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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还在改造中的右派分子&
&&发表于 02:03
去年10月作为&徐铸成作品系列&丛书之一，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收录了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初政治运动中的思想检讨、认罪交代以及..
■ 这本运动档案汇编的一百二十一篇文字，大体勾勒出徐铸成在三场政治运动中不断逆转的人生轨迹。在漫长的二十年里，他除了自我否定之外，也曾有过一个短暂的自我肯定期。
　　作为沪、港两地《文汇报》创办者之一，以及桂林、上海《大公报》总编辑，徐铸成先生1949年2月应邀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及稍后的开国大典，以进步报人之姿步入新社会，任上海《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他原以为将一展抱负，发挥所长，不料随着一波波政治运动兴起，却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去年10月作为&徐铸成作品系列&丛书之一，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收录了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初政治运动中的思想检讨、认罪交代以及对他人的检举揭发。这些都不是正儿八经的文章，既不属工作所需，更非乐意而为，因而不难揣测作者本人如若健在，是否愿意原封不动地发表出来，其中终究牵扯到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极易勾起记忆里的伤痛和无奈，有些内容甚而有损形象。然而，又确如该书封底介绍所言，&这样的历史档案，既具第一手史料价值，为年代的历次运动保存一套独特的文本，又从一个侧面呈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心路历程，有着超越个体&立此存照&的社会意义。&与前些年出版的聂绀弩、邵燕祥以及最近面世的李慎之的运动档案一样，这本书对研究徐铸成本人乃至一代文化人的人生经历及思想脉络不可或缺，而且对探讨随各类政治运动衍生的检讨、认罪文化也是不可多得的文本依据。
　　这本运动档案汇编的一百二十一篇文字，大体勾勒出徐铸成在三场政治运动中不断逆转的人生轨迹。最初是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还算&和风细雨&，他的&思想检查&对自己作了初步否定；其后是1957年夏开始至次年收尾的&反右&，已属&疾风骤雨&，他被打成&右派&交代&反党罪行&时对自己基本否定；最后是1966年至1971年&文革&初、中期，势如&狂风暴雨&，他提交的许多思想汇报、罪行交代等对自己来了个彻底否定。前后二十年，他的政治身份、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渐次丧失，生活状况不断恶化，后又成为从被严格监督到控制使用的边缘人。但在漫长的二十年里，他除了自我否定之外，也曾有过一个短暂的自我肯定期。我曾见过一些文字材料，也可视为档案而为该书漏收，足可证明这一点。这里，且举三件材料为例，是徐铸成&右派&摘帽前后的另类自述，更为切实而详细地反映他在这场运动过后的认知变化，或可作为对该书的一点补遗。
　　第一件是徐铸成在上海市政协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日期当在日后。此时，&反右&斗争已经结束，他在运动后期被定为&右派&，不仅撤销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撤掉了《文汇报》社长兼总编的职务，行政级别也从八级降到了十四级，但被安排列席了这次大会并发言。他开首就说：&我是一个还在改造中的右派分子，这次有机会参加会议，既感激，又悔恨。&随后说明&现在，请允许我把一年多来党如何千方百计教育和挽救我，以及我一年多来思想上的变化经过，简单地向大会汇报&。在发言中，他提到之前参加的一些活动：前一年10月起在民盟市委两个多月集中学习、当年4月底聆听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报告、7月中加入江苏参观团到农村了解大跃进形势、9月中起到上海郊区颛桥乡劳动五十多天，等等。
