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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鲁平 杨巧 “社会互构论”视野下的大学生政治社会化
作者：吴鲁平 杨巧&&&&发布时间：&&&信息来源：
“社会互构论”视野下的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吴鲁平&杨巧原文载于：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1期内容提要：本研究以“社会互构论”为理论视野，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研究”项目所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为证据，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研究中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研究发现：（1）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实质是个人与众多社会化机构之间多元主体互构的过程；（2）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一方面体现了新型现代性理论所倡导的社会化的价值目标，即培育具有主体性的现代公民，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许多与之相悖的性状；（3）当代大学生在政治社会化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重要的具有时代标识的特征，如传统性与现代性政治认同相互交织，“爱国”与“爱世界”对立与兼容并存，中西政治制度认同和谐共生等等，均与他们身处中国社会转型及全球化所带来的“时空压缩”这一特征存在一定关联；(4)以政治认知图式为核心的选择性建构或“意义采择”，既是大学生在与政治系统互构过程中的一个核心机制，同时，也是构成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结果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源泉。关键词：社会互构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全球化；机制&一、社会互构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研究的理论新视角政治社会化是古今中外所有政治系统通过影响民众的政治思想与态度来维护自身政治秩序和稳定的重要途径，也是现代民主社会动员公民政治参与，促进社会政治系统变革的重要路径。西方早期的政治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密尔等人的著作中，都不乏关于政治社会化的论述。他们均高度重视政治秩序的稳固，认为政治系统要维持其统治必须通过各种途径使其社会成员接受并形成合乎统治阶级要求的政治价值和政治信念。在传统政治学理论的基础上，随着二十世纪中期西方社会秩序问题的涌现，一批政治学研究者，如伊斯顿（David Easton）、海曼（Herbert H. Hy⁃man）、赫斯（Robert D. Hess）、格林斯坦（Fred I. Greenstein）、丹尼斯（Jack Dennis）、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斯通（William F. Stone）等，将目光集聚到了公民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问题上，正式提出了“政治社会化”这一学术用语，并围绕该主题开展了大量的理论与经验研究。①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政治社会化研究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学领域中一门颇具规模、影响较大的新型分支学科，积累和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从西方政治社会化研究者们在其著作中明确表达出来或实际隐含的理论、命题和假设来看，可以根据他们对“谁为政治社会化主体”这一问题的答案，将西方传统政治社会化研究划分为系统论与建构论两种研究范式，前者将政治系统视为政治社会化的主导者，而后者则认为政治社会化完全是个人的建构。两种研究模式随着西方社会的现实变迁、学术思潮的涌动在不同时期展示出了或轮番上场，或相互交织的状态，在对立与交融中共同构建了传统政治社会化研究的理论大厦。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的变迁与组织结构的转型，中国社会日益呈现出了差异化、多元化、多样化的特征，面临着如何将越来越离散的个人重新整合于公共秩序之中的问题。因此，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的研究者就开始了对政治社会化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成果。大学生作为思想和行为都最为活跃的知识青年群体，其政治社会化的结果直接关联着政治、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方向，也因之成为中国政治社会化研究的主要对象群体。但总体来看，我国政治社会化研究特别是对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水平还较低。在研究内容方面，基本上都是公式化地介绍或探讨政治社会化的定义、功能、途径等问题，而对个人政治社会化的机制、过程、与政治系统的互动、现状等问题还研究得很少；在研究方法方面，多停留于单纯的理论阐述，多从应然的角度看问题，普遍存在重规范分析轻经验研究、重定性分析轻定量研究的倾向，还缺乏比较分析、系统结构分析等，严重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与质量；研究视角方面，基本采取结构论的模式，重视各种政治教育机构对个人的政治影响研究，而忽视个人的主观建构过程、特点等方面的研究，更缺乏政治系统与个人的互动性研究；研究的视野方面，很少有研究者将政治社会化问题放置于中国社会转型、信息化、全球化等更为宏观的环境中进行研究。