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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3期
&&&&&&本期共收录文章17篇
　　 中国论文网 /1/view-285695.htm　　一 　　 　　铜鼓县因城郊有巨石状如铜鼓而得名。只是千百年来，人们听不到石状铜鼓的咚咚鼓声，倒是听得见这个县的山水之间，曾一直震响着农民起义的呐喊声。 　　长期以来，铜鼓一直是修水县的一部分，境内两条大河金沙河和定江河流出铜鼓进入修水县境后，便改名为东津水和武宁水，汇入修河流向鄱阳湖。建县之前，铜鼓曾设铜鼓营，后又设铜鼓厅，1913年，铜鼓脱离修水独立成县。铜鼓行政区划和名称的屡次变更，都与这里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有关。 　　铜鼓大山纵横，林海苍茫，全县87%以上面积为山地。它北连修水，东临宜丰，南接万载，西邻湖南的浏阳、平江，故史志上称铜鼓为：“山川交错，森林郁蔽，地控荆湘，水通彭蠡，合为天下胜处。” 　　只是，历史上没有什么名人来这“天下胜处”览胜，其原因有二：一是铜鼓地僻山深，交通极为不便，1953年才有了第一条公路。这以前，对外交通水路唯有竹筏与小船，陆路则是崎岖的山道，“悬崖断处云桥架，飞瀑喧时鸟道弯”。春夏山洪爆发，水路、陆路都难通行。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暴雨，山洪四起，淤塞定江河道60里，铜鼓城至修水原有小船可通，此后仅能通竹筏。原因之二是铜鼓治安不稳，官家称它为“盗匪之渊薮”。铜鼓山水险峻，土瘠民贫，县人以砍伐、垦山、种植、狩猎、造纸、放排为业，民风强悍，勇于抗争。一些史书如此评介铜鼓县情：“民情强悍，地当要冲，夙称难治。”“洞深林密，匪徒出没靡常，巡缉最为要紧……” 　　有了这样的自然环境和民风民情，每逢灾年乱世，铜鼓便成了造反者的天堂，农民起义的摇篮，山水间刀光血影，县域内杀声震天。 　　万历三年（1574年），纸工李大銮、杨青山在铜鼓起兵反明，“屡败官兵”，前锋直指省城南昌。江西巡抚潘季驯、兵巡佥事周思敬急调鄱阳守备邓子龙（年）率兵镇压。邓子龙虽为名将，但征讨也非易事。“山气侵征骨，岚烟入将脾”，“短甲轻兵入武乡，西风吹骨铁衣凉”。铜鼓山高水冷，瘴气弥漫，军士水土不服，疾病流行……到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底，邓子龙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明朝廷害怕起义再起，于是在此设军事据点――铜鼓营，邓子龙为第一任守备，他率军在定江河畔筑城屯兵，还在城外巨石上刻下“潘周过化”几个大字（其实，在铜鼓营设立之前，铜鼓东北和西南就设有专门负责治安的八叠巡检司和排埠巡检司）。只是，军事要塞铜鼓营的设立和“潘周过化”的政治安抚依然无法平息动乱：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扬白巾聚党占领铜鼓三年；尔后，太平天国石达开和李秀成的队伍在这一带转战，很多铜鼓人加入了太平军；同治四年，有霆勇者带人攻陷铜鼓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6年），洪福会首领率众起义，攻城掠地，火烧衙门…… 　　此起彼伏的起义，使地处边陲的铜鼓成为朝廷棘手、官府头痛的地方，以至于历代官吏都视去铜鼓为畏途。 　　1906年，洪福会起义那一年，江西提督学政吴士鉴有感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上书清廷，请求将铜鼓与修水“析疆分治”。他称铜鼓为吴楚咽喉，关系一省安危，而义宁州（修水）幅员辽阔，铜鼓城距州城修水150里，山重水复，有鞭长莫及之难。所以希望将铜鼓“改营为县，藉此绥靖边陲”。 　　此时的清王朝危机四伏，处处告急。吴的奏章上去后三年，清廷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宣布改铜鼓营为铜鼓抚民厅，厅治仍设铜鼓城所在的永宁镇。厅为清代新开发地区的政区建置，铜鼓厅虽然属县级行政区，有判案诉讼权，但钱粮税收仍旧归义宁州管辖。 　　铜鼓厅设立后，厅长官忙着添兵丁、修监狱，强化治安。谁料铜鼓厅的牌子才挂起两年，辛亥革命爆发，企图“绥靖边陲”的清政府连江山也丢了。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在地方士绅与厅、省官员的要求下，义宁州撤消，铜鼓由厅变县，成了与修水县同等的行政区，也是当时江西最年轻的县。 　　 　　 　　二 　　 　　铜鼓建营、设厅、立县的目的，都是为了防止起义，“绥靖边陲”。然而，社会矛盾不能缓解，这些都属徒劳。 　　朔风吹空林，叶脱不闻声。 　　鸟雀无所依，啾啾向人鸣。 　　岁晏警税急，丁壮俱入城。 　　荒村八九家，生计何凋零。 　　明日是除夕，雨雪犹夜行。 　　老翁有心人，此愿何时成。 　　 ――《岁暮》 　　首雪征前债，有无嘱早归， 　　到门不敢语，赤膊卧牛衣。 　　 ――《宽债》 　　清末诗人李 这两首五言诗，写尽了铜鼓乡村的凋蔽与贫穷。 　　当生存难以为继时，任何微小的震荡都会引发冲天大火。 　　铜鼓多客家人，学者界定的江西18个“纯客家县”中，有17个在赣南，唯有铜鼓在赣西北。铜鼓的客家人大都是清康熙、雍正年间从广东、福建、赣南迁徒而来，陈宝箴的先人也是那个时代迁往义宁州的。“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客家人的迁居地往往是条件恶劣的山区，所以新迁来的客家人多在义宁州山高林密的南部，义宁州分为修水铜鼓两县后，南部铜鼓客家人人口比例便远远高于修水。 　　客家先民的流浪、拼搏经历，造就了客家人吃苦耐劳、勇于冒险的品格。他们“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筚路蓝缕，在深山开荒种地，搭棚栖身，被人称作“棚民”。恶劣的自然条件，荒山野岭中虫蛇猛兽和迁徒途中遭遇的欺凌与屈辱，锻炼了客家人的体魄与毅力。为了与严酷的生存条件抗争，客家人有习武的风尚。铜鼓历史上几次大的农民起义，领导者都是以传武授徒的形式来联络和发动的。 　　铜鼓客家人尚武，也崇文，注重耕读传家，兴学育人。他们在新地方站稳脚跟，便开始想办法让孩子读书识字。铜鼓第一所书院奎光书院，就是客家人于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捐资创办的。奎光书院不仅是铜鼓营第一所书院，也是整个义宁州第一座客家书院。二十多年后，铜鼓土籍人才在城西创办了至诚书院。 　　可惜铜鼓的交通太艰难了，“苦雨多于三日霖，周道泥涂三尺深”，以至于义宁州的知州、学政要来铜鼓巡视指导也很不便。据说，每逢统一考试，州府只能将试卷封好，再派人爬山涉水送往150里外的铜鼓，这自然会影响铜鼓士子的学业。所以，在历代科举考试中铜鼓的文科举子远比武科举子少。从宋至清，铜鼓文科进士8人、举人28人；武科进士11人、举人88人，且这些科举考试及第者大多是清代及第的（从宋至清铜鼓籍文科进士、举人加起来不过11人）。 　　崇武的风尚让铜鼓出了这么多的武科进士、举人，使这里的山水也充满了阳刚之气，自然也为历次农民起义提供了源源不绝的优质兵源。 　　 　　1906年农历春夏，铜鼓大旱，初冬便爆发了洪福会领导的大起义，起义者高举“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的大旗，与孙中山领导的萍浏醴起义相呼应。很多铜鼓土、客籍人参加了这次起义，起义领导者有秀才、僧人、青年学生，还有士绅子弟。最有名是大豪绅之子袁丽六，他挥动左轮手枪冲锋在前。据说，他举着乡人从未见过的洋枪“盒子炮”连发三枪，清脆的枪声震撼山野，“远近闻之，无不惊骇”。 　　洪福会起义遭到了残酷镇压，首领多壮烈牺牲，袁丽六逃脱出走，家产散尽，最后客死异乡。这次起义的领导者们阶层、职业不一，文化素养各异，却能同仇敌忾共举义旗，证明他们决不是一般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和草莽之徒。 　　数年后，清朝灭亡，铜鼓县为洪福会起义的烈士们建烈士祠，题悬金匾，四时祭祀。这是铜鼓历史上第一次为造反者正名，铜鼓先烈们的义慨英风使家乡的山水多了一分悲壮的英雄之气。
