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ma&Minions的喜欢 | LOFTER（乐乎） - 每个人的理想国
LOFTER for ipad —— 记录生活，发现同好
Kuma&Minions 的喜欢
&nbsp&nbsp被喜欢
&nbsp&nbsp被喜欢
{list posts as post}
{if post.type==1 || post.type == 5}
{if !!post.title}${post.title|escape}{/if}
{if !!post.digest}${post.digest}{/if}
{if post.type==2}
{if post.type == 3}
{if !!post.image}
{if post.type == 4}
{if !!post.image}
{list photos as photo}
{if photo_index==0}{break}{/if}
品牌${make||'-'}
型号${model||'-'}
焦距${focalLength||'-'}
光圈${apertureValue||'-'}
快门速度${exposureTime||'-'}
ISO${isoSpeedRatings||'-'}
曝光补偿${exposureBiasValue||'-'}
镜头${lens||'-'}
{if defined('posts')&&posts.length>0}
{list posts as post}
{if post_index < 3}
{if post.type == 1 || post.type == 5}
{if !!post.title}${post.title|escape}{/if}
{if !!post.digest}${post.digest}{/if}
{if post.type == 2}
{if post.type == 3}
{if post.type == 4}
{if data.msgRank == 1}{/if}
{if data.askSetting == 1}{/if}
{if defined('posts')&&posts.length>0}
{list posts as post}
{if post.type == 2}
{if post.type == 3}
{if post.type == 4}
this.p={ dwrMethod:'queryLikePosts',fpost:'851d',userId:,blogListLength:8};目前已抓到8条蛇，还有5条潜伏在家中。
此前，两人被拍到在机场十指紧扣，看来关系匪浅。
声明：本文由入驻搜狐媒体平台的作者撰写，除搜狐官方账号外，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搜狐立场。
　　书名：阎明复回忆录
　　作者：阎明复
　　出版：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阎明复（1931―），辽宁海城人，1931年11月出生于北平。战乱年月从小随父母不断迁徙。抗战时期，在重庆巴蜀小学、南开中学读书。1947年，到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从事翻译工作，1957年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1967年被关进秦城监狱。1975年恢复工作后，历任中共中央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编译室定稿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部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1年，任民政部副部长。1997年至今，历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会长、荣誉会长。
　　内容简介
　　《阎明复回忆录》（一）（二）两卷，讲述了作者少年时代、大学岁月、翻译生涯、文革遭遇以及恢复工作后的许多往事。全书跨越的时间超过半个世纪，从九一八事变到新中国改革开放，涉及众多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
　　阎明复是中共谍报英雄阎宝航之子，在书中，作者亲切回忆起自己自幼随父母频繁接触中共早期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周恩来等曾是“阎家老店”常客）的别样年少时光，回忆起抗战岁月父亲身边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毅然决然献身民族解放事业。书中详细记述了作者从“哈外专”毕业后，在全总和中办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等领导人做了17年俄文翻译的非凡经历，其间亲历国际共运的转折历程和中苏关系由“蜜月”走向分裂的全过程；书中还有作者对“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受迫害被关进秦城监狱的痛苦回忆，直至恢复工作后任大百科出版社副总编时，积极选调大批尚未摘帽的“右派”高级知识分子参与编撰大百科全书的诸多往事。本书饱含了作者对家国命运的拳拳深情，具有独特的文献史料价值，其中许多有关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的史料尚属首次公开。
　　精彩书摘
　　重庆岁月
　　重庆村十七号
　　1937年年底到1946年9月，我们家大部分时间住在重庆。
　　六十多年前，在重庆的两路口一带，曾经有一个非同一般的居住区――重庆村，这里聚集了当时众多上层人物。我们的家就在重庆村十七号。
　　到达重庆前，父亲的一个朋友在七星岗附近的闹市区替我们租了一处住所。爸爸说，那个地方不合适，就搬到两路口重庆村十七号，我后来才意识到，爸爸说的“不合适”，是从党的地下工作选址考虑的。
　　重庆村是建筑在从两路口到上清寺之间的一个山顶上的住宅小区，在马路东侧有一个大门，门旁的水泥柱上挂着写有“重庆村”几个大字的牌子。进门以后，一条宽阔的马路通向山顶，山顶上有一块宽阔的平坝，上面建筑了十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平坝的东南侧有一长长的石台阶，通向山下的连成一片的七幢楼房。我们家就住在坡下七幢楼中的最北面的一幢，第十七号。我们家的楼前有一个小院，一层楼有两间大房间，后面是通向二楼、三楼的楼梯，楼梯的后边是两小间厨房。厨房间有一个后门，出门向右走，经过这一排住宅的其他六幢楼房可到重庆村的后门。走出这个后门向右可到大田湾，离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很近，向左可到跳伞塔、两路口和浮图关。我家的二层楼也有两间屋子，一楼和二楼之间的楼梯东边有一个小的储藏室。三楼是一个阁楼，面积相当于一楼面积的三分之二。在二楼到三楼的楼梯东侧有一个宽阔的凉台，正对着跳伞塔。这就是我在重庆居住和成长近九年的家。
　　就在这时期，我和父母、三姐还在武汉小住了一段时间。
　　南京保卫战开始前，1937年10月，东北救亡总会搬到武汉，总部设在武昌明月桥东北同乡会院内。父亲把母亲、三姐和我从重庆接到武汉，在那里我们生活了一段时间。当时正值保卫大武汉时期，父亲很忙，常常见不到他。
