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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中国的城市化社区道路------费孝通与社会学的社区研究
于长江（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 社区研究，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一个热点问题，社会学与社区研究有着十分特殊的关系，这不仅因为&社区&一词来自社会学的专业术语，而且在于学术意义上的&社区研究&，是中国社会学传承的一个重要基础。在社区研究和社区建设领域，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对于城乡社区的研究和思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了中国社会学从上世纪30、40年代以来几十年深入研究中国本土社会、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和优化的学术传承和成就。
一、社区与中国城市化道路
&& 城市社区建设，是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国区域发展、城乡关系、城市化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费先生对于中国独特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的研究，是从研究乡土社会的状况和农村变迁开始，进而研究小城镇的发展机制，然后进入了大城市、大都市社区研究，这一研究历程，伴随中国社会走了一条中国特有的城乡互动、乡村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这种思想进程，与一般欧美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前提、框架和路径有所不同，但它恰恰符合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顺序和自身结构的特点。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在一个深厚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社会，以被动和赶超的方式进行的，而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历史传统，以及社会转型的内外部条件，要求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欧美二三百年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内容，同时还要完成深刻的跨文化调适，要对中国自身传统文明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使之能够兼容源自西方的现代文明&&这种艰巨的任务和纷繁多重的目标，比欧美日本等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要复杂的多，也不可能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其结果，也必然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新的中国文明。
费孝通先生从30年代开始深入研究中国农村社区，到40年代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思想，这一期间的代表作是《江村经济》和《云南三村》。值得注意的是，费先生这种对于乡村的研究，并不是孤立地看待乡村，而是把乡村置于中国城乡区域发展的框架下来研究，比如《江村经济》的一个重点，就是研究江村的&村里&与已经城市化了的&城里&之间的各种联系，而在云南的研究，也非常关注现代商业、工业对于乡村社区的影响与改造。事实上，费先生的基本思路中，一直存在着一个潜在的&城乡协调发展&的前提，它代表一种十分重要的价值取向，所以在很多情况下，费先生的研究团队不用&城市化&这一具有某种暗示&城市取向&的概念，而是使用&城乡发展&、&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等强调城乡平等、协调的概念。把城市和乡村统合起来进行研究，一直是费孝通所代表的中国社会学一个重要的特点和优点，而具体的研究对象，则是这种总体思路下一个个不同的切入点。
&城乡协调发展&的思路，在80年代表现为对于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研究，并发展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诸多&模式&，在90年代，侧重于&城乡区域发展&研究，90年代末以来，又加上都市内部社区的研究，这些思想，都是他对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总体思考的一部分&&从对乡村社区的研究开始，进入到工业化了的乡村社区（比如乡镇企业）、到本土特色的中小规模城市和城市化，直到大都市的内部优化。
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它是中国式城市化模式初露端倪的时代，也是中国社区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很多乡村社区的发展走向，实际上印证了费先生从30年代以来对中国城乡关系和城市化道路的看法，尽管这一过程的到来，因为其他原因而推迟了几十年。费先生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动态并积极跟踪研究，造就了当时中国社区研究的一个高峰。
当时的研究表明，从历史传统、社会状况、人口规模、现代化模式等诸多方面来看，中国的城市化不可能重复其他发达国家的道路，只能探索自己的道路，而其中&城乡协调发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这里的&城&和&乡&，不仅仅是一般地域和行政意义上的&城市&与&农村&，而是包括代表城市、乡村不同类型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人格、道德伦理、人际纽带、互动模式、习俗等等文化因素，中国式的城乡发展模式和结果，最可能的是这些不同取向的诸多要素的融合、共存、共荣，而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选择消长。费先生认为，可以粗略地把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看作城市化进程中起始的一端，未来的中国式的都市、都市群或城乡一体化模式作为中国城市化的完成，那么到现在，我们城市化的过程才刚刚开始，一切还都在探索之中，一切也只能处于探索之中，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实际部门，都应该本着探索新道路的心态来看待这一问题，而不应该简单地照搬其他模式。
