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
作者：华康德著 张怡译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出生并成长于法国西南部贝恩亚（Pyr&n&es）一个偏远的山区小村里，50年代初他来到巴黎,求学于享有盛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那时正值哲学是一个王牌学科并且是大凡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义不容辞从事的职业。他很快厌烦了以萨特的存在主义为代表的“主体哲学”——一种支配性的学说——继而被现象学家加斯通·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乔治·康吉翰姆（George Canguilhem）和尤利斯·维勒敏（Jules
Vuillemin）的著作有关的“概念哲学”所吸引，并沉迷于埃德蒙德·胡塞尔和莫里斯·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毕业后不久，他放弃了将哲学、医学和生物学结合在一起研究情感生活的独特计划，正如其他杰出人物（normaliens）象涂尔干和福柯在他之前所做的一样，他转向了社会科学。
这一转向是由几乎同时发生的两个事件所促成。从个人层面看，布迪厄直接经历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和殖民统治的可怕现实（他被送到军队服军役），这促使他转向人类学和社会学，以弄懂由于帝国资本主义和当地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造成的社会灾难的来龙去脉。他在早期的著作，《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的工人和工作》，《无家可归者：阿尔及利亚传统农业的危机》（Bourdieu
, Bourdieu et al. 1963, Bourdieu and Sayad
1964）中，解析了当地社会文化和机构，并且将在有偿劳动、城市化和法国军队的所谓绥靖政策的压制下，阿尔及利亚所发生的剧烈社会动荡写成编年史，试图启发和帮助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充满痛苦的诞生。这些青年时代的作品自此打上布迪厄写作风格的烙印：它们是行动主义科学（activist
science）的产物，虽然免于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但是与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同调，而且回应了所面临的道德困境。
从知识层面看，存在主义哲学的禅让以及法国社会科学经过半世纪的衰落后相应的再生为布迪厄突破哲学创造了可能性。在“结构主义”的宽泛的旗号下，涂尔干关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科学计划经过乔治·杜梅泽的比较神话学，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的历史学，和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得到复兴和现代化。通过从事刚刚复兴起来的经验学科，实现知识分子高尚的抱负，以及在共产主义政党之外表达激进的政治冲动成为可能。
由此布迪厄着手在他的祖国重建社会学的科学的和公民的合法性，而自从涂尔干去世后社会学在法国一直是低级的科学。
60年代早期，布迪厄从阿尔及利亚回到巴黎，他被任命为高等社会科学学校的研究所主任以及新成立的欧洲社会学中心主任。他在那里继续从事关于阿尔及利亚的仪式、亲属关系和社会变迁的人类学工作（记录在《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和《1960年的阿尔及利亚》Algeria
1960中,布迪厄：和1977），并且开始学校教育、艺术、知识分子和政治的社会学研究。这些领域吸引着他，因为他感到在战后西方繁荣的社会中，“文化资本”——教育文凭和对资产阶级文化的熟悉逐渐成为决定生活机遇的主要因素，在个人禀赋和学术精英的遮蔽下，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正悄然的维护着社会等级结构。他在《继承人》（The
Inheritors）与《文化、教育和社会再生产》（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Culture, and
Society）中表明了这一观点(Bourdieu and Passeron
)，这两本书深深地影响了关于学校体系的学术和政治意义的争论，确立了他作为“再生产理论”（一个误导性的标签，我们对此将简要地分析）的鼻祖的位置。
