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创刊60年报道过的最有影响力的事件与人物
《人民教育》创刊60年报道过的最有影响力的事件与人物
　　最有影响力的事件
速成识字法&1952年5月号《人民教育》发表郭沫若同志《在颁给祁建华奖状典礼会上的讲话》和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的创造经过》。祁建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某部的文化教员，他在教部队战士学习文化的过程中创造了“速成识字法”。为奖励这种有重大意义的创造，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于日给祁建华颁发奖状。郭沫若指出：“这种创造，对于扫除文盲、发展工农兵群众文化教育的贡献很大，是文化教育工作上极有价值的极应重视的创造之一！”速成识字法主要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学会注音符号和拼音，掌握这种识字的辅助工具；第二步，突击生字，先求会读与初步会讲；第三步，学习语文课本，开展阅读、写字、写话活动，巩固已经认识的文字并求进一步的提高。该期还介绍了高碑店农民速成识字班的教学经验以及天津纺织工人速成识字法实验班的工作。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成人识字扫盲运动曾产生过重大影响。毛泽东称他是“名副其实”的识字专家。刘少奇评价他为“我国继仓颉以后第二大文人”。
红领巾教学法&1953年7月号，《人民教育》发表了叶苍岑的《从〈红领巾〉的教学谈到语文教学改革问题》，详细介绍了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观摩北京市女六中的《红领巾》教学后提出的意见和北师大中文系学生依照普希金的意见再次教《红领巾》的经过与体会。同期《人民教育》还配发了《稳步地改进我们的语文教学》的短评。文章发表后引起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密切关注，许多学校纷纷仿效“红领巾教学法”，把“文学分析”当成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把提问、谈话法当成唯一有效的课堂教学手段。当时所形成的“红领巾教学法”，对我国的语文教学有着长时间比较大的影响，在我国20世纪后半叶的语文教育史上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笔。
　　3．全面发展教育问题的大讨论&1955年2月号《人民教育》发表《实行全面发展教育中若干问题的商榷》。文章指出，教育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提高教学质量和加重学生负担的矛盾，其次是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对中学生要求不同的矛盾，再次是各科知识的教学和政治思想教育的矛盾，灌注知识和培养学生自动钻研精神、独立思考能力的矛盾。全面发展的教育应该是培养才德兼备、身心健康、手脑并用、智情并茂、意志坚强的共产主义新人。文章指出，全面发展的教育也是发展的。该文掀起我国教育理论的大讨论。1956年9月号～12月号《人民教育》针对“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原则”，再次发起“全面发展教育问题”的讨论。讨论的中心集中在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是不是可以结合、两者相结合能否成为新的教育方针。认为因材施教只是教学方法的，就不主张把它和全面发展的方针相提并论地结合起来；认为因材施教不只是教学方法，并且要贯彻到教学内容、教学制度各个方面的，就肯定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相结合的方针。
语文分科&1955年8月号《人民教育》发表叶圣陶《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一文。文中指出，语言学和文学性质不同，语言学是一门科学，文学是一门艺术。性质既然不同，知识体系就不同，教学任务也有所不同，所以必须分科。在叶圣陶的倡导下，1956年，“语文”课被一分为二，分为语言部分和文学部分，分科教学。为了配合语文分科，教育部在1956年颁布了初、高中《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和《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份正式的语文教学大纲。1958年“大跃进”之后，在“教育大革命”的影响下，有关部门又停止了以前课本的使用。但有关语文分科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息过，叶圣陶的观点还常常被人谈起和引用。
批判“两个估计”&1977年，在教育部党组领导下，《人民教育》总编辑及几位编辑参与撰写《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一文，发表在1977年第2期《人民教育》（日付印）上。经邓小平同志批准，该文在11月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发表。这篇文章对“四人帮”炮制的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拨乱反正，为日后否定“两个凡是”、解放思想打开了一个突破口，是意识形态领域标志性的文章。
手执金钥匙的人们
《人民教育》1978年第4～5期合刊发表了本刊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手执金钥匙的人们》，报道了北京景山学校几位小学教师马淑珍、郑俊选、方碧辉、周淑溪等。他们坚持教学改革实验，分别在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数学教学现代化教学、外语教学以及作文教学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为当时刚刚拨乱反正的国家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作出了贡献。此篇通讯经邓小平、方毅（时任副总理）等领导同志的圈阅、批示后，新华社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等几十家报纸先后转载，在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教育部批准的全国中小学最早的一批特级教师，就是《手执金钥匙的人们》一文中所采写的其中的几位教师。
　　7.人才学的建立&1979年，《应当建立一门人才学》和《试论人才成功的内在因素》等文章在《人民教育》上发表后，在全国特别是青年中产生很大影响，《中国青年报》、《文汇报》等先后转载，一时间引起了人才研究热。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和中共北京市委联合举办的国庆30周年学术研讨会，还专门分设了教育学、人才学分会，由《人民教育》的同志负责具体筹备工作，进而促进了中国人才研究会的成立，推动了我国人才学的创立，开拓了教育工作的新视野。
