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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东鞋业四问
　2011年，由于外部市场低迷，尤其是欧债危机带来的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给中国制造业尤其是外贸大省广东带来巨大冲击，受冲击最烈的，则非产业集群莫属。外向型制造业何去何从？
　　作为产业聚集的产业集群，如何在冲击中转型升级？这是一个值得深度思考的问题。新年刚过，本刊记者深入鞋业集群采访，希望通过这个具体案例，展示并审思外向型制造业面临的当下性难题。惠东规模以下鞋厂，多数是封闭式家族管理方式，以家庭作坊的形式进行生产，以贴牌为主。他们和鼎鼎大名的富士康一样，扮演着代工的角色。“乱棍打天下”的经营方式在发展初期是主流的生产方式，曾为促进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还普遍存在于惠东数千家鞋厂中。
　　在全球经济生态链条中，惠东女鞋产业犹如一叶扁舟，早抢的先机却未能持续发力，即使身为掌舵者的企业主们也无法预料它将驶向何方？
　　一问产业：先发后至症结何在？
　　作者：刘灵君
　　1981年，一位香港回乡创业的惠东人，在黄埠镇办起惠东第一家鞋厂，当时鞋厂是简单的家庭式手工作坊，工人大多数都是根，这里也成为全国最早的鞋类生产基地。
　　时至今日，每天都会有200万双女鞋从惠东流出，一个月的鞋产量头尾相连，足够能绕地球一圈多。
　　靠女鞋迅速暴富的惠东在过往的许多年中屡屡被人提及，不过，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行业之外的人对它知之甚少。低端制造业交出的庞大数字并不能掩盖惠东女鞋自身的尴尬：这个头顶“中国女鞋生产基地”的制造业重镇在发展近30年的历程中一直缺乏知名的品牌。
　　日，惠东县人民政府在向广东省外经贸厅朱泽南副厅长作的鞋业发展情况汇报中提到：“我县制鞋业没有一个“洗脚上岸”的农民。惠东县皮革行业总会会长陈镜波就是其中一员。虽然不久之后，鞋厂倒闭，但是制鞋产业却在惠东落地生根，这里也成为全国最早的鞋类生产基地。
　　时至今日，每天都会有200万双女鞋从惠东流出，一个月的鞋产量头尾相连，足够能绕地球一圈多。
　　靠女鞋迅速暴富的惠东在过往的许多年中屡屡被人提及，不过，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行业之外的人对它知之甚少。低端制造业交出的庞大数字并不能掩盖惠东女鞋自身的尴尬：这个头顶“中国女鞋生产基地”的制造业重镇在发展近30年的历程中一直缺乏知名的品牌。
　　日，惠东县人民政府在向广东省外经贸厅朱泽南副厅长作的鞋业发展情况汇报中提到：“我县制鞋业没有一个‘中国驰名商标’或‘中国名牌产品’。”
　　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曾经给惠东带来繁华的女鞋制造业也面临珠三角其他专业镇一样的困境：原材料上涨、资金乏力、不断上涨的人力成本、缺乏有品牌知名度的企业、设计水平低下，更为严重的是，当地所付出的沉重的环境代价……
　　正如谁也不曾料到惠东鞋业会形成如此庞大产业一样，可能谁都未曾想过今日惠东鞋业会遭遇如此困境。
　　当人们再次讨论惠东女鞋的时候，多少带有一种细细揣摩的心态：这个有着“中国女鞋生产基地”招牌的制造重镇的优势何在，为何先发而后至，或者后至未至？
　　“黄金埠”失色
　　黄埠镇，中国女鞋生产的重要基地，一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地方。它是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海边上的一个小镇，与著名的大亚湾石化区相邻。
　　这个位居稔平半岛南部的小镇面积97.7平方公里，海岸线长44.5公里，距离深圳盐田港不足1小时车程。这里是惠东鞋业的起点，是名副其实的“黄金埠”：总人口约16万人，其中户籍人口4万人，外来人口约12万人，三倍于本地人。
　　作为珠三角城镇迅速发育的标本，黄埠吸引了众多人前来驻足，既有短暂停留，亦有长期扎根。这些涵盖潮汕人、客家人、香港人、台湾人、外来打工者以及数不尽的商人见证了这座小镇从遍地农田到无数工厂的翻天巨变。
　　紧邻黄埠的吉隆，是惠东另外一个制鞋重镇，全镇总面积125.3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6.8公里，总人口约18万人，其中户籍人口3.7万人，外来人口约14万人。
　　黄埠和吉隆加上后起的平山街道、大岭镇构成了惠东庞大的女鞋产业。今天，狭长的稔平半岛因为无数的工厂和外来人群热闹非凡。
　　一双惠东女鞋，平均出口价不足5美元，可当它贴上国外顶级品牌的标签后，身价马上变成几百美元，而且许多又卖给了中国消费者。Camel（美国骆驼）、Aana Sui（安娜苏）、Fendi（芬迪）等60多个国内外知名鞋类品牌选择惠东鞋厂作为制造商。
