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非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反应社会存在吗？？_百度知道
英非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反应社会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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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在1844年他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包括政治思想。 五十年代初期、必然的。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对立统一的。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明确指出，提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他认为艺术中所体现的大部分思想是上层建筑的东西，已接近于“生产关系”概念，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指导着人们对文艺的研究、批评乃至创作。他在1859年写的《&lt,特罗菲莫夫认为、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苏联理论界曾就艺术与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组织和设施的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gt,文艺是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 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这种看法在建国后构成了我国文艺理沦体系的基础，仅仅摘要拉一部分资料,任何一种上层建筑都要长远得多，特别是在他晚年的书信中,因此它同这两者的定义不相符合，并使这一理论得到了充实和具体化、哲学，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作了精辟的表述，分析了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获得的重大成果。在年他们合写的标志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知道你是说是思想上的还是非思想的,而艺术作品中的客观真理和审美价值则是非上层建筑的东西、道德。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和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批判、美学。 理论背景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依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 思想上层建筑　　思想上层建筑是指适应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宗教、法律思想，市民社会概念进一步具体化了，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这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的胚芽，形成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艺术的生存较之任何一种经济基础、文化传媒等等,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恩格斯写的《反杜林论》,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的总和，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其中：市民社会“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序言》中。在这之后、艺术正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工作者一向认为。这里的“市民社会”主要指现实的经济生活。。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
简单点儿说吧！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非上层建组意识形态，哪个反映社会存在，哪个反映经济基础。。。选择题里面的，晕了，稍作解释即可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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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理论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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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节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产权理论的剖析（明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产权理论的剖析(节选）
　　　　　　　　　　　　　　　　明& 目
&（一）西方近代史私有产权制度“明晰化”的三个主要历史条件 &　　什么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所谓“产权”？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产权就是产业资本增殖的所有权。即产业资本家凭借独占生产资料（不变资本）的所有权，雇佣丧失了生产资料、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可变资本），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和实现过程的经营，强制地无偿占有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并把其中的一部分重新转化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积累过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所谓“产权”制度，就是产业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　　西方资本主义近代史告诉我们：产业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产权“明晰化”的完成，就是产业资本的上述生产关系在一国经济基础中的普遍确立。它宣告了一国范围内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基本结束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建成。 &　　产业资本产权“明晰化”的实现，主要需要三个历史条件： &（1）在市场经济不断促使社会财富和社会集团两极分化的基础上，以国家有组织的暴力为助产婆，剥夺直接生产者的生产资料，迫使自耕农和手工业者转变为人身自由的无产者，并在掠夺的另一极造成生产资料和货币在少数人手中的集中。