　　8.“红烛奖”征文&1983年，《人民教育》首创教育文艺“红烛奖”，先后于1983年、1986年、1989年举办了“红烛奖”小说征文、散文征文、报告文学征文活动，发动社会各界包括教师拿起笔来反映教师生活，讴歌人民教师，增进全社会对教师工作的了解与理解，形成尊师重教的强大舆论氛围。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严济慈参加了1985年1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红烛奖”小说征文颁奖大会。征文活动受到了贺敬之、冰心、冯牧、魏巍、吴组缃、王蒙、刘白羽、孔罗荪、秦牧、严文井、陈伯吹、袁鹰、柯岩、刘绍棠等著名文学家、作家、文学评论家的热情支持，或亲自为征文撰稿，或撰写评论文章，或担任评委。《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文汇报》等多家新闻单位都及时发表了征文活动的有关消息。征文中部分优秀获奖作品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等报刊转载，有的还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
　　9．落实“三个面向”的讨论&1984年第5～11期《人民教育》对怎样按照“三个面向”改革中小学教育问题进行讨论。讨论围绕五个方面的问题展开：如何全面、正确地理解“三个面向”；如何按照“三个面向”，端正中小学办学指导思想；如何按照“三个面向”改革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如何按照“三个面向”改革管理体制和学校管理工作；如何按照“三个面向”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刘佛年、游铭钧、吕型伟、金世柏、肖宗六、黄济等撰文发表自己的看法，该讨论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参与。1993年第1期《人民教育》又发表评论员文章《在新形势下进一步贯彻落实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指导思想》，新华社摘要发通稿。《新华每日电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摘报》、《报刊文摘》等先后摘要转载。该评论获国家教委“教育好新闻（言论）”一等奖。
　　10．农村中小学教育问题大讨论&由于种种原因，片面追求升学率现象在农村教育中表现特别突出，问题特别严重，导致农村教育极不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于是，《人民教育》从1986年第7～8期开始，开展了关于农村中小学教育“如何适应农业生产”、“如何适应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讨论。讨论历时两年半，共发表全国各地来稿70多篇。大家认识到：我国农村中小学教育的现状极不适应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突出的问题是中等教育结构单一，片面追求升学率现象即升学教育特别严重；改革的关键是教育思想的转变；要从升学教育中摆脱出来，树立为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发展服务的思想。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为“讨论”撰写了总结文章，明确指出：“农村中小学教育要面向农村的现代化建设。”认为“《人民教育》杂志开展的‘讨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11．平度经验&1986年第10期《人民教育》发表长篇通讯《他们在创造性地工作》，系统地介绍了平度县委、县政府重视教育，县教育局善于从实际出发，主动地、创造性地工作的经验。文章刊出后，引起教育界的高度重视。平度经验成为上世纪80年代教育界影响最大的一个改革典型。一些地市将该文翻印下发到所属县、乡、校。根据国家教委有关领导的建议，将文章印成《农村教育改革的好典型》一书，以国家教委办公厅的名义分送各省（区、市）、地、县党政领导同志和教育行政部门参阅。国家教委和农业部联合在平度召开“农村教育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推广平度经验。
　　12.“教师——美好的职业”散文征文&继三次“红烛奖”征文活动之后，1992年《人民教育》举办“教师——美好的职业”散文征文活动。这次活动突破了过去单纯反映教师职业清苦、艰辛、奉献的一面，侧重开掘教师职业的人生价值，包括个体感受；教师不只是在奉献，同时也在充实自己、丰富自己；教师生活不只是与“清苦”联系在一起，还有说不完的快乐，道不尽的幸福，从而将教育文艺创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将教育舆论引向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这次历时两年多的征文活动共收到来稿5000多篇，覆盖了除台湾以外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大。征文活动顾问是原教育部副部长张文松和著名作家魏巍，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担任评委会主任，李希凡、刘绍棠、韩作黎、张锲、周明、石英、郑伯农、赵金久、王远平、刘国正、于漪等任评委。此次活动还得到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新闻媒体的支持。
　　13．深圳实验学校的经验&1994年第9期《人民教育》发表长篇通讯《教育现代化的领先实验》，对深圳实验学校的整体改革实验进行了报道。其主要经验是：实施以爱国主义教育为基础的健全人格教育；通过提高教学效率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努力运用现代管理思想使学校高效运转。文章刊发后，深圳市教育局在全市推广该校经验。三个月内全国共有4284人先后到深圳实验学校参观学习。他们说：“这所学校硬件是现代化的，软件更是现代化的——现代化的德育，现代化的教学，现代化的管理。这个典型，再过若干年，也是有生命力的！”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一直在思考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基础教育应是什么样子，应有什么特点，在深圳实验学校，我得到了很好的启示，有了一个具体而深刻的印象，丰富了我的思考。”1995年1月，该文被评为国家教委“教育好新闻”一等奖。
　　14．关于素质教育的思考&《人民教育》于1995年第7～8期合刊、1996年第6期、第9期、1997年第6期、第12期陆续发表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撰写的五篇文章，论述“关于素质教育问题的思考”。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素质教育第一次被提出到1995年，经过近10年自由而激烈的争论，理论界与实践层面均提出了许多问题，但并未形成明确的认识。针对其中的主要问题，柳斌以这五篇文章做出回答，对素质教育首次做出政策上和理论上的系统阐述。他认为，面向21世纪，基础教育改革的紧迫任务是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教育学生学会做人是素质教育的首要任务。实施素质教育，转变观念是前提，建立新的评价制度是关键，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根本，优化教育教学过程是核心。要面向全体学生，让学生主动发展。加强薄弱学校建设是实现面向全体学生的突破口，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是实现全面发展的突破口，改革考试制度是优化教育教学过程，使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的突破口。此组文章的发表，澄清了许多关于素质教育的认识误区，促使大家逐步接受素质教育的理念。
　　15．汨罗经验&