　　正如耐克、老人头、华伦天奴等名牌都定点在广东加工生产一样，“西方开发、东方加工”或“省外品牌，省内生产”是惠东鞋业老板们习以为常的生产方式。
　　从地图上看，佛山、广州、东莞、惠州惠东县处于一条直线，鹤山和深圳位于这条直线下端的两个点，以广州为中心，连结后就如一个俯视的“K”字形环绕广州湾。这个俯视的“K”字形，几乎就是广东鞋业的直观分布图。
　　惠东县专注于做女鞋，产品与大众所知的达芙妮女鞋类似，都是PU皮，只不过在知名度上相去甚远。事实上，达芙妮部分产品也选择惠东鞋厂代工。
　　虽然号称有4800多家制鞋工厂，但为外界熟知的却寥寥无几。30多年来收获的只有7个广东省名牌产品、21个广东省著名商标以及其他一大堆政府官员感兴趣的数据。
　　惠东自誉为与温州和晋江并驾齐驱的中国鞋都。事实上，公认的中国鞋都只有两个，温州和晋江。温州以生产皮鞋闻名，晋江则占据中国运动鞋市场半壁江山。
　　上世纪80年代初，偏处浙南山区的温州各地，出现大量家庭作坊和专业化市场，并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被著名学者费孝通称为“温州模式”，传诵至今。
　　在温州漫长的制鞋历程中，女鞋并不是其传统优势产业。温州女鞋在生产时间上落后惠东10多年的时间。
　　2001年，温州拿下“中国鞋都”的金字招牌时，本土鞋企绝大多数还是以产销男鞋为主。当时，康奈、奥康、红蜻蜓等以男鞋见长的温州本土鞋类品牌，早已进入中国鞋类品牌十强行列；温州鞋已在全国各地开出了超过4万家专卖店。而以PU革为原材料的温州女鞋，此时仍势弱声微，停留在以代理批发为主的低端销售模式上。
　　温州老板最擅长的，就是复制成功的模式。
　　2005年，巨日鞋业公司董事长黄秀曼率先提出销售模式转型升级，开始尝试做专柜、专卖。第二年，该公司让著名影星蒋勤勤帮忙叫卖“巨日”女鞋。
　　以卓诗尼为代表的一批温州时尚女鞋发起“品牌化”运动，凭借温州产业链的优势、温州地域文化以及市场需求迅速崛起。
　　巨一、名典、卓诗尼、特斯亚、戈美其、珂卡芙、缝叶鸟等近30个品牌在明星代言的驱动下迅速占领市场。
　　2006年以来，温州女鞋品牌快速崛起，去年300多家女鞋企业年产值超过300亿元。温州女鞋补上了温州鞋业的“木桶短板”，并已经有能力走得更远。
　　从本质上来说，以巨一为代表的温州女鞋与惠东女鞋的发家模式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与惠东鞋企不同的是，温州鞋企的创品牌意识要强得多，而且舍得花本钱。温州有些企业为提高企业知名度，每年投入几百万甚至千万元资金做品牌宣传，在全国各地广泛建立销售网络，通过专卖、连锁加盟等多种形式把品牌推向市场。
　　作为温州鞋业代表的巨一鞋业是温州鞋业走向全球市场的代表。1988年，李爱莲从亲戚手里借钱开办了一家工厂，用皮革下脚料作为材料制鞋。如今，这家公司由她的儿子打理，目前有3800名员工，每年为包括西班牙Zara在内的客户生产1000万双鞋。
　　李爱莲的许多邻里也有着类似的故事，活跃的当地企业家已经把这里变成了中国私营经济的领头羊。惠东也涌现出众多财富故事，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将财富化为更宽广的市场。
　　当鞋厂大量倒闭、外迁的传言甚嚣尘上之时，温州再一次被置于风口浪尖上。不过，人们忽略了温州快速崛起背后蕴含的力量——活跃的民营经济并不仅仅只会“炒作”，还具有更多的适应形势变化的能力。
　　或许没有多少人记得日，杭州武林门广场的一把烧毁了5000多双温州劣质皮鞋的大火。但很多温州制鞋人应该不会忘记。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州的皮鞋称为“礼拜鞋”，用纸糊的，穿一个礼拜就坏或遇水就坏。
　　恰恰在那个靠低价策略急占市场的时代，许多城市商场明示“本店拒售温州鞋”。温州“鞋王”余阿寿利用自己在温州鞋业界的人缘、影响和地位，联络同行筹建鞋业协会，在他的努力下，1988年，中国皮鞋第一个行业协会——温州市鹿城区鞋业协会成立。协会成立当天，余阿寿与370多名鞋厂厂长联合同行发出倡议：“凡我鞋业同仁，都要以鞋城声誉为重，讲究皮鞋质量，不赚昧心钱。”
　　1993年，温州市委、市政府的“质量立市”战略。使温州主要产品的质量逐步达到全省、全国先进水平和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内外挽回温州产品的质量声誉。在许多年前，这个战略增加了自我品牌建设的成分。今天，温州仍没有放弃这个战略。
　　占据先天优势的惠东呢？
　　先机未成优势
　　在惠东的台湾贸易公司的宋先生仍记得2006年之前，惠东鞋厂“掌握”了多数贸易公司手中的订单。不过，在此之后，温州女鞋的崛起使得许多贸易公司重心转移。
　　不变的只有一点：终端渠道仍被台湾人把持，惠东鞋厂仍在接单生产。而惠东与鞋厂数量相等的鞋材店铺，其鞋材基本上都由温州供给。
　　在惠东，你可以看到许多温州人的贸易公司，以比温州鞋厂更低廉的价格给惠东鞋厂下订单，然后再由深圳或温州送到国外客户手中。
