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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湄潭事件：一个县饿死1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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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湄潭事件：一个县饿死12万人1987年，笔者参加了《湄潭县志》的编纂工作。在查看史料时，阅读了“湄潭事件”发生的经过及历史面目。 当时湄潭县是由凤冈、余庆和湄潭三县合并而成的大县,全县总人口60.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6.57万人。 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历时5个月之久，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忍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这场祸及全县农村的大灾难，史所罕见，骇人听闻。悲剧已经过去47年，如今旧事重提，痛定思痛，把真实历史整理出来，供大家借鉴。 （一） 事件前，全县农村经过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兵团作战、大办食堂等的反复折腾，早已民力疲惫，财力、物力空虚，几乎山穷水尽了。许多生产队除集体饲养的几头耕牛外，其它六畜濒临绝迹，森林严重被毁，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面临绝境。食堂以人定量，长期缺少油水，农民普遍吃不饱，以瓜菜相添。时间久了，对长期体力劳动的农民来说，实在吃不消。1959年粮食只收了3.22亿斤，比上年减少32.6%，其它农作物减产更为严重。然而，1958年大跃进中膨胀起来的浮夸风，不但未止息，反而变本加厉了。当时，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把全县粮食总产定为8.462亿斤，虚报5亿多斤。数字虽可观，没有粮食等于零。为了兑现8亿多斤总产，一场骇人听闻的反对瞒产私分和反盗窃运动的斗争，就在全县展开了。 （二） 1959年11月，湄潭县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布置开展反瞒产运动。会上首先动员号召各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和小队干部自报粮食产量。报得多的就表扬，准其先回家；报得少的就是瞒产，瞒产就是“反革命”，不准回家，必须重新报“实”产量。会上穷追硬逼，气氛十分紧张，一直要等报的产量与县领导事先框套的数字基本吻合才放过关。树为“红旗书记”的绥阳公社××，开始就称反出瞒产1200万公斤，县领导派出专车将该社开会的干部送回公社。回社后就布置假现场，先在粮食下面堆满乱草、秸秆、糠壳、石头等，上面从国仓中运去粮食盖起来，让人参观。1959年12月初，湄潭县先后组织数千基层干部到该社参观学习，由该社领导进行经验介绍，又让该社事先训练好的10名反瞒产“标兵”到全县各公社介绍反瞒产经验，大造声势。12月底，遵义地委又亲自在该社主持召开全地区反瞒产现场会议，介绍经验参观假现场。各公社回去后如法炮制，立即行动，在全县农村搞开了反瞒产私分的斗争。 全县农村停粮断炊以后，对长时间口粮标准低、瓜菜代，不见油荤的广大农民来说，真要命了，普遍浮肿，走路拄棍棒，东倒西歪。一些农民开始纷纷逃荒活命，更多的农民到处剥树皮、挖野菜来填肚子，时间长了就不行了，饿得连家门口都迈不出去，只有在家等死。1960年元、二月份死人最多，全县每天都有上千人死亡，许多农民全家死绝，床上地上摆满死尸。整个农村哀鸿遍野，饿殍满地，实在使人惨不忍睹，耳不忍闻，视者落泪，闻者伤心。 情况如此严重，并没有引起上级的重视，仍然一股劲地反瞒产，捉“鬼”拿粮，大喊大叫要坚决打退“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富裕农民”的瞒产私分活动，把生产队干部当作集体瞒产私分的头子而横加折磨。各地成立搜查队、打虎队，闯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没收财物。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部收光，硬把群众置于死地，有的群众反抗，就遭毒打，有的被打伤致残，有的被活活打死。群众说：“国民党又回来了！” 有的群众不堪忍受饥饿之苦，到饭店抢饭吃，有的拦路抢东西吃，甚至偷宰耕牛，盗窃国家粮食。县委主要负责人不调查这一时期偷盗的原因，反而开展反盗窃运动。1960年元月，县里召开有关干部会议，布置反盗窃运动，开展大搜大捕，凡是平时犯有小偷小摸的人通通抓起来。在凤冈、余庆和义泉设立关押点，成立临时法庭，就地宣判，并采取先捕后批准，先出布告后判刑，判处10年以内徒刑由公社批准等违法行为。在下面设立“劳改队”、“教养队”，抓来的群众，白天由民兵持枪监督劳动，晚上开会斗争，一斗就动刑。被非法关押的群众达2794人（经批准的有65人），关死的就达200余人。这些被关押的群众，除极少数是惯偷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本群众。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动用的酷刑有：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等。实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四） 在开展反瞒产的同时，决定从农村抽调10万民工（实际集中7万民工）大垦万亩茶园，万亩果园，大修万头养猪场，大修水利，大修街道，拆毁大量民房等建筑设施，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民工体力消耗大，又吃不饱，在工地上拖死的不少。为了凑足10万民工，农村已经大量死人了，还继续征调，有的农民拿点树皮野菜，拄起棒棒上工地，还未走到就倒在路边死了。就是到了这种时候，许多群众对我们的党和政府并没有完全绝望，他们说：“这些事情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是不会放过这些人的。”有的农民临死前还在念叨：“毛主席，你老人家赶快派人下来打救我们吧！” 1960年元月，贵州省副省长吴实同志到遵义地区视察工作，发现沿途一带情况严重，在桐梓县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吴实同志骂开了：“先不要说党的原则，你们多少有点良心没有，人都饿死了，你们还不安排生活，还在反瞒产。”各县根据吴实同志的指示，先后开仓发粮，停止了事态的发展。而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却一直顶着，并对地委表态说：“湄潭没有死人”，仍不发粮食。遵义地委副书记×××忍不住了，对湄潭县委说：“你们县要赶快采取措施，开仓发粮。”县委主要负责人又顶了回去，并说：“情况不是那么严重，不会出死人事件，妖风刮到我们县委头上来了，我是不怕的，十二级台风也刮不倒我。”他这一顶，湄潭县多死了几万人。 事件中，县委主要负责人加强了邮政通信检查，凡是向上级反映情况或控告的材料，都被卡下来，把消息封锁得死死的。县委第一书记个人就扣住51封信件，两封未具名的交公安机关侦察。凡是反映情况的人都受到各种打击迫害。1960年4月，省、地委派出工作组到湄潭调查，县里继续捂盖子。绥阳公社党委负责人重操故技，以保护首长为名，把群众赶上山去不与工作组接触，又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36人，又组织人力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该社后面的两个大消洞里面，丢了几百具尸体，还有未断气的就往里面扔，扔下去还哇哇地叫，群众把这个消洞叫“万人坑”。 据统计，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1324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关押死的200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撤销一切职务的1680人。 （五） 1960年4月，“湄潭事件”暴露后，省、地委派出工作组，采取紧急措施全力抢救，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开仓发粮，安排群众生活。粮仓一开，农村死亡基本停下来了。当政府开仓发粮的消息一传开，许多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天亮了！老天爷睁眼了！我们有救了！” 二是抢救病号。全县成立临时医院250个，每个管理区至少一个，大的管理区2至3个，住院病号6300余人，免费治疗，采取营养、药物等方法医治，完全康复后出院。 