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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词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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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写​的​诗​和​词​,​各​有2​首​。​诗​名​《​吟​天​井​》​、​《​咏​蛙​》​、​《​赠​父​诗​》​、​《​七​律​长​征​》​等​,​词​名​《​采​桑​子​,​重​阳​》​、​《​菩​萨​蛮​,​大​柏​地​》​、​《​沁​园​春​,​雪​》​、​《​沁​园​春​,​长​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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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词独领风骚成绝唱
——毛泽东诗词概论
一．毛泽东诗词的出版和传播
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且是当代杰出的诗人。柳亚子先生曾以“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1]的诗句赞之。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即爱好阅读和写作诗词。此后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建设时期，也仍然保持着这样的爱好，乐此不疲。但这一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却鲜为人知。毛泽东对于自己的诗词或则以为是旧体，怕贻误青年；或则以为诗味不多，因而历来不愿意公开发表。[2]直到抗战时期，才从埃德加·斯诺采访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报道和书籍中向世人披露了他的诗作，这就是与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同样举世闻名的《长征》诗。此后，再一次为国人所知，轰动整个重庆山城乃至全国的，是在重庆谈判期间，应柳亚子先生“索句”之请而书赠柳亚子先生的《沁园春·雪》，当时赞赏者有之，攻击者有之，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盛事。新中国建立以后，1957年《诗刊》创刊时首次得到毛泽东同意正式发表了《旧体诗词十八首》。毛泽东诗人之名遂风靡全国。此后，又连接发表了《蝶恋花·游仙（赠李淑一）》、《送瘟神二首》、《词六首》、《诗词十首》、《词二首》共39首。从此，毛泽东的诗作，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在全世界也广为流传，甚至为外国政治领袖所熟知、引用。
毛泽东逝世后，为了缅怀和纪念他的伟大业绩，或则在他的忌日，或则在他的诞辰，又陆续发表了他的几首诗词。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除将毛泽东生前发表、并经本人亲自审定的诗词全部收录以外，还收入了经中央和有关部门审定在毛泽东生前没有发表或不打算发表的28首诗词，共67首。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作为附录增加收录了毛泽东诗五首。此外，近几年来在多种书籍、报刊中也披露了毛泽东在各个不同时期，包括青少年时代和晚年所写的若干诗词。这样，我们迄今所见的毛泽东诗词已达一百多首。其实，毛泽东一生的诗作远不止这些。他在青少年时代和革命战争年代所写的诗词大都散失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常读元曲，他还创作过曲的小令，可惜至今也未见发表。[3]
毛泽东创作、修改、审订、发表自己所作诗词的情况，历来也很少为外人所知。其个中原因，诚如毛泽东所说：“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4]除此之外，也有的出于遵守纪律和保密的需要，即使知情者也守口如瓶，人民只能从个别发表的毛泽东书信中、毛泽东手书中以及与毛泽东交往较多的郭沫若、臧克家、周世钊、李淑一等人的谈话和文章中见出一点端倪。“文化大革命”中，开始流传毛泽东对自己所作诗词的批注和对一些诗词的解释，但那些多系传抄。毛泽东逝世以后，大量的回忆录和传记以及毛泽东著作相继出版，提供了许多第一手的材料，使我们对毛泽东诗词创作过程，以及修改、审订、发表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为毛泽东诗词的中外爱好者和研究者欣赏、阅读和研究毛泽东诗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已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毛泽东生前亲自审定和发表的诗词，共有39首，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所收入的39首诗词。这些诗词大都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精品，奠定了毛泽东政治家诗人、诗人政治家的地位，是我们学习、宣传、研究毛泽东诗词的重点。
