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主题：陈云在哪三次重要历史关头成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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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在哪三次重要历史关头成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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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王刚，原题：《不朽的功勋 崇高的风范——关于陈云同志一些档案文献的回顾》6月12日，中共中央举行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全面回顾了陈云同志伟大、光荣的一生，高度评价了陈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格，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在这里，我主要是回顾有关陈云同志档案文献的一些情况，缅怀他的不朽功勋，学习他的崇高风范。一、在上坚定支持确立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它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全党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陈云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坚决反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支持会议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由于当时情况危急，遵义会议未能留下会议记录等原始档案文献。总的说，大家对遵义会议的主要情况是清楚的，有的回忆文章也介绍了一些情况。然而，由于时间久远，对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参会人员、解决问题的过程等，讲得不是很准确。难得的是，后来发现并得到确认的陈云同志在会议刚结束时亲笔写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解决了这些问题。陈云同志的这份传达提纲，成为研究遵义会议的珍贵历史文献。关于这份传达提纲的发现和确认，还有一段故事。上世纪50年代，我们党从苏共中央接收了一批档案文献，其中有一份手写的没有署名和日期的《（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文稿。这份手稿是用钢笔写的，用的纸是长20.1厘米、宽14.4厘米的活页纸，共8页4600多字。究竟是谁写的、什么时间写的，当时都不清楚。日，中央档案馆把这份提纲的复印件报送给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邓小平、陈云、、杨尚昆、伍修权（时任翻译）同志，请他们审阅，看看是谁写的。除陈云同志外，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很快回复说不是自己写的。陈云同志当时在杭州，他仔细辨认了这份提纲复印件，委托秘书转告中央档案馆：“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迹，是我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时间大约是在从威信到泸定桥的路上。”为进一步确认，陈云同志还调阅了原件。他说：“原稿用的纸不是好纸，一看就是‘拍纸簿’上撕下来的，这种本子那时在遵义是能够买到的”。这份传达提纲，主要记述了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目的、参会人员和作出的决议。其中写到，会议开了3天，主要内容是讨论“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会议反对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结为客观原因，认为“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上基本上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批评了错误的“左”倾军事路线。与会绝大多数同志包括陈云同志在内都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会议最后作出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会议还决定，决议发出以后由常委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达会议精神。提纲就是由此而来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朱德同志在纪念遵义会议的一首诗中写到：“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这首诗反映了这一伟大转折的历史意义。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一路斩关夺隘，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完成了艰苦卓绝、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遵义会议后不久，陈云同志奉命离开长征部队，几经辗转到达上海。之后，他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在此之前，由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唯一大功率电台在湘江战役中被毁，双方已失去联系一段时间。陈云同志此行，实际上担负着恢复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联系，汇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情况的使命。1992年8月，我带档案代表团到俄罗斯查阅和复制了一批档案资料。其中，查到了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听取陈云同志汇报时的俄文记录稿。陈云同志的汇报系统介绍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他说，遵义会议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听了汇报，共产国际认为“这是极其珍贵和十分重要的材料”，“今天我们看到的东西是与我们迄今所看到过的完全不同。我们看到了一个确实在中国成长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党”。陈云同志的汇报，对共产国际正确认识和支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具有重要意义。后来，共产国际还决定把这份报告整理成文章，以《英勇的西征》为题发表在1936年春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成为最早向外界介绍中国红军长征和中共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重要文献之一。二、为克服我国几个时期经济困难作出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同志长期主持财政经济工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他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为毛泽东同志所赞扬，为全党所钦佩。特别是在应对我国几个时期的严重经济困难过程中，他表现出非凡的胆略气魄、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领导才能。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党留下了经济崩溃、物价飞涨、投机猖獗的烂摊子。1949年10月一个月内，全国物价平均飞涨44.9%。到11月中旬，上海有些商品比7月底上涨五六倍。有的资本家说，“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迅速恢复经济成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重大而迫切的任务。毛泽东同志以伟大战略家的眼光，作出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重大决策。就经济工作来说，既要保障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又要恢复国民经济，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准备，任务异常艰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坚强领导下，周恩来、陈云等同志毅然挑起了重担。