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写作］《剥洋葱》（节选）
南方周末 & 文化
［写作］《剥洋葱》（节选）
―――君特?格拉斯隐忍了60年之后的自我解密
　　●本报获得独家授权发表《剥洋葱》摘译。
　　●君特?格拉斯的中文版权代理人蔡鸿君通过本报声明：未经许可，其他报刊一律不得擅自刊登《剥洋葱》摘译。
　　君特?格拉斯最新出版的回忆录《剥洋葱》，记录了他从12岁到32岁的生活经历，全书共有11章，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写起，一直写到他在巴黎的简陋条件下完成《铁皮鼓》。格拉斯声称：12岁和战争的爆发，对他意味着童年的结束，此前的童年记忆往往是靠不住的，而他在《铁皮鼓》之后的经历，已经为人们熟知，无需写入回忆录。
　　格拉斯在书里首次披露自己年轻时参加武装党卫军这段经历，而迄今为止，他一直声称自己在二战后期当过高射炮兵。
　　“我一开始主要是为了出去，离开困境，离开家庭。我要结束它，因此我自愿报名了。这也是一桩奇怪的事。我报了名，大概是15岁，事后忘记了实际情形。我的同年出生的人有许多都是这样的。我们参加了青年义务劳动军，一年之后，征兵令突然摆在了我的桌上。后来我可能是来到德累斯顿之后才发现那是武装党卫军。”格拉斯解释说，“这事一直埋藏在我心底。为什么现在才说的原因我现在也说不清。它始终缠绕着我，让我不得安宁。我以前觉得，自己作为作家和这个国家的公民现在所作的一切，和自己年轻时带有纳粹时代印记的行为针锋相对，这就足够了。所以过去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过。我是被征入武装党卫军的，没参与过任何罪行，但自己一直觉得必须有朝一日在一个内涵较大的场合里对此予以说明。直到现在我克服了内心的障碍，终于拿起笔来撰写自传并将我的青年时代作为这本回忆录的主题时，这一机会才得以出现。”
　　《剥洋葱》不同于一般的回忆录，不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回忆往事，在每一个章节里都将历史和现实生活拉近，将两个叙述层面交织在一起，一会儿以第一人称叙述，一会儿又改用第三人称。每一章都谈及一个主题，在叙述一件或几件经历的同时加入许多小事和细节。书中现实生活和真实人物与作家笔下的奥斯卡、马尔克、图拉交织在一起。夸张一点地说，《剥洋葱》这本书可以被视为是开启格拉斯全部文学创作的一把钥匙。
―――蔡鸿君
君特?格拉斯为《剥洋葱》画的插图
　　我怎样学会了害怕（选译）
　　□宋健飞　译
　　我记不大清楚，是不是在去柏林的途中脑海里又浮现出自己初次前往这个方向旅行的情景的，回忆跨越时空，又把我拉回到孩提时代。是1936年，开奥运会的那一年，还是紧接其后的一年？
　　还在全民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就被所谓“战时儿童大疏散”的火车运送到了靠近荷兰边境的莱茵兰。这场行动发生在共和时期，我们也就相应地经历了类似于具有共和国时代特征的儿童游戏：首先接受共和国海关的检查，然后又得通过两道由身穿不同制服的波兰海关官员把守的关卡，最后在施奈德缪尔边境检查站遇到的是着装又不一样的德意志帝国的海关官员。而且他们敬礼的姿势也不一样，最先看到的动作是亮出掌面，后来瞧见的是把两根指头贴近帽徽，最后又成了举起手掌致意。
　　这一切的时间间隔都很短，我们一帮孩子脖子上都挂着套有透明封皮的身份牌，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
