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篱边论叶及大家,太平天国是否在湖州进行过屠城??? ｜ 人文湖州｜湖州论坛｜南太湖论坛｜ - Powered by php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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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篱边论叶及大家,太平天国是否在湖州进行过屠城???
如题,谢谢;
同治元年（1862）正月初一，太平军谭绍洸部二千余围攻湖州至五月初三，清军湖州千总熊德胜打开东大门迎接太平军，谭绍洸部占领了湖州。后来,咸丰皇帝下旨建立尽终的守城统领赵景贤祠堂之事,遭到了湖州老百姓的抵制!农民起义说到底是官 逼民反,杀富济贫,也就是”读书人”杠上”贼王八”!丁汝昌临终反思道:”这些年，朝廷丧尽人心，为什么会有太平天国？为什么会有捻军？民心一失，社会上必然流行堕气、恶习，一旦国家有难... 刚开战时，许多人认为，我堂堂大清，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打败小小日本，可有谁知道日本的战斗力之强和中国之脆弱呢？官场倾轧，军纪败坏，民心萎靡，堂堂大清，只不过是一颗早已烂了根、枯了芯的古树，又高又大，可来一阵风雨，就完了。我们中国人的事情，就败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上 ... .”不知你想谈点啥? 我读历史只看官 逼民反的大局,只要过得下去,老百姓的耐力是世界冠军, 老实人被欺侮过头后,其反作用力是很强的!
大局的东西我在网上是不说的,我发这个贴,是因为有人说,湖州人早在太平天国的时候就没有了,被屠城了,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情况,依你说,竹安弄的赵宅是太平天国攻占湖州之前还是太平天国灭了以后造的??
大局不说说小局,湖州是太平天国的最后据点,要坚守就得靠老百姓,似无杀完的必要,南街太平天国堵王府就是原富户的大宅,也不是新造的,大钱,织里等地富户毁了较多.竹安弄赵宅的花厅系清中期原物,我去看过”原生态”,懂古建的都能看,其他建筑是晚清民国时后造的,现在后造的都拆了,除大厅外都是去年新造的.这就是我反复强调－－－－－－看原生态的重要性,修好了大家就搞不清啦!
竹安弄赵宅除大厅外，大厅前一进厅及大厅西侧书楼木结构大部分是原物，其余则推到重建的。药师中午休息时，看过十几遍。
应该没有屠城，但人应该吃了勿少。
活捉清团练头目赵景贤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三日（5月30日）黄文金与谭绍光攻克湖州城，黄从东门入，谭从南门进，活捉清团练头目赵景贤，并押送苏州，清军千总熊得胜及营官五十余人投降。当年，黄文金封为堵王。堵王黄文金在镇守湖州期间，与辅王杨辅清等，同湖州群众一起，积极加强防卫，反击清军的进攻。在各要镇都派兵驻守。修筑坚垒，*顽因的敌人，仅在双林犯案被诛的“两年所杀可百人，皆凶恶之著名者”。在双林等地建立乡官局“局中分曹任事，有司帐、接客、友发、文案、发审等名”，建有负责过境太平军的“接待供应之所”。处理民间纠纷，在《双林镇志》中说：“民有争讼，由乡官理之”。他还重视生产和发展商业，民国《南浔志》中说：南当年连续两年“秋收丰稔”，在南当设有四家“官丝行”。乌镇“近两省三府交界处，极大市肆，丝业所萃”，商业很盛。并注意减轻群众负担，“田税转轻于昔，仅依旧额取十之五、六”。还重视人才，建有“开考”制度。与此同时，黄文金还曾先后率部援救嘉兴、杭州太平军。黄文金镇守湖州近两年零四个月。他与湖州群众一起，勇于反抗封建统治者，敢于抗击外国侵略者，在湖州历史上留下了极为光辉的一页。
他与湖州群众一起，勇于反抗封建统治者，敢于抗击外国侵略者，在湖州历史上留下了极为光辉的一页。 这就是湖州从事人文人的文章么？
猫娘姆看着不舒服,呵呵,凡事皆有阴阳,当下阴气太盛,”读书人”太多,”贼王八”太少,得来点猛药!
