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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将军回忆录 连载 (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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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只需一秒。精彩，尽在掌握！(连载)三十多年后,已经当了省军区政委的张文碧同志有一次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哎呀老首长,那年你把我的名字闹错了.去...
（连载）三十多年后，已经当了省军区政委的张文碧同志有一次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哎呀老首长，那年你把我的名字闹错了。去年我回老家，找到我爷爷坟头上那块石碑一看，原来我叫‘张文壁’呀！”
“你讲你是‘碧玉’的‘碧’嘛。” “‘璧玉’是和氏璧的那个‘璧玉’。” “那怎么办?”我这个人挺认真，觉得对不住他似的。他哈哈大笑：你甭在意，还是这个‘碧’好，是革命给的名字呐。可惜那张纸我最后还是弄丢了，要不，军事博物馆拿去，可是上等文物。”就是这些连名字也不会写的后生们，后来成了我军的优秀将领，许多人至还为革命事业奋斗着。红三军的部队原为江西地方武装，骨干是象我一样的游击队员，再就是“扩红”进来的农民。可以说，没有经过任何正规训练，许多人连枪都不会使，只是带着一支梭镖参加战斗。因此，师长和政委给我的“指标”就是：首先完成由老百姓到军人的过渡。军事训练中我们先搞队列。从整齐报数开始一个动作一个个动作地练。小布村那地方风景很美，教导队开训的时候，路边已经开满了鹅黄色的花朵。每天破晓，我们便在嘹亮的军号声中走向演兵场，有时是班排教练，有时是全队出操，五六十号人整齐的步伐和洪亮的口号，打破了山野的寂静。惊得那些宿林的山雀们“是谁?是谁?”地鸣叫。几天后我请师首长们来验操。徐师长、刘政委看得不住夸奖。还从外单位请来一位进过讲武堂的副官，他也称赞说：“完全符合操典。”我还兼上文化和政治课。那时这两项是合并起来学的。比如，先学“苏维埃”这几个字，会写会读之后，就可以讲俄国，讲十月革命，讲列宁的主张。我把在水口山工人夜校学的那些知识全使出来了。学员们学得也挺快，一期教导队办下来，同志们可以认几百字了。最使我搔头的是军事课。那时候可真是“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师长与我那一席交谈激发的责任感。二十六团王团长用马刀督战，让战士死拚的情景，促使我先讲“地形地物”这一课。第一课，简直就象幼儿园教小朋友“藏猫猫”了。“地形地物”这个词一出现，学员们就七嘴八舌地问上了：“什么叫地形地物呀?”“哪里有地形地物呀?”实话说，我也不知道它的准确定义，我就这样解释：高低不平就是地形，比方说，我们驻地这里，四周有山，中间低，象个盆，就是这里的地形。地上有桥，有坟包，有树等等，就是地物。接着，我让学员们“消化”这些知识。带领大家到野外，识别什么是地形，什么是地物。当讲到应用课，即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时，问题来了。我持枪做示范，占领一座坟包，告诉他们，这就是利用地物：对面射来的枪弹打不着你，而你可以射击敌人。“报告!”一位连长站出来说：“红军还能怕敌人的枪子吗?”这问题就“严肃”了。因为当时，党内那种“残酷斗争”还没有完全过去。这问题就象“干革命还怕死吗?”一样，几句话很难说明白。那时人们最熟悉的军事理论就是毛主席提出的十六字诀，而“打击敌人，保存自己”还未来得及提出来。每逢遇到这些难题，我就去请教徐师长和刘政委，然后“特约”他们来讲这些课。我记得，我讲得最成功的，是“敌火下运动”。“比方说，”我那时一课用得最多的就是“比方说”这三个字：“一只老鼠要出洞了；比方说，它要到对面桌子上去吃蚕豆。但是它必须防备被猫抓住，被人踩死。这样，它就得先侦察一番。它侦察的时候，总是先在洞口探出脑袋，看一下哪里是人可以够到的地方，哪里是猫可以追得上的地方，宥哪些地方可以利用，比方说，屋里的箱子、桌子、禾桶等，可以挡住人的视线，墙缝竹筒，老鼠可以过去，但猫就过不去。然后它就选择行动路线，比方说，它可以选择三个立足点；以便分段更仔细地侦察，决定是否按原计划行动。最后，它还得找好返回的路线，比方说，他可以按原路返回，但是如果原路有了危险，它就要走另外的路……”我的这只假想的“老鼠”是大家十分熟悉的东西。这一段“老鼠偷蚕豆”算是“敌火下运动”的基本原理，之后我就带领学员们去“打野外”(即演习)。我选一段比较典型的地形，在对面的小高地上假设一个火力点，让他们想法运动到那里“炸”掉它。这种作业的评定方式也很有趣。每当有人在途中跃进姿势不对时，“后方”观战的学员就喊起来：“喂！屁股撅得太高，挨一枪了！”那么这位“顾头不顾腚”的学员就得重新做一遍。有时我们也搞夜间课目，做得最多的是“摸哨”。常常由这个班担任“红军”，由那个班担任“白军”。如果“红军”行动不慎，“白军”就毫不客气地将他“反俘虏”。这样做有竞赛的因素。各班为了避免失手，就自动组织课外演练，开展小群练兵活动。