　　接纳我的那个农民，家里养了奶牛还喂了肥猪，他有个儿子叫马蒂亚斯，年龄和我一般大。我在这户农民家里学习从垒得平平整整的高台地里往外铲芦笋，干这活要特别小心，尽量别把这东西的根茎给弄断。这段日子看来肯定是在5月份啦，那村子叫布罗伊尔，当地的天主教习俗比我们老家朗弗尔耶稣圣心堂里的还要浓厚。在女主人的督促下，我和马蒂亚斯每个星期六都得去作忏悔。而我本人还信地狱之说，对世间的罪孽也知道得够多。
　　从农家四方小院到村里小学的那段路已经没留下任何痕迹了，再说本来我对它的记忆也很淡薄。不过这家厨房里铺了白色瓷砖的墙壁上那五颜六色的苍蝇，却历历在目。那些个头大的苍蝇一被逮住，就得受些罪，这一手是我在家时从一个同学那儿偷偷学来的，这小子玩动物的热情简直是疯狂无限。他居然会在苍蝇的肚皮上粘根彩线，然后让它们拽着红、蓝、黄的尾巴飞来飞去，在餐桌上空盘旋，情景煞是好看。
　　我和马蒂亚斯喜欢比赛捉瓷砖墙上这些嗡嗡叫的家伙。每当这时候，奶奶就会夸我们说：“捉捉苍蝇总比闲着没事干强。”她老人家深陷在扶手椅里，手上不停地捻着念珠。屋外的田野平坦地铺向远方，目光稍稍抬高点儿便可望见荷兰的地界。
　　而我的第二次西行或许只有从讽刺挖苦的角度来看可被认为是另类的“战时儿童大疏散”了。经过夜间行车和不断的停靠，火车晚点驶抵帝国的首都，这时车速慢得好像故意要让旅客有时间作速记，以便预先做好日后出现记忆缺陷时的弥补工作。
　　据我所记的情形是这样：先是看到铁路沿线两边燃烧着零星的房舍和成片的住宅群，一些建筑楼上的窗洞里窜出熊熊的火焰，接下来就是黑洞洞的街道筒子，长着树木的后院。好不容易见着几个模糊的人影零星闪过，没发现有人群聚集。
　　有火情在当时属于正常情况，因为柏林的处境是每况愈下地遭受摧毁。轰炸过去后解除了空袭警报，车轮缓缓滚动，好像有意要请我看看这座城市。
　　此前，常进电影院的人只在每周新闻的记录片中看到过一闪而过的废墟画面，大都是不得已被当作背景来陪衬鼓舞士气的标语横幅，如：“宁死不屈！”或者“城可攻破，心不可摧！”等等，类似的口号随处可见。
　　就在不久前，人们还可以在市图比斯宫电影院的银幕上见到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机敏灵活的本色表演，看他如何站在残垣断瓦前，给那些被炸得倾家荡产的男男女女打气鼓劲，握握防空观察哨兵烟熏火燎的黑手，摸摸面带干笑的孩子。
　　入伍通知书摆上桌头之前，我赶紧抽空去看了看舅舅，他在图比斯宫当放映员，多年来我能看到诸如《打谷场上的沐浴》之类少儿不宜的影片全都得归功于他。莫非我就是通过放映机旁的窥视孔，在放完戈贝尔废墟前同幸存者谈话的新闻简报后，观看了那部海因利希?格奥尔格主演的鼓舞士气的大片《科尔贝格》？
　　后来记不清听什么人的小道消息说，拍这部片子时有些小伙子跑龙套，在戏里化了装勇敢地同占据优势的拿破仑大军进行决斗。次年，当科尔贝格在没有群众演员的情况下真格地被俄国和波兰攻占时，这些青年都被派去参加了人民突击队。想必不少人都在战斗中玩完了，而且也没有人给他们的事迹拍电影。
　　火车站上没有谁去理会周围燃烧的大火，一片正常的繁忙景象：面对面相互拥挤的人流，不时响起的叫骂声，间或突然爆发出的哄堂大笑。重返前线和从前方下来的休假军人来来往往，德意志少女联盟的姑娘一边分发热饮，一边哧哧笑着让当兵的摸来捏去。
　　我的面前是一堆让人眼花缭乱的指示牌，有去集合地点的，有去报到处和调度中心的。两个战时宪兵在现场给人们指路，他们胸前佩戴着挂有金属牌的链条作为标识，因而被称为“拴链条的狗”，恰似给其打上了让人小心提防的标签。车站的售票大厅―――但到底是柏林的哪个车站呢―――成排地站着与我年龄相仿的新兵，在那儿排了会儿队后有人塞给我一张行动命令，按上面的指示我的下一站是德累斯顿。
