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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版4S如何查看是否是内置卡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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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内置卡贴了 这个好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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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拆了内置卡贴 再买ios8的外置卡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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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你辨别iPhone中的有锁机和无锁机
(出处: 苹果园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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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看过这帖子也查了。显示未知。。。。
iPhone 4 s
序列号:DYKMG159DTD2
电话技术支持:过期的
维修和服务范围:日
预计购买时间:日
国家购买:中国
航空公司:联通CN
SIM卡锁:未知的
这样的机器是有锁还是无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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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1月6号买的4S，序列号是DYKN30URDTD2。是不是买到二手手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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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新疆古代民族居住生活方式及其环境影响因素——以公元5~14世纪的吐鲁番地区为中心 - 新疆哲学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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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古代民族居住生活方式及其环境影响因素——以公元5~14世纪的吐鲁番地区为中心
日 11:53:24
《暨南史学》第4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 作者：
考古发掘资料的综合研究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虽然学术界对于公元5-7分歧，一说是以，另一说则认为是“砖土结构”，但筑确实是以“架木为屋，土覆其主要建筑特色，而缺乏大尺度木材、干旱少雨、产生这种民居建筑风俗的自然环境背景；古代高昌地区的居住方式实际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除了平顶土屋以外，还有其他类型的居住方式，其中较为普遍的是窑洞和地穴，由于冲-的发育，为吐鲁番地区尤其是交河故城中建筑窑洞、地穴以及半地穴式和堑崖式居室提供了先决条件，当然，温差变化大、日照充足、冬春寒风凛冽的气候环境也是促成这些类型居室流行的客观条件；公元10前后，包括交河故城、高昌故在内的整个吐鲁番地区可能曾普遍出现过居室建筑的屋顶由平顶向）影响的逐渐广泛有关，同时也是建筑木料的日益短缺与当地居民对建筑用材的持续需求之间尖锐矛盾的必然结果。
元5自河陇一带的汉族移民在今天的新疆吐鲁番盆地建立了割据小王国，史称高昌国，至640昌国历经一个半世纪。这个深处亚洲腹地、具有多民族特色、多元文化的绿洲小国由于兴起于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全盛时期，又地处东西交通大动脉的要冲，因而在新疆地域发展史乃至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曾经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唐朝以后，迄于明初，吐鲁番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政治地位虽几经变化，但仍不失为西域东部地区的一个政治、经济中心。由于长年的干旱环境，使吐鲁番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存得以较多的保留，所以19就逐渐成为中外学者考察研究的重点，2070，更使高昌国历史的研究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相关成果层出不穷，研究的重点也逐渐由考古文物调查、文书整理向综合研究方面发展，对于古代吐鲁番地区尤其高昌国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近年来也已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但由于受学术背景不同、历史文献记载语焉不详等方面因素的制约，中外学者界对于不少具体问题的论证尚存着较大的分歧，如在高昌国居民的居住生活方式的研究方面就是如此。鉴于居住生活方式往往受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而吐鲁番盆地的民居建筑传统风格在新疆绿洲地区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本文拟对公元5~14居生活方式及其生态环境背景进行初步研究，以求从一个侧面来考察古代新疆地区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变迁相互作用关系。
