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修订版)》讲述了旧社会没有标准教科书，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转益多师是吾师”，学术上独尊一家，其会的都一棍子打死，那就太简单化了。人类的文化也是这样，什么都绝对化、纯粹化总是很危险的。图书信息&　　作者: 何兆武 口述 / 文靖 撰写&&&&&& 图书封面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　　出版年: 2006-8　　页数: 287　　定价: 19.80元　　装帧: 平装　　ISBN: 4内容简介&　　何兆武教授的这部口述浓缩了20世纪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它叙述的尽管只是1920年代-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他学生时期的陈年往事，却蕴含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整个20世纪历史的反思，对我们重新认识过往、观察现在以及展望未来都有着重要的启迪，这大概是这本书能够激起读者广泛共鸣的原因。这本书同时又是很个性化的，何先生不惮于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不忌讳议论先贤的道德文章，既树立了理性的尊严，又使自己的性情展露无遗。在目前这个功利滔滔的的世界上，何先生对知识与真理的热诚仿佛一股清泉，可以冲洗那些被免得熏染的心灵，使其复现润泽。这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风范的存照。任何津津乐道于名人八卦消息的解读，都大大偏离了何先生的志趣。久已厌倦标签化历史着作的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中获得丰富、鲜活的历史体验，特别是今天“上学者”和“治学者”，或可藉此思考一下，学应该如何上、如何治。作者简介&　　何兆武，1921年生于，原籍，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曾任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多年致力于思想史、西方思想史、历史哲学的教学与研究。译述、、、、孔多塞等西方思想家的学术经典20余种。论著先后结集为《历史与历史学》（，出版社）、《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出版社）、《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等。目录&　　修订版序言何兆武　　序　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 葛兆光　　第一章　（）　　我的祖上没有名人　　三民主义的少年兵　　“一二·九”见闻　　上学记·甲　　1.力矫时弊，以古为则？　　2.无故乱翻书　　3.天籁幻想　　　　恋恋故乡情　　返乡　　印象　　上学记·乙　　1.中央大学附中　　2.西方教科书　　3.逃离“修道院”　　第二章　（）　　上学记·丙：迁徙的堡垒　　1.自由散漫的作风　　2.三个大学从来都“联”得很好　　3.自由，学术之生命　　4.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5.图书馆不是藏珍楼　　6.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7.兼职做教师　　8.恋爱？　　9.“天人交感”下的人生观转变　　几个难忘的人　　1.一包热情的　　2.民主人士　　3.战国派　　4.印象　　5.先生　　6.先生　　7.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　　8.曾昭抡先生　　9.系　　10.系　　战火芬芳　　“一二·一”运动　　1.“打倒孔祥熙!”　　2.一多先生被刺　　3.一个人的政治底线　　五柳读书记　　忆同窗　　1.“科里红”何佶（吕荧）　　2.殷福生（殷海光）印象　　3.大才子王浩　　4.因言获罪的陈良璧　　5.老友郑林生　　6.高干子弟？　　第三章　（）　　教书　　日日江楼坐翠微　　上学记·丁：革大学习　　零敲碎打　　后记：把名字写在水上　文靖文本选读&　　第一章　（）　　我的祖上没有名人　　我的祖上没有名人。打仗的时候曾祖父逃难从的对岸跑过来，因为我的老家在口的东边，所以说他是河西来的，从尺八口到岳阳，然后就在岳阳定居。他是劳动人民，烧炭的，不识字，我也没见过他，只是回老家听老人们说，他很勤俭而且勤奋，所以晚年生活改善了一些。他一辈子的遗憾就是不识字，所以他要他的孩子念书，后来我的祖父在清末的时候考上了一个秀才。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校，我的祖父在我们家乡办了第一个小学，按解放后的阶级分析来说，应该是从封建知识分子转化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其实这个说法也有点过分，那个小学什么都没有，就是一间普通的房子改一下，收几十个学生。后来祖父要我的父亲到省城里学习。