　　这时我发现队列中的小青年们都叽叽喳喳的，人人都很兴奋，好像有人承诺要送我们去冒险似的，情形很滑稽，我就听见自己莫名其妙地放声大笑起来。接下来分发了军粮和香烟，连我这个不吸烟的也得了一份，但我的这份很快就被瓜分了。有个小伙子回赠了我些沾满可可粉的杏仁球作为交换，这可是通常只有过圣诞节才能见到的好东西。置身于这种环境下，我觉得自己在做美梦。
　　行程中的事没什么可讲，军粮面包上放的什么菜也不值一提，没有前思后想需要条分缕析，剩下只我自己的声辩和因此而产生的怀疑：正是在这座未经战火侵袭的城市――具体点儿说是在这诺伊施塔特市附近位于白鹿区里一座大户人家别墅的楼上，我才知道自己的编制属于什么部队。给我的下一道军令上清楚地写着名叫君特?格拉斯的那个新兵应在武装党卫军的军事训练营地接受当坦克火炮手的训练，地点在很远的波希米亚森林某处……
　　值得疑问的是：当时在征兵办公室里的那种两眼一抹黑，是否也像60多年后的今天这样让我在写下SS这两个字母的一瞬间感到害怕呢？
　　洋葱皮上没有刻下任何可以让人看出害怕甚至恐惧的记号，在我眼里武装党卫军主要是支精锐之师，每当前线阵地出现了缺口需要堵上，或类似于得米杨斯克战役的包围圈得突破，以及查科夫的阵地必须夺回之时，它就被派上用场。军服衣领上的两道闪电般的符号也并不让我反感。对自以为已经是大人的小青年来说，当什么兵种很重要。如果没去特别新闻报道提都不提的潜艇部队，那就要在“耶尔格?弗隆兹贝格”师作个坦克兵，我在白鹿别墅的新兵集中地得知，这是个新组建的单位。
　　我知道耶尔格?弗隆兹贝格是德国农民战争年代施瓦本联盟的头领，有“雇佣军之父”之称，是个为自由、解放而战的人物。而党卫军特种部队里也体现出些欧洲色彩，其作战单位里聚集了自愿加入的法国人、比利时的瓦龙人和佛兰德人，还有不少挪威人，甚至中立国的瑞士人，这些人混合在一起投入到东部前线的防御战中，声称是为了拯救西方国家免遭布尔什维克的灭顶之灾。
　　好了，借口说得够多了。可我毕竟还是隐瞒了几十年，没有吐露武装党卫军这个词和SS这两个字母。战后，与日俱增的羞耻感使我选择了对自己年青时愚蠢地引以为豪的行为保持沉默。但我心头始终如坠铅石，没有人能减轻我的重负。
　　秋去冬来的坦克兵训练使我日渐麻木，虽然那段时间里我没有听到后来曝光的那些战争罪行，但是自己的意识曾经顺应了一个策划、组织并且实施了数百万人大屠杀的体制，这是无法仅凭说句一无所知就能够一言以蔽之的。即便可以说我事实上没有参与犯罪，但自己仍然还欠着迄今为止尚未还清的一笔余债，这就是大家已听得烂熟的共同负责一说。无疑，我将背负此债，聊度余生。……
　　封闭如盒的日子（选译）
　　□宋健飞　译
　　这次与自己的邂逅，可以举一反三，这样我脱离了这个世界，又在别的地方看见了自己，比如在耶什肯塔勒的森林和古腾贝格铸铁塑像的台阶上。忙季来临之前，我带着借来的书去波罗的海的海边玩。我总喜欢在那儿找个空的沙滩篷钻进去，猫在里头看书。但我看书时最爱去的地方还是屋里的阁楼上，那里有一孔小窗可以让我借光。这套租来的屋子只有两个房间，在狭小空间里我最喜欢在母亲的书橱前流连，在我眼里它比客厅里的其他的家什都要醒目。
　　那只不过是个齐眉高的小柜子，蓝色的固定式整幅窗帘遮挡了光线，以免书脊受到过多的照射。书柜的花边呈卵形纹饰，而且是全胡桃木镶嵌的。据说这件活儿曾是一个学徒满师考试时交的作品，那小伙子在我爷爷的木匠铺里开刨床，我父母快结婚的时候他正好满师，考试时做的这件家具便作了贺喜的礼品。
　　打那以后这小柜子就立在客厅窗户的右侧，紧挨着属于我的那个小角落。通过客厅左窗投进室内的光线，从侧面洒在钢琴和打开的乐谱上，窗台的下面摆放着留言簿和妹妹的布娃娃以及绒毛动物玩具。她既不调皮也不看书，但就因为性格大方成了爸爸的宠儿，几乎从不惹事。