公元5~7，立国于今天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国之居民的居室建筑形态，主要
文献记载是《梁书·高昌国传》：
地高燥，筑土为城，架木为屋，土覆其上
史·高昌国传》录前史之文·高昌国传》的有关记载，有一些学者推定当时高昌国居室的建筑形式为“土木居室”，认为“土木结构是高昌建筑的基本构架，但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亦即其有“减地留墙与土块垒墙”和“架木为屋”这两方面的特点的支持，在对交河故城的建筑遗址进行最初的勘察时，考古学家就认为：“原来建筑几乎全不用木柱，靠土墙支持屋顶。城中也有许多多层建筑，同样不用木柱，是在墙上挖出小孔，用来在两墙之间横加木椽，木椽的间隔约3050
土文书中有一份西州初期的房产登记簿，是唐朝初年平定高昌国以后对氏高昌遗留一来的户口、财产等清理登记后形成的有关档案文件，其中涉及到不少户主的房屋规模、结构、用料等情况，可资分析当时高昌居民的居室建筑特征：
东西十一步、南北九步、内房四口、上二口、听（厅）上枤（栿）柱一、通行（横）良（梁）二。桑椽卅八。
宅东西十二步、南北十四步、内房八、上一、下七、厕二、听（厅）上枤（栿）一、柱一、行（横）良（梁）四、桑椽六十。
麦匊仕义宅东西卄 卅八内房。
步、内房三口、上二、听（厅）上行（横）良（梁）
二、桑椽三十。
枤（栿）桑椽卅六，东道，
右行（横）良（梁）
上四口、听（厅）上枤（栿）一、柱一、行（横）良（梁）四、厕一。桑椽九十（横）良（梁）六、枤（栿）二、桑椽六十二。
中之“枤，宋晓梅分析说：“各种建筑用材数量不等，种类基本相同。木材用料中使用最多是枤和柱，梁和檩。从登记薄中几处住宅房屋建筑的情况看，房间有大小，房屋有多少，但有屋必有木质构件。这一点从交河故城2之墙壁均留有椽洞。但可以无梁，有的有椽无梁，有的则一屋二梁，取决于房间的大小。以焦延隆宅为例，共房四间，梁却只有二根，厅有枤除外，如果一屋一梁，至少还一个房间无梁，若按一屋二梁，则有两个房间无梁。二号民居遗址反映的情况与此相符，东排房F2有梁孔，而F1则无梁孔。比起横梁，檩则更少，只在隆太和住宅中见到。檩分大小，相对于横梁而言，当是一屋双檩。物以稀为贵，只有匊氏王族的豪门深宅用得起檩，檩在当时是一种稀有的建筑用材，更是权贵的象征。尽管交河故城的建筑考古遗址上，没有见到认为所谓“架木为屋”并非“真的只是土墙支持着，所以总的来看，“土木居室”已构成高昌礼俗的重要部分，而且高昌人已经实现了“建造替代过去的这一历史性进步。
有些学者则对此一问题持着不同的看法。如法国学者莫尼克·玛雅尔(Monique Maillard)就认为高昌王国时期吐鲁番地区的建筑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点：其一是“没有石头建筑，石块已由体积大小不同的砖坯所取代，这些砖坯用于砌墙。砖坯是用粘土制造的，因为这种原料很容易制造成形，而且也容易砌在一起。砖坯常常是简单地在日光下晒干就行了，粘土浆在曝晒之前需要用模子制成长方形的坯”；其二是“受地理条件的制约，由于建筑木材的匮缺而使得修造建筑物屋顶的问题非常棘手，因为那里无法使用屋架。因此，有的地方采用成倍地增加柱子的办法以尽可能地减少所要履盖的面积，其它地方也有使用拱顶的办法，或采取圆屋顶的方法。吐鲁番各不同时代的建筑似乎都是采取了第二种解决方法，尽管这种作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定的细微差别。”
鲁番地区民居屋顶的形式，莫尼克·玛雅尔曾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她指出：“我们应该承认在雅尔城可能存在有真正建筑砌造的屋顶。在雅尔城墙壁上，大家发现在一定高度上尚留有一行行距离非常规则的洞，所有论述过它们的考古学家们都一致认为，这些洞都是承负古代屋顶栋梁的遗迹，当时的屋顶可能是用瓦覆盖的。我们知道该地区的大型建筑木材是非常罕见的。我们在雅尔城只发现了一小批瓦，而且还是在同一座建筑物中发现的，这就是城北的大庙。然而，在高昌的α却发现了另一种体系的屋顶，它可能会帮助我们找到问题的答案。在这条通道中，铺放了许多长长的芦苇。在这种内外都抹有泥巴的芦苇编织物之上，先铺了一层平坯，然而又全部用泥抹了起来。雅尔城也大面积地、巧妙地使用了类似的办法，由于那里降雨量很少，所以这种办法不会带来多少不便。”“筒形圆拱似乎曾是修造长形建筑屋顶时所采取的一种办法。这种方法运用得非常广泛，至少在高昌建筑的某些阶段和整个宗教建筑中都曾使用过。在古雅尔城，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为了覆盖那些四边形的厅堂，人们又建筑了一些圆屋顶，既有用坯砌成的，也有用粘土夯成的”。所以，当时雅尔城和高昌城并非以“土木居室”为其基本特色，而是以“砖土结构”为主流，当时吐鲁番人为建筑房舍所拥有的主要要素其实是：“带有罕见的厚壁墙、带筒形顶的长形厅堂、圆屋顶所覆盖的四方形厅堂、经缩小体积的圆拱门、墙面上抹上泥巴以掩饰建材的简陋和砖坯的粗糙程度。这些部分结合在一起便可以建成住宅和堡寨、庙宇和佛寺。”莫尼克·玛雅尔的看法，似乎从历史文献记载中也可找到一些证据。如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王延德被遗赴高昌国，曾作《西州程记》，其中记高昌地区情况云：“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阗，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葱岭，皆数千里。地无雨雪而极热，每盛暑，居人皆穿地为穴以处。飞鸟群萃河滨，或赶飞，即为日气所烁，坠而伤翼。屋室覆以白垩，雨及五寸，即庐舍多坏。”可见窑洞或覆以白垩的居室在当时的高昌地区较为普遍。王延德关于宋初高昌地区“屋室覆以白垩”的记载被法国学者莫尼克·玛雅尔解释为“王延德在其出使记中指出，那里的房舍都是用土砌的”，而“雨及五寸，即庐舍多坏”则又被她用来外印证由于不用建筑房屋时往往不用以不耐潮湿的腐蚀之特征而为人所知”