基于这些考虑，费先生在90年代致力于&区域发展&研究的同时，也开始关注都市内部的社区研究，把中国社会学的社区研究推向另一个高峰，但这些研究，是与他原来的乡村社区、小城镇研究密切相关、一脉相承的。随着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城化过程的加快，中国都市化的发展，除了发生在城市人口、经济等方面的急剧增长之外，还发生在城市内部自身结构的激变和&人&的变化，而这后一个过程，往往为人们所忽视。费先生对于大都市社区的研究，就是深入探索城市内部的&都市化&过程，他特别强调，中国的城市化，决不能简单理解为人口向城市的机械移动、集中的过程或者工业化的过程，我们要特别强调&人&本身的变化过程，特别是从&农民&到&市民&的变化过程。即使像上海、北京等已经形成多年的大都市，也绝对不是城市化的完成，它依然存在一个不断城市化的过程，比如，上海城市内部，就存在本市和外来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他们在地理上来到了城市，并不就已经是&城市化&了，&人&的转化过程要复杂、缓慢的多。即使上海城市内部生长的人口，也不是就不再发展了，事实上，由于中国城市发展还在进行中，而中国的城市化模式在处于探索阶段，符合中国情况的城市模式尚无定论，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因此，已经生长在城市的人口，仍然面临不断进一步&协调化&的过程，
因此，费先生把今天的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不仅看作一般的城市化过程，而是看作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可以说是&协调化&过程在城市内部的进一步深化和继续，它既是城市社会结构进一步调整、优化继续，也是市民人文方面进一步协调发展的继续。
二、&社区&概念的源流
&社区&一词，是费孝通等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从西方语言翻译过来的一个词，本来是作为社会学的一个专业术语引进的。社会学是社会科学的一种，19世纪法国思想家孔德创立，在本世纪初引入我国，曾经获得很大发展，建国后在50年代停止，到80年代，中国社会学得到重建，随着社会学的逐步普及，作为社会学术语的&社区&一词，走出了学术的象牙塔，逐渐为社会各界接受，成为人们日常口语的一部分。随着国家推行&社区建设&等工作，这一词又被赋予了一个明确的特定的含义，特指我国城镇地区集居住、服务、治安、福利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基层管理机构和组织。
但是，要深入理解这个词的丰富的含义，我们还是应该追溯到这个词的源头。
在德语中，有&Gemeinschaft&一词，基本含意是指人们由共同思想、文化、目的、命运等联合组织成群体或团体的状态，这个词的词根&Gemein&是指传统社会中人们居住在一起形成的村落、小镇等聚居区，而&Gemeinschaft&一词扩展了词根的含义，不仅仅限于描述小村镇居住状态，它主要强调居住在这种状态下的人们之间的那种&关系&和&感觉&，人们可以不真地居住在一个小村镇里，但只要有这种感觉，就可以说是&Gemeinschaft&，这种感觉，很接近我们中国一般农村小村庄里村民之间的感觉&&彼此熟悉、密切联系、全面了解、互相帮助、共同分享资源、互相制约、共同遵守约定俗成的习惯，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情，等等。
在英语中，有&community&一词，基本含意和&Gemeinschaft&相近，也是源自传统社会中人们之间密切接触的聚居区。
值得指出的是，英语和德语中的这两个词所代表的概念，都含有一种感情色彩，就是那种&同舟共济&、&命运相连&的感觉，这种感情色彩，是这两个词的精髓。
这两个词本来在德语和英语是日常用语，并没有严格的定义，用途也十分广泛，伸缩性很大。比如在英文中，&community&可以指一个小村庄，也可以指一个小城市，也可以指一个大城市，大到一个国家，甚至全地球&&我们常听到国际新闻中说的&国际社会&中的&社会&、&欧洲共同体&中的&共同体&，其实英文中就是这个词。因为在不同层次上，人们都会产生这种&同舟共济&的感觉，这是一种相对的概念，所以都可以说成&community&。
这两个词用途很广，后来被不同学科使用，经过了各种不同的严格定义，成为不同学科、不同思想家的&术语&。比如在德国学者滕尼斯（Tonnies）在他的名著&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一书中，把&Gemeinschaft&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的概念进行严格的定义和论证，使之成为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的基石之一，这本书在翻译成英文的时候，译者用了英文&Community and Society&，就是说，英文的&Community&可以对译&Gemeinschaft&一词。
中国人在本世纪初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大量引进西方社会思想、理论，当时的学者从不同国家、不同思想家、不同学派引进这一概念，由于这一概念在不同作者的著作中用于阐述不同的问题，定义也有所不同，所以中国人往往把它们当作不同的词引入，造成不同的翻译。
在某些政治理论书籍中，经常用&共同体&这个译名。这个译名受前苏联的影响很大，有比较强的政治经济文化含意，它特别强调了&Gemeischaft&和&community&这一概念的抽象涵义部分，就是这些人具有密切的联系和共同的命运。这种译名基本上没有表达具体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含意，比如&共同地域&、&共同生存空间&的涵义。
目前中文&社区&一词是通过社会学这一渠道引进，所以被翻译成为不同中文词。在30年代，包括费孝通先生等一批学习社会学的学生，在翻译滕尼斯的&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一书时，选用中文&社&和&区&两个字，合为一个词&社区&，他们当时认为这种翻译可以比较好地表达原文在原著中的含意，这就是一般认为的中文&社区&一词的由来。
因此，&共同体&和&社区&成为同一概念的两个不同的中文译名，时至今日，这两种译名在某些情况下还同时并用。就在近年出版的滕尼斯&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最新的中文译本中，译者采用了&共同体&一词而不是&社区&一词，反映出这一概念仍然要用两个中文词来表达。
在英文中，&community&一词，是一系列同源词中的一个，这些词包括&communication&（交流）、&communion&（教团）、&communique&（共同宣言）等等，而在这个系列中，我们最熟悉的有两个，那就是&Commune&和&Communism&，也就是&公社&和&共产主义&。在英语中，&社区&其实是和&共产主义&、&公社&十分接近的概念，只是词尾有一点变化，&共产主义&最初的含义，也可以说是一种&社区主义&。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社区&一词内在的含意，它具有强烈的&共享&、&互助&、&共同承担责任&等涵义。
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在50年代停止，此后所以&社区&一词很少出现，从80年代重建社会学以来，&社区&作为社会学最基础的概念，又重新被使用，并逐步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这种概念很快传播到其他领域，并为政府决策机构接受，并最终广泛应用在&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的领域。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人们日常语言中的 &社区&一词，指居民委员会、小区等居民组织，这一含义，实际上只是&社区&一词中比较具体的、操作化的那部分含义，而这一概念的更基本和重要的含义，在于感觉层次的含义。在学术研究中，&社区&通常并不指具体的组织或机构，而是指人类一种&生存状态&。
