被近邻邹国所灭。茅国的子孙为了记住自己以前是茅国人，就以茅为自己的姓氏，从而有了茅姓。这也是百家姓中所谓“以国为姓”的著名例子。从家谱的序言中还得知，我们茅家有文字的家谱是从明代开始的，明代以前则是口传家谱，口传家谱的第一代是茅康，到现在已经是第三十三代了。茅康是宋代的武功大夫，他带了全家下江南，在镇江丹徒定居。但我在宋史上并没有查到茅康这样一位武功大夫，是不是修家谱的人为了给茅家脸上贴金安了一个武功大夫的头衔也很难说。
　　茅家大家庭 （（1913年摄于南京娃娃桥）。后排左起：茅以新（茅乃登幼子），茅以南（茅乃登长子），茅乃封（茅谦二子），茅乃登（茅谦长子），茅乃经（茅谦三子），茅以升（茅乃登次子），茅以纯（茅乃登小女）。前排左起：刘氏（茅乃经妻子，怀抱茅乃经儿子茅以珉），韩石渠（茅乃登妻子，茅以升母亲），朱少云（茅以南妻子，怀抱儿子茅于恭），茅谦（怀抱茅乃封儿子茅以沅），茅尚年（茅谦弟弟），茅以农（茅乃经儿子），戴传蕙（茅以升妻子），茅以滇（茅乃封之女），汪氏（茅谦第二任妻子），陆氏（茅乃封妻子），后三位不详。
　　◎
家谱中的“好人好事”
　　茅家三十代中共有五位进士：六世，茅登升，宋朝绍定五年的进士；十七世，茅鉴，明朝嘉靖十年举人，十一年的进士。茅家十九世有两名进士：茅崇本，明朝万历四年的举人，万历八年的进士；茅崇修，明朝万历三十七年举人，四十七年进士。茅家第二十五代，茅奎光，乾隆五十四年的拔贡。第二十八代茅谦，光绪二十年，甲午科举人。此外监生，贡生不胜枚举。
　　家谱有一章叫做“事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好人好事”，里面记载的好人好事颇为有趣。比如宋朝末年茅家第七代有个叫茅湘，字清叔的人。他的父亲茅登，绍定五年中进士。茅湘自幼博才多识，而且很有志气。当时他同兵部尚书陆秀夫关系很好。宋朝末年朝廷急需人才，陆秀夫就把茅湘推荐给朝廷，让他跟随海陆将领张世杰，不久朝廷提拔茅湘当兵部侍郎。皇帝端宗死了以后，茅湘和陆秀夫共同承担起保护年仅七岁的小皇帝的重任。详兴二年也就是公元1279年，元军攻破厓山，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蹈海而死。家谱上记载说茅湘当时也一起跳海而死。这一“英雄事迹”当时茅家
人很引以为自豪。
第5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2)
　　著名的茅山三道士“三茅真君”是否是茅家的前辈，也没有可信和详实的记载，但我想茅谦肯定认为三茅真君是茅家的祖辈，否则他不会给自己取了“肺山公”的号。肺山就是茅山，山顶上有着中国著名的道家庙宇，里面就供着“三茅真君”。
　　茅家家谱中对第十五世茅宇的记载比较详实。茅宇字子固，据说很小就显示出与众不同，不到十岁就能辨别诗文的好坏，邻里乡亲都认为他是个神童。茅宇年龄不大就自创了一份产业，创的什么产业家谱上没有提及。茅宇平时行为规矩勤俭，自己为自己封号为“检庵”。创业成功后便拿出钱来为村民们做好事。弘治五年，镇江闹饥荒，茅宇拿出大量稻米赈灾救民，还出钱为远乡一个缺水的村子挖了一口井，这口井后来被人们称之为“义井”。茅宇曾跟随丁易洞先生游览四方，这使他眼界颇为开阔。他教育孩子很有一套。他看出儿子没有多大才华，而孙子茅鉴却是可塑之才，于是就把重点放在教育孙子上。他的教育方法比较独特，不用责骂和体罚来管教孩子，而是循循善诱，并且不分日夜寒暑同孙子一道背诗作文。茅鉴后来中了进士，这同茅宇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茅宇死后，朝廷的一名户部郎中写文章评价茅宇：“谈笑中有书史，和易中有孤洁。不谄不骄有猷有哲，起中衰之门户，宏再造之基业。送死而周人之匮，养生而利人之急。是宜子姓振振，家声烨烨，呜呼！闻世上有子固之高风，今十五复睹检庵之人。”茅鉴中举后，茅家这一支发达了好多年，但到茅谦祖父一代又衰落了，茅家中兴的重任于是落在了茅谦的身上。
　　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　　三茅真君庙。
　　◎
茅谦用功读书，一心中举
　　茅谦虽然非常聪明，但中举的愿望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由于家境贫寒，他又是长子，父母身体都不好，茅谦平时要拿出很多时间为儿童教书授课以养家糊口。茅谦十八岁时接连通过县、府、院三试，中了秀才，为他日后考取举人铺平了道路。他对父亲说，他将来要考举人、进士，他不甘心默默无闻一辈子。但茅谦自己心里清楚，考举人必须有人指导，家里因为贫穷，不可能给他请老师，再说当地好的老师也很少。茅谦中了秀才后，收的学生也多了，收入虽微薄，一家人还能勉强度日。茅谦对经学诗书更为着迷，每日手不释卷，夜夜苦读至天明。可是，他越深入学习就越觉得自己的功底不够，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基础知识不牢。而基础知识缺乏主要因缺少名师的指导。多年来茅谦完全靠自学成才，从未得到过大师指点。茅谦万分渴望有师可从，父亲茅铭远也替他着急。正在这时，茅铭远听说柳兴恩回镇江了，这消息使父子俩异常兴奋。柳兴恩是茅铭远母亲的表弟，也就是茅谦的表舅。柳兴恩多年前中了举人，以后曾在外地当官，几年前归乡，可又赶上太平军闹事，只好再次到外省避难。现在战事平息，柳兴恩携全家回镇江，准备在镇江安度晚年。柳兴恩是当时全国有名的经学大师，又是茅家的亲戚，柳兴恩回镇江后，茅铭远立即带着儿子前去拜访他，并把茅谦想拜他为师的意思告诉了他，柳兴恩看了茅谦的诗文后就同意收茅谦为学生。这对茅家无疑是一个好消息，茅谦一来可以跟从大师治学，另外也有了更多的踏入仕途的机会。
