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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真图书馆将开文化书院
10:13 &　　《扬州讲坛》已经步入第5个年头。记者昨从鉴真图书馆获悉，今年《扬州讲坛》依然坚持主打高端讲座，此外，将开办文化书院，形成多元格局。　　白岩松初定　　4月7日首“登坛”　　熟悉《扬州讲坛》的人，对鉴真图书馆新任执行长慧宽法师一定不陌生。去年8月，他曾登上《扬州讲坛》主讲《开创智慧人生谈情绪管理》，妙语连珠，超好的口才，博得了阵阵掌声。　　新的一年里，《扬州讲坛》依然主打高端讲座，继续邀请名家名人“登坛”。3月3日，阎崇年；3月17日，余秋雨。“上半年讲座的安排已经基本妥当。4月7日，初步确定白岩松，他将第一次登上《扬州讲坛》。”慧宽法师说，“4月21日，翁思再讲京剧。5月5日，柴松林，围绕休闲与终身学习的主题和大家交流。7月7日，蒙曼主讲隋炀帝与扬州。”另外，钱文忠、严长寿等讲演档期也正在对接中。　　讲坛的形式也会创新，各种互动环节，将让观众们耳目一新。比如，“翁思再的那场讲座，我们会请来乐师、演员登台唱折子戏，然后，请翁老师点评，最后再进行文化艺术内涵的挖掘。”　　“文化书院”　　将开设文化课程　　今年鉴真图书馆除了《扬州讲坛》，还会打造“文化书院”。　　“我们馆里有很多教室等场馆设施，平时闲置在那里，太可惜了，今年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慧宽法师说，“我们会开办文化书院，开设一定的文化课程，请一些老师来讲。在课程的安排上，会考虑扬州的地方文化特色，比如剪纸这些，传承扬州文艺。”　　除了文化书院，开设儿童馆也是一个新的动向。“现在，有家长带着孩子到鉴真图书馆看书，适合孩子的场所较少。”慧宽法师称，“再比如，有的家庭来听讲座，往往夫妇只能一人前来，因为另一个人要在家带孩子。有了儿童馆，这样，夫妇都可以过来了。孩子则可以放在儿童馆里，学习文化，交到不少新朋友。”　　《扬州讲坛》一直面向大众免费开放。这一善举，感动了扬州人。现在，不少企业自愿发心出力，共同打造这一文化高地。　　据了解，鉴真图书馆还会规划建设藏经阁等设施，文化氛围将越来越浓厚。　　记者 桂国 王鑫　　作者：桂国 王鑫(1) | (0) | 收藏 (0) |
这些人也更新了博客[转载]《斯文在兹》第一章&&从藏书楼到图书馆
&从藏书楼到图书馆
（一）藏书，藏书楼和图书馆
我国古代藏书的场所称藏书楼，近代以来新型的文献收藏机构称图书馆。这是通常的说法，也是图书馆史研究的专业术语。
细究起来，将我国古代的文献收藏称之为“藏书”似乎更为恰当。藏书是个由来已久的古老的文化现象。《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马贞《索引》注：“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这就是藏书一词的最早出处。老子所职掌的周王室藏书室，也是文献记载中最古老的正式的藏书机构，老子就相当于周朝国家图书馆的馆长。
然而，藏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实际出现的时间还要早得多。据传说，上古伏羲氏画八卦始有文献，黄帝时已有分掌文献的史官，夏代也有负责图籍的太史。《河图》、《洛书》、《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都是远古文献的名称。上古传说固然渺不足征，但至迟在商代，即已有了可以确信的各类藏书：本世纪初发现的殷商甲骨文献，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藏书实物；《尚书》中关于商代“有典有册”的藏书记载，也为考古发掘所证实。即使在周朝，周王室藏书的历史也远早于老子，文献也不仅限于周王室所藏。可以断言，我国古代的藏书，远在华夏文明初始的年代即已发端，并伴随了古代中华文明几千年历史之始终。
“藏书”一词，实际上便是我国古代文献收藏的总称，也是前人的一贯说法。例如“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
[1]，“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 [2]等诸多记载，便是例证。
至于“藏书楼”一词，则是一种较为晚出的说法。藏书楼之称究竟出现于何时，目前似乎还很难确切考定，但不会早于唐宋之际，并且发源于私家藏书。据《新唐书·李鄌传》记载：“……家有书至万卷，世号李氏书楼。”又据《郡斋读书志》载：“(唐朝孙长孺)喜藏书，贮以楼，蜀人号书楼孙氏。”这两处唐代的私人藏书，大概就是最早被称作藏书楼的文献收藏了。
明清之际，私人藏书进入了鼎盛时代，藏书楼之称便开始风行一时。私人藏书家们往往要将自己的藏书之所标之以“XX楼”、“XX阁”的雅称，就是一些没有多少文献收藏的士大夫们，也常常为其书斋取个藏书楼的名号以附庸风雅。这种风气甚至也影响到了官方的藏书，许多皇家和官府的藏书机构也开始仿效民间的藏书楼，冠之以各式藏书楼的名号。这样一来，“藏书楼”就成了古代各类文献收藏的统称。就是近代问世的一些早期新型图书馆，往往也标之以藏书楼之名，如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古越藏书楼、皖省藏书楼等。
与藏书楼源远流长的历史相反，“图书馆”在中国是个完完全全的外来名词和近代文化现象。图书馆一词，在西方语言中基本上有两种说法，一个是Library，另一个是Bibliotheca
。 Library源自拉丁语的Liber ，意为树皮。因为树皮曾用作书写的材料，所以在意大利语中把书店叫Libraria
，而法语中则把书店称作Libraries
。这个词后来由法语进入英语，就成了Library。而Bibliotheca一词、源自希腊语Biblos，即书籍，由书写材料“纸莎草”(Papyrus)
的希腊语读音而来。后来对于存书的场所，希腊语叫Bibliothek ，拉丁语则称Bibliotheca
，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中均用这一词称图书馆，只是在拼法上有些小差别。对于Library或Bibliotheca，中国人最初译为“藏书楼”或“公共藏书楼”。
中文“图书馆”一词的直接来源出自日文“図書館（ライブラソー）”，最初是由梁启超引进到中国来的。1896 年9
月在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上，首次出现了“图书馆”一词。但是这一新的提法似乎并没有马上为国人所接受，一些早期的近代图书馆仍以“藏书楼”称之者居多，也有的称“书藏”、“书籍馆”，“图书院”，“藏书院”等。据目前所知，在20世纪之前只有1897
年建立的北京通艺学堂图书馆使用了图书馆的名称。从20世纪初年起，使用图书馆一词的文献和机构才开始多了起来。例如， 1900 年9
月的《清议报》上就有一篇名为《古图书馆》的文章；1901年6 月的《教育世界》也刊登了一篇《关于幼稚园盲哑学校图书馆规则》。
1903年，清政府颁发了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订的高等教育纲领《奏定大学堂章程》，其中提到：“大学堂当附属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图书，以资考证”，并规定其主管人为“图书馆经理官”[3]。这是图书馆一词第一次被官方文件所正式采用。《奏定大学堂章程》颁布后，原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便改名为京师大学堂图书馆，藏书楼的主管人也由“提调”改称图书馆经理官。这是我国第一个采用图书馆名称的正式官方藏书机构。但由于有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之名在先，所以改名后人们仍习惯以旧名称之，使京师大学堂图书馆这一正式名称反而不为人们所注意。直到1904
年，湖南图书馆、湖北图书馆和福建图书馆相继成立，图书馆的名称才开始在社会上通行，其后各地出现的各种新型藏书处所多数都标之以图书馆之名。1909
年，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奉旨筹建，清政府又随之颁发了《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这样才使得图书馆的名称在我国最后确立了下来。学界普遍认为，京师图书馆的建立和《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的颁布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产生的标志。[4]
厘清藏书、藏书楼和图书馆的含义及其关联与区别，是为了澄清这样一个史实：中国古代的藏书、藏书楼与近现代图书馆是两种不同属性的事物；中国的图书馆是西方思想文化传入的产物，亦即“西风东渐”的结果，不是“中华古已有之”的。
中国是世界上文献保存数量最多、内容最为丰富连贯的文献大国，藏书楼则是这些文献的载体，是华夏文化的骄子，也是中华文明赖以存在和流传的基本因素。与世界上任何一种古代和中世纪文明中的文献收藏相比，我国古代的藏书均毫不逊色，并独具异彩。但这些因素并不能催生出新型的近现代图书馆。古代的藏书楼至多可以看作是中国图书馆的历史渊源，但不是它的母体和前身。
有人这样描述近代中国图书馆：19世纪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已落后于西方，后来逐渐接受了西方先进的图书馆思想和管理方法，因此才产生了重要的进步和飞跃。其实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中国古代的藏书楼和西方的图书馆之间，不是什么落后与先进的差别，而走的是南辕北辙的两条道路。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近代社会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的藏书楼再发展若干世纪，也没有可能自行演变成为西方式的近代图书馆。中国的旧式藏书楼中缺乏进化成为近代图书馆的基本机制，因此不可能成为新式图书馆产生的母体。中西图书馆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差别和先进与落后是两回事。