　　在武汉，我记得几件事情。
　　在成都上大学的大姐阎明诗突然来到武汉，她把头发剪短了，穿上男人的军装，十分威风，后来才知道，国难当头她不愿意再上学了，经周恩来的介绍，她从武汉直接去了延安。后来，在重庆的二姐阎明英（高玲）、大哥阎明新（阎大新）和二哥阎明智也先后奔赴延安。
　　第二件事。在武汉，父母把我送进一家医院，给我做了扁桃体的摘除手术。手术后，虽然伤口有些疼痛，但是天天给我吃冰淇淋，我仍然十分惬意。
　　第三件事。我们的刘澜波大叔的夫人去世了，父母带着我参加了追悼仪式，我们同许多叔叔阿姨们一起走进追悼大厅，向刘阿姨鞠躬告别。
　　不久保卫大武汉的战斗开始了，我们又回到了重庆。
　　此时正值国民政府“移驻”重庆。重庆作为“陪都”，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正因为如此，日本侵略军对重庆实施了次数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使我们损失最为惨重的野蛮轰炸。连续数年的“大轰炸”先后致重庆几万同胞遇难。在重庆，我的少年时期就是在防空警报、敌机炸弹和对日抗战的气氛中度过的。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因为父亲曾是蒋介石钦命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总干事，到了重庆，父亲自然是那时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交际广泛，朋友众多，在社会各界都声望颇高，然而，在这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无人知晓的巨大秘密。在与国民党大员们一道迁往重庆之前，他已经是中共秘密党员了。在重庆，父亲是周恩来直接单线掌握的特殊关系，一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和社会政治活动。罗青长曾回忆说：从1941年开始，直至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阎宝航利用在国民党上层的特殊身份，在家人的掩护之下，带领一支精干的情报小组冒着巨大的危险，为中共中央和苏联情报系统工作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关于父亲的情报贡献我也是解放后才知道的，我将在后面的部分专门谈谈父亲的情报工作。
　　以父亲的特殊身份为掩护，重庆村十七号，成为中共南方局的重要活动据点。既是父亲地下小组的“情报站”、党的“联络站”，也是共产党人的“藏身所”和“中转站”。当年我只有十岁，还依稀记得，家中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但普通的客人都是在一楼的客厅，是不上二楼的。来我家的一些“特别的叔叔”总是上到二楼的一个房间。这是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只有一个窗户，对着我家的阳台护栏，邻家看不到这里，我感觉很高，要踮起脚来才可以看见天上的云彩。他们就是在那个房间里，表面看是打麻将，实际上是在开会。
　　我还记得这么一个细节。一般扫地、倒痰盂，都是用人李嫂的事情，唯独二楼这间房间的打扫、倒痰盂等清扫的事，每天是我妈妈亲自来做。有时候我就说，这挺脏的，你干吗不让李嫂去打扫。妈妈也不理会我，仍然是她自己干。
　　多年以后，我才真正了解，妈妈这么做是保密工作的需要，也才了解在这个小房间里发生的事情。正是这间二楼的房间，周恩来多次在这里密会。在一楼大客厅，董必武代表中共南方局在这里召开过“东总”党组的工作会议，主持过重庆民主人士的宪政座谈会。叶剑英也曾在这里召开会议，通报皖南事变的情况，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分散活动的通知，安排有关人员的转移工作……
　　实际上，早在南京时，家里就住过这些“特殊的叔叔”。陈同生从国民党监狱被营救出来，伤痕累累、剃着光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就住在大禹村一号我们的家里。妈妈把二楼的储藏室收拾出来，每天为他煮牛奶、煎鸡蛋，亲自清洗伤口，两个月后痊愈派去新四军工作。解放后他曾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
　　李正文也是在重庆村家里住过的共产党人。他在苏联工作时受到王明的陷害，被送往苏联靠近北极地带的劳改营，经过两年多的审查，1940年才被释放回国。到了重庆后，就住在重庆村十七号家里。在父亲的帮助下，他与党接上了关系，一段时期成为父亲情报小组的成员。后来去了南京、上海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时隔多年的1995年，在俄国驻华大使馆举行的授予阎宝航及他领导的情报小组成员阎明诗、李正文以“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仪式上，我和父亲的战友李正文久别重逢，亲切握手。我已不再是那个操着“重庆口音”的少年，而他虽已年迈，仍然精神矍铄。
　　朝鲜族的老党员韩乐然一家也常常在这里落脚。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共产党员，早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时，就成为父亲的挚友。由于我父亲比他年长三岁，因此我们家的孩子都亲切地称他韩叔。我记得他非常喜欢孩子，常抱抱我，亲亲我。
　　他每次来都住在三层的阁楼，那里有几十平方米。我常跑上去看他。那里有一个画架，上边有时放上普通白纸，有时放的是麻布，画油画。我经常见到他在阁楼里画画。有一次我又上楼去看韩叔，看见他坐在画架前，我就问他：“韩叔，你画什么呢？”韩叔说：“小复，你快来，我要画打鬼子。”我不明白地问他：“你怎么打鬼子呀？”他说：“你看！”他拿起笔在白纸上三笔两笔就画了一个日本鬼子，我说：“真像！”这鬼子还斜戴着帽子。然后他三笔两笔又画了一个巨人，说这是我们中国人。然后他又画，中国人手里出现一杆带刺刀的枪。最后他又画几笔，画面上呈现的是我们中国士兵把刺刀捅到日本兵的肚子里。我高兴地拍手笑了起来。
　　当时“东北救亡总会”有一个刊物――《反攻》杂志，开始是半月刊的，后来因各种原因不定期。在武汉时，是于毅夫于叔主办，后来搬到重庆，编辑部就在重庆郊外猫耳石，高崇民高大爷在那里主持工作，还有邱琴等人。《反攻》杂志虽然纸很粗糙，但是它反映了东北人民抗日的心声，也把我党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和方针政策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反映出来，许多东北的名人都在这份刊物上发表过文章。这是一份很有影响的刊物。差不多每一期刊物的封面画都是韩叔画的。有一期的封面画就是我亲眼见韩叔画的那张“打鬼子”的漫画。我拿到那期刊物，一看，就对韩叔说：“这不是你画的吗？”他哈哈大笑着说：“我每期都给他们画……”现在不知道重庆档案馆是否收集保留有当年每一期的《反攻》杂志。在重庆特殊岁月里“封存”的韩叔漫画，留在了我的少年记忆中。