那时候已废科举改立新式学校了，每个省差不多都有一个高等师范或者高等工业学堂，比如现在的就是原来的武昌高等师范，现在的就是从前的中央大学，再早就是三江师范学堂，也有一个高等学校，叫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是现在的前身，我父亲上的就是那个学校，学采矿。　　父亲毕业那年正值，在成立临时政府，他们几个刚毕业的同学商量，要为民国的新政府服务，就直接跑到南京找政府。虽然没有任何关系，政府却把他们几个都留下来工作，这好像挺奇怪的，现在不能想象了。很快，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和&政府合并（不是一个政府推翻一个政府，而是合并），把政府搬到北京来，我父亲跟着到了北京，就在北京政府工作。所以从民国初年起，我家就在北京落户了。后来到北伐的时候，1928年，打过来，把北洋政府打败了，但也不是推翻（解放是推翻的南京政府，但那个时候不算推翻北洋政府，而是打倒北洋军阀的政权），而是合并，又把北京政府合并到南京，依然是中华民国政府。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北京一下子空了很多，很多人都跟着走了，我父亲那几个同学也跟着去了，但我父亲没有去。　　我的父亲不是国民党党员，至少我不知道他是。父亲一生讨厌政治，认为政治是黑暗的、肮脏的，小时候我经常听他这么说，所以我想他不是党员。后来他搞采矿，算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中央政府搬到南京去，他觉得自己是搞技术的，凭本事吃饭，老跟着政治转没意思，所以就没有去。那时候像他这样的学生，毕业一出来叫“技士”，就是技术员，熬多少年有了成绩，升为“技正”，才成为正式的工程师，这是两个不同的级别。我父亲一直在北方的煤矿里工作，在龙烟铁矿，在宣化、石景山，在六河沟的煤矿、河南焦作的煤矿，还有开滦煤矿，他都工作过。　　我是1921年生于北京，一直到1937年人从卢沟桥发动侵略战争，我们才回老家。不久，大部分沿海地区都被日本人占领了，包括南京、上海这些城市，很多人——至少是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跑到后方去了。我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都是在北京上的，直到高中一年级才回老家。　　三民主义的少年兵　　我上小学的时候先后经历了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两个时期。印象仍然很深的是，这前后两个政府的统治有很大的不同，至少在我的感受上是这样。不过这一点，好像写当代历史的人都没有足够地强调。　　民国初年，中国实行西方的制度，也开国会，也有多党竞争，比如是进步党，孙中山是国民党，小党派也很多，但党是没有自己军队的，要凭选票选到议会里，谁的票多谁上去组阁。孙中山有个非常著名的助手叫（当时“民国伟人”号称“孙、黄［兴］、宋”），满脑子是按西方的体制搞议会政治、搞选举，根据选举组阁。不过那个东西并没有效率，而且结党营私，表面上看党派林立，政权像走马灯一样，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其实都是一些政客在操纵，并没有搞好。袁世凯当然也看不顺眼，就把宋教仁刺死了。　　所以，孙中山改组以前的国民党是按照西方的体制组建起来的，用我们的术语来说，是个资产阶级政党，始终不成气候。总结说，在中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些北洋军阀有军队，打到哪里统治就到哪里，孙中山后来为什么要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因为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地盘，就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号令不出国门”。而袁世凯有自己的武装，实力摆在那里，也不会听他的。所以孙中山只要袁世凯承认民国，就把总统让给他。　　1923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俄为师”，学习共产党的经验，模仿苏联的体制，而且是全方位地模仿。他们之间互称“同志”，那也是学苏联的，而西方的政党内部并不是“革命同志”的关系。苏联是一党专政的革命的党，党是领导一切的，包括军队，所以孙中山也要建立自己的军队，组建黄埔军校，要靠自己的武装把那些军阀都打倒。当然，后来他死了，北伐没有成功，到蒋介石接手以后，北伐才算是成功。在军队制度上国民党也学苏联，军队里面有政治委员，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党部，执行“以党治国”的路线。所以日本媒体称国民党军队为“党军”，党本身有自己的军队，这跟西方体制完全不同。　　