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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苏联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1898年成立时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改名俄国共产党（布），1925年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简称联共（布），1952年改名苏联共产党。为便于行文，本文不分时期一律称为苏联共产党（苏共））早期是缔造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它领导俄国人民取得的胜利，创建了国家。在尔后的74年里，它历经各种风雨，把苏联建成世界超级强国之一，却经不起时代和改革浪潮的冲击，于20世纪90年代初顷刻自行解散。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现在笔者从苏共自成立至结束的历史演变，阐述它后来已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党了，对其自行解散作一历史诠释。以夺取政权为目的，而不随情势变化进行自身的变革同志指出：对于共产党来说，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以后的任务更艰巨。苏共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确实为圆俄国的富强之梦做了很多事情，唯独忘了自身的变革，后来变成了以控制政权为唯一目的，不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了。政党和国家，无论从含义和职能来说，都是不同的范畴，国家是随着阶级的产生和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而建立的；而政党则是随着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人们参政意识的增强而形成的政治团体。国家以行政力量将社会矛盾和冲突限制在特定的秩序范围之内；政党的重要职能是在政权机关里表现所代表的社会阶级或群体的利益和意志。执政党则是代表社会来行使国家权力。苏共自掌握国家政权之后至自行解散，始终以党代政、党政合一，是背离政治文明发展的自然趋势的。苏共不思自身变革，以掌握政权为唯一目的，是和它实行以党代政、党政合一的方针分不开的。现代社会的政党政治是资产阶级创造的。从资产阶级创造典型的政党政治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政党政治的一般特点。17世纪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时并没有政党。1679年5月，国会讨论王位继承人问题时，出现了分别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两个集团，到19世纪40年代，演变成相对稳定的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国会两党制。到20世纪初，又演变成工党和保守党的国会两党制。18世纪时，也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尔后，经过第一共和国、第一帝国、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等近一个世纪的政权更迭和政坛纷争，到1875年“第三共和国宪法”通过后，国民议会才形成相对稳定的多党制政党政治。美国的政党政治也是在独立战争胜利之后，在国家体制完善的过程中形成的。19世纪20年代，国会中形成反映南部奴隶主利益的民主党和代表西部农业资本家、北方工商业者利益的共和党。南北战争后，由于奴隶制被法律所禁止，民主党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又有了变化。如果撇开具体的英国君主立宪制、美国联邦制、法国共和制等不同政体，也不管英、美的两党制和法国的多党制，就典型的现代政党政治的发育过程来看，都是：(1)先立国、制宪，后建党，各政党都在宪法的规范内通过公平竞争来建立和活动；(2)政党是相对稳定的某一社会群体利益的代表者，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阶级、阶层的重构，政党的名称、组织也有所变化；(3)某一政党一旦上台成为执政党，就不能忽略全社会的普遍利益。这些，可以说是现代政党政治的要素。现代政党政治对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作用在于，有利于实现权力的制衡性、决策的民主性、竞争的公平性、利益的协调性、秩序的法制性。这几乎被世界各国所认同。苏共成立于1898年，当时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的目的在列宁看来首先就是夺取政权。20世纪初，列宁明确地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406页。）由于在建党目的、党的组织原则等问题上的分歧，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形成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它将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活动策略完全集中到夺取政权上来，终于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苏共随之成为国家的执政党。1918年，苏共又凭借掌握的国家政权，以暴力取缔了除苏共以外的一切政党，成为全国唯一的政党。苏共以暴力实现**的措施和现实，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成为日后党权即政权、党即国家的观念氛围和客观环境。自此，苏共始终以国家和宪法的缔造者自居，凌驾于国家和宪法之上。1924年1月，列宁在久病之后逝世。如果说列宁在当政时期尚没有时间、条件和精力来考虑和调整作为国家执政党以后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活动策略的话，那么，斯大林当政近30年，已有足够的时间、条件和精力来考虑和调整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斯大林始终坚持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提出“随我们的进展，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的理论（见《斯大林全集》第11卷，149—150页），使阶级斗争常态化，不断开展各种政治运动和“大清洗”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实行书报检查和舆论统制，禁止思想自由和自由地思想。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继之。赫鲁晓夫从批判斯大林**、平反冤假错案、强调社会主义法制开始，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关于党的问题，赫鲁晓夫在1961年10月的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全民国家”、“全民民主”、“全体人民的党”等概念的思想（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75页）。