还有一种更有普遍性的观点认为，进入近代社会之后中国藏书楼的根本性质发生了变化，由封建性的旧式藏书发展过渡为新型的近代图书馆。这种解释用于西方图书馆的历史发展是比较恰当的，而用于中国图书馆则不妥。西方图书馆的历史源于古代两河流域、埃及、希腊和罗马的公共图书馆，中世纪时演变为大教堂和修道院的图书馆，产业革命之后又产生了近现代的公共图书馆。这是一种演变、递进的完整过程。而中国藏书楼的历史在近代之后则中断了，藏书楼也消亡了，而不是转变成了什么。中国的图书馆从产生之日起，走的便是一条全新的道路，是在新的起点上从头开始的。从本质上看，中国近代图书馆所接受和继承的主要是西方图书馆的东西，而不是中国藏书楼的传统。这是一种取代，而不是演变或过渡。这就如同一幢房屋的旧主人被新主人所代替，而这位新主人既不是由旧主人洗心革面而成的，也不是旧主人的儿孙，只不过是新主人入住之后受到了旧主人的一些影响而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简单说来，现代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本质上是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是现代社会民主、民权、平等、公正和公民社会的象征。新型公共图书馆的问世，实际上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民主、公民权利和社会平等现代人文意识成熟的结果，而这种条件只有到了19世纪中叶在西方才日臻成熟。这点我们在本章第四节讨论西方公共图书馆历程时再做具体分析。
新型公共图书馆的本质特征是公益性、公共性，其表现就是面向社会普遍开放；而旧式藏书楼的属于私人所有，或是皇家、官府等少数人占有，其主要特点必然是封闭性的。
从历史发展看，在古代藏书初兴的殷周二朝，文化上是“学在官府”或“学术官守”的状况，反映在藏书方面，则是“官守其书”的局面[5]，贵族统治者之外的广大民众是与文化、图书无缘的。春秋末年，伟大的教育家孔子通过毕生的文化教育活动，开始了从“学在官府”向“学到民间”的转变，使得众多的平民有了拥有、阅读图书的可能，这是我国文献收藏史上的第一次大变革。东汉以来，纸张发明并逐渐成为图书文献的主要载体，使图书的传抄和普及变得更为容易和廉价，于是社会上开始有了一些官府藏书之外的各种文献收藏，这是我国文献收藏史上的第二次大变革。唐宋之际，雕版印刷术发明并在全社会普及，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流通，致使文献的收藏和利用水平又大大提高了一步，各种类型的藏书楼骤然增多，这是我国文献收藏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但是，通过这三次变革，只是增加了社会上图书和图书收藏者的数量，却基本上没有改变藏书楼“门虽没而常关”的封闭状态。
明代著名藏书家祁承爜的澹生堂藏书楼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祁承爜对自己的子孙及其藏书楼的管理有着明确的规定：
子孙能读者，则以一人尽居之；不能读者，则以众人遵守之。入架者不复出，蠹啮者必速补。子孙取读者，就堂检阅，阅毕则入桨，不得入私室。亲友借观者，有副本则以应，无副本则以辞，正本不得出密园外。……
勿分析，勿复瓿，勿归商贾手。[6]
不难看出，祁氏对其藏书楼采取的是严恪的封闭措施，连子孙、亲友都要受到限制，外人自然就更无缘问津了。
而享誉明清两代的藏书楼范氏天一阁，其措施更为严厉苛刻：
司马(天一阁的创始人范钦)殁后，封闭甚严，继乃子孙各房相约为例，凡阁厨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楼，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7]
藏书楼的图书竟然连子孙都不准入内阅读，已经和守财奴埋着金银饿肚皮无异，与文献收藏的本来意义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澹生堂和天一阁只不过是两个典型的例子，类似的封闭措施在古代为数众多的藏书楼中属于常态，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和蔓延并不都是藏书家自身的过失，藏书家们集聚、保存图书典籍的苦心孤诣和历史功绩也不可一笔抹煞。归根结底，藏书楼是小生产文化方式的产物，不可能形成面向整个社会的文献信息体制，也不可能承担起社会化服务公众的任务。这是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的。
古代的藏书家并非全都是守财奴式的角色，也有卓尔不群者。例如明末清初的藏书家曹溶，就曾尖锐批评藏书家“以独得为可矜，以公诸世为失策”的褊狭传统，以致古书“十不存四五”
。他写了一部《流通古书约》，倡议藏书家之间互通有无，使“古籍不亡”[9]，以免因秘不示人遭湮灭。清代乾隆年间，还有一位学者兼藏书家周永年，大胆提出了“儒藏说”，提倡“天下万世共读之”；还建立了“藉书园”，专门为“穷乡僻壤，寒门窭士”等贫寒书生提供可读之书[10]，“使学者于以习其业，传钞者于以流通其书，故以藉书名园”
，属难能可贵。然而这样的藏书家在中国古代尚属凤毛麟角，其视野和影响均有限，无法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其举措也难以延续。他们只是旧事物的叛逆者，却不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建人。
只有新型的近代公共图书馆才能完成向全社会平等开放、提供文献信息服务的使命。这是中国文献收藏史上第四次、也是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一次变革。变革的结果便是旧式藏书楼寿命的终结，新型图书馆历史的开端。
﹝1﹞ 《汉书·艺文志》
﹝2﹞ 《新唐书·艺文志》
﹝3﹞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年。
﹝4﹞ 吴晞 《从藏书楼到图书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
﹝5﹞ 章学诚 《校雠通义》卷一
﹝6﹞ 祁承爜《澹生堂藏书约》
﹝7﹞ 阮元 《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
﹝8﹞ ﹝9﹞曹溶 《流通古书约》
﹝10﹞ 周永年《儒藏说》，录自《四库大辞典》
﹝11﹞ 章学诚《藉书园书目序》，见《文史通义》外篇二
福音书，炮舰和图书馆
在中国，率先跨越旧式藏书楼窠臼的新型图书馆，是西方传教士们所创办的基督教图书馆[1]。
恰如上文所说，近代新型的图书馆不可能从古老的中华文明中土生土长而来，不可能从中国悠久的藏书楼传统中自行孕育并产生，它只能是“西风东渐”的产物，只能从输入西方式的模式开始。而西方传教士这一特殊的团体则在这种特殊的传播中起到了特殊的媒介和渠道的作用。
据西方神学家的研究，基督教教义传入中国的时间，甚至远在基督教创立之初的公元一世纪，亦即中国的东汉年间就已经开始了[2]。但这种基于传说的推断还称不上是信史。十字架登上赤县神州的可信时间是在唐朝，其确凿的证据便是西安出土的立于唐建中二年(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这座著名石碑的碑文中，有景教教主“占青云而载真经”，“远将经象，来献上京”的记载[3]
。另外，在敦煌鸣沙山石窟中也发现有唐代景教经文抄本多部，据这些经文记载，景教经文有五百三十部，仅“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作者景净就译出三十部[4]
。可见，早在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初，便伴随着频繁的传书、藏书活动。
景教属聂斯脱利教派(Nestorianism)，并非基督教之正宗，在我国中原地区流传的时间也不算太长。基督教在中国具有历史影响的传教事业，实际上始自明代中叶著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以及他的继承者、明末清初的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 on Bell) 、南怀仁(Jesuit
Ferdinand Verbiest)
等人。这一时期的传教士们也曾在中国文献收藏史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著名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nlt)
所创立的“教廷图书馆”。金氏曾于明万历年间两次来华传教。当他于1614
年返回欧洲时，曾遍游德、法、比等国，向各方募集图书，共得到西方书籍七千余部。这些数量庞大、门类齐全的西方图籍进入中国，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件，并由此创立了中国境内第一个颇具规模的基督教图书馆。因此，金尼阁在其名著《基督教远被中国记》中曾称：“在中国成立了名符其实的教廷图书馆。”
至明末清初之际，中国的基督教图书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北京形成了著名的“四堂”图书馆[6]
，即南堂图书馆、东堂图书馆、北堂图书馆和西堂图书馆：
1、南堂图书馆。南堂是葡萄牙耶稣会的教堂，建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
，其创始人便是利玛窦。利玛窦以介绍西学为主要传教方法，所以在南堂积累了大量的宗教和科学书籍。利氏死后，南堂得到教皇保罗五世赠送的大批图书，内容有神学、哲学、法学、数学、物理及其它西方科学。清代南堂的索主教(Ugr
Polgcarpe de Souga) 和汤主教(Mgr Alexander Gouvca)