1996年第2期《人民教育》发表长篇通讯《大面积推行素质教育的探索》，对湖南省汨罗市中小学教育改革进行了报道。汨罗市的主要做法是：三个控制与四个面向——控制重复教育、控制留级率、控制班额，面向属地每一类教育、面向每一所学校、面向每一个学生、面向学生的每一个方面：把“两全”（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落实到每一堂课以及实行目标管理。本刊同期发表评论员文章《加快素质教育的区域性推进》。刊物出版后，李岚清副总理在半个月之内两次批示，肯定汨罗经验。1996年5月，李岚清同志亲自考察汨罗市教育，指出“汨罗经验非常可贵，要逐步在全国推广”。汨罗的素质教育经验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全国各地到汨罗考察学习的人一年之内达8万，成为素质教育的特大典型。
烟台经验&1997年第7～8期合刊《人民教育》和《山东教育》联合推出长篇通讯《直挂云帆济沧海》，全面系统地报道山东省烟台市区域推进素质教育的经验：通过调控升学指标遏制“片追”势头；改革小学考试评价制度；分类指导、分流施教，为每一个学生铺下成才之路；加大力度建设德育“重点工程”；以教学为中心开足开齐开好课程；进行教学改革，向课堂要素质；大面积提高教师素质等。是年9月国家教委在烟台召开全国素质教育经验交流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到会。会上朱开轩说，我是通过《人民教育》对烟台的报道，了解烟台经验的本质的，希望到会的同志都好好读读《人民教育》的报道。会上李岚清副总理也充分肯定这篇报道。文章发表后，被一些报刊转载，几万人到烟台参观访问，一时在全国掀起了学习烟台经验的热潮。1998年这篇报道被评为教育部全国“教育好新闻”一等奖。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人民教育》2002年第3期发表长篇通讯《为了每一个孩子的幸福成长——山东省寿光市教育均衡发展透视》和评论员文章《寿光的发展观》，率先推出均衡发展的典型，引发教育界广泛关注。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王湛阅后批示：“……读后颇受鼓舞。均衡发展是基础教育的本质要求……希望有更多的地区能像寿光市这样坚持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之后，2003年、2004年《人民教育》陆续刊发一系列探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文章。“均衡发展”逐步成为全国基础教育全局性、战略性指导思想。这些文章的核心观点有：“今后10年政府的最大理想是促进教育公平”（张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教育平等问题，是人权问题”（顾明远）、“教育均衡发展重在规范教师工资待遇”（王晋堂）等。2005年教育部颁布《关于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为政府决策。
　　18.徐州校长竞聘制&2002年6月，《人民教育》与《江苏教育》联合采访，率先推出了报道江苏省徐州市校长竞聘制改革的长篇通讯《忽如一夜春风来》，“在全国各地反响强烈，有不少省、市的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领导、教师前往上述单位学习、取经，为各地的中小学人事制度改革工作提供了鲜活的经验”（教育部网站）。徐州校长竞聘制始于1999年，是教育系统较早开始中小学人事制度改革的地区之一，历时长，范围广，操作规范，成效显著，“使一大批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中青年教师脱颖而出，走上领导岗位，打破了干部终身制局面”，解放了教育生产力，其经验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深化中小学人事制度改革，至今仍是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考试与评价改革&《人民教育》2003年第3～4期合刊发表《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标志新课程“指挥棒”改革的开始。该《通知》指出评价应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目标，内容多元、方法多样、注重过程。明确评价标准包括基础性发展目标和学科学习目标两个方面，并首次提出“建立每个学生的成长记录袋”。明确不得以考试成绩、升学率作为评价教师和学校的唯一标准。高中录取要“改变以升学考试科目分数简单相加作为唯一录取标准的做法”。2008年7月，时值中考制度改革进入第4个年头，本刊以60页篇幅，在全国首次详细地、全方位地刊登了中考制度改革的经验及政策思考文章。中考制度改革直接制约着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进程。按照教育部的规划，中考制度改革有两大要点，其一，改变单纯以分数简单相加决定录取的现象，引进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重要参考；其二，将高中招生指标的一部分分配到初中学校，以实现初中学校的均衡发展。但就具体操作实施而言，仍有诸多障碍。所刊登的山东潍坊、湖北武汉等地的改革经验都具有代表性和借鉴性，对当时的课改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20．校本教研&2003年《人民教育》以近10页篇幅推出一组文章：《改进和加强教学研究工作深入推进新课程实验》、《在新课程中生发的以校为本教研制度》、《以课例为载体引领教师发展》等，介绍“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制度”这个新鲜事物。新课程推进两年后，教师专业成长是一个大问题。该制度强调将教学研究重心下移到学校，教师成为研究的主体。教师可以理直气壮地“开展自己的教学研究”、“解决自己的教学问题”、“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改善自己的教学实践”。该制度的三个关键词是：“自我反思”、“同伴互助”、“专家引领”。校本教研制度从此成为上万所中小学校着力建设的一项新的研究制度。
21．多元智能理论&2003年第17期《人民教育》发表多元智能理论创始人霍华德·加德纳的一篇回顾性文章《多元智能理论二十年——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上的演讲》。多元智能理论自1983年引进中国后，在基础教育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此文对多元智能理论应用中产生的诸多误区作出回应：1.
不适当地夸大多元智能理论对教育的作用，与不能正确把握多元智能理论和教育基本要素之间的区别有着直接关系；2.
多元智能理论属于认知心理学的范畴，价值中立是它的重要特点；3. 多元智能不是也不应该成为教学内容；4.
多元智能和教学内容的联系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任何一种智能特点都会在多种不同的教学内容里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教学内容都需要运用并且可以促进多元智能的发展。
　　22．现代学校制度
《人民教育》从2004年第1期开始发表系列有关现代学校制度的研讨文章，成为引导推行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舆论先导。此系列文章的主要观点有：“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对于建立和健全现代学校制度是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现代学校制度的核心特征是拒绝附属化、防止市场化、定位多元化、走向法制化。”“现代学校的辨别标准不是所有权问题，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中，‘产权明晰’并非是现代学校制度的核心特征。”“确保和实现学生的多元发展、终身发展是现代学校制度的核心价值。”