赫鲁晓夫的改革，使“以野蛮的手段消灭俄国的野蛮”这种俄国文明发展进程的传统出现转折，开创以文明手段推进俄国文明的先肇。关于党的改革的思想和观念，尽管还不明确、不科学，但它表明赫鲁晓夫希望改革苏共，因为这个党作为国家执政党已有45年了，而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活动策略却丝毫不改夺取政权时期的那种状况。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之后，虽然表示要贯彻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集体制定的总路线”，实际上停止了赫鲁晓夫已经开始的改革，全面回归到斯大林时期去。刚刚开始提出、尚未有实际行动的关于变革党的问题，也被闷死了。纵观苏共93年的历史，从工人阶级的革命党变为苏联国家执政党；在这93年里，世界和苏联社会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而苏共却抱着最初的东西，拒绝变革。苏共不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早期的苏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利益和意志的体现者。但是随着它成为执政党以后，就逐渐变了。斯大林时期，苏共无视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工人的工资和级别是国家规定的，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沙皇时期工人平均工资的一半左右。工人的居住条件更差，多数是一家老少蜷缩在一间斗室里。斯大林把各级苏维埃变成橡皮图章，这是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的嘲弄。工人挨不到企业生产和管理的边，和口头、文字上铺天盖地的“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的宣传，形成黑白分明的对照。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的情况更惨。农业集体化是对全体农民的剥夺，稍有不满的行动，即被作为“富农”，没收财产，或被流放，或被关进集中营。随之，农民被迫接受“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用斯大林的书面语言来说，是“为国家工业化缴纳‘贡税’”。农民被死死地钉在集体农庄里，实际上是把全体农民变成苏共领导层的准国家农奴。苏共内部以布哈林为首的部分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这一“理论”和政策措施提出不同意见，斯大林即恨之入骨，被作为“党内右倾复辟资本主义”集团横遭批判，直至被作为“帝国主义间谍”，惨遭杀害。即使是受斯大林看重的社会名人，也只许颂扬集体化，不许讲真话。年，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深入苏联传统产粮区顿河地区农村去体验生活。肖洛霍夫看到集体农庄的收获几乎被国家征光了；征粮队像对待囚犯那样对待农庄庄员；农村到处出现挨饿现象，不少地方大批饿死人；生产管理糟糕得难以想象。肖洛霍夫把这些触目惊心的情况，多次写信向斯大林汇报，希望能得到纠正。日，肖洛霍夫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仅仅在韦申斯卡亚区（北高加索）有2000户农户因没有完成交粮指标，就被开除出集体农庄，随后被没收财产，连种蔬菜的地也被没收，这些家庭只好等着饿死。征粮队挨家搜查粮食，“法院把从其宅旁地搜出粮食的人判了10年徒刑。仅韦申斯卡亚区因粮食问题被判刑的就有1700人左右。他们的家人随即被迁往北方。”（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92页。）肖洛霍夫请求斯大林向韦申斯卡亚区和上顿河区提供救济粮，因为农民都在挨饿。日，斯大林回复肖洛霍夫，训斥说：“为了不在政治上犯错误（您的信不是小说，而是地地道道的政治），应当全面地看问题。您所在的区（也不光是您所在的区）的那些令人尊敬的庄稼人搞了一场‘意大利式的**’（消极对抗！），他们才不在乎工人和红军是不是在挨饿，消极对抗是无声进行的，从表面上看是不伤人的（不流血），但是这一事实并不会使下列事实得到改变：令人尊敬的庄稼人实际上同苏维埃政权进行了一场‘无声的’战争，一场殊死的战争，亲爱的肖洛霍夫同志。……令人尊敬的庄稼人也并非真是不伤人的，时间越长会看得越清楚。”（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695—696页。）斯大林就是这样看待、对待农民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十分不幸。很多卓越的科学家被无辜剥夺自由，关在集中营里从事科学研究。遗传学和遗传学家的遭遇，是苏共对待科学事业和科学家的缩影。斯大林宣布遗传学是“资产阶级伪科学”，禁止研究，解散研究机构，查封研究书刊。享有国际盛誉的遗传学家瓦维洛夫，被诬为“帝国主义间谍”，受迫害死于狱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再次掀起讨伐遗传学和迫害遗传学家的新高潮，摧毁遗传学研究。尤其令苏联全国和全世界震惊的是，斯大林在当政的近30年里，没有停止过“大清洗”、大镇压运动，制造了数不胜数、匪夷所思的冤假错案。据1988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仅有案可查的就达2578575起莫须有“案件”，涉及3778234人，其中786098人被处死。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被冤枉的人中，有2478406人，即占含冤人总数的65%以上是由非执法机关处理的，其中656548人，即占被处决人数的83?8%，是被非执法机关枪决的。（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24—625页。）这些令人不忍卒睹的“案件”，还不包括农业集体化运动、消灭富农、民族迫迁运动中受镇压、被处决的无辜者；也不包括秘密集体屠杀已被解除武装、被羁押在战俘营中的21857名波兰官兵，并且这仅仅是到1988年为止所查明的数字，最终数字至今未明。搞阶级斗争，几乎是斯大林的终生职业；整人几乎是苏共的日常重要工作之一。这样概括斯大林和苏共，也许并不过分。苏共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苏共成立之初，有意创立完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造福桑梓。但是当苏共完全具有发展生产力的种种条件之后，它已不再代表先进生产力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掀起，经济全球化成为时代发展的趋势。由此，引起生产管理、观念、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深刻变化。一些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多次向苏共中央政治局和勃列日涅夫提出关于发展苏联科学技术、促进社会全面前进的方案和建议。可是，这些方案和建议被锁入保密柜不见天日。此时，苏联已建立半个多世纪了，国家经济实力雄厚，政局比较稳定，某些科学技术，尤其在某些军事科学技术方面，还领先于美国。