　　打烊后母亲不仅会慢慢地弹奏叮叮咚咚的钢琴曲，还要参加一个谁知道是哪个读书会的会员活动。战争爆发后不久，原本可以丰富协会收藏的新书断了档，所以她的会籍也不知什么时候就终止了。
　　书柜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恶魔》与威廉?拉贝的《麻雀街编年史》为伍，席勒的《诗集》和塞尔玛?拉格略夫的《葛斯塔?贝尔菱》相伴。苏德曼的什么书同哈桑的《饥荒》、凯勒的《绿衣亨利》背靠背地放在另一个凯勒的《“我”之假期》旁边。而法拉达的《小人物―――怎么办？》则夹在拉贝《饥饿之神》和施托姆《白马骑士》的中间。好像达恩的《罗马之战》是靠着名叫《拉斯普金的女人缘》的那本画册放的。这书是我后来用于对照阅读歌德《亲和力》的反面教材，并被我张冠李戴地将作者错弄成一个蹩脚写手，此君完全出于另外一层原因醉心于书，其目的似在这类乱七八糟的大杂烩里操练自己ABC的大小写。
　　这些东西，当然还不只这些，就是我的精神食粮。《汤姆叔叔的小屋》或《道林?格雷的画像》也藏在窗帘后的图书宝库里吗？有狄更斯和马克?吐恩的什么东西伸手可及吗？
　　我敢说，跟她儿子一样，我那越来越牵挂生意而没功夫看书的母亲肯定不知道，那小书柜里竟藏着本禁书，是薇姬?鲍姆的《化学系学生海伦娜?维耳富尔》。这部小说在1933年以前就闹出了丑闻，书中的主人公是个要强而又贫困的女大学生，故事发生在一座宁静秀丽的大学城，主题是爱情和对死亡的憧憬，噢，对了，因为那女学生怀上了孩子，所以还讲到了瞎蒙乱骗的庸医和私下给人堕胎的产婆，按法律来说，也就是非法堕胎。
　　可以肯定，母亲没有读过这位女学生的勇敢经历，因为当14岁的儿子伏在客厅的桌边，全神贯注地沉浸在女主人公的不幸和后来当妈妈的幸福之中时，她只是让他“起来，走开”，但并未因此发火动气。
　　后来我又读了薇姬?鲍姆另外一些书，比方说拍成了电影的小说《大饭店里的人们》。80年代初，我在游记《头顶生育还是让德国人死绝》一书里提前指出了那些只要事业不要小孩者的克己节制癖及其至今还在被人崇尚的自私自利，因而也预见了联邦德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和其带来的退休制度长期危机的后果，揭示了持续精心维护的两人世界的荒芜。当时，薇姬富于异国情调的《情燃命断巴厘岛》在刻画感伤剧的背景图上给了我不少启示，但我从未像自己过去那样再次忘乎所以地耽于薇姬那所谓纯粹消遣性的叙事艺术了。
　　每逢晚餐快端上桌的时候父亲就会喊道：“看书是看不饱肚子的。”
　　母亲则喜欢看我悠哉游哉读闲书的样子，这个深受顾客和商人喜欢的女店主生性开朗活泼且爱开玩笑，她最烦看见别人装模作样地愁眉苦脸，平时自己也搞点恶作剧，并称之为“调皮捣蛋”，所以，每当有熟人好友来玩时，比如过去和她一道在“恺撒咖啡馆”学艺的女友啦等什么人，为了向客人证实自己沉迷于铅字里的儿子是怎样的如醉如痴，母亲会把给我长时间读书时经常啃的果酱面包偷偷换成一块棕榈橄榄油香皂塞过来，拿我寻开心。
　　她抱着双臂，面带微笑，胸有成竹地等待着偷梁换柱的大功告成。看着儿子朝肥皂咬下去，直到读了大半页书后才如梦初醒地发觉，自己正在也同样乐开了怀的客人面前出洋相，母亲别提有多快活。从那时起，我的口腔就熟悉了这一名牌产品的滋味。
　　下唇前翘的男孩肯定又继续吃了不少吃肥皂，因为在我极易相互混淆的记忆里，还分别出现过香肠和奶酪面包以及一块葡萄干蛋糕作替换物。至于我这个朝前翘的下嘴唇嘛，一遇到我要把垂落进视线里的头发吹开的时候，其突出的特点就派上用场了。看书时老碰到这个问题，有时候母亲就从自己精心梳理的头发上拔下一根发卡，把儿子太软的刘海夹住，我也就任她摆弄了。