这就是所谓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基础。这样，劳动者就以出卖劳动力商品的雇佣劳动形式，生产资料和维持劳动力价值再生产的生活资料就以自我增殖的资本形式，经由市场上形式平等的自由交换，重新结合起来。生产资料和劳动者以资本的社会形式结合起来的生产方式，就是性质不同以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2）取得资产阶级革命和反封建复辟政治斗争的胜利，建立和发展资产阶级的现代民族国家机构，以武力为后盾，以便在法律和意识形态上确保私有产权制度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包括建立有明确成文规则的税收制度，作为产业资本在生产关系外部取得国家保护的可预测成本。 &（3）取得以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的产业革命胜利，完成雇佣劳动对产业资本的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的物质技术基础转变，在以发达的社会劳动分工为特征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使以产业资本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工厂制度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社会形式。 &　　在西方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以工场手工业主和租地农场主为代表的产业资本的产权之所以不能“明晰化”，主要有以下制度性社会障碍造成的历史原因： &（1）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是商人资本统治世界、包括支配产业资本的产物。通过贱买贵卖，商人资本积累的掠夺对象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其中包括正在兴起但还弱小的产业资本。 &（2）商人资本日益激烈的竞争，导致列强国家之间重商主义制度的对内保护和对外战争。官商勾结，分割市场，垄断贸易，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是当时特权等级的半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因财政亏空对国内经济全面干预的必然恶果。 &（3）原始积累过程的制度变迁造成了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大动荡，民不聊生，“暴民”仇富，反抗不绝。 &　　所有这些历史状况，都致使产业资本独立发展所必需的上层建筑外部保护成本越来越高，产业资本对剩余价值生产、实现和占有的预期利润越来越没有保障，即市场经济的所谓“交易成本”越来越大。 &　　总之，西方近代史私有产权制度的“明晰化”，是新兴产业资本的阶级力量由小到大，在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各个领域的反复较量中，逐渐战胜占统治地位的商人资本、半封建的官僚资本和正在资产阶级化的封建土地贵族，这样多重过程的历史结果。这充分说明：在世界历史进程的那个特定时代，西方的资产阶级以产业资本为主体，是一个正在上升的、充满活力的、真正强大的剥削阶级，是一只真老虎。 &　　再看世界现代史的帝国主义时代，过去曾以历史喜剧出现的同类使命在第二次上演时却成了历史的“悲剧”。被压迫民族中或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帝国主义时代造成的天生阶级软弱性，使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完成“产权明晰化”制度变迁所必须的历史任务。甚至在今天的俄国，尽管一度建立的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给它们留下了与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根本无法比拟的大机器生产的社会化生产力，但是那里重新复辟的新资产阶级所建立的社会秩序，却仍然是依附于西方国际垄断资本的“强盗资本主义”。官商勾结、横征暴敛的寡头统治，把完成“产权明晰化”制度变迁的庆典推迟得遥遥无期。 &（二）独立的商人资本增殖运动的积累逻辑与产业资本增殖运动的积累逻辑的根本对立 &　　为什么要说资本积累的“逻辑”，它是个什么概念？这是由资本的拜物教性质产生的。资本的拜物教形态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物化在资本流通过程中物与物的关系上。而物化的生产关系又主体化，制约着生产当事人的拜物教意识和行为（参见我的“《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商品拜物教性质”一文，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对这种异化作过精彩的描述。他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接着引用登宁的话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资本论》第一卷第829页，注250）如此疯狂地追逐利润，就是一般资本的逻辑，当然也成为资本家的逻辑。因此，我在这里使用资本的“逻辑”这一说法，是要表达这样的意思：独立的商人资本增殖运动和产业资本增殖运动，有各自不同的内在结构及其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它们决定着两类资本各自不同的发展要求和运动趋势，因而构成了它们各自的资本运动在客观上的规律性或逻辑；而独立的商人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的经济意识和经济行为所不得不遵循的逻辑，只是这两类资本运动的客观逻辑在主观上的反映，是各自资本的人格化。 &　　马克思还指出：“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么，由于他们互相对立，他们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对抗的。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决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和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这种对抗性质表现得越明显，经济学家们，这些资产阶级生产的学术代表就越和他们自己的理论发生分歧，于是在他们中间形成了各种学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0页，1972年版，下同）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现代资产阶级内部单个资本之间矛盾的对抗性。而独立统治的商人资本连现代资产阶级的资格都不够，它们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态，在原始积累过程中成了最大的暴发户。 &　　独立的商人资本增殖运动的积累逻辑与产业资本增殖运动的积累逻辑是根本对立的。二者的斗争不仅因为争夺对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归哪个主要资本集团所占有，因而具有对抗性；而且，它们的争夺必然导致不同社会集团在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以及反映它们的政治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在社会制度发展方向上的一系列根本冲突。