鉴于我国政治社会化研究存在的上述问题，在深入总结西方传统政治社会化研究模式之利弊的基础之上，我们选择了应中国新型现代性而生的社会互构论为基本的理论视角和理论视野，对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社会互构论”是由郑杭生教授与其学术团队成员杨敏教授在反思西方旧式现代性及西方传统社会学理论的过程中，以中国社会转型表现出来的新型现代性特征为现实依据而提出的最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社会互构论”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突破和超越了西方社会学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僵死的、静态的、绝对的二元对立的理解，认为“个人”和“社会”同属于人类生活的共同过程，表征了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双重性，二者之间是互构与谐变的关系。②我们认为，政治社会化从本质上来看，正是个人与社会关系在政治领域中的具体化。社会互构论作为当前最前沿的基础社会学理论，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化，特别是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能为我们观察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现象提供更辩证的视角和更宽广的视野，从根本上避免政治社会化研究在“系统论”与“建构论”之间游移的困境和怪圈，真正实现政治社会化研究的本土化。正是在该理论的指导下，我们从自己收集到的第一手关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的经验调查资料中，看到了在传统社会化理论视野下所看不到的一些东西，获得了不少关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新认识。本文以对北京市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资料为基础③，所有数据均来自笔者所承担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科建设重大攻关项目“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研究”项目。项目共分五个分项调查，每个调查单独设计问卷并单独施测。所有调查在确定样本容量时，将置信度设定为95%，允许抽样误差控制在3.0%。首先通过抽签方式从北京市的高校中随机抽取6-12所学校，然后在每所学校确定4名左右调查员实施调查。由于该项目研究主要涉及的是政治定向与政治参与，如果从学校官方渠道发放问卷或者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会让被调查者产生思想顾忌，影响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因此，调查员都是通过进入宿舍调查的方式发放问卷，让被调查者尽量在自然的环境自由地填答问卷，大约半小时之后调查员再返回学生宿舍回收问卷（具体信息见表1）。&二、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实质：多元主体间的相互建构与型塑对于“谁为政治社会化的主体”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区分传统政治社会化理论内部不同研究范式的核心标准。以伊斯顿、阿尔蒙德等为代表的系统论范式研究者以系统输入和输出的方式研究了政治系统与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关系，将政治社会化视为政治系统向社会成员输出政治文化，社会成员在接受这种灌输之后形成或扮演政治系统所需要的政治角色的过程。④对于个人的具体政治社会化过程，他们偏向于一种社会教化模式，认为在政治文化传递过程中，以政治社会化机构为代表的教化者是灌输、训练、教化的主导者，个人则是接收、吸纳这种政治文化的客体。因此，许多研究者将研究的焦点都集中于政治社会化的机构，如家庭、学校身上。特别是早期研究者对儿童政治社会化的集中研究，正是基于他们对家庭作用的高度重视。他们认为童年时期社会化机构对个人的影响是单向、持续的，一个人的政治取向和政治人格是在人生的早期――儿童时期就已形成，在政治社会化机构的影响下“儿童先入为主的经验左右一生”⑤。与该理论范式相对的是建构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受后现代主义及建构主义思想的影响，政治社会化研究者逐渐开始突破结构论的理论范式，不再认为个人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教育机构单方面灌输的结果，认为从根本上说是个人主观对政治系统进行建构的结果。结构论中的主客体在建构主义者的视野中彻底调换了方位，个人成为了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绝对主体。对于具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一些研究者也从社会教化论转向了个体学习论，研究重点从“如何教”转向了“如何学”，如赫斯就对个体的政治学习具体模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⑥对于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原因，研究者们不再关注外在于个人的社会化机构，而集中于从个人身上寻找，如个人的思维特点、个性特点等。斯通的《政治心理学》是从人的个性角度来研究政治社会化的典型代表著作。⑦我们认为，上述两种有关政治社会化研究的理论范式，实际上是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两种对立研究范式在政治社会化问题中的具体表征。不管是将主体放于哪一极，都会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片面性与极端性。在深刻反思西方传统社会学理论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互构论，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全面系统而辩证的审视，彻底否定了个人与社会之间单向链条式的因果关系、依附关系、支配关系，从根本上突破了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两难困境，将一切社会事物都视为多元主体互构的产物。