　　我是母亲生活中的一切，实在让她操了不少心，诸如三年级时的留级，一次又一次闹来的转学，但她却始终为爱看书、好乱画的宝贝儿子感到骄傲，只有大声喊叫才能把他从那时光倒流的梦幻世界里唤出，然后变成撒娇的乖儿去讨妈妈的喜欢，母子二人都乐意这样。
　　“等我哪天发了财、出了名，我一定会和你……”――我开始喋喋不休地向母亲耳朵里灌输自己的牛皮大话，而她最爱听的就是我这夸下的海口，“……那我们俩就从罗马玩到那布勒斯……”母亲，这个内心如火、热爱美好和一切凄美事物的女人，常常一个人打扮得清高优雅，有时也作为丈夫的陪衬一道去市剧场看戏。只要我一让她高兴，海阔天空地吹得天花乱坠，她就管我叫“我的小彼尔?金特”。这种盲目偏爱宝贝儿子呱呱其谈的倾向事出有因，想必是由于母亲从前过早地失去了自己的青春。
　　我得到的新婚礼物（选译）
　　□吴裕康　译
　　在我和安娜的婚礼上，她穿着紫红色的礼服，我穿着施特雷泽曼牌的礼服，留下了一张照片。我们相互微笑，就好像我们成功了一次特别有趣的恶作剧。
　　那时她21岁，我快到26岁了。一有机会我们就强调，还用不着完全长大。我们把我们的戒指戴在左手，黄金使得它们颇为贵重。可是因为我以为，我已经像固定资产那样得到了安娜，所以，这次仓促结婚带给我的最珍贵收获，却是那台“莱特拉”型奥利威蒂牌手提打字机。它作为新婚礼物，如果不说是立竿见影，那么，它就是逐渐逐渐地使我成了作家。
　　我对它差不多一直忠实。我不能也不愿放弃它。我使用我的打字机非常细心。一直到现在，我都跟它难舍难分。它对我的了解始终比我希望对自己了解的更多。它就摆放在我的一张工作台上，同它的所有按键一起等着我。
　　我承认，后来我曾试用过其他机型，有人称这是外遇，可是，奥利威蒂却一直忠实于我，而我也跟它很亲密，即使市场上已不再卖它也依然如此。后来，只还能在跳蚤市场上找到它。由于友好的捐赠，我又两次收到同样的据说是用旧的样机，说它已经老掉牙了。其实并不是这样。
　　我的永恒存在的“莱特拉”啊。它容易修理，因此经久耐用。它看上去有不动声色的优雅。它那蓝灰色的铁皮从来不生锈。它那轻巧的、服从我的食指动作的击键声十分悦耳。有时候，如果我一再打错字，这个或那个字母就会猛击一下，教我要耐心，就像它表明的耐心那样。
　　不错，它有它的毛病，色带常常卡住。可是我很有把握：它旧了，但是并没有过时。它那啪嗒啪嗒声穿过敞开的窗户，传出去很远，表示我们都活着，我们俩一直还健在：你们听吧！我们的对话不想终止。向它忏悔，我足够虔诚。
　　现在，我已经有了3台“莱特拉”，它们分别摆放在葡萄牙、丹麦以及我的贝伦多夫工作室的工作台上。它们三位一体地为我操心，让我的叙述长河不致停滞。只要我看见这一台、另一台、第三台打字机，我马上就会产生灵感；于是，它们就会像姐妹一般啪嗒作响，时而轻快，时而断断续续。
　　这3台打字机对于我来说就是机械的缪斯女神。别的我没有。在上个世纪末出版的诗集《给不拾物者的拾物》里，提到它们比提到我的随身物品更多，我还为它们献上了一首四行诗。葡萄牙的那台从来不嫉妒丹麦的那台，而贝伦多夫的那台也从来不嫉妒放在国外的两台。它们像三声部那样热爱我，而我也喜欢它们，只喜欢它们。
　　有那么多新的和最新的东西投放市场，但是，什么也不能让我不忠。没有一样电器和计算机有足够的诱惑力，能排挤我的哪怕一台奥利威蒂，就像没有人能把我当作“废铁”丢到废料场去一样。
　　1970年代中期，在我的生活中，家庭有时不大和睦，我觉得不再安全，这正是《比目鱼》的手稿不知怎么办的原因。我在旅行箱里放了一台奥利威蒂，就从柏林轻捷地逃往伦敦，住在埃娃?菲格斯家，我的一位可亲的女同事那儿；于是，它就在异乡又啪嗒啪嗒地响了起来，一直到我多亏乌特又定居下来。