人类社会的第一、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贡献，第三次科技革命是在两种社会制度激烈竞争的年代掀起的。此时的苏联已完全具备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有所作为的条件。而勃列日涅夫及其一班人把聚敛起来的财富、先进的科学技术、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用于发展以核武器为中心的军备生产，与美国展开核军备竞赛，推行名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新“世界革命”战略。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坦克的年产量是美国的4?5倍，大炮年产量是美国的9倍，核潜艇年下水量是美国的3倍。在国防工业部门工作的员工，美国约220万，苏联是500万—800万。勃列日涅夫在核竞赛和争霸世界中确实取得成绩，达到俄国有史以来的鼎盛，赶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美国。但是，国内人民生活质量却基本上原地踏步，生产管理及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国家经济状况连年下滑。与此同期，西方国家，甚至某些原来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借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势，强劲地发展和崛起了。1970年，苏联在煤、焦炭、拖拉机、水泥的生产水平方面都超过美国，铁矿石的采掘量是美国的6倍,可是日用消费品生产只有美国的1/6。战后时期，苏联的科研人员是美国的2倍，而苏联科学家获诺贝尔奖的人数只相当于美国的1/14。许多科学家、艺术家、作家，难以在苏联从事研究和创造，纷纷移居国外。苏联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落伍，证明苏共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相比之下，本来就已庞大得吓人的官僚队伍则更加膨胀起来。仅苏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各机关，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各机关，这些机关的干部就达到50万人。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赶紧把赫鲁晓夫规定、尚未切实实行的领导干部、苏共中央委员的任期制、轮换制予以废除。于是，自年，高层党政机关干部层几近凝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数的任期超过15年,中央委员大多数任期超过12年,其中像波诺马廖夫已有34年，齐米亚宁已有25年。1981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超过70岁。政治局会议一般是15分钟左右；勃列日涅夫连读几分钟读秘书准备好的讲话稿都结结巴巴、气喘吁吁。党员数字虽然已达1500万，但党员和党的决策毫不相干。党代表大会是一种装饰，代表们发言的内容实际只有两条：一是汇报自己的工作，二是颂扬以“忠诚的列宁主义者”勃列日涅夫同志为首的政治局。由于苏共已是个只要权力、不要活力的政党，因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只是被用于装饰，而被教条主义化和实用主义化了。其实，马克思列宁主义早被苏共用做打人的棍子、束缚人的思想的绳索。茹拉夫廖夫主编的《俄国史——苏维埃社会》称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是“对任何变动，无论是向右或向‘左’，向前或向后，都怕得要命的‘套中人’——在任何政治气候中都穿着斯大林官员传统的‘外套、帽子和胶皮套鞋’。这位聪明的经院哲学家和教条主义者、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常胜者不无理由地担心：斯大林建立的军事动员制度，尽管其结构**而残忍（也许正因为如此），但不能做任何重大的改革。因为其中任何构件的改变，尤其是重心的转移——设想一下，把金字塔翻过来——都有使这一制度完全毁灭的危险”。毫不奇怪，在现已解密的堆积如山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未见一纸关于他们自己如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文字记载。写到这里，应该对本文的主题，即苏共是个什么样的党，作出明确的正面回答了。1936年11月，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在苏联，“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剩下了工人阶级，剩下了农民阶级，剩下了知识分子”。(《斯大林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5页。)苏共不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了的利益；不代表先进生产力；一切为了政权，拒绝自身的变革。苏共在它存在的历史中，始终坚持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坚持**。从它成为执政党之后，实行干部委派制、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党代政制。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社会发展唯一动力、**与实行干部委派制、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党代政制之间，很难分辨哪方面是因，哪方面是果。也许，它们之间都是斯大林模式的有机统一，就如苏斯洛夫所说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于苏联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党，可以这样说：苏联共产党本来是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党，可是，在它夺取国家政权，成为国家唯一的执政党之后，拒绝自身的变革，已经逐渐演变成尚深受沙皇专制主义传统影响的苏联国家官僚特权阶层的政党，一个具有俄国特征的现代国家官僚阶层的政党，尽管还叫做苏联共产党。这样一个党，到20世纪末，在时代和改革浪潮的冲击下，一朝轰然倒塌，应是俄国文明发展的逻辑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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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猪躺着趴着就一生，舒服！做人站着立着累！可我想这里大概没人愿意做猪吧！
一旦失去政权，官僚政党的结局是立即完蛋，资本家竞选政党是高层大换血重整再战，而对那些极少数由怀有伟大理想的人构成的政党来说，仅仅是一次失败的教训，甚至不能阻止他们。