陈云同志紧紧围绕稳定物价、统一财经这两件关系全局的大事，集中力量打了“银元之战”、“米棉之战”，发行公债，增加工商税收，合理调整工商业，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统一，稳定了金融物价，夺取了恢复国民经济的重大胜利。中央档案馆收藏的一份电报稿，真实记录了当年“经济战”的紧张程度。1949 年夏收之后，不法资本家囤积居奇、抢购物资，掀起全国物价暴涨风潮，国民党特务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米、棉）一黑（煤），就能置上海于死地”。陈云同志审时度势，11月13日亲自起草电报，制定12条措施，精心部署在全国范围内集中调运物资、适时抛售，税收、金融等手段协同配合，以打击投机资本、稳定物价。电报稿写成后，他立刻派人送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同志阅后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正好毛泽东同志工作后尚未入睡，阅后立即批示：“即刻发，发后再送刘、朱”，并在“即刻发”三个字旁加了着重号。电报下发后，11月25日，全国统一步骤开展了一场干净利索的“米棉之战”，沉重打击了投机资本，使上海和全国物价迅速稳定下来。毛泽东同志对这一时期财经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周恩来同志也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说陈云同志肩上好像挑着一担鸡蛋，一头是保障战争的需要，一头是继续保证物价的稳定，哪一头塌了，整担鸡蛋都打烂了。经过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以水利和铁路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展开，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城乡交流日益活跃，人民生活普遍改善，到1952年底我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77.6%，国民收入增长69.8%，既全面恢复了国民经济，又支持抗美援朝取得了伟大胜利。1959年到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同时对工作中的失误进行总结纠正。陈云同志提出的一些主张，得到毛泽东同志肯定。毛泽东同志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决策部署，陈云同志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一起，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特别是办了4件大事：一是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二是工业支援农业，三是进口粮食，四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这些措施有效缓解了当时粮食极度短缺的困难局面。同时，陈云同志还提出一些应急之策，通过销售高价商品回笼货币，稳定了市场物价。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认识。七千人大会后不久，陈云同志在“西楼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提纲看，陈云同志系统分析了财政经济情况，提出了克服困难的6条意见。陈云同志的讲话进一步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对集中搞好调整工作起了很大作用。这个时期经济虽然遇到严重困难，但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定信心，艰苦奋斗，战胜了困难，社会主义建设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造成国民经济结构比例严重失调。从档案文献看，陈云、李先念同志于日联名给中央写信，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主张，“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随后，中央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集中3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同年10月5日，陈云同志被确诊为结肠癌。当医生谨慎地向他汇报病情和治疗方案时，他果断表示：“需要做手术就做。你们要想办法保证我再活3年时间。”陈云同志说的这3年，正是中央确定的调整国民经济的3年。他在癌症面前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争取时间和同志们一起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啊！手术后，陈云同志在身体康复期间仍一直思考国民经济的调整和长期规划问题。日，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关于经济调整工作的“十四条意见”，为切实贯彻调整方针、规划未来发展起到重要作用。邓小平同志后来说：“经济工作，应该说，我们真正的转折是1980年那次调整会议。”“现在看起来，没有那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八字方针，而且以调整为核心，就没有今天的形势”。陈云同志为我国经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崇尚真抓实干，提倡“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他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强调经济建设必须立足基本国情，从实际出发，协调发展。他坚持建设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强调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陈云同志这些重要思想，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是我们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三、积极支持和推动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日至12月1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会议开始时，中央政治局决定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一下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1月12日，会议进入分组讨论的第二天，陈云同志在东北组作了重要发言。他坚决支持中央关于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主张，同时率先提出，要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必须有安定团结的局面，由中央解决“文化大革命”和历史遗留的一些重大冤假错案。陈云同志的发言，在与会同志中产生强烈反响，起到了重要导向作用，真正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家争相传看他的发言简报，展开了热烈讨论。经过充分讨论，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提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陈云同志和大家在讨论中提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为统一全党思想、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同时被选举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要求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工作中经验教训的呼声很强烈。为了统一全党思想，1979年11月，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同志提出3个重要原则，一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二是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做出公正的评价。三是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宜粗不宜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日，邓小平同志到陈云同志住地，商量历史决议起草工作。陈云同志完全同意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同时提出两条建议：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60年。60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邓小平同志完全赞成陈云同志的这两条重要意见，他对参与起草工作的同志说：“陈云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现在前言有了。”