　　不管承认与否，无论在低端产品还是高端产品的竞争上，惠东女鞋面对温州女鞋时没有丝毫优势可占。
　　“当时黄埠女鞋在商场都开设了专柜，后来国家改革增值税，商场卖专柜，增加了一项增值税，黄埠人认为定税可以少交钱，就将大商场的机会全部放弃了。”远东鞋业的老总邹庆严介绍，“国家调研增值税改革，去了温州，所以温州人接受了增值税，从此国内大商场中温州鞋取代了惠东鞋。”
　　人们总喜欢用“哪儿有市场，哪儿就有浙江人”来形容无处不在的浙江商人。相比温州人的张扬，惠东人明显更加“低调”，这种低调来源于广东人的保守。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对话网友时说，广东人优点是务实，缺点是太务实。”这种表述印证了广东人改革开放以来的心态——小富即安。
　　“挣钱太容易，没有压力，不用去思考更多创新的想法。”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认为这是阻碍中国企业创新的最大障碍。这句话一样适用于惠东女鞋产业。
　　不过，这种安逸的局面并不能持久，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惠东鞋厂向高附加值的业务转型的挑战是不可回避的。
　　“惠东人、客家人赚钱就是要赚现钱，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没有一个奋斗的目标。”惠东县中小企业局局长陈少波表示。
　　在刚结束的惠州市两会上，惠州市副市长黄树正说，惠东人有200万就以为自己是李嘉诚，固步自封。
　　用固步自封来形容惠东企业家或许是以偏概全，至少还有不少企业家在思量如何进一步壮大。
　　2010年6月，惠东七家鞋业企业就进行了尝试，组成惠东全县第一家鞋业集团公司——广东香恋，并在广州开设数十家专卖店。
　　裕顺鞋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李美顺先生说：“现在内销市场，对于革鞋来说，出现一个难得的品牌发展机会，因为现在年轻人，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他们受现代电视流行文化影响，以及文化素质提高，他们有自己的思想、追求个性、时尚，而品牌鞋服是对他们个性和时尚的最好表现；同时近两年真皮品牌女鞋，价格大都提到400块以上，超过1000元的也不少，这样在100-400元的阶段，给女鞋革鞋运作品牌，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裕顺是组成广东香恋的起家公司之一，公司规模在全县鞋类企业中屈指可数。
　　再过不久，邹庆严就将赴意大利与鞋类设计师会谈，他希望通过建立设计师俱乐部来改变企业产品形象，提升产品档次。此前，他甚至花费巨资购买了行业内先进的扫描设备，对不同性别人群进行精确的脚部扫描以获得可以适用于商业的数据。
　　在惠东，很少鞋厂老板愿意作出这样的举动，尽管他们并不缺钱。
　　今天我们再来看惠东，所谓的产业集群或者并不存在。惠东显然还没有形成高效专业化分工协作体系，只是“产业聚集”而已。
　　“传统实业也是朝阳产业，就看你怎么做。”此前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专家龙永图在温州演讲时的一句话或许用在惠东女鞋制造上更为贴切。不过，说出来容易，要做到却需要惠东破解诸多难题。
　　诸多问题中，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惠东区域品牌的建设。
二问企业：龙头企业在哪里？
　　作者：刘灵君
　　惠东仍在上演创富传奇，无数外来创业者在密集的鞋厂之中经营自己的事业，迁徙而来的打工者梦想有朝一日也能够成为老板。
　　春节刚过，莱斯特鞋厂旁边的工厂刚放完开业爆竹，第二天却悄然歇业。拥有三条生产流水线的莱斯特也因为招工困难而迟迟没有开工。在惠东，拥有一条生产流水线的企业就算是规模以上企业。
　　不少业内人士忆起2006年前后，惠东县女鞋产业经历的辉煌：那时内外需求强劲，订单接不过来，每个厂加班到凌晨2点，路上的货车川流不息。
　　如今也难得再见到工厂加工的情形，许多鞋厂直至现在都没能开工。如果说与温州的较量失利源于惠东人性格上的保守而坐失良机的话，那么在技术操作层面的保守才是今日惠东陷入困境，失去可以比肩两大鞋都的重要原因。
　　也许很少有人真正想过，为何数量庞大的鞋业工厂却无法承担产业升级的重任？
　　非直接客户
　　中国人刚刚度过农历新年，就已经感受到海外市场再度紧张起来的气氛。欧洲持续的暴雪，让数千里之外的惠东县不少企业主的算盘落空，按照往年的行情，开年之后惠东的鞋厂已经开始准备生产夏时热销的凉鞋，现在他们都在忙着为欧洲人生产厚厚的靴子。对于这些选择在元宵节之后开工、又收获的是额外追加的订单的作坊主来说，本已紧缺的人手更加捉襟见肘。
　　不过好在，沉寂一个春节假期的生产线终于打破静默，开始转动起来。“在厂里的员工提前开工，能做几双是几双。”汪畇坐在粤东（国际）鞋材市场销售中心的会客室里向记者谈及鞋厂的近况时表示。