赵景贤就是在去年获当代中国首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 “的湖籍版画家赵延年的太祖.是吗？
是－－－－－－－－－－－－－－－－－－－－
太平天国古墓挖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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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安吉、长兴杀的人太多了，只留下一成多点。
赵景贤是诗人北岛的高祖，赵延年是北岛的叔叔，北岛的父亲赵济年是中国保险业的先驱人物之一。北岛的文章《父亲》里有记载：1974年夏天，父亲买来中华书局刚出的繁体字版《清史稿》，共48卷，书架放不下，就摞在他床边地上。我发现他总在翻看同一卷，原来其中有我们祖上的记载。据家谱记载，赵家可上溯到安徽徽州一带，后迁至浙江湖州。祖宅坐落在湖州衣裳街竹安巷，最早的主人赵炳言官至湖南巡抚、刑部右侍郎。三子赵景贤早年师从俞樾的父亲俞鸿渐，乡试与俞樾同榜考中举人。按俞樾的说法，“自幼倜傥，虽翩翩公子，而有侠丈夫风，呼卢纵饮，意气浩然”。后捐巨款买官封为知府，并未上任。　　太平军兴起，赵景贤在湖州组织民团操练，并用青铜包住西城门。1860年2月，李秀成大军逼近湖州。赵景贤固守湖州两年多，最终弹尽粮绝，1862年5月城破被俘。　　据《清史稿》记载：“景贤冠带见贼，曰：‘速杀我，勿伤百姓。’贼首谭绍洸曰：‘亦不杀汝。’拔刀自刎，为所夺，执至苏州，诱胁百端，皆不屈。羁之逾半载，李秀成必欲降之，致书相劝……秀成赴江北，戒绍洸勿杀。景贤计欲伺隙手刃秀成，秀成去，日惟危坐饮酒。二年三月，绍洸闻太仓败贼言景贤通官军，将袭苏州，召诘之，景贤谩骂，为枪击而殒。”　　湖州城破，赵家死的死逃的逃。长子赵深彦在湖南闻此噩耗，立即饮毒酒自杀，年仅12岁。咸丰皇帝得悉赵景贤死讯，下诏称其“劲节孤忠，可嘉可掬”，按高规格予以抚恤，在湖州专立祠堂，并关照国史馆立传。多年后，俞樾成了一代经学大师。一天，他正在苏州曲园家中沉坐，有人求见，来者正是赵景贤的孙子赵鋐。他拿来祖父遗墨，包括湖州告急时让人带出的密信。俞樾展读赵景贤的几首五言律诗，长叹不已，其中有李鸿章在奏折中引用的名句：“乱刃交挥处，危冠独坐时。”　　次子赵滨彦，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因父殉职而被封官，深得湖广总督张之洞信任，主管广东制造局；后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他任上海制造局督办及两淮盐运使和广东按察使等职。由于国事纷乱与上司不和，他以年老多病辞职，在苏州定居。数月后，武昌起义爆发了，在这场推翻大清帝国的革命的功臣中，有我的外公孙海霞。赵家曾富甲一方，妻妾成群，支脉横生。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到我爷爷赵之骝那辈就败落了，靠典卖字画古董度日。轮到我父亲，快到喝西北风的地步了。他四五岁时母亲病故，12岁那年父亲辞世，由舅舅收养。他不得不中辍学业，从15岁起靠抄写文书糊口，还要抚养弟妹。父亲写得一笔好字。据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徐福林先生回忆，当初进保险公司，父亲见他字写得差，让他反复抄写元代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的碑帖练字。
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给父亲》　　一　　九岁那年春天，父亲带我去北海公园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带解冻的寒意。沿湖边徐行，离公园后门两三百米处，父亲放慢脚步，环顾游人，突然对我说；“这里所有的人，一百年后都不在了，包括我们。”我愣住，抬头看父亲，他镜片闪光，隐隐露出一丝嘲笑。我虽自幼起常思考死亡，还是无比震惊，很久都没缓过劲儿来。　　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来自一张老照片：背景是天坛祈年殿，父亲开怀笑着，双臂交迭，探身伏在汉白玉栏杆上。照片沿汉白玉栏杆剪裁，由于栏杆不感光，乍一看，还以为衣袖从照片内框滑出来。这张照片摄于我出生以前。我喜欢这张照片，是因为从未见父亲这样笑过，充满青春的自信。我愿意相信这是关于他的记忆的起点。　　“1949年10月，我们给儿子取了小名‘庆庆’。有了第一个儿子，我们俩都很忙。美利给儿子做小衣服，经常给他洗澡；由于母乳不够，每天还喂几次奶糕。我经常抱他在屋里走来走去，拍他入睡，还变换各种角度给他照相。小家庭有了这个小宝贝，一切都有了生气。”（摘自父亲的笔记）　　出生后不久，我们家从多福巷搬到府前街，离天安门城楼很近。每逢国庆，父亲抱着我，和邻居们挤在小院门口，观看阅兵式和游行队伍。最壮观的还是放礼花。次日晨，在小院里捡起未燃的礼花籽，排成长串儿，像点燃导火索，火花五颜六色，转瞬即逝。　　有轨电车叮叮当当驶过长安街，府前街有一站。父亲喜欢带我坐电车，到了西单终点站再返回来。非高峰时间，车很空，扶手吊环在空中摇荡。我喜欢站在司机身后，看他如何摆弄镀镍操纵杆。我和父亲管它叫“叮当车”。　　过了长安街就是中山公园。父亲在草地铺上床单，让我晒太阳。那儿几乎每周末都放露天电影。让我困惑的是：一放电影，宫墙绿瓦就消失了（被银幕遮蔽），在我看来，电影和宫殿都是真实的。印象最深的是苏联动画片《一朵小红花》，具体情节都忘了，只记得女主角是个小姑娘，为寻找世界上最美的小红花与怪兽（王子的化身）相逢。影片结尾处，她一路呼喊“凯哥哥——”异常凄厉，一直深入我梦中。某周日晚，中山公园重放《一朵小红花》。那天中午，我过度兴奋，怎么也不肯午睡，被父亲关到门外。我光着脚哭喊，用力拍门，待母亲抱我进去，我已睡着了。醒来时夜色朦胧，我们错过了那电影。　　二　　“庆庆很不愿意上托儿所，每到星期六去接他，总是特别高兴，而星期一早上送回去就难了。