“摸哨”后来发展到“摸电台”。当时，红军很想缴获几部电台。第一次反“围剿”时，龙镇上有敌十八师的几部电台，我们的战士不知是什么东西，已经缴到手了，又统统砸坏了。为此军团部专门发了通报。于是教导队的一些后生们便到附近的红军通信学校去，向人家打听电台有那些部件组成，密码本什么样，电池液“咬手”怎么办。回来就搞模拟器材，把绳子、箱子、泡菜坛子当“电台”，设计好行动方案，把那些东西背的背，抬的抬，一古脑儿“摸”回来。那时子弹奇缺，要求我们的红军能真正做到“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就把提高单兵射击准确性当重点课目来抓。但条件又不允许我们经常打靶，于是便想出一种简易的检验法。先把枪固定在三角架上，在“敌人”的位置上放一张白纸，学员瞄准好之后，在他的瞄准线上点一个记号。然后将枪活动一下破坏了原瞄准线，等他恢复瞄准后，在新的瞄准点上再做一个记号，接着，又第三次瞄准，做记号。如果这三个点在一个规定的范围内(最好的射手可达到三点重叠)，那么他的成绩便过关了。解放后我在坦克兵的训练中，看到一种“刺射瞄准”练习，与我们当初那种办法大同小异。红军擅长打运动战，常常要夜行晓宿，在大山里大踏步前进和后退，以便调动敌人。夜间在荒山老林里行军，最怕的就是迷失方向和掉队。有时候，行军纵队中有一个人拉下了距离，与前方失去联络，他后边的人马就会跟着他走入歧途。全队迷失方向的情况就更糟糕，有时在一片深山老林里，十天半月都转不出来。针对这种情况，我在讲课中就讲了我们浏醴游击队在钻山林时，怎样夜间跟队，怎样摸树干、看北斗星辨别方向的经验。尽管条件简陋，我还是尽力把教学搞得正规一些，坚持每天写教案和训练日记。教案的内容大部分是根据我的经验写成的，同时也尽力参考一些书面材料。当时的军事材料主要是从战场上缴获的国民党的文件中获得，也有日本和苏联的书籍，如《阵中要务令》、《步兵操典》等。选用的战例，多数也是我们三军九师经历过的战斗。有时也讲一些历史战例，比如讲到地形与战事的关系时，就讲《三国演义》中马谡把部队布置在山顶上，结果被断绝了水源，不战自乱的战例。因为很多人都看过京剧《失空斩》，所以听得十分明白。又如在讲夜间行军保持静谧和秘密的时候，就引用“衔枚疾走”这个成语。记住这四个字，夜行军的静秘技巧就基本上解决了。教导队结业时，我把这些教案整理成一大本，一直带在身边。政治教育课程，主要是依据学员中存在的问题而设置的。红军中的战士，有各种各样的成份，也就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从游击队过来的，一般来说，纪律性较差一些；俘虏兵有雇佣思想，某些俘虏军官还有军阀主义；农民出身的战士常常带有迷信和宿命论的意识色彩。还有各地来的同志生活习惯不同，处理不好就影响团结，等等。教导队学员中存在这些问题，这就为我们的政治教育提供了实践的对象。现在有一句叫做“从自己做起”的说法，那时，我们对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正是这样进行的。对于《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我们学了就照着做。教导队建立了党支部，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大家都来做思想工作。有一段时间，大家对伙食意见纷纷。当时从官长到士兵一律是三块钱伙食费，一块钱零用。我们也实行经济民主，由士兵委员会来管理伙食，每天轮流由一名班长和一名队员上市场购买食品。这两人称为正、副采买。伙食费没有用完，称为“伙食尾子”，月底平均分给大家，或者会餐。发生不满的原因是在要不要吃辣椒上。江西、湖南、四川、云南藉的同志，喜欢吃辣椒，丽福建人就不吃辣椒。但是每天派出的采买，是按自己的嗜好买菜的。这就难免不对嗜好不同的人的口味，于是问题出来了。我是士兵委员会委员，就建议士兵委员会解决。经过调查、讨论，形成了决议：每天买菜时，按辣与不辣买两种，数量以双方人数为比例。问题迎刃而解。这件事情不大，但通过解决问题，大家对“经济民主”加深了理解，明白了做法。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事也巧，就在我们学了“官长不打士兵”、“政治民主”之后不久，我本人就被“民主”了一次。那天是例行的集合点名。值班排长整队完毕，有一名队员却迟迟未到，经再三派人催促，他才慢慢地走来。我问“你为什么来晚了?”他低头不语。这使我有点生气，便大声喝问：“讲！为什么来晚了!”他嘟哝了一句：“我懒得个。”“什么?”我火了，“大家都一样嘛，为什么单单你懒得个?”那队员顶了一句：“就是懒得个嘛。”我更火了，顺手给了他一拳。这事成了士兵委员会韵议题，他们当晚便召集了军人大会，对我实行“弹劾”。那滋味可不好受，士兵委员们事先显然做了准备，对“民主”程序安排得很有板眼。先是轮流念《古田会议决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条文，每念一段，士兵委员会的主席就宣布“耿飚同志”犯了第几条，并由大家举手认可。我犯的错误是“军阀主义”、“官长打士兵”和《八项注意》中“不许打人骂人”的前半部。“说话和气”一条，大家认为可以忽略不计。指定我发言的时候，我说，我打人是不对，但是那位同志对操课偷懒，也该“民主”一下。这下，会场上开锅了。一部分人说，他“懒得个”有什么错了?有的说：“懒得个”也是犯纪律，要处分。士兵委员会主席是位三十岁左右的老同志，他恍然大悟，敲澈茶缸让大家肃静，站起来解释说： “‘懒得个’是生病了，不是偷懒。他是永兴县人，讲的是家乡方言。”原来如此，这里边有误会，因为在我们湖南，“懒得个”是“不愿去”，带有对某件事不屑一顾的意思。我说：“明白了。请大家处置吧，我错了。”大家见我态度诚恳，又加上有误会的因素，决定罚我一元钱，因为我毕竟打了人。
