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戴相龙被中纪委调查查凌成兴

江西发改委主任被中纪委带走
李安泽【《财经》记者 张玉学】8月27日下午晚些时候,江西省发改委主任李安泽被中央纪委工作人员带走。知情人士介绍,当时,李安泽被江西省纪委负责人电话叫去汇报工作,在省纪委办公室内被中央纪委工作人员带走。其是遭受调查,还是协助调查,目前尚不确定。在被带走的当天上午,在南昌召开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昌九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李安泽还向省领导作了推进昌九一体化有关工作情况的汇报。江西省发改委网站对涉及李安泽的新闻已做了删除和改动。该网站显示,在李安泽被带走的前两天,8月25日上午,李安泽到上饶进行调研考察;8月26日,李安泽陪同江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周泽民在省公车改革办调研。但在8月29日中午之后,前一条新闻被删除,后者以及与有关其的近一周的新闻中,李安泽之名在内文中被删除。另据人民网江西频道8月27日报道,李安泽原定于8月28日上午9时做客人民网江西演播室,围绕“抓住机遇,精准发力,走出江西发展升级的新路子”这一主题,就抢占发展升级制高点、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等话题进行在线访谈。但当天上午,李安泽并未出现在演播室,该报道的网页则至今不能正常打开。8月29日下午,《财经》杂志记者致电江西省发改委多个处室,工作人员均称对此“不知道”。李安泽本人的电话一部关机,一部无人接听。目前,江西省发改委已经确定由一位副主任主持全面工作。8月29日,江西省发改委召开学习报告会,由副主任叶柏青主持。在李安泽被带走的前一天,江西省纪委披露,新余市房产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小云因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今年54岁的李安泽是江西瑞金人,曾任江西省地方税务局局长、党组副书记,2008年后历任新余市长、市委书记,2013年任现职。《财经》今年6月在《于姐插手的土地生意》一文中报道,李安泽在任新余市市委书记时,曾被新余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建华举报。周建华称其与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之妻于丽芳一起插手新余高专老校区土地拍卖项目,涉嫌致使国有资产损失约10亿元。李安泽简历李安泽,江西瑞金人,1960年8月出生,1975年8月参加工作,197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政工师,注册会计师。李安泽从瑞金县(现瑞金市)壬田公社(壬田镇)知青队长、团委副书记做起,直至2007年做到江西省地方税务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2007年―2008年,任江西省地方税务局局长、党组副书记;2008年―2008年,任中共新余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副市长、代市长;2008年―2009年,任中共新余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市长;2009年―2010年,主持中共新余市委全面工作;2010年―2013年,中共新余市委书记;2013年至今,江西省发改委主任、党组书记。李安泽还是中共江西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中共十八大代表;十二届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4小时热点  烟草在线据东方烟草网报道  这次全国烟草行业纪检监察工作会议,是国家局党组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传达贯彻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的一次重要会议。
  2014年,全国烟草行业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紧扣实践“三大课题”、提升“五个形象”总体考虑,按照年初确定的总体要求、预期指标和重点任务,狠抓烟叶三年调控、行业经济运行、专卖三大体系建设、教育实践活动、落实“两个责任”和领导班子建设“六个着力点”,年度工商税利总额达到10517.6亿元,增长10.02%,跨越了一万亿元大台阶,全面完成“保八争十超万亿”年度目标,全年工作呈现出高端品牌逆势上扬、细支卷烟快速增长、货币资金保值增值“三个新亮点”。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情况看,行业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构坚决贯彻国家局决策部署,一是牢记“四个服从”,从严管理干部取得新成效。推行“一把手”和纪检组长异地任职制度,强化“三重一大”检查整改,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教育引导领导干部严格自律,把惩防体系建设贯穿到行业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之中,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二是执行“八项规定”,深化作风建设取得新成效。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严格落实规章制度,发扬“钉钉子”精神,早提醒、早发现、早处置,2014年全行业没有发生中纪委通报的典型问题,没有发生焦点访谈曝光的典型问题,没有发生网络媒体炒作的典型问题。三是落实“两个责任”,加强监督检查取得新成效。制定印发落实主体责任的实施意见,研究解决落实“三转”要求的有关问题,注重发挥职能部门、巡视和审计监督作用,为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王岐山书记作了工作报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在党和国家全局的高度,充分肯定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的明显成效,深刻分析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讲话着重阐述了一系列新判断、新思路、新举措、新要求,释放出“八个重要信号”:一个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中纪委贯彻中央决策立场坚定、态度坚决、行动有力,创造性开展工作;一个明显成效,认为在查处腐败问题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上取得新成效;一个基本判断,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和反腐败呈胶着状态;一种坚强决心,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不放松;一种鲜明态度,横下一条心纠正“四风”;一项明确要求,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一个监督重点,加强对国有企业领导班子的监督;一套治本之策,着手修订一批重要党内法规。讲话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表明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意志,体现了崇高的党性品格和担当精神,为我们指明了工作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下面,我就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深入推进行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守纪律讲规矩,坚定维护中央权威的自觉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党的团结统一靠什么来保证?要靠共同的理想信念,靠严密的组织体系,靠全党同志的高度自觉,还要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我们务必认真学习领会这一重要思想,自觉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坚决贯彻落实。
  第一,明确“四大规矩”。我们党的党内规矩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规则。其一,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其二,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其三,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其四,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第二,做到“五个必须”。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是对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度的重要检验。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重点要做到五个必须:一是必须维护中央权威,决不允许背离中央另搞一套;二是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决不允许在党内培植私人势力;三是必须遵循组织程序,决不允许擅作主张、我行我素;四是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五是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决不允许他们擅权干政、谋取私利。