　　他着重介绍了江苏农村见闻和上海郊区劳动对思想的触动，说：&在苏北淮阴专区，亲眼看到原来的自然面貌在彻底改变，也看到了淮阴专区一年河网化，二年电力化的规划。在颛桥的五十天，也天天看到环境在改变，今冬要大搞水利，乡乡要畅通航运，按照人民公社的规划，那里也不久就要变成美丽的乐园。过去，我也诬蔑党外外行，自封为内行，但在这样翻天覆地的伟大斗争中，自己有什么知识呢？即使充分发挥我的资产阶级的狂想，也不可能设想出了这样壮丽的而又具体可行的图案，究竟谁是内行谁是外行呢？&讲到去颛桥乡劳动的体会，他举例：&以摘棉花来说，我一天劳动七小时，摘得腰酸背痛，结果只摘了16斤棉花，抵不到四个工分，而在我们的生产队里，农民多的能摘60多斤一天，小孩也能摘三四十斤，看到《人民日报》报导陕西的劳动模范一天能摘1600多斤，不能不感到惊奇。只有自己参加过劳动，才懂得劳动的意义；因为自己有一天摘16斤棉花的经验，才体会到每天摘1600斤是怎样的奇迹。从这里，深深感到自己的无能，过去轻视劳动，敌视劳动人民，现在，经过一个时期的劳动，才感到自己在阶级斗争中固然曾经成为人民的敌人，而在自然斗争面前，也是如何的无知无能！&因而，&只有参加劳动，和劳动人民过一样的生活，才有可能逐渐滋长正确的思想，彻底批判和抛弃错误的反动的思想，经过反复的自我斗争，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造反动立场，重新做人。&他最后表示：&这次能参加政协，我体会到这是党又一次给我接受教育的机会。在会议期间，听了柯书记的报告，进一步看到逼人的形势，更感到非加速改造不可。我回乡以后，一定要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加倍努力，老老实实地劳动和学习，争取缩短改造过程，早日脱胎换骨，早日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尽一分力量。&这些表述真切而实在，无不反映他内心的虔诚和良好的愿望。
　　另一件也是发言稿，题为《认真学习总路线 加强自我改造》，系徐铸成日至30日出席上海市政协二届二次全体会议期间的发言。距前面那个发言，时间过去一年多，其间在颛桥乡劳动结束后，他作为首期学员进入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结业后去市出版局工作。当中最根本的变化是，这年10月他属于第一批被摘掉了&右派&帽子。所以，他发言时表态：&我犯了严重的反党罪行，党一直挽救和教育我，千方百计给我帮助，两年来，党不断给我学习的机会，耐心地帮助我改造，使我终于能够开始接受真理、认识错误；当我开始有了些转变，表现了愿意改恶从善，党在宣布摘去我的右派帽子后，继续从各方面帮助我改造。今天，我的彻底改造还只是开了一个头，但正像一个长期失明的人一样，在党的医治下，开始有了视觉，能够睁开眼睛看到周围世界，看到百花怒放、满园春色的祖国的客观面貌，的确感到新生的喜悦，从心底里感激党的挽救和教育，把我从泥坑里抢救出来，回到人民的队伍。&
　　随后，他就如何看待党的方针、外交形势以及改变自己的精神状态谈了体会：&比如，对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经过社会主义学院比较系统的学习后，自以为基本解决了，衷心拥护了，但当我看到八中全会的决议和公报时，首先注意的是主要生产指标的调整，而不是象劳动人民一样首先看到三个&提前&的伟大号召而敲锣打鼓地欢欣鼓舞。后来经过学习，对八中全会文件的精神实质也逐渐有所认识。&&再如，学习了《实践论》、《矛盾论》和《论帝国主义以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以后开始懂得应该从本质、从全面、从发展看问题的道理，也自以为对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有了正确的认识，不再怀疑，但当中印边界问题和印度尼西亚排斥华侨问题发生后，一面愤慨，一面又感到失望，实质是怀疑东风是否受了挫折，打了折扣，直到听了陈（丕显）书记的报告，才恍然大悟，重新坚定东风继续压倒西风的认识，进一步认识党的对外政策的英明正确。&&我从开始认识错误，决心改造以来，虽然在主观上力求丢掉这个包袱，站起来轻装前进，但由于改造的自觉性不够，发现了错误思想不能及时迅速地加以克服，在参加工作的几个月过程中，自己检查，干劲还很不足，缺少主动性和坚决克服困难的勇气，更缺少敢说敢想的风格，见了朋友，还往往抬不起头，丑恶的面子观点还放不下。可见这个包袱，还压在背上，还要大力克服，彻底丢弃。对党的关系，比之过去，是有了基本的转变，能够向党暴露思想，争取帮助，但热爱党和主动靠近党的自觉性还很不够，所有这些都说明我的政治立场还没有彻底解决，必须努力提高自觉，在学习和工作中加紧改造。&从这个发言可以看出，他在通过学习加强改造上显然有了更多的自我肯定。