三是收养孤儿。全县成立23所孤儿院，每个公社至少1所，把4735名孤儿集中在孤儿院抚养。 四是对失去儿女的孤寡老人，都接进敬养院，吃穿由集体包下来。 五是全县在事件中外出逃荒的农民4737人，由各公社通过亲朋好友打听下落，由公社派专人带钱带粮去接回来，帮助他们安排好生活、生产，重建家园。但也有些人至今音信杳无，可能永远长眠在他乡异地了。 六是全县7万多青壮年妇女，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有严重闭经、脱宫、腹痛等妇科病，组织医疗部门进行治疗，使她们很快恢复了健康，积极投入了生产救灾工作。 由于采取以上有力措施，劫难后的农村开始复苏了。许多农民说：“共产党又回来了，人民得救了！” （六） “湄潭事件”揭开后，为了平息民愤，挽回影响。省、地委工作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最后对“湄潭事件”作出了结论。查明公社党委被坏分子掌握领导权的6个，占公社总数的33.3%；管理区党总支腐烂的31个，组织不纯的51个，共82个，占管理区总数的60.3%；犯有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在职干部377人，等等。公社和管理区是当时县以下的两级主要政权组织，却烂掉了50%以上，情况当然是严重的。工作组向地委写出报告，提出八条处理意见。有了结论和处理意见，紧接着就号召全县干部和群众揭“湄潭事件”的盖子，开展“新三反”，不久又搞开了“整风整社”。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1960年6月，原县委第一书记×××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依法逮捕判刑，公社领导也抓了几个。县里组织了庞大的专案队伍，把有问题的几百名干部集中审查定性办集训班。于1960年8月，公开枪决了副县长兼绥阳公社党委书记××（1983年3月平反）；另外，还枪决了兴隆公社中华管理区大队支书×××。后来人越抓越多，在“整风整社”中，一次会议就抓了30几个干部。在这场斗争中，又处分了大批干部。 围绕“湄潭事件”进行的“新三反”、“整风整社”运动，本来是为了总结教训，平息民愤，挽回影响，调整党群关系。而实际上是以“左”反“左”，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把事态重新扩大，并没有找出造成“湄潭事件”的真正原因，接受沉痛教训。而是把事件的全部责任一锅端给下面，让你吃不完兜起来。这种以“左”反“左”的做法，只能是抱薪救火，错上加错。 后来，党中央发觉了这一问题，指出这类事件，主要是总结接受教训，一般不要追究个人责任，才停止了事态的继续发展，“湄潭事件”才算真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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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的大饥荒年代 作者:晏乐斌
　　1959年至1961年，贵州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有人说饿死了120万人，有人说饿死了150万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在《大饥荒：年的中国人口》一文中说：“贵州省1959年至1961年非正常死亡174．6万人，占灾前1958年全省总人口1.700万的10．23％。” 　　1959年至1979年我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据我的同事――一位在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做内勤、统计工作的同志提供的情况：根据全省各专署、自治州公安处、局治安科上报的数字汇总，全省1959年至1961年共饿死250多万人，占全省灾前总人口的14．7％。这是官方的统计数字，尽管各地、州、市、县上报时缩了水，但这是当时唯一信得过的数据。 　　此数据，还得到1961年6月至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时为止当过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长的×××同志的证实。他1980年代后期到北京同我谈过此事。他说：1959年至1961年全省共饿死250多万人。1962年初，治安处根据各地公安机关治安科上报省公安厅治安处的材料，由治安处汇总，以中共贵州省公安厅党组名义，向中共贵州省委递交报告，后来得知省委上报中央时，只报了210万人，瞒报了40多万人，省委让公安厅也以这个数上报公安部。 　　全国饿死人情况严重，数量多，占人口比例高的有四川、河南、安徽、甘肃、贵州、青海、河北、山东、湖南、广西等省区，富庶之地的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也饿死了不少人。造成如此严重饿死人情况，与各地封疆大吏紧跟不紧跟极“左”的政治路线有极大关系。比如，四川省的李井泉，河南省的吴芝圃，安徽省的曾希圣，河北省的刘子厚，贵州省的周林，甘肃省的张仲良，青海省的高峰，山东省的舒同等省委的第一把手，都紧跟毛泽东的脚步，跟得越紧，带来的灾难就越大，饿死的人就越多，这已经成了定律。 　　周林，贵州仁怀人，1950年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1950年6月任贵州省委常委，1956年7月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周林在“大跃进”年代，高举“三面红旗”，在全省掀起了共产风、虚报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五风”肆虐，又以共产风为主，摧残了广大农民，破坏了农村生产力，这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也是大饥荒年间的灾难之一。据杨继绳先生的专著记载：周林“创造了两项影响全国的经验。一个是关于粮食方面的经验。”当时贵州一些地方出现大量浮肿病人和饿死人的情况，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时候，“中共贵州省委在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粉饰太平的简报。简报主要内容是：1．粮食问题，说粮食紧张情况，已经彻底得到解决”，“目前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粮食生产，确保秋收作物丰收”，“把粮食征购列为党委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2．市场问题：“上半年全省市场情况，总的讲是稳定的，日用工业品的品种，数量有了显著增加”，“商业工作还在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反对右倾保守，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抓紧收购和销售……力争市场进一步好转，迎接国庆十周年”。这一简报“毛泽东十分重视”，在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简报》，毛泽东作了长篇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当时正值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这个批示，与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谁要说粮食困难，谁就被扣上“猖狂进攻”的政治帽子，从而加剧了人民的饥饿和死亡。 　　“另一个是，有大批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贵州省委于日至18日，召开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公共食堂问题。这个会不是解决食堂缺粮的问题，而是闭眼不看现实，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报告称：“我省农村公共食堂现有13万多个。是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占80％左右”。接着总结了5个特点：“巩固地树立了贫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基层干部和党团员一律参加了食堂，和群众打成一片……以人定量，节约归己……食堂有了自己的生产，有了家底……有的已成为生产小队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形成一个大家庭。这些地方，人民公社得到巩固……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确是巩固人民公社制度的主要阵地……为建设新村创造了前提条件。”