　　汪畇是这个数百个店铺的巨大市场的操盘者，名片上的头衔是“总经理”。不过，公司最大的老板并不是他，而是远东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邹庆严及合伙人。
　　年产250万双鞋的远东鞋业虽然还称不上是惠东县最大的鞋企，但足以挤进前十。在熟悉邹庆严的人士看来，这是个有想法，并且有魄力将想法付诸实施的人。这与黄埠、吉隆诸多鞋老板形成了鲜明的区别——敢想敢做并不保守。
　　邹庆严的远东鞋厂已经实现了半自动化生产，这可以适当降低对人工的依赖。邹庆严希望进一步提高鞋厂的自动化程度，这样“招工荒”或许就不会再困扰远东。
　　而对于很多工厂来说，更新设备需要巨大的投入，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的风险，他们并不愿意轻易尝试。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品牌建设和技术投资需要钱，这也是惠东制造业陷入困局，与围绕广东乃至中国经济改革的未来这一最大论战之间的焦点。
　　事实上，很多企业主与欧洲的联系都是间接的——他们的工厂生产着供应欧洲或者世界其他地区女鞋制品，却从未与这些国家的商人打过交道。因此，他们对诸如葡萄牙违约掉期报价再创新高、欧洲正在进行新一轮政策博弈的新闻并不关心。而人工成本上涨、原材料价格上涨等诸多现实因素犹如南方“回南天”带来的湿气一样，困扰着他们。
　　贸易公司扮演着这场国际交易的桥梁角色。如同许多年之前，香港、台湾制造业开始向大陆前段的广东转移时一样，今天，惠东的产业仍保留着当时鲜明的时代特点。而台湾商人仍占领着行业的命脉——终端渠道的贸易公司。
　　“现在黄埠真正会操作一般贸易的企业不超过20家。”此前在黄埠镇经营鞋厂的陈声达直言惠东鞋企掌握不了自身的命运。
　　2003年组建了万达实业有限公司的陈声达就下了血本专做鞋类贸易，“8年间，投入超过2000万元，还是一点成绩都没有。”
　　几年之前，远东鞋业在美国成立了个贸易公司，想把自己的品牌“牧羊女”打入美国市场。这对于惠东鞋业界来说，是一次具有意义的尝试。可惜这次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牧羊女可以说是惠东县鞋业界第一个在国内商场开连锁店的品牌，2008年时却悄然退出市场。
　　“好多生意不是你想做就做得到，市场就是有分工，人家贸易公司有它存在的理由。”汪畇感慨，温州人似乎更适应国际贸易的丛林法则。
　　“为了解决贸易公司拖欠货款，去年开始转变方式，贸易公司去买材料，工厂来加工，只收加工费。”汪畇表示，宁愿少做，也要做一双赚一双的钱。
　　虽然他表示这样的做法已经成为行业共识，不过，从目前企业反馈信息来看，很多企业仍是各自为政。
　　坏死的生态链条
　　而陈声达则清点了工厂设备，与伴随着他24年的万达鞋厂说声再见。从16岁开始做鞋，他在这个行业里混迹27年，几乎与惠东制鞋业同时起步。万达鞋厂的谢幕似乎预示着惠东赖以为生的传统制鞋业日益式微。
　　2010年，陈声达的一场官司还引起了业界的关注。
　　这年5月，陈声达和另外3名广东女鞋企业主一起，在美国联邦法院起诉美国一家鞋类产品进口企业老板RAY CAI（中文名蔡志平，华裔美国人，祖籍广东梅州，原深圳五洲电路集团高层管理）拖欠货款的官司中胜诉，并成功阻止拖欠300万美元的被告申请破产。
　　从2006年7月起，他多次前往美国加州，口头要求CITICROSS公司偿还货款，但一直遭对方拒绝。 在国外讨货款，陈声达介绍，他们经历了孤军作战、语言不通、不懂法律等难关。
　　由于被欠100万美元货款，一同起诉的惠东县伊丹姗鞋业公司总经理李乃忠将自己在惠东县黄埠镇一个700人的工厂解散。
　　“官司一打赢，马上开新闻发布会，把这个消息告诉全球的人，希望别人不要走我们的后路。”陈声达说，被欠50万美元货款并不足以让万达鞋厂关门，却足以成为事件发生的导火索。
　　和中国制造业的痛楚一样，万达鞋厂倒闭原因不外乎原材料涨价、人民币汇率上升、人工成本上升、欧洲市场不景气等因素，除此之外，惠东女鞋产业过度膨胀
　　之后的盲目生产导致的供过于求直接压低了鞋厂利润。
　　就在几天前，陈声达还在微博上秀自己从英国搜罗回来的几双制作精良的女鞋。陈声达在上写道：“虽然鞋厂没做，毕竟经营了20多年，有着深厚的情感，爱我的鞋宝，会一直珍藏。”
　　在现实生活中，别人都称陈声达为傲三哥，这也正是他的微博名。在微博上，他这样介绍自己：万达实业(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法国巴菲尔酒庄合伙人、中国（深圳）葡萄酒进口商联盟副理事长陈声达，喜爱旅行摄影、品酒论酒，爱管闲事。
　　不过，陈声达心底仍放不下惠东的鞋业，还时不时透过朋友和万达实业的同事打听情况。采访当天，陈声达推掉了来深圳做客的酒商朋友的宴会。他在微博中写道：“为了鞋业的发展，没办法陪你们吃饭了，我现在赶回惠东接受省里来的采访，早上回来。”
　　“惠东鞋业从一开始就没有体系。在惠东县很多鞋厂，一张传真的订货单就代替合同了，非常不规范。”陈声达说。