独立的商人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这种矛盾，在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确立后的一段时期内，是引发资产阶级革命和一系列封建王朝复辟与反复辟政治斗争的重要经济原因。例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1904年拿破仑称帝，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1830年革命，同年开始的“七月王朝”，1948年第二共和国，1852年波拿巴政变，1870年第三共和国，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都笼罩着这类矛盾冲突的阴影。在英国，直到19世纪30年代之前，政府和议会仍基本控制在金融贵族、大地主和大商人手里。工业资产阶级依仗产业革命胜利获得的强大经济力量，利用群众性的无产阶级的宪章运动，1831年在议会通过《选举改革法案》，1946年废除谷物法，1849年废除航海条例，取得了对土地贵族的胜利。 &　　下面我们先来考察产业资本增殖运动的积累逻辑，它与产权制度明晰化的关系。然后再考察独立的商人资本增殖运动的积累逻辑，以及它在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的表现形态。 &　　生产资料及其独立的价值表现形式货币本身都不是天然的资本，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也不是天然的资本家。因此，仅仅具有对生产资料及其货币价值形式的所有权，也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西方理论所指的“产权”含义的实质。 &　　地主拥有土地，高利贷者拥有货币，商人拥有倒卖的生产资料，这些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都存在。被誉为西方产权经济学鼻祖的科斯，在界定产权时自己就说过：“我们说某人拥有土地，并把它当作生产要素”。他实际上把产权定义为财产所有者对自己组织生产行为的选择权利。而地主、高利贷者和商人都不是生产的当事人。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把18世纪荷兰、英国社会经济制度巨大变革的成功，归功于资本主义企业在为市场进行的社会化生产中，所必需的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技术）得到了排他性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欧洲封建社会领主土地的等级分封制，自耕农的小块地，商人和高利贷者对商品和货币所有权的垄断，所有这些客观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在西方产权理论看来，恰恰是主要阻止西方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确立和明晰化的社会制度障碍，因此，对它们不但不能承认，而且必须予以剥夺。英国的圈地运动，从剥夺教会土地、国有地、共有地到小农的份地，剥夺者什么时候承认过被剥夺者的“产权”？西方的产权经济学家们又什么时候承认过被剥夺的权利是他们极力所要提倡和保护的“产权”？他们总是宣称，一切他们用杀人放火掠夺来的东西，原本都是“无主”的。西方政治学鼻祖洛克不是宣称，西方文明世界以外更为广袤的地球土地，都是野蛮人生活的荒芜之地，那里没有人权、劳动权、所有权、公民契约权，西方列强谁捷足先登，就归谁所有吗？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使用它们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总是分别属于两个对立的社会集团。在这里，由于所有者与实际劳动者一分为二，成为两个对立的主体，所有制关系的实质不是劳动者凭借生产资料对自然的占有，而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形式。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社会集团以这样的社会形式取得对自然的占有：他们以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料为条件，占有劳动者维持自己生存后所生产的剩余劳动产品。反过来，直接进行物质生产的社会集团，以不占有自己生产的剩余劳动产品为条件使用生产资料，通过生产劳动取得的对自然占有的范围，仅仅限于维持劳动者的勉强生存。因此，阶级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实质是：不劳而获的占有者剥夺使用生产资料的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产品，这样一种对抗性的物质生产关系。 &　　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社会形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不是物，不是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能归结为生产资料所有者与他的所有物之间的表面隶属关系。资本是历史上一种特殊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总和，是经济上资产阶级压榨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资本有多种形式：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其中，只有产业资本才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其他两种资本形态都是对产业资本手中剩余价值的分割和再分配。“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资本论》第一卷第187页）。无论是以商品为媒介的商业资本，还是从事单纯货币经营的借贷资本，都不生产剩余价值。生产资料只有当它们成为剥削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社会劳动条件时，才真正成为能够自我增殖的资本，这就是产业资本。产业资本家最终关心的“产权”，他们千方百计要明晰化的对象，不是对哪种生产资料特殊使用价值的独占，而是在生产资料普遍被资产阶级占有的前提下，他们所支配的雇佣工人的活劳动，究竟能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剩余价值。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商品的预付资本能够生产剩余价值，正是这个特殊的社会职能，使产业资本本身获得了不同于商业资本与借贷资本的特殊“社会使用价值”。产权，就是产业资本家对资本能够自我增殖这种特殊“社会使用价值”的所有权，即预付资本一定要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的所有权。这才是西方产权经济学家所要确立和保护的“产权制度”的真正含义。 &　　西方产权经济学家德姆塞茨扭扭捏捏地说：“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来自以下事实：产权帮助人形成那些当他与他人打交道时能够合理持有的预期。这种预期通过法律、习俗以及社会道德等等表达出来。”因此，“产权具体规定了如何使人们受益，如何使之受损，以及为调整人们的行为，谁必须对谁支付费用。”他这里说的对收益的合理预期，实际上就是预付的产业资本能够生产和占有的利润额以及衡量产业资本增殖程度的利润率。它们是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的社会转化形式，用资本自我增殖的拜物教形态掩盖了增殖的真正来源――实际生产过程中产业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 &　　产业革命的基本胜利，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迎来了私有产权制度最为明晰的时期。