再比如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包括“民族”、“民权”、“民生”：民族主义就是说中国是受欺负的，中国要翻身独立；民权主义是指中国过去没有民主，以后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权，这叫“民权”；最后归结到“民生”，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所以孙中山自己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民生主义”最开始的两大内容就是要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平均地权当然也要土改，节制资本就是不许个人的资本无限扩大，所有重要的经济方面的事业都归国营，铁路、银行、大型厂矿都归国家所有。这是孙中山的改良主义，不过后来并没有真正实行，蒋介石走了官僚资本的路。蒋介石时期确实大的事业或者企业大都是国营，大的银行，像中央银行、交通银行都是国营，也有私人银行，但都是小银行。问题是，所谓的国营实际上乃是“政府营”，所谓的“政府营”就是政府里的几个寡头营，其实就是官商，和国家、人民没有关系。　　改组后的国民党，在体制上学，即孙中山所说的“以俄为师”。国民党实行“以党治国”，其实质也就是“党领导一切”，即一党专政，以党来治理国家。简单解释就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党是唯一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党是绝对统治一切的，一切都由党来决定，这是苏联的模式。西方政党的体制是选举制，这个下来那个上去，孙中山改组以后的国民党不是这种制度，他的那个“总理”也不是责任内阁制的“内阁总理”，而是总揽一切都归他管，所以叫“总理”（后来则改称“总裁”，即一切由他裁决）。孙中山有一个规定，那是连都不赞成的，即入党的时候宣誓，不但宣誓入党，还要对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所以“总理”或“总裁”，也就是个人独裁。　　以前人们常有一种错觉，以为国民党是跟着西方走的，其实国民党的体制是学苏联的专政模式，与西方的民主模式完全不一样。西方政党不是革命的党，没有说某个政党有自己军队的，只能通过和平手段，通过竞选取得政权，西方的领袖更不可能要求党员对他个人宣誓效忠。然而国民党自我认同是个“革命的”党，蒋介石讲话时张口闭口总是“我们革命军人”如何如何，党拥有自己的武装、自己的军队，要用武力夺取政权，另行一套体制，所以它必然是个专政的党，必然有一套与之相配套的意识形态的统治，领袖尊严神圣不容冒犯。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这套“以俄为师”的思路和当时的国际大气候很有关系。当时的英、美等老牌西方民主国家正值经济大恐慌，都显得很没落，而苏联的斯大林则气势逼人，有一股方兴未艾的气象。所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期，专制独裁乃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甚至张学良下野到欧洲游历一番后，也相信了主义，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在这种世界历史的背景之下，国民党没有跟随英美民主而效仿苏联的专政体制，便不足为奇了。　　我做小学生时，北伐以后就有了政治学习，“党义”和革命史是学校里的公共课，要背三民主义。“为什么说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一共三条，答：一、民族主义争取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平等，所以它是救国主义；二、民权主义是它争取什么什么，所以它是救国主义；三、民生主义是什么什么。而且每个星期一的早晨都有一节课做纪念周，纪念孙中山的，叫作“总理纪念周”，校长或其他老师带着我们背《总理遗嘱》，那是国民党的《》，就像我们文革的时候天天读《毛主席语录》、背“老三篇”或《再版前言》一样。每个教室里都挂孙中山的像，上边横批“天下为公”，那是孙中山题的，他喜欢那几个字，还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副对联，下面是《总理遗嘱》。其实，一种意识形态究竟能否成功，并不在于它口头上所强调的，如果不能在实践中经受考验，无论理论多么冠冕堂皇，都没有意义。我记得有个教国文的老师是国民党党员，一次在课堂上说：“总理遗像上的这副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有人说要改一下，改成‘宋氏尚有一龄，同志仍须努力’。”宋霭龄是孔祥熙夫人，宋庆龄是孙中山夫人，是蒋介石夫人，传说还有一个叫宋妙龄的，可见当时国民党的党性程度之低。　　国民党有意识形态的灌输，开口三民主义、闭口三民主义，但在这之前完全不是这样，北洋军阀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这是和国民党时期最大的一点不同。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各系的军阀纷纷争着占领北京，今天这个军队来，明天那个军队来，也不知道他是哪一系的，什么奉系的、直系的、皖系的，我都不了解。过军队的时候，他们也是排队唱着军歌。唱些什么呢？说起来非常可笑，他们唱：“三国战将勇，首推，长坂坡前逞英雄。”三国里的战将谁最勇敢呢，首先就是赵云赵子龙，他在长坂坡单骑救主，七进七出，一个人就把阿斗救了出来，成了英雄。