都是图书收藏家，曾为南堂的收藏增色不少。十八世纪末，中国的耶稣会奉教皇之令解散，各地天主堂的藏书都集中于南堂收藏。道光十八年（1838
年)南堂的书籍移至北京俄罗斯修道院。
2、东堂图书馆。东堂也是葡属耶稣会教堂，系顺治七年（1656
年）皇帝所赐建。当时著述较多的传教士，如汤若望、南怀仁等人，都居住于东堂，因此他们的著作和参考书也在其中，图书的收藏十分丰富。后因战乱，东堂被焚，烬余残存者只有数册而已。
3、北堂图书馆。北堂属法国耶稣会，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皇帝拨地拨款所建。北堂的藏书在当时数量最多，也最有价值，欧洲各研究院和皇家科学院都曾赠送北堂大量学术著作，甚至法国的国王及政府要员也为北堂收集书籍。从嘉庆年间开始，北堂逐渐衰落，清政府旋以八千两银的代价出售北堂。当时幸有一位中国教士薛司锋，将北堂的藏书及其它贵重物品转移到城外，后又运往张家口外的西湾子。直至同治五年（1866年)
，这批图书才几经周折运回北京，但大部已毁坏流失。
4、西堂图书馆。西堂是耶稣会以外传教士们的寓所，创建于雍正三年（1725
年）。西堂藏书的基础是教廷专使来华时携带的一大批书籍，以及主教和方济各会士们的遗书。嘉庆年间，清延驱逐教士离境，西堂藏书迁至南堂。
后来的北平西什库天主教堂（即北堂）图书馆便是汇合了南、东、北、西四堂的藏书而成的。据1938
年的整理统计，北堂图书馆计有西文书五千余册，中文书约八万册，其中有很多稀世珍本，如西方十五、十六世纪出版的图书，教士与中国基督徒早期翻译的西方名著，宋、明版刊本及抄本，清帝御赐本，方志，武英殿聚珍版图书等。
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上是以平等、自愿的方式，在尊重中国主权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其性质主要是东西方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上的一场碰撞和交融，其结果无疑会起到促进中西方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进步的作用。事实正是如此。利玛窦、汤若望等人以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为主要方式的传教活动，曾不同程度地征服了像徐光启、李之藻这样的上层士大夫，甚至一些中国的帝王，使世代囿于传统文化之下的中国人开阔了视野，学习到了一些为数虽少、却是极为可贵的西方科学知识。而独具异彩的华夏文明也经由传教士之手介绍到了欧洲，直接为十八世纪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提供了精神养料，为欧洲近代文明的诞生起到了促进作用。
然而，这场由传教士们触发的中西文化的震荡，却并没有给中国图书馆的历史带来实质性的影响。传教士们苦心经营多年的教廷图书馆、“四堂”图书馆等，除了几本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也读不懂的洋文书外，与中国传统的藏书楼或寺院藏经并没有什么区别。其原因既在于当时西方的图书馆尚未达到足以超越中国藏书楼的先进水平，也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变革旧式藏书楼的社会要求。
但是在1840
年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阵阵强劲西风的震撼下，中国古老的藏书楼阁摇摇欲坠，根基动摇。传教士们用炮舰和福音书，在中国的土地上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们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从中国图书馆发展的角度看，基督教图书馆在中国的历史是从鸦片战争之后才真正开始的。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在鸦片战争之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都是西方列强武力征服和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因此受到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抵制。如果说在利玛窦的时代，士大夫们对基督教的种种非难还带有传统观念中保守、褊狭成份的话，那么在19世纪后期，中国士人与民众与基督教传教士之间的纠葛和争斗，就不再仅仅是思想文化方面的冲撞，而具有了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尊的性质。频繁发生的教案，以及随之而来的内乱与外患，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斑斑的创伤，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传教士们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往往要以西方的科学文化做媒介，而西方的近代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的旧式文化之间是有着先进和落后之别的。因此，传教士们在中国的一些活动，尤其是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活动，在客观上还是有所建树和作为的，这也是历史的事实。中国的基督教图书馆在很大程度上就具有后者的性质。
有人曾称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扮演了“文化掮客”的角色[7]
，这是恰如其分的。总地看来，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基督教传教事业上是失败的，不仅没有达到“中华归主”的目标，反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激烈矛盾冲突；但他们作为文化掮客却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在科学文化传播上得到了远远大于宗教传播的成就。这也许并不是传教士们的初衷，但却得到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中国近代基督教图书馆的出现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便是这种结果之一。
近代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教图书馆，我们无法得知，因为全国各种教会团体，如教会机构、教会学校、教会医院，以及传教士们所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文化教育机构，都可能会有数量不等的藏书。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这类藏书都称得上是近代新型图书馆，称得上近代新型图书馆的也不见得都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所以，我们仅挑选了几例有典型意义、并在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史上有过一定作用的基督教图书馆予以介绍和分析[8]
1、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建于1847
年，由耶稣会传教士创办，隶属于徐家汇天主堂耶稣会总院，是上海众多的天主教图书馆中规模较大的一所。现该场所及图书馆均归入上海图书馆。
2、工部局公众图书馆。建1849 年，1851年起称上海图书馆，自1913
年起改名为公众图书馆，又因其英文名称Public Library，S .M.
C，而译作工部局公众图书馆。这座图书馆本是上海英租界的西方侨民筹办的，但教会在其中起了相当的作用，图书馆的多任主管都是西方传教士。
3、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建于1871年，创始人是英国牧师伟烈亚力(Rev
Alexander Wylie)
。亚洲文会是伟烈亚力创办的研究东半球文化的学术机关，曾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资助。这所图书馆便是它的附属机构，以收藏东方学文献为主。
4、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建于1894年，原为约翰学校藏书室，后用捐建者的姓氏命名为罗氏藏书室（Low Library）。
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创办的教会学校，罗氏藏书室即为该校附设的图书馆。至1919
年前后，该馆己具备相当的实力，成为我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大学图书馆之一。
5、格致书院藏书楼。建于1901年，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创办。上海格致书院是傅兰雅在1876
年创办的一所专门传授西方科学知识的新式学堂，其藏书楼实际上是一所专为华人读者开设的图书馆，以收藏中国古籍和中文译著为主。该馆后来毁于火灾，残本四千余册为上海市立图书馆接收。
6、文华公书林。1903 年创办，1910
年正式建成开放，创始人是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
。武昌文华大学本是美国圣公会创办的教会学校，文华公书林即为该校之图书馆。但文华公书林却对武汉三镇的公众开放，因此兼有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双重性质[9]
在我国图书馆的发展史上，这些基督教图书馆占有何种地位呢?