它持续的时间不很长，十九世纪50-60年代，大致可称为自由主义的“产权明晰”黄金时代。产权是产业资本价值增殖的权力。资本在各部门的投资形成平均利润率的一般趋势，是产权明晰的最主要标志。它的出现，主要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当时具备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历史条件。 &（1）产业部门的企业规模小，企业数目多，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程度都比较低。1870年英国棉纺织工业平均每个工厂雇佣的工人人数为180人，工厂数目为2483家。同年，英国毛纺织工业平均每个工厂雇佣的工人人数为91人，工厂数目为2579家。众所周知，纺织业是英国主导的产业革命中率先兴起的主导工业部门，1870年时，面向世界市场生产的英国纺织业工厂的规模经济已经达到成熟阶段。率先进行“农业革命”的英国资本主义农业企业的平均规模更小，1851年英国有资本主义农场157300个，平均每个租地农场主雇工9人。其他较为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情况也好不过英国。十九世纪60年代末，法国工业企业中75%是只雇佣10个工人以下的小企业。其中，手工工场还占相当大数量，每个手工工场平均只有1.7个雇佣工人。1861年德国的机器制造业有工厂300家，平均每个工厂雇佣工人326人；波尔锡希蒸汽机工厂1866年雇佣工人1600人，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工厂之一。1860年美国毛纺织业的工厂数是1909家，平均每厂雇工25人。 &（2）企业的基本组织形式是私人家族企业。老板（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经理是同一个人，他既是委托人，又是代理人。创办企业必需的最低预付资本额小，资本有机构成低，生产资本中沉淀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相比不大，轻工业产品的生产时间周期短，产业资本的周转速度因而较快，企业自筹资本较充足。企业老板和货币借贷资本家也可以是同一个人――他用自己的钱办企业。银行信用机构在发展。由于铁路建设的预付资本额庞大，产业资本中的股份公司已经开始出现，但还不是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资本主义私人家族小企业，作为与股份公司的“社会资本”相对立的“私人资本”，才是“产权明晰”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形式。 &（3）打破商业资本对市场销路的分割和垄断，使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建立起统一的、有国家保护的国内市场（其中，英国因工业的世界霸主地位，在1846年废除谷物法后，实行自由放任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商业资本现在作为产业资本循环中商品资本分离出来的独立形态，为产业资本生产的商品承担在流通中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职能。自由竞争的结果，迫使商业资本按照平均利润率的趋向，分割产业雇佣工人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商业资本从独立统治向从属于产业资本的转变，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相比较，大大降低了产业资本的“交易成本”。 &（4）现在，由于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在国内已经基本完成，直接生产者被剥夺了基本的生产资料，作为无产者，他们为了生存必须出卖劳动力。机器的使用，在大规模雇佣童工女工的同时又在总体上不断排挤工人；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挤压民工不断流向城市；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劳动力市场。产业资本产权的基础，在已经确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取得了根本的保障。这是因为：1）雇佣工人作为活的资本生产力机器的附件，已经从过去手工工场时期的形式从属转变为现在的实际从属；2）劳动力市场上失业大军的永久存在，使整个无产阶级绝对地从属于资本的经济统治。 &（5）在以上发展的基础上，资本在各个部门之间追逐高利润率的自由流动，导致各部门之间资本利润率的平均化趋势。部门之间个别利润率的差别，或者是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引起的，或者是因为供求不平衡造成的价格波动引起的，或者是二者的结合。总的来说，这时期较低的资本有机构成，使资本在部门之间自由流动的障碍较小，再加上信用的发展和资本市场的形成，都利于促使利润率平均化的趋势。但企业竞争导致的优胜劣汰对资源的转移与配置，始终是在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中进行的，而且，必须经由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暴力打击，才能迫使部分生产成本过高的企业资本毁灭或贬值。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就曾发生了1810年、1815年和1819年三次经济危机。此后，在1825年、1836年、1849年、1857年和1866年又相继发生危机。危机时期，物价大幅度下跌，大批企业倒闭，工业产量急剧下降，失业大军汹涌而来，就业工人的工资也迅速削减。 &（6）在平均利润率的机制下，首先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和方法的个别产业资本家，可以获得超过平均利润率以上的超额利润，竞争的展开又逐渐把它平均化，如此循环往复。马克思说：“在正常的积累过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主要是充当利用新发明和新发现的手段，总之，是充当利用工业改良的手段。”（《资本论》第一卷第689页）“一切在这个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同时也就是提高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生产的方法，而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又是积累的形成要素。因此，这些方法同时也就是资本生产资本或加速资本积累的方法。”（同上，第685页）马克思在这里讲的，便是产业资本通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而增殖的资本积累逻辑。它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提高资本的增殖率即利润率，以确保产业资本产权的生命力和可靠性。这与独立的商人资本增殖运动的积累逻辑――仅仅依靠欺骗与掠夺，是大有区别的。 &（7）独立的商人资本增殖运动与产业资本增殖运动不同的积累逻辑，导致它们对国家保护的不同要求。资产阶级国家对私有产权、经济契约的自由签订以及履行契约之信用的法律保障，是产业资本的产权明晰化对国家保护的基本要求。如果把国家保护与企业纳税看作是企业与国家之间就“保护”这项劳务的交易，那么，对于产业资本来说，这个时期的“交易成本”也大大降低了。 &　　但这只是一个历史短暂的黄金时期。