他们把这个故事作为军歌，非常滑稽可笑，表明北洋军阀没有抓住意识形态这一环，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了。再比如国，歌，中国古代有个《卿云歌》，“青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萧友梅为它谱了曲子，这就是北洋时期的国歌。20年代末，国民党北伐，国旗和国歌都改了，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歌里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这是我们小时候唱的第二首国歌。　　另外一件事也可以说明北洋时期和国民党时期有多么大的不同。北洋时期，比如蔡元培做北大校长的时候，提出“兼容并包”，请的那些教师里面有保皇党，有黄季刚（黄侃），有叛徒刘申叔（刘师培），也是位国学大师，早年曾参加革命，后来又背叛了，但也要。还有后来的布尔什维克，自由主义，（现在应该算他是激进的民主主义了），他也要。还有、、，他都要。其实假如北洋政府真正严格起来的话，完全可以把北大给封了，把蔡元培抓起来，可是蔡元培在北大却演出了一场自由开放，这在后来国民党时期就不可能了。陈独秀后来被国民党关起来（虽然共产党说他是托派，可是国民党还是认为他是共产党，把他关在监狱里），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全民抗战，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才把陈独秀放出来。释放以后，陈独秀依然非常穷困，国民党没有给他任何生活保证，有个人把他请到家里养着。后来受党的委托，邀他回延安，他也不去，说是“士可杀，不可辱”。陈独秀本来是教授，既然把他放了出来，完全可以把他送回北大，那么重量级的人物，无论教不教课、干不干事，完全可以给他一个名义，把他养起来，也等于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但国民党并没有这么干。　　我并不想抬高北洋军阀。北洋时期的那些军阀根本没有任何长治久安的打算，他们关心的只是争地盘、刮地皮，整天你打我，我打你，有的纯粹就是土匪，例如“三不知”的张宗昌，不知自己有多少兵，不知自己有多少钱，不知自己有多少小老婆，像这样的人根本无暇顾及其他，看不惯了可以抓人，但并没有、也拿不出任何意识形态的东西。这也恰好给五四运动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环境，如果是在严格的思想专制之下，类似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是不大可能出现的。所以我们那一辈的年轻人，或者比我年纪大一些的年轻人，实际上受的都是五四运动的影响。“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还是蔡元培带回来的法国革命的口号，我们小时候都已滚瓜烂熟。记得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举办成绩展览，其中有一副对联是高年级的同学写的，上面写着：“仁义礼智信，德谟克拉西”。“德谟克拉西”是什么？我不懂，就回家问，姐姐还笑着说：“这个你不懂。”其实就是英文里的Democracy（民主），这副对联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化传统是“仁义礼智信”，西方的精神传统是“德谟克拉西”。　　比较一下童子军的军歌，也非常有意思。童子军是19世纪英国人贝登堡办的，我小的时候每个学校都有了童子军，也有军服，实际上就是体育课，除此之外还讲一些知识，比如救生的知识、野营的知识。北洋时期童子军军歌是唱“二十世纪天演界”、“不竞争，安能存”，那还是清末严复翻译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当然这种理论也并不代表北洋政府官方的意识形态，北洋政府官方没有意识形态，也没有意识形态的教育，所以我们的教育实际上是所谓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教育，从童子军军歌就能表现出来。歌词里有一句：“哥哥，弟弟。”后来我们老师还说：“哥哥华盛顿没有问题，弟弟拿破仑恐怕有点问题。”拿破仑搞侵略战争，不过我们那时候还是把他的早期看做法国革命的代表，所以就这么唱下来。北伐以后，童子军军歌就改了，当时是言必称三民主义，所以歌词改为“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凸显意识形态。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小学四年级，不再是童子军了，所以我的弟弟会唱，我就不会唱了。　　……相关书评&　　文：苏小和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9月　　上学记&& 最美好的就是自由　　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上学记》的口述模式的确过于简单了一些，何先生讲述的诸多道理我似乎也已经知晓。可是，当我把何兆武先生当年的上学经历与我曾经的上学故事进行比较，我意识到现在读者和何先生之间距离，远远大于我们可以想像的距离。