第二类，是毛泽东逝世以后，经中共中央或有关部门审订，并正式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的作品，共有28首，以及后来收入《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附录的五首诗，总计72首诗词。这些诗词，虽然是毛泽东生前未发表或不打算发表的作品，但大都是毛泽东生前的定稿或毛泽东审订过的。许多诗词在题材、体裁，写作时间上填补了第一类诗词的空白和不足，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上也有不少是精品，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第三类，是毛泽东逝世以后，散见于各种书籍报刊，但未正式收入《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诗词集》、《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的作品，有40多首。大多数诗句比较完整，也有少数为残句。从创作方法来看，有的是仿作；有的是改作；甚至还有的是戏作。从体裁样式来看，有的是排律，有的是联句，甚至有的是韵语；从创作年龄来看，有的是儿时的口占，有的是少年时代的习作，有的是晚年的即兴之作。这些作品可能还有许多没有挖掘出来，这对于我们全面研究毛泽东的思想生平、文艺理论、诗歌创作有一定的价值。此外，毛泽东为他人修改的诗词作品，现在知道的主要有为梅白修改的《七绝·夜登重庆枇杷山》、为陈毅修改的《五律·西行》、为胡乔木修改的诗词40多首。这些诗词虽然不能算毛泽东独立创作的作品，但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这对于我们研究毛泽东的诗歌创作思想和艺术实践，以及形成独领风骚的诗风和当代诗词的发展，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毛泽东诗词的思想内容
毛泽东1945年曾应诗人徐迟之邀，书写过一则题词：“诗言志”。[5]这正是“夫子自道”。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代领袖，他的诗词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直到他去世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历程，展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波澜壮阔的宏伟画卷。作为集无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思想家和诗人于一身的杰出领袖人物，毛泽东的诗词又是他一生的政治理想，生活追求，哲学观念，思维方式，生活阅历，切身感受，思想境界，人生情致，创造才能和审美情趣的反映。因而，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的壮丽史诗，是毛泽东伟大人格的光辉写照，也是毛泽东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人说：“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这样的评价，对于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毛泽东的诗词，形象地再现了中国革命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历史画面，蕴含了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当然，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本人的毕生经历和斗争生活及其思想情感。纵观毛泽东诗词的创作，大致可分为八个阶段：
（一）早年和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是毛泽东从读书到走上革命道路开始从事革命活动的时期，也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学习期和成长期。到本期后半期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并初步形成了雄奇瑰丽的风格。这一时期的作品有抒发恋人和夫妻亲情的《虞美人·枕上》、《贺新郎·别友》；有悼念挚友、送别同志的《挽易昌陶》、《送纵宇一郎东行》；也有表现远大理想和抱负以及革命豪情壮志的《沁园春·长沙》词。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产生了标志毛泽东诗词创作走向成熟的代表作《别友》和《长沙》，以及毛泽东诗词中少有的两首爱情诗，即以继承传统婉约风格为主的《枕上》和兼具婉约豪放两种风格的《别友》。
（二）大革命失败以后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长征以前。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也是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时期。同时也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发展期，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出现了第一个高潮。毛泽东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是短小的词，主要内容是表现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初步显示出了毛泽东诗词作为中国革命史诗的性质。其中有反映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葬送了大革命的前途，作者为革命前途担忧而充满苍凉心情的《黄鹤楼》；也有反映“革命失败得到惨痛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创造红军的新时期”的《秋收起义》、《井冈山》、《蒋桂战争》、《重阳》、《元旦》、《广昌路上》、《从汀州向长沙》；有反映粉碎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的《反第一次大“围剿”》、《反第二次大“围剿”》；有反映在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前夕，中央苏区面临严峻考验，毛泽东此时又正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挤，然而，在困难和挫折面前，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大柏地》、《会昌》。
