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着的秦俑”正在站起来
&&&&作者：
费伟伟 王乐文 刘文波 等
　　在中国版图上，陕西形如一个蹲着的兵马俑。过去几年，陕西经济始终在上升通道运行，增速连年居全国第一方阵。
　　去年以来，支撑陕西经济快速发展的“功臣”――陕北的能源和能源化工产品价格走低，产销下降。然而，今年前三季度，陕西省增速达11.1%，仍居增速第一方阵。
　　奥秘何在？
　　“关在大院大墙里”的优势正在溢出
　　天安门阅兵式，一辆辆重型卡车拖曳着“二炮”的新武器在广场隆隆驶过，这些重型卡车就产自陕汽集团。近年来，这家著名军工企业在国内重卡市场相当活跃。
　　面对重卡产能过剩，陕汽一方面发挥军工科技优势，另一方面，通过政府牵线搭桥，跟清华、西安交大等十多所高校合作研发，推出一批新产品，目前新品销售已占集团销售总额25%以上。我国重卡的电子总线系统一直靠进口，“我们自己研发的产品一出来，国外厂商立刻把价格降了近一半。”副总经理王小峰说。
　　走进陕汽长516米、宽108米、比7个足球场还大的总装车间，最令人瞩目的，是一辆辆正列装下线的红色天然气重卡。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这种新能源重卡销售6000多辆，占全国市场份额80%以上。
　　陕汽，堪称“中国重卡之星”。
　　近年来，陕西还冒出一个“中国钛都”。“全球20%、全国80%的钛工业产品都出自我们宝鸡。”宝鸡市市长上官吉庆自豪地说。为宝鸡赢得“钛都”称号的头号功臣，是上市公司宝钛集团，由此吸引来300多家钛企业集聚宝钛工业园，形成全国最大的钛产业集群。宝鸡的钛产业链现在越做越长。往上游，通过资本手段控制海绵钛，解决宝鸡不产钛原材料问题；往下游，产业链已涵盖航空航天、海洋工程、体育器具、医疗用材、生活用品等各领域，前景广阔，看好的企业越来越多。而宝钛集团的前身，也是军工企业。
　　如果说宝钛让人长知识，走进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园，则让人长见识。万吨水压机，标志着一个国家的装备水平，在三角航空科技公司，我们惊讶地看到了国内最大、自主研发的4万吨水压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单缸精密模锻液压机。该公司是陕西首批军民结合重点企业，技术获益于军工科研部门，“订单”瞄准的也是长期以来只在中航系统内部循环的大飞机制造项目。
　　更让人一见之下抑不住骄傲、自豪之情的，是坐落在西安经济开发区的西部超导材料科技公司。继国际空间站之后，眼下全球最大的国际科技合作计划是热核反应实验堆。热核反应在一个用铌钛超导线绕出的“磁笼”里进行，目前国际上唯一实现商业化、全流程生产铌钛锭棒及线材的生产企业，就是西部超导。在这里，我们亲眼目睹了这种神奇超导线。在这里，我们还亲眼目睹了他们自主研发的多种航空用新型钛合金，它打破了欧美发达国家对我国航空关键钛合金材料的技术封锁和禁运。
　　这家近700人的国际顶级高科技公司，博士五六十，硕士一百多，连车间主任都是工学博士。他们的技术背景，是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西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杨安定告诉我们，西北有色院在经开区“深耕”十年，以西部钛业、西部超导、天力金属、菲尔特过滤材料为代表，目前已形成亚洲最大的无缝钛管生产厂、世界第二大稀有金属层状金属复合材料生产基地、世界第二大金属纤维生产基地。随着国产稀有金属材料在这里取得突破，中航重机的锻造产业基地也于2011年底开工，中国兵器集团、中核集团等也闻讯而来……
　　陕西素有“科教大省”之称，100多所高等院校，上千家科研机构，110多万科技人员，全省每万人拥有科技活动人员55人，比全国平均水平多18人。但长期以来，强大的科研力量大多“关在大院大墙里”――从研发到生产，基本在一个服务军工的体系内封闭循环。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懈推进，“中央”与“地方”脱节，“军工”与“民用”脱节的顽症，显然在发生根本性改变，陕西强大的科研优势正由“墙内”向“墙外”溢出。
　　从统筹科技资源到激活企业创新能力
　　三星电子，全球智能手机“新科状元”，去年9月，高达70亿美元的高端存储芯片项目落户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这是三星有史以来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的最大外资项目。三星为何把“绣球”抛给西安？
　　在三星项目临建指挥部，三星西安地区总负责人金兴植向我们介绍，西安高新区领导轮流在此值班，每周开例会，各项问题都有专人解决，“整个项目建设完全按三星设定的时间节点进行，即使放在世界范围看，这个项目也是高速度、高效率的。”今年9月，三星又把半导体、数据两个科研所落到西安高新区。
　　高效率的服务，良好的发展环境，如今在陕西，政府这种高效服务已泽被大大小小各类企业。
　　走进西安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用“门庭若市”形容毫不夸张。上下两层、面积4000平方米、99个服务窗口，几乎每个窗口都有人在办理业务。“中心整合了各部门审批服务事项172项，其中102项可即时办理。以入区新注册企业所需工商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等‘五证’为例，以前至少得跑十趟、一个月才能办齐，现在5个工作日就行。”中心主任高涛介绍，目前中心每天新注册企业平均达17家。