那弥漫在西南联大上空自由的学院空气消失了，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空气之中，或者说，自何先生幸福的上学记谢幕之后，我们的上学记根本失去了回忆的愉悦之感。　　我这么夸张性的铺排氛围，其目的是想纠正一种思考模式。因为我发现已有的关于何先生《上学记》的评论中，人们多数还是抓住书里阐述的一些基本理念，比如人生价值、学术自由、教育独立、个性张扬、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疏离等等范畴进行劝教，却有意无意将书中涉及到的更加具体的生命和更加具体的细节丢弃了。包括大名鼎鼎的葛兆光，在给何先生写的序言里，也只是就幸福和教养这些抽象的命题进行了解读。我决没有否定这个理念的意思，事实上，何先生陈述的这些理念就是我们孜孜以求的普世价值。我只是想说明，《上学记》对读者的冲击，更多的还是老一代读书人的环境和后来读书人的环境之间差别的冲击，这种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彻底改变了后来几代人的命运。这样的改变，不是理论的改变，也不是地理位置的改变，而是呼吸习惯的改变，血液的改变，行走方式的改变。因为拥有不同的“上学记”，我和何兆武先生几乎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代人，这样的代际区别，不是循序渐进的发展与提升，而是一种醒目的退步，或者说，我们之间的新陈代谢，不是合理的薪火相传，而是一种让人不愿意接受的扭曲。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用比较的方式阅读《上学记》，可能更符合何兆武先生口述历史的真正目的。　　何先生在11页里叙述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不同。北洋时期，也就是蔡元培当北京大学校长的时候，提出了“兼容并包”，请的教师里有保皇派辜鸿铭，有早年参加革命后来背叛了的刘师培，有激进的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也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各路人才都成为北京大学的座上宾。何兆武感叹，假如北洋政府真正严格起来，完全可以把北大封闭，把蔡元培抓起来，可是蔡元培却在北京大学里制造了在今天看来都为人所羡慕的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　　何兆武对他在西南联大的读书经历显然无限怀念，认为这是他读书最美好的岁月。“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我们那时候什么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隔膜。”　　不知道是不是何先生有意要进行一次学习氛围的比较，我在第256页读到了完全不同的读书经历。“起先我以为革大学习和解放前学校里一样，老师指定几本教科书让大家阅读，然后他在上面讲，后来发现不是这样”，何先生的上学记掀开了新的一页:课堂里学习马列毛的基本常识，学习阶级划分、土地改革之类的新政策，但主要是思想改造，这是何先生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革大经常请名人讲座，动辄数百人听，一人拿一个小马扎。对于这种方式，何先生也表现出了不适应，他认为上大课显然不如小课的效果好，二三十人的小课可以讨论发言，大课就没有交流了。台上的人一般都很能讲，动不动就四五个小时，话说多了难免千篇一律，而且净是一些鼓动宣传的话，我们一定要胜利等等，这与当年西南联大的老师们太不一样了。　　读书记& 那么多我们没有读过的书　　有一个简单的道理我想陈述:上学等于读书。上学很简单，到一个学校里面去，在教室里坐着，有老师讲课，便成为上学了，可是读书却不一样，读什么书？怎么读书？仔细读《上学记》，我发现我们和何先生的差别真是太大了。　　关于读什么书，我把何先生在《上学记》里提到的书名进行了初步的统计，大致如下:　　小学到中学，何先生读过:《莎氏乐府本事》、、《神秘的宇宙》、《物理世界真诠》、《英文一百零一名歌集》、《总理遗嘱》、《》、《》、《》、《》、《》、《》、《》、《》、《》、的《孩子们的音乐》、《近世西洋十大音乐家故事》、《西洋建筑讲话》、《清稗类钞》、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翻译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说部丛书》等等，其中，何先生还特别提到金斯的《神秘的宇宙》和艾丁敦的《物理世界真诠》让他真正开阔了眼界和思路。　　大学以后，何兆武先生读过:《元史》、《新元史》、《清史稿》、《世界名歌选粹》、《》、的《国史大纲》、《金》、《、《》、《诗集》、《丁尼生诗集》、《》、《国家与革命》、《自然辩证法》、《西方的没落》、《新理学》和《哲学史》、《逻辑》、《诗集》、《诗集》、葛帮福的《历史学的综合方法》、乌拉穆诺《人生之悲剧的意义》、莫罗阿《恋爱与牺牲》、梅勒什可夫斯基《诸神复活》、《》《》《前夜》、的《》、《独立宣言》、《独立宪章》、《宪章》、《论自由》、《政治科学与政府》、《经济学概论》、《近代政治文化史》、《》等等。　　