　　惠东企业因此蒙受的损失无人统计。陈声达曾估计，仅黄埠镇企业主每年就会因此损失1000万元以上。
　　陈声达的教训在于过分相信了美国公司的信誉，未要求对方提供银行信用证，而是采用到货后现金支付的方式。这也是行业的通病，“一整车鞋子，就一张纸条，公章都没有，就是业务员签个名字。你要问我合同，我让别人做”。
　　由于生产规模小，惠东许多鞋厂老板不愿投入资金搞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更没有自主产品，一旦发现市场某一产品较畅销，立刻一窝蜂跟风生产；同时，盗版、竞相压价、抢客等无序竞争现象时有发生。
　　事实上，惠东鞋业隐藏着更深的危机。
　　陈声达举了个例子：“你这个工厂今年欠人200万，亏了50万，就欠人250万，再做一年又亏50万，有的材料商跟你做了一年的生意，虽然你欠了别人钱，但是还是能从中获得一定的收益，就继续供给。就算欠到500万，还是有供给，大不了材料比人家贵一点点。”
　　陈声达估计这样的企业占惠东鞋业的比例超过60%。
　　这个数字也无法证实。
　　不过，各大银行放贷越来越有选择性——倾向于向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发放高额长期贷款。许多无款可贷中小企业濒临破产的边缘，一些企业被迫求助于地下钱庄——据称利息可能高达70%至80%。
　　在惠东做生意喜欢“赊数”的方式，无疑为惠东的制鞋产业埋下了另一颗定时炸弹。龙年除夕前，还在做鞋厂的朋友告诉陈声达，有很多工厂老板走掉，明年不会开。
　　“这两天，我去深圳的光明布吉的工厂转，人家工资没我们高，招工也没我们困难。惠东受区域限制，环境配套也不行。”陈声达直言，政府不加大“马力”，惠东鞋业就可能完蛋。
　　陈声达在2010年两会时曾提出“惠东本地人在鞋业上的生命力只有2-3年，整个惠东鞋业只有8-10 年的生命力”的观点。
　　他表示，现实情况正在逐步印证他的看法。“谢逸跟别人合伙搞了一个工厂，专门收‘跳楼鞋’，生意非常好，他们生意好，你可想而知整个行业的情况有多糟糕。多少收跳楼鞋的企业？过百家！”
　　跳楼鞋，也就是一些商人以低于成本价收购给经营不善的鞋厂下单生产的外贸鞋。
　　而在官方的说法中，惠东鞋业一切正常，正在走向理想状态。
　　步入吉隆镇，在条带状的人民路以及其支路上，遍布上千家鞋材商铺，集鞋材批发零售、储运、鞋机展销为一体的鞋市绵延数公里。繁忙的公路、攒动的工人、兴奋又慌张的心情也许恰恰是这个梦想之地的现实写照。
　　“这里全是草根经济，这里做鞋厂的就两类：第一洗脚上岸， 第二收网上岸的，没有第三种转型的可能性。像其他地方，台湾香港来投资的，拍拍屁股可以走，这里你跑不掉。”汪畇介绍，越来越多外来人来惠东创业，而越来越多本地人移民国外。
　三问政府：遗忘还是视而不见？
　　作者：刘灵君
　　制造业的成功往往不是各级政府的功劳，“企业总是要先于政府一步。”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政府在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惠东鞋业30年的进程中，“惠东女鞋”的品牌推广并不“给力”。
　　“温州为什么做得这么好，政府会提供一系列的平台，免费带你们出去，给你们弄好展位，你们只需要带产品过去接单就可以，慢慢把整条外贸的链条怎么操作都交给你。”陈声达说。
　　事实上，人们需要质疑的并不局限于此。
　　垃圾“侵”城
　　小车缓缓开过海滨四路，进入黄埠镇西门工业区。不同于东莞镇街的工业区，黄埠各工业区与居民区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李仕万指着路旁的工业垃圾说道：“如果有3级以上的风，黄埠到处都是灰尘和垃圾在飘。”
　　今年，李仕万已经在广东打拼整整20个年头，2006年在黄埠建立了属于自己的鞋厂。鞋厂每年能生产近60万双女鞋，人民币升值之后，一双鞋的利润已经降到不足1元。
　　“我们做美线，欧洲市场不景气，以前主攻欧洲市场的也开始接美国的订单，现在我们订单还可以，但未来不是很乐观。”
　　李仕万对政府并没有太多的要求：“政府最重要的是搞好治安、卫生以及城镇形象，小的东西他们也帮不到。”
　　作为惠东县两届政协委员，陈声达没少给县里提意见。有一次，与陈声达合作的工厂被环卫所查封了电表，原因是企业老板没钱交垃圾费。
　　陈当即打电话疏通下，“你们是没有权力封的，让他先生产，下个星期再让他交。”几天之后，惠州市鞋业商会会长谢怡辉带着商会工作人员下来调研，作为副会长的陈声达就将这作为一条建议提交上去——“你可以给企业一个期限，期限之外再封。”
　　当时惠东县领导批示，让物价局来查处收费是否合理。“我说的不是价钱的问题，是执法柔性尺度的问题。镇长和镇委书记都打电话给我，说我害死人，我说没害人，你们这样做实在不行。”
　　去年，李仕万交了6000元垃圾费。对于这样的卫生状况，他并不满意，“很多客人都不敢来了。”
　　惠东县每天产生鞋材垃圾在300吨以上，这些垃圾除了运往附近垃圾填埋场和平山镇狮朝洞垃圾填埋场填埋之外，很多垃圾被就地焚烧。