当我们具体探讨我国目前社区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时候，不该忘记&社区&这一理念中包含的基本内容，那就是&共同的命运&、&休戚相关&、&共同体&等等，这些概念反映的不是具体的物质表现形式，而是一种共同的心理和情感，这是&社区&这一概念中最核心的东西。如果抽掉了这一种感觉层次上的因素，&社区&就丧失了灵魂。
&三、工业化中的&社区&
在学术史上，关于&社区&的研究，是伴随着对于社会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反思开始的。西欧作为世界上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也最早出现了关于社区的研究。从历史经验来看，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基本上都经历了传统社区解体、崩溃、转移的过程。英国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大量农民离开传统的村落，大量流入城市从事集中的机器生产，成为产业工人，这是近代工业化早期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变革，它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的命运。英国是这一过程的发祥地，后来的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和后来的美国也开始了这一过程。在这一转移过程中，人们在行为、心理、道德、理念等方面都要发生很多根本性的变化。
具体地说，人们工业化前居住的农村村落，是一种&初级社区&，就是说居住在这里的人彼此都非常熟悉，有些家族可能世代比邻而居，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居民之间非常了解彼此的情况，交往十分频繁，互相之间常常帮助和关照，人们之间具有很强的感情纽带，等等，这种传统社区，集中反映了所谓&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的模式被一些早期经典社会学家称为&初级联系&，这一概念实际上是社会学的几个基本概念之一，经典社会学教科书中都会对这种&初级联系&进行阐述。
现代工业化、社会化生产，导致人口大量集中到工业中心，形成工业城市，并由此连带发展出有关的商业、服务业、金融业等等。工业化和城市化，打破了人们传统的生存状态，也瓦解上述传统社区的基本机制。首先，工业社会的集中生产使得产业工人的生活、居住必须相对集中，人们必须集中到集体宿舍或公寓房中居住，这就使得工人在空间上必须离开原来居住的以家庭、家族、土地、教团等划分的传统社区，而来到靠近工厂或交通方便地区居住，而工厂依照自己的需要招聘工人，不考虑原来的背景，所以传统社区中能够进入不同工厂的人，要离开社区奔赴不同的工作地点，这就必然导致传统社区瓦解。其次，在新的居住地，人际关系和交往模式要服从工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和布局，不可能再形成真正传统意义的社区。工业社会的机器生产总体上排斥传统社会中人际之间的初级联系，而是以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来重新定义人们之间的关系。个体的&人&，不再是传统社区中的集气质、性格、兴趣、家族、血缘、宗教、道德等等特征的一个&人&，而是现代工业生产中一个&劳动力&，在现代分工中充当一个特定的非人格化的角色。就象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中描述的，工人仅仅被视为机器的一部分，工厂主完全忽视工人的性格特征，不考虑工人的喜怒哀乐。在这种&非人格化&的环境中，传统社区不可能完整存在。再次，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专业化，使得人们的居住方式无法稳定，不太容易形成长期稳定的邻里关系，家庭也趋于小型化，这都使得传统社区无法延续。
在现代都市生活，不仅仅瓦解传统社区，其中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传统社会控制的松弛。传统社区不仅仅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环境和条件，它同时也是实现社会控制、维持社会道德伦理体系和基本秩序的基础。传统社区瓦解后，一方面&个人&从传统的道德体系下解放出来，解放了个性和创造性，但另一方面，也使得社会成员&原子化&，很容易导致社会陷于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这种状态在当时西方的大都市中表现十分明显。这种混乱和无序，加剧了社会矛盾，助长了社会丑恶现象的滋生。当时在西方，弥补这种社会控制的&真空&的，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军队、警察、司法体系，另一方面，就是教育和大众传媒&&报纸、杂志、书籍等等的发展，这种教育和大众传媒促成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地方传统的社会成员在文化、价值观上重新归于统一，只有在这种基本信念的统一性和同质性下，才有可能建立有效的政治、经济、司法等秩序。
需要注意的事，西方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也是这种社会发展方向的重要基础。个人主义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配合和塑造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原子化&的个体劳动力，是现代西方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的基石，保证了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但它的基本理念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个体之间的隔离、疏远、封闭、回避，这种&独立&的状况与人的群体性有明显的冲突，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几百年来成功发展的同时，不得不付出的一种巨大的社会代价。
在这种宏观历史变革中，移民成为社会变迁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在欧洲和美国历史上，工业化一直伴随着大规模的移民。欧洲农村人口大规模移向城市、产业革命相对较晚的东欧人口大量移向西欧、欧亚洲人口大规模移向北美洲，等等，都是现代工业化中出现的。这种移民，造成移民移出地大量传统社区崩溃瓦解甚至彻底消失，这些移民在到达新的土地之后，也自然地试图建立类似于传统社区的生存环境，有些人经过奋斗，也建立了类似的社区，比如唐人街、犹太聚居地、意大利人聚居地、德语区等等，但是，他们不可能真的恢复传统社区，只能在新环境下部分地保存原有的东西，使得从旧生活方式到新生活方式的转变不那么剧烈。事实上，以美国为例，当时大量出现的移民社区最终成为新移民到达美国后的过渡和中转地带，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逐渐熟悉新环境后，就离开这种社区，而加入到美国主流社会中。当然，这种社区并没有消失，它们也往往成为移民在美国保存自己文化、捍卫自己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的避风港或堡垒，但是它们已经不可能是照搬原来移出地的传统社区了，它们实际上是在美国社会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地方文化，在一般意义上还是要接受并且依赖社会主流文化和政治经济制度。
四、学术反思