何先生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听过的音乐也很有意思，他曾经认为自己在音乐方面的禀赋不错，想把音乐作为自己的事业，我们不妨简单罗列一下:、、音乐3B之、和、和的《》、托玛斯歌剧《迷娘》等等。　　我相信不厌其烦地陈列这些书名，于我于别的读者，都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首先这是一套很有价值的参考书目；其次我们通过这些书目能够了解到何先生的成长过程，求学经历，甚至包括他的部分知识结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面对这些书目，应该问一问自己，哪些书我们读过，什么时候读过，哪些书没有读过，甚至哪些书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当然。有一些书由于时间的原因，已经逐渐被其他更优秀的着作取代，但总体来讲，我们从小学到大学所读到的书，除了学校发的一些教科书之外，基本不及何先生的十分之一。　　关于怎么读书，我认为也是一个值得比较的话题。何先生认为自己读书杂乱无章，漫无目的，没有一个中心方向。不过先生不认为这样的读书方式不好，在他看来，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的漫游。我个人是极力赞成何先生的上述说法的。在读书领域提倡无为而治，可能比有为而治更有效果，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人才辈出，西南联大时期更是培养了一批世界级的大师，就是最好的见证。表面上看，这两个时期的学院教育松散，自由自在，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学校疏于管理，可是学生的知识结构、内在气度却臻于完美；相反，那些一再强调“有用、出活”的实用理性教育原则，那些把学生的衣食住行和思想脉搏全部统管起来的学校管理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却功利、浮躁、平庸，极少能走到学术的前沿。一个悲观的结论是，我们这代人几乎不可能出现杨振宁、李政道、王浩这样的人才。　　人事记&& “一多，一多，何必呢？”　　读过《上学记》的人必然注意到了何先生持续的爱国热情，同时也注意到何先生反复强调他的爱国只到爱国为止，决不会因为爱国就把自己的行为延伸到政治领域。先生在197页“一个人的政治底线”里讲了一段很中肯的话，不妨抄录下来:　　“过去的学生运动，凡游行我都参加，因为像打倒帝国主义的主张我们当然拥护，但除此以外，别的活动我都不参加……所以实际上我就给自己画了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游行我参加，回来也挺兴奋，宣言里也签名表态，但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　　我不知道有多少读者会在这一段话前停留下来。中国读书人从来都是热爱政治的，治国、平天下是读书人的终极关怀，何先生用自己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这样的传统。仔细分析何先生的这段话，至少我可以读出三层意思:一是爱国是义务，二是提倡非暴力的、和平主义的爱国，三是爱国到爱国为止，决不参与政治。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理性的爱国主义，尤其值得今天的青年思考。我们经常会遇到爱国主义行为在广场上，大街上上演，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这无疑是值得尊重的行为，可是我们这代人却没有何兆武先生的尺度和理性。总有人在一个全球贸易的时代，提倡抵制某个国家的产品，对着大街上跑动的某国品牌的汽车大打出手，这些行为与何先生理性的爱国主义相去太远，我们继承了何先生他们那一代人的爱国主义情绪，却丢弃了更宝贵的理性与和平尺度。　　最后，我想提一提诗人闻一多。何先生在《上学记》里叙述被刺杀的场面:“我们赶到医院，人已经死了，尸体摆在院子里，周围有七八个人，后来陆续来了一些人，神态严重。的尚先生来了，哭得很伤心，边哭边说:一多，一多，何必呢？”读书人应该怎样生活，这是个问题。我想闻一多先生太有激情了，距离政治太近了，可是我们又不能去责怪闻先生，更多的人会怀念他，景仰他。这是一个悖论，也是一个传统问题。如此卓越的读书人必须要走到街头去为政治大声呼喊吗？如此聪明的诗人必须要成为枪口里的目标，过早离开这个世界吗？我们能不能平心静气地读书，塌塌实实做点学问，与政治远一点呢？可是问题随之而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要敢于说真话，你看到了世界的真相，看到了人间的罪过，也看到了皇帝的新衣，你就应该有责任，有勇气直接说出来。这是底线，失去了这个底线，我们怎么对得起那么多书？可叹闻一多先生死去60年，这样的难题还徘徊在我们周围，中国的读书人真是太迷茫了，迷茫到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能够走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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