于是，我认罚。交一元钱——整整一个月的零花钱。事后我与那个学员和好如初。教导队原定半年毕业，僵从三月份起，黄公略军长、徐彦刚师长就指示我加快进度。黄军长对我说： “大战在即，争取四个月毕业，但质量不能降低。”这是因为，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惨败后，重新拼凑二十万兵力，开始了第二次“围剿”。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总前委命令：各部与敌脱离接触，准备反击。我被任命为九师参谋长。黄公略军长派一匹快马接我回师，率领部队向东固地区集结。同时，第一期教导队结业。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我在“七百里驱十五日”的大追杀中，多次遇到我的学员，他们说： “参谋长！一切都用上了!”我当然感到欣慰。“飞将军自重霄人”一九三一年五月进行的第二次反“围剿”，敌我双方都作了充分准备。蒋介石从其第一次“屦剿”惨败，就开始了第二轮叫器，并且使用了“公祭”张辉瓒之类的手法，为他的部下打气。但是他至此仍未把我军放在眼里，仍然大言不惭地宣称“三个月内剿灭共匪”。他的拿手好戏仍然是增兵添将，人海战术。二月，蒋介石的第一号大将何应钦出任南昌行营主任，调集二十万大军“围剿”红军。鉴于第一次“围剿”的失败，他们在作战指导上，强调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我总前委也在积极地决定战略方针。从四月下旬，就下令各部与敌人脱离接触，实施退却集中，并开始了政治动员，在我由教导队回到师部时，第一件事就是参加军事准备会议，在方面军的参谋会议上，我知道了各师都利用战斗间隙展开了练兵运动，许多单位都办了教导队。在总部，我军第一部无线电台已经开始使用。有线电话已经可以通到师部，我军指挥机能已大大加强。除了部队的准备外，我们还召开了地方武装和赤卫军联合作战会议。当时，全区有东、西、南、北、中五个指挥部，十个游击区，以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毛泽东同志在百忙中起草了关于游击战的通令，规定了十项任务。在各种会议或各级机关里，经常出现一些颇有气派的人物。徐彦刚师长告诉我，那是“四中全会代表团”，来头不小哩。听说为了是不是打第二次反“围剿”的问题，我们黄公略军长还与驻在三军的那位“代表”大吵了一通。后来在总前委扩大会上，还是按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坚决打!五月一日，我就把作战地图挂出来了，每天按敌情通报及时注记。那时搞到一张详细的作战地图很困难，缴获敌人的地图，都上交了，到我们师这一级，数量很少，所以经常应用的只是自己仿制的略图。我们集结于东固地区。从地图上看，敌人可真是大兵压境，从西南到东北，一片黑鸦鸦的箭头，形成了长达七、八百里的“新月形”包围圈。而我们则正处于这个包围圈的正中，我们红三军的任务是向兴国以南监视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为了把敌人从“步步为营”的堡垒里调动出来，部队处于隐蔽待机的状态中。一天下午，突然从高兴圩方向，传来了枪声，部队立刻紧张起来，各团开始轻装，准备迎击敌人。我一面通知特务连向南警戒，一面向师长政委报告。首长们决定，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部队一定不要露面。当晚，赤卫队交来一个白军俘虏，从他口中得知，下午的枪声是兴国之敌小股部队出来抢东西，被我地方武装打回去了。然而，久久地等待，使部队生活发生了困难。菜开始买不到了，接着，连蜡烛之类的办公用品也发生了短缺。尤其是长期“和衣而卧”，大家身上都长满了虱子。这些可恶的寄生虫，越是需要安静潜伏纹丝不动的时候，它们越是咬得你躁动不安。尽管如此，指战员们还是充满信心。因为大家知道：听毛总政委的安排没错，多等几天也没关系，没有菜吃，就上山挖笋尖，下田捉泥鳅摸田螺。当时满山遍野的刺莓也熟了。我们就尽量地吃刺莓，又解饿又解渴。反击的一天终于等到了。我们师的反击，和一条崎岖的小路有着密切关系。我永远忘不掉那条小路。大倍军用地图上也没有这条路，我们使用的略图上当然更没有。幸好我在龙冈大捷时，出于当参谋的癖好，从敌十八师的图囊里缴到一批地图。民国年间测绘的地图，谬误百出，重点地区我们都进行了现地侦察，重新做了注记。我们曾经侦察到这条小路。向导说，这是猎人、药师、贩私盐的才肯走的一条秘密通道。它一直延伸到白云山的云层里。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拂晓，我们红三军奉命沿东固通中洞的大路强行军，攻击方向是富田、固陂一线。具体战场在哪里?不知道。作战目标是谁?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在那个方向上是王金钰的敌第五路军五个师。刘英政委说：“有敌人就有战斗，四军已经上去了，我们得加快。”师长对我示意：“地图。”我们就在马上展开那张看了不知多少遍的地图，我在心里飞快地计算了一下，用手指点着一块地方，我们现在正通过这里，前方有三个分叉，我们选择了通往中间的一条道路，因为，不久前，我们在途中遇到过朱总司令，他告诉我们：目的地是中洞。右翼已有枪声，师长下令：“跑步!”几个去军部联络的通信员陆续报告：“照原路线行进！”“军长半夜就被毛总政委叫去了，至今未回。”说话间，总部的一个电话通信员迎面跑来，通知说：“叫你们几位师领导到前面去。”我们策马狂奔，拐过一个山嘴，一眼就看见了黄公略军长和毛总政委，毛总政委一手拿着指北针，一手拉着一位老倌子，那是兴国县的老向导。我们滚鞍下马。毛泽东同志迎上来，示意免去礼节，并说：“朱总司令和总部特务连已经在前头打响了，你们改走这条小路。”黄军长正在地上标地图，我拿图与他一对，正是我们侦察过的那条小路。与大路相比，它取直线切了一个半径，到达中洞南侧的谷地后，才与原定的大路平行。军长说：我们的打击目标是公秉藩师。这个决定昨天就下达了，只有军团和军的军政首长才知道。