贵州省委这一报告，毛泽东极为欣赏，他在日批示，以中共中央名义再一次下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他在批语中说：“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写得很好，现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毛泽东还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 　　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也是贵州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当农民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贵州省却送上这样一份报告。这一批示，不仅害了贵州农民，也害了全国农民。 　　贵州省饿死人最多、最严重是1959年至1960年5月，当时，我正在省公安厅办公室研究科工作，办公室主任刘世杰同志指派我到遵义专区的湄潭县和毕节专区的金沙县，调查死人的问题。当年6月我来到遵义专署公安处，讲明来意之后，专署副专员兼公安处长毕贵显接待了我，一听说我是来调查了解湄潭县饿死人问题的，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他立即向中共遵义地委书记孟子明作了汇报，也引起了孟的高度关注，孟指派遵义地委办公室一位副主任，公安处也派了两位工作人员，我们四人前往湄潭县。 　　湄潭县原由湄潭、风冈、绥阳三县合并而成(有文章误传湄潭县是由湄潭、凤冈、余庆三县合并，地势平坦，山青水秀，是贵州的产粮区，也是富庶的县份，农作物主要种植水稻、小麦、玉米，气候适宜，正常年景，人民丰衣足食。可是自“大跃进”以来，这里的人民遭受严重灾难。据县委办公室负责人介绍，1958年全县有62万多人，1959年至1960年5月，除去正常死亡1万多人外，属于非正常死亡的有12．5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0．16％，还剩下49万人，全县死绝户3001户，孤儿近5000人，外出逃荒5000多人，全县出现了人吃人，杀人而食，易子而食的惨剧，吃死人就更多了。 　　我们一行曾到原绥阳县城，后为绥阳公社驻在地的绥阳镇作了一些调查。据绥阳公社一位党委副书记介绍，有这么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日(即农历8月15日中秋节)，遵义地委要在这里召开全专区各县“捉鬼拿粮”现场会，即反瞒产私分现场会，遵义地委书记孟子明、专员李苏波要到场。湄潭县委和绥阳公社为了开好这一现场会，将一些滞留镇里的游民，从农村来的一些饥民、饿汉，到餐馆、居民家讨饭要饭、抓拿抢吃的人，进行了多次清理、遣送，到9月16日傍晚还有48人仍滞留在镇里。于是公社党委一位书记，让将这48人暂扣押在公社供销社一间仓库里，其中一个瘦个子乘晚上从仓库门的铰链缝里逃了出来，还剩下47人在仓库里。现场会开了2天即散会了。后来过了半个月这位公社党委书记问起关押的人放出来没有，人们才想起这件事来，结果打开仓库门一看，47人全死在里面。这一事件震动湄潭，也震动遵义地委，贵州省委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此事。当时的一些人就是这样关心人民的生命和疾苦的，人性已经泯灭了。 　　后来“湄潭事件”的盖子揭开，省、地组织了庞大工作组到这里来夺权，“整风整社”，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在这里开展，都是以“左”反“右”，反“左”的结果是基层干部遭殃，找了一些替罪羊。被处理的基层干部，包括杀、关、管、集训、判刑和开除公职，占60％以上，其中，将湄潭县副县长兼绥阳公社党委书记容镜等人处决了事。容镜后来被平反。 　　随后我又赶赴毕节专区，专署公安处处长朱广臣立即派秘书科和治安科两位同志陪同我到金沙县调查。金沙县的地理条件比湄潭县差一些。这里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也是“五风”肆虐，干部违法乱纪严重，县委书记赵广玉、县长王国民(彝族)不但紧跟省委，而且还有自己的“发明创造”，将金沙县搞得千疮百孔，民不聊生。县委办公室一位主任接待了我们。赵广玉听说我们去调查死人问题，很紧张，他叮嘱这位办公室主任：不要讲得太多。这次我遇到了阻力。我们便要求到平坝公社、安洛公社去做些调查。因为一年前，即1959年6月至9月初，我随公安厅治安处副处长宋留友等3人，跟随贵州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张叔成率领的省委工作组到金沙县工作了两个多月，认识平坝公社党委杨书记。杨约略地谈了他们公社饿死人的一些情况，我们在这里没有停留多久，即前往安洛公社个别访问和调查。在安洛公社安洛大队了解到，该大队有一个生产队共29户人家152人，除一人在贵阳钢铁厂当工人，一人在习水县习水造纸厂当工人外，其余150人全部饿死。后来到1961年底1962年初，金沙县饿死人的盖子揭开之后，得知那三年饿死了8万多人，赵广玉自己讲饿死了4．7万人。后赵广玉被逮捕法办，判处徒刑8年，送到金沙县大水劳改农场改造，后平反，被安排到铜仁地区工作。县长王国民后因骑马摔死，未追究其责任。 　　1960年12月至1961年5月，我随刘世杰同志到六盘水地区的水城县参加整风整社工作。先是在该县的尖山坝公社，我在工作队队部工作。尖山坝公社地势平坦，是水城县的产粮区，“大跃进”以来，“五风”严重，干部瞎折腾，违法乱纪的也多，秋收过后就出现饿饭，反瞒产私分运动中搞得农村鸡飞狗跳，浮肿病人多，妇女普遍出现停经、不孕、子宫下垂三种病症，1959年至1960年全社饿死一万多人。我们省政法机关来的100多工作人员全部被派到全社各管理区、生产大队。我们没有按照省委的部署来“夺坏人的权”，而是采取“团结、依靠、信任”绝大多数基层干部，靠生产自救，救治浮肿病人，清理、整顿公共食堂，经过3个多月的工作，生产在恢复，浮肿病得到初步遏制，食堂恢复了生机。在这里我们除对几个违法乱纪致死人命的干部搜集、整理材料，上报水城县去处理外，其他人我们一个也未动。日工作队全部撤离该社。我与另外两位同志留下来作巩固工作，直到3月20日我们三人经由县城到该县南开公社继续参加该县的整风整社工作。我们三人在去南开公社的途中，翻越了一座高山，坐下来休息时，便到路边一社员家讨水喝，发现一位40来岁的妇女正在她家堂屋用菜刀砍一具小孩的尸体，这个小孩尸体的手脚被肢解，头部已砍下放在一边，尸体发出腥臭，我们询问她为什么杀孩子，她回答：“不，不，不，不是我杀的，是孩子今天早上饿死的，全家人饿饭，没有办法，为了救命，不得不拿来吃啊！”又说：“哪个人狠心吃自己的孩子啊！”经她这一说，我们也无心讨水喝了，立刻退了出来。第二天我们赶到南开公社工作队所在地，将这一情况向工作队作了报告，工作队队部的同志说，全社吃死人的情况还有几起，后来经过工作队搜集了解，从1959年至1961年5月我们撤离，该社饿死几千人，全水城县饿死8万多人。后来县委书记刘福臣被逮捕法办，判刑劳改。 　　后来得知，铜仁专区的江口县饿死近一半人。周林和贵州省委那一班人的作为，给贵州人民造成了很大的灾难与伤害。后来周林慢慢有所醒悟，发现了一些问题，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放宽了一些农村政策，如恢复自留地，开放集市贸易，三年免征公粮和默许包产到户等等，使农村人民恢复元气。这又招致中共中央于1964年9月调整、撤换了贵州省委领导班子，撤换了周林等省委负责人，调四川省省长李大章、中央监委主任钱瑛、公安部副部长梁国斌、国家计委副主任贾启允等人，组成贵州省委班子，说“贵州是当时全国烂掉的四个省之一”，并从中央、一些部队、一些省市抽调2000多名“支黔干部”到贵州来夺权和开展“四清”运动。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做出的决议指出：贵州自解放以来“三关没有把好”，“两个不彻底”，“一个根子不正”。所谓“三关没有把好”，是指“清理中内层关没有把握好，工商业公私合营、手工业合作化关没有把好，审干关没有把好”；“两个不彻底”是指“土改不彻底，镇反不彻底”；“一个根子不正”是指“党的基层组织基础不正”。这就全盘否定了贵州省自1949年建立政权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文革”中周林受到揪斗、批判，1975年恢复工作后，担任过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在任北大党委书记期间，为被毛泽东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的马寅初平反，1997年去世。来源: 《炎黄春秋》 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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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一个贵州基层教师的“大跃进”记忆高致贤我们亲历的“大跃进” 转眼就半个世纪了！五十年过去，许多事情还历历在目。