  第三,严防“七个有之”。习近平总书记严厉指出,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副省部级以上高官看,所谓这个帮、那个帮,其实质就是以利益为核心,以权力为纽带,以谋利为目的,他们对内抱团取暖,对外相互勾结扶持,彼此沆瀣一气,既损害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又滋生了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的腐败温床。我们要从中汲取教训、守土有责、敢于亮剑,坚决抵制“七个有之”的错误行为,坚决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
  二、纠“四风”抓整改,坚定深化作风建设的自觉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以严的态度、严的措施狠抓整治“四风”问题,刹住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同时他也告诫全党,不正之风尤其是“四风”的病原体并没有销声匿迹,顶风违纪问题时有发生,防反弹、防回潮任务依然艰巨。要横下一条心纠正“四风”,常抓抓出习惯、抓出长效。要强化执纪监督,把顶风违纪搞“四风”列为纪律审查的重点。表明了中央对“四风”问题的清醒认识和狠抓作风建设的鲜明态度。行业各级党组织必须牢记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坚持抓常、抓细、抓长。
  第一,巩固整改成果。对照“两方案一计划”,认真落实整改任务,对已经整改的提出巩固成果的措施,防止反弹;对正在整改的问题,要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一些列入中长期整改计划的深层次任务,要持续推进、逐步解决,确保说到做到、兑现承诺。深入推进专项整治,按照中央确定的21项专项整治任务,进一步把责任明确到位、措施落实到位、问题解决到位。建立整改落实情况通报督促机制,定期公开整改进展情况,主动接受群众评判和监督。紧盯作风领域出现的新变化新问题,聚焦基层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做到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对违反规定、顶风违纪的,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从纠正“四风”问题拓展开来,努力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
  第二,查找各种盲区。通过两批教育实践活动,很多“四风”方面的突出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是一些难于发现的、见怪不怪的问题隐藏很深、伺机而动。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继续排查风险点,挖掘隐性问题,查找各种盲区。要紧紧依靠群众,发现“潜伏”的腐败分子,发现穿“隐身衣”的不正之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在工作中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优亲厚友、违法乱纪,弄虚作假、任人唯亲,群众看得清清楚楚,因此,要大力推进办事公开、民主管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密切联系群众,从方式、程序等方面不断畅通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两个渠道,把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表现交给群众评判;欢迎群众提出批评意见;多向群众请教,积极采纳意见建议;健全完善群众举报机制,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第三,完善规章制度。两年多的强化作风建设积累了很多好经验、好做法,要进一步研究规律,把成功做法经验化,零星探索系统化,有效措施制度化,逐步铲除不良作风滋生蔓延的土壤。当前,重点是抓好行业公务用车、行业办公用房、行业国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三项实施方案的研究制定和贯彻实施。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改革的核心和重点是,合理确定薪酬水平,解决国有企业负责人与普通职工薪酬水平差距过大问题。行业各级领导干部要学好文件、提高认识,宣传政策、执行方案。
  三、全覆盖强监督,坚定履行“两个责任”的自觉性
  从严治党,根本在责任、关键在担当。责任不明确,责任不落实,出了问题不追究,从严治党就成了一句空话。行业各级党组织要落实好主体责任,把从严治党的责任承担好、落实好。党组(党委)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既要挂帅又要出征,对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要把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抓好,把班子带好,把干部用好,下大力气抓守纪律讲规矩、抓作风建设、抓惩治腐败,切实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国有企业在管党治党、党风廉政建设上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问题相当突出”,“要着力完善国有企业监管制度”,“加强对国企领导班子的监督”。因此,要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推进三项监督全覆盖。
  第一,巡视工作全覆盖,瞪大眼睛找问题。巡视制度是党内监督有效管用的制度,是一把反腐“利剑”。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巡视工作时,充分肯定的一个重要创新就是开展专项巡视,针对一个单位、部门或个人的突出问题,针对一个工程项目、一笔专项经费,随机查处。今后行业巡视工作也要逐步探索开展专项巡视,加快节奏频率,扩大范围,瞪大眼睛,发现问题。每年可以多搞几轮,闻风而动、出其不意,哪里有反映就奔向哪里。对巡视过的单位可以随时杀个回马枪、来个“回头看”。要逐步实现对行业直属单位全覆盖,使党内监督不留死角、没有空白。对党风廉政方面的问题,该发现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理就是渎职,要严肃问责查处。
  第二,审计工作全覆盖,审核账本找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要求,大力推进审计监督全覆盖,夯实国家科学治理机制,将审计监督提到了新高度。行业审计工作要结合国有企业特点,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现问题、完善机制”的基本原则,紧扣国有资产资源监管,进一步加大审计力度,创新审计方式,提高审计效率。今年要继续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实现对领导干部离任、提任和任期审计全覆盖,重点关注执行中央八项规定,落实国家局“两方案一计划”的情况、“三重一大”决策情况、重点费用执行情况。要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实现重点项目、重点领域、重点补助资金全覆盖。要落实“一把手”直接分管审计工作和审计要情移送制度,更好地发挥审计在发现问题、堵塞漏洞、查处腐败、挽救干部中的重要“排雷”作用。
  第三,招标工作全覆盖,对准顽症找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在业务运作、内外监督、信息公开上拿出对症治疗的办法。要实现招标采购全覆盖:即行业直属单位全覆盖,应招项目全覆盖,责任主体全覆盖,考评问责全覆盖,不断扎紧、扎密、扎牢规范权力运行的笼子。
  坐而论道,不如强化问责。如果哪个单位、哪个部门接二连三发生重大腐败案件,腐败蔓延势头长期得不到遏制,就要严肃追究党组织主要领导和纪检监察机构的责任。
  四、抓班子带队伍,坚定筑牢思想防线的自觉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腐败活动减少了但并没有绝迹,反腐败体制机制建立了但还不够完善,思想教育加强了但思想防线还没有筑牢,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从何抓起?关键是做到“一带头”、“三从严”。
  一带头。行业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研读《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带头做“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领导干部,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干净做事,在政治生态建设中做好示范、当好标杆,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勇于担责的精神抓班子、带队伍、筑防线。我们各级企业负责人都是党的干部,不是“红顶商人”,更不能把自己混同于“老板”,成为不法商人“围猎”的重点对象。大家要特别警醒、特别审慎、特别检点,努力做到领导干部自己不能被“围猎”,家属子女不能被“围猎”,身边工作人员不能被“围猎”,亲朋好友不能被“围猎”。
  一要从严选拔,重点防止带病提拔。导致带病提拔的原因很多,比如,有的干部是“两面人”,不易察觉;有的发案有一定潜伏期,尚未暴露;有的是了解不够、考察不深。防止带病提拔,要作为干部工作的聚焦点、攻坚点。一是发挥各级党组(党委)领导和把关作用。落实党组(党委)在选人用人上的主体责任,特别是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各级党组(党委)向上级报送拟提拔或重用人选时,要对其廉洁自律情况严格把关、作出结论性评价。二是完善规范现有做法。比如,完善征求纪检监察机构意见的办法;充分运用巡视成果,从中看干部是否有问题;明确动议的方式、程序、酝酿范围等。三是从薄弱环节入手,把考核干部的功夫下在平时。关键是近距离接触干部,掌握干部活情况、掌握干部新变化、掌握干部在群众中的口碑。四是从时间和方式两个方面,增加任前考察深度。一方面,时间要服从质量,不能为了“赶会”,不能搞简单“印证式”考察。另一方面,要采取提前介入、改进程序、查看档案、延伸考察、走访有关部门等办法,拓宽发现问题的渠道,抓住干部的重要行为特征。对疑点没有消除、问题没有搞清的,不能提拔或重用。五是搞好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要把核实结果作为评价识别干部是否忠诚老实、是否清正廉洁、是否“带病”的重要依据。今年要加大力度,对拟提拔人选、后备干部人选、转任重要岗位人选都要核实。六是严厉查处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铲除产生带病提拔问题的潜规则。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说情打招呼等问题不解决,带病提拔就难以根除。要研究制定干部选拔任用纪实办法,健全带病提拔倒查机制,探索实名推荐干部办法。