70年代中，布迪厄继续探究一系列处于文化、阶级和权力的交叉领域的广泛论题，他执教于巴黎高师，并且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由该小组编辑《社会科学研究行为》杂志。这本杂志创刊于1975年，致力于传播社会学最新的研究成果，并且从严谨的科学视点干预突出的社会问题。1981年，他的几部主要的著作出版，《区隔》（Distinction）和《实践的逻辑》（The
Practice）为他赢得因雷蒙·阿隆退休而空缺的法兰西学院的社会学席位，以及世界性的声誉。在八十年代，以往二十多年进行的艰辛的研究在这些广受赞誉的著作中结出硕果，如《语言和符号权力》（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学术人》（Homo Academicus），《国家的精英》（The State
Nobility）和《艺术的法则》（The Rule of Art）（Bourdieu： ,
，/ ，）。
此后布迪厄将他的探索扩展到符号商品（宗教、科学、文学、绘画和出版）的社会学，并且开拓了新的论题：其中包括社会苦难、男性的支配、国家的历史源起、经济的政治建构、新闻业和电视，以及形成欧洲社会政治的制度性方法。与新兴的市场意识形态霸权相关的新形式的社会冲突和不平等的扩张，挑战了左派的传统目标和组织，并且要求形成一种全新形式的知识分子干预。与此同时他越来越明显地活跃在法国和欧洲政治舞台上。这同布迪厄作品中隐含的最为持续不变的意图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力图使社会科学有效地抵消符号权力的作用（
countervailing symbolic power）以及成为服务于社会公正和公民道德的社会力量的助产士。
II.核心问题
（1）实践的科学和对支配的批判
布迪厄在30余本著作和近400篇文章中常常使用艰深的技术性习语（technical
idiom）来表达他的思想，这些思想最初看起来如果不是难以驾御的至少也是令人沮丧的。然而，在他所处理的种种让人困惑的经验问题下面，隐藏着一套理论原理、概念设置以及科学的、并附有政治意义的意图，这使得他的写作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在他的风格各异的表述和对康德、马克思意义上的术语的支配性的批判中，可以见出布迪厄涉猎广泛的作品（ouvre）与他关于人类实践的科学是分不开的。
布迪厄的社会学首先批判各种继承下来的范畴和已被接受的思想方法，以及被专家政治论者和知识分子以文化与理性的名义使用的微妙的统治形式。其次，布迪厄的社会学批判权力、特权和支持它们的政治的既定样式。牢固支撑这一双重批判的是对社会千变万化的过程的说明，社会秩序依靠这些过程强制不愿意赞同的下层人民实际上接受它的现存等级，以此掩盖它的任意性并使自身不朽。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即强加使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合法化和坚固化的意义系统，同时也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社会等级秩序有可能受到挑战、革新或者颠覆。
以下四项注解可以帮助我们初步地了解布迪厄独特的知识方案及其形式。首先，他的关于社会行动、结构和知识的概念是坚决的反二元对立的（anti-dualistic）。他的概念致力于包围（circumvent）和消解各种对立，这些对立确定了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争论阵线：在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理论模式之间，在社会生活的物质维度和符号维度之间，以及在阐释（interpretation）和解释（explantation）之间，在历时和共时之间，在微观分析和宏观的分析之间。
第二，布迪厄的科学思想和实践的确是综合性的，它们同时跨越学科的、理论的和方法的界线。从理论上说，它们位于不同的知识源流的汇合中，这些学术传统曾被认为是不相容或者不协调的：马克思和毛斯，涂尔干和韦伯，还包括卡西尔、巴什拉和维特根斯坦的多种哲学传统，梅洛－庞蒂和舒茨（Schutz）的现象学，以及索绪尔、乔姆斯基和奥斯汀的语言学。从方法上说，布迪厄的研究极为典型地把统计学方法、直接观察与对相互作用、话语、档案文件的解释结合在一起。
第三，与韦伯相似，布迪厄的社会观在根本上是竞争性的：对他来说，社会世界是充满无穷无尽的同时也是无情竞争的场所，通过这些竞争并且处于竞争之中形成的差异是社会存在的根本精髓。人类集体生活的普遍特征是斗争而非静态的平衡，这正是他的变化多样的探索力图使之触目可见和明白可懂的关键。斗争，而非“再生产”才是位于他的思想核心中的支配性隐喻。