“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陈云同志的意见对历史决议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陈云同志积极支持和推动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1979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试办经济特区后不久，陈云同志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汇报会上专门作出指示，要求经济特区认真总结建设经验。其后，他多次就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问题作出批示，强调“不能满足于总结一两次经验，必须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拿出新办法”。日至2月16日，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和上海等地，就办好经济特区和扩大对外开放发表了重要谈话。邓小平同志委托有关同志将他的谈话向陈云同志汇报。陈云同志认真看了邓小平同志视察中和回京后的谈话记录并专门听取汇报，明确表示赞成邓小平同志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的意见。在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问题上，陈云同志也是如此。1992年“五一”节前夕，陈云同志风趣地对来看望他的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负责同志说，不是有新闻记者打听陈云对开发开放浦东的态度吗？你们回答得很好，我非常赞成开发浦东，开放浦东！日，李先念同志逝世，邓小平同志建议陈云同志写一篇悼念文章。陈云同志在文章中写到：“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些档案文献，生动表明了陈云同志支持改革开放的坚定态度和办好经济特区的重要思想。今天，我们缅怀陈云同志的丰功伟绩，就是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万众一心，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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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上哪三条标题最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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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云：“石蕴玉而山辉，水含珠而川媚。”新闻的标题可谓石中之玉，水面之珠，被称作新闻的“眼睛”。一篇新闻报道最先映入读者眼帘的是标题。好的标题，它可以鲜明地表现闻的主题，增强新闻的可读性，强化新闻的表达效果，从而让人产生“急欲一读”的强烈愿望。因此，编辑记者在标题的制作上多花点功夫，多推敲几回，还是非常值得的。　　　　通俗化——现代传播对标题的要求　　　　社会发展到今天，新闻受众群的变化，是标题制作不断走向通俗的文化基础，通俗浅显成了报纸新闻的本质特征。过去，中国报纸的读者大多是知识分子，因而报纸语言相对显得儒雅，书面语用得较多。而在西方，报纸新闻的读者面一直较广，普通老百姓是报纸的主要读者和消费者，所以他们的新闻标题一直以简洁、通俗为主。如今，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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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三权分立是指哪三权？
三权分立是指哪三权？
09-02-20 & 发布
三权分立 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权结构的基本原则和组织形式。按照这一理论原则，资产阶级将国家权力划分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三个部分：立法、行政、司法。并建立相应的国家机关，分别行使这三个方面的权力。资产阶级国家在宪法上规定：立法权，即国家制定、修改或废止法律的权力，由议会行使。行政权，即治理整个国家内政外交的权力。这一实际主宰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大权的机构，就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中央政府。司法权，即监督法律的执行和行使审判的权力，由法院行使。三权之间，既相互分立，各有自己的职权范围，又相互制约，任何一方的权力都受到另一方的限制。这就是资产阶级国家所谓分权和制衡原则。三权分立，作为一种学说，由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政治学家洛克首创的，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学家孟德斯鸠则发展和完善了这一理论。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说，是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限制和反对王权，争取政治统治权的思想武器，具有历史进步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产阶级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说，已经成为近代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的理论依据，成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组织结构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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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分立 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权结构的基本原则和组织形式。按照这一理论原则，资产阶级将国家权力划分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三个部分：立法、行政、司法。并建立相应的国家机关，分别行使这三个方面的权力。资产阶级国家在宪法上规定：立法权，即国家制定、修改或废止法律的权力，由议会行使。行政权，即治理整个国家内政外交的权力。这一实际主宰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大权的机构，就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中央政府。司法权，即监督法律的执行和行使审判的权力，由法院行使。三权之间，既相互分立，各有自己的职权范围，又相互制约，任何一方的权力都受到另一方的限制。这就是资产阶级国家所谓分权和制衡原则。三权分立，作为一种学说，由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政治学家洛克首创的，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学家孟德斯鸠则发展和完善了这一理论。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说，是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限制和反对王权，争取政治统治权的思想武器，具有历史进步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产阶级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说，已经成为近代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的理论依据，成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组织结构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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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分立 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权结构的基本原则和组织形式。按照这一理论原则，资产阶级将国家权力划分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三个部分：立法、行政、司法。并建立相应的国家机关，分别行使这三个方面的权力。资产阶级国家在宪法上规定：立法权，即国家制定、修改或废止法律的权力，由议会行使。行政权，即治理整个国家内政外交的权力。这一实际主宰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大权的机构，就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中央政府。