　　重庆村十七号来住过许多抗日爱国人士，例如沈钧儒、范长江的家人，李公朴的夫人张曼笃和孩子等……陶行知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追捕，情况十分危险时也到我们家避难。有些客人还需要特别照顾，如杜重远一家。杜叔叔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后，杜夫人侯御之带着子女回到重庆，住进家里。杜婶从新疆来渝后因悲愤过度，卧床不起，不思茶饭，母亲特别收拾了一间房间，为杜婶另做饭食，晚上和她住在一起，朝夕相伴地安慰和鼓励。
　　在我们家住的革命党人中，关系最特别的就是姚艮一家了。
　　姚艮是1931年入党的老党员。“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抗日义勇军浴血奋战，后因失败被迫撤到苏联境内。在苏联客居时娶了俄罗斯妻子，有了一对儿女。30年代初，苏联肃反扩大化时，当局诬指姚艮等一批共产党人为“日本间谍”，与李正文一样被送到靠近北极地带的劳改营充当苦力，长达六年时间。1946年姚艮释放后回国寻找组织。经他在苏联的难友李正文介绍，来到我家。姚艮回忆说：开门迎接他的是一位五十岁上下慈祥的妇女和一位身材高大的五十多岁的长者。他们不但欢迎我来家里住下，并希望我把全家都接来。“他意气风发，滔滔不绝地说着，笑着，丝毫没有考虑我及全家如果来住他家将带来的许多麻烦”。
　　父亲向周恩来汇报了姚艮的情况，并提交了姚艮的报告。周恩来很快就派秘书宋黎到重庆十七号，对姚艮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做出答复。党承认了姚艮的组织关系，安排了他的具体工作。之后，姚叔把全家接到家里，成为我们家新的家庭成员。
　　1946年初夏，姚艮接受党的派遣回到沈阳，利用担任中长铁路局总调度主任之便，随时掌握国民党军队和军械的调运情况，传递情报，护送干部进入东北解放区，做出重要贡献。
　　1995年，姚艮出席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时已经八十三岁，仍激动地说：“我问自己，一生在哪个家最幸福、最温馨，我回答自己：重庆村十七号阎家老店。”
　　“阎家老店”
　　“阎家老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父亲把主要的精力投入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他先后被聘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国民政府赈灾委员会顾问。他是孙科、吴铁城成立的国民外交协会的理事和众多文化协会的理事。他同国民党各派系的代表人物，与各民主党派、工商实业界人士、外交界人士、各国援华组织、宗教界人士、中外记者方方面面的人物都有广泛的交往。特别是他参与主持了“东北救亡总会”的工作。“东总”总部一度就设在我家。父亲为团结东北各阶层人士、为救济东北难胞、为支援东北义勇军、为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日夜操劳。而重庆村十七号一直是东北流亡人士和抗日志士的栖身之所，成为近悦远来、吃住不收分文的“抗战避难所”、“慈善之家”，大家称为“阎家老店”。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重庆曾出现了这样三家“抗日饭店”：阎宝航家的“阎家老店”、沈钧儒家的“沈家饭店”、王炳南家的“王家饭店”。
　　20世纪90年代，我从民政部到中华慈善总会工作了五年，常常为我们的同胞面对灾难时的互帮互助而一次次深深感动。特别是“九八”大水后，民众们自发地、踊跃地捐款捐物，共同抵御灾难的场景，也让我回忆起抗战时期，东北乡亲们在“阎家老店”共渡劫难的日子。
　　那时正值抗战时期，有许多东北人流亡到重庆，其中不少人找不到工作，没有住处，衣食无着，常常到我们家来，平时家里总有几人、十几人，几乎从来没有没客人的时候。多的时候甚至有几十人。由于客人特别多，一楼、三楼都住满了人，吃饭都是两三桌。我和三姐住在二楼，也常常被妈妈半夜叫起来，把床让给客人，自己到楼道里睡地铺。特别是1939年“五三”、“五四”日寇对重庆进行大轰炸以后，许多流亡到重庆的东北人的家被炸毁了，来的人更多了。
　　关长庚兄弟回忆：“在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中，我们祖孙三代，在重庆通远门、七星岩附近的金山饭店后面的一座防空洞躲避空袭。黄昏时分，金山饭店大楼在日军炸弹爆炸的隆隆巨响中被炸倒塌，壁断残垣，烟尘蔽空，几乎埋没防空洞口，数百难民呼爹喊娘，惊恐万状，争先恐后，狼突豕奔，拼命爬出洞口。我们个个拿出吃奶的力气，翻墙跳坎，踩着倾倒的还在燃烧的梁椽，越过残砖破瓦，跌跌撞撞，奔逃在一片火海之中。夜幕已经降临，四面火光冲天。我们一家老小，走投无路，举目无亲。忽然，祖母和母亲想起了阎大爷、阎大娘，仿佛找到大救星。辨明了方向，在黑夜中匆匆奔向在曾家岩大田湾附近的重庆村阎大爷、阎大娘的寓所。阎大爷、阎大娘看到我们满身烟尘、狼狈不堪的样子，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安慰我们，安排我们当晚在他家歇息，并相邀我们就在他家避难。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山城重庆雾季尚未到来，空袭仍然十分频繁的那段时间，我们全家经常一日三餐，就在阎大爷家吃，遇到空袭，就和他们一道，到盐业银行的防空洞去躲避。”
　　一些东北老乡来投奔，也是一种乡情，在这里相互打听东北乡里的消息。我们家屋里住不下，就在院子里搭棚子。父亲在张学良的旧部萧振瀛开办的大同银行、大明公司任职，以资助家里的开支。人多粥少，钱不够用，妈妈常常到街上摆摊变卖衣物家什，换了钱赶快到粮店去买平价米。有时星期天我和三姐也陪妈妈去摆摊。妈妈是东北农村妇女，每年都做大酱、渍酸菜，还买了一盘石磨磨豆腐来改善生活。我们吃什么，客人吃什么，日子过得很紧。
　　总之，我们的感觉，那时是一年到头客人不断。母亲以她一贯的为人宗旨“宁可一人单，不叫万人寒”热心照料客人，从不菲薄。吃饭时，如果有人没回来，她都要等待，担心他们的安全。离开时还要为他们筹划川资路费。受到父母亲关切照顾的人不计其数。大家都亲昵地尊称母亲为“大家的高妈妈”。东北乡亲们都亲切地把我们家叫做“阎家老店”。
　　至今我还记得的是周茂林。大约在1939年的一个傍晚，有人敲响了我家的门，我出去一看，是一个陌生的东北青年，穿着一身破烂的打着补丁的军服，腿黑黑的，脸也没洗，眼睛眯着，好像是个瞎子。我赶快去找妈妈，说来了个瞎子。这人对妈妈说，他是东北人，当兵的，打仗的时候日本人放毒气，几乎失明。逃到重庆后饥寒交迫，无法生活，后来听说这里住着一位阎善人，所以就来了，要求救救他。说着说着，他还跪下了。妈妈赶快让他起来，叫他不要着急，先洗个澡，换换衣服，住下来。周茂林原是吉林农村的农民，除了种地什么也不会，现在的视力又很差，就留下来做个帮厨。开始时煮的饭是生的，菜也炒不熟，慢慢才学会了。妈妈还给他找了一个四川的媳妇。抗战胜利后，周茂林和他的媳妇回东北了。
　　“文革”结束后，我曾在大百科出版社工作了五年。同在大百科工作的王渝丽常常讲“我的命是高妈妈给的”。当时是1944年，王思南的女儿王渝丽刚满周岁，突患急性肺炎，传统药物没有疗效，而抗生素盘尼西林价格很贵。妈妈知道后，毫不犹豫地摘下手上戴的戒指，交到王思南手上，用“典当”换来的钱买了盘尼西林，救下了周岁的孩子。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亲把这些“善举”看得很淡，甚少谈起，有些还是从那些“接济过的”下一代人那里，我才知道曾经发生在“阎家老店”的诸多事情。