首先，基督教图书馆是我国近代出现年代最早的新型图书馆，起到了“为天下之先”的示范作用。从十九世纪末年起，我国的洋务派、维新派人士才开始认识、鼓吹和筹办新型的图书馆。至于较为成型的近代图书馆，如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古越藏书楼的出现，已是将近二十世纪初年的事了。而传教士们创办的图书馆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即已在我国出现，在时间上遥遥领先了半个多世纪。即使是创办年代较迟的文华公书林（1903年)），也是武昌出现的第一所公共图书馆，比湖北省图书馆的创办（1904年)还早了一年。近代图书馆在我国从无到有的突破，实际上是由基督教图书馆最初实现的。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图书馆的认识，也是从这些“洋书楼”开始的。在我国图书馆史上，基督教图书馆启蒙、范例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其次，这些基督教图书馆大多具备了公益、开放的特点，与传统的旧式藏书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工部局公众图书馆便以“公开的书林”和“供中外居民教育娱乐之需”为标榜，其公共阅览室每天从早九时至晚七时全日对公众开放，这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还是一件从未有过的“西洋景”。再如格致书院藏书楼，曾号称是“第一所为谋华人读者便利的图书馆”，时人亦有“惠我士林”之誉。最为突出的是文华公书林，它虽是一所学校图书馆，却坚持对武汉三镇的公众开放，还举行公开演讲会、读书会、故事会、音乐会等活动，以吸引读者上门读书。在读者服务的方式上，基督教图书馆也有诸多独到之处，如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和文华公书林都实行开架借阅。文华公书林还实行了为较远读者送书上门的“巡回文库”制[10]
，格致书院藏书楼采用挂“粉牌”的方式向读者宣传图书[11] ，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基督教图书馆都无条件地对公众、尤其是对中国民众开放的。如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起初只供耶稣会会士使用，后来教徒或由教会人士介绍，经主管司铎同意，也可进馆阅览，实际只是一种半开放状态。即便是以“有益于普通的公众”为口号的工部局公众图书馆，藏书绝大多数却是外文书刊，这对于中国的“普通公众”来说其实是谈不上什么“有益”的。然而不管基督教图书馆的大门全开、半开还是有条件地厅，与“门虽设而常关”的旧式藏书楼相比，毕竟有着性质上的差别。
第三，许多基督教图书馆有着丰富、系统、别具一格的藏书，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近代图书馆的收藏，在当时及后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收藏有大量的中国方志，其数量居全国第四位；同时因为建馆时间较早，年代久远的早期报刊收藏也很完备，如整套的《上海新报》、《申报》、《教会新报》等，为全国所罕见。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藏有丰富的东方学文献，包括许多珍贵的早期书刊，曾被誉为“中国境内最好的东方学图书馆”。格致书院藏书楼的中文西学译著是其一大特色。这些宝贵的文献收藏，至今仍是我国图书馆无法替代的重要财富。
第四，有些基督教图书馆拥有先进的、明显优于我国藏书楼的馆舍和设备。1910年建成的文华公书林馆舍.号称“十万元建筑”，名噪一时。1911年建成的圣约翰大学图书馆，是上海第一座专用的图书馆馆舍、采用中西参半的新式二层建筑，建筑费耗银两万两，书库容书可达三万册，并有良好的设备设施。这些基督教图书馆的范例，对于我国图书馆馆舍及设备条件的改善无疑会有推动作用。
第五，基督教图书馆带来了西方图书馆的新式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以收藏中文图书为主的格致书院藏书楼，对旧籍用四部分类，而新书则划分为科学、算学等三十六类，这是用新式科学分类法来类分中文图书的首次尝试。早在1909
年孙毓修翻译介绍杜威法之前，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就采用了杜威法及“克特著者号码表”，为这部后来在中国影响甚广的西方分类法的应用开创了先例。而圣约翰大学则是使用杜威法类分中文图书的最早的图书馆，其方法是用杜威法中一些使用率不高的空号码来容纳中文图书，如000
为经部、181为中国哲学、951为中国史等。
这种方法虽然不尽合理，但影响却很大，在几部中文分类法问世之前，国内许多图书馆都用这种办法来类分中文图书，以求中外文图书能在编目中得到统一。首先使用卡片式目录的也是基督教图书馆。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早在1908
年就编成了一套字典式的卡片目录，并附有杜威法分类索引。圣约翰大学图书馆的卡片目录最为完备，除书名、著者目录外，还编有一套标题片，同时编制子目片和分析片。这些都是新式图书馆的技术方法。基督教图书馆编制的新式书本式目录也不少，较有影响的有《上海格致书院藏书楼书目（1906年）》、《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书目（1907年）》等。可以说，在如何开办西方式图书馆的问题上，基督教图书馆是主要和直接的教师。
第六，也是最为重要的，基督教图书馆输入了西方式图书馆的思想和模式，使中国人摆脱了传统藏书楼的窠臼，在社会上树立了新式的图书馆观念。早在1877年3月，《申报》就曾载文说：“本埠西人设有洋文书院（即工部局公众图书馆，当时称上海图书馆），计藏书约有万卷，每年又添购新书五、六百部，阅者只需每年费银十两，可随时取出披阅，阅毕缴换。此真至妙之法也!”可见这些洋式图书馆当时已引起中国士人的关注和羡慕。陈洙在1906年撰写的《上海格致书院藏书楼书目序》中说：“上海向有格致书院，近由西士傅兰雅君商诸各董，添设藏书楼。……吾知登斯楼者，既佩诸君之热诚毅力以惠我士林，而尤不能不为内国士大夫愧且望也。”并疾呼：“裨益学术，光我文治，抗衡欧美，将在乎是!”
奋起效法之情溢于言表。基督教图书馆促进了这种社会观念的形成，而这种社会观念之深入人心，又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社会条件。
清王朝灭亡后，基督教图书馆在中国的活动非但没有中止，反而更加活跃，活动方式也布了很大的变化。经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不断高涨，知识阶层中对西方列强控制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现状极为不满，开展了“收回教育权”等爱国运动。传教士们迫于这种强大的压力，为了能够在中国社会继续生存和传教，便提出了“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的应变新口号[13]
。在这种形势下，传教士们兴办的各类图书馆也开始尽量减少“洋气”，如任用中国学者为主管人，大量收藏中文书刊，对教外的读者开放，加入中华图书馆协会等，以期能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可。教会刊物《真光杂志》就曾载文，建议开办一个全国性的“中国基督教流通图书馆”，免费对社会开放，“欢迎各阶层知识界利用图书馆来享受极自由的无限制的教育，或作种种的研究”，“使全国基督徒在同一图书馆之下，共同读书与研究学问，成为精神食粮上的大团契；更使教外读者与教会发生友谊的联系”
[14]。这个设想虽然最终设有实现，但却反映了传教士们在图书馆办馆方针上的重要变化，即摒弃急功近利式的传教方法，通过为中国社会服务和与中国民众建立友谊的方式，间接地达到团结教徒和传播教义的目的。因此，在“五四”运动后的现代时期，基督教图书馆的宗教色彩大为减弱，宗教宣传的手法更为隐晦，与同时期中国人兴办的各类图书馆相比已没有明显的差异。这是中国基督教图书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图书馆的“中国化”改革，并不意味着传教士们放弃了传教的目标。著名的燕京大学及其图书馆的创办者司徒雷登就曾说过：“燕京大学的成立是作为传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我要燕京大学在气氛和影响上彻底基督化，而同时又要甚至不使人看出它是传教运动的一部分。”
基督教图书馆改革的实质也在于此。但是由于这种变革，使基督教图书馆不再是游离于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之外的独立王国，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融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一部分，也使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够利用这些图书馆，使其发挥出更大的社会作用。因此，从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角度看，基督教图书馆的这种变革还是有许多积极意义的。
根据1937 年的统计，中国基督教（新教）的图书馆共有114
所，其中教会机关17 所，神学院7 所，大专院校19 所，中学71 所，藏书共约二百万册[16]
。天主教的图书馆未见专门统计，但在数量上不会低于新教图书馆。其它教派组织，如东正教传教士团，也有一定数量的图书机构。与近代时期相比，现代时期的基督教图书馆虽数量增多，且更有实绩，更少宗教色彩，但在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的影响、作用却远不如前一阶段重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当时中国图书馆向近现代过渡的进程业已完成，国内图书馆与西方图书馆之间在性质上已没有大的差异，不再需要基督教图书馆提供启蒙和范例。从1935年的统计看，国内各类型图书馆已达5183
，而且出现了诸如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高水平的大型图书馆，致使传教士们兴办的图书馆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形见绌了。
全国解放后，传教士和外国教会团体在中国大陆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基础。1949年8月，司徒雷登悄然离开了已经解放的南京，标志着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经营一百多年的传教事业基本结束。传教士们和他们所创办和扶植的图书馆，这一近代中国的特殊产物，也由此结束了它们曲折而又复杂的使命，其藏书大多归并到其它图书馆收藏。但是，它们的历史轨迹却不会消失，如同外国教会和传教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部分一样，基督教图书馆也是中国图书馆历史的一部分，已经融会在中国图书馆的历史发展之中。
本节所介绍的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境内所创办或与之有较深关联的各类图书馆。对于这些图书馆，我们统称为基督教图书馆。需要指出的有两点：这里所说的基督教，除个别注明者外，均是广义的，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及景教等诸派系，并非国内习惯专指的新教而言；文中所涉及的图书馆，既包括西方传教士们创办的以宗教研究和传播为目的图书馆，也包括各种基督教会所资助、扶植或教会背景较深的社会图书馆、研究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严格讲来，后者不属宗教图书馆的范畴，但由于它们均为西方传教士们所直接或间接创办，往往与前者没有明确的分界，因此一并进行分析讨论。