　　还有一件题为《打破自己划的两个圈圈》，是徐铸成日在上海市政协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经验交流座谈会的发言稿。此时距他摘掉&右派&帽子两年多了。他说：&去年2月起，辞海在浦江饭店集中了一部份人修订二稿，我又被邀参加现代史的修订工作。这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的。因为这几年我在出版局工作，虽然很安心，心情也比较开朗，也很想在工作中贡献一分力量，但自己总觉得搞了多年的新闻工作，那一套老经验批判了，留下的知识方面，好像什么都懂一点，什么都不真知真懂，学无专长，能够为社会主义事业发挥的作用是极有限的了。同时，我认为象我这样犯过错误的人，今天改变过来，党给我工作，给我温暖，但对我的信任总是有限的，有些工作是再也不会让做的了。思想上有这两个框框，所以在接受辞海任务的时候，迟疑不决，一方面感到这任务的确是光荣的，应该做好；另一方面，又感到本钱不足，我对历史从未作过系统的研究，谈不到有什么专长，能够在工作中发挥什么作用呢？&可是，&事实证明，我自己在工作上划的两条线是不对的，党并没有限定我的工作范围。我在思想上划的两个框框&&作用有限，党的信任有限，也只是主观臆造，作茧自缚&&像我在辞海工作初期，处处消极被动，束手束脚，的确感到没有什么作用可以发挥，后来，在领导同志的启发和鼓舞下，打破了一切顾虑，把自己的力量投入这个集体，有困难就共同克服，有问题就一起研究，不自以为是，也不妄自菲薄，不懂的就努力学习，多向同志们请教，工作的信心就逐步建立起来，发挥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大了。&他还说：&这些事实，使我进一步体会到，党真是大公无私的，对知识分子是信任的，即使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自己有改造的决心，能够老老实实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党总是给以信任，给以适当的工作机会，充分调动我们的积极性，帮助我们在工作中继续改造。&
　　这个发言还提到：&辞海工作告一段落后，到江西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又受了一次更加深刻的教育。特别是老根据地不少对革命出生入死作了巨大贡献的同志的忘我精神，给了我思想上以极大的冲击。&显而易见，他已经摆脱了反右斗争带来的压力和阴影，可谓上海文化界&右派&改造成功的一个典范。如若没有后来发生的&文革&，如同大多数老文化人那样被归入&牛鬼蛇神&之列，此时的他已从原先的自我否定变为基本肯定，其思想也受时空所限，是随着政治气候及意识形态变化而变化的。载浮载沉，身不由己，也心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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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发生了反右运动【尘封的历史档案】《国民党家属葛绍霜交代材料手写原始档案一册全》当时右派全被送去劳动改造，有的还被关进监狱。其中有的死在农场、有的死在监狱。有的枪毙、有的自杀、有的病死、有 ...是其中的一份原始档案【后有补图&&&拍品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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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描述：北京南郊有个“南苑”，俗称“海子”，方圆数十里，四周有高墙围绕，严
禁闲杂人等闯入。这里是辽金直到元、明、清历代帝王的猎场，每年春秋二季，
皇室成员和皇家的武士们要在这里举行围猎盛典，一试箭法。这一举措，不但可
以让那些在深宫内院住腻了的皇亲国戚们舒一舒懒散的筋骨，吐一吐胸中的闷气，
更主要的是要以此显示一“天下是打下来的”，皇族的子孙们不能忘记皇朝“以
武立国”的尚武精神。
“海子”里面，放养着许多供射猎用的獐狍鹿兔之类，任其繁衍生息。而其
中最重要的，则是麋鹿。
麋鹿，是我国独有的珍稀动物。因其角似鹿、头似马、身似驴、蹄似牛，所
以俗称“四不像”。老北京有句骂人的话：“什么时候海子墙塌了，露出你这四
不像来了。”所说的“四不像”，就是麋鹿。
野生的麋鹿，现在已经十分稀少甚至断种了。其稀少的程度，已经比大熊猫
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皇家如果不把四不像送进南苑“保护”起来，只怕麋鹿这
一温和的稀有动物就真要在地球上断种了。
如今孩子们要看“四不像”，还能够到动物园去一睹丰采。不过这却不是中
国人的保护有方，而是外国人的“功劳”。因为今天中国动物园里养着的四不像，
正是出口到英国又“返销”回来的：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
“出巡”西安，皇家子弟们四散奔逃，连命都顾不上了，哪里还顾得上打猎玩儿？
于是南苑猎场墙倒鸟兽散，四不像从此在中国绝了迹。幸亏英国人有“先见之明”，
早在若干年前，他们的传教士就曾经趴在南苑的墙上偷看皇苑景色，发现这非驴
非马的东西，不知何物，大为惊讶，后来千方百计求购了一些皮角之类偷运回国，
经鉴定，才知道原来是世界上只有南苑才幸存少许的珍稀动物。等到“八国联军”
打进北京，他们趁乱中抢了几只四不像，运回英国去，今天方得“谬种流传”。