得特别注意的是，学者们论述的同一时期、同一地域的居室形态，并且也都是依据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并参照当时的文物古迹遗存作出相应的判断，但对于公元5-7大的分歧，一说是以一说则认为是“砖土结构”，主要的分歧点在木料是否普遍使用于房屋建筑方面。现在看来，对于这一时期吐鲁番地区筑的基本特点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筑形态的不同观点
吐鲁番市地理位置图
交河故城的形制布局》，文物出版社，20032
交河故城地理位置图
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
据的再研究
”说与“砖土结构”说似乎都有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两方
而且也存在一定的出入，同时无论是高昌故城还是交河故城历史千百年来的自然风化和人为因素影响，古代居室遗存破坏比重严重，这就为全面认识当时高昌地区的居室形态特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所以产生学术见解上的分歧在所难免。但无论如何，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遗存仍是要研究当时高昌地区的居室形态特征最主要的依据，所以要对上述两说的合理性做出判断，仍需要从分析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遗存两方面入手。
土木居室”说在历史文献上的主要依据是屋”的记载。《梁书·高昌国传》，《南史·高昌国传》移录之，但类似的说法却不见于其它正史，因而有必要对其可信度进行研究。按《梁书》是六世纪50纪30姚察、姚思廉父子相继编撰而成。姚察为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西）人，在陈代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在隋代做秘书丞，死于隋大业二年（606后来做到散骑常侍，死于唐贞观十一年（637江南人，曾在大兴城（长安城）为官，但未必到过高昌国，其所作《梁书》中的《高昌传》的内容估计主要依据的是二手资料。关于梁代的历史，曾由沈约、周兴嗣、裴子野和杜之伟、顾野王、许亨等在梁陈两代先后受命编撰，许亨写成《梁史》5840璠各成《梁典》30。“以上这些著作，姚氏父子修史时可能参考过，但都没有流传下来”要是长期在南朝任官、生活，身处南北分裂的特殊时代，不存在游历史考察僻处西域的高昌国的可能，他们对于高昌国情况的认识是如何取得的呢？《梁书·诸夷·西北诸戎》中所述梁朝与相关国家朝贡关系史为解答这个疑问提供了材料：
张骞始发西域之迹，甘英遂临西海，或遣侍子，或奉贡献，于时虽穷兵极武，仅而克捷，比之前代，其略远矣。魏时三方鼎跱，日事干戈，晋氏平吴以后，少获宁息，徙置戊己之官，诸国亦未宾从也。继以中原丧乱，胡人递起，西域与江东隔碍，重译不交。吕光之涉龟兹，亦犹蛮夷之伐蛮夷，非中国之意也。自是诸国分并，胜负强弱，虽得详载。明珠翠羽，虽仞于后宫，蒲梢龙文，希入于外署。有梁受命，其奉正朔而朝阙庭者，则仇池、宕昌、高昌、邓至、河南、龟兹、于阗、滑诸国焉。今缀其风俗，为《西北诸戎》云
，梁朝时曾与包括高昌在内的西域诸国有朝贡关系，梁人对于这些国家风俗的了解主要就是通过朝贡使者这个途径。梁元帝萧绎在出镇荆州时曾据各国朝贡使者反映的材料作有《职贡图》并附有相关题记（梁元帝另外还撰有《蕃客入朝图》），与其同时代的裴子野也作有《方国使图》并附有题记，这些图及题记的原本失传的时期较早，后世只有各种摹本流传，今南京博物院存有十二国使臣图像和十三国题记的残卷。一般认为今存残卷或其原底为萧绎《职贡图》卷图像、题记之原底可能出诸裴子野《方国使图》，并且《梁书·西北诸戎》也主要取材于裴子野《方国使图》同时代的人，两人又有一些交往，据说萧绎“性不好声色，颇有高名，与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瓒当时才秀为布衣之交”们所作的图及题记都应是取材于西域各国朝贡使者的口述，也就是如萧绎在其《职贡图序》所说的是“瞻其容貌，诉其风俗。如有来朝京辇，不涉汉南，别加访采，以广闻见”且他们的作品可能曾相互吸收了不少内容，所以不能否认《梁书·西北诸戎》曾引用了《职贡图》题记的一些文字，例如《职贡图序》中就有“故以明珠翠羽之珍，细而弗有，龙文汗血之骥，却而不乘”之语，似与《梁书·西北诸戎》中的“明珠翠羽，虽仞于后宫，蒲梢龙文，希入于外署”的语气和用词都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这就说明，尽管《梁书·西北诸戎》关于高昌等国的记载的资料可能是从裴子野或萧绎的题记中移录的，但却都是来源于各国朝臣使者的介绍，因而大致是可信的。
情况未免有所保留，甚至有溢美的成份，如《梁书·高昌国传》在记述高昌国“其地高燥，筑土为城，架木为屋，土覆其之后，又接着说“寒暑与益州相似”，就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情况。益州即巴蜀地区，为亚热带温润气候，与地处西北内陆的高昌国的温带干旱气候迥然不同。正因如此，延德《西州程记》所记高昌地区“居人皆穿地为穴以处”，以及普通居室甚为简陋“雨及五寸，即庐舍多坏”的之类的情况就未见在这恐怕也是关记载视而不见的一个主要原因。