﹝2﹞ 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郝镇华译。中华书局，1984
﹝3﹞《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载于《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
﹝4﹞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5﹞ 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
年。当时并无“图书馆”的名称（参见本章第一节），“教廷图书馆”之称是后人翻译时所用。下文中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同上文一样，“四堂图书馆”是后人记叙时所用的名称。下文中有关“四堂图书馆”的材料主要出自方豪《北平北堂图书馆小史》，原载《图书月刊》第3
卷第2 期，1944年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五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以下几段文字中关于近代基督教图书馆的材料，除注明者外，均出自胡道静著《上海图书馆史》，上海市通志馆，1935 年版
﹝9﹞ 黄宗忠《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六十年》。载《武汉大学学报》，1980
﹝10﹞《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六十年》
﹝11﹞《上海格致书院藏书楼书目·本楼观书约》，光绪三十三年，商务印书馆版。
陈洙《上海格致书院藏书楼书目序》，光绪三十三年，商务印书馆版。
﹝13﹞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14﹞ 汤因《中国基督教流通图书馆组织建议》。载《真光杂志》39 卷9
号，1940年9月。
﹝15﹞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16﹞ 汤因《全国基督教图书馆概况》，载《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13 卷1
期，1937 年3 月。
﹝17﹞ 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台湾枫城出版社，1982 年。
冲破藏书楼
如前所述，中国新型图书馆的源头在西方，在中国兴办这些图书馆的先行者也是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但是，创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主角是中国人自己，是中国人民自身奋斗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果。
年鸦片战争后，西学开始传入中国。但是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这种传入是极其缓慢的。就地域而言，主要局限在几个通商口岸，从致力于此的中国人来看，也只有少数从事“洋务”的官员。中国的上层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仍然背负着几千年的巨大惰性，生活在传统的精神世界里。即使是那些热衷于洋务的官员，也主要着眼于兵器制造、筑路开矿等具体技术知识，而绝少注意到西方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最能说明问题的例证是《书目答问》一书。这部流行一时的书目著作出自以提倡新政著称于世的洋务派大员张之洞之手，刊行于国门开启后数十年的光绪二年(1876年)
，但这部洋洋大观的书目却仍囿于传统的四部图籍，而绝少提到西学文献。这种大势，决定了中国早期具有新型图书馆性质的为数极少的藏书楼都出现在京城和通商口岸械市，而且大多是在西方人（主要是传教士)的直接或间接参与下建成的。至于明确、系统的图书馆思想，则迟迟未能在士大夫阶层中形成。
19世纪9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扩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被瓜分的危机。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民众，尤其是沉酣于几千年旧传统的士大夫们，悚然惊醒。正如康有为所说：“非经甲午之役，割台偿款，创巨痛深，未有肯幡然而改者。”梁启超也说：“唤起支那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也。……支那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就不知痛痒，未曾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
甲午的风云未散，法国即声称华南和西南为其“势力范围”，德国占了胶州湾，俄国占了旅顺口，英国则继续强行维护其在长江流域的利益，西方诸列强还掀起了“争夺租借地"的狂潮。在这种亡国灭种的冲击和恐惧之下，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终于开始挣脱了千年传统的束缚，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开始走上了学习西学、变法图强的道路。
为此中国的士大夫们对西方的看法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逐渐认识到西方列国不是什么“蛮夷之邦”，而是代表了一种强大的文明；所谓西学也不仅仅是“声光电化”等“奇技淫巧”，而是包括政治体制、价值观念和文化教育等诸多内容在内的完整体系。这种认识，逐渐从沿海到内地，从少数洋务官员到整个士大夫阶层及上层统治者，汇聚成一种强大的思想舆论，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西学传播的第一次高潮。
在这个高潮中产生了一批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有识之士。他们虽然分属于洋务派、维新派等不同阵营，政见也不尽一致，但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却产生了一种共识，即都把兴办教育、建立学堂、开发民智作为社会改良的首要内容，而兴办新式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又是建立西方式的图书馆。这种思想的出现并在舆论中逐渐占据主导，是中国人在效法西方的过程中一个重大的转折和突破，新型图书馆的思想舆论即由此开始形成，奠定了中国兴办新型图书馆的思想基础，而后的中国图书馆基本上是按照此时形成的原则和思路发展的。
较早注意到西方式图书馆的是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先驱林则徐、陈逢衡、姚莹、徐继畲等人，他们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撰写的著作，如《四州志》、《英吉利纪略》、《康輶纪行》、《瀛环志略》等书中，都提到了英美等国的图书馆。十九世纪后期的改良主义政论家王韬、学者马建忠则进一步提出了兴建新式图书馆的具体主张。第一位系统地提出新式图书馆思想的是近代改良主义先驱郑观应，他刊行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著名著作《盛世危言》，其中第四卷《藏书》系统地论述了兴办图书馆思想，基本上包括了近代新型图书馆的主要精髓。
这些有关新式图书馆的思想问世后，在社会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谈论介绍西方图书馆，倡议建立公共藏书楼，一时蔚成风气。当时舆论界的主要喉舌《时务报》、《知新报》、《国闻报》、《湘学报》、《万国公报》、《清议报》等都连篇累牍地刊载有关新式图书馆的文章，就连西欧、日本等国图书馆的读者人数，美国图书馆教育的方式等具体的细节问题，都成为这些报刊所津津乐道的话题。这样就使得新式图书馆的观念日渐探入人心，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与政治体制上的改良相比，兴办图书馆的主张比较容易为国人所接受，不仅提倡新学者乐于此道，固守旧学者也愿意拥护。在维新派看来，新式图书馆固然是开发民智、传播西学的工具，在传统士大夫们的眼中，藏书楼也是弘扬儒学、研读经史的地方，何况又有乾隆年间开放四库的“故事”可循。因此，尽管兴办新式图书馆的观念是维新人士提出的，但它迅速征服了中国抱有各种观念的士大夫们，成为社会发展的潮流。
这一思想潮流很快就影响到统治阶级的上层。1896
年，吏部尚书兼官书局督办孙家鼐撰文引述了当时通行的观点，指出：“泰西教育人材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馆，曰书籍馆”，还提出要在其主持的官书局中设立藏书院，允许“留心时事，讲求学问者入院借现，恢广学识”
[2]。同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撰写了著名的《请推广学校折》，奏请建立学堂，提出了“与学校之益相须成者”有五条，其中第一条就是“设藏书楼”。李氏认为应仿效“泰西诸国”和“乾隆故事”，“自京师及十八行省会咸设大书楼”，而且要“妥定章程，许人入楼观书，由地方公择好学解事之人，经理其事。如此则向之无书可读者，得以自勉于学，无为弃才矣！”
湖广总督张之洞在《上海强学会序》中提出了“拟宏区宇，广集图书”的主张[4]。这篇序文虽由康有为代拟，但毕竟是经张之洞本人所认可的。就连光绪皇帝在1898
年筹办京师大学堂时也发出过拨款“购图书”的上谕[5]
。这些上层统治者的言论和观念，表明了他们对兴办图书馆的认同，也是新型图书馆思想终于在中国形成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这场决定中国图书馆命运的思潮中，梁启超是最为杰出的一位代表。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同治十二年(1873年)生于广东新会，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界先驱和维新派主将，也是近代图书馆的主要倡导者和推行者。在19世纪90年代新式图书馆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梁启超以他渊博的学识，敏锐的眼光，过人的才华，生花的妙笔，成为当时影响最大、鼓吹力最强、思想最深刻、成就最卓著的图书馆理论家和活动家，做出了远远超出他人的重要贡献。通过梁启超这个典型代表，我们可以看到我国近代图书馆形成的轨迹和其中的思想精髓。
梁启超出身于一个半耕半读的知识分子家庭，如他自己所述：“启超故贫，濒海乡居，世代耕且读，数亩薄田，举家躬耘，获以为恒”
。他自幼酷爱读书，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虽有“神童”之称，但也饱尝了无力购书的苦楚。他后来追忆幼年读书情景时感叹地说：
启超故陬澨之鄙人也。年十三，始有志于学，欲购一潮州刻本之《汉书》而力不逮，乃展转请托，假诸邑之薄有藏书者，始得一睹。成童以还，欲读西学各书，以中国译出者不过区区二百余种，而数年之力，卒不能尽购。……夫启超既已如是，天下寒士与启超同病者，何可胜道，其知几百千万亿人也!