　　 　　三 　　 　　1927年9月，湘赣边界爆发了党领导的秋收起义，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从铜鼓出发，进击浏阳，后转辗走上井冈山。不久，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又来到这里，转战于修水、铜鼓之间。1929年至1933年，全县86%以上的土地上建有苏维埃政府，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也一度屯驻铜鼓。那几年，铜鼓可谓“山河一片红”。 　　毛泽东还为秋收起义填写了一首《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红军，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要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地因人胜。铜鼓因秋收起义而引人注目，毛泽东、彭德怀等名人的留迹和这首《西江月?秋收起义》，更增大了铜鼓的名声。 　　日，中共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化装成商人，从萍乡经浏阳前往铜鼓，9日在铜、浏边界附近被国民党民团扣留，押解途中，毛泽东机警逃脱，藏身于铜鼓县境一处叫月形弯的吴姓祠堂旁水沟中，躲过了一劫。后来又在一位叫陈惟德的打柴人帮助下，前往铜鼓县城起义指挥部肖家祠堂。 　　在肖家祠堂，毛泽东传达上级指示，召开排以上干部会，培训干部，筹划起义事宜。11日清晨，部队在城外河边大沙洲上阅兵，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的旗帜，宣布起义。队伍向浏阳进发，起义军旗开得胜，很快攻占了浏阳东门，只是由于团长苏先骏为胜利所麻痹，遭敌军偷袭，因而兵败。15日毛泽东带领突围人马原路返回铜鼓排埠，稍事休整，于21日率部经文家市进军井冈山。 　　毛泽东是民间传说中的有福之人，建国后健在的他的同辈战友们，大多或在枪林弹雨中、或在敌人监狱里历经磨难，九死一生。唯有毛泽东一生中仅有一次危急的经历，且有惊无险，毫发未损。铜鼓月形弯见证了毛泽东这唯一一次历险，因而也被蒙上了传奇色彩。 　　 　　四 　　 　　杀声远去，硝烟散尽，1949年后的铜鼓恢复了山区原有的宁静。建国后，铜鼓虽然先后修筑了铜宜、铜修、铜浏、铜奉公路和县境内的乡间公路，但比起其它县市来，多山的铜鼓仍然交通不便，经济滞后。铜鼓却因这一点有幸保存了许多先人留下的历史文化遗迹，包括大量土地革命时期的遗迹。它们没有被疯狂的“造城运动”和房地产热所毁掉。这些弥足珍贵的遗址和原汁原味的山水，是铜鼓人足以傲世和享用不尽的财富。 　　铜鼓城内，“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的团部肖家祠堂依然完好，从明月弯脱险归来的毛泽东曾居住于此。这是清光绪初年留下的一处古色古香的建筑，院落外有围墙，进院先是精致的门楼，门楼上方是“萧永翁祠”题匾。院内祠堂前后两进，梁高柱粗，中为天井，前后厅两旁为耳房，毛泽东当年住在后厅左侧耳房中。祠堂外庭院不大，但绿草如茵，花木扶疏。 　　城北三团三连连部蓝家祠堂也在，只是显得有些破旧。城南客家人创办的奎光书院，大革命时期曾是秋收起义三团一营营部，后又为彭德怀红五军的政治部驻地。岁月磨锉，奎光书院前院已不存，但后院尚在，大小房舍与厅堂的墙上留下了大量红军书写的标语、口号，一间屋子的一面墙上，满壁都是墨写的《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纲》…… 　　经历了政权易主和八十年的风风雨雨，在铜鼓县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竟保留了如此多的红色遗迹，真可谓奇迹！ 　　排埠万寿宫也在，虽经修葺，但保留了原貌。宫为砖木结构，门临大溪，溪边巨石上系排木桩的桩孔依然清晰可见。当年，毛泽东率军在浏阳失利，回师排埠屯驻在万寿宫一带，据说毛泽东住过的房间内，桌椅板凳都是当年的原物，还有毛泽东办公用的那张八仙桌。和铜鼓县城中的秋收起义纪念馆一样，万寿宫里也陈列着不少苏区遗物，有苏区货币和标有“红色初级小学儿童课本”的《红孩儿读本》等。最让人惊奇的是一本纸业工会的会员证，封面上印着一只昂首引吭高歌的红色大公鸡，画面简练，充满生气，显示了设计者的文化素养与艺术功力。秋收起义的参加者有农民、纸工、排工，还有文化人。毛泽东脱险时遇见的打柴人陈惟德，就是铜鼓纸业工会的会员。 　　月形弯离万寿宫不多十多里，距浏阳边界200米左右。如今这里立起了一座毛泽东的高大铜像，修复了一度坍塌的吴姓祠堂。大凡来铜鼓的游人与官员，都会来这里一游。只是建造者们将此地地名改名为“护龙湾”，让人又走进了“真龙天子”的世俗神话。 　　山高水岭、瘴疠之气弥漫的铜鼓，今天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派如诗的山水：“修水绕田知野阔，白云笼岫觉天低。”更出人意外的是：历来被称为“匪徒出没靡常”、夙称难治”的铜鼓，如今没有了军事要塞和巡检司，人们的安全感竟排名全省第一！ 　　铜鼓的交通也已不再艰难，2008年武吉高速公路从铜鼓穿过，无论从省城南昌还是武汉南下，来此欣赏这“天下胜处”都非常便捷。铜鼓县内绿意葱茏，县中部竟兀起一片丹霞地貌，定江河贴着红色的断崖蜿蜒北去，丹崖、碧水、绿林交织，令人赏心悦目。 　　定江河畔屹立的那块状若铜鼓、高数丈的紫红色巨石，就是丹霞地貌的产物，人称它为铜鼓石，县名即因此而来。石上面留有不少古人题刻，邓子龙的“潘周过化”四个大字尤为显眼。“大幽山下无情水，笑问金鸡旧战场。”刀光剑影已经远去，石上古人留题与诗文也随着年代久远其政治意蕴早已淡化，转而化为珍贵的历史积淀与文化符号。 　　当年邓子龙修筑的铜鼓城只是一座周长735米、仅有三座城门的小城，宛若一处封闭的大院落。今天的铜鼓城群山环绕，大河逶迤，青山叠翠，红崖点染，高路入云端，如一幅气势宏大的画卷。 　　八十多年前毛泽东集合队伍的大沙滩，如今已改名为起义广场，定江河水悠悠从不远处流过。漫步在起义广场，看铜鼓石上“潘周过化”几个大字，不禁无限感慨。频繁的起义和统治者残酷的镇压杀戳，尤其是经历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围剿”和反“围剿”，铜鼓城乡凋蔽、一片萧疏，人烟稀少。到1949年，全县仅有5万人，至今也不过15万，人口密度远远低于全省平均数。 　　大革命时期，铜鼓牺牲了2万多烈士，与著名的“将军县”兴国的烈士数相当，然而在《铜鼓县志》中留下英名的却只有2千多人。铜鼓人修建了好几座烈士纪念碑，以纪念那些有名与无名的烈士。“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七八十年前烈士们揭竿而起，绝不是为了青史留名。当年纪念洪福会的烈士祠不知是否还在？它和这些烈士纪念碑一样，都是铜鼓先人用生命与鲜血铸就的不朽丰碑！ 　　站在高耸的湘鄂赣烈士纪念碑旁眺望，眼前明媚的山水显得是那样雄浑大气，让人感受到铜鼓厚重的历史份量。○ 　　题图 铜鼓石 　　责任编辑 张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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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00 &&
你怎么不说说，回军占领灵州城之后的事？十几万汉人被屠城不是假的把？客观一些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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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6:00 &&
左宗棠是立了大功的，收复新疆，六分之一的国土啊。民族矛盾太敏感了。我在的城市有不少回民，没人敢惹，搞运输都不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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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8:00 &&
怎么回避了白彦虎在新疆和浩罕军官阿古柏的故事？-------------------资料不全嘛,"为尊者讳",嘿嘿明儿继续贴白彦虎之二 异国他乡征求一下意见,是在此贴还是另开一楼啊,"天下文章一般抄,不抄白不抄"不过也算是"亚"原创嘛,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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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4:00 &&
文章提交者：谢汝良 加贴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怎么回避了白彦虎在新疆和浩罕军官阿古柏的故事？-------------------资料不全嘛,"为尊者讳",嘿嘿明儿继续贴白彦虎之二 异国他乡征求一下意见,是在此贴还是另开一楼啊,"天下文章一般抄,不抄白不抄"不过也算是"亚"原创嘛,嘿嘿--------------给你提供一个参考的书目：费正清的《剑桥中国晚清史》。里面对于这部分历史，有清晰、客观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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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0:00 &&