从人口和医疗状况看：20世纪初俄国的周岁婴儿死亡率为237‰，意大利157‰、荷兰137‰、挪威65‰、瑞典72‰、西班牙162‰、瑞士123‰、英格兰—威尔士130％、法国155‰、丹麦105‰……俄国的婴儿死亡率是全欧洲最高的，以至20世纪初俄国居民平均寿命仅32岁，而美国是49岁、英国45岁、法国47岁、德国48岁……每千人口拥有的医生数：美国是1.44个、德国0.5个、日本0.78个、法国0.5个，而俄国仅为0.18个。从社会结构看，1913年俄国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仅占就业人员比重的16％，而美国占36.9％、德国24.8％、法国28.8％、日本25.8％。从教育和文化水平看：20世纪初俄国居民中文盲占多数，识字的人仅有21.1％。每千居民受过普通教育的人数美国为197人、德国157.4人、英国142.3人、法国176人、日本143.6人，而俄国仅有66.5人。上述材料证明，20世纪初俄罗斯在社会和经济领域显著落后于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年日俄战争中俄国的失败，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的失败，更加证明了俄国的落后。20年代初期的俄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破坏，农产品产量只有１９１３年的６５％，而大工业的产品则只有１０％稍多一点。到１９２０年底，国家的工业生产的产品极少，生产的只是最简单的东西。冶金工业每年只能供应俄国每个农户64克钉子。假如工业发展此后一直保持这样的水平，那么一个农民在１９２０年买了犁和耙后，一直要到２０４５年才能指望再一次买到这些东西。七万多公里的铁路停运和一半左右的列车无法使用。三年兄弟残杀的战争夺去了几百万人（根据大致的估算，约在七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之间）的生命。除了作战行动、当局实行的大规模的恐怖行动、盗匪的不法行为的牺牲者外，还要加上死于１９１８年到１９２１年的伤寒的两百万人以及伏尔加河流域和国家南部其他地区饿死的五百多万人日，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苏联开始实行。为了加快苏联经济的发展，1927年联共(布)第15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 ()的指示。据此，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草拟了两个“一五”计划方案。1929年4月，党的第16次代表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其中的最高指标方案。该方案规定“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在短时间内建立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基础，把苏联由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同时还规定了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1933年1月，斯大林宣布“一五 ”计划以4年零3个月的时间提前完成。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共建成1500个大企业，建立机床、汽车、拖拉机、发动机、化学、飞机等工业部门。工业产量、工业在工农业产值中的比重、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都大大提高。苏联由一个进口机器装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装备的国家，由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同时，工业中的社会主义成份占了99.3%，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初步改善。为了顺利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加强国防能力，迅速消灭技术和经济方面 的落后现象，联共中央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斯大林说：“我们 比先进国家落后了 50 以至 100 年。我们应当在 10 年以内跑完这个距离。或 者是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或者是我们被人打倒。”为了尽快地解决技术问题， 适应飞速发展的需要，国家和工厂兴办了许多高等和中等的技术学校。到1933 年，约有 20 方学生在高等技术院校攻读，90 万学生在中等技术学校学习，同时工厂办的学校和专业训练班每年训练 100 万工人。这些学校和训练 班，缓和了工程师和熟练工人短缺的矛盾。此外，全国还开展了一个扫盲运 动。在这个文盲充斥的国度里，1929 年，8 岁至 50 岁的人口中，文盲人数下 降到 48.9％。1930 年 1 月，建立起各个地方的委员会来引导这一运动，到1939 年，文盲的比例下降到 18.8％。在文化领域，包括普及教育和扩大识字率方面的进展，苏联当时可以说创造了世界奇迹。仅在年就开办了两万多所新学校，相当于沙皇俄国二百年间开办学校的总和。在年受到中等教育，或者受过完全和不完全的普通和职业教育的人有73.8万人(每年约6.7万人)，在年达到57.7万人(每年约14.4万人)，年达到110.9万人(每年约22.2万人)，年达到140.5万人(每年约46.8万人)。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在培养大学专业人员方面，从一个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跃居世界第一位。在年，苏联大学生人数超过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大学人数的总和(如1940年，苏联大学生人数为81.2万，英国4.4万、德国4.97万、法国7.65万、意大利12.7万、日本24.5万，这几个国家合计才54.22万人)。俄罗斯著名学者弗·丹尼洛夫论证了苏联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现代化成就。他说：“俄国革命前的现代化进程仅仅是注重经济的增长。苏联时期的现代化与之不一样，在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社会体制。国家保证了有计划的发展经济、科学和文化，实行了普遍就业、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以及实际上的免费住宅、休假制及其他社会保障。”职工的技术进步了，生产效 率提高了，成本降低了，提前完成了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 年 1 月 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报告说，苏联由从前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世界上发展 较快的工业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仅用 4 年零 3 个月的时间就于 1932 年完成 了。产业工人的数目增加了 1 倍，从 1100 万增加到2200 万；生产量也增加了 1 倍。