  二要从严约束,重点解决平时管理不严的问题。古人讲,“不矜细行,终累大德”。要切实纠正重使用轻管理的问题,做到干部随管理成长、管理伴干部一生。一是落实提醒、函询、诫勉制度。在规范言行、防微杜渐、纠偏纠错上拿出办法,多做提提领子、扯扯袖子的工作。二是规范谈心谈话制度。与干部谈话,是组织人事干部的基本功。民主生活会、年度考核时要谈,有问题反映、思想认识不到位、工作不在状态的更要谈。“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谈话要善于倾听、注意引导,解疑释惑、做好思想工作;要指出问题,提醒帮助;要坚守底线,不能拉拉扯扯,更不能封官许愿。三是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总的考虑是,严格执行退休制度,形成常态,不搞特殊;运用停职检查、调离岗位、降职、问责免职等方式,及时调整不称职、不适宜、不作为的干部。各单位都要围绕解决为官不为、为官乱为、为官不正、为官不廉等问题,探索具体办法。
  三要从严监督,重点开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要继续抓好“整治违反干部任用标准程序、跑官要官和说情打招呼、三超两乱、干部档案造假、领导干部违规兼职、裸官”等6项重点整治,焦点不变、扭住不放,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研究新列入专项整治的内容,比如带病提拔、利用公权公款为私誉买单、“逐名腐败”等。对巡视和审计部门反馈的问题、移交的线索,要切实整改、认真核查、严肃处置。各单位情况不同,具体到每个单位,什么问题突出,就要整治和解决什么问题,这要作为干部监督工作的一种常态。
  深入推进行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纪检监察机构和纪检监察干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行业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纪检监察工作的领导,坚决落实“两个责任”、“两个为主”,按照中央关于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工作部署,组织协调纪检监察机构进一步落实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要求,聚焦主责主业,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大力支持他们履行职责,自觉接受他们监督。要加强纪检监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把党性好、能力强、作风正、威信高的干部选配到纪检监察领导岗位,把高素质干部充实到纪检监察队伍。各级纪检监察机构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切实加强党性修养、作风建设和履职能力,敢于担当、敢于监督、敢于负责,努力成为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要牢固树立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的意识,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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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年轻干部
本周,中央层面召开了全国优秀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这是时隔五年后,中央层面再度就年轻干部选拔召开如此高级别的会议。会议上刘云山提出了选拔年轻干部的十六字方针--拓宽来源、优化结构、改进方式和提高质量。会议为今后一个时间段内,中央乃至地方在青年干部层面的选贤任能作出了指引。在会上,刘云山提出,要强化实践导向,坚持必要台阶、梯进式历练,让年轻干部多“墩墩苗”,到基层一线和艰苦地区经历风雨见世面……“墩墩苗”的说法是去年由习近平提出来的。在去年六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用颇为接地气的话语来阐述他的年轻干部任用观:早熟的果子长不大,拔苗助长易夭折,年轻干部多“墩墩苗”没有什么坏处,把基础扎实了,后面的路才能走的更稳更远。选拔年轻干部的认识进阶梳理发现,全国优秀年轻干部选拔工作座谈会召开并无明显的规律(不像全国组织部长会议那样一年召开一次)。进入新世纪以来,该会议一共召开过三次,时间分别为2000年、2009年以及2014年。对应的正好是三代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对比这三次会议来看,中央层面对于年轻干部选拔任用的认识呈现出进阶式发展的特点。2000年时,会议侧重于打开选拔任用年轻干部的局面,解放用人思想。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在会上提出,“选拔年轻干部要坚持中央确定的目标要求,加大工作力度,务求取得新的突破。为此,首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用人观念,拓宽用人渠道,不拘一格选人才。要坚决抛弃妨碍识别、起用年轻干部的各种陈旧落后的思想和私心杂念……”也正是自此之后的数年间,中共选拔任用年轻干部进入了快车道,涌现出了诸多晋升迅速的年轻官员以及六零后世代。在这段时间成长起来的六零后世代目前仍是这波干部年轻化的最大受益者,后起之秀的七零后世代在仕途成长上都没有达到前辈当年的状态。这次会议召开九年之后,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对选拔任用年轻干部认识和策略也有了新变化。选拔任用年轻干部由破局转向调整。于是在2009年,中央层面再度召开了全国优秀年轻干部选拔工作座谈会,会议主题也由促进培养年轻干部到如何培养年轻干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在会上为选拔年轻干部工作厘定了标准--理想信念、党性修养、优良作风。同时,我们也能通过这次讲话看到习近平“墩墩苗”的烙印。他在这次会议上也提到了要把年轻干部派到一线以及从一线选拔年轻干部的内容。新世代的观念新一届班子在干部年轻化上踩了一脚刹车,减缓了速度。于中央层面,我们看到了老臣谋国的布局,于年轻干部任用也并无火箭提拔的政治明星(并非权力寻租催生的病态提拔)。在整体用人节奏上,新班子步子越踩越实。这种选人用人策略的调整,与新班子自身的政治经历也是有关系的。在本届七常委中,多数都有知青经历,很多人也都具备基层履历。总结本届班子的特点,即是不当大队书记的青年做不了好常委。习近平以及协理党务的刘云山都有很扎实的基层锻炼经历。以实践为导向的用人策略已经成型,正如习近平多次强调的“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伏久者,飞必高;根深者,叶必茂”,故而扎入基层对于年轻干部大有裨益。针对年轻干部的锻炼问题,在本次会议上刘云山提出了“坚持必要台阶、梯进式历练”的概念。这个说法也是新领导层首次提出,值得注意。梯进式历练可以让干部在实践中走得更为扎实。同时,此举也能够更好的观察一个干部,置身于熔炉中的修为,“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起其所安”。从大事难事中看担当,从顺境逆境中量襟度。以往的挂职交流等方式存在诸如镀金式成长的弊端,不仅不能锻炼年轻干部,还会伤了当地老干部的心。故而步子要一步步得迈,操之过急则难免后劲不足。“不历州县,不拟台省”,唯有如此才能让青年干部成为栋梁之才,同时也能避免权力世袭与晋升“奇迹”。今年开始,中央层面暂停了央地干部大规模双向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刹住存在的镀金式培养问题以及扼住部分干部的小九九。另一方面,笔者也了解到解放军四总部将新入职干部分配到艰苦地区挂职锻炼一年,担任连长,以此磨砺气质。以上种种无疑都是好兆头。(文/方乐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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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位俄罗斯商人一年见了三次吉林省长
7月23日,吉林省政府代表团与俄罗斯苏玛集团在莫斯科举行项目交流对接会,听取扎鲁比诺港项目进展情况,中俄大企业集中推介,对接洽谈合作事宜。吉林省长巴音朝鲁、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李辉、苏玛集团总裁维诺库洛夫出席并致辞。本周,最高活跃度主题就是省域对外的经贸交流,多个省份的书记或者省长外访招商引资。其中,巴音朝鲁在一年之内三次会见同一名俄罗斯商人,最受关注。此外,藏疆板块的央地互动与地方互动也十分活跃:在新疆,有山东、湖南两省省长以及广电总局负责人到访考察,而西藏则迎来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孟建柱的考察和调研。吉林省长一年三见同一俄罗斯商人今年以来,俄罗斯与东北板块的碰撞愈发活跃。不仅黑龙江在主打俄罗斯牌,吉林也同样如此。所以也就有了巴音朝鲁一年三见同一俄罗斯商人的场面。频繁会面背后则是吉林的“借港出海”战略,即扎鲁比诺万能海港项目(以下简称扎港)。这名一年内三次见到巴音朝鲁的商人就是俄罗斯苏玛集团总裁维诺库洛夫。7月23日,应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俄罗斯苏玛集团的邀请,巴音朝鲁率吉林省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商讨扎港的建设问题。双方还在莫斯科举行项目交流对接会。中建港口建设集团、北车长客集团、吉粮、吉煤、东北亚铁路集团等中方企业和50余户俄罗斯企业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些企业还被分成港口建设组、基础设施组、揽货中心组等5个组进行了深入对接。