（三）长征和到达延安初期。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壮举。这一时期出现了毛泽东诗词创作的第二个高潮，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高峰期。这一时期的作品，有一系列反映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千难万险，以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大智大勇，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大自然的艰难险阻以及党内的错误路线，终于从挫折走向胜利，同时抒发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的英雄史诗《十六字令三首》、《娄山关》、《长征》、《昆仑》、《六盘山》；有反映党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后为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打胜了第一仗的《给彭德怀同志》；有反映对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欢迎和礼赞的《给丁玲同志》；还有讴歌祖国壮丽河山，纵论古今人物的《沁园春·雪》。其中《长征》和《雪》被人民称之为毛泽东诗词创作中诗的极品和词的极品。
（四）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沉寂期。正如毛泽东给毛岸英、毛岸青信中所说：“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6]但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却创作了不少与抗日战争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对联和悼念革命烈士和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对联，也可以说是诗人表达思想情感的另一种形式。这一时期诗词作品虽少，却题材重大，意义深远。例如，悼念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体现中国共产党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五律·挽戴安澜将军》就是一篇优秀的作品。
（五）解放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大决战，军务繁忙，日理万机，根本无暇顾及诗词创作，因而留下的作品也较少，但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有真实地反映转战陕北的艰苦战斗历程的《张冠道中》和歌颂西北野战军取得四大名战的胜利和收复蟠龙失地，解放区军民转入大反攻的《喜闻捷报》；更有标志着蒋家王朝被彻底推翻、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辉煌胜利，抒发将革命进行到底思想，艺术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规律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两首在毛泽东诗词创作中很少出现的五言律诗，从而丰富了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体裁。出现了反映新中国革命胜利丰碑式的史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六）新中国建立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初期。这一时期是毛泽东创作新的发展期，诗词两种形式并重，内容主要是抚今追昔、缅怀先烈，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面貌，讴歌广大人民群众建设新生活的热情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这一时期出现了毛泽东诗词创作的第三个高潮。这一时期的作品，有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盛况和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两首《和柳亚子先生》词；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北戴河》、《游泳》、《送瘟神二首》、《登庐山》；有缅怀革命先烈，痛失“亲爱的夫人”杨开慧的《答李淑一》；有反映人民领袖诚挚深厚的乡情、亲情和友情的《到韶山》、《和周世钊同志》；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反映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旅游休憩、轻松快适的心情的别具一格的“闲适诗”《看山》、《莫干山》、《五云山》和《观潮》。
（七）三年困难时期直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时期是毛泽东诗词继续发展并产生新的变革的时期。格律诗已成为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主要形式，反帝、反霸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并出现了毛泽东诗词创作的第四个高潮。诗词创作在继续保持雄奇瑰丽风格的同时，在部分诗词中又增添了诙谐幽默的风格。这一时期的题材也是丰富多样的。有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内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社会主义中国面临严峻考验的形势下，表现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奋发图强，高举马列主义大旗，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胜利充满了信心的《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咏梅》、《冬云》、两首《和郭沫若同志》，以及《鸟儿回答》；也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取得新的成就的《答友人》，讴歌妇女在建设祖国、保卫祖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为女民兵题照》；还有痛悼亲密战友的《吊罗荣恒同志》，重游革命故地，抚今追昔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井冈山》。此外尚有表现诗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审视历史的咏史之作《读史》。值得注意的是，《鸟儿回答》形似寓言，幽默风趣，语言大雅不俗，犀利尖锐，溶入了散曲的风格；《读史》更是显示了诗人的大手笔，高屋建瓴，游刃有余，堪称区别于所有古今咏史诗的力作。