第6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3)
　　柳兴恩，字宾叔，道光十二年的举人，专门研究毛诗。毛诗是汉朝毛亨、毛苌注释的《诗经》。《诗经》共有三百零五首，因此又称“诗三百”。从汉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很多人都试图阐释它。柳兴恩一生著述颇丰，著有《毛诗注疏纠补》三十卷和三十卷本的《穀梁春秋大义述》，结束了唐代以后无人治“谷梁春秋”的历史。柳兴恩治学态度勤谨，为人又淳朴敦厚，使茅谦一生受益。茅谦听从柳兴恩的教导从毛诗入手，“先治一经，而后治群经不难矣。”茅谦到柳家后深得柳兴恩的器重，柳兴恩觉得茅谦既用功又有才，除了指导茅谦学问外也叫茅谦替他到外面代课，让茅谦有了更多的赚钱养家的机会，茅家和柳家从此结下不解之缘。柳兴恩的侄子柳诒徵是茅谦的朋友，也是茅以升日后的老师。
　　茅谦当时为柳兴恩代课的一家姓杨，也是当地的名人，叫杨履泰。结识杨履泰对茅谦也十分重要，既改变了茅谦的学问趋向又改变了他的个人生活。杨履泰是清末有名的易学家，他不但对《易经》颇有研究，所著的《周易倚述录》名扬天下，而且对天文历算方面的造诣也颇深，算得上近代中国重要的数学家之一。茅谦日后对数学及天文地理有很大兴趣以至于影响到他的孙子茅以升和茅以新（二人后来都从事工程学并有所成就），这一切都应归功于茅谦最初师从杨履泰。我常想，茅谦如果生在现代社会，绝对是一块学理工科的料，因为他刚接触一点科学就非常着迷。杨屡泰也很看中茅谦，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茅谦。茅谦二十岁时同杨屡泰的女儿成婚，育有三男两女。
　　茅谦后来几次赴考举人均没有成功。当不上官，糊口也有糊口的办法，“膏火费”就是糊口的方法之一，也可以叫做是靠考试吃饭。茅谦在中举前为了养家糊口，每月数次渡江应扬州广陵书院考试。书院的考试在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举行。每月初一是由本院的老师出题阅卷，十五是由官府出题阅卷。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就受到嘉奖，奖金就称为“膏火费”。茅谦每次考试都受到奖赏，用这些膏火费和平日教书的钱养活包括妻子儿女和弟弟妹妹在内的全家人不成问题。后来他的大儿子茅乃登也走父亲的这条路，跟着父亲去考试领取膏火费。茅谦文采在镇江小有名气，每次他在书院考试时写的文章都在远近传阅，大家争相抄录。可惜茅谦不重视保留文稿，很多诗文流散了，只有小部分留了下来。
　　◎
出生在贫寒之家
　　一 茅谦中举
　　茅谦原名为茅戊年，字子贞，号肺山公，谦是他的学名。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出生于丹徒县，即现在的镇江。茅谦的父亲名茅铭远，字心盘，号尔柔，是个落魄耿直的书生，他经常教训子女：
“贫莫贫于不问道，贱莫贱于不知耻。”茅谦小时候家中非常贫困，父亲靠卖字画度日，家里常常处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窘境。再加上镇江是当时清军围剿太平军的主要战场之一，茅谦小时候常常跟着大人四处逃难。他的自传上有一段就是写他逃难的故事。说茅谦小时候有一次跟着家人逃难，逃到苏北盐城时同家人走散，一人流落街头，几年后才找回自己的家。我对这故事很感兴趣，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找回家的，就去找茅家的老人求问。后来得知，茅谦是因为一把雨伞才找到家人的。据说茅谦当时走丢后，流落到苏北一个小镇，自己找了一家杂货铺做学徒。由于他酷爱读书，常常一边干活一边读书，有时候晚上熄了灯，他还偷偷找来蜡烛点上，秉烛苦读，这惹得老板娘非常恼火，说他不但耽误干活还浪费蜡烛，很快就把他辞退了。茅谦只好在街上流浪，一边寻找镇江老乡。这时他遇到老家来的做豆腐生意的姓赖的妇人，妇人同情他，借给他几枚铜板，茅谦才得以回家。可回家后发现家里的老房子早已付之一炬，家人也不知去哪里了。茅谦只好找了一个庙宇住下来，靠教小孩子识字谋生。又过了几年，有一天，茅谦的弟弟茅尚年偶尔经过茅谦寄居的庙宇，看见门外一把黄色油布伞，茅尚年认出来这把伞是他家的，因为上面有父亲画的一幅山水画，就这样，他把哥哥找了回来。茅家还流传一个故事，说茅谦从小聪慧过人，出口成章，能言善辩，下笔如神，当地很多人考秀才或考举人都请他捉刀代笔，他因此以替人写文章赚钱养家。还有传说，用茅谦写的文章如果中举就收银三千，这种说法多少有点夸张的成分。但茅谦本人当时最大的心愿是自己考中举人，以此来改善全家人的命运。中国常常是一人中举，后面几代人都因此转运，其实就是给后代提供了上学的机会。
第7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4)
　　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
　　茅谦。
　　◎
“公车上书”