“现在，插过去，一鼓聚歼!”我们激动地齐声回答：是!向毛泽东同志敬礼时，毛总政委说：“去吧，我上白云山了。”我命令参谋人员放调整哨．设路标。同时，在地图上重新标记。师长说：“参谋长，你立即写一个命令，要隐蔽前进，不准出一点声响，谁出了差错，逐级负责，提头来见！”“提头来见”是借用《三国演义》中的说法，也就是“军法从事”的意思。我知道，他这话是说到作到的。我写好命令，师长政委签发了。那时也没有打字机什么的，连复写纸也没有，就由一位参谋站在路边，口头传达到团、连，那时一个团下辖四个连，没有营。所有的首长都弃马步行。一听说要打二十八师，大家一下子把眼都瞪圆了。公秉藩这个冤家，当我们在龙冈活捉张辉瓒、击溃谭道源时，就他溜得快，让我们遗憾了半年的时间，特别是我们听说他有一部一百瓦的电台(其他敌军都是十五瓦的)，我们早就眼馋了。我们弯过一座山坡，在树林中披荆斩棘前进，居高临下，一眼就看见敌军了。好家伙，蚂蚁搬家式的，正在成行军队形夺路呢。看来，敌人一点准备没有。我不禁望一望对面的白云山。毛总政委正在那里。半山腰里，一大团白云，好象一座城堡一样，高高地耸立着。军长传令；七师居中，八、九两师在两翼，成战斗队形散开。公秉藩师是北方来的杂牌军，士兵们不习惯南方生活。我在侦察中，见得最多的就是他们围在一起烤火，不是取暖而是抓疥疮，烤脚气，捉虱子。每个兵身上除了米袋之外，还带着许多面粉，那是从老乡家抢来的，一宿营下来，就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地自己做面食吃。敌后卫已经离开中洞，整整一个师都在我们的包围之中。“打！”随着军长一声令下，军部的号目(号兵班长)领着十几个司号员，把冲锋号吹得震天响，部队跃出潜伏位置，居高临下压过去。我们师部干脆随散兵线推进。我冲到排面上一看，只见一杆杆钢枪齐刷刷地伸向前方，就象突然从地上冒出来一片树林似的。枪刺闪着光，枪口喷着火，一下子就伸到敌人鼻子底下，敌人连机枪都来不及架起来，就成了我们的俘虏。一个军官一边往地下扔枪一边大惑不解地说：“娘呀!你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就是毛主席后来写的著名诗句中所描写的：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第一个冲击波就把敌人打乱了。公秉藩一边组织残兵败将做“枯木朽株齐努力”的抵抗，一边向南昌发出交战后的第一份电报：“……陷于共匪重围，速来救援……”他也知道，等待上司驰援，无异临渴掘井，只好又向他的友邻连续发出紧急呼救信号： “……SOS……SOS……’’但是，这些都已无济于事了。红军凌厉的功势，使公秉藩丧失了等待援助的时间。战斗已经进行到最后阶段，到处是一片“捉公秉藩啊!”“缴他的电台呀！”的呼喊，公秉藩只好换上一身士兵服装，在脸上抹一把灰土，连滚带爬地混进俘虏群里。下午三时，第二次度“围剿”首战告捷，各团报来战果和消耗，全师仅伤亡十几人。写完战斗报告，我不禁又望望白云山方向，只见那团堡状高积云已经散去，那山，越发显得挺拔了。黄公略军长找到我们，喜孜孜地说：“耿飚，把你们特务连借给我。” “是！军长，干什么用?” “给毛总政委送电台!一个无线电队，一套电台设备，完好无损!”我们高兴极了。我对身边的作战参谋说：“去!把特务连带上，你亲自负责，一定要看管好!”军长余兴未尽，感慨地说：“有人说我们‘钻牛角’，现在这‘牛角’钻通了!”毛泽东同志也和朱德同志一起从白云山上下来了。毛泽东同志边走边说，他一早上白云山的时候，山上有一片白云，现在没有了。毛总政委临时让我们红三军改走小路，当时来不及通知朱老总，就在半路的一个小镇上留了个纸条。这使我们再次体会到两位领袖之间亲密无间的协作和毛泽东同志用兵如神、果断决策的雄才大智。我们的徐师长在俘虏群里、死尸堆里，反复地寻找敌酋公秉藩。他多想亲手捉住这个老对手啊！但是在几千俘虏中，公秉藩终于混过去了，他是怕落张辉瓒的下场。这老滑头领了三块遣散费，跑掉了，真便宜了他。
第二天我们乘胜猛攻水南，王金钰带领敌四十七师的残部，向白沙逃窜。这使水南守敌一个团更加惊慌失措，没怎么打就举了白旗。逃到白沙的四十七师，被我们分割包围，一口吃掉。连同郭华宗的四十三师一部，也成了他的“陪葬品”。残敌逃回永丰，电台里一片“sos!”的呼救声，郝梦麟急率五十四师赶来合兵。我军按毛泽东同志的计划，一路横扫过去，在中村再歼高树勋部一个旅。至此，敌第五路军已经成为覆巢，各部纷纷向北逃窜，被逐出苏区。
尔后，我们离开赣江，大踏步地反攻，先取广昌，击溃三个师，把敌第三路军打成麻婆豆腐。几天前蒋介石吹嘘的“七百里连营”新月形“围剿”，变成一堆堆破碎的乌龟壳。五月三十日，我们打到福建的建宁，在碧绿的闽西山区饮马洗尘。至此，蒋介石二十万大军的“围剿”，连同他“三个月剿灭共匪”的梦呓，彻底破产。这位“总司令”跑到南昌，在高级军事会议上大骂属下无能，乃至痛哭失声。其实，他们之间的责任，谁也说不清。
回想三个月前，“二十万军重入赣”时，局势何等紧张！就连我们内部，也有人吓破了胆呢。据传说是王明从上海派来的“四中全会代表团”，一再强调“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要我们跑到四川去重新建立苏区。然而以毛泽东、朱德为首 的总前委，面对“风烟滚滚来天半”的局势岿然不动，耐心待机，终于使这紧张局势烟消云散。第二次反“围剿”，七百里战场，十五天厮杀，五战五胜，歼敌三万，缴获如山。红三军、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三军团与后方留守处都用上了电台，部队指战员都用上了崭新的武器，还有了山炮和追击炮，为第三次反“围剿”奠定了基础。毛主席后来在《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写出了当时情景：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部队体整．我和徐彦刚师长尽情地在建宁山上吃那些熟透了的刺莓。我们在战场上发了不少“洋财”——一大堆军事书藉和新版的军用地图。架起胜利的桥梁一九三一年是蒋介石频频向红军发动“围剿”的一年。敌人第二次“围剿”五月底惨败后，紧接着，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这次，蒋介石亲任“总司令”，调集三十万大军，还从英国、日本、法国等请了军事顾问，以陈诚、罗卓英、蒋鼎文、立煌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为骨干，何应钦为前敌司令，分左、中、右三路向我中央根据地压来。