　　靠山吃山。西安高校众多，科研院所云集，代表国家水平的航空、航天、兵器等大型央企实力雄厚，企业渴望政府协调帮助，共享科研资源这个“大灶”。
　　“西安不缺科技资源，缺的是科技资源的有效‘统筹’。”西安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贾生林指出。为此，西安经济开发区用两年多时间对西安及周边地区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高端实验设备和测试仪器进行调研，于2008年率先建立了新材料实验测试公共服务平台，区内企业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寻找适合自己所需的仪器设备，使用有费用补贴，提供仪器设备的科研单位也有奖励。去年，这个平台完成实验项目2102个，实现区内产业协作配套108项46.4亿元。
　　西安高新区也给企业建起这样的平台，促成260余家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3780台（套）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去年设备共享利用率达35%，而以前共享率不超过5%。”西安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赵红专说。
　　相对于盘活这些“沉睡”的科技资源，2011年4月“敞门迎客”的西安科技大市场，可谓在激活企业创新源动力方面迈出了可喜一步。上千平方米的大厅聚集了38家中介机构。“这些工作人员都不用我们开工资，我们就是提供一个交易、共享、交流的平台。”科技大市场副主任黄海东指着一家家中介机构的办公平台说。这个市场网络平台与实体大厅相结合，到今年7月底，已促成34744项技术交易，完成交易额720多亿元，仅次于北京、上海。
　　通过各种优惠政策、资金扶持激活企业自主创新潜能，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更是成为众多开发区的不二选择。西安高新区针对留学创业人员提供了市场拓展、融资补贴、培训补贴、人才补贴、创新奖励等几十项资金支持优惠政策。“同时，我们搭建了科技政策直达企业通道，帮助企业落实政策减免税金超过46亿元。”赵红专说。
　　宝鸡市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卓宇告诉记者：“除了无息贷款，我们每年拿出1000万元专门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孵化器的发展，还申请了国家级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基金来引导企业技术创新。”
　　杨安定透露，近三年，经开区为企业所设立的科研机构争取各类扶持资金累计超过4亿元，开发区财政扶持、配套资金累计超过1.1亿元。
　　从统筹“沉睡”的科技资源，到千方百计激活企业科技创新力，陕西省各级政府的那只“有形之手”，越来越长袖善舞。
　　在盘活存量中做增量，在做强增量中优存量
　　“袁家村办了场摇滚音乐会”，“一个村国庆接待游客50万”……咸阳礼泉县袁家村，未谋面名声已如雷贯耳。记者慕名而访，手工作坊一条街，特色小吃一条街，酒吧茶馆一条街，地道传统味，浓浓关中情，游人摩肩接踵，真个是“人气爆棚”。
　　咸阳“旱腰带”地区石灰岩富集，过去水泥厂密布，开山炸石、污染环境，礼泉也不例外。这些年，咸阳“壮士断腕”，毅然决然将石灰窑全部关闭。“调整产业结构，政府既要尊重市场规律，又不能放任市场行为”，咸阳市市长卫华介绍，咸阳抓结构调整坚持“四不要”――招商引资时不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不要，成长性不强的不要，科技含量低的不要，高污染、高耗能的项目不要。
　　袁家村便是水泥厂“调”没后，转而发展适合西安市民假日短途游需要的观光、休闲农业的。村里停车场上至今保留着水泥厂一处厂房，下一步打算开发成旅游景点。
　　调整产业结构，政府不该做什么，该做什么，怎么做，对这些问题，陕西各级政府现在越来越清楚。比如咸阳，曾是全国闻名的纺织城，因产品结构不合理、产业链短、国企负担重等原因，前些年跌入谷底。怎么调？
　　“2011年以来，我们利用土地置换的办法，搭建融资平台，将原有棉纺企业整合成纺织集团。”咸阳市委宣传部长马俊民说。走进建设中的新园区，一幢幢厂房、大楼，已占满5800亩园区。在纺织集团西北一棉公司，工人们正在安装调试上百台细纱机、自动络筒机、倍捻机。咸阳市发改委主任李忠平介绍：“这些设备的技术水平可在未来10年保持国际国内一流水平，万锭用工由现在的200人减到36人。”
　　重要的不在于设备升级，而在于纺织集团高点定位，瞄准陕西能源、化工、装备、航空航天、军用等产业优势，研发了一批产业用纺织品，如导电、防水、防污、抗菌、阻燃、中空保暖、防静电等功能性用布。去年，国家工信部等授予园区“中国纺织产业集群示范基地”称号。
　　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结构。陕西调结构坚持“存量调结构腾空间、增量优结构扩空间”，那么，政府又该如何引导社会投资“扩空间”呢？阎良航空产业基地近年来异军突起，给人深刻启示。
　　陕西航空资源集中，国内首屈一指。但此前阎良一直只有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飞机试验研究院等几家。有技术，但没形成完整的市场化民用航空产业体系。今日阎良，围绕中航工业这个“龙头”，飞机研发制造、大部件零部件生产、改装维修、飞行培训、航空服务、航空旅游博览……民用航空产业集群已见雏形，企业总数逾500家。