　　去年12月，黄埠镇新寮埔附近150亩垃圾填埋场失火，制鞋废料足足烧了9天，大半个黄埠镇都笼罩在浓烟之中，气味难闻。而政府部门迟迟未能把火扑灭，更让居民十分不满。
　　这个垃圾填埋场曾经还是近百头黄牛的拣食美味的乐园，吃垃圾的牛经屠宰后，牛肉卖往惠州本地及深圳市场。
　　企业的“贡献”
　　“去年花了两个月时间去取缔那些无牌无照鞋面加工厂，最终给一些部门找到了赚钱的门路，无牌无证是吧？全部办牌，包办！两个证一万！”陈声达说。
　　“你完全可以规定，在三个月整顿期间不可以办证，他们与我们是两个心思，很难统一。”
　　另外一方面，惠东官商之间有太多扯不断的关系链条，让外地投资者畏惧。深圳商人陈深鸣就曾为此“放弃惠东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优势”，选择将原本落户惠东的鞋业产业园项目整体搬迁到江西省高安市。
　　2003年，陈深鸣在惠州惠东县城平山镇购买了295亩土地。当他规划用5个亿建造亚洲最大鞋业研发中心及总部基地时，平山街道办竟然将其土地证扣押，并将土地卖给一家公司开发房地产。
　　陈深鸣申诉5年未果后，被迫追加投资上亿，将在江西高安建立一个以鞋业产业链为主，包括研发、制造、采购交易等服务的鞋业产业园，投资总额34亿元。这个项目受到江西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被列为省长督办的重大工程。
　　陈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土地问题上栽跟头的人，同样来自深圳的鞋业老板梁惠南也因为土地纠葛远走江西。
　　就在不久前，媒体报道，惠东县大岭镇金和鞋材加工厂老板曾小文春节前“被走佬”，其价值近25万元的鞋厂遭政府部门插手，以7万元的价格贱卖。
　　曾小文称，他2009年租用大岭镇过沟仔路的4层厂房开办鞋厂，今年1月6日开始，由于有3万元欠款未还，房东周秀昆将他的厂房上了锁。
　　惠东县大岭镇综治办副主任罗燕辉称，事发当天，工人们情绪激动，所以他就带领了数名联防队员会同大岭镇劳动部门前往处置，至于支持卖厂是根据哪个法律条款，他表示这方面没有过多考虑。该镇综治办在该镇领导授权的情况下，的确主持拍卖了工厂，是为了防止工人堵路讨薪，目的在于维稳。
　　“这边的劳动所巴不得多跑几个厂，多赚点钱，一跑他们就接手，给工人发工资，谁知道厂里的设备值多少钱？”不少鞋厂老板对劳动管理所的做法存在疑问。
　　这样的怀疑源自“镇里头”不时到鞋厂索要各种“好处”。现在路灯上高挂的红灯笼对于企业来说并不是免费的。
　　“他们就到厂里面喝下茶说起这事，让我们意思下，我给了400元，你在这里做生意这点钱还是要给的。”有企业表示。往常区县的运动会，大一点的企业还要花好几万“赞助”两个镇的篮球队或乒乓球队。
　　陈声达说：“政府必须牵头搞培训机构，这是产业的生命所在，你就没有。比如搞一个技校，定期对财务、管理人员培训。” “培训也有，消防和安全生产培训，一个企业抽2个人，一个人交800块，交了钱可以不去。” 对此他颇为愤慨。
　　产业重点转移
　　“鞋业的税收，整个县全年加在一起才2个亿左右，我政府也要发展，需要其他产业去配套，不能只是这个。”陈少波说。
　　这句话暗指惠东提出的“大旅游”战略。此前，时任惠东县委书记黄树正就表示，惠东将以巽寮滨海旅游、五星级酒店群为龙头的滨海旅游产业正成为惠东新的经济增长点，致力把全县打造成为珠三角旅游休闲度假基地。
　　一鞋企老板表示：“政府认为鞋创造不了大税收，出不了政绩，而且他们认为制鞋有点污染。”
　　此前有企业向陈少波反映说内地给出的政策十分优惠，想将工厂迁移。陈少波当即回应道：“我说我不担心你走，你走我也欢送，但是不走我也希望你能体谅惠东，因为我这里有基础，说时尚女鞋，人家就知道惠东，不会说跑到沈阳、苏州、湖南。”
　　“我说我这边什么都给你们打造好了，政府每年出1200多个工人给你们做卫生。‘鞋文化节’搞了5届，惠东品牌已经起来了，那你缺什么东西啊？”陈少波表示，政府每年都拿出几百万去扶植企业参展、培训、举办论坛，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事实上，企业迁移的念头并非无由而生。与广东隔海相望的中国邻居越南与惠东没有丝毫直接关系，事实上，这个国家早已对惠东的产业命运造成了一定威胁，这种威胁随着市场经济的隐形的手逐渐渗入惠东这类的低层次制造业基地。
　　如今，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把越南当作除中国以外的第二个低成本生产基地，他们一直在寻找一个能替代中国的低成本生产基地。
　　尽管陈少波并不担心惠东工厂外移，但各地崛起的鞋业制造基地正是产业转移的印证。这至少表露出一种明显的趋势——鞋业这种低层次的产业随处都可以复制，惠东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陈少波眼里惠东发展女鞋的核心优势是什么？配套。
　　虽然惠东仍然具备许多制鞋企业和其他出口商不愿放弃的优势——最重要的是该地区一流的基础设施及其熟练的技术劳动力。