生产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的基本矛盾，必然推动资本与生产的集中，使股份公司取代私人家族企业，成为资本主义主要的经济组织形式，直至导致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的阶段进入垄断性竞争的阶段。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垄断资本股份公司的产权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私人家族企业相比，必然是模糊的或不明晰的。 &　　为了比较，现在让我们对独立的商人资本增殖的积累逻辑再做一番较细的考察。 &　　从西欧延续几百年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看，商人资本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独立统治，不能保证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会自动地延续，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产权制度能平滑地逐步建立。相反，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作为商人资本而具有独立的、优先的发展，意味着生产还没有从属于资本，就是说，资本还是在一个和资本格格不入的、不以它为转移的社会生产形式的基础上发展。因此，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成反比例这个规律。在例如威尼斯人、热那亚人、荷兰人等经营的转运贸易的历史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种贸易上，主要利润的获取不是靠输出本国产品，而是靠对商业和一般经济都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靠对两个生产国家进行剥削。在这个场合，商人资本是纯粹的商业资本，同两极即以它作为媒介的各个生产部门分离 。这就是商人资本形成的一个主要源泉。但是，转运贸易的这种垄断权，从而这种贸易本身，是随着这样一些民族的经济发展而衰落下去的，这些民族从两方面受这种垄断的剥削，其不发达状况成了这种垄断的存在基础。”“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撇开商业资本榨取不同国家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就这方面来说，它对拉平和确定商品价值发生影响)不说，那些生产方式也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商人资本占据了剩余产品的绝大部分，……因此，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罗马，后来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等那里，情形都是这样。”“乍一看来，只要产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纯粹的独立的商业利润好象就是不可能的。贱买贵卖，是商业的规律。因此，这不是等价物的交换。”（《资本论》第三卷第366页，第367-368页，第369-370页） &　　商人资本利润的来源在于倒卖商品在两地买入和卖出的价格差。商人资本之间的竞争，不但使利润率首先在商人资本中间平均化，而且会缩小两地价格的差距，直至转运贸易无利可图。于是，它就会去开辟新的转运贸易航路，直到再陷入同样的困境。这样的困境如果普遍化，会迫使对生产者与消费者进行独立统治的商人资本，同时以两种疯狂的方式维护自己增殖的积累逻辑。 &（1）独立的商人资本以各种方式直接支配生产。面对“和资本格格不入的、不以它为转移的社会生产形式”，在众多缺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地区，商人资本对生产的直接支配，采取了恢复奴隶制、农奴制、半农奴制等人身依附的强制劳动手段来组织前资本主义社会为他们所控制的世界市场生产大宗商品。印地安人白骨堆砌成的黄金白银输出，美洲奴隶种植园与贩卖非洲黑人的奴隶贸易，东欧地区的第二次农奴化，基于农村家庭手工劳动的包买商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对劳动者最血腥的压榨，把劳动力再生产的维持大大降低到最低限度以下，造成了劳动人口的大规模灭绝，一部西欧资本原始积累的编年史就是这样被商人资本的统治用火和血谱写成的。 &（2）商人资本竞争的加剧，推动商人资本垄断的急速发展。商人资本垄断统治的最大特征，就是对产品供应来源的控制和垄断（见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这种独立统治的垄断不能经由工商业发展而导致的资本集中过程来实现。因为独立统治的商人资本的生存基础，正如马克思在上面指出的，只能是它所剥削的生产者与消费者这两极处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不发达状态。“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资本论》第三卷第371-372页）为了垄断海外贸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之间先后为争夺通往东方和美洲的航路和产品供应来源爆发了连绵不断的海战。 &　　马克思指出：“革命不是靠法律来实行的。高利贷和商业所形成的货币资本在转化为工业资本时，曾受到农村封建制度和城市行会制度的阻碍。这些限制随着封建家臣的解散，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一部分被驱逐而消失。新的工场手工业建立在通海港口或不受旧城市及其行会制度控制的内陆地区。因此，在英国，享有公会特权的城市对这些新的工业培养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 &　　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十七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品。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资本论》第一卷第819页） &　　无论是商人资本对生产的直接支配，还是纯粹的商人资本通过非常手段排除竞争对手以达到垄断产品供应来源与航路的目的，或者是二者的结合，独立的商人资本的这些发展都必然在更大程度上依赖政权机构的行政手段和武装力量，即利用国家权力“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才能实现。“从政治上组织商业空间”（阿锐基，同上书，第182页），即“政企一体化”，是维护独立商人资本统治、通过掠夺进行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这是商人资本对“保护成本外部化”和“保护成本内部化”两个路径的兼收并蓄，并衍生出多种灰色的中间组织形式或掠夺方式。 &　　（1）使一定统治阶级政治权力的公共性质私有化，专门为这个或那个特殊的商人资本集团服务，通过权钱交易，形成官商勾结的政治经济新组合。这是独立的商人资本增殖积累逻辑的必然结果。商人资本以金钱贿赂购买政权对自己的特殊保护，即购买政府行政权力、军事权力的使用权，这一交易的开支构成了商人资本的所谓“外部保护成本”。商人资本购买政府权力的使用权而获得的最终商业利益，必须大于它的外部保护成本，二者之差便构成所谓的“寻租”活动。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体制在君主专制主义国家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独立商人资本“保护成本外部化”的“寻租”活动之产物。 &　　（2）商人资本的掠夺在竞争压力下不得不提高“保护成本”的另一途径，是将其“成本内部化”。这意味着以合股方式把商业集团公司本身变成一个“企业-政府”的混合体，在公司内部建立政府行政力量和（准）军事武装力量。