　　我父亲的好友宁恩承宁叔曾生动地描述阎家老店：客人川流不息，而且大多数素昧平生，各方人士，男男女女，少长咸集，诸色人等各路好汉，没饭吃的落魄豪杰，流浪街头的志士，全都到阎家吃一碗饭，喝一口冷开水。老阎是万家生佛，阎家是没钱没米的救济处。他有孟尝君的风度雅量，没有孟尝君的资财。抗战艰苦时期，大家穷在一起，“同患难，共努力”是“阎家老店”的精神。当今政府衮衮诸公受过“阎家老店”好处，喝过“阎家老店”的冷开水的不止一人。以此追忆抗战时期声闻遐迩的“阎家老店”。
　　周伯伯原来就是周恩来
　　那时，周恩来伯伯、董老常常到我们家里来。
　　当时并不认识周伯伯他们，更不知道到家里来做什么。但是，只要有一个装有木腿的叔叔（后来才知道他是协助周恩来管情报工作的王梓木）来家，接着就有叔叔、伯伯来。他们一进门就到二楼中间的一个房间去。这个房间的窗户只通天井，比较严实。妈妈告诉我们，他们在里面打麻将，不要进去捣乱。
　　有一次，爸爸从他任职的大同银行专门请来一位厨师做饭给一位客人做寿。那天来了许多人，大家都很兴奋，喝了好多酒。客人是谁我们都不认识。直到1944年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才晓得这位客人就是周伯伯。
　　还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傍晚，爸爸、妈妈带着我到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礼堂去看学生演话剧，剧名叫《秃秃大王》。整个礼堂都坐满了观众。快要开演时，突然闯进了许多警察和宪兵，其中一个人走到舞台上说这场话剧攻击领袖，禁止演出。下面马上乱成一团，有人同他们争论，吵得很厉害。
　　爸爸带我们出了剧场，叫了两辆黄包车坐上走了。本来以为是回家，后来却到了七星岗下面的民生路，在一个小巷子口停下来。由边门进了新华日报社，爬上一道很窄的楼梯上了二楼。在那里有一个中年的叔叔等着。他那两道浓浓的黑眉让我认出就是那位在我们家过生日的客人。爸爸让我叫他周伯伯。他把我拉过来坐在他腿上，问几岁了，还问长大后要不要像哥哥、姐姐那样去延安。我说：“我不去，太苦了。”周伯伯听了大声地笑起来了。爸爸说我没出息。之后，爸爸同周伯伯谈了很久才回家。
　　后来才知道周伯伯就是周恩来。
　　难忘的巴蜀小学
　　1938年暑假后，我开始上小学。
　　我上的第一个小学是重庆曾家岩求精中学的附属求精小学。这是一所天主教会办的学校。校园里有很宽敞的大操场，一幢幢的教学大楼建在操场的四周。求精小学位于校园北部的一个山坡上，有宽敞的教室，有自己的小操场。校园里有一所天主教堂，每个礼拜五我们小学生都去做礼拜，到现在我还记得神父带领我们读的祷告词“我们在天上的父……”
　　在求精小学念完一年级以后，我不记得什么原因，家里让我和明光姐转学到巴蜀小学上学。
　　巴蜀小学位于枣子南垭，离重庆村相当远，早上乘公共汽车人太多，只好步行。重庆村的对面，隔一条马路就是盐务总局。它的院子极大，穿过这个院子，再爬一个大坡，就到了观音崖。巴蜀小学位于观音崖下面的一个大沟里。从观音崖向坡下走，沿着一条长长的青石台阶路，一直可走到沟底。出了这条沟不远就是朝天门码头。我们的学校在石阶路的北边，占了大半个沟。这段路程大概要走四五十分钟。
　　一进校门是一座带假山的花园，有太湖石堆垒的假山，还有石桥，桥上还有一座亭子。花园的右面沿着山坡散布着十几幢教室。花园的对面是一个操场，课间休息的时候，同学们都到这里活动。操场的北边山坡上修建了一排排的平房，学校老师们住在这里。学校花园的左侧，沿着沟坡建了两个大的操场，可以踢足球和举行其他的运动。第二个操场比第一个低一米多。它的西边有一条小溪，常年流水，我和同学们还在溪里抓过螃蟹。小溪的西边就是学校边界了，有一道墙和一个小门，出了门就是稻田了。
　　在当时的重庆，巴蜀小学已经是一个有名的、教学质量一流的学校。我在巴蜀小学从二年级读到六年级。
　　我印象最深的是周猿尚３ぁＫ且晃恢慕逃摇Ｎ颐茄５男Ｑ怠肮掀印本褪侵苄３で鬃灾贫ǖ摹５叫：笫紫妊У木褪切Ｑ担笔蹦暧祝募亲〉木褪茄龀鲜档娜恕Ｒ院竺垦诳Ю鲜Χ家残Ｑ担挂笪颐潜场Ｕ庋肮剑蠊饷鳎鲜挡黄郏邮滴慊币簿图侨肽院！Ｐ轮泄闪⒁院螅苄３さ鞯奖本┕ぷ鳎谝淮稳湍４蠡嵘衔一辜弥已Я硕砦模谌芄せ嶙龇耄指咝耍憷液煤霉ぷ鳌
　　我还记得，我们的级任老师是顾自然先生，也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我在统战部工作的时候他还给我来过信。当时他在山东烟台地区的一个学校任教。
　　我有两个要好的小“把兄弟”。一个是我们巴蜀小学同班的同学王森，一个是白景瑞。王森是我父亲的老同事、张学良将军的幕僚王化一叔叔的儿子，比我小一岁。我父亲、王大叔和其他的东北爱国人士一起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坚持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我和王森从小学到中学一起上学，并同白景瑞结成把兄弟。白景瑞比我大一岁，他的父亲白沛霖叔叔也是和我父亲一起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他们也是辽宁省海城人，是我们的同乡，先后流亡到重庆。我们三家的大人们来往密切，孩子们也常在一起玩耍。重庆村平坝上有一家人，他家的孩子比我们大一二岁，个子也高一头，常常欺负我们。我对景瑞说了。景瑞是我们三兄弟中的大哥，他说，我会少林拳，让我来收拾他。我们兴冲冲地跑到这家人的门口，大声地叫着这个小孩的名字……他走到院子里，景瑞大哥同他过了几招，结果被他抓住了腿，差一点儿摔了一跤。我和王森急忙把景瑞拖了回来，狼狈而逃。后来，王森在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当过机电系主任、教务处处长，20世纪90年代因病不幸逝世。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三兄弟各奔东西，景瑞到了台湾，生活艰苦，边学习边打工。后来到意大利留学，专攻电影艺术，学有所成，回台湾后对台湾的电影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被公认为是当代台湾电影事业的奠基人。景瑞大哥也是在90年代中期不幸逝世。
　　巴蜀小学时期的同班同学还有王晓棠，她出身京剧世家，天生丽质，学业极佳，经常受到表扬，后来成为著名的电影明星，曾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我记得的还有一位同班同学，叫熊秀文，是一位大家闺秀，学习成绩在班上数一数二，年级老师常常让我们向她学习。有一次班里举行“捉迷藏”游戏。我在前面跑，她在后面追。跑了一阵子我无路可走，只好从校园内的一处三米多高的假山上跳了下去，本以为可以逃脱追赶，谁知她这样一个文弱女生居然也跳了下来，抓住了我，获得胜利。
　　巴蜀小学以教学严谨而著称，老师们言传身教，德智体并重。我们班的同学组织了一个足球队，起名“幼冠”球队，意为幼年冠军，同学们戏称为“尿罐球队”。我们幼冠队的队员们下课后常到学校花园左侧的操场踢足球。我个子高、脚大，当上了守门员。我们常常同别的年级的同学比赛。
　　学校离家较远，每天中午，我和明光姐都到校门对面的一家小饭馆吃饭，吃得很简单，不是担担面就是菜盖饭。明光姐回忆说，有时我把妈妈给的午饭钱给了家境清贫的同学，自己没饭钱就找她要。