　　为何短短数年，阎良“科研强，产业弱”的面貌就大有改观呢？“由于航空业民营资本进入门槛很高，信心不足，管委会创造了这样一种产业孕育和培育模式：对那些关系航空产业发展重要节点的企业，在其初创阶段，政府注入资金扶持，待企业成长壮大后再退出。”管委会副主任仝秀丽说。
　　三角航空科技公司就是这样扶持起来的。发展大飞机产业，离不开大型专业化航空锻造企业，管委会以“咬定青山”的果决，先期筹资几千万注入，从而引来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现在，企业每次增资扩股，社会股东都争先恐后。三角航空还将带动周边形成300亿元的产业集群。阎良用这种方法至今扶持了19家企业，18家已获成功。整个航空产业基地今年上半年增幅仍在35%以上。
　　“目前陕西能源产业还是一家独大，”陕西省发改委副主任樊维斌坦陈，但陕西的产业结构已现喜人变化：非能源工业增长快于能源工业，2012年全省非能源工业总产值增长23.5%，增速高于能源工业5.1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更高出17.2个百分点。
　　“特别是‘科技强、产业弱’的旧格局已经打破，”樊维斌兴奋地说，今年上半年，陕西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营业收入和产值增速均超14%，其中高端装备制造业、航空航天产业、新材料产业等产值增速超15%，新能源产业更是超过35%。
　　“沉睡”的科技潜能不断激活，产学研合作优势日益凸显，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58.17%，已居全国第七，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自有源头活水来”，从而形成今日陕西优势互补、多点支撑、多元带动的发展新格局。
　　“陕北不亮关中亮”，也许，这就是陕西今年以来经济发展继续保持在第一方阵的奥秘吧。悄然摆脱“科技强、产业弱”尴尬的陕西，正从科技高地向产业高地奋力挺进。
　　“蹲着的秦俑”，正在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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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1:10 &&来源：人民网
原标题：“蹲着的秦俑”正在站起来在中国版图上，陕西形如一个蹲着的兵马俑。过去几年，陕西经济始终在上升通道运行，增速连年居全国第一方阵。去年以来，支撑陕西经济快速发展的“功臣”——陕北的能源和能源化工产品价格走低，产销下降。然而，今年前三季度，陕西省增速达11.1%，仍居增速第一方阵。奥秘何在？“关在大院大墙里”的优势正在溢出天安门阅兵式，一辆辆重型卡车拖曳着“二炮”的新武器在广场隆隆驶过，这些重型卡车就产自陕汽集团。近年来，这家著名军工企业在国内重卡市场相当活跃。面对重卡产能过剩，陕汽一方面发挥军工科技优势，另一方面，通过政府牵线搭桥，跟清华、西安交大等十多所高校合作研发，推出一批新产品，目前新品销售已占集团销售总额25%以上。我国重卡的电子总线系统一直靠进口，“我们自己研发的产品一出来，国外厂商立刻把价格降了近一半。”副总经理王小峰说。走进陕汽长516米、宽108米、比7个足球场还大的总装车间，最令人瞩目的，是一辆辆正列装下线的红色天然气重卡。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这种新能源重卡销售6000多辆，占全国市场份额80%以上。陕汽，堪称“中国重卡之星”。近年来，陕西还冒出一个“中国钛都”。“全球20%、全国80%的钛工业产品都出自我们宝鸡。”宝鸡市市长上官吉庆自豪地说。为宝鸡赢得“钛都”称号的头号功臣，是上市公司宝钛集团，由此吸引来300多家钛企业集聚宝钛工业园，形成全国最大的钛产业集群。宝鸡的钛产业链现在越做越长。往上游，通过资本手段控制海绵钛，解决宝鸡不产钛原材料问题；往下游，产业链已涵盖航空航天、海洋工程、体育器具、医疗用材、生活用品等各领域，前景广阔，看好的企业越来越多。而宝钛集团的前身，也是军工企业。如果说宝钛让人长知识，走进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园，则让人长见识。万吨水压机，标志着一个国家的装备水平，在三角航空科技公司，我们惊讶地看到了国内最大、自主研发的4万吨水压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单缸精密模锻液压机。该公司是陕西首批军民结合重点企业，技术获益于军工科研部门，“订单”瞄准的也是长期以来只在中航系统内部循环的大飞机制造项目。更让人一见之下抑不住骄傲、自豪之情的，是坐落在西安经济开发区的西部超导材料科技公司。继国际空间站之后，眼下全球最大的国际科技合作计划是热核反应实验堆。热核反应在一个用铌钛超导线绕出的“磁笼”里进行，目前国际上唯一实现商业化、全流程生产铌钛锭棒及线材的生产企业，就是西部超导。在这里，我们亲眼目睹了这种神奇超导线。在这里，我们还亲眼目睹了他们自主研发的多种航空用新型钛合金，它打破了欧美发达国家对我国航空关键钛合金材料的技术封锁和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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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5:23:01)
& ( 05:22:51)
& ( 05:22:27)