有个星期一早上，怎么劝说也没用，我们急着上班，只好骗他说去动物园。快到时他看出是受骗，便大声哭叫，我紧紧抱住他，怕他跳车。到了托儿所门口，他在地上打滚，我只好硬把他抱进托儿所。他看见阿姨才安静下来，含着眼泪说了声‘爸爸，再见！’”（摘自父亲的笔记）　　我自幼抵抗力差，托儿所流行的传染病无一幸免。尤其是百日咳，咳起来昏天黑地，彻夜不眠，父母轮流抱我。一位医生说，只有氯霉素才有效。这药是进口的，非常贵，父亲用积攒的最后一两黄金买下十几颗。遵医嘱，每颗去掉胶囊，分成两半，早晚各服一次。那药面特别苦，一喝就吐。父亲对我说，这药特别贵，你要再吐，父母就没钱再买了，这次一定要咽下去。我点点头，咬牙流泪把药咽下去。　　我长大后，父母反复讲这故事，好像那是什么英雄业绩。其实这类传说是每个家庭传统的一部分，具有强大的心理暗示，甚至背后还有祖先们的意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立功立德立言。　　“庆庆出麻疹，住在托儿所隔离室。我们去只能隔着玻璃窗看他，但他也很高兴，比划着手势跟我们交谈。后来听托儿所阿姨说，那天我们走后，他一夜站在床上，通宵不肯睡。”（摘自父亲的笔记）　　弟弟刚好相反，他无比热爱托儿所。每星期六父亲接他，他扭头不屑地说：“我不去你们家。”　　我年幼时父亲很有耐心，总陪我玩，给我讲故事。他在一个小本子的每页纸上画个小人，每个动作略有变化，连续翻小本子，那小人就会动起来，好像动画片。弟弟妹妹逐渐取代了我，我有点儿失落有点儿吃醋，同时也有点儿骄傲——我长大了。　　从阜外大街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独门独户。平时父母早出晚归，在钱阿姨监督下，我们按时睡觉起床做功课，只有星期天例外。妈妈起得早，帮钱阿姨准备早饭，我们仨赖在父母床上，跟父亲玩耍。有一阵，我们迷上语言游戏，比如按各自颜色偏好，管父亲叫“红爸爸”“蓝爸爸”和“绿爸爸”，再随意互换，笑成一团。三　　父亲确有不同的颜色。　　与父亲最早的冲突在我七岁左右，那时我们住保险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单元，每家各两间，共用厨房厕所。夏天，俞叔叔被划成右派，跳楼自杀。他的遗孀独自带两个男孩，凄凄惨惨戚戚，也给我们的生活蒙上阴影。　　在我记忆中，父母从那时开始吵架，几乎与俞彪文事件同步，尽管二者并无必然联系。而我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她是弱者。父亲发起脾气丧心病狂，形同暴君。说来都是鸡毛蒜皮小事儿，也并非都是父亲的错。比如他喜欢买书，有一次买来一部城砖般的《俄汉大词典》，要说他正学俄文，本无可厚非，但我还是站在母亲一边，立场选择往往是非理性的。　　母亲也会被激怒。有一次，父亲把着卧室门叫喊，母亲抄起花瓶扔过去，他闪身躲过，花瓶粉碎。作为惟一的目击者，我吓得浑身发抖，但还是冲到父母中间，瞪着父亲，充满了敌意。这是他万万没料到的，扬起巴掌停在空中。　　母亲生病似乎总是和吵架连在一起。每当她卧床不起，我就去附近的糕饼店买一块奶油蛋卷，好像仙丹妙药。走在半路，我打开纸包，打量白雪般溢出的奶油，垂涎欲滴，却从未动过一指头。　　一天晚上，父亲认定我偷吃了五屉柜里的点心。我虽以前偷吃过，但那回纯属冤枉。我死不认账，被罚跪并挨了几巴掌。最让我伤心的是，母亲居然站在父亲一边，尽管她暗中护着我，拦住鸡毛掸子的暴打。　　红爸爸蓝爸爸绿爸爸，突然变成黑爸爸。　　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父母吵架越来越频繁。我像受伤的小动物，神经绷紧，感官敏锐，随时等待灾难的降临。而我的预感几乎每次都应验了。我恨自己，恨自己弱小无力，不能保护母亲。　　父亲的权力从家里向外延伸。某日，我上床准备睡觉，发现父亲表情阴郁，抽着烟在屋里踱步。他忽然冲出去，敲响隔壁郑方龙叔叔的门，他嗓门越来越高，还拍桌子。我用被子蒙住头，为他感到羞愧。他半夜回来，跟母亲在卧室窃窃私语。我被噩梦魇住。在楼道碰见郑叔叔，他缩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谛。我从父母的只言片语拼凑出意义：郑叔叔犯了严重错误，父亲代表组织找他谈话。多年后父亲告诉我，若调令早几个月，他肯定犯错误在先，正好与郑叔叔对换角色。　　“振开贪玩，学习成绩平平，但语文写作经常得到老师的称赞。有一次，大概是期中测验，我看他的成绩册，数学是4.5分。我问振开，他说：‘5分是满分，我差一点，所以给4.5分。’他这么解释，似乎有些道理，但我还是不大相信。我去学校问了老师，才知道振开得了45分。他在4和5之间加了一个点，便成了4.5分。为这事，我批评了他，他也认了错。”（摘自父亲的笔记）　　父亲的记忆肯定有误。我怎么可能轻易逃过那一劫？　　四　　从1960年夏天起，父亲从民主促进会借调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在教务处工作。那是中共统战的一部分，所有学员都来自各民主党派上层。　　社会主义学院位于紫竹院北侧，由六层白色建筑群组成。每逢周末，我带弟弟妹妹去玩，乘无轨电车在紫竹院下车，再沿白石桥向北走五六百米。那是一片荒郊野外，蛙噪虫鸣。　　父亲在他住处旁临时借了个房间给我们。我们跟着沾统战的光，那里伙食好，周末放电影，设备先进，比如有专用乒乓球室。父亲是国家三级乒乓球裁判（最低一级），主裁的都是业余比赛，却保持一贯的专业精神：他一字一顿报分数“三比二，换发球”，并交叉双臂宣布交换场地。　　父亲很忙，往往在餐厅吃饭时才出现。我喜欢独自闲逛，常常迷失在楼群的迷宫中。跟开电梯的王叔叔混熟了，我帮他开电梯。他是转业军人，更让我充满敬意，总是缠着问他用过什么枪。后听说他在“文革”中自杀了。　　有一天，父亲神秘地告诉我，有个学员的宿舍被撬，洗劫一空，损失达十万元。那可是天文数字。父亲又补了一句：“没什么，他当天坐飞机回上海，又置办了一套新家什。他可是全国有名的‘红色小开’……”他低声说出那名字，好像是国家机密。　　我跟弟弟妹妹躺在床上，一起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到结尾处，他俩总是故意走调，把我气疯了——这可是立场问题，更何况是在这样的地方。