　　23．班主任专业化&2003年第24期《人民教育》刊发了本刊记者撰写的年终综述《2003，教育管理走向专业化》。这是全国教育媒体第一次报道“班主任专业化”。2004年8月，《人民教育》策划推出了“中小学班主任专业化”专辑，以10万字篇幅反映了广西柳州推进班主任专业化的创新探索。其中，由南京师范大学班华教授撰写的《专业化：班主任持续发展的过程》一文特别指出：“班主任专业化是特殊类型的教师专业化”，“班主任最根本的教育理念、最重要的教育品质就是对学生的精神关怀”。这些重要论断都阐明了班主任专业化的理论基础。2005年4月，人民教育编辑部举办“全国班主任工作与班主任专业化论坛”活动，推进班主任专业化研究。此后，《人民教育》先后刊发一系列文章，着力就班主任专业化的理论范畴、专业素养、专业情感、制度保障和实践路径等问题进行探讨。2006年8月，教育部推出的《全国中小学班主任培训计划》进一步明确了班主任的专业属性。
课改大讨论&2005年《人民教育》先后发表本刊记者采写的两篇重头文章：《关于数学新课程的几个为什么——访孙晓天教授》（第7期），《课程改革的路必须走下去——2005年的叩问与沉思》（第24期），在教育界引起较大反响，后者受到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的好评，并被上百家网站和权威媒体转载。2005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教授姜伯驹，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教授刘应明分别提交了质疑数学课程改革的提案。刘应明公开批评数学新课程弱化了学生的思维发展，姜伯驹则公开要求立即停止使用新的数学课程标准，顿时引起轩然大波。质疑与讨论由此绵延不绝。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研制负责人之一孙晓天回应说：“数学教育不仅要为学生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做准备，更重要的是要与每一个学生的生活和职业相关联，要从数学的角度为学生提供成为一个好公民的价值观基础。”“数学越大众，学数学的人越多，才越有可能有尖子冒出来。”“在大众数学与精英数学的和谐共进方面，我们仍然是任重而道远。”《人民教育》记者认为，教育水准是否下降，仅口头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必须有相关研究和测量数据跟进；数学专家在发表对教育的看法时，应当事先做一点调查研究；课程改革的大方向应当坚持。希望“多一些清醒的批判，更多一些宽容和有效的建设”。2009年10月，教育部在江苏南京召开课改经验交流会，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说：“虽然待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但课堂上发生的这种变化是积极的、本质的。（课程）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
　　25．无效教学批判&2005年第9期《人民教育》发表南开大学徐江的文章《中学语文“无效教学”批判》，一石激起千层浪。“不是考试体制造成今日语文教学的被动局面，语文教学质量搞不上去归根结底是语文界对自己的教学缺少理性认识，换句话说，人们还不能进行理性教学。”“该教的教得不太好，不该教的教得又太多。”徐江认为，语文教学在“为何”的思维空间中没有引导学生用有效的东西去“填充”。他主张应注重“过程性探究”，也就是特定语文现象的生成性研究。有人说他伤害了整个语文界，有人说他指出了中学语文的痛处，讨论因此蔓延开来，仅《人民教育》就连续发表七八篇文章。沉闷的语文教育界再次被搅动起来。“有效教学”因此成为一个标志性词汇。
观课议课&&
2006年第7期《人民教育》发表看似平常的两篇文章《探寻一个敞亮的教学视界》、《为了教师的评判精神——关于“观课议课文化”的对话》，结果，“观课议课”一词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在全国走红，并被学校广泛采纳。原来，从听课评课到观课议课，并不只是词的变化，而是教研文化的变革。“观”强调用多种感官（包括一定的观察工具）收集课堂信息，特别是用心灵感悟课堂；“议课的任务不是追求单一的权威的改进建议，而是讨论和揭示更多的发展可能以及实现这些可能的条件和限制。”它强调平等、开放，是对单向的、权威的听课评课文化的反叛，适应了新一轮课程改革潮流的需要。
　　27．关注学生体质&2007年第5期《人民教育》发表本刊记者采写的《体育使教育有一种向上的精神——钟南山院士谈改善中小学生体质》后，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文章被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天津《今晚报》、广州《新快报》、新浪网等数百家权威社会媒体转发或转载。近20年来我国青少年学生部分体能指标持续下降。2007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对钟南山院士等15位知名人士提出的我国学生体质下降问题作出重要批示，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中小学生体质问题的强烈关注。钟南山在此文中说：“以分数和考试作为指挥棒的教育体制，永远不可能很好地改善学生体质。”“青少年参加体育锻炼，不仅仅是为了身体健康，还可以培养很多好的品质。”“只有体质好，将来才能做更多的工作，承受更大的压力。”
　　28．关注儿童社会化&2007年第22期《人民教育》以话题“教育，给儿童成长更富人道的影响”为引导发表一组文章，引起较大反响。6岁的小女孩嘟嘟天真无邪，阳光诚实，却受到了过于早熟的同伴的排斥，也得不到成人的认同，她的故事折射出现代教育中儿童被普遍催熟的现象，引起人们对儿童、儿童文化和儿童社会化的讨论与思考。讨论中不乏精彩观点，如：社会化并不等同于世故、世俗、圆滑，不等于把孩子所有的东西抛弃掉，包括他对世界的好奇、探索，包括他的纯真。“教育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让人活得更快乐，心灵更自由。如果最后把人教得心灵枷锁越来越沉，创造性丢失了，这样的教育又有什么意义呢？”“教育应该对社会文化进行批判和选择。”
　　29．“最中国”的学校&2008年第1期《人民教育》以《“最中国”的学校》为题，推出了江苏省苏州市第十中学校园文化建设的通讯报道。通讯发表后，先后有海内外350多个单位的近5000人次到学校参观访问。“最中国的学校”不仅成为苏州十中引以为自豪的标志性美誉，而且成为一大批有中国特色、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学校的办学追求。“名园，名校，名人”是苏州十中百年历史最简洁的写照。在此基点上，校长柳袁照寻找着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的完美结合，不仅把苏州十中变成一座洋溢着古典魅力的校园，而且创办了流淌着生命气息的教育。“和谐中有点儿不和谐，是最大的和谐。”“以学校的每一天成就每个学生的本色人生。”这些富有个性的话语，都是柳袁照对教育的独特理解。在这座校园里，“教育成为一种自然的存在。只要用心聆听，到处都有天籁之音”。