& ( 05:22:23)《秦俑宣言》连载（47）：纪念秦俑发现40周年
许多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一直都以“看见不等于发现”作为理
由，去全面地否定西杨村农民发现秦俑的历史功绩，然而在2005
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佩赛特先生，当着中
国文化部长、国家文物局长、陕西省长的面，对当年在西杨村打
井挖出了陶俑的农民杨志发老人说道：您就是秦兵马俑的发现人。
<font COLOR="#FF年3月29日，杨新满等九位农民在抗旱过程中，首先“看见、
挖到了”秦俑，由他用架子车将它们送到县文物管理部门，因此
杨新满等人获得了“发现秦俑”的“荣誉证书”。1995年秦俑馆
正式提出“看见秦俑不等于发现秦俑”，只有给秦俑“定性、定
名”的考古学家才有资格称之为“发现人”。图为博主和杨新满。
日，是一个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陕西省临潼县西杨村杨新满等九位农民，在抗旱打井过程中发现了秦俑，让沉睡地下两千多年的秦俑获得新的生命力，让秦俑有机会作为历史文化的亲善使者，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并且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和促进旅游事业发展的一支强大生力军。自从秦俑馆打出“秦始皇兵马俑”的金字招牌之后，场馆建设一扩再扩，围墙越圈越远，环境越搞越美，开放力度越来越大，其令人羡慕的收获是：每年引来的游客几千万，每年门票收入数以亿计，财源滚滚而来，家底非常殷实，自然什么事情都好办了，于是在当地就喊出“翻身不忘共产党，致富全靠秦始皇”这样的一句口号来。
从几十年来的官方文件和众多考古论证材料可以看到：由西杨村农民“发现”秦俑，一直是有正式、明确结论的，也是被广大学术界一致接受的。西杨村的农民杨志发因为“发现”秦俑，成了北京《三联生活周刊》杂志的封面新闻人物，他还应邀赴日本讲述“秦俑发现”的故事。有一年美国的总统克林顿夫妇及其女儿，在陕西省长程安东的陪同之下，来到秦俑博物馆参观时，杨志发就是以秦俑“发现人”的身份，被秦俑馆安排向克林顿总统赠送签名画册的，克林顿一家欣然与杨志发握手、交谈、合影。所有这些都证明了：西杨村农民“发现”秦俑是为秦俑馆所赞同的，也是为陕西最高行政首长所接受的，也是为许多外国元首一致认可的。
谁是秦俑真正“发现人”的问题，早在30多年之前，已经由中央做出了正式的结论，而且长期以来，一直也没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的意见。“俑坑是当地人民公社社员，在去年抗旱打井过程中发现的。”---这正是日，由中国新华通讯社在《人民日报》上，首次向全世界发布官方消息中的一段原话。这充分地说明了，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在各种正式文件上，对西杨村农民“发现”秦俑的事实，一直是给予正面肯定的。新华社记者蔺安稳，在日撰写的“内参报告”中也明确地说：“这批武士俑，是今年三、四月间，由当地公社社员打井时无意之中发现的”。可见谁是秦俑的“发现人”，一开始就是有定论的。
“日，临潼县晏寨公社西杨村的社员打井时，首先发现了一号坑”---这是1996年8月，由秦俑馆主编的《秦俑学研究》一书当中的原话。类似的文字还有很多。比如陕西考古研究所、秦俑物馆在《秦始皇陵园考古报告》中，也指出：“秦兵马俑于1974年3月，被当地的杨志发、杨新满、杨培彦等人，在村南打井时偶然发现。”袁仲一在《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一书，以及出自秦俑馆其它研究成果中，对西杨村农民“发现”秦俑，也是全盘地肯定的。所有的这一些材料，无疑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的这一天，既是西杨村农民“发现”秦俑的纪念日，也是西杨村全体农民的一个“喜庆日”。
西杨村的农民有纯厚朴实的民风，懂得真诚的人情世故，懂得什么叫待客之道。袁仲一在《秦兵马俑》书中，介绍过当年考古队与农民，有许多令人难忘、感动的故事：日秦俑考古队刚刚进驻西杨村现场，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都是非常不理想。首先，秦俑考古队面临一大堆自身解决不了的困难问题。土地还来不及征用，在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生产队将土地让出来。还有一切都是白手起家，考古队最紧迫的“吃、住、行”，都无法得到基本保证。怎么办？可喜的是当时的“红宝书”，天天在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革命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一直没有丢掉，只要将群众发动起来，什么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
西杨村农民出工抢修了临时便道，解决了俑坑对外交通问题；村里还腾出一些库房，作为考古队办公场所；更使人难忘的是，村里安排考古队人员，到农民家中吃饭，一户农家吃一天，按照上面规定，每人每天交一斤粮票、三毛钱，这就是农村典型的“派饭”制度。不要忘了，这里是一个严重缺粮生产队，平时靠卖醋换回一点粮食，靠晒的香椿芽当菜。考古队来了，农民都将他们当成亲人，自己舍不得吃，但咬紧牙关，千方百计地让小伙子们吃饱吃好。为腾出场地，农民放弃自己世代居住、生活的村落，搬迁到新址落户；为了俑坑发掘需要，农民甘冒破了风水禁忌，毅然决然地移走了先祖们的坟茔，农民们做出的牺牲难道还不够大？