西方社会的都市化和传统社区解体的过程，在后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或地区也重复出现，似乎成为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特征，显示出这种过程具有现代社会的某种普遍性。在通过&明治维新&赶超西方发展的日本，也同样出现了大规模都市化的过程，而由此引起的个人、家庭的心理压力和紧张以及社会动荡不安，实际上也是促成后来日本法西斯力量的兴起因素之一。在前苏联，都市化过程是以一种国家计划的方式实现的，这种计划经济的模式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自发移民和都市化造成的混乱，但是由于国家包揽一切，对个人的意志、性格、偏好的关照就显得不足，而引起的抱怨也都直接指向国家，导致很多遗留问题，成为后来社会长期难以解决的隐患。在后来发展比较快的韩国、台湾地区，也都发生过同样或近似的趋势。在某些城市国家或地区，如新加坡和香港，虽然自身没有&农村&，但现代化也伴随着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比如香港不断接受的大陆移民，新加坡也在接受世界各地华人移民的同时，也接受马来人、印尼人、印度人等。
都市化和工业化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的一次重新组织化过程，好像重新&洗牌&，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人失去了传统乡村或小城镇社区提供的基本保障和精神、心理慰藉，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在&自由&的同时，也更为孤独和漂泊，尽管西方社会本身为缓解这些问题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但由此产生的问题仍然长期困扰着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很多社会问题，诸如犯罪、暴力、家庭破裂、吸毒、邪教等等问题，实际上都与这种传统社区崩溃和人的孤独、疏离感有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知识界、学术界从19世纪中叶开始，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化、都市化的进程进行多种反思，西方社会科学实际上是伴随着这种反思而发展起来的，从那时开始，社会科学家对传统社区的解体过程和都市新社区形成进行过大量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上世纪上半叶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它也是现代社会学的基础。
费孝通所代表的中国社会学中的社区研究思想，其渊源之一就是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是社会学的第一个重要学派，20世纪上半期曾经称雄国际学术界近半个世纪，它本身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多学科结合的产物。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像汤姆士（W. I. Thomas）、派克等，都有人类学或民族学的背景，曾长期从事关于种族、族群等方面的研究。
派克所代表的芝加哥社会学，其方法论的核心就是&社区研究&。这一学术流派实际上是在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众多社会思潮和学术活动综合发展而成的，融汇了科学实证主义、人类学、实用主义哲学、生物学观点、进步运动、工人运动、黑人运动等多方面的思想积累。到20-3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鼎盛时期，这些思想融会形成相对完整的&社区研究&的研究方法，也就是所谓&科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方法。
&社区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根据文献或其它知识准备确定基本的理论假设，再根据所要研究的问题，在一般意义的&社会&中，按照一个理想型的&社区&（德文&Gemeinschaft&或英文&community&）的标准，界定出一个研究范围（实际操作往往参考地理和物理因素），把它视为一个&社区&，以此为基本的研究对象，然后根据研究的问题，以人类学的&参与观察&的方式，深入考察这一社区中的各种因素，特别是跟研究对象相关的、具有假设检验意义的事实，来支持或反对理论假设。这是一种有理论、有实际验证、又回到理论创新的&科学的&研究过程，其中实地调查部分并不是独立的和孤立的，而是一个完整的知识探索过程的一部分，是假设检验的部分。这一方法的特点，在于在实地调查中以一种&社区&的角度来观察理解研究对象，把所研究的那部分社会看成一个&社区&，这种基本思路在芝加哥时期开始形成，后来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
在芝加哥派克等人所倡导的&社区研究&中，&社区&是一个核心概念，它具有分析框架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值得提出的是，&社区研究&不是&研究社区&。从方法论上来说，&社区研究&中的&社区&一词，主要是一种&理想型&，而不是指一个具体的既有的实体。如果说我们研究某某&社区&，其学术意义是说我们首先&把这个实体当成了一个&社区&&，然后才存在研究这个&社区&的问题。在学术上，未经过界定，没有哪一个人群或地域自然而然地就是一个&社区&。因此说&社区&首先是研究者定义自己研究范围的一个想象的标准。另一方面，在确定了研究范围之后，&社区&这一概念中包含的各种含义，又为学者分析这一个实体提供基本的思维框架，因此，对&社区&的定义本身就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对&社区&不同的理解，就会造成不同的&社区研究&的方向。
这套思路的形成，有一个基本的脉络，那就是社会学从最早的试图套用自然科学的&科学&方法研究社会，逐步转向与具有浓厚人文色彩的人类学结合。本来，社会学，包括芝加哥社会学者，都具有强烈的&科学主义&倾向，相信用科学方法可以研究和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但是，把源于自然科学的所谓&科学&方法，移植到对人的研究，实际上面临着很多问题，对社会和人的研究并不能等同于一个自然科学式的研究过程，比如，人类社会各种变量纷繁复杂，人的主观意识和行为，会受到研究过程本身的影响而改变，等等，造成社会现象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因此，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人文色彩，不可能完全照搬自然科学的&科学化&，基于此，社会学逐步转向注重借鉴人类学实地研究（&田野工作&）的学术传统，特别是&参与观察&方法进行社会学研究。
五、社区研究的中国化