我向父亲告状，他摸摸我的头说：“他们比你小，你该耐心点儿。”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们想尽办法让孩子吃得好些，怕营养不良影响他们的发育成长。学院在校内拨出一块空地，分给职工们作自留地。我把给我的三分地种了绿豆和白薯，平时没时间管，到秋天倒收获不少。我和振开一起把绿豆、白薯装进麻袋运回家里，总算添了些口粮。”（摘自父亲的笔记）　　那是我头一次干体力活儿。顶着毒日头，用铁锨挖出白薯，抖掉土疙瘩，装进麻袋。父亲蹬平板三轮车，我坐在麻袋上，为劳动的收获骄傲，更为与父亲平起平坐得意。　　堆在阳台过冬的白薯变质了，我坐在小板凳上啃烂白薯。父亲刚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电唱机。收音机反复播放《春节序曲》，和烂白薯的味道一起潜入记忆深处。五　　1974年夏天，父亲买来中华书局刚出的繁体字版《清史稿》，共48卷，书架放不下，就摞在他床边地上。我发现他总在翻看同一卷，原来其中有我们祖上的记载。据家谱记载，赵家可上溯到安徽徽州一带，后迁至浙江湖州。祖宅坐落在湖州衣裳街竹安巷，最早的主人赵炳言官至湖南巡抚、刑部右侍郎。三子赵景贤早年师从俞樾的父亲俞鸿渐，乡试与俞樾同榜考中举人。按俞樾的说法，“自幼倜傥，虽翩翩公子，而有侠丈夫风，呼卢纵饮，意气浩然”。后捐巨款买官封为知府，并未上任。　　太平军兴起，赵景贤在湖州组织民团操练，并用青铜包住西城门。1860年2月，李秀成大军逼近湖州。赵景贤固守湖州两年多，最终弹尽粮绝，1862年5月城破被俘。　　据《清史稿》记载：“景贤冠带见贼，曰：‘速杀我，勿伤百姓。’贼首谭绍洸曰：‘亦不杀汝。’拔刀自刎，为所夺，执至苏州，诱胁百端，皆不屈。羁之逾半载，李秀成必欲降之，致书相劝……秀成赴江北，戒绍洸勿杀。景贤计欲伺隙手刃秀成，秀成去，日惟危坐饮酒。二年三月，绍洸闻太仓败贼言景贤通官军，将袭苏州，召诘之，景贤谩骂，为枪击而殒。”　　湖州城破，赵家死的死逃的逃。长子赵深彦在湖南闻此噩耗，立即饮毒酒自杀，年仅12岁。咸丰皇帝得悉赵景贤死讯，下诏称其“劲节孤忠，可嘉可掬”，按高规格予以抚恤，在湖州专立祠堂，并关照国史馆立传。多年后，俞樾成了一代经学大师。一天，他正在苏州曲园家中沉坐，有人求见，来者正是赵景贤的孙子赵鋐。他拿来祖父遗墨，包括湖州告急时让人带出的密信。俞樾展读赵景贤的几首五言律诗，长叹不已，其中有李鸿章在奏折中引用的名句：“乱刃交挥处，危冠独坐时。”　　次子赵滨彦，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因父殉职而被封官，深得湖广总督张之洞信任，主管广东制造局；后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他任上海制造局督办及两淮盐运使和广东按察使等职。由于国事纷乱与上司不和，他以年老多病辞职，在苏州定居。数月后，武昌起义爆发了，在这场推翻大清帝国的革命的功臣中，有我的外公孙海霞。赵家曾富甲一方，妻妾成群，支脉横生。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到我爷爷赵之骝那辈就败落了，靠典卖字画古董度日。轮到我父亲，快到喝西北风的地步了。他四五岁时母亲病故，12岁那年父亲辞世，由舅舅收养。他不得不中辍学业，从15岁起靠抄写文书糊口，还要抚养弟妹。父亲写得一笔好字。据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徐福林先生回忆，当初进保险公司，父亲见他字写得差，让他反复抄写元代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的碑帖练字。　　赶上兵荒马乱，父亲被卷在逃难的人流中，走遍大半个南方。在桂林时，有一天日本飞机俯冲扫射，他背靠树干，慌张中撑起雨伞挡子弹。那年头命不值钱，周围的人一个个倒下，他却奇迹般活下来。边打工边自学，他终于考进重庆中央信托局。1946年初，在调往北京工作的途中，他与母亲在重庆珊瑚坝机场邂逅。　　北京解放前夕，父亲利用职权，协助地下党的堂哥收集全城粮食储备等情报。一天晚上，国民党宪兵挨家挨户搜查，由于顶撞宪兵队长，他被抓去关了一夜。那时母亲已怀上我。后来说起，他在昏暗的牢里彻夜未眠，默默盼着一个孩子和新中国的诞生。　　六　　父亲算得上半个文化人，是鲁迅、茅盾、张恨水、艾芜和茹志鹃的“粉丝”，可见读书之杂；他订阅各种杂志，从《红旗》《收获》《人民文学》到《电影艺术》《俄语学习》《曲艺》和《无线电》，可见爱好之广。　　而他骨子里却是个技术至上主义者。困难时期，他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四种变速电唱机，把《蓝色的多瑙河》带进我们阴郁的生活。“文革”中他曾卷入派系斗争，后急流勇退，热衷于组装半导体收音机。　　他买回一大堆电子零件，借助参考书，把红红绿绿的电线焊在接线板上。焊前先把电烙铁戳在松香上，吱吱冒出浓烟。我半夜醒来，灯总是亮着，他歪斜的影子投在墙上。经过反复拆装组合，噪音终于变成样板戏的过门，全家都跟着松了口气。　　父亲用三合板做成木匣，装上小喇叭，再把鼠肚鸡肠般的线路塞好，合上后盖。他把第一个半成品给我。我当时住校，在去学校路上，书包里的半导体正播放《红色娘子军》。由于焊接或天线角度问题，时断时续，得靠不停拍打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到学校没来得及显摆，已经散了架。　　1975年夏天，我们家买来红灯牌9吋黑白电视，这是全楼（除民进秘书长葛志成家外）的第一台，引起小小的轰动。每天晚饭后，邻居们自带小板凳涌进我家，欢声笑语。大家好像共看一本小人书。关键时刻出现信号干扰，父亲连忙救场，转动天线，待画面恢复正常，得，敌人已被击毙。　　为照顾后排观众，又在电视前加上放大器，画面难免变形。好在那年头人不挑剔，有声有影足矣。一个物质匮乏时代的好处是，欲望不多不少，就像自己的衣服那么贴身。　　父亲的技术热情寻找新的方向。