亲历过“大跃进”的人已经不多了，当时执政的中年人就更少了。连我这个当时20刚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已年逾古稀，写作已感困了。当时农村文盲很多，旧社会的文化人多出身于地富家庭，阶级成份高，被管制。新社会脱盲就可当干部、小学毕业生当区委秘书，有点文化者当了公社干部，多为“大跃进”推波助浪，得罪了人民，现在不愿回首。自已受害最深的农民能写回忆录的几乎没有，他们的后代有文化了，又不相信历史会那么荒唐。当时被管制的文化人不敢写。以后的政治运动都是在坚决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反对这“三面红旗”就是反革命，牙齿缝里对“三面红”迸出半个“不”字也要被批判斗争，故尔“大跃进”的错误、罪恶被掩盖下来，使当时的一些错误做法被沿袭下来。现在是应该实事求是地总结一下那段祸国殃民的历史教训的时候了。鄙人不才，只能回忆记录当时自己亲历的生活片段，以此作为引玉之砖，期盼方家佳作。1956年秋天，我考取了毕节师范学校，伙食全由学校免费提供，每月生活费 6元，一日三餐:早餐，鸡蛋花稀饭，佐以油炸花生米；正餐，四菜一汤，全系荤菜，不定量，吃不完。节约下来的伙食费还给学生发衬衣、雨伞等。每餐饭菜都是现煮，吃剩的就作为猪饲料，或送给附属小学的学生食堂。整风、反右运动开始后，教师半天上课半天开会；学生半天读书半天劳动，称为半工半读。校区内的荒地被开垦出来种上蔬菜和玉米。反右运动结束，还有授课权的老师已经不多了，师生都只能按国家定量购买口粮了。虽然每月供应男生36斤，女生30斤，今天看来已不少了，可因副食品缺乏，总是不够吃。但因反右斗争取得“伟大胜利”，如果说国家供应的口粮不够吃，那又怕被戴上“否定反右斗争取得的伟大成果”的政治帽子。但1000多学生天天要吃饭呀，粮食已实行国家统购统销，市场上没有粮食卖，新上任的革命领导班子，为不使学生分饭吃而想了许多办法:一是大搞瓜菜代。将师生自己种的粮食果蔬补充食堂，但一年的劳动成果，几天就吃光了；二是大加猪油。民间有“多买油肉少买米”的节粮经验，当时市场上还可以买到猪肉，于是，学校多买些熟猪油，把饭蒸熟后，将热化了的猪油汁从饭平面灌入饭中，饭上全是油腻，学生们吃得很香，还是节约六了多少粮；三是多加蔬菜热饭吃。民谚说:“热饭三年，买块大田”，意思是，加些瓜菜汤水与饭混合热吃，可以节约口粮。可学校热了饭，学生们吃得更多，照样无济于事；四是买碎米。口粮不够的问题反映到地委，地委指示，由学校所在地的县里供应学校一些碎米，每斤大米指标可买3斤碎米。学校又吃了段时间的碎米饭。大跃进开始，其它单位争买碎米的人多了，学校又买不到碎米了；五是红薯代粮。红薯也属口粮类，但一斤粮的指标可买5斤。红薯与大米混蒸，第一二顿，觉得很甜，可多吃几顿后，学生们就争看刮那粘在红薯上的米饭吃，因而产生纠纷。……学校千方百计、苦挣苦扎，最后不得不采取按口粮定量分饭到人，不管你够吃不够吃了。学校实行按量供饭制后，饭不够吃，我们饿得心慌意乱，已无心听课了。我便约起我的一个好友，夜间去偷吃我们自己种的萝卜，结果发现地里已被别人偷了很多，因为是监守自盗，大家都处于饥饿难当之中，谁也不去管谁。 为弥补反右以后的教师空缺，我们提前一年毕业了。我被分配到瓢井区中心小学工作。上班前的这个暑假是回故乡度过的。农村办起人民公社的集体食堂，农民家中粮油肉蛋，全部无偿地交公。回到家乡，不但吃饭不定量，而且不开钱，像军队一样，后勤、前线严格分工，炊事班管做饭，其他社员管生产。与军队不同的是，吃饭可以打破食堂界限，走到哪里都可以吃。理由是，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走进哪个食堂都可以吃饭，一天吃几顿都可以。有的社员便趁机不参加生产劳动，到处巡回混饭吃。农民家里积蓄几年的生活物资，通通献给了公社食堂，农村劳动力都集中精力大炼钢铁去了，只有老人带着小孩儿搞秋收，地里的庄稼没能完全收回来，烂在地里了，公社食堂的“共产主义生活”成了昙花一现。我到瓢井区中心小学报到后，被安排在区委机关食堂搭伙，每月9元钱的伙食费，虽说刚去掉工资的一半，但因吃饭不定量，比在学校食堂好得太多了，所以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搭伙者都十分高兴。学校没有上课，我被抽调到区委下乡工作组，派到兴隆公社――也称管理区，任务是督催农民日夜加班砍伐林木、烧炭、炼钢铁。一个个原始森林毁于我们的监督之下，还不能满足于“超英赶美”炼钢铁速度的政治需要。于是，区委指示:社员实行军事化管理:小孩送到学校或幼儿园，老人送进“幸福院”，青壮年统一住进民兵团，男女分开，集体食宿。腾空出来的木架房，便将木料拆来充木炭炼钢铁；土高炉烧出来的“铁狗儿”（不合格的生铁）不够充数，就将农民家中所有的铁器搜来充当公社的上交任务。学校开学，我从工作组回到学校，但没有上课，仍是带着学生去挖铁矿、建土高炉、炼铁，也烧出些“铁狗儿”来。当时读书不受年龄限制，农村连十五六岁才发蒙的都有，学校发起“少年超甘乐”的运动，把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也组织出校去参与土法炼铁的“人民战争”，哪怕只能拣小块矿石、运1斤木炭的，也投入到“蚂蚁搬家”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教师成了炼铁的大炉师，哪怕1斤可用的铁也没有炼出来，“火线入党”的人却不少，受到批判斗争（当时称为大辩论）的师生也很多。大炼钢铁告一段落后，学校终于复课了！我担任六年级的班主任，相当于今天的包工头。公社划一片土地给学校，我整天带着学生到一个叫做马驮子的地方去开展深翻土地运动。土地适当深耕可以增产，政府就指示越深越好。我们像挖战壕一样，将耕地挖去一丈多深，搭着木梯把地底下的死泥土背上来，把原种活的肥沃表土壅到地底下，表土不肥沃，庄稼长不好。深翻土地完成后，我们又在土里种小麦高产实验地。针对过去种大稀秧的习惯，有人提出适当密植可增产，于是政府号召密植，且要求越密越好，命令我们带头搞样板地，总结经验，大力推广。要求每亩下种100多斤，其理由是种一收百便可收10000多斤，谁也不敢反对，稍有半点不同意见，便要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开始用点播，种子用不完，改为撒播，几手铺满一层，还是用不完，结果有个平时俏皮捣蛋的学生立了“功”:他用撮箕抬起麦种往地里倒，有山地方堆了一层，终算完成了下种任务。麦芽发出来，因不能透风，很快就被沤死，我们又带着学生去间苗，拔了一次又一次，剩下百分之几，仍然密不透风，人工帮助排沟，也有许多苗被沤死，未死的也抽不出穗来。但也要上报“大增产”；增产多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们不敢报，但有的实验地是经过召开现场大会验收的。验收到了大“增产”。参加验收会的同志告诉我:邻区有人将几亩田里已成熟的水稻移植于一亩田中，使植株密不透风，稻穗上摆鸡蛋也坠不下去，怎不增产？可是。该公社的粮食产量还是“增”不赢我在的区（公社），为什么？虚报。当年使用的是摇柄式电话，同个方向的单位共用一条电话线，用铃声的次数和长短来区分所要的单位。如一长两短，是甲公社的，两长一短，是乙公社的等等。同条线上通话，可以互相兼听。我们那边是三个大公社同用一条电话线，县里一摇电话，三个公社的电话铃同时都响，凭铃声的长短次数来区分要哪里的。各公社每天向县里报一次粮食产量的收获进度，长石和瓢井同在一条电话线上，长石是先进公社。为当先进，听人说，每次瓢井都让长石先报，并偷听长石所报的数字，而后比长石高报一些。当晚公布评比结果，瓢井的名次总是在前；长石不服气，次日再报高，瓢井如法炮制，结果不言而喻，长石不服气，再提高数据，仍然比不过瓢井，当时的粮食产量就是这样“提高”的。我曾被抽到公社参与一些上下联系的工作，开始时，我不懂窍门，还下到基层去收集数据，可上报时，数字必须经公社值班领导人批准。费气吃力收集的数据，常常被领导人一句话就否定了，随后定个数据上报。于是，我学“巧”了，不必下去收，到上报时，请示领导给个数据就如数上报了。工作上的先进，就看同一项工作谁先进行，谁先完成，不管客观条件如何，都得齐头并进。我县山区，山高谷深，海拔从700多米到2300多米，我工作的地方，海拔1800多米。1959年全县低洼地方秋收工作开始时，我们那里的包谷棒子才蔫须，正好烧嫩包谷吃，可公社下令抢收，学校放农忙假，夜战收包谷。因为包谷尚未完全成熟，至还要一个月才能收得，所以，仅提前秋收这一项，便要减收一半到七成，可上报的数字还是“大增产”的。不限量、不收钱的“大锅饭”没有吃多久，农民几年积蓄的生活物资便被挥霍个精光，为给集体食堂撑门面，普遍开展捉“粮食鬼”运动。借口是:公社食堂的饭不够吃，必是粮食鬼偷了粮食。于是，一场卷地毯式的翻箱倒柜的搜索食物运动开展了，凡在家中搜查出粮油肉蛋等食物的，统统定为“粮食鬼”，食物全部没收外，还得加以残酷斗争，有的还被扣上“坏分子”的帽子，强行管制劳动。早收造成大损失不算，还要搞个早种造成大减产。为争先进、当标兵，我们下种也不落后，继大年三十在工地上过“革命化的大年”外，正月初一又在耕地上过“革命化的春节”，作备耕，元宵节就破冰下种栽包谷，种子被冻坏了，谷雨节后不见苗，被迫重栽，农民已饿死许多了，不死的也无多少劳动力了，一直补种到六月，这还有多少收成？一个“很先进很红火”的公社书记也不得不承认1960年地里的野草高过包谷株，耗子在地啃包谷也要跪着。但上报的粮食产量还是“大丰收”的。1960年，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饿死人最多的一年。1959年，先进的长石公社已经开始饿死了，但谁也不敢说。