　　30．基础教育质量监测&随着2007年底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的成立，中国兴起“质量监测热”。从2008年第5期开始，《人民教育》对教育质量监测这个新生事物展开持续的关注，陆续发表系列前瞻性文章《全面开展质量监测&建立健全基础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教育监测是实现教育发展重大转变的前提》、《教育质量监测：为了国家教育目标》、《开展学业质量分析：问责与教学反馈能否两者兼得》等，对一些认识误区进行引导。其中的重要观点有：教育质量监测不是人们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考试与评估，它是站在国家教育管理的层面，对全国中小学教育质量状况的宏观把握。学业质量分析是双刃剑。有效避免高利害考试的办法是，减少这种考试的次数；考试过后，不要向学校下发成绩表，并对数据进行保密等。
31．中山经验&2008年8月，《人民教育》以近10万字的篇幅，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地报道了广东省中山市实施素质教育的经验，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全国共有19个省级单位、55个地级以上城市的考察团赴中山学习考察。2008年12月，教育部新闻办率中央新闻采访团27人到中山采访，在全国范围推广中山经验。“五条标准”是中山所有学校是否实施素质教育的“试金石”，即落实国家课程方案；废除“满堂灌”，使学生学得比较灵活；学校建立活动体系，学生得到生动活泼的发展；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得到减轻，学生全面发展有时空保证；不以学生考试分数为唯一评价标准，代之以全面全程的综合素质评价。在此基础上，中山的学校努力追求“一样的教育理想，不一样的学校特色”，用特色说话成为每所学校的自觉追求，从而让整个中山教育实现了高位均衡。
　　32．区域班主任队伍建设&2008年第24期《人民教育》刊发2万字长篇通讯《武汉班主任的精彩人生》，全方位展示湖北省武汉市加强班主任工作的典型经验，引起较大反响。近年来，武汉市教育局推出《实施加强中小学班主任队伍建设工作方案》，在全市评选“功勋班主任”，全方位改善班主任的职业状态，激发了教师的育人激情，形成了尊重班主任、关心班主任的良好氛围，班主任成为令人羡慕的光荣岗位，涌现出桂贤娣等一批师德高尚、富有班级管理智慧的专家型班主任，整个德育面貌焕然一新。
33．特色学校建设&《人民教育》2009年第3～4期合刊和2010年第3～4期合刊连续推出“特色学校建设”专辑。两本专辑均以重庆区域推进特色学校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为蓝本，前者是对特色学校建设一般理论与实践的阐释，后者则突出特色学校建设中更本质、更核心的问题——学校特色文化建设。专辑针对当前基础教育从整体上进入了内涵发展的新阶段，均衡发展成为今后义务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的新形势，对区域教育、学校教育未来发展方向进行观念和实践上的引领，提出“特色发展，文化育人是基础教育内涵发展的路径”、“区域推进特色学校建设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走向，是改变千校一面的局面，突出选择性，多样化、个性化地办好每一所学校的关键举措”等重要观点。专辑出版后，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的300多个考察团、600余所学校到重庆实地考察，其中包括台湾地区80余人的教育参访团、广东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学员团等。同时，重庆特色学校研究人员也应邀去全国各地作专题报告。重庆市特色学校建设的经验也引起了教育部相关部门的重视。
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斯霞：特级教师，退休前长期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人民教育》于1962年4月发表斯霞的《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的心理学探讨》一文，系统总结了“字不离词、词不离句”的识字教学方法，用不可争辩的事实打消了舆论的怀疑。随后1962年6月和9月本刊又分别发表了斯霞的《漫谈识字教学》、《教学生把字写好》两篇文章，更深入地介绍了她的这种识字法。“字不离词、词不离句”迅速蜚声全国，成千上万的小学语文教师受到了启发：随课文识字的方法既有效率，又记得牢，还可以达成讲读写用“四会”的神奇效果。“文革”期间，斯霞老师的“童心母爱”遭到批判。“文革”结束后，本刊于1978年8月发表通讯《桃李芬芳人未老》，对斯霞的从教经历和近况以及“童心母爱”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报道，这是“文革”后第一篇为斯霞平反的通讯，在新时期的教育界重又树立了斯霞这面旗帜。作为历尽沧桑的一代师表，斯霞老师还分别于1982年12月和1987年7月在本刊发表了《对青年教师提几点希望》和《我为什么要终身当小学教师》两篇文章，她说：“如果把整个教育看作是一座宝塔……任何一位登上宝塔顶端的人，都不可能逾越这一基础教育阶段……”“我们的工作对象是活泼泼的人，不是机器，即使他们只是六七岁的娃娃，也有他们各自的思想、情感，有他们对社会上各种事的看法想法，有他们各自的喜怒哀乐、忧愁爱憎，有他们各自的听从和逆反心理。”两篇文章都曾在当年引起很大反响。1996年本刊再次发表《永远做教师》一文，把斯霞退休后的生活介绍给了读者，也表达了一位名师永远解不开的教师情结。文章被多种书刊转载。
　　刘纯朴：曾任教于原北京市通县一中。《人民教育》1978年第7期发表由本刊记者采写的通讯《春雨之歌》，对班主任刘纯朴进行了报道。文章发表后，全国各报刊纷纷转载。通讯讲述的是刘纯朴为扭转被“四人帮”破坏的学校教学秩序和社会风气，对学生进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细如春雨般的教育，把一个个“淘气包”转变过来的故事，为教育战线开展拨乱反正工作提供了新鲜经验。很多教育界人士认为，这篇通讯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文字等方面来看都有新意，特别是从政治思想教育方面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是粉碎“四人帮”以来社会影响较大的一篇文章。文章上报给当时主管教育的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方毅看后大加赞扬，经邓小平批示同意，这篇报道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教育部和北京市召开大会，授予刘纯朴“全国模范班主任”称号，号召全国教育界向刘纯朴学习。
　　李吉林：江苏省首批特级教师，江苏情境教育研究所所长。从1978年探索情境教学开始，李吉林先后书写了“情境教学—情境教育—情境课程”辉煌三部曲，成为我国素质教育的重要模式之一。1980年第4期《人民教育》首次发表了李吉林的《一年级口头作文初探》。此后，《值得憧憬的事业》、《我心中神圣的日子》、《我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如诗如画》等系列散文陆续在本刊发表。教师职业“如诗如画”的新鲜比喻在全国读者心中引起共鸣。1991年第5期本刊大篇幅刊登了李吉林的标志性理论文章《情境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情境教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小学语文教学一至五年级全过程进行探索改革，从外语教学中运用情景进行语言训练得到启示，借鉴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境界学说’，吸取传统教学注重读写以及近代直观教学的有效因素，总结出‘情境教学’体系。”“情境教学在操作过程中，注重情感的作用，把儿童的情感活动与认知活动结合起来，二者互为手段，互为目的，不仅促进了学科能力的‘特殊发展’，而且促进了儿童智力、情感意志的全面发展。”情境教学逐渐为专家、社会广泛认可。1996年开始，本刊开辟专栏“李吉林教艺录”，向全国推广情境教学。“教艺录”中的八篇文章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了轰动效应。情境教育至今影响深远。