　　在巴蜀小学，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学校里组织的各种活动、体育比赛我也带头参加。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老师留给的家庭作业没有认真去做，特别是国文老师叫我们每天回家都要练习毛笔字，我很少完成，大都是当时住在家里的叔叔阿姨替我写了，所以至今字也写得马马虎虎。
　　我父亲的老友胡叔叔一家住在操场北边山坡上的平房里。他们从法国回来，我不记得胡叔叔做什么工作，只记得他嘴里经常叼着一个烟斗。胡婶是一位著名的儿科医生，我们家的孩子有病都找她看。在我上六年级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每天都有低烧、胸部疼痛的症状。经胡婶诊断，我得了肋膜炎。当时没有什么特效药，我记得，胡婶给我开的药是一种外敷的药，叫益母膏，药盒是三角形的浅粉色盒子。药膏敷在胸部，用一张大的橡皮膏盖在上面，经常换药。这样就请假在家休养，好像有大半年。顾老师和同学们都到家里来看望过我。我连期终考试也没能参加。王森和几个同学来看我，提出要不要补考，小学毕业后考哪个中学，我们也没商量出什么结果。我痊愈以后到学校补考。小学的课程简单，也就是国文、算数几门课程，补考的成绩还好，就拿到了毕业证书。
　　重庆大轰炸
　　重庆大轰炸
　　史料记载，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日本法西斯为摧毁中华民族的抗战意志，以它在华的最大空军力量，对战时中国首都重庆（也称陪都）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在长达五年半的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实施轰炸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炸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重庆大轰炸历时之长，范围之广，所造成的灾难之深重，在二战期间和整个人类史上开创了战争的新纪录。
　　1939年到1942年我上初小的那几年，正赶上日本侵略者对重庆狂轰滥炸，是我少年时期亲身经历的惨烈岁月。特别是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我还记得，那两天警报声不断，到处是火海，夜里火光冲天，熊熊大火久扑不熄，到处是断壁残垣，破砖碎瓦，老百姓死的死，伤的伤，不计其数。后来才具体了解到，5月3日，45架日军中攻机从武汉起飞，首次大量使用燃烧弹，连着轰炸重庆市中心区。重庆市中心大火燃烧了两日，商业街道被烧成废墟。4日，日军海军航空队27架飞机再次轰炸重庆，3318人被炸死，1973人受伤，损毁建筑物4889栋。1940年夏天，我就读的巴蜀小学也遭日本飞机轰炸，校舍严重受损。当时父亲被聘任为“重庆空袭救护委员会”抚济组组长，负责敌机空袭后指挥抢救伤者、掩埋死者，善后救济、发放抚恤金等事项。
　　一次，我们全家躲避轰炸的大田湾的防空洞被炸，洞口炸塌，烟尘弥漫，照明中断，一片黑暗，无法走出。正当大家惊恐万状、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挖掘被埋的洞口，不久从洞口射进了阳光，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原来，父亲在抚济组的指挥所里得到大田湾的防空洞被炸的报告，立即带了工兵来抢救，我们得以逃过一劫。
　　当时重庆的防空警报系统可算得上是土洋结合，有电动警报和人工挂球（灯笼）警报。电动警报分空袭警报（敌机从武汉起飞，到达万县时拉响，一声长两声短）、紧急警报（敌机到达涪陵时拉响，一声长多声短）和解除警报（敌机离开重庆回经万县时拉响，一声长又一声长）三级。由于电动警报系统不完备，又在市里各制高点（高楼上、山岗上）都搭起一个高竿子，上面套着绳子，绳子上挂个灯笼，有红色、橘S色和绿色几种，直径有一米多。悬挂的灯笼，我们都称之为“挂球”。防空系统收到敌机从武汉起飞，朝重庆方向飞来的情报，就下命令挂一个长形灯笼（夜间呈橘黄色），我们都叫它“有消息了”，也就是“有情况了”；敌机飞过万县就换上一个圆形灯笼（夜间呈红色），相当于空袭警报，我们都说“挂球了”、“挂一个红球了”；敌机飞过涪陵就挂起两个圆形灯笼，相当于紧急警报，我们说“挂两个红球了”；当敌机飞临重庆上空时，高竿子上的两个“球”立即放下来，电动警报系统不再放警报。当敌机飞离重庆上空飞过万县时，电动警报系统拉响解除警报，而各制高点的长竿子上则挂起绿色长灯笼。在敌机飞离重庆上空，但又没有飞过万县的情况下，市内制高点的长竿子上则挂起橘黄色长灯笼，以示无紧急情况，我们叫做“休息”，可以从防空洞里走出来呼吸新鲜空气或上厕所解决“内急”。如敌机又将侵入重庆上空，则将橘黄色长灯笼放下；如敌机飞过万县则换上绿色长灯笼，同时鸣长声的解除警报。有一段时间敌机采取“疲劳轰炸”的手段，不间断地分批轰炸或者只间隔很短时间连续轰炸。由于当时防空力量薄弱，有时日寇只派出一两架飞机来骚扰，重庆数以百万计的百姓不断紧张地“躲警报”，人心惶惶，不得安宁。有时敌机除了投炸弹外还扔石头。一次空袭后，我家楼上的阳台上就发现了敌机扔下来的一块长方形的大石头。日本鬼子为了骚扰破坏百姓的生活，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大田湾防空洞被炸之后，父亲安排我们到盐业银行的防空洞去“躲警报”。这是在九道湾山下修筑的钢筋水泥结构的地下掩蔽所，有防毒、防火、通风设备，十分安全。这座防空洞离我们家相当远，要走四五十分钟。
　　当年，重庆上空时常响起防空警报，老百姓“躲警报”、“钻防空洞”几乎成为生活常态。重庆的市民“躲警报”时都携带一些细软去防空洞。我们家也不例外，每次去“躲警报”都带几个包袱，当时家里只有妈妈、明光姐和我，还有临时在家里居住的客人，他们有的随我们一起去盐业银行的防空洞，有的就到重庆村附近的防空洞躲避。给我们家做饭的周茂林视力差，不愿走远，就在重庆村的防空洞躲警报。于是我们家请了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帮我们挑东西。不管有无空袭每天下午他都来，先吃饭。我记得，这个孩子饭量惊人，一次能吃光一锅米饭，小肚子撑得鼓鼓的。然后一起等着，如没有空袭，他等到深夜就回家。当时，只要天晴敌机总来骚扰，只要外面传来“挂长灯笼，有消息了”的叫喊声，我们全家、一部分客人，连同这个小孩挑着包袱，就开始“跑警报”。我们一行从重庆村的后门出发，沿着一条小路，穿过臭气熏天的隧道，走到江边的菜园坝，顺着宽阔的马路，气喘吁吁地一路小跑，最终到达救命的目的地――盐业银行的防空洞，在洞内铁椅上坐下不久，从外面就不断传来炸弹呼啸的爆炸声。不知道时间过去多久，才听到盼望已久的解除警报声，大家拖着疲惫的身躯一步一步地走回家去。
　　20世纪90年代，我回重庆，乘车路过九道湾山下，看到昔日藏身的防空洞，深绿色的大铁门掩合着，外表看来仍然完好无损。
　　说到“躲警报”，不禁想起当年我们家的“小黄”。它是王化一王大叔从军统警犬中心给我要来的一条日本军犬的后代。刚送来的时候，还没睁开眼睛，是周茂林大哥一口一口地把它喂大。小黄很少吠叫，陌生人来了，它一声不吭，瞧着主人，如果家里没人搭理，它会悄悄地绕到生人的身后，瞄准他的小腿根，狠狠地咬去，直到主人出现，才松嘴。所以，一听到有人敲门，在家的人赶紧去开门，看好小黄，提防它咬人。只要对它说，来者是自己人，它也就放心地离开。小黄的看家本领远近闻名，没有人敢到我们家偷东西。日本轰炸的那几年，大家都争先恐后去“躲警报”，家家户户都是人去楼空，给小偷歹徒留下“趁炸打劫”的大好机会。我们重庆村的邻居时常抱怨“又丢东西了”，十分羡慕我们家从未失窃，因为忠实而又凶狠的小黄守卫着“阎家老店”。