农民与秦俑考古队，当年存在的鱼水关系，应该是刻骨铭心的，也是值得爱护珍惜的。“饮水不忘挖井人”，当每年几亿元门票收入，像奔腾的洪水，涌进秦俑馆的时候，人们有没有忘记西杨村那些真正的“挖井人”呢？如果没有杨新满等农民的“挖井”，秦俑馆领导和考古学家，如今还不知道在哪儿“吃”、在哪儿“喝”、在哪里“发财”呢？俗话说得好，人要“知恩图报”、要“翻身不忘本“、要“饮水而思源”，这既是一种革命传统，又是中国人立身行事的优良美德。然而不知什么缘故，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不知谁得罪了谁，当年考古队和农民之间建立起来的那种“战斗”友谊，那种亲密无间的融洽之情，竟然已经荡然无存了！
西杨村农民在困难时刻，将考古队的人请进家来吃饭，如今秦俑馆样样都有了，难道不该回过头报答当年的恩情？从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社会记录》播出的有关报道可知：参加打井的五位“挖出”陶俑的农民---杨文海、杨文学、杨彦信、杨宜洲、王普治，直到他们离开人世前，因为买不起参观门票，一直未能踏进秦俑馆，到当年自己“打井”的地方，去瞻仰一下被自己亲手挖出的“世界奇迹”，在那里有渗透着他们的汗水，在井壁上留有一道一道铲痕；在俑坑的底部回荡着他们朴实、憨厚的笑语欢声！杨全义哆哆嗦嗦地告诉主持人阿邱说：“当年在一起打井发现秦俑的九个人中，谁也没有到秦俑馆去参观过一次。”
最让西杨村农民愤慨和反感的是，在1995年5月由秦俑馆主编、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秦俑秦文化》丛书中，对于西杨村农民当年“发现”秦俑的历史功迹，公开、正式进行了全面推翻和否定。从此之后，杨新满等“发现”秦俑的西杨村农民，原来已经具有的秦俑“发现人”的资格，完全被剥夺了，过去有关西杨村农民“发现”秦俑的材料，全部被封存和冻结起来了。杨新满等人当年是领过“发现”秦俑的《荣誉证书》的，证书上写着“杨新满同志，你在1974年打井发现秦武士俑，特发此证，以资鼓励。临潼县博物馆馆长赵康民（章）”，如今这《荣誉证书》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在一些人的眼睛中，已经是无足轻重的了。
为什么会出现黑白的大颠倒，为什么会形成时空的大逆转，这完全是因为秦俑馆的考古学家，对于秦俑“发现人”的资格，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评判新标准。秦俑馆研究室主任张文立先生，在其权威性的著作《秦俑学》一书之中，就直言不讳地说：“对于秦俑的发现，……我以为这些都不应算发现。第一，当时见到的人，并未注意它，同未见一样；第二，都是无意行为；第三，在社会上没有展示，也未引起注意。同理，日，当地农民打井挖出了陶俑，但发现者应是考古学家为之定性、定名以后的人。临潼县赵康民，是听到消息后最先赶到，并认为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品，定名为秦代的大型陶俑。打井人只能说是挖出陶俑。”
张文立的这一番话，在考古界被视为是对于秦俑“发现人”问题，最具有权威的评判意见。一时间，“看见”秦俑不等于“发现”秦俑，就成了一种“公论”。在这些人的眼中，西杨村九位挖出秦俑的农民，付出的只是一种原始的、简单的体力消耗，所以“见”与“未见”是没有区别的。言外之意，当时究竟是谁先“见到”秦俑，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最先对秦俑，进行了科学研究，谁将这些陶俑，正式“定性、定名”为秦始皇兵马俑，任何与陶俑“定性、定名”无关的人，包括西杨村的农民以及非考古学专业的人，要想成为“发现人”，要想与秦俑“发现”沾上一点的边，他们会以下面的几个字作为回敬：“一切免谈，请君自重”。
王学理在日《中国文物报》上发表的《由兵马俑‘发现权’之争引起的思考》文章之中说：“就杨新滿九位农民，怎么能够因为报告一个埋有重要文物的地方，‘发现’文物‘线索’，就给他们颁发证书，确认他们的‘发现权’呢？假设这样的逻辑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权’，是不是应该由牛顿手中，转移到种那棵苹果树的老汉那里去？秦始皇陵是国务院1961年3月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打井发现的兵马俑，属于秦始皇陵的一部分，这是毋庸置疑的。西杨村农民在秦始皇陵保护区范围，擅自进行打井，是一项违背国家政策的非法工程建设，而法律是不支持建立在违法基础上各项权益的。”
国家博物馆考古学家李先登提出：“秦俑‘发现人’只能是秦俑馆的袁仲一。理由是：秦俑的发现是具有文化属性的事件，应该有一定的科学研究成分，它的发现人只能属于学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只有身为秦俑研究主要当家人的袁仲一，才具备秦俑‘发现人’的资格”。有一位叫杨大平的学者，在《秦俑发现第一人》的文章中说：“西杨村的几个打井农民，虽然是看见了陶俑，但并不知道它的价值，反而视其为不祥之物，有的陶俑被砸碎了、有的兵器，被卖给废品收购站了，有的青砖被拿回家去了。他们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现在要说是这些农民“发现”了秦俑，“发现”了世界的第八大奇迹，恐怕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笑掉大牙的！”