　　直到1894年甲午年间，茅谦再次赴南京乡试时终于考中举人，这对整个茅姓家族来说是一件大事，它不仅改变了茅谦的命运，也为他子孙日后的成长和教育奠定了基础。但茅谦中举的时代正处于中国动荡和变革的前夜。茅谦本以为可以去官场做一番大事，但就在他得到中举消息后的数日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中国被小小的“夷国”日本打败，中国人感到异常耻辱，茅谦中举的兴奋被一扫而空。茅谦同当时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开始反思中国到底出了什么毛病。中国武器不行？经济不行？教育不行？文化不行？体制不行？大家静下心来一分析，发现中国实际上什么都不行。但茅谦仍不愿放弃去京城的进士会考，决定去试一下。
　　会试与乡试一样都是三年一科，逢丑，未，辰，戌为会试之年。去参加会试的举人都享受公费待遇，不必自己掏路费和食宿费，公家专门派车来接，因此民众就将这些去会试的举人称为“公车”，茅谦也被公车接去考试。茅谦到达京城的第二天，传来消息说，清朝政府派去日本谈判的李鸿章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中国把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割给日本，还要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白银，并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消息传来，人们大为震惊，纷纷去都院请愿。这时，维新派康有为和梁启超也在北京准备参加会试。康有为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上书皇上。当时茅谦正同江苏几个来考试的朋友在城南一家小酒馆喝酒，在场的有汪仲虎等人。茅谦文笔上乘，思维敏捷，大家就叫他来执笔。从茅谦的二儿子茅乃封的回忆文章看，“公车上书”中很多条款是茅谦起草的，茅乃封写道：“公车上书，累言数万，虽联署数百人，实先君条策居多。”不过这种说法很难有可靠的证据加以证实。
　　在茅谦的文集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想法，也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想法。我记得在他的文集中有这样一段陈述：现今欧风美雨竞争剧烈之际，中国人却依旧抱着自大，自是，自骄，自惰之故习，酣睡不醒。正是这个原因中国才受到别国的欺负，今天中国人应该好好学习西方：“惟学可以洗之窳堕之气，惟学可以振之满汉之界种族之竞争，惟学可以化之弭之，至于学问齐一知识大同，我二十一省之人将互相抟结以抵御外侮。”
　　“公车上书”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干涉时政，梁启超将此称为“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也”。
　　“公车上书”以后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因此改变，人们开始身体力行投身于变法维新的事业，如梁启超所言“公车之人散而归乡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举”
。很多人回乡后创办新学堂或成立各种各样的学会，也有的创办报刊杂志等。总之当时举国思变，“公车上书”推动并发展了这一变法维新的思潮和行动。茅谦在南京创办“养正小学”和“达材中学”，在镇江创办新学堂试点，并撰写了《变通小学议》、《水利刍议》等多篇论著。当然这也是“公车上书”维新洪流之下的举动。
　　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
　　◎
　　小城市的人到了大城市首先要结交当地名流雅士，方可融入社会。在南京安置后，凭着自己的社交本领，茅谦很快结交了不少名士。其中与茅谦关系较密切的有谭嗣同、杨文会、刘聚卿、缪荃荪、樊增祥、马良以及后来的徐绍桢等人。谭嗣同比茅谦小十七岁，却与茅谦成了莫逆之交，这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我查阅了谭嗣同的生平，发现谭嗣同谈吐不凡，精力过人而且对教育改革非常感兴趣。茅谦口若悬河，记忆力超人，在镇江时就有“高谈雄辩惊四座”的美誉，茅谦当时也正想办教育。两人由于兴趣爱好相同，思想观点一致，自然就有酒逢知己、相见恨晚的感觉。
第8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5)
　　谭嗣同，字複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他父亲谭继旬曾先后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职。谭嗣同湖南生，北京长，12岁再次回到故乡。谭嗣同少年起就博览群书，思想活跃，性格也豪爽，对科举没有兴趣，但迫于压力六次赴南北诸省应试，均没考中，从此他更厌烦科举制。甲午战争后，谭嗣同觉得自己以前把精力放在词章诗文方面是浪费时间，于国于民均无利，从而决定维新变法，提倡新学。谭嗣同便与唐才常在家乡浏阳办了一个算学馆。但是他父亲认为谭嗣同没有一个官位不是长久之计，于是用钱捐了一个小官给儿子做，这个官就是南京候补知府。谭嗣同难违父命，就这样来到南京，并结识了茅谦。茅谦写过《变通小学议》一文，提倡从小学起就学习算学、地理等知识。谭嗣同读过这篇文章，其中的思想和文笔让谭嗣同十分钦佩。
　　谭嗣同在南京的时间不长，1898年，湖南的唐才常招谭嗣同回乡，希望谭嗣同帮助湖南改革，谭嗣同于是告别南京的朋友返回湖南。谭嗣同走之前将一套红檀木家具留在杨文会的“深柳堂”里