从借来的转盘式录音机起步，在连夜排队购得的单声道答录机歇脚，继而向四个喇叭以至分箱式立体声挺进—音响革命让我们进入半聋的状态。与此同时，父亲又分出少许精力给彩电和摄像机，而电脑问世，才真的把他的魂儿摄走。他单指敲键，却及时地更新换代，一直走在消费者的最前列。他在晚年赶上新时代的末班车，还是有一种遗憾，他甚至对我说，如果再年轻20岁，他一定改行搞电脑。显然他高估了自己，那可不是用电烙铁就能焊接的世界。　　七　　解放后，父亲先在人民银行总行工作，1952年参与筹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了新中国保险业的创始人之一。1957年夏秋之交，他调到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后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那完全是虚职。民进真正的灵魂人物是党支部书记。他刚上任时的书记叫王苏生，待人诚恳热情，书生气十足，时常来家坐坐，谈天说地。50年代末，王苏生因“右倾”被降级调到哈尔滨，“文革”中自杀了。　　他的继任徐世信是个典型的笑面虎。不过得承认，他乒乓球打得真棒，抽杀凶猛，无人能抵挡其凌厉的攻势。他级别不高，但实际上掌控这小小的王国，每个人对他都敬而远之，谨言慎行。暑假徐世信约我们几个孩子乒乓球比赛。他把残兵败将带到会议室，说是随便聊聊，但很快就发现他另有所图—设法套出父亲们在家的言行。我们年纪尚小，却深知其中厉害，装傻充愣。我对父亲不满，还是抱怨了几句，比如教育方式粗暴，回家尽看闲书。他马上问是哪类闲书，我说电影杂志什么的，让他失望了。徐世信最后总结说，你们的父辈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为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需要你们的配合。他再三叮嘱，这次会面一定要保密。今后发现有什么问题，及时跟他联系。　　会后徐世信把我单独留下，说派出所来人调查，问起一支钢笔手枪的下落。我这才想起，大约两三个月前，为吓唬弟弟，我声称我的钢笔是无声手枪，随手一挥，在弟弟床头墙上留下弹洞（那儿本来就坑坑疤疤）。真把弟弟唬住了，我自是十分得意。没想到这恶作剧闹大了，说到派出所什么的多半是骗人，但看来徐世信掌握各种信息渠道。他最后摸摸我的头说，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情，又加上一句，你今天表现很好。我回家后做贼似的，不敢与父亲对视。他问起时，我只提到跟徐世信打过乒乓球，输了。　　八　　1999年秋天，父母来美国探亲，我常开车陪他们出游。一天回家路上，父亲无意间说起一件事，让我大吃一惊。当时父母坐在后座，我正开车，试图从后视镜看到他的表情。晚饭后，母亲先去睡了，我和父亲隔着餐桌对坐，我提起路上的话茬，他似乎也在等这一刻，于是和盘托出。　　谢冰心在民进中央挂名当宣传部长，凡事不闻不问，父亲身为副部长，定期向她汇报工作。这本是官僚程序，而他却另有特殊使命，那就是“监视”谢冰心，设法套出心里话。父亲每隔两三周登门拜访，电话先约好，一般都在下午，饮茶清谈。回家后给组织写报告，记录谈话内容。　　我好奇的是，作为“卧底”，他能得到什么重要情报呢？父亲摇摇头说，谢冰心可不像她早期作品那么单纯，正如其名所示，心已成冰。每次聊天都步步为营，滴水不漏。只有一次，她对父亲说了大实话：“我们这些人，一赶上风吹草动，就像蜗牛那样先把触角伸出来。”看来她知道父亲的特殊身份，试图通过他向组织带话—别费这份儿心思了。　　那是深秋之夜，夜凉如水，后院传来阵阵虫鸣，冰箱嗡嗡响。我劝父亲把这一切写出来，对自己也对历史有个交代—这绝非个案，而是制度性的普遍现象。他点点头，显然有所顾虑，说再想想。这事就此搁置，再未提起。　　70年代初我开始写诗。父亲从湖北干校回京休假，说起谢冰心留在北京，仍住民族学院宿舍。父亲回干校后，我独自登门拜访。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开门，问我找谁，我说我是赵济年的儿子，特来求教。她先把我让进客厅，沏上茶。她丈夫吴文藻打个招呼就出门了。谢冰心满脸褶皱，但眼睛异常明亮。我坐定，取出诗稿，包括处女作《因为我们还年轻》。此后她还专门写了首和诗《我们还年轻》，副标题是“给一位年轻朋友”。或许由于诗歌与青春，她对我，一个“密探”的儿子毫无戒心。也正由于此，与父亲相反，多年后我把她卷进一个巨大的漩涡中。环环相扣，谁又能说清这世上的因果链条呢？　　父亲，你在天有灵，一定会体谅我这样做。那天夜里我们达成了默契，那就是说出真相，不管这真相是否会伤害我们自己。
可悲的是，历史往往与党校教科书不符。
懂历史的人都想的到,如果真的屠城的话,也是清军干的.之前在清军攻克南京的时候,因为抵抗顽强,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屠城,这个是有史料记载的.前后坚守时间长达近3年才被清军攻克的湖州,清军会不发狠么
湖州在中国的历史上,真的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元末,朱元璋攻湖州就花了一年的时间.太平天国后期,为了重新拿下湖州,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湖州也是清军打的最艰苦的城市,在杨秀清哥哥杨虎清的坐镇下,湖州坚守了将近3年.试问,太平军在南京突围后,一度考虑在湖州建都,并称湖州为小天京,怎么可能曾经对湖州屠城呢.况且,太平军的人都信上帝的呢
不过,前后持续13年之久的天平天国起义,湖州的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湖州以长兴安吉为主的地区,人口减少特别大,之后从外省移民过来现象很多,杭州部分地区如余杭也有如此现象.先后主要有从河南,安徽,福建等地移民来到湖州长兴安吉定居,比如现在长兴安吉多半地方都是这些移民的后代.比如安吉晓墅梅溪,长兴虹星桥泗安等等
如今湖州长兴人中保守估计有半数以上是清末时从河南迁来的
人口基本是战争时期消耗掉的,但说太平天国是反封建斗士那太扯淡了.