苏玛集团此前在俄罗斯曾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不过凭成功参与运输和物流业领域几个重大项目投标后,该公司已强势登上俄罗斯媒体头版。目前,苏玛集团是俄罗斯第一大、欧洲第三大港口运营商,也是扎港项目的主要建设方。该项目预计将于2016年开始建设,2018年项目一期投入使用。不仅是扎港,苏玛集团还将在吉林珲春建立物流中心。扎鲁比诺港位置示意图扎港项目(见上图)于吉林省还是中国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吉林书记王儒林曾对项目作出重要批示:“借港出海”,合作利用扎鲁比诺港是我省对外开放重大战略,我省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深入研究参与扎鲁比诺港建设和运营的可行方式,积极促成合作。若项目一旦建成将大大促进图们江三角洲的开发进展,助力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吉林融入“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以及东北亚经济圈早日形成。这次巴音朝鲁与苏玛集团总裁维诺库洛夫的见面,是双方一年内的第三次会面,此前两次分别是在长春市和上海市。今年5月17日,吉林省政府与苏玛集团在长春市洽谈扎港项目合作。这是巴音朝鲁与维诺库洛夫今年的第一次会面。当时双方还是属于初步洽谈阶段。吉林省委常委、副省长陈伟根在参加座谈会时只是表示,“吉林省对合作开发扎鲁比诺港非常感兴趣”。双方第二次会面是在上海市,时间则是在亚信峰会期间。5月20日,在习近平与普京见证下,巴音朝鲁与维诺库洛夫签署了合作建设俄罗斯扎鲁比诺万能海港合作框架协议。吉林日报将此次签约形容为,“中俄本轮签约中地方政府与俄罗斯大企业合作港口商贸物流建设的战略性大项目”。在签约之后,巴音朝鲁还与维诺库洛夫进行了更深入的工作会谈。本周,黑龙江也有与俄罗斯的互动。23日,陆昊在哈尔滨会见了俄罗斯远东和贝加尔发展基金代理总经理西多连科一行。双方商谈的主题则是“推动同江--下列宁斯阔耶铁路界河大桥建设”。这条铁路的建设具有突破意义,它是首座横跨中国、俄罗斯两国界河黑龙江的铁路大桥。中方投资估算就达到了26.42亿元人民币。该项目于今年2月奠基。俄罗斯方面对此也十分重视,该项目获得了普京的亲自过问。据俄媒报道,普京在听取“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负责人关于上半年在远东地区投资情况的汇报时,对“同江-下列宁斯阔耶”跨河大桥建设项目事表示高度重视。不过,从这次会面的措辞看,俄方在工程进展上似乎出现了些问题。陆昊在会见俄罗斯客人时曾采用了诸如“表示理解和支持”、“进一步加快工作节奏”、“克服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等含蓄的说法。两省主官一周访两国在省域对外经贸交流方面,江西书记强卫、安徽书记张宝顺、吉林省长巴音朝鲁、四川省长魏宏等四位书记省长出访外国。其中巴音朝鲁和魏宏都属于一周之内访问两个国家的地方政府主官。在本周,四川省长魏宏则率四川代表团接连访问新加坡和日本,促进经贸交流。期间,魏宏出席新加坡-四川投资合作交流会,见证了七个项目的现场签约。魏宏与新加坡工商界人士进行了交流沟通,为四川经济发展聚拢人气。此外,魏宏拜会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并特意探讨了新川科技园的建设问题。在访问新加坡后,魏宏又直接飞往了日本,参加广岛县与四川省缔结友好关系30周年纪念庆贺会。魏宏也借此时机会见了日本工商人士。魏宏途经东京时会见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日中经济协会以及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等日本主要经济机构和团体负责人,为四川拉拢投资。吉林省长巴音朝鲁则在本周访问了蒙古和俄罗斯两国。巴音朝鲁先赴蒙古参加了第十九届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首脑会议。期间,巴音朝鲁还出席了中国吉林-蒙古国工商界座谈会,参观了中国吉林-蒙古国经贸推介暨项目对接会现场。在结束完蒙古国行程之后,巴音朝鲁又赶赴俄罗斯,推进中俄之间的港口项目。7月21日至26日,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应中国国民党邀请率团在台湾参访。期间还参加了两岸(江西)经贸文化合作交流活动周暨第十二届赣台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按照江西省委机关报《江西日报》的描述,“这是首位江西省委书记参访台湾。这是65年来江西在台湾举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成果最丰的一次盛大活动”。就此《江西日报》还于28日推出了《新起点·新台阶·新境界--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台湾参访纪实》一文。本年度,强卫已经先后走访了香港和台湾两地,也是为数不多已经参访完两地的省委书记。张宝顺则在本周起程,率安徽省经贸友好代表团出访保加利亚、俄罗斯两国。(文/方乐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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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国企改革“锦标赛”亮点频仍
7月以来,上海、山东和江苏相继出台了国企改革的意见和方案。据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统计,截至目前,已有天津、上海、四川、江苏、山东、山西、江西、两湖等十多个省份公布了本省的国企改革方案。本轮国企改革的背景,是中国国企改革过去十年在国资流失、利益集团固化等争议中基本陷入停滞状态。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启国企改革,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国企改革“再燃”战火指出了方向。三中全会《决定》对国企改革的800多字论述,也成为各地启动国企改革的“指南针”。梳理多省国企改革方案发现,各地均以《决定》为蓝本改良升级,基本遵循了中央改革精神,在此基础上,各省也根据实际情况出台了不少特点鲜明的举措。在这个过程中,各地不妨多多加强省际交流,学习借鉴其他省份的方法经验,聚内外之力打赢这一场改革“锦标赛”。鲁津沪等传统国企大省亮点多在改革方案业已出炉的省份中,不少都属于传统的国企大省,比如上海、山东、江苏、四川、山西、两湖等地。根据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这些省份2012年的国企数量从400多到1100多家不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这些省份经济结构中占有巨大比重。本轮国企改革的核心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国有资产管理。GDP大省山东的改革任务非常繁重,2013年31省份GDP含金量排名榜中,山东排在26位,而国企数量太多是主因。山东方案最大的亮点是“同股同权”:省属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改革中,坚持同股同权,股东依法按出资比例行权履职。它保证了国资改革由“管资产管人管事相结合”向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监管”的转变,事实上削弱了国资委以往一票否决、“一股独大”的状况。天津改革方案则是一个突出“多层次”的解决方案。比如,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方面,提出“分类分层推进股份制改革”:着力推动二级核心骨干企业股份制改革,带动三级及以下企业全面放开搞活,形成一级强、二级活、三级专的梯次发展格局。在推进国有资产资本化方面,天津提出“利用境内外多层次资本市场推进企业上市”,其中,对引入外资的强调也是本轮国企改革中多个省份的选择。“分层”改革体现在所有改革方案中,其中最集中点在“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方面,央地均把国企存量分为竞争类、公共服务类、功能类三种(四川分为竞争性和功能性两种),进行分类管理。上海被认为是截至目前最具创新意识的方案,尤其在国资管理方面,上海提出要“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的国资流动平台”。该方案提出,对部分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的股权等进行统筹管理与市场化运作,实现“资源、资产、资本、资金”的良性循环,为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服务民生等提供支持。这一提法被认为是,上海市国资委有意引入新加坡“淡马锡”管理模式,搭建国资流动平台,通过股权转让引入社会资本,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经营机制市场化。除此之外,也有省份在方案中设计了一些创新性的改革路径。比如,被外界认为方案太谨慎、没新意的江苏省,却首次提出了“建立鼓励探索创新的容错机制”,在国资改革这样一项重大改革领域出台如此机制实属罕见。湖北方案希望“建立运转有效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而且管资本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可以探索市场化项目收益提成机制。贵州省则是目前唯一在方案中把改革任务分配给具体行政部门的省份,比如,在“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这项改革条目后面,明确注明“责任单位:省国资委、省财政厅”,其他多条改革任务均已分配到了具体部门。数字背后的改革硬任务在三中全会《决定》中,国企改革部分提及的唯一数字是“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明确的数字要求指向的是国企收益上缴领域改革的“硬任务”,即2020年收益上缴比例若达不到30%,那改革便是失败的。这与其他一些原则性表述的改革项明显不同,不写明具体时间或数量的改革项,或者仅用“适当、不一定”等词汇界定的改革,完成与不完成的界限非常模糊。