不少“，而且在某些时期也一度出现过一些装饰奢华、极富中原内地情调的多层楼房。在位于吐鲁番市东北约60的火焰山中段木头沟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9许多房屋，全部房舍均以高墙相围，城墙中挖开了一个带有沉重门扇的大门，门扇中点缀有巨大的黑色圆点，明显是一些门钉。建筑物本身矗立在带有方格饰的地基上，可通过台阶进入大门。墙头的上部覆盖着边部翘起来的瓦顶，屋脊的各个边缘部位都有相对而视的鸟头。鲜艳的色泽更加烘托出了整个建筑，分别呈黑色或蓝色，而房顶部则为白色。克·玛雅尔在生动地描绘了上述建筑特色后，断定“这些房舍似乎完全符合唐代汉族楼台亭榭的风格”，但又对这些建筑是否确实在吐鲁番地区存在过深表怀疑：“绘画的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楼亭与雅尔城和高昌所遇到的那种砖土结构建筑相差很远。此外，我们还可以思考这些楼亭是否足可以避暑、防寒和摭挡席卷着尘沙的狂风。这种类型的房屋也可能是在地面上修建起来的，但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踪迹。在此问题上又一次提出了有关房顶的问题，如果确实是使用那种沉重的瓦顶的话，那就必须有复杂的木料房架，我们认为这种房架与现今所知道的吐鲁番盆地的建筑传统是不大相容的”。其实莫尼克·玛雅尔的论点并没有太多的依据，洞石窟遗址区中已发现了相当宏伟的木质斗拱16昌回鹘时期有十分高大的殿堂、回廊等建筑。另外，正如她本人已经看到的，在比北宋初年王延德记们介绍说，喀喇契丹（黑契丹，Karakhita?楼房的屋顶上推了下来”地区确有楼房存在。昌是由河陇汉族移民为主体建立的移民社会，经济、文化应较高昌回鹘时期更为繁荣发达一些，一些世家大族在河陇旧地生活时往往也建有多屋之楼居，并将这种奢华之风带到了新居地吐鲁番地区，这已得到文献方面的证实，如《张雄墓志》述其妻家：“青楼甲第，盛轩冕于中京”麦匊之语曰：‘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具有中原内地特色的楼居只是局限于少数世家大族宅院或宗教场所，尚不以代表高昌地方民居的基本情况地区居室建筑也是“土木居室”，但与中原内地还是有着较大的不同，除了少数贵族的居室或宗教建筑具有瓦顶结构甚至楼亭以外，普通民居建筑基本上都是“架木为屋，土覆其特征，至今在吐鲁番地区仍有着流风遗韵。如前所述，《梁书·高昌国传》所说的高昌国晓梅将其概括为是“土木居室”，并且认为当时高昌国居室“架木为屋”并非“真的只是土墙支持着而是已经实现了由“土窝子”向“建造虽然有吐鲁番出土文献资料为依据，但明显忽视了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的各种社会生活中都可能存在着的阶级、阶层差异，以致将以普通民众居室所代表的高昌国传统民居建筑特色与少数王公贵族奢华居室混同起来。
伯孜克里克第9号寺壁画中的一座汉式亭阁
采自克·玛雅尔著、耿昇译：《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中华书局，1995年，第257页
居建筑具有“架木为屋，土覆其特点，确实也得到了交河故城考古工作成绩的支持。从吐鲁番地区高昌国居室遗址的情况来分析，”说似乎并不十分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并且她的某些具体论说也有不少武断甚至自相矛盾之处。前引莫尼克·玛雅尔的论述中称：“在雅尔城墙壁上，大家发现在一定高度上尚留有一行行距离非常规则的洞，所有论述过它们的考古学家们都一致认为，这些洞都是承负古代屋顶栋梁的遗迹，当时的屋顶可能是用瓦覆盖的。我们知道该地区的大型建筑木材是非常罕见的。”这段论述实际上有不少常识性甚至逻辑上的错误，如交河故城某些房屋墙壁上一行行距离非常规则的洞，可能与房屋的结构有关，但并不一定“都是承负古代屋顶栋梁的遗迹”，而更可能是放置水平迹，这从洞的位置、洞的间距以及洞的尺寸都可以得到证明。既然是水平放置椽木，就不一定非用瓦饰顶，自然不能全然说明“顶可能是用瓦覆盖的学家最初对交河故城的建筑遗址勘察报告只指出“墙上挖出小孔，用来在两墙之间横加木椽，木椽的间隔约30——50，交河故城A-19号院落的1北壁顶部向下约1处，有一排椽孔，直径0.30.2顶处有两排小柱孔，直径0.20.1时留下的遗迹”；2号房间北壁豁口西侧有上下两排柱孔，“应是屋顶的遗迹”E-962号房间东、西墙的顶部（生土部分）有挖凿出的“梁槽”遗迹，估计是“用来放置房梁”，但“从房梁的排列方式看，屋顶为密梁平顶结构”筑中确实比较流行，但放置椽、梁的方法又有两种，一般民居院落的房屋多凿成排对称的圆孔以放置椽木而构成屋顶，但寺院房舍也有挖凿梁槽放置房梁从而形成密梁平顶结构的情况。但因为一般都是水平屋顶，自然就没有普遍用瓦的必要性。
其上”居住风俗所反映的生态环境状况
莫尼克·玛雅尔以“该地区的大型建筑木材是非常罕见”这一先入为主的论点为理由，否认高昌民居建筑中有大量用木能，当是对当时新疆绿洲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水平的情况不甚了解之故。《梁书·高昌国传》记述高昌国“备植九谷，人多噉羊牛肉。出良马、蒲陶酒、石盐。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为白曡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可见当地是以农为主而兼营畜牧业为其经济特色的，商业贸易也相当发达，区域环境虽然比较干旱但却“多草木”，建筑用木料自然并非十分短缺。
足处多有胡杨林、柳树、果树之生长，胡杨木常为当地建筑用材之主要来源，而柳木和果木则主要用于制作家具，今天尚且如此，当时恐亦不能例外，如在20墟中发现了多处古代住宅的遗址和大量房屋木料碎块甚至仍然比较完好的梁柱，其中一座大型住宅的中间有一个大厅遗址，“大小是4026四根厚重的杨木大梁，足有40间两根大梁下面的梁托，也是一根根很好的木料，近810大的凸纹。顶着梁托的木柱早已倒下；然而，当发掘工作开始时，几根大梁仍保留在原来的地方，躺在当时就填满了这间大厅的深厚的沙土中”。此外，在这间房屋遗址中还找到了一张红柳木做的弓、一些精工制成的细杨木圆杆矛柄、一块柳木质牌断片以及一根苹果木的手杖