芝加哥学派的&社区研究&思想被引入中国，主要是通过芝加哥社会学的领袖人物罗伯特&派克（Robert E. Park）在中国的教学活动；但这一引进之所以实现，是由于它顺应、满足了当时中国学术界内部&社会学中国化&的思潮。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中国社会经历了近代史特殊的起伏跌宕之后，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发展出各种思潮，各种&主义&主导着社会思想的主流，包括激进的革命理论、保守的文化守成思想、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主张等等。总的来说，很多知识界人士把象征&落后&的&中国传统&与象征&进步&的&西方&置于一种二元对立的位置，把二者的关系理解为简单的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然而，到了30年代，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开始出现，那就是以吴文藻等为代表的一批受过西方正规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思想，开始从单纯引进西方学术思想，转向对中国自身&是什么&的关注。他们不再简单地把概念化的&土&与&洋&、&现代&和&传统&对立起来，而是开始认真地把中国社会本身当作一个具有某种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现实存在加以认识和分析，在观察和探讨中国本土社会中，更多地从具体的、操作的层次上借鉴西方的学术方法，而不是直接引进&主义&，这是中国近代思想界一种重要的启蒙性的思潮，是知识界内部产生的一种新的追求真正理性精神和实质性优化的力量。具有这种思想倾向的学人，并不简单地把自己视为高高在上掌握绝对真理、传播福音的救世主，而是把自己视为中国社会现实的&学生&，要研究、探索、发掘并帮助弘扬中国社会自身的各种积极力量，推动社会内在的实质性的优化和进步。这些学者对自身角色的这种基本定位，使得他们可以怀着一种平常心，脚踏实地地去从事一些后来证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作。吴文藻先生是倡导这一思潮（或称运动）的核心人物，费孝通、林耀华等当时的青年学者，则是这场学术运动的实践者。
在这种学术思潮的背景下，当时燕京大学延请美国芝加哥大学学术领袖派克来华讲学，把社区研究的思想引入中国，其学术交流的侧重点，已经转向具体的实地研究方法方面。鉴于&社区研究&与&中国化&思潮二者存在着互相促进和支持的作用，因此当时费孝通、林耀华一代青年人对这种研究方法深有感触，形成强烈共鸣。社区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代表了近代中国人一直渴望引进的西方科学理性精神的精髓，而社区研究方法中的人类学基础，要求研究者对社会方方面面进行全方位的深入观察、体验和感悟，这又特别符合中国学者对本土社会的文化亲和力和人文关怀。同时，与当时引进的各种&主义&不同，社区研究不是一种现成的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不提供任何现成的制度设计或组织原则，而主要是一种认知和分析社会的方法，至于研究什么，认识什么，理解什么，则完全在于研究者本身的兴趣，这种具有强烈工具性的学术思想，非常适合当时希望借鉴西方现代科学方法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青年学者的学术旨趣。
社区研究所倡导的&参与观察&等具有人文色彩的研究方法，也非常符合中国社会某些内在的、关键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理念。中国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造成的某些特殊的社会条件，使得当时一般现代西方意义的社会调查手段难以有效实行，而人类学的基本价值和方法，则比较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在此前的社会调查运动中，调查者已经感觉到，由于中国社会现实的特点，很多借自西方的统计方法实际上形同虚设，无法反映现实状况，而中国社会文化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交流模式，也使得各种一般意义的&访谈&实际上很难进行。比如，如果是在农民中进行调查，从事调查的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在中国文化中实际上是被定义为&读书人&，这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属于特殊的特权阶层的一部分，与被调查的属于下层社会的&农民&存在着深刻的阶级差别和心理隔膜；同样，当时中国社会各种社会阶层、群体、个人之间都存在着复杂深刻的隔膜、猜疑和敏感，人们之间沟通上并不那么随意和通畅，各种交流必须建立在一套非常复杂微妙的文化仪式之中，绝对不是一般直接访谈&问&、&答&所能完成的；从事现代西方式社会调查的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基本思维方式常常很不相同，被访者很少能按照调查者提问的思路考虑问题，也不太容易坦诚地、公开地谈论关于自己和社会的各种问题，各种回答含有大量虚构或误解成分&&这些问题，只有通过长期的、深入参与和卷入当地社会生活的&参与观察&才可能解决。这种社会现实，客观上需要一种类似人类学的比较具有人文倾向的、参与式的研究方法。人类学方法首先从文化和&人&入手，卷入&当地&的生活，以一种&主位&的心态观察各种现象，了解当地文化中的各种基本假设和分类，理解&地方性&的要素，找到当地各种社会现象真正的头绪。人类学方法不仅在手段上，而且在道德价值上，切中了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一些关于人际关系的梦想&&统治者&体恤民情&、官员&与民同乐&、特权阶层与下层民众&同甘共苦&、成功人士&不忘家乡父老&、同乡同族&荣辱与共&、志同道合者&知音知己&等等&&，事实上只有和这一套本土价值契合，普通民众才乐于配合学者的研究工作。因此，社会调查在中国本土的&人类学化&过程，是西方学理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过程中一种不可避免的途径，事实上只有这样，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的学术研究才能契合于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一般民众的心理情感，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才可能真正建立有意义的交流，而人类学的知识和手段，恰恰符合这种需求。
在派克讲学之后的30年代中期，中国青年学人掀起了一场实地研究（田野调查）的热潮，费孝通在&江村&进行的调查以及论文《江村经济》，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费孝通1935年底在广西调查负伤，1936年在故乡养病期间，充分利用他自己特定的身份，对故乡农业社区进行了&参与观察&，而这种参与观察，又是在他特定的理论假设的指导下进行的，他对于每一个问题的观察和思考，都是按照一种学术理论&&特别是功能学派的假设&&进行的。比如，在基本研究对象方面，费孝通把他所面对的&江村&这个&社会现实&按照&社区&的意义进行了界定，把&江村&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单位，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研究。这种&有限观察&本身是一种&科学&、&实证&的思维方式，它使得研究者所面对的观察的对象不再是一个漫无边际的&社会&，而是一个被清楚界定的可以进行观察分析的&对象&。在这种观察方法下，人们才能关注社会变迁的微观层次上的具体的机制，而不是热衷于假大空的原则和口号。这种&社区化&的过程，使得研究者自己的观察有了一个明确的范围，而这种以设定的前提作为理解和认知社会的方式，是真正在操作层次上贯彻现代科学理性精神，它从一个很基本的层面上反映了社区研究学者所坚持的强调&科学性&的特点。又比如，江村研究是在一种理论指导下的研究，研究者在调查中每一种随意的发现（比如买香烟时看到店主一支支零买），都可能被纳入到理论思考的框架中，为理论假设提供新的支持或反对的证据，研究者也因此不断沿着各种因果关系进行深入的探索，寻找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而不是简单地收集记录&事实&。事实上，任何形式的调查，都不是绝对&客观&、&中立&的，原来意义的社会调查，并非没有隐含的假设和理论，只是由于调查者思想中所带有的隐含假设没有建立在特定理论之上，而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经验或人们一般的通用语言语义之上，不做特定的定义和界定，而调查者自己也意识不到自己的&理论假设&，这是一种被动的、&蒙昧的&、无法控制的&理论假设&，而社区研究，就是要打破这种&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迷雾，要调查者深刻领悟自己必须具有某种理论假设，又主动挑选和运用一种理论假设，这是从一种不可控制的&理论运用&飞跃到一种自我设计和控制的理论运用的过程，从&自在&地收集资料到&自觉&地进行调查的设计和实施的转变过程。