　　不过，惠东毕竟不是广州、深圳、东莞。也许，陈少波不曾知道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台湾制鞋工业面临严重缺乏劳动力，新台币兑美元快速升值，鞋材价格普遍持续上涨等经营困境才逐步将工厂转移至大陆。
　　陈少波也清楚知道惠东鞋业“产业集群大，品牌小，总量大、产值小，需要提高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品质等”。
　　“惠东县于2009年规划建设总投资18亿元、面积6000亩的中国女鞋生产基地主题工业园，目前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正在进行。”惠东县县委书记在一次会议上表示，该工业园作为推动鞋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来建设，承接和引进国内外知名品牌落户园区，带动本地鞋业转型升级。
　　“第二是通过组团，成立集团公司进行研发、设计，打造惠东自己的品牌；第三是建设鞋材生产基地，进入制鞋业上游的原材料生产，以降低生产成本。”时任惠东县县长、现任县委书记李灿洪还透露，惠东县力争今年开始资源整合工作，推动鞋企上市。
　　“年底或者明年初，应该初具规模。”陈少波说，“政府主要是想通过这个园区，整个业界用领导的话说叫引进几匹狼，让他们干起来、动起来。”
　　“做品牌，我永远一句话，品牌不是创出来的，一个人造革的鞋子能打出品牌来吗？”陈声达建议，政府先扶持十家左右的大企业进行试点，让他们转型尝试，“做一对鞋子补贴5块，看能不能培养起来。”
　　显然，转型升级的主角是企业，基层政府是不可或缺的幕后推手，或“戏份很多的配角”。
四问商会：利益之战何时休？
　　作者：刘灵君
　　日，惠东县鞋革行业总会举行成立大会。这是两年内惠东成立的第二个行业商会。日，惠东鞋业商会成立。更早之前，还有惠州市鞋业商会以及吉隆、黄埠鞋业商会。
　　虽然在7月既已挂牌，并选举产生了以惠州市人大代表、惠州市伟明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镜波为会长的首届理事会，不过，直到这年10月，理事会才举行就职典礼。
　　“7月成立大会那天，现场异常冷清，所谓的会员一个都不参加。”知情者透露，当时时任惠东县某领导都亲自给下面企业一个个打电话，要他们支持工作。为此，就职典礼曾数次推迟。
　　涉嫌违规？
　　“惠东鞋革行业内有几个商会，但谁也代表不了惠东鞋业。那么必须成立一个涵盖鞋业和制革鞋材贸易的与鞋业相关的行业企业组成的鞋革行业总会。”惠东县鞋革行业总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秦飞帆表示，总会是唯一代表惠东鞋革行业对外交流形象的组织。
　　这样的地位源于“各级领导非常重视这个行业，要把这个组织成立起来” 。
　　秦飞帆并没有解释商会成立的政府背景，“讲到政府层面就不好回答了，背景就不要说了。”不过在谈及总会的优势时，秦飞帆强调，“我们的优势在于在政策倾斜和政府资源。”
　　秦飞帆的另一个身份是惠东县中小企业局改革发展股股长。鞋革总会与中小企业局合署办公，会长办公室距离秦飞帆办公室直线距离不足10米。
　　不过，国务院2007年制定的《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行业协会要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切实解决行政化倾向严重以及依赖政府等问题。
　　其中就规定：“目前尚合署办公的要限期分开，现职公务员不得在行业协会兼任领导职务。”
　　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大力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加大政府职能转移管理力度，舍得向社会组织“放权”，敢于让社会组织“接力”。他说，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要逐步地交给他们。
　　根据1998 年国务院颁发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没有必要成立的，登记管理机构不予筹备。
　　秦飞帆不会不知。在问及总会跟其他几个商会有没有隶属与被隶属的关系时，秦飞帆就表示：“按照国务院颁布的社团管理条例，达到了成立社团组织的条件，就可以注册成立，我们没有隶属关系。”
　　事实上，总会第一次并没有得到民政部门的通过，最终勉强通过审批。
　　“因为商会是民间自愿成立的，但政府会主导这个总会，秘书长是政府派遣的，便于跟政府沟通，便于跟国内国外的领导、商会、协会等沟通，代表惠东的企业形象，要不然像以前有五个商会，上面来人了，不知道叫哪个商会代表惠东去接待！”陈少波在谈及众多商会之前关系时表示。