。谭嗣同的离开使茅谦深感遗憾也有点失落。谭嗣同到湖南后与一些人创办了时务学堂，南学会和《湘报》。但没几个月朝廷突然传来命令，要谭嗣同立刻前往京城，帮助光绪皇帝改革，谭嗣同奉命来到北京。茅谦等人听到这一消息都感到振奋，以为中国终于有了变革的希望。可是就在同年九月，慈禧等保守派发动政变，镇压维新运动。当时一些维新派人士得信后纷纷逃离，只有谭嗣同等人拒绝出走。9月24日谭嗣同被捕入狱。谭嗣同被捕后，没多久就传来被杀的消息。谭嗣同的遗骸被运回湖南浏阳，葬在浏阳城外石山下。
　　谭嗣同的死对茅谦打击之大难以描述，这段时间茅谦情绪十分低落，每次到杨文会的深柳堂里看见谭嗣同那套红檀木家具就触景伤情。为了排遣烦恼，茅谦每日借酒消愁。茅谦次子茅乃封在回忆父亲这段时间的精神状态时曾写过这样的话：“会政变，六君子殉焉，先君伤之，尤痛谭複生，盖先生与先君独善也……”　
　　茅谦的儿子还回忆道：茅谦这一段时间对政治也失望到了极点，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研究古诗上，对杜甫和韩愈的诗歌及文章作了大量的研究，并召集了一些朋友天天论诗作文。他后来结交的一批朋友，如樊增祥等人都是吟诗会友时认识的。
　　谭嗣同，茅谦的好友。
　　◎
　　茅家世世代代都住在镇江，茅家的祖坟也在镇江，但茅谦中举后萌生了搬家的念头。他觉得镇江地方太小，对他和子孙日后发展不利，想把家搬到南京。南京是乡试所在地，学习风气浓厚。尽管镇江是故乡，有多年的根基，父老乡亲，故知旧识，一时很难割舍，但茅谦认为，根基太深故知太多也有一定的坏处，做事会束手束脚，眼光短浅，空间狭窄，如果家搬到南京对将来自己和子孙的发展更为有利。茅谦的亲友并不希望搬家，镇江毕竟是居住了好几代的老家，再说搬家耗时费事又破财，因此都极力劝阻茅谦。茅谦决定搬家还同他的第二个孙子茅以升的出生有关，茅以升是茅谦长子茅乃登的第二个儿子，据茅家老人回忆说，茅以升出生时，前堂饱满而且发亮，脸上也是红光满面，五官生辉。接生婆看了对茅以升的父母及祖父祖母接连说，“这个孩子将来大有出息，会给你们家带来好运，我的话说在前头……”
一家人听了都特别高兴，对此深信不疑。茅谦因此给孩子取了“升”这个名字，表明日后高升的愿望。茅谦因此想给孙子辈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茅以升九个月大的时候茅家全家终于从镇江搬到了南京。全家搬迁可是一件大事，据镇江老人回忆，当时茅家全家租了一条很大的渡江船，把所有的家什都装在船上，一家老小十几口人上了船。路过金山寺的时候，全家下船登山游览了金山寺。
第9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6)
　　茅谦虽然一家搬到南京，他并没有放弃镇江，他日后的很多工作都同镇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茅以升尽管不到一岁就离开镇江，也始终把镇江看作是老家，在他八十八岁高龄时，还再次到镇江寻访祖先的足迹。茅家的祖坟位于镇江西郊五洲山脉的湾沟，茅家很多代人都长眠于此，茅以升去世后也安葬在镇江。
　　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
　　二 茅谦办学、办报
　　光绪二十七年，清朝政府在全国范围设立了大、中、小学新学堂，这些学堂不同于以前的私塾只学四书五经，而是采用包括算学、商学等新学科的教材。光绪二十八年，朝廷再次通令各省选派学生到东、西洋各国讲求专门学业，学成者回国给予任用。当时以留日学生最多，茅谦的二儿子茅乃封就去了日本，几年后茅谦的长孙茅以南也去了日本。到了光绪三十一年，清廷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全国很多地方都开始创办新学堂，1904年全国新学堂的总数已经达到4222所。
　　一向提倡教育改革的茅谦自然也不会错过这一机会，利用自己在镇江的知名度，他也在镇江办了一个新学试点。办学最麻烦的是经费问题，我从资料中查到茅谦当时写的不少文章，其中有很多是关于如何解决学校经费问题的。江苏教育会成立后，茅谦任镇江丹徒分会的会长，作为会长他面临的难题很多，而经费问题则是最大的难题。废除科举，提倡新学，家长们开始将孩子送进新学堂，要求入学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师资、教室等条件却跟不上，茅谦为此非常伤脑筋。当时马良任丹阳分会的会长，他们离得很近，马良与茅谦也很熟，茅谦于是写信向马良求援。
　　马良字相伯，镇江丹阳人，名门之后。宋朝著有《文献通考》的马瑞临是马良的二十世祖。马良从小受基督教影响，马家在明末利马窦进入中国后不久就信奉了天主教。马良兄弟几个都很出色，他哥哥马建勋曾入曾国荃幕，剿灭太平军有功。弟弟马建中曾经赴法国留学，归国后帮助李鸿章搞新政，还被派去朝鲜平息政变。马良十二岁就上了上海徐汇公学，这是天主教教会办的学校，马良在学校里学了拉丁文、法文等，但后来马良同教会关系恶化，退出神职，走上士宦之路。据说起因是当时马良捐出三千亩良田给教会，希望教会帮助马良的家乡办教育，可是教会收了田却没有办教育。也有人说马良是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特别是看到中国受外国欺侮，难免不动还俗之心。马良后来又做了很多事情，上海著名的震旦大学就是马良创办的。马良曾经说：“我因游历欧美各国，决心办一所新式的中国大学，和欧美大学并驾齐驱……”但后来因为震旦大学受教会控制，马良又办了复旦公学。