这背后隐藏的是改革的难度和阻力,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改革者的决心和魄力。数字在各省改革方案中的数量远超三中全会文件。在中央尚未出台国企改革总方案的背景下,各省制定的具体数据与中央方案是否一致尚待确认,但这些指向明确的改革目标数据,确为我们观察地方国企改革提供了具体视角和考核标准。数字体现最集中的是“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一项。山东省规定这一比例2015年要提高到10%,2020年要提高到30%;江西则把时间提前了两年,要求“在2018年前上缴比例要达到30%”,而重庆更是提出了“到2017年提到30%以上”的攻坚项目;天津市没有设定阶段性目标,而是制定了改革时间表,即收益上缴比例要“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江西省鼓励非公资本参与国企改革,提出“5年内混合所有经济要占国资的70%”;重庆市则计划“3-5年三分之二国企将发展成混合所有制”;湖北决定加快推进国有企业上市,力争“到2020年将湖北省国有资本证券化率提高到50%”。在国有资产布局方面,不少省份提出了国企有限度参与竞争性行业的方案,比如,重庆提出“国有资本一般不再以独资增量方式介入完全竞争领域和市场竞争较充分的领域”;而四川更明确规定“80%的国有资本集中在公共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国企改革,是中共新一轮深化改革中牵扯面最广,难度最大的项目之一,因其不可避免地将触碰到一些渐趋固化的体制内外的利益集团,难度和阻力是意料中的。国企改革的成败,关键看改革方案制定是否科学,落实是否到位,在这方面,领先其他二十余省份出台了改革方案的省份,已经走在了前列。(文/辛忠)
各地争抢“香饽饽” “核战”一触即发
“蛰伏”三年之后,中国内陆核电项目建设迎来新的曙光。虽然中央政策层面并未正式“松绑”,但各省依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开始部署核电项目选址工作,在不触犯红线的前提下进行“卡位赛”,争夺这一可以迅猛拉动地方经济的“香饽饽”。7月10日,贵州省与中国广核集团签约了两个投资总额为380亿元的内陆核电项目,引起各方关注。与此同时,湖南、江西、四川、重庆、河南、吉林和黑龙江等省份均陆续传达出发展内陆核电项目的积极意愿,一场没有硝烟的“核战争”看似箭在弦上。这种蓄势待发的状态与近阶段中央决策层释放出来的利好信号不无关系。今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家能源委员会首次会议时强调,当前要开工一批重大项目,要在采用国际最高安全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适时在东部沿海地区启动新的核电重点项目建设。6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提出“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概念,并将4月份国务院关于核电项目“适时启动”的表述提升为“抓紧启动”。分析称,这种关于核电开工的积极措辞,至少在过去3年内从未有过。一直以来,中国核电均优先选择在沿海地区建设,直至数年前,觊觎沿海省份核电站发展的如火如荼,内陆省份也掀起了一波核电站建设的高潮,其中,江西彭泽核电站、湖北咸宁大畈核电站、湖南益阳桃花江核电站等内陆核电站项目,已经首批拿到前期建设“路条”。孰料,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电事故爆发,这一场灾难,最终导致正在热火朝天建设中的中国核电项目急刹车,核电企业发展停滞不前。不过,各地方政府对核电项目建设的热情并未因此减退,相反,各地争取启动内陆核电的呼声始终没有停止。江西、湖北等中部省份,都曾在全国“两会”上提交重启内陆核电项目的相关建议和提案,而湖南省更连续两年在“两会”期间,以全体代表名义提交了“一号建议”,希望尽快重启内陆核电建设并将桃花江核电站列为首个内陆示范核电站。这些省份渴望早日对核电项目“解冻”的迫切心情并不难理解。一方面,能源短缺、供需矛盾尖锐已成为制约这部分省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所在,每逢需求高峰期经常会出现电力供应紧张局面,而核电作为可大规模发展的清洁替代能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及国家对节能减排要求的不断加码,核电项目已经被赋予了提振经济和抵抗雾霾的双重使命。发展核电产业,除了电力自身可观的效益,还将对交通运输、建材、电器材料、采掘、餐饮、酒店、娱乐等产业产生明显拉动作用。根据以往建设经验,建立一个大型核电站,就可以在周边形成一个小城镇,对推动城镇化以及解决地方就业具有立竿见影的贡献。也因为如此,不少谋求“转型之道”的地方政府都将发展核电视为稳增长的新引擎和调结构的新抓手。不过,这种内陆核电争先恐后“卡位”的苗头也引发了一些忧虑。业界人士认为,按此节奏,地方政府、核电企业获得经济效益的代价,很可能是打乱国内核电行业的整体部署,容易引发产能过剩、结构失衡,甚至是安全问题。事实上,与沿海核电站相比,内陆核电站由于缺少万一发生事故时的排污水优势而使得公众更为担忧,近年来,因公众“不够了解”而“不信任反核电”,最终导致有关核电项目受阻的事件屡见不鲜。2013年7月,在公众的强烈反对下,中核在江门鹤山的核燃料产业园项目就最终搁置。这也表明了,核电建设不仅是能源问题、经济问题、环保问题,更包含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面对公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心理,企业应将项目信息透明公开,让公众相信可以控制风险、保证安全;政府应明确项目操作规程,并建立相应的利益协调补偿机制,完善应急赔偿措施。只有通过充分的利益博弈,让各方在妥协与让步中达到利益最大化,才是解决问题之道。在民意已能左右公共决策的时代,核电建设也概莫能外。相信只有想方设法解开“邻避效应”这一死结,重启内陆核电建设的春天才能算真正来临。(文/郑曼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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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改市:中国城镇化的隐性革命
7月23日,新华社下属《经济参考报》披露称,发改委牵头的11部委联合下发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通知。其中一项重点吸引笔者的注意,即“针对人口10万以上的建制镇,开展新型设市模式试点”,即镇改市。中央还要求各省选择符合条件的不同层级市、镇作为试点在8月底前上报发改委。同一天,《人民日报》刊文介绍了浙江强镇扩权的改革实践。浙江作为县镇经济发达地区的代表,在镇改市上自然走在前列,近期并公布《强镇扩权改革指导意见》,赋予试点强镇以现代小城市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权限。据文中图表统计,浙江小城市培育试点镇多达43个,覆盖浙江全省2副省级市9地级市。看来,央地之间再次达成了默契。“镇改市”正在成为新型城镇化一个重大突破口。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镇级单位会成为改革的焦点?县辖市如何助推城镇化?有两组数据能说明县镇单位在中国城镇化中的重要性:宏观层面看,中国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与小城镇,集聚了全部城镇人口的51%。其中县级单元聚集了全国新增城镇人口的54.3%;地方层面看,以浙江为例,绍兴钱清镇去年地区生产总值300多亿元,经济规模“块头”比普通的县还要大。诸暨店口镇有2家中国500强企业、6家上市公司,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占全镇就业总人口达97%。由此观之,无论是城镇人口存量、增量,经济产值,还是对就业的吸纳,小城镇都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城镇化最重要的组成单元。而城镇化的目的是现代化,因此中国想要实现全面现代化,行政制度层面的突破口在于市镇。现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目前的行政区划体制与正在高速变化的经济社会结构不相配,远远被抛在现实发展之后。以目前的镇级单位来看,强镇虽然在各方面已经具备小城市的体量,但在行政建制上仍受控于上级县政府。以至于在政治控制、经济社会治理两方面得不到解放。这势必严重制约诸强镇在城镇化建设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强镇扩权的目的,在于将政治控制与经济社会治理两方面的政府角色分流,将原本属于乡镇层面的经济与社会治理的权力还给乡镇,又将强镇在建制上成为县级直管的城市,成为镇级市,或称县辖市。这样,在宏观的行政区划管理上,镇级市仍属于县管辖,但日常的经济与社会治理事务不再由县级统筹安排。从以往的市制改革经验表明,这是具有很强可操作性与实际意义的改革路径。从前文人民日报对浙江强镇扩权改革的段落描述中,我们可以生动地看出这种改革带给基层民众的变化:“为了方便群众办事,下放居民身份证、居住证、居民户口簿、计划生育证明、房产证、土地证、老年人优待证、残疾证、就业失业登记证、房屋他项权证、社保卡、驾驶证等证照的办理权,以及社会救助、民政优抚、农民个人建房审批等权限。今后,在这些强镇居住的居民,办事不用都往县城跑了”。办证难在中国每个人都会亲身经历,也是与各行政部门打交道一大头疼烦心之事。而镇级市的设立,这些行政成本将大大降低。不仅仅是办证的行政成本,镇改市的推进,将大大推进农民的市民化,而且将“继续保留土(林)地承包权、宅基地用益物权、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等权益,享受城镇居民同等的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这就是所谓“带着土地进城”。而人口市民化的推进,也将加速各项基层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完善。这样一来,城镇化在镇一级将逐渐实现建制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产业城镇化的系统性融合,以实现真正的城镇化。从行政区划历史演变看强镇扩权镇改市虽然在当下全面深化改革之中不太起眼。但如果从历史的纵深角度考察,把其投放在中国漫长的行政区划演变中看,便会发现其深远意义。作为面积与人口都具超大规模的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复杂的行政区划制度。