如今全世界最大的麋鹿群就在英国。但是这种中国独有的珍稀动物，不但本国断
了种，而且还给起了个外国洋名，叫做什么“大卫鹿”（学名Elaphurus davidianus，
意即“大卫发现的一种麋鹿”）。中国动物园中有数的那几只，确实还是从英国
“引进”、也可以说是“出口转内销”的呢。
据考证，早在秦汉时代，我国野生的麋鹿群数量众多，赵高“指鹿为马”，
所指之鹿，就是麋鹿，而不是美化鹿。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指麋为马”。
要搞“似是而非”，四不像确实是绝妙首选：既可指为马，亦可指为牛，随意一
指，就可以指它个八九种，真是“说你是，你就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既
简单，又方便，难怪深受“阳谋家”的喜爱了。可惜赵太师不如后代人聪明，当
时如果不“指麋为马”，而说“此非马非鹿，亦非牛非驴，实乃第五类是也”，
那么，今天麋鹿的学名，也许就不是什么大卫鹿，而应该叫做“赵高鹿”了。只
可惜，这一“冤假错案”，至今还没人出来为其平反昭雪也。
正是：似牛非鹿又像驴，指你为马有何奇；中华自古多奇才，当推赵高数第
据著名“歪批家”郁达夫考证：日本那句著名的骂人话“马鹿野郎”（读作
ba ga ya lu ），直译为“马鹿不分的人”，意指“浑蛋”、“傻瓜”，其出典，
竟就是“指鹿为马”。尽管这一说法为日本学者所否认，而判定出于梵语“磨芦”
（傻），但也总算是有此一说吧。
其实，就“指鹿为马”的原意而言，“能分马鹿的人”，一个个都被杀了，
那才真叫“傻瓜”呢；而“马鹿不分的人”，则大多是不愿、不敢、不想分清马
鹿的人，他们不是“笨蛋”，而是“装蛋”，当然其中也有少数几个“聪明蛋”
夹杂其中，在一旁摇旗呐喊，却不置可否。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内涵精深博大，
东洋人吃不透，难怪！
麋鹿性格温和，只吃草，又不像梅花鹿那样身价名贵，所以才会贱到供王家
随便猎杀取乐的地步，绝不是什么“宠物”。可见性格温和，并非优点，须知
“弱肉强食”，乃千古不易之真理也。
皇家狩猎，兴师动众，人马众多，自不待言。这一干人马，乘兴而来，倦猎
之后，不但要吃喝拉撒，还要“小憩”片刻甚至“驻跸”三天。因此，在南苑的
南面，又专门开辟了一个“团河行宫”，算是“猎场”的配套工程，除了设有
“御厨”、“御寝”、“御厩”之类供皇上方便之外，宫前还有荷塘鱼池，四周
遍植苍松翠柏，虽无京西御花园之排场，却也是红墙绿瓦，环境清幽，不失为皇
自金元以来，数百年间，历代皇族可没少在南苑这块人工开辟的猎场上耀武
扬威。特别是“康乾盛世”，团河行宫着实热闹了一番，显赫过一阵子。无奈1860
年的“英法联军”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两次打进北京，皇亲国戚们逃命都来
不及，哪里还顾得上行猎作乐？再说，即便真有那兴致，热河的北边，不是还有
一个天然的、比南苑大好几倍的“木兰围场”可供游猎么？
咸丰皇帝在热河声色犬马，终于寿终正寝，“鬼子六”出面与洋人签订了丧
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懿贵妃”带着同治小皇帝驾返京都。经过战乱，正经
事儿还顾不上呢，哪儿有那兴趣到南苑去游猎？
到了“同光末世”，妖妇专政，这个刚愎自用的女人除了偏爱面首之外，对
骑马射箭根本不感兴趣，加上两个“儿皇帝”一个热衷于娼门嫖妓，一个手无缚
鸡之力，南苑猎场，团河行宫，也逐渐门庭冷落车马稀起来。
这时候，就有那聪明人出来“支招儿”，奏请太后：南苑解禁，变荒为田。
于是北京建都以来就同时建成的“南苑猎场”，从此消失，只留下一些诸如“大
红门”、“西红门”、“旧宫”、“南宫”之类的地名供怀旧者们追寻了。
猎场废弃，御用的行宫也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荷塘干涸，松柏凋零，用琉
璃瓦、大方砖盖成的皇家庭院，也被附近的农家所侵占，成了鸡鸭牛羊繁衍生息
随着清皇朝的覆灭，盛极一时的南苑，由于土质含沙量过多，被称为“兔子
不拉屎”的地方，不宜耕种，逐渐荒芜，成了野兔和盗匪出没的场所。于是北洋
军阀政府在这里开辟了一个军用的“南苑机场”，直到今天。
1958年“大跃进”，属于大兴县管辖的“团河”地区，成立了“金星公社”，
男女壮劳力都被调去大炼钢铁，行宫附近的大片土地荒芜了。秋收过去，严寒到
来，一个个硕大的老玉米棒子，还结在玉米秆上，戳在地里，收不回来。为了开
发这片“荒地”，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也就是劳改工作处接管了行宫以西直到大
兴县县府所在地黄村镇旁边的几万亩土地，成立了一个“地方国营团河农场”。
当时的建制共有三个大队：一大队是个四方形的“牢城”，两米多高的围墙上拉
有电网，四角有四个由警卫部队守望的岗楼，安有探照灯，关押的是劳改犯，种
的是水稻；二大队是五六排平房，外面虽然也拉着铁丝网，但是并不通电，也没