它的典型形式是像东印度公司那样经宗主国政府特许并直接参股、还拥有庞大军队的冒险商合股公司。此外，还有许多商人资本与当时黑社会组织中臭名昭著的海盗直接勾结，混为一体。十六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英国等最为盛行的私掠活动，就是由政府发给本国的海盗拿捕敌船的许可证，对远程贸易的竞争对手进行劫夺，猎获物全部或部分归劫掠者。“保护成本的内部化”使商人资本的掠夺具有更大的冒险性、疯狂性和破坏性，更加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以获取高于扩大了的内部组织成本的外部收益。 &　　马克思说：“商人资本在它直接支配生产的地方是怎样干的，关于这一点，不仅一般的殖民地经济（即所谓殖民制度），而且特别是旧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经济，提供了鲜明的例证。”（同上，第368页）“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资本论》第一卷第820页）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葡萄牙、英国、荷兰、丹麦、法国等政府纷纷特许本国的商人资本组织各自的“东印度公司”，对南亚、东南亚进行殖民掠夺。它们拥有军队和舰队，享有贸易独占权，铸造货币权，宣战和缔约权等，从事奴隶贸易和私掠活动。其中，荷兰东印度公司曾侵占中国的台湾，残暴掠夺当地居民和特产。英国东印度公司主要垄断对印度和中国的贸易，通过掠夺战争，建立并管辖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大量种植鸦片贩运到中国。十七到十八世纪，荷兰、法国、丹麦等国政府还纷纷特许本国的商人资本建立各自的“西印度公司”，对西印度群岛和美洲进行殖民掠夺。它们同样拥有军队和舰队，享有贸易独占权和对殖民地的管辖权，从事奴隶贸易和私掠活动。其中，荷兰西印度公司在北美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殖民地。英国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政府特许垄断对外贸易并与冒险商合股的这类公司还有：垄断对尼德兰贸易的冒险商公司，垄断对俄国贸易的莫斯科公司，垄断对波罗的海贸易的东陆公司，垄断对远东贸易的近东公司，垄断对非洲贸易的几内亚公司，垄断对北美贸易的伦敦公司和哈得孙湾公司，等等。 &　　直至二次大战结束的几个世纪中，西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对殖民地附属国的长期统治，它们中的资本主义大国在国内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继续以原始积累的方式对殖民地附属国人民进行的剥夺，如果离开了上面概述的商人资本的掠夺及其发展，是根本无法维持的。旧中国半封建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只是其中一个小的缩影。 &（三）新自由主义产权理论的欺骗性 &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狂热兜售的西方产权经济学，理论的欺骗性主要有以下特点。 &（1）鼓吹超阶级的、完全脱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谓“现代产权制度” &　　谁都知道，在世界现代史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完全对立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社会经济制度，它们各自具有性质完全不同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产权或财产权，是经济基础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未受到资产阶级破坏的全盛时期，虽然还非常年轻，也走过弯路，但组织起来的全体劳动人民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成为社会化生产力的联合占有者和联合收益者这一翻天覆地的变革，对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巨大促进作用，却是举世公认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和农业集体化道路仅仅用十几年、几十年的光景，就使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历史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花了上百年才赢得的规模。尤其是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在迅速扫除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之后，犹如初生之犊，以其生机勃勃的强劲活力向世界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未来发展的光明前途。社会主义公有制产权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产权的对立，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矛盾，是两个阶级各自立业的命根子。哪里有什么世界普遍适用的“现代产权制度”？西方新自由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制度打扮成“超阶级”的“现代产权制度”，这和当年赫鲁晓夫把苏联党和国家打扮成“超阶级”的“全民党”、“全民国家”一样，都是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斗争策略。区别仅仅在于：前者矛头指向经济基础，后者矛头指向上层建筑。二者本身的存在方式都是虚假的意识形态，因为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超阶级的“全民国家”、“全民党”，也根本不存在超阶级的“现代产权制度”。 &　　马克思毕身都在与这种庸俗伪善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欺骗作斗争。他不倦地揭露，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总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论证为天然的、永恒的超历史关系。 &　　基于东欧剧变、苏联瓦解和社会主义阵营崩溃，曾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福山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提出了“历史终结”论：“确切地讲，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此说一出引起世界舆论大哗。其实，“历史终结”论在西方庸俗经济学中已经叫嚷了二百来年。 &　　马克思在1847年就写道：“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马恩选集》第1卷第118页，72年版，下同）在写了这些话的《哲学的贫困》发表近20年后，马克思再次在《论蒲鲁东》一文中提到这段话，并进一步说明：“在那里，我指出了，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他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因为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作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作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并且指出了，他是如何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马恩选集》第2卷第143页） &　　产权问题历来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老生常谈的中心问题，当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也曾给予特殊的关注。