其演变史在见证王朝兴盛与衰落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动态中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结构。从秦汉行郡县制以来,县级单位就成为中央政策与基层乡村治理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单位。这一制度到唐宋时期日臻完善。元代以降,因为疆域和人口的增加,国家治理也渐复杂,行省制度开始设立,并在明清得到完善,于是才有了封疆大吏的说法。但这个重大演变过程中,县级单位仍保持稳定。因此直到20世纪之前,中国的基层治理一直是相对自治的形态,所谓“皇权不下县”。中央-省-县三级成为中国千百年来的基本行政架构。20世纪之后,随着国内外社会形势的剧变,中国的社会结构也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即乡绅阶层的瓦解,由此而来的是乡绅的军阀劣绅化,并导致基层乡村治理的恶化。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加强对基层的控制,在县以下实行保甲制度,但这一制度并未摆脱地方土豪劣绅化的趋势,只是在组织上对百姓的控制更为严密了。因此,随着中共在大陆建立政权,保甲制度随之被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中共以基层党组织对基层乡村重新建立秩序,在行政区划层面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一级行政区(省级)层面,毛泽东时代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1949年时省级行政区共50个,之后经过撤销5个行署区、撤销十余个中央直辖市,合并部分省区、设立四大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1947年成立)等剧烈变动,到1967年时,中国的省级行政区划基本稳定下来。在改革开放后,内地仅在1988年设立海南省、1997年设重庆直辖市。因此这一阶段行政区划改革的重点不在一级行政单位,而在地市县级。影响力最大的改革即1983年开始的地级市改革,又称“地市合一”。即把原来的省辖市的行政权力“实体化”,在地级市层面建立完整的一级政府(四套班子、公检法等)。这一改革至今三十余年来培育了近300个地级市,极大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步伐;与此同时进行的,便是县改市,即将一些工业化水平和财政较高的县改为市制,这到目前又发展到300多座。最近的例子是新疆的霍尔果斯市(县级)。虽然省辖市仍在宪法中被规定,但经过地级市改革与县改市之后,这600多座“省辖市”却在实际上构成了隶属关系,省辖市名存实亡。再加上县级对乡镇级的双重领导关系,中国长期的三级行政架构变成了五级:中央-省-地市-县市-乡镇。这好比一个中心点不断向外增加节点,一直延伸至最基层。这使得每一个层级的行政单位的所有事务都必须对直属上级负责,严重制约了地方发展空间,消耗了大量的行政成本。而且因为行政控制力强化,官民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日益紧张。因此,1997年重庆直辖市的成立的标杆意义在于,从对四川省的依附解放出来,对中央直接负责,中央的政策扶植也大大加强。重庆目前各方面的发展说明这一行政改革的合理。依照这一逻辑,省和县的层面同样需要行政层级的重大改革。县级即镇级市(县辖市)的改革,省级较为复杂,但目前进行的省直管县改革是个正确方向。而逐步撤销地级市,恢复省辖市,使得省、自治区下的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处于同一级别,达到合乎宪法的描述。不同之处在于,县与市的管理范围和治理方式不同,县侧重于面的政治管辖,市则聚焦点的经济社会治理。在直辖市层面,我们会发现,现在中国的15个副省级城市(10个省会城市、5个沿海非省会城市)与1949年前后的十余个中央直辖市有着高度重合。而目前这些城市设立直辖市的呼声也最高。这将是未来增设直辖市的一个现成选择。当在这三个层级都进行了逻辑一致的行政区划改革后,我们就能梳理出中国新版三个层级的行政区划架构,即:中央-直辖市-省、省-省辖市-县、县-县辖市-乡镇。每个层级都是点与面的复合,而每个层级与下个层级又实现了对接。从而在逻辑结构和实际建制达到自洽稳定。而这样的治理架构好处不言而喻,总括而言,就是既能维持政治稳定,又能让各级地方的经济社会充满活力,而且还能培育出多元的市民文化,构建成熟的市民社会。而县辖市因为处在三级中的最基层一环,因为其并非发生在较高层级,因此可以说本轮镇改市的试点将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以致改变未来中国社会结构的一次“隐性革命”,并非以外科手术的方式,而是深入中国社会肌理,与广大基层民众的利益最相关的渐进改变。镇改市在江浙发达地区的前沿实践,再加上中央统筹的各地区申报的试点,这一改革将深远地影响中国未来的现代化道路。(文/宋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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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公安“一哥”进省府班子人数创历史新高
7月下旬的本周(7.21-27)又迎来了省级人大常委会会议的集中召开,所以,本周地方人事动态的重点,即为省级人大任免同级政府组成人员。其中,除新疆、江苏等地任免政府副职外,掩映在武长顺“落马”风波之中的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市公安局长无疑最为引人关注。在新疆,今年3月调任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的库热西·买合苏提(维吾尔族),终于在时隔4个月后卸下了其在新疆自治区政府中的职务。7月25日,新疆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决定接受库热西·买合苏提因工作变动辞任副主席职务的请求,并报自治区人大三次会议备案。此前,新疆官方在今年6月18日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库热西·买合苏提不再担任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委员职务,并按新疆党委常委会中的民族构成原则,决定库热西在自治区政府中的同事,同样来自维吾尔族的艾尔肯·吐尼亚孜出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在新疆免去一位副主席的同时,东部的江苏省府领导团队新增了一位成员。7月25日,根据省长李学勇提名,江苏省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任命张雷为副省长。至此,江苏省政府在经历毛伟明、缪瑞林、王立科等人职务变动之后,再次恢复了“一正八副”格局。与此同时,7月24日,天津市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决定免去已被宣布“落马”的武长顺的天津市公安局长职务,并任命赵飞为市公安局长。赵飞(1964.2)是湖北沙洋人,长期在湖北省政法系统任职,2011年调任武汉市委常委、公安局长,从而成为正厅级警官。天津市人大常委会这次任免市政府组成人员系正常换届。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武长顺“落马”,赵飞也会在7月24日接任市公安局长,这是因为天津市委早前就已调整了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天津警务网26日低调披露,“7月18日上午,天津市委、公安部召开天津市公安局主要领导调整会议,宣布赵飞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市公安局党委书记”。不过,就在武长顺、赵飞按步骤交接天津公安局主官(党委书记、局长)职务之际,中纪委监察部网站7月20日宣布武长顺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从而使得天津市公安局一把手换届这一人事安排备受瞩目。随后,武长顺被正式免去天津市公安局长职务的当天,中组部7月24日晚间透过新华社宣布,中央已决定免去武长顺的天津市政协副主席这一领导职务,正按程序办理。按惯例,身兼天津市政府党组成员的赵飞料获任市长助理一职,从而使得31个省份中“兼任”省府党组成员、省(市)长助理的省级公安主官人数增加至14。赵飞之前,贵州的孙立成、甘肃的马世忠、河北的董仚生、江西的郑为文、安徽的李建中、河南的王小洪、福建的王惠敏、辽宁的王大伟、云南的杨嘉武、山东的徐珠宝、山西的刘杰、海南的李富林、陕西的杜伟航13人的职务都是省长助理、省政府党组成员、省公安厅长。除“兼任”省长助理外,31个省份中“兼任”省府副职的副省级公安厅局长的人数为12人,他们分别是:湖北的曾欣、江苏的王立科、上海的白少康、四川的侍俊、广东的李春生、广西的高雄、内蒙古的马明、吉林的黄关春、青海的刘志强、重庆的何挺、黑龙江的孙永波、新疆的朱昌杰。近年来,随着省级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局长职务分离,省级公安“一哥”进入省府领导班子成为人事安排大趋势。赵飞同时出任天津市政府党组成员也使得省级公安“一哥”进入省府班子的人数达到创记录的26人,目前仅宁夏的王雁飞、湖南的孙建国、浙江的刘力伟、北京的傅政华以及西藏的刘江5人不在省府领导班子中“兼职”。(文/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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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落第 刘慧寻师问诊宁夏经济