（八）“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出于反修防变的考虑，将斗争的重点转移到了国内和党内，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把诗词当作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化大革命”、评法批儒、批林批孔等成了他最后这一阶段诗词的主要内容，正如他接见外宾时所说的：“你要写诗，就要写阶级斗争。”[7]诗词创作的风格也产生了变化，在继续保持雄壮和豪放的同时，隐约透露出凄凉和悲怆。数量大大减少，有些诗的质量也有所下降，进入了诗词创作的衰退期。总体上来说，一方面表现了思想的执着和期待，诗艺的娴熟和老到；另一方面又显现了诗思才华的枯竭，风格也趋向率直和粗放。当然对每一首诗还需作具体的分析，《有所思》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其内容当然是应当否定的，但却有助于人民了解毛泽东晚年在胜利的豪情中，在笔下的雷声中，也隐藏着某种沉郁以至苍凉的心境，有助于人们认识毛泽东晚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的悲剧。
从以上概括可以看出，毛泽东诗词不仅反映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各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也体现了毛泽东各个时期的思想和情感。绝大多数的诗词，贯串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形象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光辉的战斗历程，运用诗的语言，生动地揭示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人生哲理。
三．毛泽东诗词的艺术创造
毛泽东诗词，不仅内容博大精深，而且艺术创作方面成就极高，是继承和发展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典范。
格律诗词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一向深受我国人民的喜爱。“五四”以后，由于社会的、政治的以及文学发展内在规律等多方面原因，逐渐衰落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旧体诗词的正式发表，在我国社会和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泽东诗词的巨大艺术魅力，重新引起人们对旧体诗词的喜爱，长期受文化传统的熏陶和影响而积淀在人民心中的对格律诗词的浓厚兴趣被激发起来。
毛泽东虽然也曾经发表过诗歌应以新诗为主的主张，但是，他对新诗和旧诗的看法是非常辩证的。他曾经十分中肯地指出：“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8]还指出：“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中年人也喜欢。”[9]可见，旧体诗还是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的，毛泽东本人也是深为喜爱的。毛泽东对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也曾经发表过非常重要的意见。他一方面认为，旧体诗“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10]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形式的定型，并不意味着内容受到束缚，诗人丧失了个性。同样的形式，千多年来，真是名诗代出，佳作如林。固定的形式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11]“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12]他甚至动情地说：“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13]毛泽东旧体诗词成功的创作实践，更证明了这种格律诗词在今天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主要表现在：
（一）赋予古典格律诗词形式以崭新的内容
毛泽东无论在题材、主题、构思、语言等方面，都富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诗人独特的个性。即以梅花为例，古往今来不知多少诗人写过歌咏梅花的诗词，但毛泽东却一反过去那种孤傲清高、寂寞感伤的形象，塑造出一种俏丽挺拔、豁达乐观的崭新形象，成为新时代集体英雄主义的象征。又如古来咏雪诗并不多见，写得好的更是寥若晨星，从来没有一首像毛泽东的《雪》词这样雄视古今、妩媚壮丽。再如写山的诗虽不计其数，可是从来没有像毛泽东的《登庐山》、《五云山》这样与革命战争、与祖国面貌的变化联系起来，而且写得这样意蕴深刻，形象生动。如果把毛泽东同古代的大诗人、大词人相比，可以说他们在学识的渊博和艺术的创造才能上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和水平，但他们之间却有一个很大的差异，这就是他们没有毛泽东这样丰富的阅历和在伟大的革命实践中取得的深切的感受，更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宏伟理想，无产阶级的伟大胸怀，以及与广大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情感。当然，我们不应苛求于古人。然而这却不能不说是毛泽东诗词超过前人的地方。