江村研究是中国知识界正式引入&社区研究&方法后比较早而又比较完整的一次&社区研究&，可以作为当时社区研究的一个典型例子。在该研究中，费孝通地选择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功能主义&的研究思路，就是在一些现象之间建立&功能&（function,也是&函数&之意）关系。用费孝通自己的话说，他研究江村的主题是&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而背后的理论假设，是这两个变量对农民的基本生活状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在对江村进行了研究之后，费孝通逐步形成进一步的观点，即&最终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开支，而在于扩大农民收入&、&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这些至今仍然具有重要价值的结论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产生于一种由理论指导、有研究程序、有逻辑推理的研究过程，因此这种结论是可重复、可修正、可比较的。在江村研究之后，费孝通先生在40年代主持和指导的&云南三村&的研究，代表当时社区研究的重要成就。基于这些研究，在70年代末社会学重建之后，费孝通先生继续进行多种类型社区的研究，并进而形成他日益成熟的&类型&和&模式&等研究方法。
六、社会主义与&社区&
新中国建国后，社会学一度停办，与之相关的正式的社区研究也一度中断，但是，在实践层面上，此后中国社会的很多运行机制，与&社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如上文提及， &共产主义&（communism），以及其理想化的社会组织&公社&（commune）在词源上与&社区&（community）一词十分接近，事实上，如果仅仅从字面上来看，我们甚至可以把西语中&共产主义&（Communism）翻译成&公社主义&、&社区主义&、&共同体主义&。所以，在作为前苏联、前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立国思想中就具有十分浓厚的&社区意识&，只是这种意识在不同文化传统的背景下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比如在俄罗斯，由于他们深厚的东正教教会和封建庄园制传统，这种&社区意识&与这些传统结合，后来发展出农村的&集体农庄&等基层组织，城市里则是包罗万象的&国营企业&的组织形式。二战后，这种形势推广到东欧国家，与当地传统相结合，产生出各种变体。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东欧等国家不同，中国共产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来自于前苏联的占领和扶植，而是源自中国知识界自发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社会潮流，所以中国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一定程度上可以直接追溯到西欧，它是融合了西欧共产主义思想、苏联式社会主义实践与中国自身的传统相结合。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具有浓厚的&社区意识&，这种意识很大程度上基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乡土社会模式和地方自治意识，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赋予了它们一些新的名称和现代因素。在城市，大大小小的国营企业，是模仿苏联的现代意义的工业化、城市化的&社区&，也是中国传统官办企业和苏联式现代工业组织的结合体；而我国在&社区意识&方面走到最极端的，就是&人民公社&制度，它是试图使整个农村人口彻底&社区化&的努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时期。计划经济时代各种&社区化&的努力，由于制度层面的问题大多以失败告终，但我们不必简单地全盘否定其中的某些基本理念和价值观，事实上，后来中国沿海地区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致富过程，与先前的公社制度有着重要的联系，同时，在社会高速转型过程中，社区文化又成为满足人类某些深层需求、平衡现代社会各种弊端的有力工具。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欧美现代化过程中的城市化、移民问题、东亚现代化过程中文化冲突问题、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改革问题等等，都集中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这种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情况，加上中国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规模，使得中国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都要多，任何现成的模式都不可能简单地照搬和套用。就社区的发展变化而言，我国大部分地区传统社区属于东亚类型的水乡农业、旱地农业社区和草原游牧社区，他与欧洲封建庄园或北美的移民社区有很大区别，其基本形成方式、内在社会结构、人口构成、经济社会功能、管理模式都不太相同，而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也与欧美的道路不同，包括都市化、工业化，都是沿着不同的模式进行，这就使得我们的社区发展不太可能重复西方发展的道路。由于中国的特定历史和人口规模，我们也不可能简单照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社区发展模式。历史已经迫使我们不得不开动脑筋、通过实践创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不是我们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我们必须进行的工作，因为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