《剑桥中国晚清史》回民叛乱及其国际意义清帝国在十九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所发生的回民大叛乱特别难于研究，因为有关回民方面的可靠的文献资料太少。这几次回民叛乱不论就种族-宗教觉悟程度，或者就所处环境及地理位置来说，都各不相同。在中国本部，云南的回民叛乱（年，又称为班赛[Panthay]叛乱）和陕甘的回民叛乱（年，又称为东干之乱）都有其种族世仇的背景。它们起因于回民这个少数民族不论在与外界隔离的农村或聚族而居的城镇，都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保持着他们的宗教习惯和特殊习俗。但新疆回乱的特点主要是外国的入侵，即清代前的六城地区伊斯兰教统治者的后裔玛赫杜姆和卓从浩罕打回了新疆；因为在六城地区喀什噶尔附近，此人的祖先坟茔仍然是回民信仰的圣地。新疆暴乱也引起了俄国侵占伊犁地区，以及英俄两国激烈争夺清属突厥斯坦至少达数年之久。虽然中国本部的回民从来没有明确的、文化上得到支持的基础，以便向北京皇帝的权威矢志效忠，但他们已在中国生活了许多个世纪。他们的典籍里虽然保持着对真主的特殊尊崇，但也赞助儒家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①在传统上，回民也受到历代清朝皇帝的相当优遇，回民能参加科举考试；许多人也能在文武两途出仕，尽管其职位通常并不很高。但从1762年起，清帝颁发了歧视他们的严厉的法律。例如，陕西和甘肃的回民犯了盗窃和抢劫罪必须充军到云南和贵州，有时还处以终生戴枷，这比其他中国人在犯同类案件时轻科的笞刑要重得多。②这种反回民的法律要比清代最早的重大回民叛乱早约二十年；当然，这些回民叛乱又加剧了清朝官员对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社会的疑惧。汉民由于十九世纪初年的生活日益困难，就更加把回民看成是土地占有和贸易方面的对手。汉民和回民打官司的时候，裁决很少对回民持平正态度。汉族官员本人有偏见，满族官员又通常左袒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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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0:00 &&
历史上的屠杀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有民族之间的屠杀，政权之间的屠杀，国家之间的屠杀，但是最多的还是统治者对反抗者的屠杀。比如清末，陕甘回民起义杀戮极重，回杀汉、汉杀回，灭绝性屠城出现过多次。左宗棠率楚军攻下酒泉后，下令将16岁以上60岁以上的男性回民全部杀光。然而同为汉族的太平天国与绿营兵、湘勇之间的屠杀比起回汉仇杀更为残酷，湘勇对太平军俘虏一律杀掉，甚至剜目凌迟，曾国荃攻下安庆后杀了10万太平天国军民。所以，争论回汉谁更残忍谁更冤枉没什么意义。可笑的是，在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居然有人说什么“杀回子杀的高兴，多备用几千个铡刀”――我估计这是个神经病，或者是拿了谁的工资故意挑拨民族关系。东突的口号就有“杀回灭汉”。希望凯迪留心这种人，免得惹麻烦。天津晚报有过教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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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1:00 &&
《剑桥中国晚清史》云南 云南的回民叛乱爆发于1856年，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燃起的血腥的村社世仇的扩大。但是，这一叛乱决不能单纯看做是回民之乱，而应看成是中国这一最西南省份社会秩序的总崩溃。它发端于汉民与回民为争夺云南中部一个银矿的控制权所进行的长期斗争。汉民多数民族与回民少数民族的械斗开始蔓延开来。1856年，在患偏执狂的满人按察使的怂恿下，至少有二三千回民在省府昆明被屠杀。在云南的许多县里，汉人绅士现在办起了团练来“屠灭”回民，回民也自己组织起来，攻占州县，杀害官吏。在这次大动乱中，有汉文修养的回民杜文秀（年）于1856年在云南西部的大理建立了平南国，设立了包括回、汉民族出身的人在内的文武官制，并自任为大元帅和苏丹。另一支旗鼓相当的回民队伍由马如龙（年）率领，此人的几个先祖都当过绿营兵的军官，他本人是武生员；他占领了云南中、南部的大部地方，但在1862年投降了清廷，并帮助清军来打杜文秀。①马如龙的投降是得到了备受尊敬的宗教领袖马德新（年）的同意的；后者曾朝拜过麦加和君士坦丁堡，而且他一生用中文写了三十多种关于伊斯兰教的书。在教义方面，马德新自己信奉伊本阿拉比的《甫苏思》（智慧的珠宝）经――十三世纪苏菲教派的经典。这部经典概述了以穆罕默德为顶峰的先知们的教训，并且着重阐述了寻求真宰“全体大用”这一神秘的理论。但马德新还论证说，伊斯兰教对于主宰的敬奉完全可以与理学的理和器的概念相并行而不悖。①马德新曾在1863年暂署驻昆明的总督，使许多回民归顺了清朝的统治；但是，他本人在云南叛乱结束时因清朝官员的唆使而被杀害。杜文秀的“班赛王国”在一定程度上曾引起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兴趣，因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叶法国人在交趾支那和英国人在下缅甸分别站稳了脚跟。1867年法国海军军官特拉格来率领一个法国使团拜访了变节者马如龙（他那时在昆明当总兵），他发现已有一位法国牧师在帮助清军制造马如龙所拥有的现代武器的弹药。特拉格来的助手贾尼埃在1868年2月到达叛军首府大理，但他想会见苏丹杜文秀的要求遭到了粗暴的拒绝。与此同时，英属印度派遣了由斯来顿上尉率领的一个代表团来到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八莫，准备从陆路旅行到云南西部。班赛王国的一位高级官员在边境城镇非常有礼貌地接待了斯来顿，并且谈到了和缅甸的通商问题。但是，斯来顿希望访问大理的要求却被拒绝了。②关于杜文秀的行政管理，现存的材料表明他搞的是一套中国式的官僚政治，他曾声称：云南的三大宗教，即伊斯兰教、儒教和云南各部落的原始崇拜，都一视同仁地受到崇敬。杜文秀的武力曾一度统治了云南近半数领土。他委任汉人充任大部分文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武官也是汉人。可是到了1871年，他的部队受制于新上任的干练巡抚岑毓英，因为岑毓英拥有现代武器，甚至还有法国教官。那一年，杜文秀派了一个异想天开的使团去英国。1872年4月，他的使节刘道衡以班赛苏丹的名义向英国女王献上了四大箱子云南大理石块，表示贡上的是杜文秀所统治的土地及其臣服英国的意愿。杜文秀的事业到那时已快要完全失败，因此主管印度事务的国务大臣阿吉尔公爵只能把这礼品送往伦敦博物馆，声明它没有政治意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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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晚清史》陕西和甘肃 不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个时期清帝国的回民叛乱，都应数陕甘的回民叛乱最为重要。因为这一片黄土高原有河谷和商队通路，它管钥着通往新疆的门户，而新疆又是历代清帝全力征战才获得的边境。其次，通过多风的甘肃走廊，回民享有比较容易同外面广大伊斯兰世界联系的机会，并且特别能对新疆事件施加一定的影响。人口过多而资源不足，赋税繁苛，很多绿营兵被征调去应中国东部的急需；这种种原因都削弱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陕甘两省作为防卫中国西北的堡垒的作用。而且自从十八世纪后期以来，甘肃已成为有力的中国苏菲教团的活跃中心。这最后一个因素，加上马术及与此相关的武术所产生的刚强民风，使得东干人（陕西和甘肃的回民，包括移往新疆去的回民在内）变成了清朝所遇到的一批最顽强的叛乱分子。和云南的回民一样，东干人也说汉语。他们原来的中亚血统由于准许回民男子婚娶非回民妇女及抚养汉人儿童以扩大伊斯兰教社会而被冲淡了。可是与云南不同的是，这里同中亚有更多的联系，能不断地加强他们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又被每个以清真寺为中心的自治社会的阿訇所捍卫。象纳赫什班迪教派和哈迪里 亚教派等苏菲教团中的派别都从中亚传入了中国的西北。它们的谢赫们宣称自己与真主有特殊的联系，他们有时实施一些“奇迹”（kirāmāt），象治病，恢复人们的生育能力，预言某些事件等等。一旦被人们认为是圣者（walī）的话，这位宗教领袖的权威就变得是不可争议的了。圣者死后，他的墓地就会变成一处圣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旅行家贝柳访问过喀什噶尔附近纳赫什班迪一个支派白山派的创建者圣哲的坟墓。在阿法其和卓们于十八世纪中叶被清军逐出新疆以后，阿法其祖师的坟墓仍然吸引着众多的香客。①阿法其和卓们以浩罕为避难所，从那里接连三代人都挑起暴乱，并发动圣战想恢复六城地区（见上卷第二、八章）。其中有一位和卓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又如法炮制了一次。与此同时，苏菲派的一种以“众礼时高声念经”（dhikr-ijabrī）著称的教仪被马明心传入甘肃的纳赫什班迪派教徒中；马明心是十八世纪的回民，曾旅行去过布哈拉和阿拉伯半岛。马明心信奉一种口头的精神锻炼，意在摒除一切心中杂念，一心一意只念及真主。