最后同时也是相关的，布迪厄的哲学人类学不是建立在利益观而是在认识（recognition）——和相应的误识（misrecognition）的基础上。同对他的作品的常见阅读（误读）相反，他的社会行动理论并不是个体有意识地筹划积累财富、地位或者权力的功利主义理论。布迪厄与布莱塞·帕斯卡一致，他认为行为的最终源头是对尊严的渴望，只有社会可以平息这种渴求。只有在一个群体和制度中，被授予一个名称、一个位置、一项功能，个体才有希望逃避存在的偶然性、有限性和最终的荒诞感。人类变成这样是通过屈服于“他者的判断，这是不确定性、不安全性的主要原则，与此并不矛盾的是，也是肯定性、确证性和神圣化的主要原则。”（Bourdieu
1997a: 280）。社会存在意味着差异，差异则隐含着等级制，由此交替产生区分（distinction）和 (pretention
)，认识和误识，任意性和必然性之间的无穷尽的辩证关系。
（2）建构社会学的对象
理解布迪厄的主要困难之一在于这样的事实中，即他所吸取的科学哲学传统是与曾支配英美社会科学和德国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的两条认识论传统背道而驰的和对立的，也就是说，与实证主义传统和阐释学传统相异。这里的科学概念取法于
“历史认识论”的法国学派的著作，该学派以哲学家巴什拉（Bachelard）和康吉翰姆（Canguilhem）（布迪厄曾师从于他）数学家让·卡维勒斯（Jean
Cavailles）和知识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廓勒（Alexandre Koyre）为代表 。
这个学派预言着以后被托马斯·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普及的许多思想，它认为真理是“谬误的证伪”，即以不屈不挠的努力消解产生于平凡的、学究的常识中的前概念（prenotion）。该学派既远离理论形式主义又远离经验操作主义，它这样教导道：事实必须得到理论的充实；法则总是暂时被确定的假说（用康吉翰姆的话来说）；理性知识是通过由集体论证和相互抑制形成的论争过程得以发展的。该学派坚持概念不是由静止的定义而是通过它们的实际运用、相互关系和在研究事务中的效果来描绘的。因为科学不是对世界的反映：科学是
“被提纯的对象”（purified object）产生的具体行为 ——巴什拉称 “被提纯的对象” 为“次级对象”（secondary
object），同位于日常经验领域里“初级对象”（primary object）相对立。
在最早发表于1968年的，社会学认识论的初级读本——《社会学技艺》（The Craft of
Sociology）中，布迪厄修正了“应用理性主义”并将此用于社会研究。
他指出，科学事实就像科学对象一样，不是给定的现成的社会现实：“科学事实必须被驾御、被建构和被证实”（Bourdieu,
passeron and Chamboredon
）。他重申“认识论的等级制”使经验记录屈从于概念建构，而概念建构又屈从于同日常感知的断裂。统计测量，逻辑的和词汇上的批评，以及概念和问题的谱系梳理是三种选择工具，这三种选择工具产生同“自发社会学”（spontaneous
sociology）的必要决裂并且实现“非意识原则”。根据“非意识原则”，从而发现社会现象的起因并不处于个体的意识中，而是在个体所陷入的客观关系系统中。
当进入最有决定性的操作阶段，即对象的建构时，三条密切相关的原则指引着布迪厄。第一条可以被表述为方法上的多神论（methodological
polytheism）：不拘一格地运用最适合于手边问题的观察和证明程序，并且不断地面对不同方法所得出的结果。譬如说，在《国家的精英》中，布迪厄将对综合数据的制表和阶乘（factorial
analysis）分析、历史潮流的档案说明，病情学（nosography）解释，话语和文件的分析，田野调查和人类学描述等方法所得到的结果结合起来。第二条原则令我们感到愉快的是给予所有的操作方法同等的认识上的关注，从资料的收集到问题的设计，到对人口、各种例证和变量的定义，再到对指令的编码、对访谈、观察以及抄写的采用等。因为每一个研究行为，甚至最平常和最基本的行为都牵涉到引导和支配这一行为的整个理论框架。这促进了理论和方法之间形成有机的关系，事实上这也是一种真正的熔合（fusion）。
布迪厄所遵循的第三条原则是方法论的反思性：即在方法实行的过程中，对方法本身不留情面的自我质疑。（见布迪厄的《学术人》第一章，"A
Burning"）因为，断裂、建构和验证作为社会科学理性的三个基本要素，是不可能被割裂开的。社会学对对象的建构绝非一蹴而就。相反，在研究旅途中每一步都要重申理论和验证之间的无穷尽的辩证法。只有运用这种“第三个层面的监督”——正如巴什拉给予的命名，社会科学家才有可能克服横亘在社会科学路途中的各种各样的障碍。
（3）超越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对立：惯习、资本、场域