LZ说的这个话题应该是苏北人在网上攻击湖州引出的吧？在此回答你，这个不是事实。太平天国时期后湖州城人口统计的确减少很多，，这其中一部分是战争消耗掉了，但很大一部分是逃难逃出去了，最有名的就是南通启东海门地区的历史移民大部分就是湖州先民。而不是被屠。如果屠城历史影响会很大，象镇江 扬州 江阴 南京等等屠城事件历史都有记载，请问湖州有吗？你能查到相关的史籍和口头资料吗？~ 另外如果湖州人全被屠，那现在的语言还会是原汁原味的吴侬软语吗？如果是那也早就被其他方言替代占领了！实际上湖州地区人口损失最大的是安吉长兴的边界地区，这个当地都有资料。所以后来有外地人口迁移到以上两地边界地区，形成了独特的“方言岛”现象，包括宜兴。LZ如果有兴趣，可以找一下国内历史学人口研究权威复旦教授葛剑雄著作的《中国人口史》，里面有太平天国对江南人口影响的研究内容叙述，可作答疑参考。另外，他是咱们湖州人哦~
唉，100年时间不过是火光一闪，感觉似乎很短，却又感觉漫长。
府　名　　1858年　　1865年　　1953年　　 　　　　　　　　口　　　　口　　　 人口　　 年平均增长率 　　嘉兴府　　317．8　　109．1　　155．0　　 4．0 　　杭州府　　372．1　　 72．0　　212．8　　12．4 　　湖州府　　298．9　　　9．2　　139．2　　 9．0 　　严州府　　101．9　　 46．9　　 87．3　　 7．1 　　衢州府　　122．5　　 61．0　　115．8　　 7．3 　　金华府　　308．2　　185．0　　295．0　　 5．3 　　处州府　　129．8　　 86．3　　133．9　　 5．0 　　绍兴府　　660．0　　260．0　　326．0　　 2．6 　　宁波府　　274．2　　174．0　　226．4　　 3．0 　　台州府　　310．8　　202．6　　263．8　　 3．0 　　温州府　　231．2　　237．1　　327．3　　 3．7 　　合计　　 3127．4　 1497．2　 2282．5　　 4．8
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 曹树基 李玉尚 湖州府　　 &&“浙省自发逆肆扰以来，通计各府，惟杭州、湖州两府各属受灾最重”。在湖州府属七 县中，又以长兴、武康、孝丰、安吉“受祸尤烈”。 　 乌程、归安县。“湖郡七属自(乌)程、(归)安而外，匪扰皆为极甚”。由此可见乌程、归安两县战争中的人口损失较西部诸县要小。同治十一年乌程县“实在人丁”36．1万，其中男大小丁21．2万，女大小口14．9万。 同治十一年归安县人丁“行查未报”，光绪二年编查保甲，城乡共计69211户，254739口，客民“二百五庄至二百十七庄客民九百九十二口”。实际上，光绪二年乌程县的移民不止这些，据民国年间的调查，“客籍农民如河南、湖南、江北、金、绍、温、台等地约占十分之二。”乌程、归安移民人迁集中在同治末年：光绪初年左右，做一较低估计，以移民人口为全部人口的20％计，则光绪元年左右两县土著人口为50万，以5‰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到同治四年，则为47．6万。嘉庆二十五年，湖州府人口为256．8万，以4‰的年平均增长率推算，1858年湖州府人口为298．9万，扣除其它五县166．6万的人口，则1858年乌程、归安两县人口为132．2万，战争中两县损失84．7万人口，损失率为64％。　乌程、归安两县因丝织业兴盛，与外界联系较多，民人战时多迁避外地避难。“曩者逆氛犯郡城，豕突狼奔，迁徙者十九。”加之地处水乡，可以用船载负全家，“托命于小溪汉港，丛芦密苇之间”，获保全者较多，所以，“水国被害较轻，户口十或全其五六”。又有记载称：“避难水乡者十存六七，避难山乡者百无一二。”避难水乡较之避难山乡似乎能够更好地保护人口。 　　总之，太平天国战前的1858年，湖州府人口大约为298。9万，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湖州府属七县人口损失235．7万，战后仅存63．2万，人口损失率达78．9％。
资料来源：《复旦学报》，2000年第五期
葛剑雄不是好鸟啊，呵呵！都是官府的材料，总之是糊涂帐，一面之词。
“长毛”（太平军）进湖州后，是发生屠城的。屠杀的对象主要是大户人家。被杀的大户人家，留在城里家中的不管是男女老少，不管是主人仆人，其一家人一概屠尽的情形是发生的。据湖州老辈说，“长毛”进城后，当时的月河洋里浮尸布满，血染水红，一片惨象。由于我们都不是150年前的当事人，都是从书和相关资料上看的或从老辈人口中听来的，所以仅供参考。