　　茅谦在给马良的信上说：镇江蒙学堂兴办已五年，因为小学校加了算学课，学生通过五年的学习已有数十人初通商业财会。另有九人考上了江宁测绘学堂，别小看江宁测绘学堂，这个学校当时是一个很不错的新学堂。它的招考标准很严格，不仅要中文好，其算学标准以东洋教会算学程度为标准，要求学生会做代数二次方程。蒙学堂出来的学生能考上这一学校很不简单。而且要知道，当时学生的学习环境并不宁静，学校校舍在一个套院里面，这个套院当地政府用来做“化莠之地”（今天叫劳改所）。后来经过政府允许，划出一部分给了茅谦办蒙学堂，可是前院还是化莠所所在地。其中一厢房是关押囚徒的地方，另一厢房是监管囚犯的人住的。学校位于后院，学生每天上下学都要经过前院，经过前院必定看得见囚徒，听得到那些囚徒和狱卒的秽恶粗俗之语，这自然会给学生带来不良影响。茅谦说这种情形已经持续五年，况且现在要求进学校的人日益增加，校舍不能扩充，也就不能招收新学生。马良回信说，可以把这些情况反映给江苏教育总会，江苏教育总会是中国第一个省级教育总会，有一定的官方色彩，也有些财力，兴许他们会帮一把。马良又建议他俩代表镇江共同给教育总会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镇江距离南京较近，与南京的关系密切，但镇江却归苏州府管辖，使镇江办事不方便，以后是否能归江宁府管辖；第二，镇江小学办的不多，师资缺乏，应该加强师范学校的创办；第三，老的劝学所和现在的教育会等机构应该分工明确，或统一起来。茅谦还准备将积攒的三千两银子捐给镇江蒙学堂。
第10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7)
　　除照管镇江蒙学堂外，1905年南京政府还委托茅谦将原来两所旧的书院也改为新学堂，茅谦亲自筹划创办了“养正小学”和 “达材中学”。茅谦孜孜不倦的办学精神受到朝廷表扬，三年后茅谦被封为河南省知县，挂知府衔（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享受地委书记待遇的县委书记）。
　　◎
参加金陵测量学会
　　茅谦是通过谭嗣同介绍认识的杨文会。杨文会字仁山，安徽石埭县（今石台县）人，杨文会虽是著名的佛学家，但他对西方的科技知识也很有兴趣。他曾说过“斯是竞争，无非学问”。杨文会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早年除了钻研儒学外，还学了天文、地理、历数、音韵等，但杨文会始终反感科举制度，据说他一生从未下过考场。杨文会二十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病中偶然读了《大乘起信论》，顿生感悟，一连读了五遍，越读越有体会，从此遍求佛经，广学佛法。杨文会曾陪同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去过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游览，参观过欧洲的许多工厂，从此对西方的科学产生浓厚兴趣。回国后潜心研究过望远镜和显微镜，自己制作了天地球和地图尺等工具。茅谦认识杨文会后，到杨文会家第一次看到他从国外带回来的洋玩意儿惊诧不已，这些洋玩意儿有：地球仪、天文望远镜、显微镜，还有子午仪、经纬仪、纪线仪、叠测仪、地平仪、罗盘、陆地记里轮、水银风雨表、量风器、量雨器、量潮器。这些仪器还附有上千张的图纸，让茅谦大开眼界。
　　到杨文会家参观玩赏这些仪器的人不少，有的是出于好奇心，有的是真感兴趣。于是谭嗣同想何不就此成立一个学会，名字就叫“金陵测量学会”。当时成立学会成风，有农学会、算学会、强学会、女子会、不缠足会、戒鸦片烟会等等。在谭嗣同的倡议下，金陵测量学会就成立在杨文会家中。参加学会的会员商定定期聚会，每个成员各钻研一种仪器并经常使用这种仪器，有机会时还可以去实地测量并绘制长江下段的粗图等等。当时中国的科技水平实在有限，能使用外国人发明的洋玩意儿已经算很有能耐了。茅谦也是金陵测量学会的会员，每有空闲就去杨文会家摆弄各种仪器。金陵测量学会的成员还有：郑孝胥、蒯礼卿、刘聚卿、缪荃荪、徐积余等人。当时杨文会虽然远离政坛，但由于他有广博的西学知识，维新派人士与他接触很多，如梁启超、郑观应、周馥、汪康年、桂伯华等人都与杨文会有来往。维新运动失败后，金陵测量学会也被迫解散了。
　　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
　　《变通小学议》，茅谦撰文。
　　《南洋官报序》， 茅谦撰文。
　　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
　　三 茅谦的晚年及其子女们
　　茅谦自四十五岁中举到七十岁去世，在他最后的二十五年的生命里，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了剧烈的震荡：清王朝被推翻，辛亥革命成功，紧接着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革命和骚乱，动荡和变革，此起彼伏，复返交错。但社会还是在进步着：大人物们在筹划阴谋，小人物们在改变世界。茅谦中举后先被江南商务总局派到镇江，与镇江的县知事创建镇江商务分局，两年后，茅谦又被派往高淳县做学官。稍后又办报纸、办学校，也去河南当过几年小官。辛亥革命后，茅谦到了广州，任广东图书馆馆长，后来北京成立了清史馆，他又被聘为协修。晚年时茅谦对故乡越来越眷念，于是又回到了镇江，想在镇江安度晚年，同时继续在镇江办教育。他自己觉得身体很好，再干几年不成问题。但有一天，茅谦突然觉得头痛就一头栽倒了，再也没能站起来，现在看来一定是脑溢血。