最关键的障碍的是深深置根于两个截然相反的理论立场之间的对立矛盾——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即布迪厄认为必须加以克服的对立冲突。客观主义主张社会现实由强加给行动者的众多关系和权力系统组成，“无关行动者的意识和意愿”（让人想起马克思著名的原理）。从这一视角来看，社会学必然遵循涂尔干的原则“把社会现实看作事物”，这样来揭示决定个体的行动和再现的客观关系系统。相反，主观主义则把个体的再现视为基础，正如布卢莫尔（Blumer）和加芬克尔（Garfinkel）所说，主观主义断言社会现实不过是无数的阐释行为总集，人们通过这种阐释集体地建构（相互的，inter）行为的意义系统。
社会世界倾向于产生两种似乎对立的阅读：一种是寻求看不见的关系式样的“结构主义”
者（structuralist）的阅读，另一种是探测个体的常识性感知的“建构主义”者（constructivist）的阅读。布迪厄认为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对立其实是人为的和有破坏性的，因为“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两个要素是处于辩证关系之中的”。（Bourdieu:1987:
21）。一方面，社会学家通过将行动者的主观再现弃置不顾，来揭示客观状态下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确实限制着行动者的实践。而另一方面，还必须考虑再现和支撑再现的各种精神结构，因为它们归导着个体和群体的斗争，行动者通过这些斗争竭力维持或者革新客观结构。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通过相互形塑和相互呼应的双重关系而内在地联系起来的。
为了达到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融合的效果，布迪厄打造了由惯习（habitus）、资本（capital）和场域（field）术语确定的独创性的概念武器库。惯习是指通过我们在世界的感知、判断和行动而形成的长期的、可转换的性情系统（disposition）。
无意识图示是通过长期遭遇特定的社会条件并受其熏陶训练，使外部限制和可能性内在化而获致的。这意味着，遭受到相似经历的人共享类似的无意识图示，正如每个人拥有对共同基质的各不相同的变体（这就是属于同一民族、阶级、性别的个体自然地彼此感到“自在”的原因）。这里还隐含着，这些性情系统是可塑性的，因为它们将社会环境不断演化的影响铭刻在身体中，但是由于惯习无时无刻都在过滤着环境的影响，这种铭刻处于最初的（早年的）经验设定的限制中。共同构成惯习的感知图示的各个层面显示出不同的整合程度。（亚无产阶级极为典型地拥有脱节、解体的惯习，这反映了他们无规律的生活条件，正在经历巨大的社会变动的个人常常具有碎裂的或冲突的性情系统。）
作为过去的影响和当下的刺激之间的中介，惯习当即被产生它的具有一定式样的社会权力结构化（structured），而且形成建构（structuring）：惯习给予跨越不同生活领域的的个体千变万化的行为以形式和一致性。这就是布迪厄各有侧重的把它定义为“结构的产物，实践的生产者和结构的再生产者”，“选择的别无选择原则”，或者“实践的一体化（unifying）和实践的生成性（generating）原则”，从而使得行动象“被归导的即兴表演”和“没有指挥的交响乐团演奏”。
人们所获得的性情系统是建立在他们在社会中占有的位置的基础上，即依赖于他们拥有的特定的资本（capital）禀赋。在布迪厄看来(1986)，资本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领域里有效的资源，它使个体获得因为参予社会领域并在其中竞争而形成的特殊利益。资本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经济类型（物质的和金融的财产），文化类型（稀有的符号商品、技能和名位），以及社会类型（凭借在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资格而使资源自然增长）。第四种类型即符号资本，它确定其他资本形式的实际效果，而人们还未如此认识它们，（正如上层阶级的人士将时间和金钱奉献给慈善机构的结果是我们会赋予他们优良的道德品质。）这样，任何个体、群体和机制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都可以用他们保留的资本的总量和资本构成——这两个坐标来确定。第三个坐标即资本的数量和构成在时间中的变化，它记录了他们穿越社会空间的轨迹并且提供了关于他们惯习的无价的线索，这一线索揭示出他们获得如今所拥有的位置的方式和途径。
然而，在发达社会中，人们面对的不是未分化的社会空间。形态各异的生活、艺术、科学、宗教、经济、政治等空间，逐渐形成具备它们自己的法则、规律和权威形式的独特的微观世界——即布迪厄所说的场域。
在第一种情形中，场域是一个结构化的位置空间，一个将自己的特殊决定性强加在进入其中的所有成员身上的权力场（force