他回到故乡后，即于年在循化（今之青海极东部，距甘肃首府兰州不远处）的撒拉族中传教。他的徒众中间彼此通用“者赫雷叶”一词作为认宗的标志，此词几乎可以肯定为gahriyya（高声唪经派）的音译，在二十年内，这一新教（与先前中国的纳赫什班迪派的旧教发生争执，后者主张聚礼时低声念经以示虔心默祝）起来造了清朝的反。马明心被打败并被处决，但被他的被迫转入地下的徒众奉为圣人。到陕甘回民大叛乱于1862年爆发时，他的衣钵传给了金积堡（属甘肃省辖治的宁夏部分）的马化龙。马化龙是高声唪经派的信徒，给人预言吉凶，治病，并帮助那些“想要子嗣的人有一个孩子”。他的徒众们在忏悔了错误行为后甘愿受鞭打。马化龙据说曾派遣了一些代表（海里飞，即哈里发）和教师（满拉，即毛拉）去新疆的乌鲁木齐，甚至远到满洲的宽城子。①但是，陕甘回民叛乱不仅仅是一个宗教运动。和云南的暴乱一样，东干叛乱也是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以清真寺为中心的那些受迫害的社会联合起来挣扎图存。1862年4月太平军远征到陕西并于5月中旬到达西安附近，这就成了陕西省暴乱的催化剂。太平军被清军阻截于西安后迅速东移，于5月底进入河南，让渭水两岸处于混乱之中。汉民在官方鼓励之下组成了地方武装队伍，回民也起而相抗衡。在渭南县，做过县衙衙役的回民洪兴组织了一支据说有三千人的回民部队。②5月底在华县附近，汉民焚烧一座回民村庄的行动触发了大规模汉回冲突。汉民和回民之间的武装仇杀沿渭河流域迅即展开。钦命团练大臣张芾被东干领袖杀害以后，宣布对所有回民“格杀勿论”的通告就张贴了出来。不管这种告示是否经过官方授权，它都促使回民走上了有组织的叛乱的道路。③回民的传统是拥护陕西“十八大营”的领袖们。至少其中的三位领袖是阿訇（宗教领袖）。叛乱者最初发展了三个中心：一是渭河流域东端潼州附近的一些繁华市镇；一在西安的北部；一在西面与甘肃接境的凤翔附近。①叛乱最初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清朝积弱得令人难以置信。陕西巡抚瑛ご怕逃屯帕纷ぴ谖靼渤悄冢褪遣荒艽蚱苹孛袷垢贸鞘辛甘彻┯负跬耆卸系姆馑1862年6月，因安排苗沛霖及其他反清王朝分子的投降而臭名昭著的胜保（见上卷第九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驰援西安。但是，胜保未能使回民投降，他的军行迟滞和严重的贪污行为使得他在1863年1月被免职。只是在钦差大臣多隆阿（年）到达以后，清朝才开始转败为胜。多隆阿原来是一名八旗军军官，因胡林翼的提拔而升任湘军将领（在他麾下的那一部分湘军名为楚勇）。②1861年，多隆阿帮助曾国荃从太平军手中收复了安庆，他自己在1862年攻克了庐州。他的勇营被证明在对付回民时同样有效。1863年3月，多隆阿的勇营攻占了陕西东部作为东干人主要基地的两个市镇。他在8月间打破了对西安的封锁，把回民赶到了陕西西部。1864年3月他死于对侵犯陕西的四川太平军的战役中，这时他已扑灭了陕西省的回民叛乱。可是大批陕西回民却逃入甘肃，参加了在那里早已起义的人数众多的回民部队。陕西的叛乱显然是汉族官绅挑动起来的，但甘肃的叛乱似乎是回民首先发难的，马化龙的新教教徒则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早在1862年10月，某些回民领袖就传话，说清朝即将大肆屠杀回民，所以他们组织起来包围了灵州这个位于马化龙基地金积堡以北四十余英里的大城市。与此同时，回民在甘肃东南部攻打了固原，这是横跨一条交通要道的战略冲要城市。驻兰州的总督恩麟发现只有和为上，别无他法。在他的建议下，1863年1月北京为甘肃下了一道特旨，重申对回民的不歧视原则。但是甘肃与陕西一样，回汉双方地方队伍都倍蓰增加，冲突与日俱增，所以四年之内除省城和其他少数几个城市外，全甘肃省几乎都被回民部队占领。马化龙的军事-宗教网络以四个地区为基地：金积堡本身；青海东部的西宁，这里有许多撒拉族皈依新教；以及甘肃南部的两块地方――河州（靠近青海）和秦安（距陕西不远，在新教中心张家川附近）。①宁夏道一位能干的汉族道台侯云登纠合了足够的绿营兵和八旗军以及团练，保卫灵州达一年之久。但在1863年12月，马化龙的军队在他的儿子和另外几位新教的信徒率领下，不仅攻占了灵州（据说有十万汉民在这里被屠杀），而且攻占了宁夏府的各汉城和满城。马化龙这时显然已用汉人的称号，自称为统领宁夏府和两河诸地的“大总戎”；这个“两河”指黄河和（它的）一条主要支流。②马化龙有了这样的权威，就能任命管区下的府县官员，而对于日益增多的徒众来说他却是一位圣人，同真主有特殊联系，能行诸般奇迹。当然，甘肃也有许多叛乱首领并不信奉新教。年间活跃在甘肃而其名字见于历史著作③中的七十多个回民头目中，有二十个人被认为是马化龙的党羽。这二十人中包括了伊斯兰新教传教士和许多绿营兵的中级军官。余下的人（包括最近从陕西来的十一位首领）中，有些已与马化龙结盟，或者从他那里接受接济。比起云南的造反者来说，陕甘的回民领袖中很少有马如龙那样死心踏地的变节分子。回民投降者通常被证明是诡计多端的人。1864年年中，随多隆阿来到陕西的湘军军官雷正绾正转战于甘肃，他攻克了固原和平凉，因而使得渭河和甘肃中、西部之间的政府驿道被重新打开。一位陕西的叛乱回民和阿訇赫明堂投降了雷正绾，但在9月当陕西回民重新包围固原时，赫明堂做内应打开了城门，使他的教友赢得了胜利（而且连带地赶跑了已经投降雷正绾的一支甘回人马）。一份现存的回民材料叙述说，赫明堂在每次战役前都要朗诵经文并大声祈祷说：“我们托靠主，我们一面保守教门，一面打仗，一总是真主襄助。” ①1865年2月固原再度落入清军之手，但陕西叛乱分子在赫明堂的领导下于10月又夺回了它；还夺回了靠近陕西的东南诸城市。由于得不到一位死心踏地而有势力的变节者的帮助，清朝官员只好使用安排“投降者”的办法，这实际上是把领土交到叛军手里。最显著的事例是马化龙本人。年，北京命令它的两位最好的满族将领去攻击马化龙在甘肃和宁夏交界地带的基地。这两位将领一为都兴阿，主要负责甘肃的军事；一为穆图善，原是多隆阿属下的一名骑兵军官，现为宁夏将军。对宁夏府两个城市的围攻长达一年之久，但并不顺利，穆图善也赞成接受马化龙的副官所提出的和平建议。都兴阿非常反对这个计划，所以只是在他调任为沈阳将军后，穆图善才贯彻了他的接纳马化龙的方针。马化龙移交给清军二十六门大炮，一千多支洋枪，一万多件刀枪。作为报偿，穆图善奏请除去马化龙的叛民名籍，他说：“马化龙很受甘省回民之信任。如果派他去各地劝说回民……即可不战而使诸地闻风归顺。”②1866年5月一道上谕批准了马化龙的投降，而他本人甚至改了一个保皇派的名字――马朝清。可是，他继续巩固和扩大他的影响，而用不着耽心清军对他的攻击了。与此同时，清朝在甘肃的有效统治正在瓦解。回民叛乱蔓延到了黄河以西甘肃省那个状如锅柄的地带。1865年2月，凉州（今武威）一名绿营兵回族军官粉碎了一次叛乱而控制了该城，3月份玉门又发生了回民叛乱，它马上又波及到更西北的安西。甘肃回民曾于4月暂时占领了战略要地肃州，在12月份又占领得更久一些。有些回民又返回陕西，使该省再次出现危险。新疆早在1863年就已受到陕甘事变的影响，现在也处于内（因内部几个地区有好多叛乱）外（即清帝国有来自外部的入侵）交困的痛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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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汉相互屠杀的.回回在当时成了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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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晚清史》新疆 中国回民举事的消息在新疆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其多样化的程度犹如该地区的人种和语言那样复杂，也如它的地理和历史传统被隔裂分割的状态那样互不相关。那里的清政府有许多弱点，而且直到1860年为止，清王朝在反对阿法其和卓及其操突厥语的追随者的定期圣战中只是勉强维持住了六城地区的秩序。（见上卷第二、八章）汉人到新疆的移民越来越多，但这种发展也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在操突厥语的居民看来，中国的移民――不管是不是回民――只构成了少数民族，而且也往往会变成反对新疆的清朝统治者的颠覆分子。在清帝国的这一极西北领土上，中国人和非中国人也都面临着俄国在中亚贸易和政治中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因素而出现的事实。与此同时，通过帕米尔和喀喇昆仑的新山隘正在努力勘探之中，因此新疆被英属印度认为过于靠近它的北部边境了。①中国本部回民叛乱的消息可能早在1863年3月就激起了伊犁地区的一次回民骚动，但清军还能够很快把它镇压了下去。那一年的5月，回民和汉民在新疆东北的奇台爆发了战斗；那里的汉族农民和商人人数众多，而且那里鼓励新移民的清朝当局对回民的课税采取了高压的手段。6月份，六城地区北部的库车爆发了另一场叛乱，其领袖是与玛赫杜姆家族非亲非故的热西丁和卓。这场叛乱东边远及喀喇沙尔，西边到达了喀什噶尔。热西丁和卓在阿克苏建都，称为突厥斯坦王。但在7月份，热西丁家族未赢得叶尔羌的尊敬，一个当地叛乱分子攫取了该城的权力，紧接着，一位柯勒克孜族出身的伯克攻占了喀什噶尔以南仅约三十英里的英吉沙尔；在六城南部，一位操突厥语的领袖自立为和阗王。