在中国贩卖西方产权理论的新自由主义者，攻击“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是无主所有制”或“虚无所有制”，这与马克思在下面批判的庸俗经济学家的陈词滥调如出一辙。他们把私有制说成是人类历史上所有制的唯一形式，把其他形式的所有制说成是“无所有”，进而把产权问题说成仅仅是“私有”和“无所有”的对立。 &　　马克思指出：庸俗经济学家主张把生产“描写成局限在脱离历史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他们把生产和分配粗暴地割裂开来。在后者“这个项目下提出的两个要点是：（1）所有制，（2）司法、警察等等对所有制的保护。对此要极简短地答复一下：关于第一点。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制（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反复。但是，可笑的是从这里一步就跳到所有制的一定形式，如私有制。（而且还以对立的形式即无所有作为条件。）历史却表明，公有制是原始形式（如印度人、斯拉夫人、古克尔特人等等）。这种形式在公社所有制形式下还长期起着显著的作用。至于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所有制形式下能更好地发展的问题，还根本不是这里所要谈的。……关于第二点。对既得物的保护等等。如果把这些滥调还原为它们的实际内容，它们所表示的就比它们的说教者所知道的还多。就是说，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等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模糊地感到，在现代警察制度下，比在例如强权下能更好地进行生产，他们只是忘记了，强权也是一种法权，而且强者的法权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他们的‘法治国家’中。”（《马恩选集》第2卷第89-91页） &　　对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总结说：“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见到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而忘记这种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同上，第88页）“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同上，第91页） &　　就它指称的经济内容来看，所有权这个抽象的一般规定，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在生产劳动中对这些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和使用权以及对生产劳动过程的支配权，拥有对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分配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体现在有机联系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再生产过程中，这些权力的总和，就是所有权作为经济范畴所包含和实现的内容。在一定条件下，体现和实现所有权的这些权力是可以适当分割的，这类分割有时是实现所有权所必要的。但作为一般规定的合理抽象，大致只能说到此为止。仅仅以关于产权的这些一般规定，不可能用来说明和解释任何一个历史时代中任何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 &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做了清算：“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马恩选集》第1卷第31-32页） &　　对“生产的一切时代”进行“合理抽象”得出的“一般规定”，被当作 “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马克思的上述批判揭示了教条主义的本质。十九世纪40-50年代当马克思写下上面这些话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崭新的世界历史观，还只是理论纷纭的工人运动派别斗争中的一个，被后人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还没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取得公认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还不曾以教科书“理论范式”的固定形式和通俗形式进行普及。因此，对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变异来说，当时还缺乏其生存和繁殖的社会文化条件。同时，工人运动中反对马克思学说的形形色色流派，如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布朗基主义，也不采取“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修正主义形式。相反，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中的教条主义，正如以上论述的，不但源远流长，自十九世纪30年代起就完全取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而且，这些经济学家们自始至终把论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超历史”的“天然永恒”性作为自己学说的全部基础。 &　　当前在中国思想理论界的经济学领域泛滥成灾的西方新自由主义，具有双重的教条主义性质。鼓吹超阶级、超历史的“现代产权制度”，这种开普世药方或公式的庸俗经济学原教旨主义，本身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教条主义。它们在中国的留声机鹦鹉学舌，是第二重的依附性教条主义。持续20余年的改革开放在进入“攻坚阶段”时，除了挂在前面、苍白无力的四个字修饰语外，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理论家们在经济学领域中竟然再也拿不出稍微像是那么回事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来了，整套整套的西方庸俗经济学理论被直接搬过来，赤裸裸地作为“攻坚战”“改制”的理论基础，连“嫁接”都懒得去做，当然也“成活”不了。要想在中国现在的经济学领域“攻坚战”理论中找到“修正主义”的东西予以批判，最多也只是凤毛麟角。 &（2）把产权说成仅仅是财产关系上的法权，用法学的幻想掩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阶级内容，掩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　　西方产权经济学家阿尔钦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把产权定义为人与物的关系：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另一位西方产权经济学家德姆塞茨勉强承认产权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但避而不谈谁是受益者，谁是受损者，谁为谁支付费用，完全抹杀资本家无偿占有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关系。他说：“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来自以下事实：产权帮助人形成那些当他与他人打交道时能够合理持有的预期。这种预期通过法律、习俗以及社会道德等等表达出来。”因此，“产权具体规定了如何使人们受益，如何使之受损，以及为调整人们的行为，谁必须对谁支付费用。”& &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把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法律表示的意志关系当作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这样，不是所有制生产关系本身的经济内容与阶级关系、包括它们的产生、发展与衰落，也不是市民社会中经济上强大的资产阶级对国家采取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形式的决定作用，不是这些论题，而是国家在法律上对私人所有权经济内容既得物的承认与保护与否，成了他研究西方从公元900年到1700年经济政治制度变迁的中心论题。于是，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产业革命的成功从而西方世界的兴起，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制所有权革命使得发明创造的所有权明确，并得到保护。法国学者亨利?勒帕日对诺思思想的诠释是：“人们很容易看到所有权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个社会的所有权体系如果明确规定每一个人的专有权，为这种专有权提供有效保护，并通过缩小对革新带来额外利益可能性无把握的程度，促使发明者的活动得到最大的个人收益，那么，这个社会就更富于革新精神，并且能够使经济增长。相反，如果一个社会规定个人权利的制度不明确，如果该社会的保护结构没有效力（或故意限制个人专有权），那就会提高革新活动的费用，并减少发明者努力的个人收益，那么，这个社会进步就更慢，更难使经济增长。”（如果中国人提前被西方的产权思想“洗脑”，我们的“两弹一星”就永远也出不来了。――笔者注） &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一书时指出：“这本书的缺点在它的标题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问题提得非常错误，甚至无法给它一个正确的回答。古代的‘财产关系’在封建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封建的财产关系又在‘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这样，历史本身就已经对过去的财产关系进行了批判。蒲鲁东实际上所谈的是现存的现代资产阶级财产。这种财产是什么？――对这一问题，只能通过批判地分析‘政治经济学’来给予答复，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 （《马恩选集》第2卷第142页）马克思不断地揭露在产权问题上资产阶级经济学散布的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马恩选集》第1卷第144页） &　　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依据科斯1937年（《企业性质》）和1960年（《社会成本问题》）的两篇论文，于上个世纪晚期编织出所谓的“科斯第一定理”和“科斯第二定理”。前者鼓吹以市场为基础，才能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后者鼓吹只有私有产权才是明晰的产权，一旦这一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被法律承认和保护，就会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私有经济交易成本低于公有经济”，“私有制的效率比公有制高”，就是两个所谓“定理”的结论。它们都以“市场交易成本”的高低为参数。究竟什么是“市场交易成本”，主张要有明晰产权的科斯本人没有明晰的交代。市场交易成本被人们解释为抽象的产权主体之间的交易摩擦，细分可包括六个方面的费用支出： （1）搜寻有关价格分布、产品质量和劳动投入的信息；（2）为寻找对已有利的价格或交易位置，买卖双方进行的讨价还价；（3）合约签订过程中的各项开支；（4）监督合约的执行，了解对方是否遵守合约的条款；（5）当发现对方违约时，强制合约执行，并发现所造成的损失；（6）保护产权，以防止第三者侵犯。 &　　如果私有制产权明晰化的经济效率和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真具有新自由主义蛊惑的那种“点石为金”的神力，那么，早已具备了这两个基本要素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什么在迄今为止的二百多年中，不但未能消除经济危机的周期振荡，而且每隔一段较长的时间，还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了慢性萧条的长期停滞，以至为摆脱困境而点燃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熊熊烈火？含混的“市场交易成本”概念作为参数的列出，似乎是为了给这两个“定理”中的函数关系增加弹性，但这点小小的虚伪掩饰根本无法帮助人们把新自由主义关于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神话变成现实。 &　　为了缓解美日欧三大积累中心之间竞争加剧、资本相对过剩和政府面临严重财政赤字的困境，华盛顿推出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世界浪潮。盛行20余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成了帝国主义加紧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和重新控制在形式上取得政治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主要手段。国际金融资本为了建立它们自己的“世界新秩序”，迫使并引诱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吞下了一副副粘有蜜糖的毒药。达沃思经济论坛上世界富翁们的弹冠相庆，全球化重灾区家破国亡的百姓哀鸣，终于唤起了成千上万人民的新觉醒，汇成了“反全球化运动”源源不断的洪流。 &　　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而不是什么产权明晰与不明晰的矛盾，才是市场经济国家的生产关系的主要矛盾。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的矛盾，而不是什么交易成本高与低的矛盾，才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整个社会的基本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个半世纪前揭示的真理，像幽灵那样又在世界徘徊。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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