斯大林报告说：“我们从前没有钢铁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从前没有拖拉机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从前没有机床制造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我们从前没有汽车制造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他接着谈到航空工业、农业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以及其他，并且说，“我们不仅创立了这些工业部门，而且它们的规模使欧洲工业相形见绌。”仅仅在1932年，苏联的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之时，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指标同当时的蒋介石政权相比就已经是十分令人印象深刻的了。我们不采用计划数据而采用实际数据，比如说，发电量135亿度，生铁620万吨，钢592.7万吨，煤6400万吨，汽车2.4万辆，拖拉机4.9万台2006年版的俄罗斯一本高校教科书写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末，苏联工业总产值已经占据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2002年版的《苏联国家历史》一书写道：“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在4年3个月完成了，有1500个用先进技术装备的大型企业建成了。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倍，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了2.7倍”。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说道：“由于两个五年计划的结果()，苏联在向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第二个五年计划末，苏联工业生产水平较之1913年增长了8.2倍。革命前的俄国工业产值仅占世界份额的2.6％，而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苏联工业产值已经达到全世界的13.7％，1937年工业产值已经占到整个国民经济的77.4％，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工人和职工仅占国内居民总数的17.6％，到1939年已占到50.2％。工业化急剧改变了城乡居民结构。1926年在城市生活的人口为18％，1938年初即达到30％。在年间农村居民年均缩减19.6百万(36％)，而工业和建筑业人口则年均增加8.9百万”。他特别强调指出：“这些数字确切证明了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确切证明了俄罗斯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在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道路上迈出了巨大的一步”。为了完成这个宏伟的计划，苏联的党和人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工作中也发生过一些失误，然而在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迅速这样伟大的进展。苏联人民认为，如果步伐不是这样迅速，不但社会主义建设将会推迟，而且国家 的生存也会处在危险之中。因为在 1933 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从中国东北向 苏联边境寻衅，而纳粹德国已公开提出占有乌克兰的要求。苏联人民认为， 如果没有他们那迅速提高的经济力量，他们可能会遭到来自东西两面的入侵。斯大林在报告中说：“我们不得不鞭策我们的国家，因为它落后了 100 年，并因落后而面临亡国的危险。否则我们会在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处于手无寸铁的状况。”不可否认苏联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但它毕竟成功了；何况，如果没有事先付出的这些代价，怎么能保证日后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那将付出什么代价?那是亡国灭种的代价!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第一部类）和消费资料生产（第二部类）两大部类，只有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才有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列宁进一步指出，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技术的进步，都意味着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更迅速。所以，苏共中央决定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实现工业化。因为生产生产资料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提供更多、更好的新技术设备装备包括农业和轻工业的整个国民经济，为生产力的提高，为人民福利不断提高和文化的发展，以便“彻底地永远地战胜饥荒和贫困”创造物质技术前提。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从长期来看才能更快的让轻工业和消费工业得到更快的发展。而苏共内包括李可夫等人提出“‘花布工业化’理论，坚决主张必须首先发展轻工业。”（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3卷第215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因此，流行舆论在这儿偷换概念，把斯大林反对优先发展轻工业来实现工业化说成反对“解决人民消费”；把反对“花布工业化”说成“反对发展‘印花布工业’”。流行舆论企图通过曲解社会主义工业化来给人们一种苏联经济发展只关心军事工业，不关心人民消费的印象，并由此证明苏联制度的弊病。而优先发展重工业不是不发展轻工业。恰恰相反，高速发展的重工业提供的新的技术设备对改造轻工业，使轻工业能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业消费品有了物质技术保证。因此，苏共15大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轻工业发展确定了这样的计划：“生产消费品的工业应当在产品数量和质量上达到能够保证大大提高劳动者每人的消费定额。应当特别注意发展纺织工业、皮革工业、食品工业”。（苏联科学院经济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第285—286页三联书店1982年版，以下简称《经济史》）。提前一年完成的苏联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中生产资料生产年均增长28.5%，消费品生产（第二部类）年均增长速度也达11.7%，比西方国家高得多。例如，即使在“繁荣”的20年代，1925----1929年间，美国的消费品生产年均增长只有1.4%，德国为3.1%，英国反而缩减1.9%（《经济史》第3卷第285页）。