童年读书的艰辛播下了梁启超从事公共藏书事业的种子。光绪十七年（1891年)
，梁启超从师康有为，读书于广州的万木草堂，开始了他世界观和学术思想的奠基时期。在万木草堂，梁启超创办了一生中的第一所“图书馆”——
万木草堂书楼：
往者（即在万木草堂读书时期）既与两三同志，各出其所有之书，合度一地，得七千余卷，使喜事小吏典焉，名曰万木草堂书楼。以省分购之力，且以饷戚好中之贫而好学者而已。数年以来，同志借读渐众，集书亦渐增，稍稍及万卷[8]。
梁启超对这个小小“图书馆”的感情很深，后来当他成为著名的维新派领袖时，还念念不忘扶植万木草堂书楼，亲笔为其起草征捐图书的文章。当然，万木草堂书楼仍没有超越旧式书院藏书的范畴，这时的梁启超对西方式的近代图书馆还没有什么系统的认识。
1894年，梁启超与康有为一起来到北京，走上了变法维新的政治舞台。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西学知识和内外交困的政治局势，年轻好学的梁启超认识到：“今时局变异，外侮交迫，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通一国之书。”
[9]然而在当时的中国要想“读万国之书”又谈何容易：“欲以一人之力，以天下之书，虽陈、晃、毛、范，固所不能，况乃岩穴蓬壁好学之士，都养以从师、凭庑以自结者，其孰从而窥之”
。在这种形势下，已经系统研读西学的梁启超把目光从个人集书转向了西方式的图书馆：“彼西学之为学也，自男女及岁，即入学校，其教科必读之书，校中因己咸备矣，其淹雅繁博孤本重值之书，学人不能家庋一编者，则为藏书楼以藏之，而恣国之人借览焉。”
从西方图书馆之中，梁启超看到了他多年梦寐以求的理想目标，也找到了为学、为政的新道路。自此，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新型图书馆，就成为梁启超变法维新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他毕生为之奋斗不息的事业。
梁启超倡办新型图书馆的第一步是与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共同创立的强学会书藏(详见下节)。当时创立强学会的宗旨，乃如康有为所说：“群中外之图书器艺，群南北之通人志士”
[12]。为办好强学会及其书藏，梁启超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把其视为宣扬新学、启迪民智的开端。他后来追忆说：“时在乙未之岁，鄙人与诸先辈，感国事之危殆，非兴学不足以救亡，乃共谋设立学校，以输入欧美之学术于国中。……而组织一强学会，备置图书仪器，邀人来观，冀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
[13] 。然而梁启超等人的理想很快就破灭了，强学会存在仅四个月即被清廷查封。后来美国传教士李佳白(
Gilbert Reid) 筹办备有藏书楼的尚贤堂(英文为中国国际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梁启超力促其成，并在《记尚贤堂》一文中不无悲愤地写道：
中国应举之事千万也。中国不自举，于是西人之旅中国者，仿之悯之，越俎代之。……李君乃为此堂集金二十万，次第举藏书楼、博物院等事，与京师官书局、大学堂相应。其爱我华人，亦至矣。诗曰“无此疆尔界”，李君之贤也；又曰
“不自为政”，抑亦中国之羞也。[14]
强学会及其书藏被查封后，梁启超兴办图书馆的热情转入到了研究、鼓吹、倡导西方式的图书馆上，成为中国新型图书馆思想的杰出代表和集大成者。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兴建图书馆思潮的形成和二十世纪初年各地图书馆的普遍兴起，梁启超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梁启超于1896年
8月开始任《时务报》总撰述，在他的主持下，《时务报》不仅成为在全国有巨大影响的维新派喉舌，也成为鼓吹西式图书馆最为得力的一家报刊。在《时务报》创刊号上，曾旗帜鲜明地提出：“泰西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馆，曰书籍馆。”《时务报》各期多次刊载论述图书馆的文章，介绍西方各国的图书馆，报导国内各地筹办藏书楼的消息。在《时务报》的影响下，各种鼓吹维新变法的刊物，如《知新报》、《国闻报》、《湘学报》等都连篇累牍地宣扬和报导新型图书馆，一时风气大开，形成了强大的舆论。
与其他维新派人士一样，梁启超也把兴办新式图书馆看成是学习西方、救亡图存、成就维新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896年12 月《时务报》第13
期曾刊文指出：“今日振兴之策，首在育人才，育人才则必新学术，新学术则必改科举、设立学堂、定学会、建藏书楼。……斯三者，皆兴国之盛举也。”梁启超也撰写了《论学会》一文，提出了“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的观点，而建立学会的目的有十六个，其中有五个都与新型图书馆有关：“……七曰咨取官书局群籍，概提全份，以备储藏；八曰尽购已翻新书，收庋会中，以便借读；九曰择购西文各书，分门别类，以资翻译；十曰广翻地球各报，散布行省，以新耳目；十一曰精搜中外地圈，悬张会堂，以备浏览。”
正是由于梁启超的重要影响和不懈努力，使救国必先治学、治学必先建藏书楼的思想日渐深入人心，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梁启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其文笔当时享有盛名，在思想舆论界有极大的号召力。梁启超也同样用他那支生动鲜明、气魄宏大的笔来宣扬、鼓吹图书馆。例如，在描述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图书馆时，他写道：“举国书楼以千百计，凡有井水处，靡不有学人，有学人处，靡不有藏书，此所以举国皆学，而富甲天下也。”
这种文采飞扬的“梁启超风格”使他的文章倍受读者喜爱，也使他所宣扬的图书馆思想很快为社会所接受。在中国图书馆史上，梁启超是一位卓越的宣传家。
对于西方传入的图书馆思想、观念和方法，梁启超不仅仅停留于介绍、宣传和鼓吹，而且还做了系统的研究，并有大胆的创新。这也是梁启超与同时代人相比的过人之处。1896年9
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西学书目表》。该书吸收了西方分类、著录的思想，将当时中国所译的西书分为西学、西政和宗教三大类及杂类（宗教类未录入书目）。西学类包括算学、重学、电学、声学、光学、化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等十三目，西政类包括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等十目，杂类包括游记、报章、格致、西人议论之书、无可归类之书等五目。《西学书目表》尽管还有许多不尽合理之处，但它的问世，是对一千多年来被视为“永制”的四部分类体制的一次冲击和突破，为近代新分类法的输入和产生开辟了道路，堪称是中国新文献分类思想的启蒙著作。
梁启超宣传研究新图书馆的一系列活动，对中国图书馆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图书馆”一词就首次出现在他主持的《时务报》1896年9月第6册上，其文名为《古巴岛述略》，译自1896
日的《日本新报》。又如，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对图书馆的认识许多都源自梁启超，上文中引述的吏部尚书孙家鼐论图书馆功用的文字，实际上是抄自《时务报》；礼部尚书李端棻是梁启超的妻舅，那篇著名的《请推广学校折》据说即出自梁启超的手笔，至少也是在梁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
年6月，光绪皇帝发布“诏定国是”的上谕，开始了百日维新。梁启超踌躇满志，认定维新派大显宏图的时机已经到
来，并以非凡的热情和才干投入了变法维新活动。在繁忙的政务活动中，梁启超仍没有放弃兴办新式教育和图书馆的理想。在他代总理衙门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专列了“藏书楼”一项。梁启超扬扬洒洒地写道：
学者应该之书甚多，一人之力必不能尽购。乾隆间，高宗纯皇帝于江浙等省设三阁，尽藏四库所有之书，俾士子借读，嘉惠士林，法意良美。泰西各国于都城省会皆设有藏书楼，亦是此意。近张之洞任广东，设广雅书院，陈宝箴任湖南，设时务学堂，亦皆有藏书。京师大学堂为各省表卒，体制尤当崇闳。今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流览，而广天下风气。[17]
不难看出，在京师大学堂及其藏书楼身上寄托了梁启超兴办教育、创建图书馆的理想和希望。然而，这次梁启超的梦想又落空了。变法维新活动不到百日便发生了戊戌政变，光绪皇帝被囚，梁启超也成了被缉捕的“康梁乱党”主犯，逃往日本避难。他苦心倡办的京师大学堂虽然侥幸免遭废黜，但兴建藏书楼的宏大计划却被迫中止，已收藏的一些图书仪器也在庚子事变中大部毁于兵燹。
梁启超出逃到日本后，与康有为一起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由梁启超任主笔，继续宣扬改良主义的主张。在主持《清议报》时期，梁启超仍继续宣传他的图书馆思想和主张，其论述也更为深入和系统。在《清议报》刊载的一篇文章中，称图书馆为“开进文化一大机关”，文章写道：“何谓学校之外开进文化一大机关乎?曰，无他，唯广设图书馆可耳。”文中列举了图书馆的八项社会功能：“第一之利，图书馆使现在学校受教育之青年学子，得补其知识之利也；第二之利，图书馆使凡青年志士，有不受学校教育者，得知识之利也；第三之利，图书馆储藏宏富，学者欲查故事，得备参考之利也；第四之利，图书馆有使阅览者，随意研究事物之利也；第五之利，图书馆有使阅览者，于顷刻间，得查数事物之利也；第六之利，图书馆凡使人皆得用贵重图书之利也；第七之利，图书馆有使阅览图书者，得速知地球各国近况之利也；第八之利，图书馆有不知不觉使养成人才之利也。”
[18] 这些思想表明梁启超已超越了一般维新派人物对图书馆的认识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梁启起是新式图书馆思想的主要旗手和奠基人。他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对中国图书馆思想的形戒并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梁启超兴办图书馆的实绩并不多，但他的主张却能深入人心，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二十世纪初年我国所兴起的创办图书馆的高潮，基本上是按照梁启超等人的思想和主张行事的。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型图书馆形成并普及之后，梁启超对图书馆的兴趣依然不衰，毕生都在为中国的图书馆奔波操劳。1916