2004年1月24日，新华社记者蔺安稳发表文章说：“秦始皇兵马俑的最早‘发现人’应该是最早经过探索、研究，知道秦俑价值的发现，是一种高智商的劳动，要有知识作为基础。它是通过智力，通过创造性的劳动得来的人，‘发现’属于‘知识产权’。打井的农民，认识不到泥巴烧成的瓦人碎片是宝贝。考古学家则不同，他们把收集到的破碎瓦片，经过拼对、修复，恢复了秦俑的原貌，这一创造性劳动，是通过他们智力活动来完成的。”有人一定会问：为什么农民打井中挖出秦俑，不算“发现”，而经过考古学家手里一转就变成“发现”了呢？为什么考古学家说话的口气都那么的强硬，原来在他们的背后，是有一个大人物在支持的。
根据日《新闻晨报》的报道：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来到临潼博物馆视察工作时，曾经高度地赞扬赵康民的感人业绩，对他在秦俑修复中做出的重大贡献给予完全地肯定。他对赵康民说：“你给国家立下了大功，人民是会永远记住你的。”当赵康民非常谦虚地回答“那是西杨村的农民打井发现”这一句话时，谷牧同志立即作了一点修正与补充，他告诉赵康民：“西杨村农民打井，虽然挖出了陶俑，可他们不认识它的价值，你认识到陶俑的价值，所以你就有功。如果是让我给碰上了，那我就一点也不认识，所以我也就无功可言嘛！”毫无疑问，这就是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秦俑“发现人”的基本立场。
2004年4月，在评选第十四届“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时，一开始评委对陕西眉县出土的西周青铜器评价很高，但对当时大量媒体有关“农民发现国宝”的报道却十分地反感。评审专家发表的评审意见说：“所谓考古发现，必须是一种专业性的行为，它必须经过科学的发掘，才能最后得到确认。眉县的西周青铜器，既然说它是由当地农民发现的，并不是经过考古发掘清理出来的，所以完全不应该将它入选！”眼看自己提交的顶目，要被淘汰“出局”了，吓得陕西的申报代表团，连忙作出澄清和申辩，他们辩解说：“眉县的那五位农民在现场，当时仅仅是一镢头刨下去，只挖出一个小洞洞，看到里面埋有青铜器，也就没有再敢继续往里挖。”
西杨村农民很困惑：“发现”秦俑那一天，考古学家都在哪里？我们手里“发现”秦俑的《荣誉证书》不是你们签章颁发的吗？写有“西杨村农民发现秦俑”的材料，不是在中央红头文件中印着的吗；说农民“打井发现秦俑”，不是秦俑馆考古学家的著作中写着的吗？；叫杨志发以秦俑“发现人”身份去见美国总统，不是政府安排的吗？。明明是秦俑馆出尔反尔，明明是考古学家违背红头文件的说法，一定要将“农民发现秦俑”，改写成为“考古学家发现秦俑”，明明是农民“发现”的文物，却要将“发现”文物这一的殊荣，要毫无理由地拱手让给那些考古学家，这难道还不是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一种虚伪、霸道和悲哀的表现吗？
谁说考古学家没有找到一点理由，这也太小看他们的智商了。如果一定要让他们拿理由，相信自己不会败给任何人。既然自己是权威学者，咬文嚼字当然是自己的强项，靠三寸不烂之舌，肯定能将黑的说成白的、将白的说成黑的。人们如果不信，就请看他们在接受众多媒体采访时，是如何为自己的观点和说法，去寻找各种理由的。他们以一种不妥协的姿态发表谈话说：什么叫“发现”，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中，写得很清楚：“本有的事物或规律，经过探索、研究，才开始知道的现象，叫做发现”；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发行的《中文大辞典》中，也有“凡本有事物，经人之研究探索而始知之，谓之发现”这样的一段经典论述。
他们认为“科学发现”中的“发现”这两个字的含金量很高，完全是一种“高智商”的脑力劳动，只有给秦俑进行了“探索、研究”，也就是真正能够认识到秦俑的价值，而且对于秦俑的“定性、定名”，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考古学家，才有资格被称之为秦俑的真正“发现人”。西杨村打井的农民，对于秦俑进行过真正的“探索、研究”过吗？对于将秦俑“定性、定名”为“秦始皇陪葬品”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任何杰出的贡献吗？农民挖出秦俑，挖就挖了，谁碰上了都能将它挖出来，根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考古学家就不同了，他们能够把众多碎片拼接起来，鉴定出是秦始皇陪葬品，这里面的学问可多了？
王学理在《中国文物报》上说：“一些报刊、网站开辟论证，大量不明真相的网民，发表意见支持几位农民，有的评论者将这个问题，与农民的社会地位问题联系起来。在这一种情况下，我认为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不能继续保持沉默，应该依法、据理积极应对，以正视听。”王学理说起话来充满着“火药味”：凡是支持农民“维权”的网民，都变成不明真相的人了？都要被依法整治一番了？一个并不牵涉时政方面的秦俑“发现人”问题，双方观点无论对错都是正常的。此时此刻，一定要由什么人来“灭火”吗？要由什么人宣布别人“不明真相”，而采取“以正视听”措施吗？搞“运动”的年代已经过去，搞“运动”的思维应该变变了。
人们要驳斥“看见不等于发现”的材料实在是太多了。比如，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里面，就已经有“发现”的文字记载了。他说：“日月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什么叫做“发”呢？这在《礼记》里面，是有“故君子乐其发也”的记载，而在《荀子·礼论》里面，又有“是凶吉忧愉之情，发于颜色者也”的记载，所以这里的“发”字，就是“见”的意思。那么，什么叫做“见”呢？这在汉代人许慎撰写的《说文解字》一书里，也直截了当地说：“见，视也”。不是有很多的考古学家，都以《辞海》上的材料判断“发现”含义的吗？而恰恰就在《辞海》之上，更是明确无误地写着“见，同现”这样的文字。