我们原就餐的机关食堂并入人民公社的书记食堂。干部口粮每月降到21斤，农民的口粮每月才15斤，大家扯平吃，实际连15斤都没有吃上，被公社书记和食堂事务长贪污去了，教师开始消瘦、浮肿，吃“糠服丸”（用糠加点糖来治脬肿的药名）了，但除了上课还要参加农业生产。人们实在饿得捱不住了，就在劳动之余打些野菜来充饥，公社干部发现了，便要收归公社食堂统一处理。农民被迫在夜间去打野菜，像“偷人”一样拿回家中煮吃。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呀，讲道理的农民为求活命采野菜充饥，却逃不过某些公社干部的魔爪:当地是烧柴禾，他们发现哪家冒出炊烟来，便破门入室去搜查，发现谁家火上煮野菜，便几脚把火炉踢坏，锅碗盆瓢砸掉，并以“破坏公共食堂罪”加以拳打脚踢，还要扣饭几餐，扣多了就被饿死。扣饭成了公社干部惩罚人的法宝，已经少得吊命都极难的那几两糠糙菜饭，再扣就要死人了。求生欲望的人们，为了得到点点吊命食物，已不再怕拳打脚踢扣帽子了，还得偷偷去采野菜或挖“仙人土”（一种白泥）来充饥。但公社干部做得更绝，他们以巩固集体食堂为由，将农民家锅、碗、盆、瓢和火炉等等，凡能煮食物的物器，通通砸碎，严禁在家中吃饭。农民求生之路，全被公社干部堵死了，于是“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且一发而不可收拾。1960年初夏，我带学生到路布管理区去搞“双抢”:抢收抢种。到那里一看，不少农户门前已经长了青草，似好无人行动了，但进门一看，往往还有个奄奄一息的人躺在床上，抑或有具尸体在屋中，我们的任务就改为埋人了。所谓埋人，就是将尸体从室内拖到室外，在房屋附近挖个土坑，坑内垫点儿乱草，就将尸体放入其中，草草掩埋掉。半个月的中心工作，掩埋的死人不少，有的村内几乎看不到农民活动了。我请假回家一次，20来公里的路上，就看到路边摆着3具尸体和1个奄奄一息的人，已经无人过问了。在家中待了3天，就看到村前的小路上死了两个人。有个是在路边挣扎了一天多才慢慢死去。后来有资料显示:那3年中，全国饿死好几千万人。为什么饿死那么多人无人问津？有，只是说了不起作用，反而要捱整。彭德怀大元帅上书的结果尽人皆知，我们当地就有不少“小彭德怀”，地区一位部门的正处级领导到当时全国先进的长石公社检查工作，发现已有人饿死了，很客观的向县委汇报（当时上级派来的工作组也要由地方党委领导）后，被县里上告到地委，说他“想拔红旗”，结果受到处分，其他人谁还敢说？说了也不起作用。我家乡有个公社（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当时的行政区名是政社合一，一个单位两个名称，区叫大公社，也叫区；区下属的乡，叫公社，也叫乡或管理区），有的社员已饿死了，但国家在该社的仓库中还有很多粮食不卖出，于是，公社秘书向区委副书记汇报，想私自开仓济民，得到默许，他们一夜间便将部分仓储分给公社附近的群众，但都造册登记、签名领取，共同保密。因有这次开仓，该公社的群众感激干部救济，齐心协力生产，夺得比其它大队更好的收成，秋后一斤不少地还清了国家仓储，该乡死人也少。照说，这应属爱民之举，可因“私开国库”，有关干部逮捕的逮捕，开除的开除，撤职的撤职。可是，将他们放到群众中去斗争，群众就是不斗。后来，通过整风整社，对这些干部的处理作了部分改正，但首先提出开仓济民的那个人，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唉――！1961年春，中央下发“十二条”文件，全国开始整风整社，具体内容是反对 “一平二调”:即平均主义、无偿调拨钱粮物资；“五风一化”:即虚报风、浮夸风、官僚主义作风、主观主义作风和干部瞎指挥风。（此记忆不尽准确，可查档案材料），向群众赔礼道歉、认罪退赔，处分了一大批违法乱纪干部；农村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这是文革中批判所谓“刘邓路线”时才知道的。当时当地只给社员划了自留地、自留山，开放自由市场，但不准粮食上市，也未包产到户。但改原来的人民公社统收统分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的分配原则。并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三包的内容大致是，小组包工、农户包工、农活临时包工（记不很准），超产奖励。四固定就是:土地、劳力、耕牛、农具固定。人民公社大集体时，一平二调，已经把土地、劳力、耕牛、农具的归属完全打乱了，所以重新划分并固定下来，才能实现队为基础的经济核算原则。夏天，我作为工作队员，被大公社派到八堡管理区工作，始知中央已经下了撤销公共食堂的文件，但因公社党委还没有表态，谁也不敢撤，我分工到一个生产队，默许那个食堂可以称口粮给社员回家煮饭，这可违背了纪律，受到批评，但此时已不敢斗争和戴右倾帽子了。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位郝科长，不知他是哪级派来的，也不知他叫什么名字，听公社干部叫他郝科长。他穿着很旧，戴个“油渣帽”，整天和社员一起，听社员说活。一天中午饭时，他走到书记食堂保管室门前，大声叫司务长开门，说:再不开，老子就踢进来了！门开后，公社书记和司务长正在吃饭，马上请他一起吃饭。他督促着司务长把他们吃的酒肉白米饭抬到大餐厅去和社员一起吃，司务长早被吓瘫了，书记战战兢兢，不走。他便骂开了:“你们这些狗日的，群众吃糠都吃不饱，你们却肥酒大肉随吃！”正在用餐的群众听到了，内心万分痛快，但却不敢拍手，不过，已看到有人敢摸老虎屁股了。后来，郝科长叫公社粮管所把加工大米的任务分给群众去完成，群众从中得点细糠来造饭吃。大家说，加工这点米，还得几顿饱饭吃。虽说吃的不是尽粮饭，群众也已满意了！郝科长走了，全县整风整社的试点就在瓢井进行。大会上公开逮捕了公社、管理区和生产大队三级的3个领导人，而后是3个“红旗”管理区的书记被逮捕，一个“白旗”管理区的书记借出粮食来支援重灾区。当时评先进的标准就是看谁的粮食产量报得多，多者插红旗，少者插白旗。1961年10月，“大跃进”的错误开始受到一些制止，在落实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政策中，我被派回母校离职进修中师。2008年1月于深圳*******高致贤，1937年生，贵州人，1958年工作，先后从事过教育、宣传、青年、文化、新闻、党政秘书等工作。退休前为主持贵州大方县文联工作的常务副主席，退休后旅居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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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喝掉了大饥荒年月生产的两千多吨茅台酒？以酒为天：中国大饥荒中的茅台酒纪事作者:帅好　　贵州省不是我的家乡，但来贵州第二年发现的一组中国名酒茅台酒的数据，让我产生了与山西省家乡同等重量的记忆。这是我如此投入讲述被掩埋真相的原因。　　五年中，断断续续地发现、积累，一组数据变成一系列数据。　　这组数据的起点是，、1961三年，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饥饿的年代，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1）　　茅台酒的上述产量，大约相当于700万听(355ml/听)可口可乐。这一巨大产量对于当时中国的人口、国力来说是非常奢华的，况且茅台酒远不是普通人所能消费，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正挣扎在饥饿线上。　　按照茅台酒粮酒生产5：1的比例计算，即生产一斤酒，耗费粮食五斤，2079吨茅台酒，耗去原粮约1.04万吨。　　茅台酒的产地为仁怀县，当时有20万左右农民，年人均统计数字上的分配粮食为300斤左右。如果把生产茅台酒的粮食用来救济，每个人可平均分得100斤左右。换言之，2079吨茅台酒约等于20万人3个月的口粮，再配些野菜、树皮之类，估计熬过最危险的春荒没有什么问题，能够把更多的人从饥饿、死亡的沼泽里拉出来。然而，历史里没有假设。　　一、粮食、生存与统计　　在年，仁怀县还有下列公开统计数字值得关注：　　（一）人口　　1959年仁怀全县死亡6263人，其中“疾病”死亡6130人，占死亡总数的97.8%。　　1961年全县人口负增长，人口自然增长为负增长22.55‰。死亡率为31.39‰。(2)　　（二）粮食　　国家征购：1959年仁怀粮食总产为14403万斤，实际征收折原粮7055万斤；1960年粮食总产为11663万斤，实际征收折原粮5506万斤。　　农民口粮：年的仁怀农民人均口粮分别为350斤和334斤（包含种子、饲料30斤）。(3)　　从上可见，两年中国家征购占总产原粮的比例均超出50%，除此之外国家还要征收相当数量的粮食作为正税、附加税。留给农民的口粮，刨除种子、饲料外，包括杂粮在内理论统计上人均每天0.8斤左右，老人、幼童消耗量可能更少，按照这个数据，可能还基本能够维持最低的生存底线。但疑点在于，一、干部任用制度只需对上级负责，至于农民口粮问题，显然上级难以核查，真实性存在质疑；第二，农村一律实行公共食堂制度，农民过去几年留存的粮食以及炊具、餐具一律收缴，而不合理的统一安排普遍造成粮食的浪费、贪污，故多数农村出现“刚开始吃干的，后来吃稀的，最后食堂没有任何食物，家里也没有”的情况。　　另外，1959年，仁怀也有局部发生了旱、雨灾害，但粮食总产至少比1953年高。