field）。如果她想成功地当上科学家，那么她必须具备由特定时间和地点中的科学环境所要求的最起码的“科学资本”，遵循它所强加的道德和规则外别无选择。在第二种情况中，场域是一个斗争的场所，行动者和机构在其中竭力维护或颠覆现存的资本分配（明确的说，如在科学场中，对机构、学科、理论、方法、主题和杂志等等的依次排序）：这是一个战场，其中身份和等级的基础被无休止地争夺。
由此可知，场域是历史性形成的星群集，它们产生、成长、改变形状，并且经过一段时间后，衰颓和死亡。从这点上看，场域的第三个关键特征是它的自治程度，比如说，即在场域发展的过程中，场域获取的使自身同外部影响隔离开的能力，以及坚持它自己的评价标准高于、对立于那些相邻或入侵场域的标准的能力。（例如，科学原创性反对商业利益或政治上的正确性）每个场域都是一个处于冲突中的场所，冲突发生在那些维护该场域特有判断的自律原则的人和那些力图引进他律（heteronomous）标准的人之间，后者需要用外部的力量来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被支配地位。
正是由于惯习从内部形塑实践，场域从外部结构行动和再现：场域提供给行动者一个她能够选择的可能的立场和迁移的范围，每一立场和迁移行为都牵涉到与场域相关的利益、成本和相应的潜力。再者，在场域中的位置使行动者倾向于特定的行为式样：在场域中占有支配位置的人趋向于寻求保守（维护现存的资本分配状况）的策略，而那些与从属位置相联的人则更倾向于运用颠覆的策略。
为了替换个体和社会的朴素关系，布迪厄代之以惯习和场域之间的建构关系，也就是代之以，“化身在身体中的历史”的性情同以位置系统为形式的“在事物中被客观化的历史”之间的关系。这一平衡的关键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既不是惯习也不是场域能够单方面地决定社会行为。它使性情和位置汇合在一起，使精神结构和社会结构对应（或分裂）而生成实践。
这意味着，解释社会事件或者社会式样时，一定不能单独地割离开行动者的社会形构和她在其中运作的特定社会世界的结构，以及他们逐步相遇和相互冲撞的特定社会条件。实际上，布迪厄正是在提倡建构论（constructivist）或者“发生结构主义”（genetic
structuralism）（1989a:19），
对客观结构的分析——即对各种场域结构的分析——不可与对寓于生物性个体中的精神结构的产生的分析相割离，其中精神结构是这些社会结构内在化的部分产物，也不可与对社会结构自身生成的分析相割离。
惯习、资本和场域的概念是如此内在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每一概念只有在其他二者相随时，才能获得它的充分的分析潜能。它们一道使我们可以清晰地阐明再生产的状况——即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相互协调和相互巩固，以及转型时期——惯习和场域之间产生不协调，从而导致革新、危机和结构变迁，正如布迪厄在两本重要的著作，如《区隔》和《学术人》中所表明的那样。
（4）品味、阶级和等级分类
在《区隔》和对文化实践的相关研究中，（特别是《论摄影：中层艺术》和《艺术之爱：论欧洲博物馆及其观众》，布迪厄不仅提出一种激进的对“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该书的副标题指涉伊曼纽尔·康德的著名的判断力批判），还对文化和权力在当代社会中的运作作出了生动的说明，并且提供了使用惯习、资本和场域这三合一的概念组的实例性的证明。他还详细阐述了阶级理论，该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决定性的坚持，韦伯对文化秩序的独特性的认识以及涂尔干对等级分类的关注熔合起来。
首先，布迪厄揭示出审美判断完全不是对个体独特的内在情感的表达，而是一种不凡的社会性才能，它产生于阶级教养和教育。能欣赏一幅画，一首诗或者一曲交响乐，这预设了对一种具体化形式的特殊的象征符码的掌握，这相应地要求具备适当的文化资本形式。掌握这套编码可以通过出生环境的熏陶和明确的教育来获得。这种被培养出来的才能来自家庭中的熟悉（如有教养的上层家庭的孩子具有的），但它却被体验为一种个人天赋，一种检验精神价值的天生的爱好。被康德哲学视为普遍价值的“纯粹审美”理论，也仅只是对资产阶级“艺术之爱”的特殊经验的风格化－神秘化的说明，这种“艺术之爱”归功于他们优越的社会位置和生活条件。
《区隔》中的第二个重要论点是不同的群体所展示的审美判断力和他们相关的生活风格将他们自身确立在彼此对立的位置上：品味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对他人的品味的厌恶。这是因为任何文化实践——穿斜纹软呢服或者牛仔衣，打高尔夫球或足球，上博物馆或者参加自我秀（auto
show）,听爵士乐或看电视连续剧，等等——各有其社会含义，文化实践表示社会差异和距离的能力不是来自它所具有的某种内在特征，而是源于它在相似的对象和实践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要想揭示消费行为的社会逻辑，这要求不能在给定的实践和特定的阶级范畴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如，马术和贵族），而是在两个关系丛之间达成的结构上的对应，即不同人群的生活风格空间（space