　　不错，我对它十分温柔。我从来没有在对一些人感到恼火时骂它出气。它也没有一句怨言，如果我太懒，懒得换色带，致使它的键打出的字太淡的话。我从来没有把它借给别人。
　　尽管我对它要求甚多，它却没有背弃过我，比如，在长途飞行后气候发生了变化。在加尔各答，我们住了较长的时间，它不得不忍受溽热，甚至还得忍受昆虫，它们为了在那儿滋生而侵袭到它的内部。不过，先前的那些年头更糟糕。
　　1980年代初，我似乎觉得人类总是短暂多变，就停止了写作，前后4年，只还用手指把陶土弄成雕塑，于是，3台打字机就好像被遗弃了。它们蒙上了灰尘，直至我忽然想到一些故事，就用《母老鼠》作书名，把它们密密麻麻地写到纸上，最后，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用打字机打成最终的文本。一天又一天。给打字机夹入一张又一张纸……
　　这样已经50年了，在手写的书稿之后，再打两三个打字的文本。奥利威蒂经受住了一切：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不时地变换，就像休息那样，插入诗歌，接着又是干巴巴的竞选演说，从1989年起，还有关于德国统一政策的演讲稿。
　　我用打字机发泄我的怒气，却并不想伤害它。当我相当孤立地评论托管的骗局时，在“晦气话”逐渐消失后，我抓紧我的打字机，让小说《广阔的原野》日渐增长，直到它足够广阔，把200年来的德国历史以及我的主人公特奥多尔?武特克（书里叫冯蒂）的废物以闲谈式的文字游戏写出来。可是，因为当时我这台奥利威蒂手提打字机使用的色带已买不到了，我遭遇了一次虽然不致危及生计但确实是物质上的书写危机，当然，那时已没有友好的捐赠了。
　　但随后乌特和我到马德里去访问，那些组织起来的吉卜赛人，他们住在城外靠近垃圾的地方，其中一位老人送给我一支管状手杖，作为“骑士”给贵宾的礼物，而我因为步行的情况越来越差，不久以后肯定会使用它；那里的年轻人在报上读到一篇文章，文章讽刺了我的落后的书写习惯，于是，他们就送给我满满一包没使用过的色带，并且答应将来仍继续供给我……
　　我的第一台奥利威蒂，那件新婚礼物，是我从玛戈，我岳父的妹妹，以及她的丈夫乌尔斯那儿得到的，现在，它由我的小儿子布鲁诺照料，就好像它是我的一部分，它有特殊的打字声响：我在这台打字机上打出了那些诗，它们不久就收入我的第一本书《风信鸡的优点》出版了。
　　它们就像是毫不费力地写出的，因为在任何一片洋葱皮上都找不出汗迹或别的劳作痕迹。当然，那些诗的胚细胞是一个潮湿的地下室，窗子面向花园，安娜和我搬到了位于一幢别墅下面的那儿，别墅的楼上连同尖顶和挑楼早在战争年代就焚毁了，只还住着变幻无常的天气及鸽子。
　　在国王林阴路和芦苇丛生的迪安娜湖之间，我们发现了这座半像废墟的别墅。用很少的钱租下这个地下室，这个以前房东住房的一部分，其实并不难。我们头顶上只还住着一位教授和他的妻子，我们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也向我们问候。
　　在那儿，我们住在狭窄的房间里，可是，有许多通道进入荒芜的花园，感到很幸福，或者就像到了一个渴望有幸福结局的童话里。安娜在那儿感到比我更自在，因为她在瑞士有保障的生活环境里度过了受到精心照顾的童年后，觉得我们这种废墟式的田园生活颇有自由的外表。她连同她的想法肯定比我在家少得多。夏天敞开窗户，在窗户上沿只需一步就进入花园，每天傍晚都朝着日落的方向。
　　在两个灶眼的煤气灶上，我烧扁豆，用铸铁锅熬生鲱鱼，以及别的还算便宜的东西：掺麦片的腊肠，羊腰子，猪肩肉。星期天，要是有客人来，我就焖一个酿了烤李子的牛心。作为秋天的菜，我把“菜豆和梨”配上羊排骨端上餐桌。我用奥利威蒂誊清的那些诗，其中有一首就题为《菜豆和梨》。另一首标题叫《蚊子的烦恼》，起因是附近那个成为蚊子滋生地的迪安娜湖。