年，为纪念蔡锷将军，梁启超发起创办“松坡图书馆”，并被推为馆长。1925 年4
月，中华图书馆学会成立，梁启超出任董事部部长兼分类委员会主席，参与了中国图书馆界的许多重大活动。1925 年10
月，梁启超被任命为京师图书馆馆长，为兴办和维持这所国家图书馆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梁启超还用了很大的精力从事图书馆学的研究，写下了《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演说辞》、《图书馆季刊发刊辞》、《中国图书大辞典（部分）》、《佛教典籍谱录考》、《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大量著述，为推动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年梁启超逝世后，家人遵其遗愿，将其全部藏书捐送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包括“饮冰室藏书”二千八百多种、四万多册，新书一百多种、一百四十多册，还有许多墨迹、未刊稿本、私人信札等，均为宝贵文献。
﹝1﹞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孙家鼐《官书局开设缘由》。载《中国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年。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载《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年
﹝4﹞ 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台湾枫城出版社，1983 年
﹝5﹞《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06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一册（谱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梁启超《万木草堂书藏征捐图书启》。载《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上海中华书局， 1941年。
﹝8﹞ 梁启超《万水草堂书藏征捐图书启》
﹝9﹞ 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载《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
﹝10﹞ 梁启超《万水草堂书藏征捐图书启》
﹝11﹞ 梁启超《万水草堂书藏征捐图书启》
﹝12﹞ 康有为《上海强学会后序》
梁启超《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载《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二十九。
﹝14﹞ 梁启超《记尚贤堂》。载《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
﹝15﹞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16﹞ 《万木草堂书藏征捐图书启》
﹝17﹞ 《京师大学堂章程》。载《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一）
﹝18﹞ 《论图书馆为开进文化一大机关机》。载《清议报全编》，卷二十。
新型图书馆的问世
所谓近现代新型图书馆，其主体主要有两种类型：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至今如此，中外皆然。
在中国，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的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雏形，是同文馆书阁和强学会书藏。
同文馆也称京师同文馆，首建于同治元年（1862
年）。它是清末培养涉外翻译人员的学校，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中国官方自行创办的第一所新式教育机构。
同文馆在建立之初就伴随着图书的建设。当时的总理大臣、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在1860
年的《奏请创设京师同文馆疏》中，就有“饬广东、上海各督抚等，分派通解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 [1]
之语。这些由各地教师所带来的“各国书籍”就是同文馆最初的藏书。在其后的几十年中，史料中不断有关于同文馆藏书，尤其是外文文献的记录。如，同治七年（1868年）美国大使劳文罗曾送来书籍若干，同文馆也购书回赠；同治十一年（1872年)法国大使热福里代表法国文学苑赠送同文馆图书十一箱，共计一百八十八册，“以备同文馆肄业泰西文字之用”，同文馆也回赠了《康熙字典》、《昭明文选》等中国书籍一百一十部，以“彼此互读，亦彼此相认”
至迟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同文馆就已有了专用的藏书机构“书阁”。在该年刊印的《同文馆题名录》中，对书阁有具体生动的记载：
同文馆书阁存储洋汉书籍，用资查考。并有学生应用各种功课之书，以备分给各馆用资查考之用。汉文经籍等书三百本，洋文一千七百本，各种功课之书、汉文算学等书一千本。除课读之书随时分给各馆外，其余任听教习、学生等借阅，注册存记，以免遗失。[3]
由是不难看出:同文馆书阁的藏书数量虽不算多，但绝大多数是洋文书和“功课”、“算学”等新书，已摆脱了旧式“官学藏书”以儒家经典、正史为主的窠臼；采取了西方式图书馆的某些管理方式，如借阅、注册、存记等；藏书也不再以收藏为主要目的，而是“用资查考”，供全校读者借阅使用。因此，同文馆书阁业已不同于古代的官学藏书或书院藏书，实际上己具备了近代大学图书馆的性质。
由于同文馆创设于京师，又是中央政府的官办学校，因此它的办学方式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此后，各地相继创办的新式学堂、学校，大多建立了类似同文馆书阁的新型藏书楼，其中很多藏书楼日后都发展成为著名的大学图书馆，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建立藏书室，后来发展成北洋大学图书馆，解放后改称天津大学图书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上海南洋公学创办图书院，1921年改称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至于同文馆书阁，由于同文馆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同文馆书阁也于同年归并于京师大学堂藏书楼，1912年改称北京大学图书馆。
强学会创立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当时是变法维新运动的总机关，其发起人是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杨锐等人。时值甲午战败后不久，康、梁等人为变法图强上下奔走，广造舆论，强学会的目的就是“群中外之图书器艺，群南北之通人志士，讲习其间，因而推行于直省焉”
[4] 。因此强学会广募义捐，建立了新型的图书机构 —— 强学会书藏。
强学会书藏甫一建立，使仿照西方公共图书馆的做怯，采取了对广大民众开放的姿态。由于当时的国民还不懂得利用图书馆，强学会的成员使四处邀人、甚至求人来看书。据梁启超回忆，强学会书藏成立后，“备置图书仪器，邀人来观，冀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该书藏中有一世界地图，会中同人视如拱璧，日出求人来现。偶得一人来观，即欣喜无量。”
[5] 这种传播知识、开发民智的一片热忱，令人感动不已，已然是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姿态。
月，有人以“私立会党”、“显干例禁”为由，奏请清廷查封，强学会遂被禁，前后仅有四个月的时间。强学会书藏虽是个短命的组织，但影响却很大。据统计，在年的几年中，全国各地共成立了学会八十七个，学堂一百三十七所，报馆九十一所[6]
。在这些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学会等组织中，很多都建立了具有公共图书馆性质的书藏或书楼。武昌质学会在《章程》中称：“今拟广搜图书，以飨会友。中书局外兼购西书，凡五洲史籍，格致专家，律制章程，制度政典，皆储藏赅备，以资他山。”上海强学会以“开大书藏”为其主要宗旨之一，具体作法是模仿西方的公共图书馆：“泰西通都大邑，必有大藏书楼，即中国书籍亦藏弆至多。今合中国四库图书，备钞一份，而先搜集经世有用者。西人政教及各种学术图书，皆旁搜购采，以广考镜而备研求。其各省书局之书，皆存局代售。”衡州任学会“拟设格致书室一所，以开民智，任人观看”
[7]。这些遍及全国的学会书藏和书楼的大批涌现，成为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先声。
强学会书藏还产生了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促成了官书局藏书院的创办。强学会被查封后，引起了朝野的广泛不满，许多有识之士纷纷上书要求解禁。结果清廷决定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并派吏部尚书孙家鼐任官书局督办。孙家鼐虽然不是维新派，但却接受了一些新思想，主张兴办新式教育和创办图书馆。他反对封禁强学会，认为强学会书藏“意在流通秘要图书，考验格致精蕴”，并指出“此日多一读书之士，即他日多一报国之人”
[8] 。孙家鼐主持撰写的《官书局奏办章程》中第一条便是“设藏书院”[9]
。官书局藏书院虽然不像强学会书藏那样热衷于图书的传播，但也秉承了开放的精神，“用备留心时事、请求学问者入院借观，恢广学识”
。因此，官书局藏书院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强学会书藏所开创的事业。由于官书局藏书院具有官办的背景，其藏书之规模比强学会书藏更为宏大，社会地位也更牢固。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后，官书局及其藏书院都归并于其中。
同文馆书阁和强学会书藏以及后来的官书局藏书院，最后都归并于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使得这座著名的大学图书馆甫一问世便先声夺人，不同凡响。