　　毛蓓蕾：特级教师，曾长期任教于上海市虹口第三中心小学。《人民教育》于1980年第6期发表长篇通讯《塑造孩子们美好的心灵——毛蓓蕾老师思想品德教育纪实》。文中写道，“她不仅能观察到学生表情、行为上细微的变化，而且能窥探孩子心灵的奥秘，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按照儿童心理活动的特点，品德形成的规律，塑造孩子纯朴而美好的灵魂。”她长期的德育工作实践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经验，通过“具体、生动、形象地形成道德观念”、“在情景交融中激发道德情感”、“在道德实践中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这些有效的教育途径，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上撒下品德的种子。文章发表后，毛蓓蕾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以及崇高的师德为全国读者所了解，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邱学华：特级教师，尝试教学理论的创设人。“文革”后，他根据教学实际情况和儿童学习计算的规律，研究出全套口算量表，并写成了《小学生口算能力的研究》一文，在《人民教育》1980年第12期上发表。此文发表后反响热烈，读者纷纷来信，或要口算量表，或咨询问题，或表示愿意参与研究。此后，在小学数学教学法研究的基础上，邱学华提出了尝试教学法，刚开始时受到多方质疑。随着尝试教学法提升到尝试教学理论，并逐步发展成熟，《人民教育》又用较大篇幅发表了邱学华的重要文章《尝试教学法的理论和实践》（1994年）和《尝试学习的原理与策略》（2002年），使尝试教学法和尝试学习理论走向全国。“尝试是创造的前提，是成功的阶梯，真正意义上的学习是尝试。”“尝试教学的特征，是先试后导，先练后讲，即学生在前，教师在后；尝试在前，指导在后；练习在前，讲解在后；活动在前，结论在后……”30年来，邱学华的学术理论一直在中国大地传播，实验学校达2300多所，受教学生3000多万人。
于漪：上海市首批特级教师，上海第二师范学校原校长。1981年4月，《人民教育》发表了本刊记者与于漪老师的一次对话《关于语文教学的启发性》。于漪不是将学生作为教学的被动接受体，而用了极大的精力研究如何调动学生的兴趣，让他们主动参与教学活动，这些做法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文中的许多实例被许多教师直接拿去实践。20世纪80年代于漪在本刊发表了近十篇短文，从各个方面谈了语文教学、教师从业方面的经验。其中，于漪从教40年的感怀演讲《奉献——教师的天职》（1992年第4期）是一篇留在很多教师记忆中的激情文章，理智与激情充溢其中：“‘请将你的脂膏，不息地流向人间，开出慰藉底花儿，结成快乐的果子。’如果逝去的岁月可以重新归来，青春的年代可以再次度过，那么，我依然毫不犹豫地选择教师这个崇高而神圣的职业。”2004年本刊发表于漪的《让课堂充满生命活力》，探讨课堂中情感、兴趣、态度、氛围等人文、精神因素的价值和调动技巧。2008年本刊再次发表于漪的回顾性文章《用心歌唱不寻常的30年》，被读者评价为“有了第二次解放的感觉”。
　　霍懋征：全国首批特级教师，原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教师。《人民教育》在1983年第1期上发表通讯《教育世家》，介绍并反映了在教坛驰名的霍懋征、赵树楷夫妇的经历、造诣、思想和精神，充分展现了霍懋征老师勤勉、爱生的形象，打动了全国的读者。1996年1月本刊发表通讯《杏坛名宿——霍懋征》，记述了这位名师的近况、教育经历、教育思想和愿望。霍老师说：这篇文章是目前写她的文章中最令她满意的。2010年3月在霍懋征老师去世后，本刊发表《平凡的传奇》，总结这位当代教育家的一生以及成就背后的精神。“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也没有教育”，“人人都可成才”这些耳熟能详的名言都出自她之口。
　　马芯兰：特级教师，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原校长。《人民教育》1984年第8期发表马芯兰《我怎样上小学数学课》一文。文中“寓知识教学于日常活动之中”、“利用旧知识来学习新知识”、“着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这些在教改实验的基础上总结出的数学教学经验显得十分新鲜。同年8月，北京市教育局发出了《关于向马芯兰同志学习的通知》，并直接组织推广马芯兰的教学改革经验。1984年第10期，本刊紧接着发表林崇德《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马芯兰数学教学法的剖析》一文。马芯兰小学数学教学经验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1992年和1995年，本刊分别发表有关她的两篇文章《谈马芯兰的小学数学教学改革经验》、《构建新的知识结构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继续关注其教学改革的最新思想。马芯兰教学改革的特点是，“根据儿童学习过程的认知特点和规律，运用学习迁移的原理通盘改革小学数学的教材和教法，教学中突出重点知识的教学，给基本概念、原理、法则以中心地位同时加强知识的内在联系，适时进行渗透，使学生形成一个好的认知结构”。她说，教学法的“核心是把最基本的东西牢固地掌握住。这样才有能力不断地去探索。”“知识就像一棵树，是一个有机整体。”
　　钱梦龙：上海市首批特级教师，曾任上海嘉定实验中学、上海桃李园实验学校校长。《人民教育》1985年第5～6期合刊发表报告文学《特级教师钱梦龙》，深入报道了钱梦龙的教学艺术与思想。钱梦龙“教课不肯墨守成规，改革，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看似寻常的课，却能在听课者心中“荡漾着景仰的波澜”。他的课堂让“孩子们恋恋不舍”，是“一场没有排练的‘戏’”。他勤奋而痴迷，却因为不墨守成规而常常遭遇“东方式的嫉妒”，很多时候他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不喜欢他的人说他“骄傲”，但他并不争辩，“不仅在理论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而且在教学改革的实践上，一次又一次地印证了自己的观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许，这就是钱梦龙的‘骄傲’”。文章发表后，人们更加全面、真实地走进了钱梦龙个性教学思想的深处。