of lifestyle）和他们所占有的社会位置空间之间的结构对应。
布迪厄显示出社会位置空间是由两个相横切的区分原则组织起来的，即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原则。这些资本的分配确立了巩固发达社会的主要的分裂和冲突力量的两个对立端。
首先从纵向上看，这种划分驱使拥有大量资本的行动者——即支配阶级反对那些被剥夺了这两种资本的人——即被支配阶级。第二，从横向上看，支配阶级内部产生对立，拥有许多经济资本但很少文化财产的人（企业主、经理等形成支配阶级的支配阶层）和那些具备卓越的文化资本的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确立了支配阶级中的被支配统治阶层）对立。个体和家庭使用再兑换的策略，借以将一种类型的资本改变和转换为别的资本，这样不断地努力维持和改善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各种类型的资本之间的兑换率由学校系统、劳动力市场和继承法则等制度化的机制设定，兑换率被证明是社会斗争的核心目标，因为每个阶级和阶层都竭力强加最有利于他们自身禀赋的资本等级。
在勾画出社会空间结构后，布迪厄宣称生活风格的等级是对阶级等级的误认式的再转化。每种主要的社会位置，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大众，都对应着由三种广义的趣味（taste）类型支撑的阶级惯习。资产阶级的“区分感”，
以符号秩序的方式表明他们脱离物质必然性并且长期垄断稀有的文化资本。它使形式高于功能，样式高于内容，赞美精神的“纯粹愉悦”高于感观的“粗鄙的乐趣”。最为重要的是，资产阶级的趣味通过否定工人阶级的“必然性趣味”来定义自身。工人阶级的趣味实际上被描述成对康德美学的一种倒置：这种趣味使形式服从于功能，拒绝趣味判断在实际的关注之外，艺术在日常生活之外获得自律（譬如说，工人们用摄影来庆祝集体活动中激动人心的时刻，他们更乐于认为忠实地展示现实的照片胜过那些追求视觉效果本身的照片）。而小资产阶级正巧处于社会空间的中间地带，他们展示的趣味以“文化善意”（cultural
goodwill）为特征：他们知道什么是合法的符号商品，但不知道怎样以正确的方式来消费它们——以一种源自家庭习惯的悠闲和漫不经心的方式。他们必恭必敬地尊崇于资产阶级文化，但他们却没有掌握资产阶级文化的编码，他们总是处于暴露他们的中间位置的危险中，正由于此，他们通过效仿于在经济和文化秩序中高于他们的人们，来竭力掩饰他们的中间位置。
布迪厄并不止步于绘制一幅有关社会位置、趣味及其关系的地图。他还说明了在社会空间中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的争夺是一种隐蔽的，然而，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本维度。强加某种生活艺术的同时也强加了世界观（vision
world）原则，世界观原则使得社会空间的划分看起来象是植根于个体的性情倾向中，而不是植根于根本的资本分配中，从而使不平等合法化。布迪厄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唯独在经济领域里，根据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来定义阶级，他认为阶级产生于在社会空间中共有的位置和在消费领域中实际享有的性情的聚合中：“个体或群体无法避免地卷入到他们的实践中的再现是他们的部分和局部的现实状况。一个阶级就象被它的存在一样被它的被感知的存在（perceived
being）所定义”（Bourdieu :
564）。就社会等级分类加入到阶级的形构过程而言，等级分类成为符号支配的工具并且形成阶级（以及阶层）斗争中的中心目标。由于每一阶级都力图控制等级分类图示，等级分类图示依靠维护或更改对现实的再现来支配或者保持或者改变现实的权力（Bourdieu
（5）反思性的律令
集体的反思实现了政治和社会的功能：除此之外，还使得社会的“逻辑上的整合”形成，正如涂尔干所主张的那样，等级分类系统有助于保护并使支配自然化。这就把知识分子放在关于社会世界的权威幻象的职业生产者位置上，他们处于符号权力斗争游戏的中心，这要求我们特别关注他们的位置、策略和作为公民的使命。
对布迪厄而言，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并非一项专门研究，而是社会学方法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为了锻造一门严谨的社会科学，我们需要了解影响知识分子的局限性，他们作为“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阶层”中的一员怎样追求他们的特殊利益，以及参与“知识分子场域”将如何影响他们所生产的知识。这样就指向了布迪厄的社会理论的最突出的特征，即它对反思性（reflectivity）的绝对坚持。