者研究，民居建筑在楼兰鄯善各遗址中占有很大比例，仅尼雅遗址就的近百处遗存，民居建筑一般为多功能、多室组合布局。居室一般由厅、室、回廊、储藏室组成。部分居址设有壁炉及冰窖，房外常附带建有畜舍，房屋周围多设有果园，院落多有篱笆护栏。建筑材料多就地取材，以胡杨木、红柳枝和粘泥为主。屋顶的可能多为平顶或平顶开窗式，与现在南疆农村民居建筑结构近似。在个别富有家庭的房屋建筑中出土有木地枤、古典式梁柱及柱头、雕花门栏、雕刻窗格及地毯残片，说明其建筑的华丽和工艺的精湛。相对于大多数较简陋的居址，也反映了社会等级差别和贫富悬殊的状况。除了民居建筑以外，尼材、红柳枝和粘泥为主，占地面积较大，建筑规模宏伟，气势非凡，布局严谨，建筑内部多有雕刻装饰，与楼兰官署遗址以土坯为建筑材料、设在较高平坡之上、建筑面积不大但结构精巧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建筑用的木材可有多种来源，并不是十分的缺乏，所以木材除用于地枤、梁柱以外，还用于一些特殊的佛寺或居室建筑方式、建筑部件、房屋内部装饰、家具甚至于小型饰件方面，如尼体的筑建方法采用“木骨泥墙式”，即在承重的木柱上开凹形槽，然后嵌入木构件、红柳枝、芦苇等，每两个承重木柱之间还均匀插有3柱及墙体进行编织、捆扎，再在其体内外涂草泥，最后进行平整刷白及绘壁画；尼楼兰遗址又出土有多件木雕门框、木雕双托架、木雕四腿木橱、木雕门扉、木雕涂漆椅子腿、木雕彩色椅子腿、木椅子残件、木雕佛塔、木雕镶板、木雕门柱、木雕板、木雕横梁、浮雕横梁、木雕、透雕横梁、透雕木板、动物木雕残片、神祗木雕像、木雕柱头、木雕过梁、木雕、木窗户栏杆、木柱础、木印戳子、木杯、木几、木食台、木台、木制打纬器、木箜篌、木质吉他残件、木雕或木质小型花形饰件等等，这些木质或木雕作品，呈现的艺术风格各不相同，既反映出当时文化艺术的发达，同时也说明了当年的区域生态状况。特别一提的，古墓葬遗址中多出土有船形木棺、柜形木棺及彩绘矩形木棺，其中彩绘矩形木棺从其彩绘形式和陪葬品如织锦、铜镜及楎（丫形衣物架）的影响种特殊形式，则更生动地揭示出当地生态环境曾经发生过剧烈的变化。
区也是新疆南疆地区的一片典型的绿洲区，至今仍为人口密集、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过去的生态环境不会比现在更差，《梁书·高昌国传》“多草木”的记载应该不是子虚乌有的道听传闻，至于其中所说的“木”，估计主要说的是胡杨木以及柳木、果木等，现在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遗址中只发现了不少房屋的椽孔、柱孔遗迹而很少见到由胡杨木等木料制成的木椽、木柱遗物，估计是与城址废弃后被当地人移作他用有关。另外，前引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一份西州初期的房产登记簿中的资料显示，当时高昌王公贵族住宅中多用桑木制成椽、枤、柱、梁和檩等，这恐怕与当地蚕桑业的发达不无关系。高昌回鹘时期的一件载有喀喇楚克遗言的用回鹘文写成的文书中则记载他的遗留财物中有胡桃木的桶、盘子、盅子，柳木的依尔坤，白杨木的盅子等，可见当地确实也有用柳木、果木制作小型家具的生活习俗，与南疆的大多数绿洲。从现今交河故城一带的情况来看，交河台地地表植被稀少，以骆驼刺为主，但交河故城两侧的河谷中由于水源充足，就生长着茂密的杨、柳、榆、桑等乔木。各种木料既不十分缺乏，就为当地居民营建具有自己特色的土木居室提供了可能。
平顶土木居室不仅在吐鲁番地区十分普遍，也是包括新疆地区在内的西域地区最为流行的居室建筑形式。中亚绿洲大部分地区都缺乏大尺度木才，石材质地松脆，而土质坚实，属沙质粘土类土壤，故而生土与少量的小规格木材相配合，便形成了土木混合的平顶建筑。同时，吐鲁番地区一年的降水量不足16.6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3000.9毫米，使得古人构建房屋时不必过多考虑屋顶的排水问题。在干旱少雨的地区，平顶比起多雨地区的坡形屋顶更适用，很多家庭在收获季节晾晒粮食时派上了用场，有的家庭则在屋顶上再搭建一个“二屋楼”，也是不错的创意，赋予平顶许多实用价值。当然，吐鲁番地区的平顶土木居室与塔里木盆地其它绿洲地区比较起来，也有自身的特点，在南疆的大多数地区多为屋，而在吐鲁番地区尤其是交河台地地区，由于黄土台地发育，多用“压地起凸法”具有厚土墙壁的平顶房屋。交河故城中的许多院落就是用“压地起凸法”建成院墙和房间的隔墙，但在院落的一角或某一侧仍保留着因使用“压地起凸法”建院而形成的生土台，并利用生土台的某个侧面做为房间的山墙，这可以从生土台侧壁上残留的椽孔、烟道等得到证明。在生土台的侧壁上往往掏有窑洞或壁龛，为当时住人、仓储或放置佛像的场所。生土台顶部也被充分利用起来，一般是沿生土台顶部四周砌一圈女儿墙并在其侧壁上开凿出供上下用的台阶。有些顶部经过平整后在上面建一些小房，有些仅仅整理出一个平台，可能都是暑天夜里纳凉用的，直到现在，吐鲁番盆地的居民还有夏夜睡在屋顶的习惯。这样，交河故城院落区的建筑物往往有三层之多，即屋顶、室内、地下窑洞这三部分地居民因地制宜营建居室的一个独特之处。
》所说的“架木为屋，土覆其具有“多草木”的相对优越的生态环境是相适应的，因而密椽厚墙平头泥顶的土木居室就成了当时高昌居民一种颇为典型的民居建筑样式，至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不惜砍伐具有经济生产价值的桑木来“柱檩具全的宅院”，恐怕只有少数贵族可以作到，并不能作为普通民居形态的代表。·玛雅尔在其论著中多处以区的大型建筑木材是非常罕见理由来解释高昌地区居室建筑何以很少使用木料。其实在类似高昌这样干旱地区，因为森林稀少，木料比较珍贵确实是实际情况，但如前所论，绿洲地区的河道沿岸地区常有胡杨林生存，柳树、果树也不少见，所以高昌地区“型建筑木材没有到“格的木材并不是十分紧张。由于有了先入为主的偏激观点，导致她不仅对《梁书·高昌国传》的有关记载视而不见，而且置交河故城的多处清晰可辨的椽孔遗迹于不顾，并且对一些石窟壁画中反映的居室建筑情景也持怀疑的态度。因为研究的方法论存在明显的漏洞，立论的依据也不充足，她的观点就经不起认真的推敲分析。
吐鲁番地区另外两种重要的居住生活方式
须指出的是，古代高昌地区的居住方式实际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也就是说除了“架
”以外，还有其他类型的居住方式，其中较为普遍的是窑洞和地穴。前引北宋初年作《西州程记》（《使高昌记》就曾说高昌地区“地无雨雪而极热，每盛暑，居人皆穿地为穴以处”，但记文中似乎说当时高昌居民只是在夏季才居住在考古勘察来看，实际情况恐非完全如此。
河故城中，窑洞建筑遍布全城，从功能上讲，有住人、储物、佛教石窟等用途，时代上也是与交河城相始终。交河故城中的窑洞大致分为以下三种形式：