第11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8)
　　茅谦尽管中了举人，也当过小官，但由于时势动荡，茅谦不但不受贿还经常将自己的财物拿出来捐助他在镇江办的学校，因此茅家一直比较清贫。茅谦写过一句诗“可怜我亦磨穿铁，橐笔飘零渐白头”。既反映了茅谦的晚年奔波劳碌也看出当时茅家的清贫。茅谦共有过五个子女，但最后只剩下三个儿子，茅乃登、茅乃封和茅乃经。我们家这支是茅乃登的后代。茅乃登和茅乃封一生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就是曾经跟随徐绍桢参加过辛亥革命，但他们得以认识徐绍桢进入新军也同茅谦有不少关系。从此可以看出，茅谦是非常顾及子女的中国传统式的家长，只要有机会首先想到安排子女们。茅谦先后有过两个妻子，第一任妻子是杨履泰的女儿，她在茅以升年仅五岁时就病逝了，茅谦第二任妻子，现在只知道她姓汪，除此之外找不到任何关于她的记载。茅谦死后同第一任夫人合葬在镇江。
　　◎
《南洋官报》
　　茅谦还办过报，我在他的文集里读到一篇他写的《南洋官报序》。序言很长，酌古御今，中西对比，纵横捭阖，见解独到。其中一部分专门讲西方人办报为西方社会进步带来的促进作用。据记载，当时在南京任布政使的樊增祥读到茅谦这篇序后非常赞赏，专门以诗奖之。《南洋官报》办得的确与其它官报不同，它内容丰富，文字鲜活。
　　光绪三十三年，学部创办了《学部官报》，清廷发行了最高官报《政治官报》，后来改名为《内阁官报》。这些官报的内容都以恭录谕旨第一，奏折第二，咨扎第三，章程第四。其宗旨是“凡私家论说及风闻不实之事，一概不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所有的小道消息和八卦新闻一概不许刊登，当然更不能骂政府了，因此这些官报办得毫无生气。茅谦对上述官报很了解，正因为此，他才要办出一份不同于朝廷官报的官报。在版面设计和内容选择上都要有新意。《南洋官报》内容非常丰富，除了主要栏目必须刊登的圣训谕旨外，还涉及文化、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南洋官报》开始时为双日刊，每份报二十多页，每期印两千份左右。但报纸是靠官费资助的，有钱就多办几份，无钱就少办几份。因此《南洋官报》有过日刊也有过双日刊或五日刊。茅谦本人是办教育的，因此他特别重视教育内容，报纸副刊上还登有中外学堂的讲义，以此解决国内办学缺少教科书的问题。茅谦还请在日本留过学的柳诒徴选择一些日本教科书翻译后登在报上。有一段时间经费充足，报纸办得也比较红火。在茅谦的主持下，该报不断增设栏目，尽量使内容贴近民众的生活和社会的需要。
　　茅谦办报也影响了他的长子茅乃登，乃登文笔不错，受父亲之邀也常给《南洋官报》撰写文章。后来，汪康年等人办了《中外日报》，
《中外日报》的形式和今天的报纸非常相像，用新闻纸两面印刷，而不像南洋官报那样以书册形式装订。茅乃登被聘为《中外日报》驻南京记者，乃登也就成为茅家的第一名记者。
　　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
　　◎
茅谦送二子参加新军
　　回顾茅乃登曾经做过的事情，几乎全是父亲茅谦先给他踏出一条路，乃登循路而上的。茅谦过江考试赚取膏火费，茅乃登也跟着去考试赚钱。茅谦办报的同时帮茅乃登找了一份《中外日报》的差事。茅谦办学又给儿子在思益学堂找一份教书的活儿，后来得知缪荃孙创办江楚编译局需要人，马上把乃登介绍了过去。但过去很少有铁饭碗，事情经常做不长，不是部门取消就是报纸停办或者学校关门，所以茅乃登始终处于半失业状态。可是此时乃登一家人口众多，生活拮据，茅谦一直想为大儿子茅乃登谋个比较长久的差事。茅谦关系多，结交广，1911年他听说两江总督周馥说新军九镇统制徐绍桢是个不错的人，就找了机会同徐绍桢认识，没想到徐绍桢早就听说过茅谦。徐绍桢属下有一个叫陶朴青的镇江人，他常常在徐绍桢面前炫耀家乡一位叫茅子贞的人，说他如何学通五际，才贯四江，如何诚心诚志，肝胆相照。因此茅谦的名字对徐绍桢说来并不陌生，两人一见如故。六年后茅谦去世时，徐绍桢专门写了悼文叙述了他同茅谦相识的过程。
第12节：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9)
　　茅谦当然对新军感兴趣也不只是为了给儿子谋差事，茅谦对中国军事改革一直有浓厚的兴趣，他曾撰文提倡建立不同于清朝军队的新的军队。见到徐绍桢后，茅谦非常想了解新军特别是九镇的情况。清朝末年，清朝政府深知旗兵和绿营等旧式军队已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需要建立一支新的军队。当时人们称清政府的旗兵是“无事则靡费饷糈，有事则临阵溃散”。被赋予改革军队重任的袁世凯制定了“募兵格式”，要求每个士兵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年限为二十至二十五岁；力大限平举一百斤以外；身限官裁四尺八寸以上；步限每小时行二十里以外；报明三代家口、住址、箕斗数目；曾食洋烟者不收；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不收；五官不全，体质软弱及有目疾、喑疾者不收。新的招兵法制定后，虽然所招收的新兵不能完全符合以上的要求，但总体上说新兵的素质比旧兵高多了。此外，新军对军官的选择更为严格：各级军官要求学堂出身，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和近代战争知识。当时因废除武科考试，通过科举产生各级军官的路子被彻底切断，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了武备学堂。