　　1941年，日本人为了逼迫蒋介石投降，加紧进行空袭，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五较场口隧道惨案”。
　　6月5日，从傍晚起至午夜，24架日机分三批飞入重庆，对市区主要街道和居民区实施“轮番轰炸”。当警报拉响时，市民为躲避空袭纷纷涌向防空隧道，位于重庆闹市较场口的大防空隧道，因为涌入避难人数过量，部分通风设备未启动，有的通风口又被炸塌，通风不足渐渐致人窒息。后来听大人讲：恰巧悬挂着的“挂球”绳子意外断了掉下来，里面的人群以为警报解除开始向外涌，而警报一直未解除，洞门并没打开，外面的人向里涌，避难人群因呼吸困难拥挤在洞口，造成互相拥挤、践踏，大量难民窒息，数千人死于隧道中，现场惨不忍睹。
　　父亲当时是“重庆空袭救护委员会”抚济组组长。时值盛暑，尸体腐化的臭气逼人，负责善后救济的父亲亲临现场指挥运尸，一连几夜未合眼。由于数日劳累，加之愤懑悲伤，他身心交瘁，竟晕倒在泥水中。
　　国民党军警进去进行所谓“抢救”，实际上是去抢劫，使一些可以被救活的人也死了。爸爸回家后脸色很难看，大骂国民党。中共南方局的《新华日报》发了“大隧道惨案”的新闻。国民党为了掩盖真相，发布一条消息说，蒋介石亲自在“唯一”电影院旁的大隧道洞口坐了两三个小时，只看到抬出几具尸体，说明没有死多少人，妄想掩盖真相。爸爸向《新华日报》提供了好多材料，《新华日报》继续进行了揭露。后来，爸爸被撤了职，不再担任赈济委员会顾问和抚济组组长。
　　日本侵略者原本希望依靠威慑性轰炸促使中国军民投降，但举国上下“越炸越勇”，一致抗战到底。1942年以后，美国援华的空军抵达重庆，也狠狠地打击了日本空中强盗的嚣张气焰，日寇对重庆的轰炸才减少了。到了1943年8月以后，日军再无能力空袭重庆，重庆大轰炸告一段落。
　　我现在八十多岁了，“大轰炸”离今天已经过去了七十年，它留给我的不仅是记忆，更多的是对日本强盗刻骨铭心的仇恨！我懂事后，从大姐明诗那儿知道，日本人占领沈阳后的第二天，日本军警悬赏五万大洋缉拿父亲阎宝航的人头。9月23日晚，父亲乔装成牧师避开追捕去了北平。沈阳城内风传日本人要抓阎宝航的家属“点天灯”，气氛十分紧张。母亲怀着我已经八个月的身孕，带着大姐、二姐、三姐、大哥、二哥，五个孩子，一起逃到沈阳东郊教会坤光女中躲起来。多亏有一天半夜，赵松涛大爷来了，用马车把全家送到皇姑屯车站。但是到了车站以后，发现那里人山人海，到处是要到关内逃难的流民。车厢早挤得水泄不通，根本上不去。赵大爷情急之下一下子跪下了，说：“同胞们，这是抗日英雄阎宝航的家眷啊！”这时车厢里自动让出一条路，很多人把行李扔出窗外，伸出双手，把母亲和几个孩子扶到车上，几经磨难才最终到了北平。
　　应该说，我还没出生就在日本鬼子的追捕下，我的童年、少年时期，都是在日本鬼子侵略的警报声、炸弹声中度过的，我的父亲甚至全家更是一直被日本鬼子“悬赏捉拿”、“恐吓追杀”；我们东北人四处逃亡、流离失所。那些刺耳的警报、轰鸣的飞机、呼啸的炸弹、冲天的火光、成堆的尸骨，都在我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南开”往事
　　“南开”往事
　　1944年暑假，各个中学都在招生。因为大半年我因病没有上学，所以考试成绩不佳，父亲决定送我到南开中学暑期补习班住校补习，然后再报考南开中学。结果，考试成绩仍不及格，父亲请王化一大叔托人联系，南开中学同意收我做旁听生，期终考试及格后再转为正式学生。这样，从暑假后开始我就在南开中学就读了。
　　到南开中学上学要住校，这给我造成了极大的心理负担，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同学们发现我有尿床的毛病。
　　我们兄弟三人从小都尿床。听大人讲，大哥有一次尿床被父亲打了屁股，以后就好了。二哥沥沥拉拉尿了好多年。三人中我的夜遗症最严重，每夜必尿床，无法控制。当时兄弟姐妹中我最小，父母都很溺爱我，一直到二十岁左右才治好。要住校了，家里给我预备了几床褥子，不能再用的就放在宿舍的储藏室，每个星期天家里都来人给我换被褥。幸亏，几个学期我一直住下铺，没有尿到同学的铺上。大概到了初二的上半学年，有一次检查卫生，在储藏室里发现了臭气熏人的湿褥子。当时正在上课，一个同学跑到教室大叫，是谁的臊东西扔在储藏室？我满面通红站了起来，跑到宿舍，到储藏室把湿褥子从地上捡了起来，抱到铺上，垫在干褥的下面。有好几天都不愿主动地同同学讲话，好像犯了什么大错。
　　第一学年我各门功课成绩一般，但门门都及格了，就转为了正式生。
　　我记得，期终考试前在复习数学课时，我把课本附上的复习题从头到尾做了一遍。结果，考试中所有的数学题我都答对了，得了一百分。我平时学习吊儿郎当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不相信，纷纷来问我，是不是哪位老师事前给我漏题了。
　　的确，在南开那两年，我应该是最调皮的学生。学校严格禁止打扑克，我却和几个同学爬到高高的水塔上去打桥牌；一下课就到操场去打球；从校门旁边的篱笆墙上的破洞中钻出去，到小铺里吃担担面……班上有一位姓王的同学，名字我记不得了，他家在农村，好像是地主。有一次，他约了我们几个好朋友到他家里去玩，我们走了很久，到他的家门时，他的父亲、家人都出来打招呼。中午还杀猪，请我们吃地道的四川米粉肉。
　　当时著名的舞蹈家戴爱莲从新疆回来，在我们学校的大礼堂里举行演出，一连几天，场场我都去看，简直着迷了。一次，在课间休息时，我拿着拖把在教室里乱舞一通，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我们初中部的学生都是童子军，人人都着童子军军装，一人一条军棍。有一次，在学园里举行野营，在草坪上搭帐篷夜宿，同学们分成两军对垒，相互追踪，夜里还举行偷袭。我一夜没敢合眼，一则尽责，队长要我睁大眼睛，严防敌军偷袭；二则怕尿床丢脸。
　　平时，我也不逃课，但是上课时精神不集中，爱溜号。快考试的时候，临时抱佛脚，半夜三四点钟偷偷起床，把课本放在脸盆里，从宿舍的窗户跳出去，跑到大食堂，在餐桌边蜡烛光下拼命地读起书来。当然，我不是唯一临阵磨枪的学生。每次考试前的凌晨，大食堂的百十来张桌上，不少都闪烁着苍白的烛光。
　　作为南开的学生，最让我们敬仰的人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教育家――张伯苓先生。
　　重庆南开中学是我们的张伯苓校长高瞻远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亲自来重庆选址建设的。我在南开的时候，每周的星期一上午，全校学生都要到大操场集合，举行总理纪念周。操场位于校园的中央，把男生部和女生部一分为二。操场北侧看台的中间设有主席台，对面南侧坡上用两色草组成“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纪念周开始的时候，老师带领我们朗读总理遗嘱，接着是张校长训话。张校长身材魁梧，声音洪亮，身着长衫，只要他站在主席台上全场立刻肃静下来。