因此，在反思中国建国以后几十年社区实践历史的时候，社会学者本着一种理性、冷静和务实的态度，并不简单地全盘否定或肯定各种历史现象，而是积极地从中吸收有利于今天现实实践的东西。比如公社制的认识，就不能简单化。事实上，目前世界上某些国家还存在着典型的&公社&制度，并充分发挥其积极的一面。在以色列，现在还保存着大量&基布斯&（Kibbutz&公社&），那是当年以色列的早期建国者在刚刚移民到中东地区时形成的一种类似&共产化&的社区，他们就是凭着这种社区中培养出来的&社区精神&，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完成了以色列的建国，又在后来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顽强地生存下来。以色列大部分主要政治家，都是从这种&公社&中长大成人的。这种现象提示我们，对于社区的研究，不仅仅是一般的行政制度、管理层次的探讨，它还蕴涵着很多更为深刻的内涵。作为人类生存基础的各类社区，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很多最基本的社会价值、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发展观等诸多内容。社区研究和社区建设，本身就是我们对于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反思，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与&人的发展&。
七、上海个案：历史与现实
正是由于社区研究的这中&反思性&，费孝通等中国社会学者在研究城市社区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对于特定城市特定人口的历史文化基础的研究。比如在考察上海社区的时候，费先生指出，上海的社区发展，跟上海城市发展三个阶段的历史有密切关系，第一个时期是租界时期的老上海；第二个时期是解放后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是上海市的重点，从各地招进很多工人；第三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现在新型的上海。而这三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状态，对今天的社区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租界时代的上海已经有了现代社会所有的社会活动和服务设施，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深受现代西方工业化和市场化社会的影响，形成市民社会的风尚，来自不同文化习俗的移民及其后裔在共同相处中逐渐演化出共同的规则，遵守规则、服从权威；乡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弱化，但家庭内和邻里间仍保留着守望相助的传统；市民个人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对差异的包容性比较高，对新事物的开放心态和面对机会的选择能力比较强，对人际关系的合理性、选择性乃至实用性的要求也就比较高。在计划经济时期，上海是计划经济搞得最彻底、最严谨、最完善的地区之一，&单位制&的影响非常深远，工作和生活都是以单位作为城市基本单元组织起来的，国营单位中强烈的&共有&气氛，与居民邻里之间的&共享&气氛，相辅相成，从制度上强化了上海本来就有的邻里守望的传统。在社区中，几个家庭住在一个弄堂中，朝夕相处，彼此都很了解，有什么事，大家都要一起去解决，而不是那种&各扫自家门前雪&的分离状态，这些历史是后来从事社区建设的一个客观的基础。
&&& 目前上海正在经历着第三个发展阶段，正在实现从一个计划经济下的&大城市&向市场经济下国际化、现代化&大都会&的转变。费先生认为，我们必须在市场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思考城市基层的社区建设，比如，如何在社区建设中充分考虑个体生活方式多样性的问题，因为今天现代国际化大都市的活力，必须建立在社会生活多样性的基础上，这种多样性，具体表现为人的个体个性的差异性，所以今天的社区建设，必须保证这种个体的差异和自由度。在社区建设的具体操作中，既培养共同的社区意识，担负共同的责任，又能使人们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保持自己独立的活动空间，保持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保持每个个体和家庭自己的个性和选择，使得在这里生活的人感到舒适、安全、自由、宽容而又丰富，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从基层的层次上，保持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创造力和持久活力，这是上海在国际竞争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关于都市社区的具体建议中，费先生也强调了制度性管理与文化、特别是文化认同的关系。事实上，学术意义的&社区&，通常包含着&社区认同&这种情感因素，换言之，只有人们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才是&社区&，如果没有这种基本的共识，一群人只是一种简单的人口机械集合，就不是严格意义的&社区&。现代都市生活的发展，造成很多新的塑造认同感的机制。比如，市场经济伴随着人的行为、心理的理性化和自主性，在这种&自由&状态下，人们的经济水平和消费模式，对人的文化认同具有很大的影响，有时甚至成为塑造&共识&的基本要素。不同收入人群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社会逐步形成以市场经济下收入差别为标准的社会阶层，这一点在社区层面可能表现为不同人群向不同地域的集中。在大多数城市中，由经济收入相近的人口所组成的同质居民区已经出现，其数量和规模都在急剧增长；相应地，各种边缘、弱势群体也呈现同样的集中趋势&&这些不同的社区内部形成不同的秩序、规则和组织结构，要求不同的管理模式和服务方式。比如各大城市中的&城中村&就是各类下层打工者、服务者、贫民、流动人员聚集的社区，这些人员在这里聚居，有其特定的理由，很多城中村实际上是传统或地方文化的堡垒，是基层民间社会关系格局的生长点，它在城市运行中担当一部分特定功能，而各城市不断进行的城中村改造工作，是在改变这种特定的格局，会在城市系统中引发一系列相应的变化，其中包含着很多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特有的因素，只有基于务实、深入的调研，才能弄清其背后的道理。同样地，我国城市中兴起了各种基于房地厂开发而形成的&小区&，以及相应的&物业管理&，这一套体系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值得关注和研究。这种小区社会，可能会形成一些新的基层行政管理模式，比如，随着业主委员会等组织走向成熟，居民可能要求自我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新型的居民群体，新的生活习惯以及市民与政府之间新的互动模式已经出现，它要求我们尽快找到新的社区管理模式和手段，以跟上城市的变化和发展。
&&& 费先生认为，要落实居民自我管理，就要有相应的管理方法与手段。已经达到经济自立的居民在基本生活方面，不需要依靠别人，计划经济体制下常用的权力形式也失去了用武之地。彼此平等的居民之间需要一种&同意权力&。它不具有强制性，但有约束力，约束力首先不来自外部压力，而来自因为自愿参与和自主选择而形成的内在动力，因此社区建设的一个关键，就是如何根据公众的需要来开拓社区建设事业，要看到这种家家户户共同参与社区事务，但各家各户又有不同兴趣、不同要求的发展趋势，探讨如何根据这种情况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来满足群众的要求。