的黄土壁面开洞，向纵深挖掘，进深最大的（如E-1-1-114B-1424
按需要的大小和形状，垂直向下挖出深坑，成为院落，再从坑壁向四面挖靠山窑洞，布局如同四合院。在入口处挖成隧道式或开敞式的阶梯通出地面。属于这一类型的窑洞有三处，即B-5-21B-14E-21
为地道式窑洞，在平地上先挖条斜坡道，达到一定深度后在斜坡道尽头的壁面开洞，向纵深挖掘洞室，即有些接近斜坡墓道的形制，属于这一类的窑洞主要有B-2-13B-16-1E-4-18C-6等。
种，其中拱顶占绝大多数，平顶次之，穹隆顶较少，主要为地下寺院的主洞。
是人工在平地挖出居住空间，加盖屋顶后即可在内起居的房屋建筑。这类建筑在交河故城中分布甚广，代表性的有A-3B-16-6
穴式和堑崖式建筑。半地穴式建筑是指人工挖成的地穴深度不足在室内起居，而要在地穴边沿起墙加高才能使用的房间，其室内地面往往低于室外0.5~1米，内部与地穴式建筑相同。交河故城中代表性的半地穴式建筑有A-2B-12号、B-15-1、E-14-52室等遗迹。堑崖式建筑是利用斜坡状地形挖出房屋的山墙及左右墙面或正面，然后再起墙增加高度到适当位置再加盖屋顶，做法近似于半地穴建筑，但利用地形的成份大一些。交河故城中有E-14E-26筑多用此建筑方法
原始的建筑形式，史前时期在中国北方地区十分普通，但后来则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尤其是黄土高原地区类型的建筑？推究其中的原因，除了气候因素以外，也与吐鲁番地区的地形和地质条件不无关系。
交河故城A-19-1、2号北壁、4号西壁遗迹立面图
A：房间隔壁
C：窑洞入口立面图
D：窑洞入口立面图
E：二排小柱孔
G：烟道透视图
H：墙壁上的烟道
I：4号房间窑洞入口立面图
J：通向5号房间的隧道透视图
①A-19-1号房间
②A-19-4号房间
③ A-19-2号房间
的形制布局》，文物出版社，2003172
交河故城E-9-62号房间遗迹图
A：E-9-62号北壁立面及东西两壁剖面图
B：E-9-62号东壁立面图
a：垛泥结构
b：生土块砌筑
c：压地起凸法结构
④：东侧门壁
物出版社，2003，第104
的内陆盆地，第三纪末期及第四纪时期，地壳活动趋于频繁，喜马拉雅山运动在盐山—交河故城一带处于下沉阶段，沉积了第四系中、上更新统的冲-。晚更新世及全新世随着盐山运动，交河地区又转为隆起区，河流以下切侵蚀为主，因而黄土台地十分发育。交河故城即坐落于酿孜不落孜河谷和阿斯喀瓦孜河谷环抱的块状台地上，并且受地形之影响，整个城池平面略呈柳叶形，为西北东南走向，平面形态别具一格。可见冲-布和黄土台地的发育，为吐鲁番地区尤其是交河故城中建筑窑洞、地穴以及半
件。当然，吐鲁番盆地的气候环境也是促成这些类型居室流行的客观条件。这里气温的年较差和日较差均很大，夏季酷热，冬季严寒，早穿皮袄，午着轻纱，只有很厚实的墙壁或窑洞、地穴、半地穴式建筑才能适应巨大的温差变化，使室内的温度保持相对的稳定，从而适合人们生活居住。由于当地日照充足，室内采光并不构成严重的问题，而冬春季节的凛冽寒风和沙尘侵袭，则使得当地居室一般不向北开门，所以房门的跨度较小，窗户数量不多，而且窗洞的面积通常不足1的天窗来调节，如遇到强风、降尘天气，就可关闭天窗以保持室内的清洁。从交河故城的房屋遗址来看，不仅许多房间内开凿有窑洞，而且还不乏完全由窑洞组成的居室院落，有些窑洞另有透气孔与旁边的水井井壁相通，使水井成为防暑降温的天然空调地民居建筑的独特景观，而且从诸多侧面反映了古代高昌地区居民善于利用自然、巧夺天工的聪明智慧。
鲁番地区民居风俗的演变及其环境背景
居的既非完全是“土木居室”，也不是以土结构”基本特色，而是在以厚墙平头泥顶的土木居室为主流的同时，又流行窑洞和地穴式建筑。不过，如果将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遗存结合起来分析的话，还可以发现古高昌地区民居风俗其实曾经有一个较为明显的演变过程。
高燥，筑土为城，架木为屋，土覆其上
所记“地无雨雪而极热，每盛暑，居人皆穿地为穴以处······屋室覆以白垩，雨及五寸，即庐舍多坏”，明显有一些出入。上述两种历史文献记载分别为学者引为“土木居室”说和“砖土结构”说的有史料证据。其实这两种看似有些出入的历史文献记载，不仅不能割裂开来以论证相关问题，而且应该结合起来进行历史学的研究，因为前者记载的是而后者则年高昌民居风俗的多样性并透露出一些民居风俗演变的信息。
在对交河故城建筑遗存的深入研究之后，已经揭示出交河故城的构筑技法曾发生过一些时代上的变化。交河故城的前身是西汉时期车师前国的都城交河城，历经东汉、三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辽、金、元诸朝，几经战燹，在明朝初年彻底毁灭于察合台后裔黑的儿火者汗之手。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4世纪的1500多年间，从最早的车师王都，到汉代交河壁、屯田基地，至高昌王国的交河郡城，唐安西都护府及西州属下的交河县城，以至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的军政要镇，交河城的政治地位虽时有变化，但一直是西域东部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所在地，因而故城中留下了不同时期的建筑遗迹。研究证实，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采用了多种建筑技法，反映了这座城市不同时期、不同居民的建筑鉴赏力和营建技术水平。城中保存下来的构筑技法可分为五大类，即夯筑法、、土坯砌筑及开凿窑洞法。这五大类技法具有时代上的早晚关系，但也有个别晚期建筑在构筑技法上“返祖”，而采用早期技法的现象。与高昌城的情况有所不同，土坯（生砖）材料在交河城的建筑物中一直未占据主导地位，但到了屋顶，这可以从众多房间墙壁上留下的发券槽得到证明。这就是说，交河城在早期确实是以式，到了后期，大量的房屋则放弃了平顶，从室内相对的两面墙壁上挖出土坯的建筑出现某种趋同的现象。这可能是法国学者莫尼克·玛雅尔在其《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一书中简单地将古高昌地区的居室建筑的基本特色总结为“砖土结构”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如果结合国传》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西州初期的房产登记簿的内容综合分析，这种变化并非仅发生在交河城中，包括交河城与高昌城在内的整个吐鲁番地区都可能曾普遍出现过居室建筑的屋顶由平顶向的过渡