司法权，即监督法律的执行和行使审判的权力，由法院行使。三权之间，既相互分立，各有自己的职权范围，又相互制约，任何一方的权力都受到另一方的限制。这就是资产阶级国家所谓分权和制衡原则。三权分立，作为一种学说，由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政治学家洛克首创的，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学家孟德斯鸠则发展和完善了这一理论。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说，是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限制和反对王权，争取政治统治权的思想武器，具有历史进步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产阶级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说，已经成为近代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的理论依据，成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组织结构的基本原则。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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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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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分立 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权结构的基本原则和组织形式。按照这一理论原则，资产阶级将国家权力划分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三个部分：立法、行政、司法。并建立相应的国家机关，分别行使这三个方面的权力。资产阶级国家在宪法上规定：立法权，即国家制定、修改或废止法律的权力，由议会行使。行政权，即治理整个国家内政外交的权力。这一实际主宰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大权的机构，就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中央政府。司法权，即监督法律的执行和行使审判的权力，由法院行使。三权之间，既相互分立，各有自己的职权范围，又相互制约，任何一方的权力都受到另一方的限制。这就是资产阶级国家所谓分权和制衡原则。三权分立，作为一种学说，由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政治学家洛克首创的，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学家孟德斯鸠则发展和完善了这一理论。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说，是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限制和反对王权，争取政治统治权的思想武器，具有历史进步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产阶级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说，已经成为近代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的理论依据，成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组织结构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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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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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美国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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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西方的民主制度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上大学时，我也曾经跟那些年轻激昂的学生一样认为中国必须走西方的政治制度才能走向强大，但走上社会很多年后，我才发现这种想法简直太幼稚了，太天真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就讲几个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故事。一、一个农村妇女的故事。有一个农村妇女，勤劳，简朴，善良，耐苦，中国农民的一些优良品质在她身上都有体现。有一天，她养的羊得了瘟疫，好几个月的辛苦马上就要泡汤。为了卖出这只瘟羊，我们这个勤劳，简朴，善良，耐苦的普通农村妇女用三轮车带着羊走了几十里，把它卖给了一家乡镇的饭店。每当谈起这件事，这个普通的妇女总是充满了骄傲与满足。你从她的话语中根本觉察不到丝毫的负罪感，她认为这样做完全是正义、正直、正当的行为。这件事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大部分群众比较自私，他们往往只关心自己家族或身边人的利益，对别人、社会、集体和国家缺乏责任感。二、一个丢失了财物的人的故事。有一个人家里失窃了，贵重物品的丢失影响了家里的生活。当地的公安局逮到了小偷，并追回了所有的财物。失窃者买了锦旗，雇了一个小乐队，敲锣打鼓的来到公安局，并扑通一声重重的跪在公安人员面前，满含热泪，仿佛是上帝赐给了他新的生命一般对上帝表达自己的崇敬与感激。这件事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大部分群众还认识不到自己是国家的公民，国家只不过是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的、并通过他们上缴税款等方式养活的一个机构，真正的主人实际上是自己。群众自己认为自己就是奴才，政府就是上天委派的到人间管理他们的天的使者。群众的任务就是努力工作以供养他们，并让他们好好的管理自己。就象古代的市长叫“牧”，意思就是放羊的，群众就是羊。三、两个人打架的故事。有两个人发生了斗殴，一个人被打的重伤。被打的人到法院起诉了对方。这时双方都分别开动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偷偷的来到院长的家里，通过自己的熟人给院长送礼。被打的希望法院重判，而打人的希望法院通过某些手段让对方什么也得不到。因为如果自己不送礼别人会送，那太危险了。最后，法院实际上还是按照法律做了判定，公平的解决了这个矛盾。当然，院长还是把双方的礼品都收下了，正所谓吃完原告吃被告吗，双方也都认为院长照顾了自己的利益。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大部分群众没有什么法律和公民意识，更看重的是亲戚、朋友这些人际关系网。可以说人际关系网在很多人心里比法律还要重要。如果不通过人情，什么事也办不好。四、一个人给我所讲的人生观。有一个人给我讲过他的人生观。他认为，做人要傻大粗鲁黑，奸狡歪拐坏才能在社会上生存下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还认为做人要不择手段，不必考虑别人的利益。要把《厚黑学》好好领悟一番。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群众非常的务实，他们不会考虑什么人类、人生、自然、宗教等大道理，他们所想的主要就是在社会上尽最大的可能生存好，吃好，喝好，玩好，在人前有面子，死了不后悔。想想为什么唯物主义思想能在中国以惊人的速度普及开来，甚至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的没文化的人都认为唯物主义是对的就明白了。五、一个同事的故事。有一天，我所在的单位一名负责人到我的办公室和我们谈话。他年龄比较大，可以说是我们的父辈人。所以他语重心长的教育了我们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可以说，他是一个很厚道的人，而且是真心的希望我们好。聊了很长时间，他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前脚刚走，和我在一个办公室的人立即跑到我的耳朵前，神神秘秘的说到：“这家伙绝对害咱们了，否则他怎么可能说这么关心的话。坏种！以后得防备着他点。”这件事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人民疑心极重，相互之间非常难以信任。无论在什么环境下，总是相互猜疑，相互防备。除非是逼到生死关头，中国人很难真心的团结起来，万众一心的做事。上面的五个故事仅仅是我所知道的故事里面的其中几个。有人会说这样的小事天天都在发生，和国家政治制度有什么联系？对，这个问题提的好。