年第二个五年计划，苏联工业的消费品生产又比1932年增长99%（《经济史》第4卷第25页），年均增长高达14.7%。如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工业消费品产量为100，1932年，苏联为187，英国为101.3，德国为79.4；1935年英国为111.9；1937年苏联为373（《经济史》第4卷609页。《英法美德日百年提要》第30、193页，统计出版社1958年版）相对西方国家，苏联工业消费品生产以无与伦比的高速度发展。年这战前三年，苏工业的消费品生产仍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战后年间，则更以高达年均15.7%的速度增长。（《苏联经济概论》金挥等编，第139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n因此，不管是苏共的政策,还是苏联前四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来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针都是保证苏联消费品生产的高速增长。斯大林期间的四个五年计划中，工业消费品生产一直以两位数速度增长。这是任何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没有能够做到的。但是，这样的高速发展消费品工业却被流行舆论说成是“反对发展‘印花布工业’（即解决人民消费）”。这恰恰说明，流行舆论和媒体无视历史事实的胡言乱语达到何等地步。流行舆论指责，“1941年战争爆发前，苏联对居民的面包、衣物都长期凭票供应”。是的，战前苏联曾对一些消费品实行配给制。但他们的说法却隐瞒了苏联在1941年前好几年，就取消了配给制这一事实。“1935年首先取消了面包和面粉、米的配给制，后来又取消了按定额发放的其它食品的配给制。1936年初，工业品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与1932年相比，苏联1937年通过零售商品流转渠道供应的重要日用工业品和食品增长情况如下：针织外衣增长2.86倍，针织内衣3.08倍，砂糖1.92倍，动物脂肪1.59倍，糖果点心0.81倍，灌肠和熏制食品3.90倍，靴子1.18倍，长、短裤子0.97倍，自行车3.2倍，留声机10.7倍，手表7.2倍。消费品的销售额有了很大的增长。（《经济史》第4卷第611页、第610页）。资产阶级控制的流行舆论指责“斯大林体制”“忽视人民生活的改善”，反对“解决人民消费”问题，“生活水平远低于西方国家”这些贬低苏联而褒扬西方的话，但这些话或者是不实事求是，或者是漠视苏维埃俄国的建设是从一个比西方落后的多的基础起步的事实。与他们现时的态度相反，当时比较实事求是的西方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成就多是赞许。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日写给纽约大学的信中热情盛赞“苏维埃制度在教育、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和经济领域的成就无疑是伟大的，而全体人民已从这些成就中得到很大益处。”（《外国历史名人传》现代部分上册第45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是爱因斯坦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对比后作出的一个结论，而社会主义重要优点就在于既能使经济、教育全面发展，又能使全体人民从“这些成就中得到很大的益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大部分益处都被资产阶级获取。例如，在世界最富裕的美国，“就是在黄金时代的1929这一年，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也已计算过，一个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的进款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美]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第42页，商务印书馆）。而在危机年代，“1932年9月的《幸福》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此数近于人口总数的28%。而且这个研究报告一如其他报告，那正在另一种地狱里受难的1100万农村人口是不包括在内的。”同样在“1932年这一年，美国的65%的工业掌握在600家公司的手里；仅占全国人口1%的人拥有全国财富59%。”（《光荣与梦想》第48、59页）。因此，一方面是美国通过对大量的农产品进行销毁，或任其在地里腐烂，来解决“供大于求”，以抑制价格下跌，另一方面美国“富人脑满肠肥，大众饥肠辘辘。”美国垄断资本办的《幸福》杂志有所隐瞒,也不得不承认：“‘应该说有2500万人衣食不周，这才是美国经济状况比较准确的描写。’活活饿死的事例，《幸福》杂志、《旧金山纪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和国会听证会都记载不少。”在全世界最富裕的美国,“千百万人只因象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罗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城里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光荣与梦想》第57、56页）这一切,不是发生在贫穷国家,不是发生在因为自然灾害而减产的年份。它发生在世界上最富裕的美国,它发生在牛奶太多而很多都倒掉；牲畜太多,很多被枪杀,让其腐烂在山沟里；谷物太多,很多就烧掉或让其腐烂在地里的这样年份里。千百万群众挨饿,是因为生产的粮食“太多”；千百万群众受冻,是因为开采的煤“太多”；劳动人民缺乏起码的生活用品,是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用品“太多”。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L．杜蒙德在其所著的《现代美国》一书中也写道：“萧条期间,千百万人在食物异常充沛的当儿却濒于饥饿的边缘。这进一步证明了分配制度的不当已达到无可求药的地步。诺曼．托马斯说这是‘站在没膝的麦堆当中领配给面包的穷人队伍’。农业部长华莱士把这叫做‘在世界储有大量必需用品时出现的匮乏，真是可悲的荒唐现象’。”（《现代美国》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48页）这一切表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有技术的知识分子的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不能为劳动人民所有，却被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攫取。这与苏联“全体人民已从这些成就中得到很大益处”形成鲜明对照。它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和残忍性,也说明它所宣称的尊重人权的虚伪。目睹苏联的成就和资本主义的悲剧，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了。……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接过来’，随后又补充说，俄国是‘世界上道德的顶峰，那里一片光明，永存不灭。’