即以毛泽东诗词的史诗性而论，首先，它典型地表现了决定现代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毛泽东诗词完整地反映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各个阶段的历史进程，以艺术形式表现推动中国不断进步的时代主流，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其次，鲜明地表现了20世纪的时代精神。毛泽东诗词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先进思想和历史意识，以及反抗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精神，表现了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不畏艰难险阻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高瞻远瞩的革命理想主义，集中反映了现代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情感。第三，体现史诗崇高美的艺术风格。适应于表现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高昂的时代精神，毛泽东的诗词气魄雄伟，境界壮阔，形象瑰丽，想象奇特。
同时毛泽东诗词还有着超越前人思想和艺术的成就：一是完整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转变。以往许多史诗大多是反映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一场战争、或是一个民族兴衰的某些人物或侧影，而毛泽东诗词这样完整地反映几亿人民的大国的革命和历史，这在诗歌史上是罕见的。二是毛泽东诗词写的是全新的历史创举。凡历史上政权的更迭，都是剥削阶级之间的内部斗争或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毛泽东诗词反映的却是中国人民推翻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三是诗词的作者本人就是现代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和统帅，毛泽东同志始终处于革命的旋涡和居于革命的中心地位，推动历史的发展，并且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他集诗人、政治家和革命领袖于一身，即创造了历史，又创造了史诗，这在中外史诗艺术上是绝无仅有的。
（二）遵守格律，而又不为格律所羁绊
在古代诗人中，虽也有个别地方突破格律的，但毛泽东在这点上尤其明显，而且是他改革、发展格律诗词的指导思想在文艺创作中的自觉实践。毛泽东诗词中，在平仄方面，有不以词害意而不拘平仄的，如“七百里驱十五日”；也有以引用民谣或陈句而不拘平仄的，如“离天三尺三”、“子在川上曰”，更有以人名、地名、物名或数据而不拘平仄的，如“成吉思汗”、“橘子洲头”、“桂花酒”、“坐地日行八万里”等。在押韵方面，有以方言语音押韵的，如《西江月·井冈山》词，按韵书，“闻”、“遁”、“重”、“动”、“隆”、“城”，本属三个不同的韵部，这里按湖南方言押韵；也有的不以词害意而不按韵书押韵的，如《蝶恋花·答李淑一》词，按词牌要求，上下阕各四仄韵，全词共八个韵脚，而“舞”、“虎”、“雨”三个韵脚与前面的“袖”、“酒”、“有”、“九”、“柳”五个韵脚不同韵，毛泽东自注说：“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14]更有不少的诗词突破了原来不可通押的规定，而采用了邻韵通押或今韵通押。这些韵脚读起来，同样朗朗上口，音韵和谐。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最当行的文体，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来看，唐诗、宋词、元曲、明传奇、清章回小说，都达到了那种文学体裁的高峰，以诗词而言，唐宋时代的确出现过一批著名的大诗人、大词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熠熠闪光的名字，然而，这不意味着在以后的时代就不会出现个别或少数达到或超过他们艺术成就和水平的诗人、词家。毛泽东作为当代杰出诗人的代表，甚至在某些方面或某种意义上来讲超过他们，我们认为是当之无愧的。
（三）与众不同的风格
风格是作家成熟的标志，也是作家在艺术道路上达到较高或很高水平的标志。一个作家是否具有独特的个性和风格，是他能否在文学之林占有一席之地，或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享有崇高地位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即是在诗词创作领域具有这样独特个性和风格的作家。毛泽东诗词的风格，概括起来说，即是：壮美与优美的结合，现实与浪漫的结合，叙事、写景、抒情与哲理的结合，精雕与质朴的结合，庄严与诙谐的结合。
首先，是壮美与优美的结合。毛泽东诗词的主导方面是崇高、雄浑、豪放，诗词中所塑造的形象突出了时间的悠久，空间的广阔，内在的力度和思想的深邃，同时亦有俊逸清新，轻松快适的一面。我们在强调毛泽东诗词的崇高、雄浑、豪放主导一面的同时，应该看到，从总体上来讲，毛泽东诗词是这两种风格的结合。而且，更应该看到不少作品中，同一首诗词本身，就包含着崇高与优美、雄浑与清丽、豪放与婉约的结合，是两者辩证的对立和统一。被人民誉为毛泽东诗词中影响最大的，成就最高的咏雪词等不正是如此？“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是何等的壮观，气魄宏伟！“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又是多么秀丽，鲜艳夺目！“长夜难眠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迁”，是多么的深沉，富有历史的纵深感！“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又是多么的欢快，激动人心！甚至以气势磅礴著称的《长征》诗，也因“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样的诗句，使雄奇壮烈与清新俊逸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其次，是现实与浪漫的结合。