实际上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形成和组成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的主导行为方式密切相关。二战时的纳粹德国犯下的罪行绝对不能只怪罪希特勒，也不能想当然的只怪罪某某剥削阶级，这种人间的罪恶和整个德国人的所思所想是分不开的。如果说犯罪的话，整个德国民族都在犯罪。同理，中国之所以这样，也是和整个民族的所思所想分不开的。一个民族如果自私，谁会考虑国家社会的发展；一个民族如果太过务实，谁也不会主动去改造社会，只会把如何适应社会当作自己的座右铭（看看韦小宝在中国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就明白了）；一个民族如果奴性强，只会形成家长制作风；一个民族如果认为私人关系高于一切，公平、公正永远也不会实现，只会出现贵族、皇帝；一个民族如果疑心如此重，信用这个现代社会的基石永远也建立不起来。如果谁在中国搞西方式的民主选举，在中国只能形成黑社会与金钱势力结合在一起操纵政治的局面。鲁迅先生在日本学医时看到一个外国人屠杀中国人的电影，影片中的中国人竟然麻木的在一旁观看，那一刻鲁迅先生突然明白了：改造人的肉体是不够的，只有改造人的灵魂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他毅然进入了文化界。愚弱的灵魂即使有再强大的肉体也仍然是愚弱的。现代化的人就有现代化的社会，有落后的人就有落后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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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权结构的基本原则和组织形式。按照这一理论原则，资产阶级将国家权力划分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三个部分：立法、行政、司法。并建立相应的国家机关，分别行使这三个方面的权力。资产阶级国家在宪法上规定：立法权，即国家制定、修改或废止法律的权力，由议会行使。行政权，即治理整个国家内政外交的权力。这一实际主宰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大权的机构，就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中央政府。司法权，即监督法律的执行和行使审判的权力，由法院行使。三权之间，既相互分立，各有自己的职权范围，又相互制约，任何一方的权力都受到另一方的限制。这就是资产阶级国家所谓分权和制衡原则。三权分立，作为一种学说，由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政治学家洛克首创的，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学家孟德斯鸠则发展和完善了这一理论。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说，是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限制和反对王权，争取政治统治权的思想武器，具有历史进步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产阶级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说，已经成为近代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的理论依据，成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组织结构的基本原则。三权分立，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主要内容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三权分立制度的理论基础是17—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洛克和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提出的分权学说。这一学说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即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国家权力应该分立，互相制衡。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希望据此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以后，三权分立成为资产阶级建立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在当代，尽管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三权分立仍然是它的一个根本特点。对于这种制度，西方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非常推崇，认为只有实行三权分立，才是民主和法治的标志；不实行这种制度，就是专制。如何看待西方国家以分权学说为指导建立的这种政治制度？我国能不能实行它？对这个问题，我们的部分干部和群众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应该看到，三权分立学说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斗争的理论武器，曾经起到了进步的历史作用；这一学说提出的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必须对权力加以限制和监督的思想，对于人们探索国家权力的监督问题不无启发。但是，三权分立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形式，不符合我国国情，不应照搬。这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西方主要国家都根据三权分立原则建立政治制度，有其深刻的经济和政治根源。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生活所导致的利益多元化的状况相适应，资产阶级内部从来就存在有大量的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在确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民主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通过分权制约的方式来协调内部不同利益的冲突，防止某个集团或阶层的专制，维护资产阶级的长久统治。三权分立是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特征相适应的基本政治制度。它并不是像许多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宣传的那样是一种抽象的、超越社会制度的、可以到处套用的、甚至是唯一的民主模式。邓小平指出，以搞不搞三权分立“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这是其一。其二，随着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发展，三权分立制度已经同资产阶级多党制溶为一体。三权分立框架内的权力制约，实质是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竞斗。例如，今天的美国，立法权（国会）和行政权（总统）之间的制约，基本上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制约。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宣扬三权分立时，是同鼓吹多党制相结合的。在他们看来，实行三权分立，必须实行多党制。其三，三权分立本质上是占社会少数的资产阶级所享有的民主形式，总统也好，首相也好，议员也好，大法官也好，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或代表人物。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这种制度内的作用和影响是无足轻重的。其四，这种制度的根本缺陷在于，一是影响国家权力的统一，特别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往往造成几个权力机关各说一套，多个声音，造成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混乱，无所适从。这是西方国家普通民众对政治冷漠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由于三权之间的互相牵扯，往往导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现象发生。我国实行的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方面体现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人民代表大会由广大的人民群众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另一方面，又保证了人民意志的统一和国家权力的统一，保证了决策的效率：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其他权力机关由它产生、对它负责，按照职能分工协调一致工作。