《韩非子》中，有“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的记载：《玉篇》上，有“璞玉未治者”的记载；《战国策》上，有“郑人谓玉未理者璞”的记载。璞就是一种外面包裹了一层石头的美玉。
楚人卡和，在山上发现一块璞，到京城献给国君。楚厉王命令玉工鉴定，玉工说是石头，厉王以欺君之罪，砍下卞和的左脚。武王即位，卞和捧着璞去见武王，武王命令玉工鉴定，玉工说是石头，武王以欺君之罪，砍去卞和的右脚。文王继位之后，卞和在楚山哭了三天三夜，致使两眼溢出血来。文王问：“被削足的人多，为何只有你如此悲伤？”卞和说：“我是因为是非被颠倒才痛苦的！”文王命人剖开此璞，才知是稀世之玉。为了表彰卞和，此玉被文王命名为“和氏之璧”。卞和只是找到一块璞，只有文王认识到它的价值，并且亲自命名为“和氏之璧”。世人一致认为，只有卞和才有资格称之为“发现人”，其他人统统都不是。
在中国考古史上，由普通人“发现”国宝级文物是举不胜举的：四川广汉三里堆，是1929年一位名叫阎清宝的农民，在锄地过程中“发现”的；西汉刘胜墓，是在1968年河北满城山上搞工程建设中“发现”的；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是在1971年湖南长沙利用小山建造地下医院施工中，被意外“发现”的；汉代刘注的地下墓室，以及刘注的金印，是1981年徐州市拾屯镇农民，在开山放炮时被炸出来的；唐代武则天的金简，是1982年5月，由河南省登封县农民屈西怀，在上山采挖药材时，在一条深深的石缝“看到”的；轰动全国的西周时期青铜器，是2003年1月陕西省眉县王宁贤等五位农民，在修筑公路时，从一个土洞里被他们取出来的。
考古学家和文物管理部门，千万不要再去制造“看见文物不等于发现文物”这种谬论了。它对文物保护工作，只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这是一种与我国的《文物保护法》有关法律规定，存在严重抵触和对抗现象的，它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违法乱纪行为，如果有人仍然知错不改、知法犯法的话，肯定就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在《文物保护法》第32条就明确地规定了：“在进行建设工程、或者在农业生产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文物行政部门接到报告后，如无特殊情况，应当在24小时内赶赴现场，并在七日内提出处理意见；发现重要文物的，应当立即上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在十五日之内，提出处理意见。”
《文物保护法》第74条规定：发现文物，隐匿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可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人们看到了：在《文物保护法》的条款中屡屡出现“发现文物、发现重要文物、发现的文物”的字样，虽然表述方式有差别，其中都包含有“发现文物”四个字。既然“发现文物”，是正式法律语言，就应该有准确、具体的法律含义。根据《文物保护法》以上法律条文规定可知：任何单位个人，在进行基本建设、农业基本建设、或者农业生产中过程中，只要“见到”文物、“碰到”文物、“挖到”文物，毫无疑问都被视为是“发现”文物，他们都是“发现”文物的当事人，都要承担起保护文物、上报文物、保护现场的责任和义务。
在1974年之前，对如何认定“文物发现”，也是有章可循的，谁“发现”文物，怎么认定“发现人”根本不是一个盲区。在1951年1月国务院下发的《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中，要求各级政府在加强农业生产的同时，对“发现”的地下文物，必须切实做好保护工作，否则要依法进行处罚。通知说：“广西、贵州、云南，已‘发现’……。在农业生产中，如果有所‘发现’，应该立即报告当地文化部门。”在1961年国务院颁发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规定》中，特别强调：进行一般建设工程或者农业生产中，如果“发现”文物，应该报告当地文化部门。有一点是完全肯定的，这里的“发现文物”，决不是秦俑馆的那种概念。
应该说，如果各级文物主管部门和考古学家，仍然还要顽固地、继续地坚持所谓“看见文物，不等于发现文物”这种荒唐理论和错误意见的话，那么事情可就要闹大了，其后果也就不堪设想了。如果这一种思想观念不加以彻底地纠正，那么《文物保护法》就一定会变成一纸空文，文物保护的工作就必然会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今后大量的出土文物，必然会遭到最严重的流失和破坏，这股歪风也将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加以及时、有效地制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恶性现象的发生？原来，只要认定“工人和农民，见到、挖到文物，而不算发现文物”都是正常、合理的话，都变成一种官方观点的话，工人和农民们要说的话，那就很多很多了。