如前所述，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的宏伟史诗，真实、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中国革命的历程，不少重大事件都留下了极为珍贵的艺术记录。在这些史诗式的作品中，毛泽东既大量地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非常善于和喜爱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并且把两者有机地、巧妙地结合起来，成为精彩之作或诗作中的神来之笔。毛泽东或采用神话，如《答李淑一》中的吴刚、嫦娥、月宫、桂树；或采用传说，如《反第一次大“围剿”》中的共工和不周山；或采用民间故事，如《送瘟神》中的牛郎；或忽发奇想，如《昆仑》中，诗人欲拔倚天之剑，愿“环球同此凉热”；或抒发内心激越的情感，如《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诗人情不自禁地高唱“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再次，是叙事、写景、抒情与哲理的结合。毛泽东不仅是杰出的诗人，而且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他虽然不喜欢宋诗，认为宋诗缺少形象，味同嚼蜡。[15]但是如果能将形象和哲理很好地结合起来，却是很耐人寻味的。毛泽东诗词充满了辩证法，例如“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等，不一而足。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传统，一向重视诗的教化作用，毛泽东也讲过诗“可以兴观群怨嘛！”[16]毛泽东诗词中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至今仍是激鼓舞人们奋发向上，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夺取胜利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第四，是精雕与质朴的结合。毛泽东诗词，大部分是精雕细刻的作品，作品的风格是既豪放又细腻的，字字句句，千锤百炼，且多用比兴，十分注意运用形象思维，然而也有不少是直陈其事，直抒胸臆的，如“七百里驱十五日”，“前头捉了张辉瓒”等。《八连颂》更如行云流水，一泻无余，全篇用明白如话的现代口语，毫无雕章琢玉、晦涩难懂之嫌。如果说，毛泽东晚年诗词也存在一些不足的话，那就是所写的个别诗词，如给郭沫若的七律诗，语言过于直白浅露，缺乏形象和丰富的意蕴。
第五，是庄严与诙谐的结合。毛泽东诗词的主题大多是重大的、严肃的，然而却不乏以诙谐幽默的语言出之。众所周知的《雪》词，批判两千年的封建主义，词中却只写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毛泽东自己就曾说过：“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一些人民吗！”[17]又如，《和柳亚子先生》诗中，“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对老友的劝慰和开导，何等委婉含蓄，亲切感人；又何等诙谐幽默，令人喜闻乐听！再如，《鸟儿回答》用寓言的方式，用调侃的口吻，讽刺了那些懦夫在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压力下惊恐万状：“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又何等笔锋犀利，入木三分！
毛泽东对于诗歌既有比较系统、全面的理论，又有丰富、成功的创作实践，这在诗人中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毛泽东诗词的创作，是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的具体实践；毛泽东诗词创作的成功，又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宝库。
周恩来曾对毛泽东诗词有很高的评价，而且对毛泽东诗词的创作过程也有比较透彻的了解，他曾经分析了陈毅和毛泽东诗词创作不同的特点。他说：陈毅同志喜欢写诗写得很快，是个多产作家。当然，写的也很有诗意。而毛泽东同志则不同，他是孕育很成熟才写出来。写得较少，而气魄雄伟，诗意盎然。这的确是不刊之论。
毛泽东对于诗词的创作艺术才能，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非常敬佩、折服。早在几十年前，柳亚子就曾经说过：“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18]毛泽东在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中说，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陈毅会写自由诗，谦虚地说自己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又说：“偶而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19]这又道出毛泽东在掌握诗歌体裁方面的擅长和特点。纵观毛泽东从1910年到1976年，长达六十多年的诗歌创作，确实有一个成长、成熟以及达到创作高峰的过程。从现以发表的诗词来看，毛泽东特别酷爱写词，从早年到晚期，佳作迭出。而于律诗则有个过程，早年喜古风，少受形式拘束，中晚年则渐喜律诗，认为虽受格律束缚，但意蕴丰富，音韵铿锵，形式整齐，有更高的艺术审美感，因而在律诗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八连颂》这一首民谣式的白话诗，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对诗歌发展道路所作的一个可贵探索。毛泽东曾经设想和预言，“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又认为，“新诗的形式应该是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20]因而在毛泽东后期作品中，语言风格较之前期更加倾向明白如话。
四．毛泽东诗词的修辞艺术