威廉.艾伦.怀特把苏联称为‘世界上最令人感共趣的地方。’每日新书俱乐部选上《新俄罗斯简介》介绍给读者，书中把美国的混乱透顶和俄国的秩序井然作了对比。威尔.罗杰斯说‘那些瞧不上眼的俄国佬，……他们的办法真了不起啊。……国内人人有工做。想一想这多好。’埃尔默.戴维斯说，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失灵了。甚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斯都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写道：‘为了要革命，也许参加共产党是必要的。’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一书中问道：‘为什么只有俄国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乐趣呢？’”（《光荣与梦想》第79页）。英国资产阶级学者帕克也写道，“美国许多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是罗斯福的朋友和顾问，对于他们的私人企业经济感到失望，开始对苏联的实验发生兴趣，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十分热心：重实效的经济学家、工人领袖、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工程师们，都称赞他们访问苏联时看到的东西。大经济衰退的时期出现了依靠施舍度日的穷人队伍和施汤棚，到处是一片艰难困苦的景象，从那时的美国来看，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并不象现在从丰裕的处境回顾时那样阴暗和令人生厌。但是，在有势力的保守阶级中，对于社会主义的敌意非常强烈”。（帕克《超级大国美苏对比》第44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实际上，最重要的不是从30年代还是50年代看苏联（例如，爱因斯坦在1950年还对才饱受二战摧残的苏联大加赞扬）。关键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敌意非常强烈”的“有势力的保守阶级”──资产阶级对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他们出于其阶级利益，利用他们控制的传媒和组织对社会主义大加攻击，把社会主义“魔鬼化”。而有的人热衷于把这些将社会主义“魔鬼化”言论在我国大加散布，并极力发挥，以此当作时髦，全然不顾历史的真实。饱受主流舆论指责的苏联农业集体，事实真像是怎么的呢？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并逐步消除私有制在农业领域仅存的一丝痕迹，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在合作劳动的基础上，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起来，改造成大规模的集体经济形式。”开始在广大农村推行社会主义的新农业制度，建立“集体农庄”。然而成效并不显著到1928年底也仅有6.5万个农业合作社，3.3万个集体农庄建立起来，联合的农户仅占1.7％。于是1929年4月，联共（布）第16次代表大会决议提出了“加速整村、整乡集体化的措施。同年5月苏共中央由通过了《关于大力支持整村、整乡集体化决议》经过七年至1934年“集体农庄化运动”基本实现。截至日集体农庄已达23.3万个，农户1572万户，占71.4％集体播种面积已达87.4％。这场运动使得苏联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大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大大加强至1937年农村中等马力拖拉机达56.1万台，联合收割机12.9万台，载重汽车14.6万辆，机械动力占农业播种面积54％，机械收割面积占44％，可见苏联农业机械水平已达到相当高得水平。流行舆论指责苏联当时所取得的的成就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一种极为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粮食产量一直到斯大林1953年逝世时也还没有达到旧俄的最高水平1913年的产量。而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呢？早在1937年，苏联的粮食产量就已经远远超过了1913年的产量。如果我们以百万吨为单位，那么1913年的粮食产量为86.0，1932年为69.6，1937年为97.4，1940年为95.5，1950年为81.2，。（1）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在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以后的1937年开始苏联的粮食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如果考虑到当时苏联农业人口的急剧减少（2），那么在农业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更为惊人了，而这同那些主流媒体所说的集体化工业化严重损害了苏联农业正好是截然相反的。关于斯大林之后的苏联经济评价问题斯大林之后的苏联，现在主流媒体仍然指责其“压低人民生活和延缓民用工业发展”，“忽视人民生活”，“人民日用品匮乏”，“卫星上了天，百姓却买不到足够鞋袜”，“人民在建设中得不到实惠”。但使人不明了的是，他们进行以上指责时，与对斯大林时期的类似指责一样，依据是什么统计数据。因为他们不愿意把这告诉读者，没为以上指责提供一个证明指责能够站住脚的统计数据。因此，这就引起人们对这种指责的合理性怀疑。主流媒体声称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延缓民用工业发展”。但是据统计资料，不管是工业发展速度，还是工业消费品生产发展速度，苏联都高于除日本外的西方大国。例如，苏联工业消费品生产（第二部类），1980年比1950年的物质产出增长19倍左右（由《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2》第463页换算得。三联书店。以下简称《1982》）美国工业生产1980年比1950年增长仅2.1倍（《1982》第467页计算得）。战后，美国工业消费品生产远低于生产资料生产增长速度，所以，不管怎样看，苏联消费品工业增长速度都是远远高于美国。因此，对于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偏见，已使一些砖家、精蝇们可以不顾事实，信口开河的地步。而所谓“人民日用品匮乏”，““百姓却买不到足够鞋袜”，因此斯大林模式证明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说法也是无视事实。上世纪50年代以来，苏联非食品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快于美国。目前，苏联的纺织品、冰箱产量位居世界首位。毛织品、亚麻织品、靴鞋、动物油、奶制品、食糖、鱼制品的产量已经超过美国。