有警卫，里面住的是劳改释放和劳教解除人员，单有一个名称，叫做“就业人员”，
共有六个中队，种的是葡萄；三大队是一座L 形四层楼房，尽管四周没有警卫岗
哨，可大门口有人值班，每个窗户外面，都钉有很粗的铁条，因为里面住的是已
经从少年犯管教所放出来但还不满十八岁的“少年职工”。
团河农场以盛产玫瑰香葡萄闻名，年产量高达六百万斤，正好与当时的北京
市人口相等。如果平均分配的话，北京人每人可分得一斤。其中的“佳品”，并
曾空运供应港澳东南亚市场。
六十年代的团河，与过去相比，确实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团
河史”上的再度辉煌。我要讲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具有世界级知名度的团河农
这一时期的“团河史”，牵动着成千上万善良的北京人，决定着他们的喜怒
哀乐，决定着他们的悲欢离合。这是由汗水与眼泪、痛苦与悲哀、艰难与熬煎、
颓废与堕落、诚实与欺诈、人性与兽性所构成的特殊的历史。这部历史，可以写
成千百万字的煌煌巨著，我讲的这些故事，只不过是千百万个故事中的沧海一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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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还记得右派分子当年的非人生活
& &谁还记得右派分子当年的非人生活 & & & & & & & &王贵成/文1957年，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的一年。运动初期，中共大力欢迎党外人士提意见，毛泽东明确地说：“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在这种背景下，许多知识分子开始给共产党提意见，意见越提越尖锐，批评越来越厉害。他们本来以为这是在为民说话对党尽忠，殊不知这是伟大领袖采取的“引蛇出洞”，等到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时候，反右派斗争早已是硕果累累，最后，全国划出了“资产阶级革命右派分子”55万多人。按薄一波后来所说，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或者说99%都是错划的”。对于如何处理右派分子，毛泽东多次表示不采取极端对策，“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虽然右派分子没有判刑的（中国人大的葛佩琦被判无期徒刑，是算了他国民党军队少将的老账，算作了反革命分子），虽说对右派分子不采取极端的政策，只是政治批判上从严，组织处理上从宽，以示与地富反坏相区别，但各地在“宁左勿右”思想的指导下，对右派的实际处理不是从宽而是过分从严。有50万右派分子不是在本单位监督劳动，就是遣送回农村劳动改造，其余5万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均被处以劳动教养，过起了九死一生的改造生活。对右派的改造教育的痕迹很少，劳动倒是家常便饭。一些地方把改造简单地等同于劳动，把劳动作为对右派分子的惩罚。有的农场、林场让右派连续劳动几天几夜不休息。有一个林场让右派上山运木头，一连六昼夜，而且还随便克扣右派分子的口粮，有的扣一半，不完成任务的就不给饭吃。对病号一天只给二两口粮，有病也不给治。右派还动不动就遭到斗争的厄运。不听话，斗争；偷吃一个馒头，斗争；开会说句错话，斗争，不说话，也是斗争；不参加劳动，斗争；连戴眼镜，也得斗争。斗争的方法更是不讲人道。河北怀安农场以打右派耳光为能事。该场的77名右派分子中，仅半年时间就有22人被打耳光。干部还叫右派分子互相打耳光，自己则在一旁看笑话。贵州中人农场畜牧中队，怀疑右派偷吃饲料，用鸡毛刮右派的喉咙，看是否偷吃了饲料。山东诸城农场对右派分子采用24种刑罚，其中有日晒、雨淋、牛踏、马拖等，群众称这个农场是刑场、阎王殿。有的右派分子出现一点小小的过失，便罚其抱火炉子。还有的地方，对右派的日常生活规定“三人行”，武装看管，不准会亲会友，不准请假回家。北大物理系学生刘奇弟，据说他当年在物理上的才华让北大物理系王竹溪先生都很吃惊，最后死在了劳改队里。 & &右派分子中下场最惨的就是目前不断被人们提起的在夹边沟改造的那些人了。夹边沟在甘肃河西走廊重镇酒泉三十里外，地处祁连山下，荒漠戈壁之中。成立于1954年3月的夹边沟农场改变为劳教农场（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 夹边沟风大沙多，有限的农田“严重盐碱化”，“主要植物为芦草”，“几乎无降水”，这些长年的生态记录一目了然。事实上，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但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近3千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劳动改造。