京师大学堂及其藏书楼创建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是戊戌维新的直接产物[11]，其命运多舛，历经波折，同时也影响深远，是近代高等教育和大学图书馆的缩影。
京师大学堂创办时由吏部尚书兼官书局督办孙家鼐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而京师大学堂的实际倡导者和设计者是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深具影响的文献《京师大学堂章程》就是梁启超代总理衙门起草的，其中关于藏书楼的各项详尽描述和规定也成为近代大学图书馆历史上最早、最经典的建馆章程。
同年九月，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发动戊戌政变，各种新政、新法尽遭废黜，这时京师大学堂仅建立两个月时间。大学堂及其藏书楼虽然得以幸存，成为戊戌维新仅存的唯一成果，但兴办新式教育，广育人才、讲求时务等宗旨均已无法实现。庚子（1900年）之变，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先后进京，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书籍仪器损毁无数，“大学堂先被土匪，后住洋兵，房屋既残毁不堪，而堂中所储书籍仪器亦同归无有。”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京师大学堂复校，张百熙就任管学大臣，学校的各项教育活动逐步正规，并开始转入了近代教育的轨道，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亦得以复建。l903年，清政府颁布全国高等教育纲领《奏定大学堂章程》，其中规定全国大学堂（即高等院校）的藏书机构统称图书馆，主管人为图书馆经理官。这是我国的官方文件中首次使用图书馆的名称。但是在京师大学堂，人们仍习惯沿用藏书楼的旧称。当时的作法是：“于楼额仍沿用藏书楼之名，而于章程则标为图书馆。”
[13]藏书楼主管官员则从1904年起由“提调”改称图书馆经理官。辛亥革命后的1912 年5
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也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图书馆。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建立与发展是我国近现代图书馆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我国新型图书馆的成熟与完善有着极大的影响。当时它虽然名为藏书楼，但其性质已完全是新型的大学图书馆。由于京师大学堂有着全国最高学府和全国教育管理机关的双重地位，使得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在我国图书馆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一些传教士、地方学堂或开明缙绅所创办的新式图书馆，其办校、办馆方式实际上成了全国院校的一个范例。在1903年清政府颁发的高等教育纲领《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明文规定：“大学堂当置附属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各种图书，以资考证。”
这实际上就是把京师大学堂及其藏书楼的办学、办馆模式在全国进行推广。诚如当年梁启超等人所期望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起到了“以广天下风气”
的作用。此后，办学堂必建图书馆，建图书馆必取法于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在当时兴办新式教育的潮流中已然蔚成风气。
在20世纪初年兴办图书馆的潮流中，得风气之先的当属东南各省，其中最为人们称道的就是被誉为近代公共图书馆先河的古越藏书楼。古越藏书楼的创办者是绍兴缙绅徐树兰。徐氏曾任兵部郎中、候选知府、盐运使等职，归乡后热心兴办各种社会公益事业。他创办的西方式教育机构“绍郡中西学堂”，推行新式教育，在东南产生了较大影响。而后徐氏又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式的图书馆，认定了开办公共图书馆这条道路：“泰西各国讲求教育，辄以藏书楼与学堂相辅而行。都会之地，学校既多，大多必建楼藏书，资人观览。……
一时文学蒸蒸日上，良有以也”，因此他“参酌各国规制”，创建了古越藏书楼[16]
。古越藏书楼“集议于庚子，告成于癸卯” [17]
，亦即创办于1900年，建成于1903年，是中国最早的西方式的公共图书馆。徐树兰殁后，徐氏后人继续开办古越藏书楼，民国时曾受到教育部的嘉许。后来古越藏书楼改名为绍兴县立图书馆。解放后，其藏书移交绍兴鲁迅图书馆。现在绍兴市胜利路的古越藏书楼旧址尚存有石库墙门和临街楼[18]
公共图书馆的主体为官办即公办，否则难成气候，也难长久。在我国图书馆发展史上，真正奠定近代图书馆基础、起到了划时代作用的，当属各地区（尤其是省一级）官办的大型公共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的建立。从20世纪初年到辛亥革命前，各省的官办公共图书馆如同雨后春笋，相继在各地出现。这是在西方涌来的新思潮的推动下所产生的瓜熟蒂落的效应，也是几代有识之士多年不懈努力的结果。它们标志着中国图书馆事业从酝酿时期、萌芽时期，进入了全面的实施时期。
这一时期各地建立的官办大型图书馆不下二十所，情况如下表所列。
清末主要官办公共图书馆一览表
（以创办时间先后为序）
& 浙江藏书楼
1909年改浙江图书
湖南图书馆兼
教育博物馆
1905年正式定名
为湖南图书馆
& 湖北图书馆
& 福建图书馆
& 江南图书馆
&江宁（南京）
1908年10月
直隶省城图书馆
& 黑龙江图书馆
& 齐齐哈尔
徐世昌、周树模
奉天省城图书馆
奉天（沈阳）
& 山东图书馆
& 河南图书馆
& 吉林图书馆
锡良、陈昭常
& 京师图书馆
张之洞、缪荃孙
& 陕西图书馆
& 归化图书馆
& 云南图书馆
1910年3月正式开馆
& 广东图书馆
由张之洞创办的
广稚书局藏书楼
& 山西图书馆
& 广西图书馆
& 甘肃图书馆
& 上海图书馆
& 盛宣怀一
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创建于宣统元年（1909年）。该年清廷宣布筹备立宪，学部于当年三月写出了《奏分年筹备事宜折》，提出于宣统元年“京师开办图书馆”和“颁布图书馆章程”的计划[19]。筹建京师图书馆事由学部大臣张之洞主持。时值张之洞病危，于临终前呈上了著名的《学部奏筹建京师图书馆折》。此项奏议于同年八月初五获清廷批准，是为京师图书馆正式诞生的标志。学部委派了著名藏书家和文献学家、时任翰林院编修的缪荃孙出任京师图书馆正监督，开始了筹建工作。京师图书馆于民国建立后的1912
年8 月正式开馆
京师图书馆创建的第二年（宣统二年，1910年），学部拟定的《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正式颁布。这是我国官方第一个图书馆法规，也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的一件大事。以京师图书馆的建立和《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的颁布为标志，中国的图书馆走完了从藏书楼到图书馆的曲折历程，一个新型的、西方式的、迥异于几千年藏书楼传统的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宣告诞生了。
﹝1﹞ 奕《奏请创设京师同文馆疏》，载《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华书局，1957年。
﹝2﹞ 《总理各国事务奕等片》，载《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甲编第一章。
﹝3﹞ 《同文馆题名录》（第四次) ，光绪十二年刊本
﹝4﹞ 康有为《上海强学会后序》，录自《不忍杂志》第九、十合册。
﹝5﹞ 《梁启超年谱长编》
﹝6﹞ 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第十章
﹝7﹞ 李希泌《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第二章，中华书局，1982 年。
﹝8﹞ 孙家鼐《官书局开设缘由》，载《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年。
﹝9﹞ 孙家鼐《官书局奏办章程》，载《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篇）》
﹝10﹞ 《官书局奏办章程》
学界历来认为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创建于京师大学堂复校时的1902年，拙作《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纪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和《从藏书楼到图书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亦沿袭了这一论点。但近年研究发现，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实际上建立于1898年，本书依此做了更正。参见：姚伯岳《在古籍编目中发现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源头》（《大学图书馆学报》2013年第6期）。
﹝12﹞ 张百熙《奏办京师大学堂》，载《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一）》。
﹝13﹞《大学堂续订图书馆章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14﹞ 《奏定大学堂章程》
﹝15﹞ 《京师大学堂章程》
﹝16﹞ 徐树兰《为捐建古越藏书楼恳请奏咨立案文》，载《古越藏书楼书目》，光绪三十年十月崇实书局七年印本。
﹝17﹞ 张謇《古越藏书楼记》，载《古越藏书楼书目》。
﹝18﹞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
﹝19﹞《学部官报》第八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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