如果“看见文物，不等于发现文物”观点不纠正，那么在基本建设和农业生产中，那些“看见、挖到”文物的人，一定会说：“看见不等于发现”不是你们说的吗？我们虽然‘看见、挖到’东西，可惜自己是老粗、没文化，不具高智商，不知它的价值，更不会‘定性、定名’，我们不报告，也不触犯法律。”这就是“看见不等于发现”引起的严重后果。事实证明了：如果不承认工人农民“看到文物就是发现文物”，它本身就是违法的。如果坚持这样做，无疑断绝了考古的“生命之源”，今后不可能再出现中国考古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许多“文物发现”让人措手不及，让人感到惊讶，但它们始终都存在于合乎逻辑的“必然”之中。
人们千万不要将文物“发现”，和考古“研究”两者混淆起来，文物的本身，可以分为可移动和不可移动两个大类，所有的文物，那怕是一张纸、一根针，它们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具体形状的东西。谁看见了过去没有看见过的文物，谁就是“发现”了新的文物，对文物“发现”的是非界线，是非常清楚的；而考古“研究”，则是对各种已经被“发现”的文物，进行后续的分析和论证工作，它属于脑力劳动的范畴，是需要具备较高的学识基础，要知道它只是理论、思维方面的软科学，在研究中往往会出现错误而使研究工作前功尽弃。陈景元写出120万字的《秦俑》，目的是就要证明当年秦兵马俑“定性、定名”到底是错在哪里？
很多人提出，只有给秦俑“定性、定名”的考古学家，才有资格成为秦俑“发现人”的观点，实在是毫无道理的。秦俑“发现人”争论，持续了个把月时间，农民到省城上访，由于文化低，表达能力差，除了重申自己打井挖出陶俑几句话，不知道再说什么好，面对考古学家一套一套“科学”论证，农民自然是无法去应对，加上他们根本没有钱打官司，所以很快也就不吭声了。这时候，只有南京的陈景元实在看不下去，感到秦俑馆方面的“宏论”，几乎句句都是“屁话”，却能霸占整个舆论阵地。他不服气，要挺身而出为农民说话，决心全面系统地揭批对方的谬误。他一口气写了18万字的《秦俑发现》，可惜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出版。
有一年，陈景元带着自己的书稿和短文，冒着45&#8451;的酷暑天气，头顶着两瓶冰水来到西杨村，首先找到已经双腿肿胀不能走路的杨全义，杨全义并不识字，所以陈景元就蹲着，给他一边念稿子、一边进行讲解，一篇三千字的短文，用了一个多小时，杨全义的老伴能说会道，在一旁越听越有兴趣，她告诉老头子说：“这才是支持我们的人”。找到了杨新满家，得知陈景元比自己大一岁，大热天从南京来到西杨村，真是感动极了，脱口叫了客人几声“老哥”，当他将客人带来的打印稿看了之后，竖起大拇指说：“谢谢，我们一定会永远记住你”。到杨培彦家，对客人却非常的冷淡，他说：来访者实在太多，真正帮农民说话的人又太少。
突然，从西安传来一声惊雷，西杨村农民已经被国际社会，正式认定为秦俑“发现人”了。西杨村农民为秦俑“发现”人，不断奔波、不断倾诉，终于真正感动了“上帝”。这个“上帝”不是自命不凡的考古学家，而是世界著名建筑学家、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佩赛特先生。这一位建筑学家发表的一席话，让那一些坚持自己是秦俑“发现人”的考古学家们，不敢再说半句不恭的话。日，在西安召开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会议期间，米歇尔·佩赛特当着中国文化部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陕西省省长的面，会见了当年打井挖出秦俑的西杨村农民杨志发说：“您就是兵马俑的发现人，您应该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主席先生高兴地向老人竖起自己的大拇指，表示一种无限敬佩之情。老人也当着八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上千名与会代表的面，将一本签有“秦俑发现人---杨志发”几个字的书，作为最珍贵的礼物，赠给米歇尔·佩赛特先生。米歇尔·佩赛特问：“兵马俑是怎样发现的？是先发现秦俑的头，还是先发现秦俑其他部分？”老人用颤颤巍巍的手，指着书封面上的秦俑肩膀，说道：“最早看见的是身子。”原来最早被挖出来的是秦俑肩膀，这下让大家全弄明白了。“噢、噢……”主席先生不停点头称赞。两位远隔万里的老人再次紧紧地握手。这是会议中最感人的一幕。看来秦俑“发现人”的这一场大争论，应该划上一个最圆满的“句号”了！
谁说建筑学家对考古问题，不应该有发言权，看看米歇尔·佩赛特对西杨村农民秦俑“发现人”资格的最后认定就全都知道了。1965年成立于波兰华沙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虽然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但它在世界建筑界具有绝对权威性。第15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佩赛特教授是德国著名古建筑学家，阿根廷人著名建筑师卡洛斯·贝尔努教授、美国著名建筑师古斯塔夫·阿罗兹先生、澳大利亚著名建筑师谢丽登·伯克女士、日本著名建筑师西村幸夫，都是该组织的副主席，这是一个建筑师的天下。世界级建筑权威为秦俑“发现人”最后定了调子，秦俑馆的考古学家如果再来争抢秦俑“发现人”，恐怕就有点不识时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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