正在这时，在新疆东部作为清朝堡垒的乌鲁木齐，一位从甘肃来的东干族阿訇妥明①（据说是马化龙的党羽）在清朝戍军中搞策反工作。妥明效法甘肃回乱的榜样，他博得了乌鲁木齐绿营兵参将索焕章的效忠。索焕章的队伍曾经打过与奇台回民发生械斗的汉族移民武装团队。索焕章在1864年7月发动一次兵变，杀死了满族将军并控制了乌鲁木齐汉城。妥明号为清真王，而以索焕章为大元帅。妥明的部队攻占了沿玛纳斯河的几座城市，在10月，乌鲁木齐的满城也投降了。新疆的东干人既不见信于清朝，也不见信于突厥人，他们的反应是在库尔喀喇乌苏与吐鲁番同时起事。12月，妥明的一位将军攻占了吐鲁番城。1864年11月，统率整个新疆的满洲将军驻地伊犁也发生了暴乱。塔兰奇人迈兹木汗曾当过阿奇木伯克，他领导的叛乱分子（多数是操突厥语的人，也包括一些察哈尔人）包围了伊犁的两个主要城市，即惠宁和惠远。伊犁戍军统领明谊在塔尔巴哈台与俄国人签订了边境条约，他刚从那里回来。他与伊犁将军明绪一起向俄国的西伯利亚总督求援。①他们准备长期被围，因此他们甚至把要求通过总理衙门转交给俄国驻北京的公使；但一切努力等于白费。清军英勇地守卫了这两个城市达十八个月之久后，终于在1866年3月被压倒。塔尔巴哈台也在同年4月宣告失陷，它是在由一位阿訇率领并得到哈萨克人帮助的当地回民的围困之后失守的。因此，新疆只有巴里坤-哈密地区尚在清朝手中，但就是这个地区也受到了回民的侵扰。与此同时，在新疆南部，张格尔的圣战（见上卷第八章）似乎也已在搬演，但这只造成了一位也许是虔敬的、但手法很高明的篡夺者的崛起。满人早在1864年年中就已失去了对喀什噶尔的控制权，但有另外两支人马在争夺这个城市。其中一支人马的头头是柯勒克孜人头目西迪克伯克，他为了争夺控制喀什噶尔的权力，在1865年初访问过浩罕以吁请援助。但结果并不是浩罕的直接干预，而是张格尔的一个儿子――布素鲁汗――的卷土重来。他只带了约六十个人，由曾在浩罕军队中服过役的一位将军阿古柏（约年）率领。尽管这支部队人马不多，但喀什噶尔地区有大批人纠集在布素鲁汗的麾下，因为大多数人仍然自认为是阿法其的圣裔。布素鲁汗不久就强大起来，足以消灭企图在喀什噶尔建立控制的另外两支敌对人马。后来，当阿克苏的热西丁和卓与叶尔羌的一位新统治者攻打这座城池时，这两人都被阿古柏伯克组织的军队打败。在阿古柏于4月份移兵去附近的英吉沙尔并且打败了一支孤立的满洲部队之前，布素鲁汗不失时机地登上了汗位。碰巧阿古柏不仅是一位干练的将领，而且是擅长弄权和用宗教来支持权术的一位大师，而这二者在伊斯兰突厥斯坦是密不可分的。布素鲁汗马上感到有这样一位野心勃勃的将军在身边是很不安全的，因而想方设法要搞掉他。但是，阿古柏那时却与那位虔诚地看守阿法其陵墓的谢赫很友好，所以后者拒绝和卓想把阿古柏革出教门的要求。这位富于心计的将军现在迫使和卓移居英吉沙尔，使和卓在那里实际做了十八个月的囚犯。1867年，和卓被迫（或者被说服）离开六城，表面上是去麦加旅行。阿古柏攫取了喀什噶尔的权力，称号为巴达吾来特（洪福之王）。同时他宣称，他已下定决心要对妥明领导下的东干人发动宗教战争；因为东干人虽然也是逊尼派（正统的穆斯林），但他们据认为是沙菲伊法学派，而不是喀什噶尔地方宗教当局所信奉的哈纳菲派。①由于妥明的王国已把它的势力从吐鲁番向西扩张，所以阿古柏有理由去征服和阗的统治者麻夫提哈比布拉以及阿克苏和库车的统治者热西丁和卓，以便在年大力巩固喀什噶尔对塔里木盆地的控制，因为这两个统治者曾征召东干人加入他们的军队，并且在其他城市欢迎过东干人的援助。阿古柏也让布哈拉的艾米尔封他以宗教的称号：阿塔拉克哈吉（护法神）。他因此拥有合法的身分；在他所统治的城市中他着手严格地解释伊斯兰法律以加强这种地位。他还创办了许多附有捐赠土地的新的经文学校。阿古柏可能是一位真正虔诚的武士，因为他敢于到东突厥斯坦去攻击东干人控制的城市，这就进一步证明了他是这样的人。看来他在1869年只在库尔勒得手。但到了1870年底，他接连攻占了喀喇沙尔、吐鲁番和乌鲁木齐本城。在这最后一次武功中他曾得到一位非回民徐学功的帮助，后者是新疆东部汉族移民的一位“团头”。借助于徐学功和妥明的心怀不满的过去支持者，阿古柏的部队才在12月夺取了乌鲁木齐。妥明投降了，并逃往马纳斯河，最后病死在那里。可是，阿古柏的胜利是付出了很高代价的。据一条材料记载，他的远征队伍在1867年有二万人，经过新疆东部之战后只剩下了半数。①但是，这次远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871年6月，俄国军队冲过边境占领了伊犁，从而阻止了阿古柏可能征服西准噶尔的任何计划。俄国侵占伊犁一事，要从更大的方面来看。因为它表明，新疆不再象张格尔时代那样只是中亚的一部分了。新疆现在已处于清、俄、英三个帝国相交的三叉路口上。特别是中、俄两国因有自己的利害关系而对新疆的前途非常关注，而当时俄国正力求得到保证，阿古柏的伊斯兰教热情不会使他去支持俄国正在逐一加以控制的其他突厥斯坦国家。在阿古柏取得权力的时候，浩罕、布哈拉和基发都在为独立作最后的挣扎。俄国在1865年拿下了塔什干，1868年拿下了属于布哈拉艾米尔国的撒马尔罕。这一并吞趋势还在发展之中：基发最后于1873年降服，浩罕城也在三年之后变成了俄国城市。与此同时，英国人虽然跟新疆的贸易依然很少，但也有其他理由使它对俄国人的用心感到不安。造成英国人忧虑的部分原因是，他们不知道――俄国人也同样确实不知道――通过喀喇昆仑山脉的大规模军事调动是不可能的。但英国人对印度兵变记忆犹新，他们更耽心因俄国人的煽风点火――通过本地代理人去接近克什米尔与阿富汗之间心怀不满的边境诸部族――而使印度的局势可能不稳。英国希望新疆不要落入俄国人之手，而宁愿它成为对付俄罗斯帝国的缓冲地带。②阿古柏也很警惕他的处境的危殆，但他对他本人和对突厥斯坦其他穆斯林邦所能做的事是有限的。他早在1868年就派遣了使节去印度和俄国讨论贸易的前景，并且吁请承认他的国家。1872年俄国军队已驻在伊犁，他认为有必要同俄国官员签订一项不给予外交承认的商务协定。俄国贸易就在所规定的值百抽二点五的低进口税率下繁荣了起来，这时阿古柏却表示不满，把行为不轨的俄国商人收监，并断然没收了他们的货物。为了防备万一，他开始努力争取英国和中亚以外诸伊斯兰国家的援助。阿古柏可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已与奥斯曼苏丹国有接触，但直到1873年土耳其帝国政府才公开承认他的王国。他被封为艾米尔，也就在那一年苏丹-哈里发给他送来了一份礼品，计三千支来复枪、三十门大炮和三名土耳其军事教官。与此同时，探险者纷纷来到喀什噶尔，1868年有R.B.肖的到来，1870年有福赛思等人的到来，这些访问引起了英国人对阿古柏国家的热情。福赛思在1873年再次被派来喀什噶尔，他送给了阿古柏几千支英属印度兵工厂制造的旧式滑膛枪。1874年初，他同艾米尔签署了一项商约，并且对这个新兴的喀什噶尔国家给予了外交承认。在伦敦，亨利?罗林森爵士在1875年新版的《英国与俄国在东方》一书中写道：英国“要在奥克苏斯以北挑起大规模的反俄的穆罕默德（原文如此）运动”，比俄国挑动印度的穆斯林会容易一些。①但亨利爵士的建议未能付诸实施。不是俄国，而是中国粉碎了阿古柏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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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晚清史》清朝在陕西和甘肃的胜利 在清帝国军队能够开进新疆以前，他们必须先打败陕西和甘肃的回民。1867年当阿古柏伯克在新疆建立他的汗国的时候，左宗棠还在征募新湘军（楚军），在为打败中国本部的东干人而筹措军费和安排交通运输事项。陕甘之役花了他差不多七年时间（年），而他的部队参加新疆的实际战斗只不过用了两年时间（年）――不算漫长的准备时间在内。左宗棠在1867年7月到达陕西以后，他又不得不为了捻军之战而离开陕西十个月。在此期间，左宗棠的助手刘典作为钦命陕甘军务大臣，已清除了从甘肃折返的陕西南部回民叛乱分子。陕西回民现在在董志原筑垒自固，此地是甘肃东南部的一片肥沃平原，他们的“十八大营”从这里继续派人马四出侵扰。与此同时，在它的北边一些地方，新教领袖马化龙自从1866年投降清朝以来，已把金积堡建设成为经济和军事基地。马化龙的徒众包括长期在甘肃和内蒙包头之间做买卖的回民商人，他们做买卖时使用商队驿道以及向东航行到河套的皮筏。马化龙本人拥有两家字号，而且在他的许多徒众的企业中有投资。他所处的地理位置使他能够控制蒙古和甘肃南部之间的整个贸易。①可是，他的兴趣是在宗教和军事方面。他甚至从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购买军火，并且把它们送到甘肃的其他一些新教中心去。马化龙也同董志原的陕西回民做生意，他卖出马匹和军火，购进粮食。当左宗棠1868年11月返回陕西任所时，他相信马化龙不仅与新疆有联系，而且对“大漠南北”的蒙古也有打算。①左宗棠在甘肃的进攻准备已接近于完成。他的一些老军官已经从湖南给他征募了一支新部队，总数约五万五千人。此外，曾国藩已在1867年把他唯一的一支尚未解散的湘军队伍约一万人调来陕西，由他最优秀的将领之一刘松山率领。清帝还调拨了另外一些军队供左宗棠指挥：即黄鼎统率的川军一万人，郭宝昌统率的皖军七千人，张曜统率的豫军六千五百人。这些军队都有对太平军和捻军的实战经验，其中有七千五百名骑兵，他们加强了左宗棠自己搞到的五千匹马。②可是除了聘用吉林省的满洲军官来训练他的骑兵以外，左宗棠似乎很少注意操练他的部队。他很欣赏刘松山的部队擅长队形操练和精于射击。