　　在一次聚会上，徐绍桢对茅谦说他们第九镇非常缺乏军官人才，茅谦说：“正巧，我两个儿子都可为你效劳，长子乃登文笔一流，忠心耿耿，次子乃封留学日本学的就是新式军事，只是乃封尚未归国，明年归国后，就叫他入你的军队。”两人一拍即合，徐绍桢当场就同乃登约定了去军务处报到的日子。对乃登来说，这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第二天他就去九镇报到并把他的文章拿给徐绍桢看。徐绍桢看了他的文章和简历后觉得茅乃登是个人才，就让他担任九镇第一书记官。第二年，乃封回来后也为徐绍桢延揽去当了九镇当参谋部次长。
　　徐绍桢，字固卿，广东番禺县人，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才。“佐大幕，经史、训诂、兵农、礼乐、辞章、厉算、刑名、考据，无所不通。因长期在军界，对各国军力、军制、新型战术，无不精研熟记。”徐绍桢还被派去日本学习考察军事，回来后一手创立的新军第九镇，该镇从训练教育，到官兵作风及作战水平都是全国之冠，屹然成为东南大镇。徐绍桢因在光复南京中有功，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区总督，以后又担任不少职务，如广东卫戍区司令，广东省长，内政部长等职。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后曾经想拉拢徐绍桢，任命他为参谋总长，但徐绍桢不肯就范，自请解除兵权，推说有病去了上海，袁世凯后来非常记恨徐绍桢曾派杀手行刺，徐绍桢不得不离开中国，流亡日本，到袁世凯死后才回国。
　　茅乃登。
　　第一章　清末举人茅谦
　　新军的成立已经给清朝的垮台埋下了伏笔。新军的官兵大多接受维新思想，痛恨腐败的清朝政府。因此，当陆军第八镇在武昌起义成功后，在南京的第九镇也跃跃欲试。消息被清廷得知后，当局对徐绍桢严加防范。据说，当时两江总督张人骏为了防范第九镇闹事，把旧部队张勋等人调了回来，而只发给九镇的士兵每人两颗子弹，同时张勋等人不断向第九镇挑战。起初徐绍桢委曲求全，等待机会，直到两名满族士兵企图行刺暗杀徐绍桢后，徐绍桢终于决定起义。新军初战失利，就是常说的“秣陵关之战”，后来经过严密筹划和分析，徐绍桢亲自安排部署，终于获胜，12月2日南京光复。
第95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21)
　　于轼说，他写了一篇文章，
《财富中国》向他索稿时就把这篇文章给了编辑。过了几天，编辑对他说，这篇文章不能发表。于轼说，如不能发表，以后就不再给他们写东西了，以此给那编辑一点压力。于轼说，有时候，就应该不时地给管理者施点压力，推着他们往前走，比如他曾写了一篇《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政治家的利益》放在博客上，不久就被人删掉了，他就再次贴上去。至今这篇文章还放在新浪网的博客上。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在就职典礼上说：自由，平等，博爱，两百年前的目标，在今天仍旧是我们鲜活崭新的价值，是我们每天要为之奋斗的事业，怎么做都不嫌多
　　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
　　茅于轼夫妇参加中国企业家杂志评选2008年度最有影响经济学家颁奖活动。（图片由茅于轼提供）
　　◎
　　我还是用于轼自己的一篇文章为本章做个总结吧：
　　再过两年我就要八十岁了。人生的旅途快走到尽头了。这几年我经常在想的一个问题是，人生的意义何在？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几十年，到底是为了什么？想了几年，答案慢慢地浮现，越来越清楚了。我很后悔，到老才认真地想这个问题，年轻时浑浑噩噩，糊里糊涂。如果我早几年想，早几年找到答案，我的人生会少犯许多错误，自己也会过得更顺利些。
　　这也难怪，人生意义，或者人生目的的大问题不是没人研究，恰恰是研究的人太多，各说各的，莫衷一是，搞得大家稀里糊涂，索性不闻不问，过一天算一天拉倒。我不是说人家的研究不对，没有价值，而是太抽象，太高大，过于理论化，没法付诸实践。我们需要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这个答案要能够清楚地指导日常的所作所为。
　　现在我把这个思考了好几年的答案告诉大家，和大家分享。答案很简单，复杂了就没用了。它必须是简单的。这个答案就是“享受人生，并且帮助别人享受人生”。
　　需要稍微说明一点，什么是享受人生。我的意思是：人生一世所得到的快乐总量极大化。它不是某时某刻的享受极大化，而是一生一世的快乐总量极大化。这儿所说的享受不光是物质的，更包括精神的，包括主观的满足感。它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只顾现在，不顾将来，而是既顾现在，更顾将来。人们要追求健康长寿，因为长寿的人活得更长，当然得到的快乐可能更多。要远离有害的环境和物质，这些事物会减少你的快乐。行动要考虑后果，不要贪图一时的痛快，贻患无穷。