　　顾泠沅：特级教师，上海市教科院原副院长，曾在上海市青浦县任中学教师达10年。1986年第7～8期《人民教育》发表顾泠沅的《上海青浦县数学教学改革的实践与认识》，详细介绍了大面积提高青浦教学质量的改革经验，如用整体、系统、动态的观点认识教学，把问题作为教学过程的出发点，指导学生开展模仿性尝试、探究性尝试活动，运用概念变式、背景复杂化和配置实际应用环境等手段组织变式训练，培养学生灵活转换、独立思考的能力等。1990年10月，国家教委组织专家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后，认为青浦实验是符合数学教学规律的，对学生的知、情、意、行的全面发展十分有益。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在本刊1991年第6期发表文章《学习青浦经验&深化教学改革》，全国兴起了学习青浦教改经验的热潮。紧接着本刊1991年第7～8期合刊发表通讯《顾泠沅和他教改实验的伙伴们》，讲述了青浦实验背后的故事，深刻揭示了他们坚忍不拔的实验精神。顾泠沅说：“同是一杯苦酒，有人提炼的是一种苦味，有人提炼出的却是可以燃烧的酒精。”“要抓住今夜，因为明天从今夜开始。”20世纪末，他转向了对教师教育的研究。2003年，《人民教育》又以11页篇幅及时刊登了其“行动教育”研究的成果《以课例为载体引领教师发展》，“行动教育”模式很快在全国推开。2008年改革开放30年之际，本刊再次发表其回顾性长文《亲历青浦教学改革30年》，他于文末写道：“学习是根，让我们不断解放思想；调研是根，让我们取得改革的发言权，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实验和实践是根，凡事须经实验、实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叫实事求是。”
任小艾：原北京市119中学教师。《人民教育》于1989年第6期发表本刊记者撰写的长篇通讯《任小艾》，奠定了她作为全国知名班主任的坚实基础。1989年国家教委的新春教师茶话会上，任小艾的发言“一鸣惊人”，许多新闻媒体都将镜头对准了她。但本刊记者注意到，当时报道任小艾的报纸和电视台几乎“众口一词”聚焦于“爱学生”。经过反复琢磨，他最终将通讯的主题确定为“做好‘80年代中学生’的德育工作”，令读者耳目一新。任小艾正是敏锐地把握了上世纪80年代中学生的新特点，用全新的教育理念，创造出了一套全新的教育方法和艺术，成为新时期做好学生德育工作、做好班主任工作一个不可多得的典型。当时，正值邓小平同志指出“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即思想教育，而《任小艾》恰逢其时，所报道的内容适应了全国青少年“心灵的雕塑”工程的需要。通讯发表时，离任小艾“一鸣惊人”之时已近半年，但仍然在教育界产生了强烈反响。此文发表7年后，又在东南亚华语界广泛传播。20多年过去了，任小艾依然在中国基础教育界具有持续的影响力。
　　倪谷音：特级教师，“愉快教育”创始人。《人民教育》1990年第9期用大篇幅推出系列文章，对上海市一师附小等学校开展的愉快教育经验加以介绍。从那时起，倪谷音的名字和“愉快教育”一起开始走向全国。本刊还在1997年第3期发表了倪谷音《愉快教育——实施素质教育的有益探索》一文。“在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上，强调愉快发展，旨‘在发展中求愉快，在愉快中求发展’。强调愉快发展的相辅相成，这是对当前导致学生苦学、失去童年欢乐的‘应试教育’的一种反抗，又是对充满乐学气氛和童年幸福的生动活泼的教育局面的呼唤。”她说，“教孩子5年，为他们想50年，为国家为民族想500年”。随着“愉快教育”实验的深化，不少地方开始建立“愉快教育”实验基地，许多学校从实际出发，在实践“愉快教育”中获得了成功。一些外国媒体也争相报道倪谷音和她的“愉快教育”。
　　冯恩洪：特级教师，上海建平中学原校长。1993年9月，《人民教育》以4万多字的篇幅推出本刊记者采写的报告文学《跨世纪教育工程》，翔实记录了上海建平中学8年的整体教育改革。此文一举奠定了冯恩洪和建平中学在基础教育界的地位，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全国多个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发专文号召学习这篇文章并组团前往建平中学考察，澳大利亚驻沪领事馆将通讯译成英文传回国内。时值《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之年，建平中学的改革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其核心理念是“规范＋选择”、“合格+特长”。围绕这一理念，冯恩洪开展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如评选“特长三好学生”，开设扬长的“第二课堂”，“按程度分层次教学”，提高课堂效率，压缩授课时间，加强选修课，叫每一堵墙壁都说话，让学生自主管理等。他说，“既要坚持全面发展，又要让学生个性健康和谐地发展，要给学生以选择的余地。”“我们建平所做的，就是使每个学生的个性充分地完全地得到发展，改‘补短教育’为‘扬长教育’。”这些理念在当时极具冲击力。之后，他继续开展一系列前沿性的改革，如探索优质教育资源最大化，进行学校管理输出和集团化办学的尝试。本刊在2000年和2002年再推两篇报道：《一个深刻把握理想和现实的开拓者》和《探索者的无愧人生》，深入追溯其教育思想、个性特点与成长经历，挖掘其改革精神，深受读者好评。
　　洪宗礼：特级教师，江苏母语课程教材研究所所长，曾任教于江苏省泰州中学。1995年6月《人民教育》发表通讯《收获在金色的秋季》，全面总结了洪宗礼的成长过程和重要成就。洪宗礼努力十余载，完成了他理想中的一套语文教材：注重引读、重构合理的结构（即他后来所说的“链”）、注重读写听说的有机结合。在研究中，这位语文教师常“走火入魔”。他相信“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他的生命就是为了做事而存在的。文章发表后，极大地推动了这套教材的普及。通过这篇文章洪宗礼先后结识、联络了近200名教材专家，开始了为期数年的中外教材比较研究，其成果“中外母语教材研究”获得了江苏省社会科学一等奖。2007年第21期本刊发表凝聚其诸多真知灼见的万字长文《语文教育随想录》。2009年本刊再次发表其回忆性文章《30年，峥嵘岁月稠》。文中他写道：“人在事业、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要用微弱的星星之火去点燃旺盛的生命之火……要在微小的希望中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只有‘无我’，‘我’的价值才是永存的”。
　　刘让贤：特级教师，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东山乡什巴小学原校长。《人民教育》于1997年第9期刊发了长篇通讯《唱响在青海高原的教育诗——刘让贤写真》及本刊评论员文章，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国家教委发出了《国家教委关于向刘让贤同志学习的决定》，掀起了学习刘让贤的高潮。刘让贤原籍天津，自愿扎根条件艰苦的青藏高原，对学生、对乡亲倾注了全部关爱，自己却甘于清贫；他因地制宜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积极推行素质教育，以德育人，以情育人，以智育人……他说：“我的生命在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们身上延续，我的乐趣在一代又一代孩子身上寻找，我的幸福在年复一年的教育工作中获得。”
&魏书生：特级教师，辽宁省盘锦市教育局局长。1999年1月，《人民教育》刊发了本刊记者采写的人物通讯《有滋有味的人生》，介绍了魏书生的成长经历及鲜明个性。此后十几年，《人民教育》发表多篇有关魏书生的报道和文章，全面反映了他在班级建设、学校管理和区域教育改革方面的实践经验及思想理念。魏书生将自己的教育思想概括为“民主”与“科学”，在“民主”方面“强调树立‘学习、工作、尽责、助人是享受’的核心价值观和苦乐观”，提倡“多工作，少得利，勤服务，无亲疏”，提出“增强服务意识”、“建立互助关系”、“发展人性与个性”、“决策大家商量”；在“科学”方面强调“少说多干，养成习惯”，建立起“计划执行系统、监督检查系统、总结反馈系统等三个方面的制度”。2007年《人民教育》再次推出长篇通讯《盘锦，一方心灵的净土》，报道盘锦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的独特经验。魏书生说：“面对不均衡，先要把心态平衡下来。均衡是每个人的责任，不是教育局长一个人的事，校内均衡是校长的责任，班内均衡是班主任的责任。只有找到这个责任，才能在各自的基础上得到发展。”报道刊发后，时任教育部长周济前往盘锦实地考察，给予高度评价。教育部新闻办随即率领十几家新闻媒体深入采访。2009年7月，《人民教育》又策划推出了“魏书生民主科学教育”专辑，对魏书生三十多年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进行全景式报道。专辑出版后，在全国又一次引发学习魏书生的热潮。