　　七十前，老校长讲了些什么，我大都回忆不起来了。但是校长讲的几件事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他说，南开的学生中最好的学生就是周恩来，虽然他是共产党人，我还是要说，他品学兼优。在天津南开中学，学校男生演话剧《一元钱》，剧中有一个女角，没人扮演，周恩来就承担了这个女角，非常出色。他现在常来学校看望我。蒋委员长也常来看望我。校长说，我们中国人像一盘散沙，不团结，所以受日本帝国主义欺凌。他拿出一支筷子，稍稍用劲一折就断了，接着又拿出一把筷子，百折不断。他说，中国人要团结起来，就没有任何力量能折断我们，就能打败日寇。张校长在训话中苦口婆心地讲解南开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他说，“日新月异”就是希望我们南开的学生每天每月都在进步，要有不断进取的精神。“允公允能”就是我们南开学生应该为国家尽责，为大众做事，就是要有能力、有本领。“允”，含有应当、不能变的意思。联起来就是当为公能，奋斗终身。张校长提倡的这种“南开精神”，当时我的确不甚理解，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时不时地有意无意地用“做一个合格的南开人”来鞭策自己。
　　在教过我们的老师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英语老师喻娴文。在上小学时我没学过英语，在南开喻老师教我们学英语发音的时候，我在英语字母旁边注上同音的汉字。喻老师发现了耐心地对我说，学习英语不能用中文的发音、语法去套，要牢牢记住每个英文字母、单词的发音，熟读英语的句子，掌握英文的文法。喻老师讲的学习方法，为我学习外语指出了一条捷径，后来学俄文的时候很快地入了门。她采用直接教学法，用英文讲课，每堂课都在教室里挂上画图，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喻老师注意班上每一个学生的发音，一遍一遍纠正我们的错误。喻老师的敬业精神，和蔼可亲、娴静大方的神态至今令我难忘。1992年我回母校时，拜访了喻老师。老师虽已八十多岁，但音容笑貌仍像五十年前那样年轻。同我一起来看望老师的有王建民学长。他是1945年入学的同学。他对喻老师说，当年他代一个同学考英语，被老师发现了，结果被学校除名，而未能继续上喻老师的课，所以英文一直没学好。喻老师和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我们同喻老师在她家旁合影留念。1999年我再次回母校时，喻老师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到老师家看望了老师的先生叶谦吉教授，叶老把喻老师追悼会的照片送给了我。我怀着深深的遗憾和怀念告别了叶老。
　　其他的老师我记得的有教语文、体育、音乐课的，但是姓名都忘记了。最近读到校友们的回忆文章，才想起他们是刘兆吉老师、郗文星老师和阮伯英老师。还要提到教劳动课的老师，他们教我们做木工、雕刻、泥塑、安装矿石收音机，教我们自己动手，培养多种兴趣，养成劳作习惯。他们，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拥有丰富教学经验的、献身于育才事业的辛勤园丁们，把我们引进知识的殿堂，培育出一批一批的“公能兼备”的人才。
　　在重庆，南开中学有着“贵族学校”的名声。
　　当年的重庆是陪都，达官要员云集，南开的学生中的确有他们的子女。我记得，有一个同学，可能是我们年级的，中等身材，圆圆的脸庞，嘴巴较大。每逢星期六下午放学时，都有一辆三排座位的敞篷汽车来接他。司机着军装，还有一个军官，这位“大嘴”同学介绍说，他是我父亲的副官。这位同学可能跟我一样，入学考试没及格，是一个旁听生。所以他说，他爸爸说了，只要他考好了就送给他一辆汽车。接他的车有空的座位，他也让同学搭乘，但不是免费的。后来就没再见到他了，可能因没考好而被学校劝退了。我想，这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名流的子女在南开学习成绩斐然的，大有人在。但是，无论什么人的子女，要想上南开，都要考试，及格的才录取。成绩差的可做无学籍的旁听生，考试及格才转为正式生。入学后一律平等，都要剃平头，睡硬铺，吃糙米，每天早六点起床，十分钟内叠被、漱洗、整装完毕，跑到大操场做早操，上课不得迟到早退，下午三时半都得到操场进行体育锻炼，晚上九点准时入寝。学习上的校规人人都得遵守，没有特殊和例外。老师对待学生不分贫富一律平等，同学之间不分贫富都能和睦相处。
　　我在南开时间短，离校早，1950年级的校友除王森、梁从诫等一二位以外，我都记不得了。近几年我参加了几次我们年级的校友联欢，好多校友告诉我，我们是同班同学。虽然我看着这些年过花甲、两鬓斑白的老人，怎样也想不起来他们英俊少年的模样，但是同窗南开的情结，使我激动不已，我们一起回忆在南开度过的难忘时光，互相倾述各自离校后的曲折经历，依依不舍地相互告别。在南开两年的学生生活，时间短暂，但获益匪浅，终生难忘。
　　在中学时期，还有一位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老大哥，他就是当年在我们家住的刘兴仁――一位坚强的地下工作者。兴仁大哥是地下党员，帮助我父亲工作。在我报考中学的日子里，他曾陪着我到几个好的中学去考试。重庆的夏天十分炎热，刘大哥陪我过江到南岸的一个中学考试，在烈日下行走多时，结果刘大哥竟然中暑昏倒，我急忙扶他到附近的茶馆里休息片刻，他才缓醒过来。
　　在一次纪念“九一八”的大会上，刘大哥唱了一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歌曲。歌词我还记得：“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结果，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在牢房，后经父亲托人营救才获释放。
　　有一次，在重庆村的院子里，只有我和刘大哥两人在散步。他对我说，小复，我教你一个歌，学会了只能唱给自己听，千万别唱给别人听。这样就教我学会了《喀秋莎》这首在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战争中家喻户晓的歌曲。从那时起我一直牢记这首歌，后来又学会了俄文歌词。每次唱起这首歌，在我脑海里就呈现出兴仁大哥这位不屈不挠的地下党员的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刘大哥在公安、检察岗位上工作，“文革”前任吉林省检察院院长。“文革”中遭受迫害多年。1975年4月，我在秦城监狱监禁七年半后获释出狱，听说刘大哥因患肝癌而在北京三七医院治疗，我连忙赶去看望。在一间普通病房里，我看见刘大哥躺在病床上，病容满面，看见我走进来，挣扎着坐了起来，紧紧地握着我的双手，热泪盈眶，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他一直坚信有这一天。刘大哥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把你爸爸阎老在地下工作的事迹写出来，说罢又流下了热泪。后来，刘大哥回到吉林继续治疗，不久传来他逝世的噩耗。
　　抗战，抗战，抗战！
　　抗战，抗战，抗战！
　　在重庆时，东北乡亲经常游行，有时还在晚上打着火把游行。从市中心都邮街出发，经两路口、上清寺、林森路，到国民政府总统府，递交请愿书后才解散。一路唱着《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并进行募捐。那时候我年纪小，走不动，叔叔们就背着走，牵着走。