这时．我军积极防御、在运动中歼敌的战略战术，经过两次反“围剿”的锻炼，已经日臻成熟。第二次反“围剿”后，徐彦刚师长就带领我们利用战斗间隙，抓紧战术技术训练。当时红军中流传着“胜利在脚”、“会走路就能胜利”的口号，我们把提高部队行军能力当做重要技术来练。江西一带，河流纵横，徐彦刚师长就让我带领特务连练习在河流上架桥，以便在未来的战斗中，用一座座桥梁把进军路线连接起来，提高通行能力。那时架桥没有工程机械，完全靠手工操作，也就是捆扎、连接、固定等几道环节。材料一般是毛竹、树木、门板。但是具体实施起来，问题就多了。徐师长是进过黄埔军校的，他交给我一本《工程学》，让我读几遍，照着做，还说：“多实验几遍就行了。”
我虽然读过几年私塾和工人夜校，可是读这本《工程学》还是到处碰上拦路虎，特别是那些外文的计算公式，简直比“天书”还难懂。徐师长就耐心地教给我。几天之后，我明白了个大概，再边琢磨边教给战士。当时天气炎热，对于有些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得的战士来说，这些知识就更难懂了。一堂课下来，大家汗流浃背，还是弄不明白。我说，干脆，到野外“比着葫芦画瓢”去。边干边学，架起几座桥来，本领就学成了。第一座桥我们完全按书本上一道例题提供的数据，寻找了一段河床开始施工。首先要标定桥轴线，这需要制式仪器。但是那时候红军哪里有仪器啊?于是我们用子弹箱拚起来做标图板，用木匠直尺当三角尺，用腊条杆涂上颜色代替标志杆，指北针是现成的。为了使数据准确，我们在计算了河的宽度后，还专门挑了几个会游水的战士，拉一根绳子测量一下，以验证我们的计算。第一座桥是有桩的便桥，以后我们又学会了架浮桥。架浮桥的关键在于确定流速和锚驻桥身。经过个把月的训练，那本《工程学》被我翻烂了，大家的架桥技术也提高了。于是开展架桥、拆桥的反复演习。百十米的小河，我们只要个把小时就能架起一座可供部队通行的浮桥。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山坳里的小河上练习架桥，那里地势偏僻．没有人烟。我们刚把桥架好，同志们都钻到灌木丛中乘凉．忽然从对面山路上走来一队挑夫，还有几个国民党兵押送。挑子都沉沉甸甸的，压得扁担“吱吱”响。我们立刻警觉起来，做好战斗准备。他们走到我们刚架起的桥附近时，犹犹豫豫地停下来，大概以为走错了路。因为一个小时前这里还仅是一条光秃秃的湍急的河流，怎么突然间冒出一座桥来呢?我们见他们人数不多，武器也简单，便抓紧时机，从桥上向对岸冲去。七、八个挑夫扔了担子就跑。几个国民党兵也吓蒙了，枪都来不及从背上取下来，仓皇四散逃去。我们在缴获的挑子里，发现一张礼单。原来，这些挑子里全是光洋，是一伙土豪劣绅送给国民党军队的“犒劳”。我们照数收下，只是没法给这些老爷们打收条。学会架桥，对我们第三次反“围剿”十分有利。因为那次反“围剿”中我们用的是“拖牛”战术，以强行军、急行军和敌人周旋，仅用三万人的兵力，硬是把蒋介石三十万大军“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红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敌人的锋芒之间闪电式地穿插、迂回，就大大增强了这种“拖牛”战术的威力。如果说得更形象化些，红军以其铁脚板在河流上、山岭间架起了通向胜利的桥梁。蒋介石在第三次“围剿”中一反其在第二次“围剿”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方针，而采取了“长驱直入”的战略。当时，红军主力分散在闽西。蒋介石企图以三大路大军齐头并进，把红军力压到赣江边上，进行决战。敌军乘我中央苏区兵力空虚，将我苏区县城尽行抢占。毛泽东同志为我军规定了“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站略方针，决定首先捣其后路。红军主力从东向西由兴国经万安，在富田打开一个缺口，再从西向东，横扫敌军的后方联络线。当我军正向富田行进时，被敌发现，于是敌从永丰县南部良村，向黄陂方向突进。等敌人急忙调整部署，转过头来寻找我们时，我们已经进入中央苏区老根据地了。时值七月，烈日炎炎。蒋介石的三十万大军推磨似地围着苏区转了一圈，一路丢下伤兵、病号，象头笨牛一样，累得精疲力竭。而我们，已经完成千里行军，到达兴国集结。那真是象久别的亲人回到老家一样。且不说赤卫队站岗放哨，担架队整装待发，妇女们洗衣送饭，就是那些“儿童团”们，也搬出了慰问红军的“绝招”——打扇。部队一进村头，一大群儿童就个个拿着芭蕉扇围上来，为红军扇凉。徐徐凉风，把连日的溽热疲劳一扫而光。千里回师，我们不但取得了主动，而且在调动敌人中摸清了其兵力部署。等我们在兴国舒舒服服地休整了近半个月之后，敌人才重新部署了兵力，逼近我军当面。七月三十一日，我军开始反击。部队一律轻装，一切能发声、反光的物品都进行了无声无光处理，连白马都涂成了黑的。为了不走漏一点消息，行军中遇到岔路，一律不设路标，由标兵代替。