据《嘉庆一统志》记载，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时，湖州全府七县的人口达到2566137人，比2000年湖州全市人口256•49人还多1000余人。有资料表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全国人口为3•5亿，湖州人口竟占全国总人口的万分之七十三.太平军战争使湖州发生了许多变化，仅从人口数量为例，湖州的人口急骤下降。几年战争下来，湖州府因战争死亡和逃亡的人口不计其数。有人说，死了几十万，逃了上百万。从相关资料来看，经过太平军战争，后又过了几十年，到民国元年（1912）时，湖州的总人口也只恢复到143万多人。在此，让我们看一下湖州府所属的几个县在从太平军战争中人口数据，就可知道这场战争给湖州造成人口下降的程度是怎么厉害的。如安吉县为例，在咸丰年间太平军战争以前有人口13万多，至太平军战争结束时仅剩6838人；也就是说，战争结束后，安吉县的人口减少了12万多，剩下的人口只是战争前的5%。孝丰县咸丰六年有人口29万多，至同治十年仅存7366人；也就是说，战争结束后，孝丰县的人口减少了28万多，剩下的人口只是战争前的2%多一点。长兴县嘉庆年间有36万人，至同治六年仅存21969人；也就是说，战争结束后，长兴县的人口减少了近32万，剩下的人口只是战争6%左右前的。从这3个县太平军战争前后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的情况，可“窥一斑知全豹”！
越来越糊涂！
:越来越糊涂！&( 20:45)&听老人说，长毛时猖狂乱杀，见一杀一，难道在湖州就那么规矩！
&&三十三日脱难记&&读后志识此册系乌程杨兆鏊(信之)自撰其被太平军俘获脱难经过, 全文仅千六百余言. 卷首有吴昌硕题记、 王一亭作图四帧, 后有其子泰颐附识, 于民国十二年三月影印. 该书涉及太平军史料不多, 但从中反映出太平军与清军之军纪有显明之判别, 提出如后:一、&&太平军军纪严明, 不骚扰人民. 文中:“ 余以闲可乘, 改向趋而西, 乃入一村舍, 一媪坐榻上弄儿为乐, 若不知敌过者”. 大军过境媪尚坐榻弄儿, 太平军行军神速, 对人民秋毫无犯, 其纪律优越当可领悟.二 、 太平军爱护青少年. 由:“ 以余幼樨, 命执轻便之役”. “六月初六日昧爽, 启行分水陆两队, 水则舟陆则步, 酋怜余幼舟之, 余绐曰小子畏舟热, 足颇捷愿步, 意舟严而陆散漫, 己阴怀遁脱计, 酋可之, 偕杭人子携手行”, 盖“ 杭人成工子者年相若” 可证之.三 、 太平军勿随意杀戮. 全书记载男性青壮者生掳, 仅随行服役. 见“俄顷敌至掠余与许去……”,“闻叔父超然公被略至织里得脱”. 老妇不侵, 死者自行投河. 见“五月初三日……子翔公疾趋后门望河一跃, 朱太夫人与叔婶等亦相随投河. 金太安人年逾七十, 持饰匣一具, 号曰谁推我入河, 即贻此匣无应者, 返自入河以首触水死”.&&&&“季父能圃公则随朱太夫人投河殉难”. 凡此正与湖境流传“封刀入城” 语符合. 所谓被杀者, 拒不受降之守备台州包良标耳, 初太平军尚晓以大义, 优渥礼待, 仁至义尽, 直至绝望而后戳之。见“包公亦被拘是馆，仍役旧日亲兵，兀傲自若……尝有渠目就包公烟榻呶呶密语，属意似厚，公作不可状者，再复又来就商良久，怫然去一若事未谐者，余默识之，翼日同馆宣言曰：包某昨夜见杀，且剖心饷士矣”。四、清军之搜扰成性.“城中先尚无扰，继则诸官绅出银器镕以充饷，守兵挨户搜米”。 清军饥困系实，然则倾银充饷，仍不能解决腐朽之勒索本质。五、昌硕撰序，立场*，纪事不符事实，失去史学家公正态度。“信之为贼俘，年甫十四，贼之虐待也甚于囚隶”。 由作者本文可证其非（参阅第十二条）。又“潜行向一村落，其地距城里许”， 晟舍离城三十里竞谓距城里许，诚属可笑。又“嗣乱定往寻------妪叟不可踪迹，即询诸村人亦无知者，故其姓氏遂付阙如”， 信之本人则明言“叩其姓，闵氏晟舍望族也”， 任意贬诬，此昌硕之失着处，悲夫！《湖滨各溇寇灾记》後记&& && 《湖滨各溇寇灾记》购自湖州书友周浩、屠树功。&& 这册抄本史料未注明作者为谁，但从“次日引小贼目葛至钱溇，踞我宗祠”，“ 湾监生董某又引小贼目伪检点陈、伪指挥汤至钱溇-----汤贼旋踞我宅东设卡”，“ 分小贼目金至钱溇，踞我族宅，后仍徙居我宗祠，设卡如故”， 可以断定作者是钱溇人。&&据周、屠两君告我，此书出自钱溇陈姓保隐楼藏书阁，该抄本系原稿本，后被采入“吴兴大事记” 一书中，惜该书已出售于别处，故作者为谁，一时尚难探测。&& 书中所记，起于清咸丰十年二月初四日，止于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实为七月二十七日）。集中记载太平军在太湖一带的军事活动，虽五千余言，足补乌程李光霁〈〈劫余杂识〉〉、归安姚谌〈〈湖变纪略〉〉、长兴胡长龄〈〈俭德斋随笔〉〉、归安赵景贤〈〈吉光片羽集〉〉之缺。&& 作者历叙太平军情事如绘，用笔谨严，原稿有数处经一再修改，但仍不免有失实之处，其中：“东贼皆隶伪忠王李秀成，分遣伪庆王秦曰宝踞南浔”，“ 二月初，秦曰宝所踞各路改属谭绍光”， 均将“日庆” 误作“曰宝”， 兹据“劫余杂识” 订正。又“七月二十五，浙军同江南军收复郡城，乃复覩承平焉”， 误将七月二十七日郡城克服为七月二十五日，兹据〈〈花溪日记卷下〉〉：“七月二十七日寅刻湖州城克服”， 及〈〈俭德斋随笔〉〉所载：“盖自七月二十七日，我师克服郡城” 一并订正。作者虽站在*的立场持论，称太平军为寇贼，但无意间对太平军的正面史料却作了较多记载：一、太平军在湖滨一带设立乡官，自监军起至百长（即卒长）、司马，都由地方人充当，一般是上级委派的，并很明确地规定自主将至指挥皆贼自为，解决了《花溪日记》中乡官的混称问题。