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毛泽东诗词的手稿和了解的发表、出版情况，可以充分地看出毛泽东对于诗词创作态度是极其严谨审慎，一丝不苟的。我国古代就流传推敲的故事，毛泽东同样如此。他曾经说过：“许多词是在马背上哼成的。”“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骑在马背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押韵。”[21]臧克家也讲到，在《毛主席诗词》出版前，毛泽东亲自开列名单，征求意见。名单中包括朱德、邓小平、彭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包括若干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臧克家在这次座谈会上用便条写了二十三条意见，居然被毛泽东采纳了十三条，至于请郭沫若、臧克家以及其他接触较多，或身边工作的同志提意见，则更是经常有的事。甚至一些素昧平生的老教授、青年学生写信来提出一些修订和订正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也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因而毛泽东的“一字师”、“半字师”被人们传为美谈。更为可贵的是，毛泽东不仅在创作过程中和创作完成之后做了大量的修改工作，甚至在正式发表和出版多年之后，还不断地进行校正和润色。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吴旭君回忆，从1963年3月以后，直到1973年冬，毛泽东对他的全部诗稿重新看过数次，对有些诗词作过多次修改。因而，毛泽东诗词成为中国革命的壮丽史诗和诗坛的千古绝唱，就决不是偶然的了。
毛泽东对其所作诗词的修改，大致上包括五个主要方面。首先是准确地表现作品的思想内涵，进一步深化和挖掘作品的主题，使之能更好地表达作者的立意，抒发作者浓郁深厚的情感。最为著名的例子，要算是《念奴娇·昆仑》中将原作的“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这两个字的改动，力重千钧，表现了毛泽东由昆仑山的多雪而引起的奇特而丰富的想象，不仅要为中国人民消灾，而且要让全世界人民都来共享改造昆仑的成果，为全人类造福。前面讲到了“欧”、“美”，这里再加上“东国”，就概括了全世界。这样一改，作品表达的主题思想更加完整、全面，更能展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更富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和感染力。再如《贺新郎·读史》，手稿中原先写作“洒遍了，郊原血”，后来将“洒”字改为“流”字，这一字之易，加重了诗句的分量，也使形象更加鲜明生动，从而加深了作品所要表现的深刻的历史内涵，正如《毛泽东诗词选》编者在注释中所讲的，这句话指出了“人类过去的历史充满了各种苦难和战争”。[22]在我国历史上不是曾有过“血流漂杵”的成语吗？同时，这样一改，与本诗中所写的“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扣得更紧了。再如七律《送瘟神二首》中“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郭沫若曾经看到原稿“随心”作“无心”，“着意”作“有意”。这虽然也是一字之差，但这两句诗的主体却不同了。原来的主体是“红雨”、“青山”，经过这样一改，这两句诗的主体就成了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热情地讴歌了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又战胜了对人民身体健康危害极大的“瘟神”——血吸虫病，从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阔步前进。
其次，毛泽东通过对其所作诗词的锤炼和润色，使抒情达意更加形象生动，语言更加准确、凝练。《七律·到韶山》，据周世钊说，他看到早年这首诗的末句是“人物风流胜昔年”，经过几番修改之后，才定为“遍地英雄下夕烟”。[23]拿原作与修改稿相比较，这两句诗的意境不大一样。原句虽然内容也很好，但毕竟是一个说理的句子，而修改后的诗句却展现了具体生动的形象。毛泽东一贯主张，“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24]这一修改，正是毛泽东在自己的创作中实践了这一艺术规律。读了修改后的这个诗句，我们仿佛看到农民经过一天的辛勤劳动，在夕阳的余晖中踏着歌声归来。这是一幅多么富有诗意的美丽画面！《沁园春·雪》“原驰蜡像”中“驰”原作“驱”。在上古汉语中，“驱”和“驰”这两个字都有“赶马”的意思，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驰亦驱也，较大而疾耳。”[25]后来，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驱”和“驰”有不同的含义，“驱”保留了原义，“驰”却增加了马的动作的含义，因而在这里将“驱”改作“驰”，于诗意就更为贴切、准确。而且将北国的雪中山脉写得仿佛动了起来，使读者可以想象到北国的雪中风光何等雄伟壮丽。
第三，毛泽东对所作诗词的修改，有不少地方是着意调整用字用韵，使之更加符合格律的要求。毛泽东在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中指出：“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26]这表明了他对写作格律诗词的见解。诚然，毛泽东的诗词对传统的格律，有很多突破和创新，但从总体上来看，毛泽东绝大部分诗词都是符合传统诗词格律要求的。譬如律诗一般在同一首诗中不用同字。特别是对颔联和颈联要求更加严格。《七律·长征》中“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其中的“水拍”原作“浪拍”，这就同“五岭逶迤腾细浪”中“浪”字相重了。所以后来作了修改。《毛泽东诗词选》中作者自注说明了这一情况：“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认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中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27]这位不相识的朋友，就是山西大学历史系罗元贞教授。这样虽与第二句的“水”字重复，但总比与第三句的“浪”字重复为好，且两个“水”字含义不同。同时，根据我们所见到的最早刊载在《外国记者印象记》上的这首诗，其中“云崖”原作“悬崖”，后来在《诗刊》正式发表时改为“云崖”。这样修改以后，这一句和下一句“大渡桥横铁索寒”作为律诗的颈联，对仗就更加工整了。“云崖”和“铁索”，不仅整个词相对，而且词的内部结构中语素与语素之间也相对。再如《七律·登庐山》中“跃上葱茏四百旋”中的“旋”原作“盘”。按照韵书“盘”属上平声十四寒，“旋”属下平声一先，修改以后，“旋”就与本诗中其他的韵脚“边”、“天”、“烟”、“田”一致起来，同属一个韵，读起来就更加音韵和谐，铿锵有力了。