7月25日刘慧主持宁夏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转变作风,狠抓落实,解决问题,推动发展。上半年经济数据无疑是本周(7.21-27)最热门的政经话题,截止28日,全国29省区市公布GDP相关数据,其中宁夏上半年增速在西部11省市区中排名倒数第一,增速7.4%与全国持平,当地2014年预期目标为10%,而其余十地全部超出全国增速,西藏、重庆位列一二。结合上述背景,当查看宁夏日报过去几日的版面时,发现行政主官刘慧的行程排的相当紧凑,推导往前看几乎很难有这种景象。她所参加的活动分属两种类别,一是开会,二是会见各类客人。不管是什么场合讲什么话,最终定然能用一个核心关键词串起来--宁夏经济发展。其中两场会议值得一提,一是7月19日召开的“转作风抓发展”动员会,当地在职副省部级及以上领导全员到场。会议主旨即为下半年的经济发展鼓与呼,刘慧现场发言既似动员又像是最后的绝令:不等不靠,顶着压力冲,放开手脚干。二是7月25日召开的区政府常务会议,时隔五日,会议主旨完全一样,但此番语调更显严厉,似是对下属最后的摊派:迅速行动起来,对四平八稳不作为、没实效的要问过追责。会议之外,刘慧以省府首长的身份不断会见各类客人,有部委领导、有国外专家,亦有人大、政法系的首长,看似无规律的界别,谈话的主要议题也各不相同,但最终还是能引到经济议题上,或要政策空间,或要技术支持,或要安全保障,或要实干经验。刘慧在五日内先后会见了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文化部部长蔡武、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向巴平措、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美国农业部副部长凯瑟琳·渥特基、武警部队司令员王建平、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国家土地副总督察张德霖。放在任何时间坐标内观察,作为当下唯一的女性地方行政长官,刘慧在过去的几日可谓殚精竭虑,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着经济议题来展开。在以男性为主导的中国政治生态圈中,柔性底色加上敢亮底牌的执政作风显得别具一格。包括宁夏在内的经济下行是整个内地所面临的共性局面,自2011年全国GDP总量破10%以来,至2013年跌至7.7%。而2014年上半年完成的7.4%不及全年预期目标7.5%,原因不外乎调结构大环境下的内生动力不足与国际金融环境的疲软。而刘慧主政的宁夏也逃不出这个宿命,相较于前几年动辄百分之十几的增长率,可望而不可即。宁夏之所以在西部省份中的增长率垫底也跟自身的经济结构脱不了干系,在近年的GDP构成中,第二产业是主导产业,其中建筑业和重工业所占比重过大;其次,能源、化工等原料工业占比较大。如此的经济结构,正是当下调结构转方式的第一目标,产业升级淘汰过剩产能,房地产泡沫外溢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了宁夏经济增速明显劣于其他内陆省份,这种客观条件导致的经济下滑也让刘慧们面临系列考验。在新区开发建设上,宁夏也落后于部分西部省份,目前甘肃、陕西、重庆、贵州都落户了国家级新区,这对于深居西北内陆高原,无任何地缘优势的宁夏来说在战略布局上又落后了一步。另外,东、中部地区甚至大部分西部地区都渐次进入“高铁时代”的当下,宁夏依然是“高铁荒地”,规划中的银西高铁在今年年底才开工,这必然也会让刘慧心生焦虑。事无绝境,在硬币的另一面,宁夏有自身的后发优势,在习总大力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宁夏地处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是这条“经贸玉带”上的重要驿站,在深层的文化因子中,宁夏与丝绸之路沿线上的穆斯林国家也有共同的民族认同感,这在未来必将强有力带动经济的转型发展。另外,宁夏自身辖区内的沿黄经济区的协调发展,是为内生动力,这在战略战术等层面都在刘慧施政的可控范围内。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宁夏还具备双重的后发优势,一是旅游资源,二是文化资源。旅游资源包括深厚的历史遗迹和自然景观,以自治区为依托的宗教因素是文化资源的核心,这些利好要素既是转型的有利条件,又是开拓第三产业的利好前提,这也想必是“刘慧们”未来打造增长极的着力点所在。1959年出生的刘慧在宁夏生活工作了37年,是地道的塞上江南人,在同一片土地上完成了由工人到省部级正职领导的完美蜕变,她是中国唯一的女性行政主官,是宁夏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行政主官,也是中央候补委员中的唯一回族女性。这一连串的唯一在未来或许还将得到延展。在现实的困境面前,刘慧选择的是勇于承担和寻师问诊,不管是在会议上对下属的义正辞严,还是在密集会客时的取经探路,这是一个极其明显的信号,与大势同进。(文/马俊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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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续添:中国省级治理的特殊性与观察角度
编者按:7月16日,大公网举行&深化改革:从顶层设计到省级战略暨首届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研讨会&,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联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出席研讨会并致辞,来自重庆、新疆、河南、北京等省区市的外宣部门领导,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分别在研讨会上发言。其中,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的王续添教授和经济学院孙久文教授,分别围绕中国省级治理、区域经济等进行了精彩的发言。现将两教授的现场发言摘编如下(稿件未经本人审阅),以飨读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系主任王续添教授:透视省情,助力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上的省级治理及其观察十八大以后,中国开启了改革发展新的历史时期。在全面改革的背景下,在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当中,省级治理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1、制度层面,或者说治理结构层面。中国作为一个单一制大国,这种单一制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它实际上是地方参与同中央集权相结合的单一制。更准确说是以地方参与为基础,以中央集权为主导的单一制。这种单一制,有两个基本制度属性:一个是中央集权,这是最基本的,也是主导的,地方参与要服从和服务于中央集权;第二个方面,地方参与在这种制度安排当中又居于基础性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不可动摇的,中央集权必须建立在地方参与的基础之上。这种统一与隶属、主导与参与构成了现代中国单一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属性。这种制度安排,凸显了中国的历史传统、现实的政治生态和时代的印记,它既实行中央集权,又赋予了地方参与的自主权;既坚持全国统一性,又包容地方多样性;既集中统一,又因地制宜。两个方面的兼顾和平衡,既是这种制度安排的优点,也是它的难点。在实际的运行当中,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不会是原封不动地没有任何变化,某种程度的变形走样也是正常的。比如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制度的运行中,改革开放之前大体上就是中央高度集权,这种情况多一些;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地方逐渐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地方主义或者是地方保护的情况,又比改革开放之前明显了许多。实际上这两种偏向,在制度实际运行中都是存在的,所以说如果观察省级的治理,这个基本的制度框架、制度安排有一个实际的运行的情况,总体的把握就是一个基础。2、从省级治理的特殊性,从政策层面,或者从过程层面来看。简单说可能有这样几点:在整个政策过程和治理过程中,省级治理毫无疑问是中间环节,也可以说省级是落实中央大政方针的第一个环节,也是中央政策地方具体化的第一步。第二,省级治理也是统筹兼顾与因地制宜的桥梁和纽带。中央的大政方针,或者顶层设计,如何能够在地方得到落实。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我们包括港澳台有34个省级单位,统筹兼顾很重要。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同样重要,在这两个方面起桥梁和纽带作用的就是最高级的地方单位,即省级单位。省级治理也是一致性施政和差异性施政的衔接和过渡,只是这一点和前面某种程度上是有同等的意义。任何一个国家中央政府都是一致性施政,而对地方而言,它要结合本地的情况,它在各地的施政是有差异的,它体现了一种差异性施政。从一致性施政到差异性施政这个衔接和过渡,毫无疑问在中国也体现在省级层面。我们如果与整个国家治理相比较,省级治理无疑属于中观治理的范畴,但是如果从省级治理的空间和治理模式,尤其是与它下面各级的地方治理来说,它无疑又具有宏观性。所以从经济治理来讲,省级属于二级宏观调控。从政治和社会治理来说,它影响也具有全局性,所以如果从省级治理的特殊性,从制度或者是治理结构,以及从治理过程两个方面结合来看,在中国整个国家治理结构以纵向结构为主轴的治理体系当中,中央和省级的关系居于一个轴心或者是核心地位。如何观察中国省级治理?《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尽管说创办时间不长,但是实际上已经取得良好的效果。为了这份刊物能够办得更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想就关于省级治理观察的方法谈两个方面。第一,从观察的视角来讲,应把握省级治理观察的“根”、“情”、“势”。这里所谓的“根”就是历史的根、制度的根、文化的根。一种观察,或者是一种思考能够影响他人,能够发挥它应有的,或者预期的作用必须是有深度的。深度来自于何方?那就不能够仅仅满足于就事论事,这种分析必须有历史的厚重。我们说今天的省级治理是如何来的?它的昨天过去是什么?这种制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怎么样运行?这种制度背后的文化内涵又是什么?所谓的“情”就是现实的情、国家的情、地方的情,也就是现实的情况,整个国家的情况,各地的情况,这也是观察的基本点。所谓的“势”,就是大势、趋势,这里面主要把握三个方面,一是把握整个国家深化改革的大趋势,在这种大趋势下来观察省级的制度;二是把握整个地方治理的新趋势,包括省级以下各种地方治理的新趋势。