吐鲁番地区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也与整个交河城的历史相始终。在雅尔乃孜沟北一号台地车师王国时期汉代墓葬中就出土了长0.420.340.05；沟西高昌国时期的晋—唐墓所出土坯长0.3米、宽0.2米、厚0.1米。交河城中的土坯规格较多，如E-25号西北小寺出土的土坯有两种：一种长0.5米、宽0.25米、厚0.1米，另一种长0.45米、宽0.2米、厚0.13米；E-15号寺院中出土的土坯亦有两种，一种长0.4米、宽0.2米、厚0.15米，内含砂石，另一种长0.3米、宽0.2米、厚0.12米，含少量麦草，不含砂石。据分析，这些土坯中的某几种类型可能是交河城晚期的遗物。当然用于券顶的土坯在形制上与一般土坯的一些区别，据法国学者莫尼克·玛雅尔研究，“在建筑过程中无法制造弓形加固脚手架，瓦工们要随着墙高而高升。在拱顶中，大家经常注意上面所使用的材料都是梯形砖坯，完全适合于砌成弓形。其它的弓形都是用平砖坯砌成的，而且筑在拱顶开始弯曲那一段的墙头上。在围绕高昌β显。”
土坯进行构筑的时代从汉代一直延续到元代城市灭亡，但只是作为辅助材料被广泛使用，其原因主要“这里坚硬的土质不适于制成土坯，故土坯建筑在交河故城的建筑史上一直居于次要地位”。这种说法很明显有自相矛盾之处，难以服人。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高昌地区居室建筑的屋顶由前期平顶为主流变化为后期的以发券拱顶为主的呢？
筑文化圈的地域共同特征来分析，拱顶穹隆和土木平顶均是史前时期就已出现的典型的建筑原型，中亚生土建筑中以拱顶穹隆最为典型，中亚南部康居（Kirgiz）文化中心占巴斯——卡拉遗址、南土库曼尼亚的阿纳乌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平顶建筑在史前进入农耕定居生活的东伊朗地区中已经产生了，考古学家推测其建筑形制与近东型平屋顶建筑相类似，以日光晒成的泥砖进行砌筑。包括吐鲁番盆地在内的塔里木盆地古代建筑作为西域建筑文化圈的一部分，出现土木平顶与拱顶穹隆并存的局面是不难理解的。
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有关研究，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以后，由于希腊、伊朗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融合，西域地区呈现以东伊朗佛教建筑文化为主流，但自公元9-10世纪起，突厥伊斯兰教建筑文化开始在西域建筑中占据主导地位。东伊朗佛教建筑文化与突厥伊斯兰教建筑文化在发券拱顶上有一定的区别，并且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形成了两种地域类型的发券拱顶，“一个是盆地北缘以高昌为中心的东伊朗佛教型，主要特征为，以半圆为主，并有抛物线形的断面券形；穹隆顶的穹隅为球面拱。另一个是盆地南缘以喀什、莎车和和田为中心的伊朗——突厥伊斯兰教型。其主要特征是，断面券型以四心圆为主，并有双心圆和三角形券”。10世纪时，盆地南缘地区经历残酷的宗教战争，其结果是迫使大多数异教徒（主要是佛教徒）改宗，异教建筑被毁弃，而代之以波斯、中亚的伊斯兰教建筑。相比之下，北缘地区的伊斯兰化是在数百年中逐渐完成的，经历的是一种渐变的建筑转型过程。由于高昌维吾尔人10-16世纪一直信奉佛教，因此据说在塔里木盆地北缘地区，“不但佛教遗址保存较多，而且其某些特征也在北缘地区的伊斯兰教建筑中得以体现，如半圆和抛物线的阿以旺和穹隆顶等”。
显而易见，平顶为主流变化为后期的以发券拱顶为主，当与宗教势力影响的逐渐广泛有关，同时由于这一地区伊斯兰化的迟滞，其发券拱顶的特色与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多有不同。但笔者认为，用宗教因素来解释塔里木盆地北缘地区与南缘地区的建筑风格有所不同是可行的，但无法完全洞悉吐鲁番地区何以前后期的建筑风格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实际上，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其中建筑木料的日益短缺与当地居民对建筑用材的持续需求之间尖锐矛盾，可能是不应当被忽视的一个方面。在房产登记簿中，桑木质地的椽木、枤、柱、梁、檩等均被作为高昌遗留下来的财产进行重点登记，而在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中，虽可见成排的椽孔、柱孔遗迹，但却罕见建筑大型建筑木料遗物，甚至用于居室窗户的小型木料也多已不存，显然也是被人取走，用于其他用途。这些事实，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另据交河故城的考古资料，D-233A道东壁，房间地面低于院落0.6西壁的上方都有窗孔的遗迹，西壁上还有一条烟道；南壁上有一条发券槽，槽高0.50.153.5相对高度，可以看出该室明显为两期。第一期房间地面和院落等高或略高，在东西两壁上开窗采光；第二期为拱顶结构，因建发券顶后房屋变矮，于是就把地面向下挖了0.6拱顶之上，故被废弃。”技术上均属于比较原始的类型，但平顶居室相对宽敞一些，一般开置有窗户，采光通风条件明显优于券顶，再加上平顶房屋的屋顶可以晾晒粮食或夏夜乘凉，综合功能也要胜过券顶。券顶房屋往往低矮，不开窗户，不仅采光通风不足，空气窒息，易招引苍蝇、蚊子，常使外人感到“无法在那里停留”，耐久性也较差一些。交河城的后来居民宁愿放弃原本功能更完善的平顶居室，而将其改建为存在诸多缺点的低矮的券顶居室，如果仅从宗教方面给予解释，这很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明与华夏建筑的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214