见“二月初，秦曰宝（日庆）所踞各路改属谭绍光，南浔博徒谭二引绍光之属贼艾善保、伪职名喜天燕踞吴溇，分小贼目金至钱溇踞我族宅，后仍徙居我宗祠，设卡如故。始立定乡官，艾贼即令谭二为军帅，设伪局于吴溇，湖滨东至蒋家港、西至蒋溇，尽辖之。军帅下有师帅四、师帅下有旅帅五、旅帅下有百长（卒长）五、百长下有司马四，军帅又属于监军、晟舍五品翎顶费大熊为之，又其上名朝官者，有主将、义安福、燕豫侯、丞相、检点、指挥诸名目，皆贼自为。谭二所属三师帅，其二皆震泽六、七都人，其一系从九品衔沈禹昌，辖蒋至胡溇及溇南十余村，设伪局于钱溇；蒋溇旅帅即系引西贼之金三，分辖蒋至汤溇五溇；钱溇百长吴某，又分辖钱溇；胡溇旅帅系义叙八品衔吴锡章，辖晟至胡四溇；溇南又有二旅帅。乡官率多无赖，殷户亦有之，有因自卫身家者。”“三月密令博徒刺杀谭二，艾贼即令邦千为军帅” 可证。二、太平军所到之处，军需取之于民。“即令人民进贡”、“ 令各乡官造户册，照户给门牌，每一门牌令出米数斗，多至一、二石。每船给一旗，视船之大小、出钱千百不等，易一贼目或改船旗，乡官又格外苛索，各捐不足至起日捐，即贫家亦不免。复令造田地册，照额征收”、“ 贼馆共数十人，日用皆取给干居民------每日需钱十余贯, 后稍减”。 其可贵处能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减轻人民的赋税，这是别的书籍所没有述及的。三、此书一再提到“贼焚局或卡舍，掠军器，急引退”， 并清楚交代“南浔火至三日夜，系鎗匪、土匪，踵贼去后，肆行焚掠”。 很客观地反映出本平军并不杀戮过重，作者对记载湖郡失陷一段，也较客观“五月初三日，武弁熊德胜开东门迎贼，城陷、官绅而下殉难者二万余人，妇女尤众，积尸满河”。 正符合家大人对我所说：“湖城妇女畏懼太平军杀戮，自投河死的很多，其实当时太平军是封刀入城的。”四、太平军纪律严明、疾恶如仇，尤其新老兄弟之间都能开展批评。本书举出如下几例：“属织里理问衔凌军帅某（少梅），后因侵用贼钱，贼拘之”；“ 有汪春泉者，向为伍浦营书办，自投罗贼，诛求视罗尤酷，各乡官亦多受其累，密诉之罗贼，贼觉即杀春泉以徇”；“ 蒋鹏飞至蒋溇时，有安徽朱某，谋夺同里已故某妻，某之兄邀里人同诉于蒋，蒋得其情，亦杀之。凡非乡官而假贼威者、事败（初稿‘积而久之’）， 贼亦恐累己名，必归恶于其人，而拘之、而戕害之，即见容于一贼，群贼必起而攻之，乡官必设计陷之，故祸不旋踵”。&& 五、太平军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所以作战常取得胜利。作者叙文中“因村民已降，佯示无犯，令村民前导，驾小舟数十纡道入湖”；“ 山民向在湖滨贩卖者，为之响导焉”；流露了太平军依靠群众的良好表现。&&&& 这册抄本初不分段，经子寿师评阅题句（见原册前后题句）加上眉批，并在旁试行分段。&&&&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我将此原稿本捐赠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复函谓“------湖州是太平天国在浙省治理较久之地，这是清方文献，光绪乌程县志采入大部分，这稿本留存较多原迹，志文是篡改的，因此自有历史参考价值”。 一九六三年我将副本，经历史研究所与光绪乌程志所载已经篡改的陈**著述校对过的誊写本，捐给了湖州博物馆。家中仅存后记手稿，录之并入太平史实册内。资料《太平天国钱币考略》陈达农&&著
1862年夏（当时太平天国还未灭亡），马克思就在《中国纪事》一文中，笔锋一变，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 。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孙中山对太平天国也经历了一个由推崇到批判的过程。1907年，他在同盟会所办的《民报》上发表《哀太平天国》一文，呼吁“有仁者起，仗太平（天国）之所志”。但是，思想渐趋成熟的孙中山，在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兴衰史后指出：“洪氏之覆灭，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然而长期以来，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太平天国运动被粉饰为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动，这无疑严重背离了历史史实。
有没有杀人，我不知道，但我家的房子是被长毛烧了个精光。
　　长兴尚儒村是一关口，每天长毛吃三人，四乡捉来关在总管庙里之人，自动抽签排队。早晨庙门一开，三人伸脖子困在庙门槛上吃刀放血，大拆八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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