三万人马在夜色掩护下，衔枚疾走，象一条巨龙一样，无声无息地“游”出了敌人大军中问只有十五里的一个空隙，隐蔽在高兴圩以北蓬塘、良村的丛林里。第一仗，我军消灭敌人一个师。这是上官云相的部队，他们全是北方人，不习惯南方的酷暑炎热，更不习惯山地作战和夜间作战，加上被我们“拖”了一个多月，战斗力损失近三分之一，因此被我们集中兵力包了饺子。敌人来增援的一个师也中了伏击，仓皇逃遁。我军乘胜逼到黄陂，将毛炳文第八师消灭。两仗下来，敌先头部队十九路军急忙撤退。他们已经扑进高兴圩，发觉红军已经转移后，令先头独立第九旅经老营盘向富田突击，不料陷入我军重围。战斗打响后，敌我胶着成一团，十几架敌机在战场上空乱飞，因我们与敌军短兵相接，找不到地方“下蛋”，只得胡乱将炸弹扔在附近的山沟里。等我们冲进敌指挥部，处理俘虏和缴获时，这些飞机又来了，它们竟对着俘虏群扫射，炸得俘虏血肉横飞。俘虏们大骂蒋介石残无人道，我们立即组织红色救护人员抢救。感动得流着泪的俘虏哭喊“还是红军好哇”，纷纷投入红军行列。敌第三次“围剿”彻底失败。敌军的指挥官们都连连叫苦，说“剿匪无异无期徒刑”，灰溜溜地率领残兵败将退出了苏区。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这次又给我们送来大批新式武器。我们装备了大炮、机枪，师里的指挥员还有了“勃朗。”但是令我痛心的是，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的第二天，部队遭敌空袭；我们三军军长黄公略同志，指挥部队隐蔽时，自己却中弹壮烈牺牲。消息传来，全军上下无不痛哭失声。黄公略同志是我最熟悉的红军将领之一。红三军奔袭吉安时，我正在九师当侦察参谋。那时我刚刚参加红军，徐彦刚师长带我到军部去汇报敌情，把我介绍给黄公略军长。当他得知我是水口山的工人时，十分高兴，说：“红军就缺这样的骨干哩，又识得字，还是党员，还懂得武术，样样都用得上。”又问我是怎么到红军来的，我回答是浏醴县委介绍来的。他连说：“好，好。”接着，他又想起什么似的哈哈大笑起来，问道：“他们没捆你吧?”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他解释说：“当初我也是带着介绍信找组织，可彭军长他们硬把我当奸细捆了，把一块破布塞住嘴，话都没得办法讲，只好拚命踢脚后跟，还好，他们最后从我的皮鞋后跟里撬出了广东省委的证明，才没把我坠上石头扔到塘里。”之后我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小布教导队结业时，黄军长还派一匹快马接我回部队。在我任参谋长后，与他接触就更多了。每有战斗，他都亲自组织侦察，制定计划。在阵前，他下令怎样布置兵力，如何运用战术，在我听来，就象一堂堂军事课那样。他特别重视对敌情的掌握，强调战前侦察。自从在黄公略同志领导下打过三次反“围剿”后，我也养成了侦察、分析敌情的好习惯，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仍是这样。黄公略同志名黄石，公略是他的字。他虽出身豪门，但母亲是由丫环升为妾的，因此从小就受够了白眼和羞辱。成年后靠教书糊口，后来投笔从戎，毕业于湖南讲武堂，又进黄埔深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他与彭德怀同志一起领导了平江起义，成立红六军时，他任军长，当时人们习惯把中央红军称为“朱、毛、彭、黄”的部队。国民党悬赏十万光洋要他的首级，并把他的生身母亲赶出家门，使其流离失所。这一切都没有动摇他革命到底的决心。后来，敌人又派他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来作说客，诱以高官厚禄，妄图策动彭、黄“反水”。黄公略同志毫不为之动心，让彭德怀同志杀掉说客，以明心志。黄公略同志牺牲后，红军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人人都痛哭失声。直到今天，当我读到毛主席那“偏师借重黄公略”的诗句时，他的音容笑貌还浮现在眼前。他和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创建的业绩，将永远值得我们追怀。黄公略军长牺牲后，红三军改由徐彦刚任军长(兼参谋长)，经过一段时间休整，开始了红军历史上又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东征漳州。东征漳州东征漳州，是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主动出击、奇兵致胜的一次重要军事行动。一九三二年三月，彭老总从赣州撤兵。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尚未开始，前方无战事。我们红三军当时划归红五军团领导，正驻在赣南信丰一带休整。原师长徐彦刚调任红三军军长后，我们九师暂缺师长。政委朱良才率领大家帮老乡建立政权，训练武装，开展生产。我带一部分战斗骨干“以战代训”，在苏区“扫自点”——打地主武装的“土围子”。三月中旬，临时中央继续执行“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定，命令红军沿赣江北上“赤化”沿岸，夺取南昌、九江等大城市。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这种“左”倾行为，认为红军应以主力向赣东北、浙西、闽北、苏南等地区发展，因为那里群众基础好，敌人力量薄弱，易于取得胜利。当他这个意见被否定后，又提出经闽酉向闽南进攻，直取龙岩、漳州的方案。