&&& 费先生也强调，社区组织本身应该是居民实际生活的需要，应该体现出人们地缘纽带和互相合作的关系，它直接涉及到社区的基本功能，关系到如何提高城市建设的&人文关怀&的水平。如果我们能针对目前的实际情况，逐步引导人们在社区层次上，一步步走向自理，扩大民主生活的基础和范围，就会从最基本的层次上促进一种具有人文精神的、优化合理的和谐的社会生活，使我们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实实在在地上一个台阶，也为中国城市建设建立一个重要的示范。
八、社区与文化研究
社区研究，在另一个层次上，是一种文化研究。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的社区思想，也是他文化研究的组成部分。费先生对于文化的思考有一个重要的思想脉络，那就是从&差序格局&到&多元一体&，又到&文化自觉&，直到后来提出的不同文化文明&美美与共&，它起始于对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中&人&的意义的探索，并以此为基础对文化、文明进行反思。
费先生的文化研究，是基于他几十年对中国传统和现代社区的实地研究，以及与其他文化的比较研究。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通过对中国历史以及现代农村社区的田野调研，费先生把中国传统文化概括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土&字，并以此为基础，逐步阐释中国文明的诸多特点，其中&差序格局&的概念是一直为人们广泛讨论和引用。这个概念揭示了中国人现实中和想象中的世界结构和宇宙图景&&它是由个人内心向外层层推进的一个个同心圆。古代儒家用&修齐治平&等不同层次的人生目标来表述这种格局，而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这种格局则体现为家庭、家族、邻里、村落、区域等一层层由内向外推延的远近亲疏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并不是如某些论者认为的那样&不强调自我&，而是以一种中国特殊的方式定义和强调这个动态的、具有伸缩性的&我&。费孝通先生基于实地田野研究，特别注意如何这种从个体角度构建的中国式社会结构的秩序，深刻理解中国人特殊的、不同于一般西方文化的&自我中心&的原则。
这种思维框架，也自然成为费孝通等学者研究中国人社区的基础之一。事实上，基于差序格局的解释，通常所说的&社区&，在每个个体的中国人感受中，也就是从自己的&我&、&心&到无穷远宇宙的无数同心圆中的某一个层次。而我们作为旁观者眼中的客观的&社区&，不妨可以视为相关众多个体所能够共同感知的某个同心圆的交集。从这个意义上，基于中国文化，我们可以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构建&社区&概念：众多个体为中心的无数个同心圆，互相交叉交错，构成了多个层次的交汇网络，在这诸多层次的格局中，某些人的某个层次的同心圆，会形成很多重叠的部分，而各类社区，实际上就是这种重叠的社会空间。比如邻里，人们感受到它是远近亲疏诸多关系中的一个层次，当几户人家在这个意义上达成某种共识，也就是互相都大致以同样心态认同这种邻里关系，这就可以称为一个&社区&了。
社区研究的另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的重要取向，就是&族群&、&亚文化&、&跨文化&、&比较文化&等研究。芝加哥学派和功能主义人类学都有非常浓厚的&跨文化&色彩。芝加哥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中很大部分是关于跨文化、跨族群关系的内容。该派第一个重要的学术领袖汤姆士就是以研究欧洲移民和族群关系而著名的。派克本人在正式进入社会学领域之前，长期致力于协助黑人的社会活动，具有跨族群工作的丰富经历。他在进入芝加哥大学后，也一直研究美国都市中的民族、种族关系，所以在他的基本学术关怀和分析框架中，族群关系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维度。费孝通先生早期关于中国社区的研究，吸收了这种跨文化意识和传统，并把它融入后来文化研究的其他领域之中，比如，把社区研究的范围从微观的乡土社区，扩展到中国民族关系的大格局中，以此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想，这也是社区文化研究的一种延展&&把世世代代生息在&中国&地域范围内的&中华民族&，视为一个庞大的社区，或称共同体，它符合一般社区的形成过程和原则，同时，这个共同体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机制，就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吸收、包容和兼容能力，并不断造成新的认同感。费先生通过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宏观历史过程的研究，独创性地提出了这个实体在社会文化方面&多元一体&的特征，也揭示了中国各民族的未来的走向。
同样是基于对人类社区的广泛研究，特别是对宏大社区&&包括国家、民族、种族、国际社会等&&的研究，费先生最终提出了文化研究上里程碑式的概念&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人们超越原来的自然社区中养成的自我封闭的地方性，跳出自己的生活视野的局限，对自身的生存状态进行反思和再认识，这是人类在文化层次上从&自在&向&自为&状态的转变。在此基础上，费先生晚年提出了&美美与共&的理论，倡导人类从不自觉地、自然地从属于自身社区的状态，跨越到一种感知、理解和欣赏他者的、异质的社区的生存状态。人类不仅理解自己熟知的社区，还要明白其他人生活在其他不同的社区中，不同社区之间的文化，是要互相欣赏、互相学习，和谐共存的。
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社区研究的传统，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一代学人，在30年代吸收欧美学术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大量本土实地研究而形成的一系列思想方法和学术实践，其基本目标，在于深刻领会中国社会的基本现实，进而探索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从研究非工业化的乡村社区开始，到小城镇，到大都市社区，费孝通等中国学者的研究实践，是基于中国社会变迁、转型的一种潜在顺序而进行的，它是中国知识界认识、理解和优化中国社会的总体努力的一部分。通过对中国城乡社区的具体、深入地研究，这些学者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的内在逻辑和机制，进而为各种宏观发展提供坚实的认知基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今天中国社会学界不仅广泛开展社区研究，而且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的过程中，把学术研究的成果，直接运用于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工作中。21世纪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或统计意义上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它还必然是一种社会文化重建和不断优化的过程，而社区研究的思想，可以为社会优质发展提供很多新的视角和思路。中国不仅是一个一般的&社会&，她更是一种独立的&文明&，作为具有浓厚人本主义色彩的学术思想，中国社区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在认识和优化中国社会的同时，也为世界提供一种重要的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