这种制度使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已经找到的、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能够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有效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同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在这种制度内部，我们完全可能、也有能力解决好权力的监督问题，而不必采用三权分立的方式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权结构的基本原则和组织形式。按照这一理论原则，资产阶级将国家权力划分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三个部分：立法、行政、司法。并建立相应的国家机关，分别行使这三个方面的权力。资产阶级国家在宪法上规定：立法权，即国家制定、修改或废止法律的权力，由议会行使。行政权，即治理整个国家内政外交的权力。这一实际主宰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大权的机构，就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中央政府。司法权，即监督法律的执行和行使审判的权力，由法院行使。三权之间，既相互分立，各有自己的职权范围，又相互制约，任何一方的权力都受到另一方的限制。这就是资产阶级国家所谓分权和制衡原则。三权分立，作为一种学说，由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政治学家洛克首创的，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学家孟德斯鸠则发展和完善了这一理论。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说，是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限制和反对王权，争取政治统治权的思想武器，具有历史进步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产阶级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说，已经成为近代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的理论依据，成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组织结构的基本原则。三权分立，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主要内容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三权分立制度的理论基础是17—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洛克和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提出的分权学说。这一学说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即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国家权力应该分立，互相制衡。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希望据此建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以后，三权分立成为资产阶级建立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在当代，尽管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三权分立仍然是它的一个根本特点。对于这种制度，西方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非常推崇，认为只有实行三权分立，才是民主和法治的标志；不实行这种制度，就是专制。如何看待西方国家以分权学说为指导建立的这种政治制度？我国能不能实行它？对这个问题，我们的部分干部和群众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应该看到，三权分立学说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斗争的理论武器，曾经起到了进步的历史作用；这一学说提出的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必须对权力加以限制和监督的思想，对于人们探索国家权力的监督问题不无启发。但是，三权分立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形式，不符合我国国情，不应照搬。这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西方主要国家都根据三权分立原则建立政治制度，有其深刻的经济和政治根源。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生活所导致的利益多元化的状况相适应，资产阶级内部从来就存在有大量的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在确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民主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通过分权制约的方式来协调内部不同利益的冲突，防止某个集团或阶层的专制，维护资产阶级的长久统治。三权分立是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特征相适应的基本政治制度。它并不是像许多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宣传的那样是一种抽象的、超越社会制度的、可以到处套用的、甚至是唯一的民主模式。邓小平指出，以搞不搞三权分立“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这是其一。其二，随着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发展，三权分立制度已经同资产阶级多党制溶为一体。三权分立框架内的权力制约，实质是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竞斗。例如，今天的美国，立法权（国会）和行政权（总统）之间的制约，基本上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制约。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宣扬三权分立时，是同鼓吹多党制相结合的。在他们看来，实行三权分立，必须实行多党制。其三，三权分立本质上是占社会少数的资产阶级所享有的民主形式，总统也好，首相也好，议员也好，大法官也好，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或代表人物。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这种制度内的作用和影响是无足轻重的。其四，这种制度的根本缺陷在于，一是影响国家权力的统一，特别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往往造成几个权力机关各说一套，多个声音，造成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混乱，无所适从。这是西方国家普通民众对政治冷漠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由于三权之间的互相牵扯，往往导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现象发生。我国实行的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方面体现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人民代表大会由广大的人民群众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另一方面，又保证了人民意志的统一和国家权力的统一，保证了决策的效率：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其他权力机关由它产生、对它负责，按照职能分工协调一致工作。这种制度使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已经找到的、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能够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有效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同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在这种制度内部，我们完全可能、也有能力解决好权力的监督问题，而不必采用三权分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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