但左宗棠根据自己在太平军叛乱时期的经验，深信取胜的两个要素是士兵的勇敢和充足的给养。他只是在叛乱的后期在他的军队中一度试行过西洋操法，但他觉得喊口令不能用于士兵的大队形。左宗棠虽然用西洋火器装备了他的军队，不知何故他却认为，练习打靶十天，一天两次，就完全可以送部队去打仗了。③幸运的是，在他即将在甘肃展开的攻势中，他所进行的战争也恰恰是这样一种情况：即虽然地形比较险要，但主要仍是进攻栅寨和城池――这与对太平军的作战毫无二致。可是，左宗棠很珍视攻城大炮，他有几位老军官曾学过如何使用它们。左宗棠也得到了要解决他的财政和后勤问题的保证。在饱受战祸的陕西和甘肃两省，食品匮乏，物价腾贵。左宗棠定下了一条规矩：必须有三个月的粮饷在手，他的部队才能打大仗。①不仅军火，甚至大量粮食也得从其他省份运入陕西和甘肃。左宗棠为了筹措给养，明确地要求北京同意从古以来历代王朝所通用的一个惯例：即以东南之资源，供西北之军需。1867年，清帝要求东南沿海五省对“西征饷项”每年助银三百二十四万两。这款项在清代财政上称为“协饷”，但只实行于这些省份已经征足北京或其他省份需要的各种捐助饷额之后。②左宗棠早在1867年就谋划促使各省提出满足其军事需要的定额。他要求清帝并得到清帝批准从外国商号得到一次总付的贷款安排；这笔贷款由通商口岸各税务司担保，并经各省巡抚加盖印信批准，限期由各省还款给外商。1867年5月，左宗棠驻上海的代理人胡光墉（约年）就以这种方式获得了一百二十万两的洋商贷款。但是，在同年12月当左宗棠要求在同样安排下再次借贷外债二百万两时，清廷反对胡光墉所开出的高利息，而只批准了此借款的半数。四个口岸的税务司奉命借给左宗棠要求的余下的一百万两，不付利息。③因此，左宗棠暂时不得再向外商谋取另外的借款了。但是为了应付他的需要，清廷立即筹措了每年总数达六百二十四万两的“西征饷项”，增摊了原来五省承担的定额，还要求另外两省也予以捐助。其中大多数省份并未迅速解足它们的饷额。但是，左宗棠确从这些省份平均每年收到了四百万两（从左宗棠最初于1866年9月被任命来陕甘就职起到1874年2月止）。④1867年，甚至在他抵达陕西以前，左宗棠就已在上海和汉口设立了两个局，承办军需。在西安他建立了一个衙署向各战区分配给养，设立了另一个衙署以保持与其他省份的通讯联系。在上海弄到的军火用外国人的汽轮运往汉口，再用帆船把它们和其他给养溯汉水运往陕西边境，然后经陆路运往西安。在四川购买的大米则用木船沿嘉陵江而上送往陕西的兵站。供应给陕北山区部队的粮食则来自山西或内蒙古的归化。给陕北和宁夏的军火是经由天津首先运到归化的。左宗棠不想使他的运输系统成为沿路地方当局的负担。他的代理人和护航队押送着每一起货运，而每一个搬运工或车夫都应该是车资照付的。一旦进入陕西境内，县长们就准备足够的夫役车辆逐县拨运。县长所付的这些费用将予以清偿。①这一整套供应系统充分显示了左宗棠的组织才能，而它也一定运转得相当不错，因为甘肃的战事确确实实进行下去了。左宗棠早些时候曾宣布他对回民战争的一条原则。他将乐于接受一个叛乱首领的投诚，只要他是真正的投诚，即投诚者应交出武器、马匹和粮食，另外，还要接受左宗棠关于重新安置他本人及其追随者的计划。左宗棠把朝廷三令五申的旨意广为晓喻，即只问其为良或逆，不问其为汉与回。但左宗棠还有一条原则：决不姑宽新教的任何积极的追随者，因为他把新教比做企图搞颠覆的白莲教异端。②在种族战争、官军的暴行和饥馑后的疾疫流行使得汉人与回民大批被仇杀的省份里，左宗棠对东干人的战争是一场在儒将和阿訇-军阀之间所进行的严酷的意志较量。左宗棠不久就发现，他的勇营并非总是忠诚可靠的。他几乎没能保持他们的士气。士气之提高仅仅是由于：左宗棠提供了充足的给养；允许掳掠被攻破的富庶的回民据点；此外，整个军队还意识到，左宗棠的精锐勇营所用的欧洲来复枪和攻城大炮最终会有杀敌致果之效。从陕西往西开拔时，左宗棠有两大目标，即金积堡附近的马化龙据点以及位于甘肃东南董志原的陕西回民的农村基地。要在后一个地方取得胜利是比较容易的，因为陕西回民的十八大营既无统一领导中心，又无可资防守的据点；在他们的四千五百平方英里的富饶土地附近的少数大城市又已被甘肃回民盘踞，而且甘回并不总是援助他们的陕回教胞的。1869年2月中旬到4月初，左宗棠的部队横扫了董志原，据说斩杀两万余人。大股大股的陕回现在四散逃遁。有几位首领暂时往北占领了靠近金积堡的一些市镇。马化龙收编了其中的几个人及其部队。他给其余一些人赠送了骆驼，劝说他们另投他处。①陕西的一股回民越过黄河，进入宁夏。他们到达了阿拉善旗蒙古王公领地，洗劫了他的村庄和祖茔，使得北京匆匆忙忙从内蒙其他地点调兵来此。②可是，大部分陕西首领则带着各自的人马滞留甘肃，主要聚集在兰州东北和西南诸市镇，或者聚集在这些市镇的附近。虽然攻占董志原比较容易，但是，征服甘肃回民自己的据点则困难得多。左宗棠在攻打甘肃地区四个主要叛乱中心（金积堡、河州、西宁及肃州）所遇到的复杂问题，从金积堡战役的历史中即可看出；它的作战计划是1868年后期制订的。③三支主力部队计划联合进攻。自直隶捻军之战前线返回甘肃的刘松山预定从河南横穿陕北，从东面进逼金积堡；在山西保卫包头地区的张曜的豫军应穿越内蒙，沿黄河西岸南下；左宗棠的其他部队预计占领甘肃的平凉和固原，从南直趋金积堡。但是，只是在左宗棠自己的部队经历了危机和挫折之后，这一作战方案才最后得以贯彻。最严重的危机是内部危机，因为从1869年3月到4月，即正当董志原之战取得胜利的时候，左宗棠所部的最精锐部队中发生了两次惊人的哗变。3月后期当刘松山已横穿陕北而抵达甘肃宁夏边境时，绥德（在延安东北约七十五英里）发生了一次兵变，刘松山原在这里留下了四千五百名士兵守卫着供应站。包括后来承认是哥老会会员在内的几百名士兵抢劫了粮站，并占据了绥德城。叛兵中有多达四名哨官在内，据说也都是哥老会会员。①刘松山本人于4月初赶回绥德后，兵变迅即被平定，但显然与绥德兵变并无牵连的另一次兵变同时又在陕西中部、西安以北八十英里的宜君爆发，杀死了一位统领。这一次的几百名叛兵中也有哥老会的会员。参加者中的四名哨官和一名营官据说也是哥老会的成员。可是，叛兵被忠于左宗棠的部队抓起来了。左宗棠亲自处死了五名为首分子。他认为哥老会起源于四川和贵州，是通过投诚的太平军（他们都是川、贵两省的土著），或者通过其他省份的“散勇”（他们来到陕西是为了搞投机冒险活动）而使湘军受到影响的。他希望这些枭蝮鬼蜮之辈在他的部队中只是极少数。②可是，哥老会作为进行合法和非法活动的地下互助组织，却长期存留在左宗棠的部队之中。进攻金积堡之役被兵变及其善后问题所中断，直到8月中旬才恢复。从陕北进军的刘松山在9月初抵达灵州附近。经与左宗棠的兵力进行对比，马化龙对自己的力量可能不抱幻想了。他投书给左宗棠想谈判和平，但他的倡议被严予拒绝。①在11月，灵州被刘松山攻克；左宗棠部署在南边的部队已攻下了固原等城市，继续向北挺进。可是，抵抗也越来越厉害，因为有越来越多的马化龙的甘肃新教徒――包括一度占有董志原的陕西回民在内――参加了战争。左宗棠不久就要面临一位景慕他的传记作者所称述的“他整个事业中最大的一场灾难”了。②刘松山在从灵州南下途中必须打通数以百计的设防村寨――这些村寨都三面环山，西濒黄河。拥有火器的村寨防守者们又都是马化龙最坚定的信徒。刘松山不得不缓缓前进，但他在日死于炮火之中。③虽然他的能干的侄儿和前参谋军官刘锦棠（年）设法保住了他的部队而未使之四散，但部队的前进停顿了下来。刚巧就在这个时刻，马化龙发动的一次战线辽阔的攻势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效果。马化龙使用了他曾经窝藏或帮助过的陕回，已于1月初在陕西的几个部分发动了骑兵突袭。在刘松山战死之前几天，陕西的东干人陈霖切断了刘松山在陕北的供应线。另一陕回马正纲现在也率领他的骑兵驰抵渭河流域。④2月15日他通过西安以东，渡过渭河，回到了东干人八年前发动叛乱的老地方。在甘肃，在金积堡南边，已进抵距金积堡不足五十英里之处的左宗棠部队，也在刘松山战殁之前两天吃了败仗。败仗又变成了溃退，清军不得不撤退到固原。这一连串挫折使得北京感到愕然，所以在3月降旨命李鸿章从湖北率领其有名的精兵赴陕，接管该省的战争事宜。①可是，左宗棠的军事态势还可以侥幸地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尽管事实上他需要远离供应地作战，尽管他的军事体系有许多弱点，但幸亏有他的运筹帷幄和北京的支持，使他在甘肃所得到的资源足与马化龙的资源相匹敌。突破左宗棠警戒线而返回陕西的东干人总数似不足四千人，他们被左宗棠派回陕西的骑兵及该省的其他部队所遏阻。②刘松山的死是一大打击，但只要将帅之间和官兵之间的融洽关系还未受到损害，勇营体系――尽管它有不公正和贪污受贿现象――的团结还仍然保持着。幸运的是，刘锦棠得心应手地接了他叔父的班。左宗棠马上任命刘锦棠为“老湘军”的统领，而且在1870年3月得到恩准，这又增加了这位年轻将官的声望。他的陕北供应线仍被切断而不通。但军粮问题因有了用木筏沿黄河而下运到吴忠堡的粮食而得到了解决；这条路是由张曜打通的。③早在3月10日，刘锦棠就再次迫近了金积堡。与此同时，甘肃东南的左宗棠部队在有骑兵作战经验的川军将领徐占彪的率领下，甚至在李鸿章于6月份到达陕西以前（他于下月有新任务去直隶省），就已返回到金积堡周围。到了9月份，已有几支清军包围了马化龙的据点，与刘锦棠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刘锦棠此后取得保证，可以从左宗棠在甘肃的总部获得粮食和军火。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终于弄得马化龙的基地粮秣告尽。到1870年9月，在金积堡周围五百来个碉堡中被刘锦棠荡平到只剩下一、二十个了。克虏伯的攻城炮从上海运到甘肃给刘锦棠，还送来一个给曾国藩当过炮手的军官。