　　每逢“九一八”纪念日，东北乡亲还要聚会，总有上百人。爸爸和东北一些知名人士高崇民大爷、王卓然大爷、王化一叔叔、陈先舟叔叔、徐寿轩叔叔、关梦觉叔叔、孙一民叔叔等，都在会上慷慨陈词。每次开会也有一些朝鲜人参加，如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外交部长赵索昂等。金九主席也在会上讲话。会议结束时，大家都站起来，含着眼泪唱“流亡三部曲”。领唱的是王化一叔叔的女儿王鑫，她长得很清秀，一头长发。大家一边唱，一边哭。每次会议结束后还过江到南岸去，看望居住在那里的莫德惠、马占山、万福麟和李杜等东北元老们。他们和东北老家有联系，经常收到家乡给他们送来的高粱米，大家就一起吃高粱米饭，怀念当时在日寇铁蹄下的、盛产大豆高粱的白山黑水。
　　父亲的社交很广。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住在重庆新村，邻近我们的重庆村。冯玉祥将军的家也在附近。父亲经常同母亲带着我们去看望他们。据当年给孙夫人当秘书的廖梦醒伯母回忆，孙夫人通过她向我父亲转告过不少重要信息。冯玉祥伯伯对父亲和东北流亡同胞的抗日救亡活动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出席过父亲召集的抗议国民党企图与日本妥协的集会。我亲眼看到，一次，大白天，太阳高悬在空中，在重庆的大街上，冯伯伯身穿长衫，手里举着点亮的大灯笼，在众人的簇拥下，边走边高呼：“抗战到底，反对投降！”“要民主，反对独裁！”
　　我还记得，有一次冯伯伯请我们全家到家里吃饭。大家入席后，冯伯伯、李德全伯母和父亲、母亲都低头祈祷，我却睁大了眼睛，寻找最好吃的菜肴，等大人们祷告完毕开始用餐时，我早就急不可耐地吃起来了。
　　1945年8月，我正在家中过暑假。15日傍晚，突然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天大喜讯，整个重庆都沸腾了，成千上万的民众纷纷走上街头，举着火把，高呼“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中华民族万岁！”的口号，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兴高采烈地向市中心的胜利广场涌去。记事以来，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热泪盈眶，同母亲、“阎家老店”的“房客”们彻夜长谈，回顾十四年抗日救亡的艰苦历程，终于取得胜利，“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的宏愿终将实现。
　　为和平民主而斗争
　　可是，好景不长，内战的阴影很快笼罩了华夏大地。周伯伯的身影多次出现在重庆村十七号二楼的密室里。在周恩来的指引下，父亲以全力投入了争取民主和平、反对内战的斗争。父亲广泛联络并参与民主政团（“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等）的活动，还同在渝的东北人士成立了“东北政治建设协会”，主张政治协商，反对国民党武力接收东北。
　　1946年1月，国民党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被迫召开有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为促成会议成功，在共产党的推动下，父亲和各界人士成立了“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先后举行了八次民众大会。
　　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的庆祝政协会议成功的大会上，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殴伤郭沫若、李公朴等人，父亲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奋不顾身与暴徒搏斗，保护了不少在场的民主人士。
　　4月，美国特使马歇尔来华，父亲和李公朴等民主人士代表“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和其他二十个团体会见马歇尔，提出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
　　5月初，父亲飞往上海，投身到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斗争的最前线。在上海，父亲同旅沪的东北同乡成立了“东北政治建设协会上海分会”，直接配合上海人民团体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6月初，国民党政府大举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爆发。6月23日，上海各阶层人民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并推派马叙伦、胡厥文、雷洁琼和我父亲等十余人为代表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呼吁和平。
　　当晚七时半，请愿代表到达南京市下关车站时，立即被特务推入候车室内包围殴打，马叙伦、雷洁琼和我父亲以及来欢迎的南京方面代表叶笃义等被殴伤。在包围殴打中，国民党特务对我父亲狂吼，要父亲跪下。我父亲昂首挺立，怒斥国民党特务道：“十四年来我没给日寇下过跪。今天，在中国人面前，我更要给中国人保持体面，看你们哪个敢来！你们有枪开枪吧，想侮辱我，绝对办不到！”父亲凛然正气，镇得暴徒们呆若木鸡。代表团全体成员团结一致、坚决斗争，挫败了国民党特务的捣乱破坏，暴徒们最后只好灰溜溜散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
　　得知我父亲等人受伤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驻南京代表团的同志当夜前往医院看望。郭沫若、沈钧儒、邵力子、黄炎培、冯玉祥等各方面知名人士也到医院亲切慰问。特别是毛泽东、朱德还为此特从延安发来了慰问电。
　　1946年8月，东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哈尔滨召开，我父亲被选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我父亲立即乔装返回阔别十四年的故乡，被东北行政委员会任命为辽北省主席。
　　1948年12月，父亲曾赋诗一首，表达了他对革命胜利在望的心情：
　　负伤含泪回家乡，望见云山喜欲狂。
　　有如蛟龙归大海，恍从地狱到天堂。
　　八方烽火诛独纣，万里疮痍待武王。
　　但得同胞齐解放，抛将老命又何妨。
欢迎举报抄袭、转载、暴力色情及含有欺诈和虚假信息的不良文章。
请先登录再操作
请先登录再操作
微信扫一扫分享至朋友圈
时尚界的潘
杭州市271初中数学学案研究室主任
擅长微创手术治疗胃肠肿瘤、肥胖、糖尿病、食管返流等疾病。
旅游摄影达人
主演：黄晓明/陈乔恩/乔任梁/谢君豪/吕佳容/戚迹
主演：陈晓/陈妍希/张馨予/杨明娜/毛晓彤/孙耀琦
主演：陈键锋/李依晓/张迪/郑亦桐/张明明/何彦霓
主演：尚格?云顿/乔?弗拉尼甘/Bianca Bree
主演：艾斯?库珀/ 查宁?塔图姆/ 乔纳?希尔
baby14岁写真曝光
李冰冰向成龙撒娇争宠
李湘遭闺蜜曝光旧爱
美女模特教老板走秀
曝搬砖男神奇葩择偶观
柳岩被迫成赚钱工具
大屁小P虐心恋
匆匆那年大结局
乔杉遭粉丝骚扰
男闺蜜的尴尬初夜
客服热线：86-10-
客服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