反思性是指需要不断地将社会科学的工具反过来针对社会学家，努力更好地控制由于三个因素被引入到对象的建构中而导致的歪曲。最先和最明显的因素是研究者的个人身份：她的性别、阶级、国籍、种族和教育程度等。她处于同整体的社会空间截然不同的知识分子场域中的位置是第二个因素：这要求批判性地解析她所继承的概念、方法和问题，以及警惕由纪律的和制度性附属机构所施行的审查。
在布迪厄看来产生偏见的最阴险的源头是这一事实，即为了研究社会，社会学家必然采用一个冥想的或者学究式的姿态，这使得她将社会世界看成一个尚待解决的阐释难题，而不是在真实的时间和地点中，需要完成的错综复杂的实际任务——就象社会行动者所面对的那样。“学究的谬误”导致对情境化、适应性的实践的“模糊逻辑”的变形，将它同知识分子推理的抽象逻辑相混淆。在《帕斯卡的中介》（Meditations
pascaliennes，1997a）中布迪厄认为这种“学究的偏见”植根于令人悲哀的错误中，这不仅关乎认识论，而且还关乎美学和道德。采取“不偏不倚的观察者”的视点，站在世界之上而不是沉浸其中，不是被世界所预先占有和充实（per-occupied）（从这个词的两层意义上说），这会使我们关于知识、美和道德的概念产生系统性的歪曲，这些概念彼此强化而且总是被忽视，因为那些生产和消费这些概念的人享有同样的学究姿态。
布迪厄所倡导的认识的反思性（epistemic
reflexivity）径直地反对被某些“后现代”作者所鼓吹的自恋式反思，对他们而言，剖析的眼光需要反过来转向分析者的私人个体。反思性的目标是巩固社会科学的主张，而不是轻而易举地颂扬认识论和政治虚无主义来破坏反思的根基。在《学术人》里，布迪厄对学术场域的结构和功能的解析最为清晰明确地表明了这一观点。（Bourdieu
《学术人》具体地运用了反思性的律令。这本书首先是一次认识论试验，它致力于从经验上证明——它有可能科学地认识社会科学在其中形成的世界，这样社会科学家能够将“客观化视点客观化”而不至于坠入相对主义的深渊。其次，该书勾勒出学术场域（在更广阔的知识分子场域中的次场）的轮廓，揭示出大学是斗争的场所，其独特的动力机制反映了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间的，贯穿统治阶级的张力。这样，在“暂时支配性的学科”这一面，即法律、医学和工商，权力主要源于“学术资本”，也即是说，权力是对位置和物质资源的控制；在另一面“暂时被支配的学科”中，即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权力基本上建立在“知识分子资本”之上，也就是说，建立在由地位相等的同侪来衡量的科学才能和科学成就之上。经过惯习的调节，教授们处于二元对立结构中的位置和轨迹，不仅决定了他们的知识产出和职业轨迹，而且还决定了他们的政治倾向。
这些在1968年5月的学生运动和社会动荡中变得非常清晰，即以一种表面上极不利于布迪厄所宣称理论的危机的方式表现出来。然而，正是这一点，即各种类型的法国学术人行为和宣言被证明是极有预见性的。布迪厄揭示出被一代学生和教师所经验到的“结构上的等级下滑”（structural
downclassing）和集体的失调，导致产生大学所不能实现的各种期望，并激发了一系列突然从学术场蔓延到文化生产场，再到政治场的狭隘的论争。“主观愿望和客观机遇的循环断裂”，致使在不同场域中，性情相仿、位置相似的各类学生采取相似的颠覆策略，由此他们的演变几乎同时发生。我们从这里清楚的发现用于探索关于阶级和趣味问题的概念框架是如何被用于揭示断裂和变革情形的。
III．科学、政治和知识分子的公民使命
布迪厄坚持把知识分子放在社会学的显微镜下，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发达社会中，精英学校取代教会成为使社会等级合法化的重要的工具。理性和科学被统治者常规性地利用来使他们的决策和政策正当化——这对于社会科学及其分支是千真万确的，如公众民意测验，市场调查和广告宣传等。知识分子必须站起来反对对理性的滥用，因为，他们从历史中继承了一项公民使命：发扬“普遍的法团主义”（corporatism
of universal）（Bourdieu 1989b）。
布迪厄认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起源是从启蒙运动到德莱福斯事件,他指出知识分子是一个“吊诡的、二维的存在”（paradoxical
,bi-dimensional，being），由不稳定的同时必然结合在一起的自主（autonomy）和干预（engagement）共同构成。知识分子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权威，这是由知识分子场域从经济和政治权力那里艰辛获取的独立自主性所授予的；他把这种特殊的权威投入到政治论争中而使它服务于群体。与实证主义和批评理论的声明相反，他认为科学的自主和科学家的干预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前者是后者的必然条件。恰恰是因为她在科学或艺术场域的斗争中获得赞誉，知识分子才有能力声称和有权利干预公共领域的事务。更重要的是，为了获取最大程度的有效性，这项事业必须以集体的形式展开：保护科学的自主性，必须通过全体科学家的集体动员来反对外部力量的侵扰。