　　朋友们来看望我们。汉斯和玛丽亚?拉马，他们认为，我们的爱情应当经久不变地保留在黑白相片上。我又和一个长笛手交上了朋友，这次是个鬈发的家伙，他编的莫扎特式发辫相当出色，被年轻的姑娘簇拥着，吹奏着清脆的横笛：奥列勒?尼科勒特，安娜的另外一个仍处在停放线上却从未幸运过的情人。
　　黑特一家来了，跟他们可以说闲话；弗里特约夫?施利普哈克，一个学建筑的大学生，后来他为埃希坎普大学生村设计了家具和一种以他来命名的落地灯；还有整天都相当清醒的雕塑家施里贝尔及其学生卡尔?奥珀曼，后者不久就在一家大公司“博勒牛奶场”里当广告策划挣外快。他后来帮我弄到了一项委托：搞一次活动，庆祝公司成立75周年，博勒的第一家自助商店的开张需要用一本纪念文集来庆祝。
　　总之，我用我的新婚礼物奥利威蒂写作，在《改变异教徒还是卖牛奶？》这个标题下写了六七页纸，后来印数很高，据说印了35万册，作为邮件投送到西柏林的家家户户：那是我的第一个庞大的读者群。
　　只有一件副产品，我已没有可以从中引用的样本，但是，它以快乐的想法颂扬了卡尔?博勒，第一个在大城市里卖鲜奶的难以置信的销售商，标题是《牛奶车上的博勒！》。它让我收入了300多马克，30多年后，那家依然赚钱的公司又用高得多的稿酬把它重印：我的牛奶童话得以大量散发，因此，证实了戈特弗里德?贝恩对我的诗先已作出的匆忙评价：“此人将会写散文……”
　　可是，奥利威蒂仍然一首接一首地吐出诗歌。我有我的腔调，或者说，一种像是没有主人乱跑的腔调找到了我。那些诗都收集在一个文件夹里，有一天，安娜和凑巧来访的妹妹从里面挑出几首，寄给了南德广播电台。因为如报上所载，这家电台刊登了要举办一次抒情诗比赛的广告，她们俩说服我大胆试一试。那首按照我的评价似乎隐喻太多的诗《睡梦的百合花》，就是他们选中的一首。
　　果然，并不是那首极其优美的烟民颂歌《信经》，或者那首盘点出来的抒情诗《敞开的柜子》，也不是那首《菜豆和梨》，而是一些萎黄的花朵，那些从我的健康酣睡中培育出来的百合花，荣获了三等奖。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家庭收入上，我为此得到了350马克的报酬。人家还支付了我第一次乘飞机去斯图加特参与颁奖的往返机票。
　　真想不到这么实惠，于是，我就在佩克与克洛彭堡商店买了一件现成的冬大皮。剩下的奖金还够买一条青灰色的马海毛裙子，安娜和我是在霍恩商店，选帝侯大街上那家最高雅的商店，不加思索地买下来的，就好像我们知道，从此以后再也不会缺钱似的。我觉得这条裙子的布料手感很好，式样和长短也不差：安娜穿上我的诗歌收入，动作是那么美好俏丽。（录入：陈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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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11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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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粤赠送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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