炮弹没有能够炸开金积堡的厚厚的城墙（据说有三十五英尺厚），但刘锦棠在10月份建造了一座高高的大炮阵地，居高临下，飞过城墙直接打入城内。①金积堡的居民死亡相继，只靠草根和死人的尸骸充饥。马化龙终于在1月份向刘锦棠缴械投诚；他交出的武器包括46门大炮、293门土炮、l，030支猎枪，以及180支洋枪。左宗棠暂缓处决马化龙，命令他劝说其他地方的甘肃回民也投降。可是，没有一个重要的首领出来降顺；当严密隐藏在金积堡的一千二百多支洋枪被清军查出来后，左宗棠下令处决了马化龙及其成年男性亲属。马化龙的大约八百名参谋和军官及一千名士兵被屠杀。幸存下来总数达一万四千名的壮健居民（包括多达一万一千名的陕西回民）被迁往平凉附近。那些衣食无着的二万名妇孺老人则被送往甘肃南部的难民营。清兵获准尽量搜括财物。1869年已投降刘松山的那些汉族血统的陕北劫掠者，则被鼓励携带家口迁居金积堡，使它变成一个汉民城市。②马化龙死后，左宗棠相信，再也没有其他东干人领袖能够把出身各异的回民叛乱者纠集起来组成一个大运动了。可是，在甘肃省的几个地方和毗邻的青海省还存在着一些强大的叛乱中心。正在这时，北京又因内外蒙古传来的消息而深为困扰。7月份，几百名来自甘肃的回民骑兵侵袭了多伦附近的内蒙古。与此同时，一支更大的回民部队（他们发端于甘肃走廊，在前一年曾抢掠和焚烧乌里雅苏台）穿过沙漠，于10月初来到了距库伦仅几天路程的部落领地上。蒙古族军队和满洲军队穿越草原来保卫多伦和库伦。甚至直隶省的绿营练军也奉旨被调到库伦。这两股回民队伍似是在1871年11月――即在俄国占领伊犁后四个月――被击溃的。①左宗棠认为，他的首要任务是清除甘肃余下的叛乱中心。他利用对马化龙取得的胜利，散发通告禁止新教，但允许宽赦被新教煽动而误入歧途的人，可是他又暗示，赦罪范围不包括哈里发和毛拉们。清帝批准的这一为甘肃省辖区所奉行的政策，②在1871年9月开始的河州之役颇具实效。清军缓缓推进，于11月进到距河州三十英里的范围内，但在1872年2月被控制着该城的一位旧教回民叛乱头目马占鳌所逐回。左宗棠的部队在一条宽阔河流的岸上的一个设防市镇遭到惨败，虽则他已经使用了新式来复枪。可是，马占鳌即使有此胜利，他仍然决定谈判和平，以便尽可能利用眼看最后会是没有希望的形势。他告诉他的徒众，在备受战祸蹂躏的甘肃，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不惟汉族仇怨日深，回族亦无立足之地”。因此，胜利后的投降要比失败后的投降好一些。③他准备向左宗棠移交四千匹马和“一万多件火器和刀矛”，但取得了左宗棠提出这样的保证：河州的回民是多数民族，应继续在那里居住，汉民则要一次迁出。到了6月份，河州的汉民和大约二千名陕回，已被安置到了别处。马占鳌及其他从前的叛乱领袖们最后被吸收进了一个绿营军官所统率的地方戍军中去，左宗棠的部队则在附近各城市监视着他们。①1872年8月，左宗棠移节于兰州的总督官署内。鉴于俄国侵占伊犁，他已于1871年12月派一支部队去肃州，此地是离甘肃通往新疆的咽喉部位不远的战略要冲城市。在徐占彪的率领下，这支六千五百人的部队（包括骑兵在内）到了1872年夏季已能在叛兵占据的肃州附近建立巩固的据点。但左宗棠首先集中注意的是兰州西北一百二十英里的西宁，这特别是因为它在1872年被陕回首领所控制，其中包括白彦虎在内；白彦虎曾经是马化龙的党羽，现在拥有一万余名久经战斗的回民战士。刘锦棠于8月承担了攻击西宁的任务。刘锦棠花了三个月时间才得以突入西宁险要而又防守严密的地带，但最后他终于取得优势。他歼灭了一万名回民党徒，但白彦虎却漏网而逃。捍卫新教的西宁“回民绅士领袖”马桂源在青海撒拉族的领地上被清军追捕到手。②左宗棠在这整个时期实际上一直在准备对肃州进行决定性的攻击；许多东干族首领云集在肃州，集合在新教统领马文禄（本来出身于西宁）的麾下。为了增援徐占彪的部队，左宗棠在1872年12月从他自己的湘军中派去三千人；在左宗棠的请求下宋庆和张曜两支豫军也奉旨前来会战。新近被任命为乌里雅苏台将军的金顺也参加了战斗。左宗棠忙于安排财政和给养，包括在兰州建立一座不大的兵工厂，并命一位有些军械知识的干练的陆军军官、广东人赖长开始为德国攻城炮加造炮弹。①左宗棠虽因组织战争，军书旁午，不得分心，但良心和政策仍促使他要为“回民良民”的生活作出安排，以达到消除种族冲突的根源的目的。这时只有两万陕回难民留在甘肃。他们不能回家，因为即令是这一小批人也不受陕西的欢迎。左宗棠保证将平凉及其南方两个城市附近的农村地区的土地拨给他们，并与汉人社会隔绝开来。必须从某些城市赶出的甘肃回民则被迁往兰州附近同样指定的地区。以下规定必须被严格执行：居民用保甲制度组织起来，十户的头头由官方选派；准许贸易，但任何人想要进城都必须持有县长的许可证，凡是想去外省的人则必须向道台申请护照；不许举行新教仪式。这些被隔离的移民都分得可以灌溉的土地，每一家地亩的多少依它人口的数量而定。供给农具和种子。凡不能工作或找到家庭的难民，可继续接受救济。②同时由于宋庆的三千步兵和五百马兵在1873年年中到达，肃州的包围得以完成。在六位统领统带下的整个清军迅即数逾一万五千名。9月中旬，左宗棠本人亲临前线，随身带了兵工厂经理――也是大炮专家――赖长。克虏伯大炮现在轰击着厚厚的城墙，炮火还得到埋在城墙下爆炸的地雷的助威。10月24日清兵入城，马文禄投降。左宗棠上奏说，五千四百名土著回民和一千五百七十三名从外地到肃州来的回民于11月12日被处决。他向他的西安总部的军需提出了他的计划：肃州回民中的老人、青年和妇女将和甘肃走廊其他两个主要城市幸存下来的回民一起，在甘肃南部得到安置。“自此，关内甘凉肃三郡可无遗种，而关内外可免勾结之患。”左宗棠又写道：“数十年征伐之事以此役（攻克肃州）为最妥善；次日各军因争贼赃，乱我章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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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晚清史》收复新疆 在清除了甘肃的叛乱回民之后，左宗棠期望前往新疆去抗御阿古柏和俄国人。早在1874年2月他经上谕批准后，便要求张曜进军哈密，着手在那里举办屯田。②但是，左宗棠本人要到一年多时间以后――即1875年5月――才受命指挥向新疆进军的事宜，他的由刘锦棠率领的主力部队也要到1876年4月才从肃州出发开往新疆。由于北京作出了政治决策和授权左宗棠能动用巨额款项，这才使得他能够制定出耗资巨万的后勤方案，终于把总数达六万多的人马开进了清属突厥斯坦。左宗棠的远征是中华帝国最后一次向“西域”的大举征伐。他本人把他的武功比隆于汉唐两代。③另外，这是一场中国人的种族战争，可比之于清代中叶或唐代的远征。左宗棠为使新疆变成清朝的一个行省并使更多的汉族移民前往定居铺平了道路。但是，尽管他取得了胜利并且俄国人最后撤离了除伊犁一段地带以外的全部地区，但俄国早就在经济上控制新疆了。由于清朝过去一直把新疆的戍守主要交给八旗兵，所以它在1874年8月任命景廉为督办新疆军务钦差大臣。景廉是乌鲁木齐副将，曾收复迤东的奇台。作为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只奉命给景廉输送给养。 从当时形势和历史传统来看，收复新疆是一项不可避免的任务。因为，蒙古在东干人的刺激下也开始有些不稳。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回民偶尔侵袭蒙古（例如，1872年从肃州来的一支部队侵入了科布多，并焚毁了作为该城骄傲的黄庙）以后，“大股大股的武装蒙古股匪仿效东干人的榜样，也在这里出现了”。①如果容忍阿古柏伯克或俄国人占有新疆，骚乱也可能在蒙古蔓延。只是在1874年10月台湾危机（由于五个月以前日本军队在这里登陆而造成）解决以后，才对清朝是否可以避免收复新疆这一代价昂贵的冒险行动的问题，又展开了讨论。李鸿章在12月的一份奏折中建议可以承认阿古柏为清朝的藩属，把计议中收复新疆的大笔开支节省下来，移作海防之用（见第二章）。但满人政治家文祥，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切盼建立清朝的新式海军，可是他还是支持左宗棠的观点，即必须刻不容缓地进行新疆战役。文祥争辩说：“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破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即驶入北路，蒙古诸部落皆将叩关内徙，则京师之肩背坏。”文祥还相信，左宗棠的军队在甘肃受过战争考验，因此他们很可能在新疆打胜仗。②一定是这最后一个考虑，才促使清廷把新疆军事托付给左宗棠，但是，远征必要的财力和物力必须予以认真的解决。作为给新疆战事负责运输和供应给养的驻节兰州的总督左宗棠，在1874年后期取得清帝的批准，能够通过他在上海的代理人向外国行号举债三百万两，举债办法与年的安排相似。左宗棠解释说，虽然甘肃战争的最后几年中每年在西征饷项名下得到的协饷曾增加到七百余万两，但事实上他每年只收到五百万两，他需要借三百万两债来偿还所欠中国商人的债务。现在他正积极筹划新疆战役的后勤事宜，他建议在1876年1月向外商举债一千万两来完成这一准备工作。左宗棠的朋友、曾被左宗棠任命负责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这时是驻南京的总督和经营海防的两员钦差大臣之一，他很反对左宗棠的这一建议；可是，清帝仍授权左宗棠向外国方面商借五百万两债款，同时命令户部立即支付给他二百万两（这笔款子事实上是出自指定作海防用途的专款）。与此同时，清帝命令十二个省给左宗棠解送总数达三百万两的款项，以凑足他所需要的巨款。