布迪厄的政治干预典型地采用了一种间接的（或升华的）形式。他的主要科学著作总是不断地致力于扩展或者改变公共讨论的标准，他揭穿流行的社会神话——经院式的精英统治，趣味的先天性，或者专家政治的合理性；他聚光于伪装关于现实的官方幻象的社会事实和潮流。这一研究在《社会的贫困》（The
Poverty of
Society）一书中达到颠峰,并且是这方面的典范。这本研究当代法国社会苦难的上千页的著作公开宣称的目的不仅是要显示这种独特的社会分析方法的潜力，而且是去阻止政治领域的审查以及迫使政党的领导和政策制定者承认，他们通过集体的声音和发表声明（claims-making）等既定工具使新形式的不平等和社会不幸变得无影无形。
然而近年来，布迪厄感到有必要直接地干预政治领域，因为他主张我们正在目睹着“一场新型的保守革命，以进步、理性和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为掩护使复辟（restoration）正当化，它站在拟古主义一边竭力反对进步的思想和行动”（Bourdieu
1998）。在他眼中，当前的世纪末（fin-de-si&cle
）孕育着巨大的社会倒退的可能性：“今天，欧洲人民面临着历史转折点，因为几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斗争的成果，为了争取工人和市民尊严的各种知识的、政治的战斗成果已直接受到威胁”，即被市场意识形态的扩张所威胁，就象所有支配意识形态一样，市场意识形态自身呈现为意识形态的终结，呈现为不可回避的历史终点。
同他关于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的观点一致，布迪厄将他的科学权威服务于“非制度化的左派”的各种社会运动，给与那些维护失业者、无家可归者、移民和同性恋者的权益的新兴团体以公共的合法性和符号力量的支持。他曾与德国国家银行行长和“市场管理的最高总裁”，汉斯·蒂特密尔（Hans
Titemeyer）发生一场著名的争论，以此支持“欧洲福利国家”联盟的形成，该联盟可以抵制无规则的冲击和社会商品的早期私有化。他还通过这些方式干预社会，如反对迫害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促使“国际作家议会”（International
Parliament of
Writers）的诞生；以及反对西方国家对偏见和歧视的平常化（banalization）的容忍。
皮埃尔·布迪厄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国际范围里形成知识分子交流和动员的制度。1989年,他创办了《图书评鉴：欧洲书评》杂志，这本季刊同时在九个欧洲国家以其语言出版发行，目的是阻止国家内部的审查和促进在艺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有创新意义的、相关的著作在欧洲大陆的流通。随后在1995年12月反对法国福利国家的紧缩政策的运动中，他建立起集体性的“行动理性”
（Raisons d'agir"）组织，将学者、艺术家、劳方官员（labor officials）以及非正式左派（the
unorthodox left）的斗士聚集在一起（在其他欧洲国家设有分部）。1997年，他成立了一个
“书籍刊行”出版社（Editions
Liber），并推出一些争对广大读者的，以市民迫切关心的问题为主题的小册子——最初出版的是布迪厄那本畅销的，分析了新闻业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有意屈服的书
，即《论电视》。
在布迪厄站在他的同道——科学家、工联主义者和各种类型的社会活动家前列进行的许多干预行动中，在他发表于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希腊的主要日报和周报上的社论文章中，以及在他的具有科学面貌的著作中，他都顽强地追求一个目标：阻止和防备以理性的名义滥用权力，并且传播抵制符号支配的武器。如果社会科学不能激励我们应该去追求的政治目标和道德准则，正如涂尔干曾经希望的那样，那么社会科学必须和能够有助于解释“现实主义的乌托邦”（realistic
utopia）——指引集体性行动并促进公义和自由的制度化。因此，布迪厄社会学的最终目标，正是促使适宜于即将到来的太平盛世的一个新的、自我批判的启蒙思想（Aufklarung）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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