　　要帮助别人享受人生。为什么？人生一世顺利不顺利往往不仅仅取决于自己，更多地也取决于环境，或者说取决于别人。如果别人处处跟你捣乱，你就过得很不顺利。别人希望日子过得快乐一点，大家就应该帮助他实现这个理想。所谓“君子成人之美”，这是孔夫子留下的格言。如果大家都懂得帮助别人的快乐，我们就有了一个创造快乐的环境，大家都比较容易实现快乐总量极大化的目标。所以帮助别人享受既是为了别人，其实也是为了自己。这一点儿也不矛盾。
　　用这条信条处理周围的事情，会使自己的日子过得高兴。凡是碰到难于决策的事情，想一想怎么能使自己快乐，也使别人快乐，答案就有了。有了这样的信条，养成了习惯，用来对待父母子女，妻子朋友，同事或领导，并且用它来处理自己在公务上的问题，你就不会犯愚蠢的错误，就会远离烦恼，周围的人都会喜欢你。
第96节：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22)
　　享受人生，这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谁不愿意享受啊？但是有人批评说，这个目标太自私，至少也是太庸俗，大家只管享受，国家大事，世界和平谁来关心呢？我想说的正好就是：享受人生是世界的头等大事，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
　　我们不要被别人误导，去做妨碍别人享受人生的事，去做愚蠢的事。恐怖分子身上绑了炸弹去炸别人，自己不享受还妨碍别人享受，真是愚不可及。可是恐怖分子还自以为做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是人生的最崇高的目标，是最值得为之牺牲的事。也不光是恐怖分子如此，二战时的一些日本兵来到中国杀人放火，作恶多端，害人害己，还自以为是效忠了天皇，光荣得不得了。我们在“文革”的时候，一些阶级斗争的积极分子，把别人斗得死去活来，自己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享受，同样是愚不可及。如果有许多人都被坏人误导，这个世界真就不得安宁了。
　　享受人生的目标不但是个人与个人相处的原则，同样也是国家与国家，集团与集团相处的原则。两岸关系、中日关系、劳资关系也应该本着这样的原则来处理，其他的考虑统统都应该让位。懂得这一点我们的世界就会平安得多，幸福得多。
　　还要不要牺牲？牺牲应该尽量避免。但是如果一个恐怖分子要拉响炸弹，我一定要扑向前去，减少伤亡。之所以要牺牲，正是因为有人受了蒙骗，要害别人。如果没有这些受蒙骗的人，牺牲可以少多了。当然还是会有一些需要人牺牲的事情，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有时候需要有人挺身而出。但是这种情况一个人一辈子也未必会碰上一次。现在人世间绝大部分的冲突都是人跟人的矛盾引起的，是在愚蠢的人之间发生的，不是智者之间发生的。懂得享受人生，就不会有无谓的牺牲了。
　　懂得享受人生，而且帮助别人享受人生！这是我发现的至理名言。
　　在日常生活中大舅的确很喜欢帮助别人，听说什么人遭到不幸，他就会尽量出钱出力替人家解燃眉之急。听大舅妈说，有一次，大舅从非洲出差回来，正值北京寒冬腊月，他却穿着一件单薄的衣服就进了家门，走的时候明明穿了大衣去的，怎么回来却如此单薄？一问才知，大舅在从非洲回北京的飞机上遇到一位东北人，这人在非洲打工数年，现在回国探亲。非洲很热，他上飞机时就穿了一件衬衫，由于对地理和气候等等没有丝毫概念，以为到中国也一样热。没想到到北京后，冷得上下牙打颤，于轼便把自己的羊毛大衣给了这名工人，自己就穿着薄衣服回家了。大舅妈埋怨他太不注意身体，可大舅说，他乘出租马上就到家，可那人还得换飞机飞到沈阳，那地方就更冷了。
　　大舅已经八十岁了，除了耳朵有点聋以外，身体还不错。只要有时间，每天和老伴在玉渊潭公园散步一个小时，有时也打打太极拳。几年前他还骑自行车上班，有一次下大雪，他骑自行车出门摔了一跤，把肋骨摔裂了三根，在家人的极力劝说下才放弃骑车。大舅喜欢吃甜食，吃很多甜食也不发胖，这可能是茅家的遗传基因决定的，茅家人都喜欢吃甜食而且都能保持较瘦的体型。为了给大舅补充营养，大舅妈每天给他吃西洋参和六味地黄丸。一次，看到大舅吃早餐，我和丈夫都笑翻了：一碗牛奶，里面加了西洋参、六味地黄丸，就着咖啡，饼干，干果，果酱和面包。甜酸苦辣应有尽有。我说，这怎么能咽得下去，他却说，我觉得很好吃，而且尝过饥饿的人，什么都觉得好吃
　　大舅现在一有时间就同舅妈去自费旅游，他的稿费全用在旅游上了。前年去了日本，还去了澳大利亚，今年去了新西兰。他觉得旅游不但观赏风景，了解民俗，也是休息和调整自己的机会。各国的文化艺术，风土人情，美食小吃，旖旎风光都令人心旷神怡，让人忘却烦恼，有益于养性健身。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了人们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和可能。大舅说，三十多年前，大家的经济条件都不好，没人敢想象自费到国外旅游。记得我外祖母活着的时候，看到我们大家都出国去，她很是羡慕，因为她这辈子没有到国外看过，可是当时大家的条件都不好，出国一般都是邀请单位出钱或者公费出访。现在大家条件好了，外祖母却不在人世了，大舅感叹地说：“如果你外祖母现在还活着，我一定要带她出国看看，背也要把她背出去。”
　　第三章 茅于轼——从工程师到经济学家
　　赵燕玲在给茅于轼梳理头发。（图片提供：《中国企业家》杂志）
　　茅于轼一家近照。后排左起：茅于轼的女婿余小平，女儿茅燕星，孙女茅尚彬，儿媳赵小平，儿子茅为星。前排：赵燕玲，外孙女余雅文，茅于轼。
已投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