其中稻谷产量比1962年至1964年还高，其余的小麦、玉米、高粱、杂粮等都不是历史上最低的产量。可见，自然灾害不会成为农民缺少粮食的主要原因。　　也许有人会质疑：茅台酒是窖藏生产，入库窖藏时间为4年以上。按照这个逻辑，年生产出的酒，应该是年先行生产出来放在窖中的，没占用饥饿年月的粮食。　　那么，饥荒蔓延全国的年茅台酒厂是否使用了当年的粮食？查阅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比文章第5段理论计算的耗粮量还多：这三年实际用粮1.13万吨，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4)　　线索到了这里，一连串的疑问，自然产生。一是，这些粮食来源何处？二是，当时仁怀农民的生活状况究竟怎样？三是，全中国缺粮的年月，为什么茅台酒厂能有多余粮食生产奢侈性消费品？四是，国有企业为什么没有主动慈善救济民间的自觉？五是，这些酒，哪里去了？六是，茅台的后来人，是否给饥饿受难、甚至死于饥饿的人们道歉了？　　（三）酒与生存　　以1960年为例。　　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地调粮数据为：　　遵义地区11万斤、毕节地区29万斤、铜仁地区10万斤、黔东南地区12万斤、贵阳市7万斤、湄潭县1万斤、习水县10万斤、铜梓县10万斤、正安县1万斤、赤水县4万斤、务川县1万斤、熄峰县1万斤、仁怀县20万斤，共计117万斤。　　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省江津县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茅台酒。(5)饥荒年代的这个单年生产记录，直到改革开放、“中国重新出发”的1978年才被超过。　　上述调出粮食的地区饥饿情况如下：　　被紧急调粮10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8大旱区之一，1961年再度成为全国15个旱区之一。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5.1万人。(6)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7)　　分别调出10万斤粮食的铜梓、习水两县，其中，铜梓截至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9)　　调出29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53990人。(10)　　与仁怀相邻的金沙县（毕节地区下辖），日县委报告，“非正常死亡”5.5万人。在饥荒结束后，金沙县另有遗孤3191人需要安排，一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11)　　从上可以看出，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人口减少的数据也就越大。从官方统计来看，上述地区中死亡最惨烈的地区，是遵义地区的湄潭县。这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4737人，孤儿4735人。同一时期，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12)　　那么，调出20万斤粮食的仁怀情况如何？　　二、故人、故事与档案　　（一）故事　　有酿酒、饮酒民风的仁怀，1949年前，战事、匪祸、天灾、人害，几乎年年都有。当地老人回忆，远的不说，民国时期青黄不接的事情，每个村子都遇过，普遍贫穷是事实。而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象没听说。民间酿酒，自然遵循着灾荒伦理底线和灾荒市场规则。　　1937年，贵州当局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10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罚金”。(13)　　担任过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建国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14)　　“端午踩曲，重阳下沙”，是茅台民间形容酿酒的过程的谚语。曲，是麦子，如同药引子，在端午前后制作。沙，是高粱做成，把带壳的高粱磨碎蒸煮谓之生沙；下沙，是把多次蒸煮的生沙过滤为熟沙之后，拌入谷壳按工序投入窖中密封、发酵过程的俗称。也因此，有诗人说，茅台酒提了高粱之“精”，取小麦之“魂”。　　但是，1959年的仁怀没有诗意，只有“饿魂”。　　（二）档案　　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仁怀的饥饿，爆发在1959年的“端午”至“重阳”之间的7月份。　　当地文件记载：　　截止日，仁怀有各种病人8384名，其中浮肿5335人占总人口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9%和9.8%。其中，大同如果加上其他病种，人数达到27.7%。调查者在调查途中，亲眼看到4个青壮年在回家途中昏倒死去。(15)　　仁怀干部杨代绪撰文回忆：这个时候，公共食堂制依然存在，下锅的粮食却越来越少。从干饭到稀饭，由稀饭到清粥。但还不准对上说在饿饭，更不能说饿死人的话。(16)　　8月4日，仁怀县委(各项工作的最高领导)、县政府（行政执行机构）贯彻首长周林的电话精神。周林要求：各县必须抓紧秋收，大力进行爱国爱社教育，把垮了的食堂，用农忙的形式恢复起来。他还要求：教育小队干部和社员说实话，超产受奖，瞒产批评，私分者要处理。(17)　　周林，仁怀人，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电话内容是周林赴江西参加“庐山会议”期间指示给贵州的，由省委传达全省各地。　　10月17日，县里向农民发出“计划和节约用粮公开信”，信中号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菜粮混吃。”　　12月1日，县卫生科报告：回龙、喜头、学孔等地11名农民有一个多月没吃粮食，水肿不消而死亡。(18)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伴着农民“闲时少吃”和国营茅台酒厂放开肚子“耗粮”，仁怀的“农民”与“非农民”在两个天地中，一起进入1960年。　　2月16日，县里的简报显示：全县发病人数达16864名，其中浮肿9073，严重6141人。截止1959年12月下旬到日死亡3718人（其中，路上死亡217人）。严重的有喜头、大坝、三合、桑木、茅坝、长岗等公社，病人都在千人以上。特别严重的管理区有13个。经检查三合公社报病988人，实为2600人；鲁班报病296人，实为1720人。(19，20)其中，鲁班，是民国时期以及现在，仁怀著名的产粮大区。　　杨代绪说：这个时候可以讲饿死了人的话了，但灾难铺天盖地般来了，人人都只想用什么办法填饱肚子。一农民在家中把高岭土（一种土）刚揉成团，正准备下锅烤吃，恰好被一干部碰上，干部担心吞下这个东西，引起肠道堵塞，加快死亡，就随手扔进粪坑。结果，干部走后，饥饿农民又从粪坑里把观音土团掏出清洗后煮食。(21)　　杨代绪列出当年农民的“代食品”清单的名字还有：枇杷树皮、干胡豆叶、干藤叶、芭蕉头、棉花籽油、娃儿肠（一种猪草）、酒糟、玉米芯、梧桐树皮、干牛皮等。　　然而，6月29日，县里决定，今年夏粮丰收，外调150万公斤、茅台原料250万公斤。400万公斤的粮食即将从饥饿的仁怀农民视野中消失了。　　到了10月30日，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庞耀增号召说，全县要准备稻草、谷壳、苞谷杆叶、青杠子（一种植物）各500万公斤，红薯藤1500万公斤，荞杆子750万公斤，小米糠75万斤，蕨巴150万公斤……，共5000万公斤。按30%的出粉率，生产1500万公斤“淀粉”，这样，每人能平均50公斤，保证农民减粮不减饭。(22)　　到了12月27日，县里领导又指示安排，茅酒原料从1960年底到1961年6月需要360万斤，饲料用粮60万斤。(23)农民们也许没有想到，秋收带来的不是新的希望，而是死亡率的惊人上升速度；“代食品”淀粉并不能阻挡饥饿在1961年的仁怀吞噬人群。　　1961年县委《大事记》摘要：　　1月1日：目前病情上升，死亡率惊人。病人要，一集中、二归口、三休息、四治疗。大抓代食品，以蕨巴为主。　　1月18日：病情发展，死亡上升。15日统计，仁怀全县有各种病人24342人，占总人口的7.4%。其中，浮肿6399人，干瘦病4939人，妇女停经、子宫病等6870人，其他6134人。16日止，死亡1045人。　　1月24至27日：统计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965人，比上月上升48.9%。全县现在还有各种病人26744人。其中，最严重的有66个生产队，病人占30－50%。　　2月11、12、21日，县里连续开会，大意为：分析严峻局势；整顿工作作风；大搞代食品；检讨反瞒产中打人、把个别向中央写信的人关押致死的错误；在10天内堵住不正常死亡现象。　　