　　虽然只有300个会员，但秦飞帆并不在意会员数量多少。“总会副会长以上的企业单位它的总产值、纳税额达占全县一半以上，就是说大企业都是我们的副会长以上的单位。”
　　根据惠东县内部交流刊物《中国女鞋产业基地》关于鞋革行业总会成立的介绍，记者粗略统计了一下，总会共有1位会长、11位常务副会长、3位永久名誉会长、38位副会长以及4位理事长。
　　利益之争？
　　记者足足等了一个钟，惠东县鞋业商会会长林伟金才现身。
　　林伟金穿着得体的衬衫和休闲西服缓缓走来，随手将路易威登经典款手拿包放在露台休闲亭的木桌上。这是林伟金在惠东的一处办公楼，向南方望去，不足5分钟的车程就是林伟金金烽鞋业有限公司所在地。
　　就在2009年，林伟金被推选出来做惠东鞋业商会会长，林伟金的上任让协会在成立一年后发展到500多个会员。
　　虽然没有政府性质，但惠东鞋业商会还是得到了政府的认可。成立时惠东县委县政府领导都有出席，给外界透露出的信息就是支持这个商会。而无论是赴京出席中国皮革协会的活动，还是赴各地开展活动都会带着商会前往。
　　此时，官方钦点的惠州市鞋业商会早已不受官方重视。
　　“惠州市鞋业商会是惠东县倡议成立的，市委书记来了知道后，说干脆挂惠州市的牌。我看它们的运作情况好像不太好。”陈少波介绍。
　　知情人士表示：“惠州市鞋业商会是代表政府，但政府内部人士认为不听招呼，林伟金会长这个协会就是取代市里的商会。”
　　林伟金并不在意鞋革总会的成立，表示会做好惠东鞋业商会的工作，服务好会员。
　　现实情况可能并不会如他所愿：“政府对外介绍时表示，今后总会就代表惠东鞋业，别的商会都不能代表。”
　　现在惠东县鞋革总会已经成为中国皮革协会的常务理事单位。而在最初，惠东县政府曾找到省一级协会，希望省级协会以鞋业分会的形式将惠东县鞋业商会和惠州市鞋业商会兼并。
　　省一级协会认为，“你们没有必要又成立一个商会，惠东商会已经够多了”，所以并没有答应。
　　“惠东鞋业商会里面的企业说，你觉得这届的会长不作为，可以换，没必要重新组织一个商会。” 知情人士对鞋革总会成立的做法表示难以理解。
　　有人猜测，惠东县急于推出鞋革总会的力量源泉来自于惠东县鞋业商会年终总结会上提到的每年的300万元会费，不过这样的说法无从考证。
　　陈声达说：“商会越多就越混乱，本来这个事情是我们黄埠商会来管，可是这个企业又属于市里或者县里商会，他们也要管，所以出了事就由自己解决。”
　　商会何为？
　　总会工作人员并不多，加上公务员身份的秦飞帆也才6个人。
　　“我们的经营模式不一样。比如我们要成立一个时尚女鞋研发设计和流行趋势发布中心，这是一个很大的机构，这一个部门里面都要30人左右。总会的职责就是整合资源、搭建平台。”秦飞帆会不时重复，他们与其他商会不一样的地方 ——政策倾斜和政府资源。
　　事实上，2008年是惠东鞋业的分水岭，除了外部因素作用外，还有内部生态链条的弊端的影响。
　　当地业内人士认为鞋革总会应该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过目前这种可预期的效果还没有显现。
　　在陈镜波对2011年总会工作进行的总结中，他点出了四个存在的问题，除了为会员服务方式不多，作用发挥不明显，以及机构设置不够健全，监督力度不够完善之外，还提到了秘书处人手的问题。
　　在这份工作总结中，最后提到的一点问题是“理事会个别成员组织纪律性不够强，参与行业活动热情不高，还有相当部分成员没有主动交会员费”。
　　“协会要存在，不能只是一块牌子，要实质性的存在。” 当地业内人士认为协会要做到“不是我找你来加入，而是你主动加入”才算成功。 “像温州的那个协会很到位，会员有什么矛盾，有专门的律师团帮你解决问题，哪怕是到国外打官司。” 陈声达说。
　　“帮不上什么忙，认识几个朋友，聚一聚可以。”李仕万结拜兄弟代国四对商会的认识或许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企业的心声。
　　“我们的重要性在于企业当前需要的一些东西，如人力资源、人才培训，这是企业目前非常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就是融资；另外一个很特别的是，鞋业是一个时尚的行业，我们必须成立属于自己的一个鞋类研发和流行趋势发布中心；还有我们要成立一个在国际上通行的鞋类检测机构。”秦飞帆表示，“我们该做的事情这么多，这些事情做出来的话对我们的行业、会员单位是对得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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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我一向觉得惠东鞋业为主，发展不了多少，可能会慢慢走下坡路
当供大于求时，就会引起通货膨胀。惠东鞋业就是这样，鞋厂太多，能分上一杯羹的量也逐渐在减少。唉，我的前途一片黑暗啊
只想说“好长气”
好长, 果断跳过了
大哥&&加微信沟通下吧 boyjobs&&我全部看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