这个方案受到了朱德、林彪、聂荣臻和大多数红军领导同志的赞同，并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三月十八日，由一、五军团组成的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向龙岩进发。彭德怀同志亦率西路军，朝湘赣边发展。接到任务后，我们立刻准备出发。作为师参谋长．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拢部队，组织行军准备，与参谋们一起在地图上用红色箭头标出合适的行军路线。四月二日，我们从信丰，一军团从长汀向龙岩迤逦进军。我们从罗塘附近跨入福建，经武平、高梧、上杭、白砂，挺进龙岩。敌情在沿途的侦察和上级通报中逐渐明确。这一带本是我闽西苏区，一九三。年底被敌四十九师占领。守敌四十九师是由一些杂牌军和顽匪“升格”的，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资助，人民群众已饱受他们的蹂躏之苦。原师长叫张毅，现任师长叫张贞。民谣说：张毅改张贞，租税加二升。可见他们的劣迹。听说要歼该敌，人民群众奔走相告，妇孺老幼，箪食壶浆，迎送红军，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战斗动员。四月十四日，我们赶到龙岩附近的大池，获悉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红十五军和红四军已经打下了龙岩，歼敌四十九师一四五旅的主力二九一团和一个独立团。龙岩是漳州大门。龙岩一破，下一步的文章就更有声色。一、五军团会合后，五军团兵分两部：军团部率十三军驻守龙岩，监视大埔方向的广东敌军，并与远方位布防的红十二军一起，保障从苏区到漳州前线的后勤补给线。红三军由军长徐彦刚同志率领，与一军团一起参加进攻作战。红色箭头从龙岩、适中、和溪、水潮……继续向东南延伸。毛泽东同志与我们在一起行军。他头带遮凉的盔帽，骑着一匹马，瘦小的脸上露出微笑，不是地下马与战士们共同不行。当时，中央曾先后撤消过一方面和一军团的建制，毛泽东同志的总政委和总书记职务实际上也撤消了。在恢复一军团建制时，改由林彪任军团长、聂容臻任政委。但是毛泽东同志的威望，并没有从指战员心中“撤消”。现在他仍然亲率大军东征，使广大指战员增强了必胜的信心，四月十六日，当部队到大漳州西北约二十多公里的马山时，毛泽东同志又亲自组织我们这些指挥干部到敌人前沿去侦探地形，确定了进攻部署。据侦探，敌四十九师在龙岩失守后，漳州守敌惊恐万状。我们的驻地龙山圩老乡反映，被一军团击溃的敌人一四五旅旅长杨逢年，败退后曾妄图一龙山圩为阵地进行抵抗，后闻我一、五军团会合，攻势凌厉，遂全不向漳州附近的天宝山收缩。龙山圩的地主也供称，杨逢年对他们哀嚎说：“躲躲吧，顶是顶不住啦。”天宝山位圩漳州西北二十公里处，是一个易守难攻的险要去处，这座大山东临九龙江的北溪，西接永丰圩（东溪）和西溪，重恋叠障，绵亘数十里，恰似一座硕大无比的石屏风，遮蔽着漳州。天宝山是四十九师经营多年的防卫阵地，遍置钢筋水泥永备工事，加上榕子岭、峰苍岭、十二岭等制高点，对敌军防守十分有利。张贞本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炮科，他亲临天天宝镇茶铺炮兵阵地坐镇指挥。再加上该师副日式装备，三八式步枪、轻重机枪、木柄手榴弹，士兵配有钢盔、雨衣、胶鞋，在当时的装备中，可谓屈指可数。因此，他叫嚣，天宝山防线将使“共匪无法逾越”。遗憾的是他的这种预言同国民党其他头目们经常预言的那样，从来就没有兑现过。杨逢年的败逃，把失败情绪“加强”给了天宝山防线。我军的一次火力侦察，就使全线“炸窝”，军官竞换便衣，士兵呼救不迭。针对敌人的部署，毛泽东同志决定我军兵分两路：左路为主攻方向，由红四军、红三军进攻敌人右翼；右路为助攻方向，由红十五军进攻敌人左翼。突破天宝山之后，合力直捣漳州。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布置，我与朱良才政委召开了九师作战会议，向各团区分了作战任务，作战地图上的红色箭头似无数利箭，射向天宝山一线。由于天降大雨，我们按计划到达九龙江的支流永丰溪(即东溪)后，正值河水上涨。据向导介绍，这条河本来不大，我们又在上游，平时只有百十米宽，水浅时完全可以徒涉。但是等我们临江夜渡时，永丰溪一夜之间到了盛水期，河床满溢，河面拓宽，急流泛着泡沫奔腾而下，根本无法徒涉。找船?没有。架桥?需要时间。扎筏?附近只有一些荔枝树、香蕉林和甘蔗田，而进攻时间，已经近在眉睫。我与政委决定：立即轻装，泅渡。全师大部分是南方人，基本上都会游泳。唯独我是个“旱鸭子”。这是因为我从小长于矿山，再加上母亲因我那“五行缺火”更怕水淹的顾虑，所以错过了学游泳的机会。因此，别人用块木板就可泅渡．我却没有把握。幸好，附近镇子上有个“洋车铺”。漳州是个侨乡，当时平板车、自行车已经很多了，修车铺买卖兴隆，挂了个旧车轮做幌子。我向老板买下了旧车轮里的内胎。虽然有几个补丁，充上气倒也不漏。我那时很瘦，有这条车胎，再找块木板，蛮可以对付。十六日夜，全师分数批交替掩护，开始武装泅渡。我将“救生圈”套在腋下，一手扶着木板，一手举着手枪，奋力蹬水向对岸游去。正当我们师部人员到达河中心的时候，对岸的敌人发觉了我军企图，慌忙向我们射击。但由于天黑，距离叉远，子弹都盲目地落进水里。我们已经游到对岸的尖兵立即奋起还击，一面大喊：“冲啊！‘抓活的！”一面向敌人方向扑去。敌人是小股沿河警戒人员，等我尖兵冲到，早就逃得没影了。下游保林桥方向已经传来了枪声。我知道，这是佯攻牵制，以防敌人逃窜。全师渡河后，我与朱政委组织部队沿东岸向敌人逼进，一路上顺便进行了些零星战斗，以扫清我们待机地域的外围。我们在十七日进入天宝山下的南坪展开地域，这时四军也从下游进入南坪。