1公元5-7国建筑形态的认识存着相当大的分歧，一说是以土结构”，主要的分歧点在木料是否普遍使用于房屋建筑方面。
2总体上说，虽然高昌国居室建筑以“土木居室”为其主要特色，但与中原内地还是有着较大的不同，除了少数贵族的居室或宗教建筑具有瓦顶结构甚至楼亭以外，普通民居建筑基本上都是“架木为屋，土覆其始的平顶土屋。
3平顶土木居室不仅在吐鲁番地区十分普遍，也是包括新疆地区在内的西域地区最为游行的居室建筑形式。中亚绿洲大部分地区都缺乏大尺度木才，石材质地松脆，而土质坚实，属沙质粘土类土壤，故而生土与少量的小规格木材相配合，便形成了土木混合的平顶建筑。在干旱少雨的地区，平顶比起多雨地区的坡形屋顶更适用，很多家庭在收获季节晾晒粮食时派上了用场，同时也可以在吐鲁番地区的平顶土木居室与塔里木盆地其它绿洲地区比较起来，也有自身的特点，在南疆的大多数地区多为在吐鲁番地区尤其是交河台地地区，由于黄土台地发育，多用“压地起凸法”建成具有厚土墙壁的平顶房屋。
4代高昌地区的居住方式实际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也就是说除了“架木为屋，
他类型的居住方式，其中较为普遍的是窑洞和地穴。冲-广泛分布和黄土台地的发育，为吐鲁番地区尤其是交河故城中建筑窑洞、地穴以及半地穴式和堑崖式居室提供了先决条件。当然，吐鲁番盆地温差变化大、日照充足、冬春寒风凛冽的气候环境也是促成这些类型居室流行的客观条件。
510昌城在内的整个吐鲁番地区都可能曾普遍出现过居室建筑的屋顶由平顶向生砖）居室建筑的屋顶由前期平顶为主流变化为后期的以发券拱顶为主，当与宗教势力影响的逐渐广泛有关，同时由于这一地区伊斯兰化的迟滞，其发券拱顶的特色与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多有不同。促成这一居住生活方式转变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其中建筑木料的日益短缺与当地居民对建筑用材的持续需求之间尖锐矛盾，可能是不应当被忽视的一个方面。
（作者：吴宏岐，陕西宝鸡市人，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
邮编：510632）)
On the Settlement Pattern of the Archaic Nation of Xinjiang and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Centered on the Area of Tourfan from Fifth to Fourteenth Centuries
WU Hong-qi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synthetical analysis of historical document, achievement in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about the settlement pattern in the area of Gaochang from fifth to seventh centuries, the author considers tha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standpoints about it, the one is that the house is made of soil and wood, the other one is that the house is made of brick and wood. But whatso, the main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is flat-headed and terrene house that is made of big wood and soil in this area. The one of reasons of this phenomenon is the entironment of lack of wood, rain and having a lot of loess. In fact, there are all kinds of the settlement pattern besides the flat-headed and terrene house, for example cave-house and crypt and so on. The precondition of this phenomenon is that there are alluvium, diluvium and loess mesa in this area. The environment of climate also is one of the external factors. In tenth centuries, the main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began to change from the flat-headed to adobe arch-roof in area of Tourfan. The main reasons of these conditions are related to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and lack of wood that is made of architecture.
Key words: the flat-headed and terrene house, cave-house, troglodytism, the change of settlement pattern, environment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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