　　窦桂梅：特级教师，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1999年第3期《人民教育》在“新星舞台”栏目发表《语文教学要着眼于人的发展》一文，向读者介绍窦桂梅和她的教学，引起了教育界的关注。2002年1月，本刊又发表她的《为生命奠基》一文。文章提出，“语文教学要冲破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樊篱。学好教材，又要超越教材；立足课堂，又要超越课堂；尊重教师，又要超越教师。”时值新一轮课程改革开展之初，冲破“三中心”的桎梏、解放教师成为最强音，该文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一时间，“为生命奠基”、“三个超越”成为老师们的流行语。之后的8年间，本刊又发表其《“主题教学”的思考与实践》、《朝向“伟大事物”》、《亲人》等多篇文章及教学案例，引起语文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在她看来，主题教学是“围绕一定主题，充分重视个体经验，通过与多个文本的碰撞交融，在重过程的生成理解中，实现课程主题意义建构的一种开放性教学”，应当“将语文教材零碎散落的，甚至单一的内容统整起来”，“在教学主张上回到母语，课程建设上回到儿童，团队引领上回到教师”。
　　李希贵：北京十一学校校长，历任山东省高密四中校长、高密一中校长、高密市教委主任、潍坊市教育局局长。《人民教育》于2000年第6期发表长篇通讯《对学生的一生负责》，报道李希贵和高密市的素质教育，自此李希贵开始以一个教育改革家的姿态走向全国。他先后在本刊发表《学生第二——把你的教师放在第一位》、《一个中国教育局长眼中的美国教育》、《2007关注什么：健康·和谐·效能》等文章，在基础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李希贵在教师、校长、局长的三种角色中，始终走在教育潮流的前面。做语文教师，他实施“语文实验室计划”：每周用两课时完成教材规定的学习任务，其余的四课时让学生到自修室去读书，“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做校长，他开创“分层聘任，双向选择”的教职工聘任制，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他说：“让老师的智慧在哪里集合，要靠良好的机制引导。”做教育局长，他进行中考改革，把学生综合素质纳入录取的标准中；实行“校长职级制”，取消中小学校的行政级别；对学校进行“协商式评估”，让学校实现个性化的发展……他所做的一切改革，都在于实现他“让教育自由呼吸”的理想，真正实现“以教师发展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
　　吴正宪：特级教师，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小学数学室主任。《人民教育》2004年第17期发表长篇通讯《唤醒教育的诗情》，深入报道了吴正宪的教学思想和艺术。吴正宪善于发现学生的兴趣点，能够将数学问题与学生的生活联系起来：“听吴正宪的课，不仅是学生，就是其他旁观者，也会被她创造的一个个悬念所吸引，不自觉地投入思考的愉悦之中”。在课堂上，她给学生最大的自由：允许学生有唇枪舌剑的争论，有自己独到的思考，能够“促使学生对自己所教学科的根本问题做360度的审察”。她才思敏捷，尊重、理解学生，会以恰当的手段给学生以鼓励。文章刊出后，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好的反响，邀请吴正宪老师前去讲学的地方越来越多，她的教学思想和艺术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该通讯在教育部优秀教育新闻评选中获奖。
　　赵翠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马路小学校长。2005年第17期《人民教育》推出长篇通讯《让读书成为习惯》，报道这所较早创建学习型组织的学校，在全国引起一定的反响。赵翠娟认为，“学校是学习的地方，更应是引发学习的地方，教师只有不断地读书学习，才能理解教育，创造充满诗意的校园”。她顶住压力，通过校本研修和学习型组织建设，让教师们热爱读书、热爱教育，体验到职业的幸福，最终厚积薄发，使南马路小学成为全国知名学校。
郭思乐：广东省教科所所长、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长篇通讯《郭思乐和他的“生本教育”》在本刊2008年第21期发表之后，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2009年8月，本刊再推出10万字《“生本教育”专辑》，再次引发关注热潮，实验学校大为扩展。之前，本刊已发表其数篇含其核心理念的文章，如《毛估估的智慧》、《杯子边的智慧》、《教本能，还是依靠本能》，均引起读者深思。“生本教育”以高度尊重学生、全面依靠学生为基石，把控制生命转向激扬生命。在这里，学生不再被看作一个需要管教、需要告诉的被教育者，而是被看作有着强烈学习本能的生命、学习的真正主人。他说，“我们面对的每一个孩子，哪怕是数学才考了十多分，哪怕是还拖着鼻涕，哪怕是字写得歪歪扭扭，他们都将居于今后社会生活的核心。”“教师的最高境界，是‘不见自我’。他的核心任务，不是自己‘教’，而是组织学生‘学’、服务学生‘学’……创造令学生‘忘我’的课堂。”“产生德育问题的一个重大根源，是由于教学不当而造成的学生厌学、受压抑、无心向学。”“郭思乐”这个名字因此广为教育界所熟悉。
　　叶翠微：浙江省杭州市第二中学校长。本刊于2008第10期发表《以大气成就大器——记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校长叶翠微及其办学实践》一文，引发读者广泛关注。叶翠微领导的杭州第二中学，学生从不补课，课余时间全由自己安排；老师从不加班加点，每天按时回家。同时，学生的高考成绩却稳居浙江省第一，学生进入高校、走上社会之后，还因为后劲足、持续发展能力强而受到广泛称赞。他是一个充满教育理想的人。其核心教育理念是：“以大气成就大器”；“基础教育不是一个‘变现’的阶段，而是一个‘储值’的阶段”；“让一个有缺点的人走在校园里，天不会塌下来”；“学生在高中阶段，一定要接触社会，一定要学习做小事。现在学着做小事，将来才能成大事”，等等。
　　华应龙：特级教师，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自2003年以来，在《人民教育》发表多篇教学案例及思考性文章，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其中，《教是因为需要教》（发表于2005年第19期）一文影响最大。该文以教学计算器为例，表达了一个重要理念：相比教师习惯性地思考怎么教的问题，教什么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在新课程中，教师在课程与教材中的自主权被放大，学生差异也很大，只有重新思考教什么，才能在课堂教学中真正落实“以人为本”。文章发表后，“教是因为需要教”一度成为小学数学教育界的流行语。
　　（注：本文据不完全统计撰写而成）(原载《人民教育》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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