第四，毛泽东对所作诗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还表现在对于写作过程中偶尔出现的笔误和排印中出现的错误，只要发现了，都一一地加以纠正，并且连某些词原来有不同的书写形式，也使之统一起来。《沁园春·雪》写赠柳亚子先生的手稿中“原驰蜡像”的“蜡”原作“腊”，这实际上是毛泽东书写该字时习惯性笔误。有一次臧克家和毛泽东见面时，提出“蜡”字比较好讲，并且正好与“银蛇”映衬，毛泽东欣然接受了臧克家的意见，在正式发表时作了修改。又如《七律二首·送瘟神》：“千村薜荔人遗矢”中“薜荔”，原来写作“薜苈”，对于这一词如何理解，在毛泽东诗词研究者中，当时还曾有过不同的看法，后来于1966年9月人民日报重印时改为“薜荔”，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28]再如《水调歌头·游泳》写赠黄炎培先生的手稿作“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一句按照词谱，上六下五或上四下七均可，而根据句意，这里作上六下五较好。第二天写赠周世钊时就改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后来正式发表过程中又曾多次反复推敲。1966年4月，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袁水拍的意见，毛泽东在《毛主席诗词》重印时，才将这两句最后定稿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29]
第五，毛泽东所作诗词总是精心地制作标题，并且审慎地标明写作日期。这好像看来只是对文字作一些技术性的处理，但实际上对于读者了解诗词创作的时代背景，正确地理解诗词的内容和对诗词进行艺术欣赏，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沁园春·雪》、《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词六首》，在最初的手稿中和初发表时，都只有词牌，后来陆续加上了标题。《七律·到韶山》，1963年12月出版《毛主席诗词》时还没有标题，过了不几天，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时就加上了现在的题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标题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斟酌的，因而十分精当贴切。《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的“和”原作“赠”，《蝶恋花·答李淑一》初发表时作《蝶恋花·赠李淑一》。由两个“赠”字改为一“和”一“答”，这就告诉我们：有和作必有原作，有答诗也必有引起创作此诗的缘由。至于《蝶恋花·答李淑一》为什么开始在致李淑一信中写作“游仙”后来又改为现题呢？我们从毛泽东给李淑一的信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他说：“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30]也许这就是毛泽东最终之所以改题的原因吧。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中表现出的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精益求精的创造精神，“文字千改始心安”的严谨学风，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每一个诗词作者学习。
部分注释：
[1]柳亚子，《柳亚子文集·装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
[2]毛泽东，《致臧克家等》（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
[3]吴正裕，李捷，陈晋，《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第405页。
[4]毛泽东，《致毛岸英、毛岸青》（日）
[5]徐迟，《诗言志》，《湖北文艺》1976年第5期。
[6]8][10][15][24[26]]毛泽东，《致陈毅》（日）
[7] 龚国基，《毛泽东与诗》，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6月。
[9][16]《毛泽东与梅白谈诗》，转引自刘汉民《毛泽东说文谈艺实录》第117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5月。
[14][17] [27]毛泽东，《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的批注》，（日）
[18]柳亚子，《柳亚子文集·装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
[19][30]毛泽东，《致李淑一》（日）
[20]臧克家，《毛泽东同志与诗》，见《在毛主席那里作客》第8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
[21]毛泽东，《&词六首&引言》。
[22]毛泽东，《毛泽东诗词集》第1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
[23]周世钊，《伟大的革命号角，光辉的艺术典范——读毛主席诗词十首的体会》，《湖南文学》1964年7月。
[25]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P467。
[28] [29]胡乔木，《胡乔木书信集·致毛泽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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