……近些年来，苏联人均计算的棉布消费量已经超过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丝绸的消费品已经超过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经济概论》第374页）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经济实力相当于美国的2/3，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据西方各种材料估计，它（苏联—笔者注）的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在世界上要排在第13位之后《苏联经济概论》第381页）。这种情况能说是“人民日用品匮乏”？百姓“买不到足够的鞋袜”？即使按西方的说法看（西方通常都要在经济上贬低苏联）生活水平在世界位居13位左右能说人民生活“贫穷”？不！这只能说主流媒体早已把学术的严谨性抛到九霄云外。主流媒体所说的苏联的计划经济“忽视人民生活”，“人民在建设中没有得到实惠”。也没有事实根据。“年苏联按人均计算的居民实际收入增加1.02倍”（《苏联经济概论》第373页）。而美国私人非农业部门的工人的实际周平均工资，从1965年的101.01美圆下降到1980年的95.18美圆（《1982》第402页）“从1973年到1994年，美国普通工人每周实际工资已下降了1.9%，实际工资大体已降到50年代末的水平。1988年到1993年，美国私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9%，而职工每小时的平均收入降低了4%。”（万光《美国的社会病》第1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事实说明，美国普通工人没能分享从50年代末到1994年这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果，而社会主义苏联却使人民实际收入有较大提高。这能说苏联“人民在建设中没有得到实惠”吗？其实，爱因斯坦说的苏联“全体人民已从这些成就中得到很大益处”，就是对他们关于苏联“人民在建设中没有得到实惠”这种无视事实的胡说的批驳。主流媒体的所谓，“苏联计划经济几十年里都有“劳动生产率落后于西方，人民日用品匮乏及种种社会弊病。”而本来苏联“使人民的物质生活赶上西方应不成问题”。这言外之意是，苏联的社会制度不如西方优越，从而造成了苏联不如西方。但是，前面关于工业、工业消费品生产、人民实际收入等增长速度来看，苏联都高于美国。而这，证明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而且，苏联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也远高于美国。苏联工业劳动生产率，1979年比1950年增长4倍多；而美国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同期只增长2倍不到（由《1982》第464页、469页计算）。的确，苏联劳动生产率的绝对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如美国。但这主要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苏维埃政权在历史遗留下的很落后的经济上开始进行建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工业非常落后，俄国工业产量在世界工业产量中占2.6%，而当时美国占38.2%，德国占15.3%，英国占12.1%。俄国的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的产值仅为美国的1/20，为法国（原文如此，可能应为“德国”─笔者注）的1/15，为英国的1/8。”（隋启炎《苏美经济比较》第142—143页，湖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即1913年时，俄国工业生产不到美国的1/14，只约为德国的1/6，英国的1/5强。并且，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其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国内战争后，1920年的俄国工业生产下降到仅为1913年时的14%。此时俄国工业生产不足美国的1%左右。当时苏联的工业产量，不仅落后于日本、意大利，甚至比西班牙、印度等国都要低。社会主义苏联就是在这种经济非常落后的艰难情况下起步的。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苏联领土上，特别是其经济基础较好的欧洲部分进行了长达近四年的大规模残酷的卫国战争，对苏联经济破坏甚大（除意大利外，其他欧洲国家的大规模地面战争不超过几个月。而意大利的大规模地面战争是在落后的南方进行的，对其经济损害不大）。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要在人均经济指标方面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他们不谈起点差别，无视苏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高于西方国家，只就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高于苏联，就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忽视人民生活改善”，“生活水平远低于西方国家”，好象资本主义国家关心人民生活改善似的。这不是实事求是的的看历史的结果。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曾写道，市场经济下“总是存在一支‘失业大军’。由于失业者和收入低微的工人不能提供有利可图的市场。消费品的生产因而受到限制（这从美国消费品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远低于苏联中得到证明─笔者注），结果生活资料严重不足。技术进步的结果，往往不是减轻人们的工作强度，而是失业增多……我认为，人受到这种戕害，是资本主义最大的罪孽。”（[美]劳.肖普《卡特总统与美国政坛内幕》第286、287页时事出版社1980年版）“1996年去世的丹麦著名学者安德列亚斯.约尔根森生前曾撰文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创造充分的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金融资本的目标不是真正的社会大众生活甚至不是宏观经济的健康，而是利润率和资本积累。”（宿景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与民族化问题》、《现代国际关系》1998年第9期）想想爱因斯坦和约尔根森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前面的统计数据显示：苏联经济、人民的实际收入和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会远高于美国；为什么美国普通工人30多年的实际收入处于停滞状态。我们也不难理解，苏联军民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时为何远比西欧军民英勇顽强。这些话和这些数据、事实对追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贬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来说，或许是苦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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