今天实际上地方治理有很多新的做法,创新,这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也包括学界的高度关注;三是比较视角下的域外观察。也就是说要把海外或者国外地方治理,尤其是最高级地方政府的治理方式和经验作为我们观察中国省级治理的一个比较和借助。第二,观察方法和取向的全面性。我认为不仅仅局限于省级的政经生态,它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包括文化、社会等等各个方面,都应该纳入其中,或者是融入其中。第三,客观很重要。定位为高端或者作为学术智库型的东西,客观我觉得很重要。客观才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大公报办报秉持的基本理念,就是不戴有色眼镜,你要冷眼旁观。第四,求是,也就是以事实说话。观察必须来自于事实,也必须忠于事实。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教授:新领导上台后中国区域经济的变化1,新一代领导人更加重视经济区和经济带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比如京津冀协同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这些跨省域的经济区和经济带,在国家设计中的作用日益凸显。2,出现多极多点支撑地区发展的态势。以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沿海地区支撑,现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了十几年之后,中国出现了一种经济支点向各地扩散的态势。除了东部原有的三大支点之外,像中部的中原经济区,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经济区、成渝经济区、西北关东天水经济区等等,都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支点。3,一些地方规划进入了国家战略层面,这样地方经济发展能和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结合得更紧密。像国家级的一些新区,它作为国家战略进行开发建设,既有地方的特点,同时又贯穿了中央对这个地区的精神。
大公网召开《深化改革:从顶层设计到省级战略》研讨会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联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左11)在研讨会开始前与出席会议的外宣部门领导、学术专家等合影留念。其中,左10为中国人民大学王续添教授、左9为中国人民大学孙久文教授、左8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高国力副所长;左7为北京大学刘艳博士、左6为中国社科院张在成副研究员;右10为重庆市委宣传部部委会成员、市外宣办、网信办刘晓年副主任,右9为大公网行政副总裁兼总编辑韩红超,右8为河南省委外宣办赵钢副主任,右7为在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挂职的中宣部左锋副局长,右6为北京市外宣办徐和建处长。大公网7月22日讯(记者方乐迪)7月16日,大公网举行“深化改革:从顶层设计到省级战略暨首届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研讨会”,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闻联主席、《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姜在忠出席研讨会并致辞,来自重庆、新疆、河南、北京等省区市的外宣部门领导,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分别在研讨会上发言。研讨会举行前,姜在忠社长分别会见上述省区市的外宣部门领导。姜在忠社长在研讨会上致辞,首先介绍了大公全媒体格局,阐述了《大公报》作为香港与内地、中国与世界“超级联络人”在宣扬一国两制、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等方面的独特作为。在谈到本次研讨会的时代背景时,姜在忠社长说,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就深化改革做出顶层设计的整体部署,中央领导也多次强调各地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敢于开拓创新,敢于先行先试,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们希望通过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推动各省市、各地方在改革的道路上大胆探索,大胆前行,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更大的发展。祖国的发展强大,也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在研讨会举行前,姜在忠社长分别会见了重庆市委宣传部部委会成员、市外宣办、网信办刘晓年副主任,河南省委外宣办赵钢副主任,在新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挂职的中宣部左锋副局长和北京市外宣办徐和建处长,以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王续添教授、孙久文教授和来自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的高国力副所长等出席研讨会的专家,向各位来宾介绍了当前香港的主要形势、尤其是港府向全国人大提交政改报告的最新进展。研讨会上,与会的学术专家、宣传部门领导就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就大公网《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这一产品在促进学术成果的转化、促进内地各省市区政治经济交流、促进中央大政方针在地方的落实等方面的作用,进行了真知灼见的发言。《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是大公网于今年四月推出的一份研究型、智库类报告,聚焦中国省市一级的政治经济生态,关注中央政策在地方的落实、关注省份之间的政经发展,意在为关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政府部门领导、学术专家、商界人士提供一份专业的参考报告。该《周报》系国内首家聚焦省市区一级政治经济生态的智库型产品,首家提出“媒体智库”这一概念并进行实体化运作的研究类报告。研讨会由大公网行政副总裁兼总编辑韩红超主持,大公网副总编辑陈国栋介绍了《中国省级政经生态周报》的相关情况,共有包括学术专家、地方政府宣传部门领导、知名企业家等各界代表人士近50人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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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在山东对话新注册小微企业,参观浪潮集团顶&大数据&,与百姓拉家常。
要求各省选择符合条件的不同层级市、镇作为试点在8月底前上报发改委。
失业率为5.05%,连续4月下降。这是官方首次正式发布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
尚福林7月25日披露的信息,银监会近日已正式批准三家民营银行的筹建申请。
至少包括川、赣、皖、陕、琼、粤湘等,正全力推动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开展。
协同发展总体规划由发改委制定,此外还有交通和环保领域的两个专业规划。
巴音朝鲁抵达莫斯科,与俄苏玛集团就加快扎鲁比诺万能海港建设会谈。
系首位江西书记访台,65年来江西在台规格最高、规模最大、成果最丰的活动。
今年8月旅客有望乘着火车前往日光城、红河谷,遥望珠峰。
该行将会在各地州市设立分行,填补新疆金融服务的空白,改善金融机构布局失衡的局面。
[会见]俄罗斯苏玛集团
[座谈]大唐集团
[察看]大唐高井燃煤热电厂
[调研]爱迪自动化科技公司
[调研]中以农业科技
[调研]天钢联合特钢公司
[鉴签]神华集团
[调研]徐工集团
[调研]中能硅业科技公司
[调研]南京奥体中心
[会见]中国太平保险集团
[调研]新华社浙江分社
[调研]贝达药业、老板电器
[调研]春风动力、西奥电梯
[调研]先临三维、恒逸集团
[调研]禾声科技
[会见]申能集团
[会见]百联集团
[调研]旺宏电子集团
[拜会]旺旺集团 远东集团
[拜会]威盛电子集团
[拜会]宝成集团
[会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调研]海南电网公司
[调研]玉龙宋城旅游项目
[调研]永胜县程海保尔公司
[签约]中国中材集团
[会见]世茂集团 丰益国际
[会见]益海嘉里集团
[调研]信邦制药 晶科光电等
[调研]巴陵石化公司
[调研]金程齿轮传动公司
[调研]新金刚工程机械
[调研]方正达电子科技
[调研]长岭炼化
[调研]城陵矶临港产业新区
[调研]周黑鸭食品公司
[调研]可口可乐装瓶商
[调研]如意农业 荣浩电子
[调研]新港空港综合保税区
[调研]诚丰聚氨酯有限公司
[调研]通山县酿造工业公司
[会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调研]同煤集团 金隅水泥
[调研]长青环保 金地矿业
[调研]万生黄芪开发公司
[调研]长青环保能源公司等
[会见]国家电网公司
[会见]中国民生银行
[会见]中国民生投资股份
[会见]山东如意集团
各省与企业互动回升,数量超80家
至少19省26位领导人会见或调研企业
中部省份政企互动频次超过东、西部
强卫、魏宏外访与台企、外企互动
河北江西云南与大型央企签合作协议
电网、投资、农业等企业关注度高
新华社、中国日报两家媒体获得关注
王安顺考察企业为遭关停燃煤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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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 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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