我刚把行军报告写好，毛泽东同志带总部人员也到了。十八日大雨如注，水雾蒙蒙，总部决定推迟一天进攻。这个推迟后来被老百姓蒙上一层传奇色彩。他们说：红军有神人指点，在张贞四十九岁的时候，四月十九日打四十九师，占领漳州四十九天，焉有不胜之理?合该张贞气数尽啦！十九日雨停。天拂晓，天宝山总攻开始。我军先向峰苍岭楔入，取得支撑点，全线展开、扩大战果，一举突破了敌天宝山防线。我带师部通讯排，与部队一齐推进。敌人已经失去捂架之力，失去建制的溃兵乱跑乱钻。我们只要大喊一声“不许动”，就有成片的敌人举手投降。可笑的是我们进展太快，收容队根本无法保障。由于缴得的武器太多，以至无法背得动。于是，我们将枪栓卸下，交给俘虏一根空枪，再喊一声跟我走”，他们便紧紧跟在后边。每个战士后边都跟了一大群。事后朱政委说：“哎呀，当时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你被敌人反包围了呢。”与此同时，红十五军在左权军长指挥下，突破了敌榕子岭防线，攻占了南靖县城。接着，红三、四、十五军会攻天宝山南麓的天宝镇。在我军四面包围、猛烈进攻下，敌人乱作一团。我军只用了几十分钟，就攻下天宝镇，全歼守敌。我军留下红十五军驻守南靖和天宝镇，红三军和红四军马不停蹄，乘胜向漳州进击。我们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红四军在西边，沿九龙江向南，经茶铺直迫漳州酉门；红三军在东边，经石亭直奔漳州北门。两路大军，就像两支利箭，直射敌人心脏。漳州虽是闽南重镇，但是没有城墙，背靠九龙江，前面是一片平地，无险可守，加上敌军主力已垮，要想靠几支直属队抵抗红军铁流，无异螳臂挡车。被红军打得胆颤心惊的张贞，看到大势已去，守也守不住，觉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还是逃命要紧。这个平日像恶煞神似的军阀，这时溜得比谁都快，仓皇南逃到闽粤边界的诏安去了。二十日晨，我们从北门(实际上并没有城门)进入漳州，残敌已作鸟兽散。我们与西门进城的四军会合。至此，漳州完全被我军占领。漳卅战役中，张贞的两个旅、一个独立团及部分土劣武装被歼。我军缴获枪炮弹药无数，还缴获了电讯器材一部和一座设备完全的小型兵工厂。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缴获了两架飞机。这是两架单螺旋浆、双层帆布翼的小飞机。其中一架曾飞到龙岩侦察，被我军击坏。另一架完好无损。从军团首长到连队士兵，成群{占队地涌往机场，去看看“它为什么会飞”。漳州工人还为部队做了飞行表演，当然不过是飞飞起落而已。后来在五一大游行时，我军用飞机撤传单，万头攒集，在当时实在是一种奇观。二十一日，在东路军总部驻地——芝山南麓的红楼，举行了各军的师以上干部会议。决定了第二次行动计划。第二天，毛泽东同志又在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及第二次行动》的报告，东路军投入扩大影响的工作。我们红三军进驻漳浦。九师驻旧镇、盘陀、霞美、东山岛等地。主要任务是组织群众打土豪、分土地、废除苛捐杂税和高利贷，将地主劣绅的浮财分给群众和补充红军的供应。在红军的影响下，建立了工会、农会，城市和农村的青年纷纷要求参加红军，我们将一部分吸收入伍，一部分组成赤卫队保卫苏区。红军是第一次进侨乡。在开展工作中，开始有的同志划不清界限，把一般的侨属、侨眷误认为是土豪劣绅，因为他们住的是洋房，穿的是绸缎和毛料西装。为此，我们组织学习、贯彻《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政策》，获得了开明士绅及商界人士的好评，他们交口称赞红军是文明之师，捐粮捐款，赠送食盐、药品、布匹等军需物资。有一次，我在街上看到几个战士在烧东西。上去一看，凭着毛泽覃同志在水口山教我的一点英文知识，发现这是美钞。当即制止了战士焚烧，命令全部上缴东路军总部。漳州地处闽南，群众语言难懂。我们就号召大家学习闽南话。有一次，我与一位老大爷谈话，他说：“我们都是‘干苦郎’。”“干苦郎”是什么?我听不懂。后来才弄明白，就是“艰苦人”亦即“穷苦人”的意思。我们学会了许多当地话，有了共同语言，军民关系更加如鱼得水。初到漳州时，有些民风民俗我们也不懂，为此还闹了笑话。一天，二十六团壬团长约我去洗澡。当地有好几个温泉，比上澡堂还舒服。我觉得连续行军作战，确实该打扫一下卫生了，就欣然同往。谁知我们找到一处温泉，刚刚下去，从附近村子里嘻嘻哈哈走来一群妇女，看样子也是来洗澡的。我们不知所措，便在水里扑腾拍水，示意我们在此。但那些妇女似乎没有看见，来到水边，脱了衣服就下水。可把我和王团长吓坏了，我们连滚带爬上了岸，抱起衣服就跑，十分狼狈。后来我听杨成武同志说，这一带的民风比较开放，不像内地农村妇女羞于在男子面前洗澡。知道了这个风俗后，我们便告诉战士，不要随便出去洗澡。我们在漳州的芝山红楼还照了一次相，几千红军官兵挤在一张底片上，根本无法分辨面目。这张照片被当做珍贵文物保存了下来。我们在漳州驻扎了四十九天，完成了预定任务，于六月八日开始有计划地撤离，回师中央苏区。经过扩红，红军在那里留下一个红三团，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续连载）(图片及文字来源于网络共享，请谨慎转载，内容不可用于任何商业用途，违者必究。)小灯泡希望小伙伴们看完后都伸出你的手指头，成为文化传播的志愿者，唤醒更多的朋友，传承我们的文化，保护我们的文化，永远的发扬下去！！想更多了解我们，请登录我们的官网www.cchfou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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