1877年终于从汇丰银行借到五百万两，分七年偿还，而以广州、福州、上海和汉口的海关收入作抵。①在从1875年到新疆战役基本上大功告成的1877年底这三年时间内，左宗棠共收到二千六百七十万两，平均每年收到八百九十万两。1878年，清廷批准左宗棠续借三百五十万两，其中半数借自汇丰银行，半数借自中国商人。为了支持打完这场战争，左宗棠又在年的四年时间内得到协饷共二千五百六十万两，即平均每年六百四十万两。②七年之中总数逾五千二百三十万两协饷的支援，是支持左宗棠在新疆取得胜利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他的成功也应归功于他的筹划和战略，以及他对复杂的后勤工作的措置得当。左宗棠早就决定他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东准噶尔。东干人在那里很活跃，所以左宗棠希望把阿古柏伯克引出他的基地――六城地区――而与之进行决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左宗棠首先需要使新疆东北部的巴里坤和奇台这两个城市获得充分的供应。为了通过甘肃走廊和这些城市之间的沙漠道路运送粮食和军火，左宗棠曾一次雇用了五千辆大车、二万九千峰骆驼及五千五百头驴和骡。粮食供应是个特别困难的问题。张曜所计划的在哈密实施的军垦虽然据说在1875年已开出一万九千亩土地，但并不产粮。甘肃的粮价本来就很高，在那里启运很不合算。左宗棠的经验表明，通过肃州和哈密之间艰难险阻的沙漠、随后又要穿越崎岖不平的山地把粮食运到巴里坤，这意味着沿途要损耗供应量的三分之二。左宗棠发现，为北部新疆获得粮食的一个较经济的办法，是应远到归化或包头以及宁夏的一些地点去购买粮食，然后用骆驼运送，走北路，跨草原，直接运往巴里坤。在1876年极困难的夏季月份，左宗棠的军队就是从这种来源弄到粮食的。①左宗棠在新疆的胜利还应归因于这一事实：他现在增多了对欧洲武器或者中国的仿造武器的使用。他给他的部队分配了欧洲制的来复枪，这种枪他曾贮备了一万五千支。到1876年，新疆清军的装备有连发枪、发射12磅或16磅炮弹的钢炮、克虏伯的撞针枪和一门欧洲大炮（此炮“能致远数里外，自空而下，以打步马队之成团者最妙”）。左宗棠在兰州的兵工厂除了制造枪弹和炮弹（其中有一些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以外，甚至在1875年成功地造出了四支“钢枪管后膛枪”，这是一位俄国官员所亲眼目睹的。左宗棠的有些部队还在使用旧式劈山炮，但他们似乎没有继续使用土炮。①左宗棠在新疆的胜利，虽然是由于自己有实力，但也由于对手虚弱之故。乌鲁木齐的东干人在1870年被阿古柏伯克征服之后，也曾在两年后想起来造反。可是，他们被再一次打败了。白彦虎在新疆的传奇中被当作阿訇而为人们所传诵，他于1874年随身带了肃州和敦煌的东干残余来到北疆。他在距乌鲁木齐不远处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但也象新疆的东干人那样，他宣布效忠于阿古柏伯克。②这时，阿古柏本人已在使用土耳其教官，用欧洲方法来训练他的军队。按照年访问过六城地区的一位俄国军官的估计，他的军队总计达45，360人。阿古柏已经在向中亚通商洋行这一新开设的英国商号购买现代武器。他也有一个能生产“击发火器”的兵工厂。可是，他的部队的士气却很低。许多新兵都是非志愿地征调来的。经常有逃兵，甚至在精锐的安集延骑兵中也是如此。六城地区诸绿洲城市的阿奇木是负责征兵的，他们也不时在每年的税赋外被专横地大量征款，所以据说在居民及其头目和官员中都有不满情绪。③甚至俄国人也给清军以帮助。早在1875年，一位俄国官员在拜会驻节兰州的左宗棠时，曾提出愿向左宗棠的北疆部队提供五百万斤粮食，价格极其公道。1876年中期，三百万斤被发往奇台，这可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帮助，因为那时在当地市场上几乎是粒米不见的。①正在此时，左宗棠的部队在刘锦棠和满洲将军金顺的率领下，已在新疆发动了进攻。在乌鲁木齐迤北一带的市镇上，新疆东干人纠集在一起作最后的挣扎。乌鲁木齐东北十五英里的古牧地城墙很厚，它遭到了刘锦棠的德制巨炮的攻击。左宗棠上报说，有六千名回民被杀，二百一十五名被俘；只有几个回民――包括白彦虎在内――逃掉。次日，即8月18日，乌鲁木齐不战而弃守。但在玛纳斯，金顺的装备较差的军队所发动的包围在将近两个月中未能得手，直到11月初才将其攻克。他们的城墙被摧毁，几千名东干人于最后撤出城门之后被消灭。②阿古柏伯克在这时带了约一万五千人往东来到吐鲁番。他派了一支部队去协助守卫古牧地和乌鲁木齐，但因到达时间过晚而马上被击败。在肃州总部指挥战事的左宗棠给他的同僚写信说道：“安夷（阿古柏）火器颇精。洋枪洋炮外亦有开花炮，但不如官军之精利，又不善放，一败即不回头耳。”③阿古柏在达坂城建造碉堡，这是控制通往乌鲁木齐和吐鲁番之间的要隘的北门锁钥。但在4月份当天山山麓积雪融化使军事行动又能进行时，刘锦棠即进攻达坂城，仅仅四天时间就攻占了此地。④阿古柏的军队中继续有人开小差，他的那些在诸如阿克苏等绿洲城市的官员，特别是那些在1867年以前曾在清朝统治下当过伯克或阿奇木伯克的人，现在又与清军有所往来，并且为清军效劳。左宗棠从肃州致书给即将离开哈密去进攻吐鲁番的张曜说，优遇南疆居民是一项好政策。“安集延虐使其众，官军抚之以仁。安集延贪取于民，官军矫之以宽大。”左宗棠给刘锦棠写信时指出，要抓获的两个主要敌人只是阿古柏伯克和白彦虎，另外还有其“死党”。左宗棠并不过分挑剔六城本地的居民。在达坂城打了一小仗之后，俄国人报告说，刘锦棠曾经“非常明智地对待他抓到的俘虏……他给予这些人的待遇，可以预期会产生有利于汉人的良好影响”。①阿古柏伯克政权的厄运现在迅速来临。张曜于4月26日进入吐鲁番，同一日刘锦棠也拿下了它西边四十英里的托克逊。阿古柏退到了库尔勒，几天以后即在这里死去，死因迄今不明。他的王国马上四分五裂，诸子争立。清军一个接着一个地克复了绿洲市镇。白彦虎至少在两次小仗中出现过，但总是得以逃脱。喀什噶尔在12月被清军收复，阿古柏的长子及白彦虎退入俄国境内。1878年1月，清军已光复全疆，只剩下伊犁尚在俄国人手中。②关于这个问题的外交危机自然要求摆出一副军事态势，左宗棠的部队要长期留驻新疆。1880年6月左宗棠本人把总部迁到了哈密，11月他奉旨前往北京商讨和战问题（见第二章）。早在1877年7月，左宗棠就已奏请应在新疆设行省。甚至在那个时候他就发现有中国的商人、农民和退伍的士兵正在重新迁入东疆，因此他相信，有一个完全不同于仅仅处于附庸地位的正式的行省行政组织，就会使这一地区更有秩序，并且可以防止侵略。①左宗棠的建议，虽在细节上有所修改，在1884年付诸实行，也就在这一年刘锦棠变成了新疆的第一任巡抚（供职期为年）。北京最明确的动机是想节省新疆庞大勇营的维持费用，因为甚至在伊犁危机以后这笔费用也每年高达七百九十万两。改新疆为行省，便可预期把现有的军队减少到三万一千人。他们将被编入绿营，由外省调拨协饷供给给养，每年所费拟减至四百八十万两（此数之百分之三十将代新疆转拨给甘肃，以弥补该省为新疆输送军需品等支出的费用）。与此同时，新疆的税收体系也要加以改革，以期该省在财政上最后能达到自给的程度。②在行政组织上，新疆将有一位巡抚驻乌鲁木齐，全省拟划分为二十六个州县、十个厅、六个府和四个道。1887年完成了地籍调查。从一千一百四十万亩可耕地中可征收实物税粮食二千万斤，饲草一千三百九十万斤；现金税额仅被定为五万七千九百五十二两。旧时代的伯克和阿奇木伯克继续留用，在新制度下当乡约或书吏。他们实际上是税吏，而且“乡约之借势虐民，与昔日之伯克无异也”。③这里也开征厘金税，但在1892年即予取消，因为它一年只不过收入厘金二万两略强一点。根据圣彼得堡条约（1881年），俄国商人在新疆享有“临时的”豁免纳税的身份，因此他们事实上经营着大部分出入新疆的贸易。由于他们免交厘金税，所以要开征厘金，就不过意味着鼓励所有其他商人去与俄国人合伙而已。来之不易的中国的这个新行省，必须小心谨慎地处理好，使之足与俄国的影响相抗衡，因为俄国的影响有比阿古柏伯克强大得多的军事实力做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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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4:00 &&
可参看张承志的《心灵史》，不过我倾向于支持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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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00 &&
伟大的人民，可恶的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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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8:00 &&
谢谢snow_fox网友提供的资料.大家还是别提什么屠杀啦,就当看看历史小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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