4月4日：至今全县每天死亡人数仍在30人左右。县委指出全党全民共同努力，将全县病人由2.6万多人下降到1.9万多人。　　4月8日：今年代食品生产任务为1131.6万斤，不包括茅台酒厂。培训技术，取得经验，全面交流。（原料为前述草本植物）　　4月26日：为了夏收到来，县委决定，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劳力集中收。口粮、种子、饲料由大队统一掌管。生产队的口粮由大队定期发给食堂。　　5月5日：“4月中旬后，病情和死亡人数猛然上升20%”。（据其它资料对比，换算出具体人数为，每天死亡70人左右）　　5月12日：县里决定，夏粮征购3543.05万斤，生产队集体入仓910.4万斤。夏粮任务要求在9月完成70-80%。　　7月20日：截止7月15日有病人8396人，其中肿病、疳病4890人。但情况依然严峻。通报要求，各级党委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治病，“两手都要硬”　　（三）故人　　茅台酒前身之一的“荣和酒房”第二代老总王少章的两个儿子，均死于1961年。王少章的长子，饥饿死亡，死在麦收前后，时年54岁。王的次子，北京某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搞什么工作不清楚，解放后一直在仁怀务农。上世纪50年代因“反攻倒算”被判刑5年，刑满释放后赶上“饥饿三年”，生活实在困难，于太阳升起的某天中午当众撞墙而死，时年49岁。　　仁怀茅坝一李姓老人回忆说，“在饿饭那年（指年），我有一岁、两岁、三岁和十一岁的四个孩子死了。前三个太小，没奶吃也没饭吃。生病就是弄点草药吃吃，不管用就死了。婆婆死在家里，棺材放在别人家，帮忙的人吃不上东西，没有劲把棺材抬回家，只好把婆婆抬过去。有一次，我看见外村一个二三十岁的壮汉走着走着，靠在我们村的岩头上就死了。我和同村三人抬起把他掩埋了。我不认识这个人，可能是在家太饿了想出来找些吃的。”　　老人老伴补充说，“11岁的，叫荣强。是吃多了枇杷皮，大便拉不出来，用手指抠也抠不出来，死了。”　　（四）茅台为何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其在生产领域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　　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民间如此饥饿，茅台酒为什么还在继续生产、并且产量还在大跃进？　　原因，一时难以说清。茅台酒厂集体署名的“纪念周林逝世一周年”一文，有如下一个细节，也许可以从中看到某些关联性。　　1989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老首长周林写序时，78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　　集体署名的文章接下来写道：“毛主席关心茅台酒厂的事，当然要写，要名垂青史”。　　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1958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一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传略》，叙述“上万吨”这个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24)　　1959年，周林指示茅台酒厂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25)　　在散步时偶然一句话的指引下，各级政府积极调粮支持酒厂“献礼工程”，使年茅台酒的产量分别达到820吨、912吨，真正实现了产量的大跃进。　　三、饿殍、粮库与牲畜　　（一）饿殍　　“饥饿三年”，仁怀因饥饿直接死亡或因饥饿引起疾病死亡的总人数，究竟有多少，我们只好期待时间来给出答案，但死亡比例有多大，并不难得出一个轮廓。　　2005年，杨代绪曾经与其母相互补充印证，对仁怀北部大坝镇当时一个生产队在饥饿三年的死人情况逐家逐户进行回忆，他得出的结论是：在39户190多口人的生产队，死亡26人。其中壮年12人，老年8人，幼童6人。死亡占总人口（死亡率）的13.68%。(26)　　2006年，我曾对仁怀西南部茅坝一个村民组和中部水塘某村民组访问。其中，茅坝一个村民组逐户核实后，当时该村有10户人家，共67人，死亡9人。其中，老年3人，青壮年2人，幼儿3人，儿童1人。死亡率为13.4%。　　水塘某村民组的情况，由李某和几个老人共同扳着手指细数。李某，生于1936年，中师文化。清点均记录了户主姓名，结果为：全组约59人，死亡13-18人。其中，李家死亡2人，其他每户至少死亡1人，死绝户一家，山后村民路过本村时死亡有2-3人。取最低的13个人计算，死亡率为22%。　　不同调查者，在不同的地区，得出如上的大致概念性的随机抽样比例，这个比例背后的景象，在当年该是怎样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　　仁怀这个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我以现有官方有关数据为基准估算死亡，可能在4万人上下。　　（二）粮库　　茅台酒耗粮与其产地仁怀近水楼台先断粮的关联情况，基本清晰了；还有一个疑问需要验证：那三年仁怀的粮食库存，是否也像水冲过一样颗粒无存？　　查阅县志，全县粮油保管统计表明，、1961年，三年末粮食库存，分别为、2310万斤。(27)三年中，库存最低的1961年，竟然也比年间历年的库存量都高。　　同时，这三年，全县还累计征收，正税5132万斤稻谷，附加税715万斤稻谷。其中，、1961，三年农民人均实际负担的税为82斤、64.5斤、39斤（稻谷）。(28)　　需要说明的是，征税要求上交的稻谷，是当地品质最高的粮食；而前文所述的农民口粮，主要以品质较低的杂粮为主。　　（三）牲畜　　系列数据中，还有一组重要数据。查阅仁怀县年城镇粮食销售统计发现：这三年该县茅台以外的其它制酒企业用粮达到2242万斤；此外，该县各种饲料用粮271万斤，这些饲料的供应范围为：企事业单位运输的马、牛和马厂、牛园，商业部门待运宰及在途畜禽，科研部门搞试验或配养的良种禽畜，为国家提供禽畜的国营和集体场站。　　当时，对这些畜禽们的粮食供应标准为：拉车的运输马，每头每日为5斤；驮物资的马每日4斤；牛每日3斤；百斤以上存栏肥猪每日1斤，百斤以下存栏小猪每日半斤；鸡鸭每日每只2两，奶牛每头5斤。另外，年，饲料总量分别压缩一半。其主要原因是，生猪存栏数量大体比上年减少了一半。(29)　　四、结语　　被越来越深入的调查所震惊，我不会再感慨“难以置信”，在所有制上属于国家供应的牲畜享受着比农民优越得多的特权，也无须再质疑那些肥美的奶牛存在的意义。谁制订了这个酒足、畜饱、民饥的计划，谁的心肠能有这样冰冷？　　人们可能还会疑问，这样严重的饥荒，难道政府没有救济？有。在大饥荒中，仁怀来自政府的救助，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自然灾害”名目下的救济。年合计发放132052元。受助人合计18557，三年平均每人7.1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2.3元救济。二是“生活困难救济”名目下，年，共发257873元，受益人153930人，平均三年每人1.7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0.56元救济。三是“困难费”名目下的救济，年三年合计164527元，受益人13695名，平均三年每人得到12元，在一万余名受助者中，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4元救济。四、其他帮助，投入疾病专用款13万元；1959年给麻风病院寒衣款1160元；1960年在全市发衣被款19177元；1961年发布票15000尺、棉花1200斤、衣被款17000元。（30）　　而大饥荒中仁怀粮食市场有价无市。1961年的黑市上，菜油32元/斤，猪油20元/斤，猪肉15元/斤，大米3元/斤，面条3.2元/斤。针对上述的救济，我们可以换算如下：按单人得到的最高金额救济种类计算，在大约占全县农民总数5%的受救济农民中，一个人一年得到的救济款，还不够买到一公斤黑市大米。　　阿玛蒂亚?森说过：“在令人恐怖的世界饥荒史上，真正的饥荒从未发生在具有民主制度和自由传媒的任何独立国家。”由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即使粮食生产不发生变化，权利关系的变化，也可以导致严重的社会饥饿。另外，还有一点，这么大的饥荒为什么没有一点预兆？言论自由、信息公开以及活跃的反对派，本来是饥荒来临前的早期社会报警系统。令人无奈的是那时的言论、信息，在中国处于管制状态。活跃的反对派，早在前两年的反右运动中就成了“落水狗”。这个时期饥饿的农民根本无权消费自己生产的粮食，也没有人支援、呼吁或关注他们的困境。　　埃德蒙?柏克当年说，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谁喝掉了饥饿年月生产的2000多吨茅台酒？　　谁想过给那些饥饿、贫穷、死亡的人们道歉？　　注释：以上数据凡见下列出处：　　[1][24]《茅台酒厂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第63、70、138页。　　