这些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干部、知识分子在这里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大多数人在此期间被活活饿死，三千名右派活着出去的只有四百多人。只是三年半的时间！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在饥荒中，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超过一千五百人成了饿殍！根据幸存右派的回忆和杨显惠的调查，1960年春播的时候，有一半的人已经累垮了，下不了地，只能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是留学美国的博士，水利专家。他是由当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叫回来报效祖国的，安排到水利部工作，后来被借调到甘肃进行规划修建引洮工程。傅作恭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在反右运动中，别人开的玩笑话“引洮工程是银河工程，大禹治水都没有治出来，共产党能治出来吗？”硬栽到他头上。傅作恭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就在这年冬天，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下顿的糊糊汤。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在书中写了这样一个场景：“……骨头经风吹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这里的条件比夹边沟更为恶劣。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1960年的冬天，在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进入了生命的绝境，最为骇人听闻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这是多么惨不忍睹的一幕啊！我不禁想起了唐诗里的一句名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这是一种无法让人不潸然泪下的凄美悲情。“无定河边骨”生前都是为国捐躯的战士，他们死了，还会有千里之外的亲人们在无尽地思念着。可是这些死去的右派能比得上那些“无定河边骨”吗？要知道，他们已经沦落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是“人民”的敌人（右派分子的全称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一张大被不可能盖上两个阶级”的高压之下，自己的“深闺梦里人”只能无奈地大义灭亲划清界限了。不过也有例外。杨显惠书中有一位不懂政治不理会政治的上海女人，从遥远的上海赶到夹边沟时，活着的丈夫已经消失了。泪水已干的这位女人非常坚强，抱着对丈夫的一腔忠贞，终于找到连屁股上一点点肉都已不知被谁吃去、干巴得如同剥去了树皮的树干似的丈夫的躯体。这位女人还是“幸运”的，她毕竟将她丈夫的遗骨带回了上海；这位右派丈夫也是“幸运”的，他毕竟圆了生前的唯一的心愿……往者已逝，来者可追，残酷的历史不是让我们茶余饭后读之一笑，更不是尘封在历史的记忆中熟视无睹。这些当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们，经历了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的炼狱生活。我们记住这段历史的目的，不是要暴露曾经的罪恶，而是要以史为鉴，不让这种罪恶一遍遍地降临中华大地。
参考资料——李可刚：《中国最小的“右派”》，《龙门阵》2009年第2期。咸菜： &《甘肃夹边沟，“右派分子”的死亡集中营》)罗平汉：《当代历史问题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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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以养性情，作文以长精神。省作家协会会员。2008年搜狐教育十大名博，2013年凤凰网十大文化历史博主。欢迎批评交流！刊用或转载本博文章请联系本人，工作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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