[2][3][4][5][17][19][27][28][29][30]参见《仁怀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85、546-559、234-235、385-553、552-553、49、59、50-51、579、554-555、291页　　[6]《思南600年大事集》1961年条款（思南县委编辑）　　[7][13]《贵州省志-粮食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418页、第55页　　[8]参见《桐梓县志》方志出版社，1997，第185页　　[9]《习水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第124页　　[10]《毕节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第96页　　[11]《金沙县民政志》第40-48页，黔新出（99）内资准字323号，1999。　　[12]参见《贵州农村合作经济史料（四）》，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第111-112页　　[14]参见周梦生：《茅台酒厂今昔见闻》，载《仁怀文史资料》第六辑第75-76页　　[15][17][19][22][23]《中国共产党仁怀县大事记》（）中共仁怀县委党史研究室仁怀县档案局编准印证：黔新出（93）内字第1313号，第148、149、222、173-174、178页、179-185.　　[16][21][26]参见杨代绪《回忆农村三年困难时期》，载仁怀文史资料第22辑P79-月黔刊字H-0042　　[24]《周林纪念文集》P.150、87、59。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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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7:10 &&
南方人物周刊连续发表有关大饥荒的长篇文章
南方人物周刊：以诚实和良知祭奠饥荒南方人物周刊：杨继绳 打捞大饥荒记忆
南方人物周刊：“遮蔽历史”是要遭报应的[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 16:08:3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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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42 &&
一个县饿死1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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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7: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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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8:27 &&
楼上的。当时的湄潭县由三县合并而成,全县总人口60.5万人，你不要故意混淆是非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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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0:12 &&
“遵义事件”中死亡人数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遵义事件”的死亡人数是怎样计算出来的？计算人王录生写了一篇文章，叙述了他的计算过程。他在文章中写道：&&有一天，计委副主任吴山同志把我叫到办公室，单独交待任务，非常严肃地对我说：“王录生，现在组织上交给你一个政治任务，你到遵义宾馆去，那里正在开‘县书’(县委书记)会议，他们都带来了现有的人口数，你去计算一下各县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多少。这件事不得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家人，做完以后就把它忘掉。有没有什么困难?如果没有，你马上去。”我边听边盘算，接受了这一任务。&&在那本《资料汇编》中，已经收集了各县分年的年初人口、年末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等，并计算了各地各年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等。应该说 1957 年以前的各种统计数(包括人口数)是比较准确的，根据这些资料，可以用
年正常年度平均的出生率、死亡率，计算出正常情况下，现在应有的人口，再与县委书记们带来的实际人口数相减，就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了。那时人口迁移是非常少的，大跃进中从各地农村抽调去“大办钢铁”、“大办水利”等的劳动力已先后回到了原地。人口的机械变动可以忽略不计。出生率，由于饥饿，也是要下降的。1960年为零，不予计算，1959年和1961年只计正常出生率的三分之一。我按以上办法计算的饿死人数，可以说是基本准确的。&&我把各县的饿死人数计算出来后，立即送给领导，连一张纸都没有留。我怕泄密，数字也不敢往脑子里进。只是当我将遵义地区各县的现有人口加起来，只有310多万人时，大吃一惊，因为1957年末人数是370多万人，这个数字我是经常用的，所以印象非常深，想忘也忘不了。 王录生文章中所叙述的计算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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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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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14 &&
困难时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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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8:31 &&
说得好。顶。毛左懒汉欠下人民一笔血债。是有报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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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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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45 &&
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历时5个月之久，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忍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这场祸及全县农村的大灾难，史所罕见，骇人听闻。悲剧已经过去47年，如今旧事重提，痛定思痛，把真实历史整理出来，供大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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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39 &&
一个县饿死1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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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回复：贵州湄潭事件：一个县饿死1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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