这对于当前中国的政治社会化研究，尤其是在此方面的创新研究，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我们以“互构论”为指导，以收集到的第一手相关实证调查资料为证据，获得了以下结论或发现：1.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多元主体互构的过程。我们的研究发现，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个人、政党、政府、家庭、学校、传媒、网络、社团、同辈群体等多元行动主体互构的过程。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是这些多元行动主体在多维时空（从学前、小学、中学到大学时期，从家庭、学校到社会，从现实到虚拟空间范围）中形成的“合力”。每一行动主体都有自己的行动意图，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念改变对方，而最后在型塑对方的过程中也被对方型塑，最后呈现的结果是行动主体之间在不断调整和改变后达成的共识，而不是各自原有的意愿。从我们的问卷调查情况来看，当代大学生在长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建立起了对政治系统积极的政治定向，但从认同的程度来看，认同水平还不高，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0-100 分的范围内，国家认同为72 分，政党认同为63.7 分，政府认同为54 分，政治制度认同为56.89 分）。这一实际测量到的得分水平既与一些人提到的中国民众政治认同处于危机状态这一说法不一致，也与许多政治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认为的“大学生对中国政治认同感强烈”这一乐观的判断和预期存在一定的差距。肯定互构主体的多元性并不意味着承认各种主体在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结果影响力上的均等性。虽然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各类行动主体所形成的“合力”，但不同主体因其与“着力点”的距离差异、方向差异，尤其是因其所拥有的互构资源差异，而对这一“合力”所贡献出的“分力”是不同的。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言，女性比男性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同程度高，二者之间的差异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不同的年级学生以及文科生和理科生在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同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在家庭因素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父亲的政治态度对大学生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同没有显著影响。在学校因素中，高中参加的政治活动和高中学习的政治知识对大学生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大学教育的因素中，大学专业课老师的政治态度对此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比之下，大学两课气氛自由以及大学两课老师政治态度对此无明显影响。在同辈因素中，大学同学的政治态度对大学生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同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就媒体因素而言，对媒体的信任度以及与主流媒体接触的程度对此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与外国媒体接触程度对此没有明显影响。在个体因素方面，批判性思维和权力制衡对于判断是否是好制度的重要性对此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效率对于判断是否好制度的重要性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相比之下，公正对于判断是否好制度的重要性对此没有明显影响。另外，就政党制度而言，大学生对政党制度的认同虽然在性别以及文理科上没有显著性的差异，但在年级上，随着大学学习和生活的推进，大二学生对政党制度的认同度显著低于大一学生。在家庭因素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关于政党制度的认同有显著性的正向作用，而父亲政治态度则对其没有显著性的影响。在学校因素中，高中阶段参加的政治活动和学习的政治知识对大学生关于政党制度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大学教育的因素中，大学专业课老师的政治态度对大学生关于政党制度的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两课老师的政治态度对大学生关于政党制度的认同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两课老师政治观点与主流媒体一致度越高，大学生在此方面的认同度越低）；而大学两课气氛是否自由则对其无明显影响。同辈因素和媒体因素对大学生政党制度认同的影响，则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似。在个体因素方面，效率对于判断是否好制度的重要性对大学生的政党制度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权力制衡对于判断是否好制度的重要性对大学生的政党制度认同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批判性思维和公正对于判断是否好制度的重要性则对此影响不显著。2. 个人是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主体。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视为多元主体的互构，也意味着对个人主体性的价值肯定。政治社会化不仅是政治系统对个人的型塑过程，也是个人对政治系统的能动建构过程，这两个过程构成了政治社会化的“二重性”。我们的研究表明，作为政治社会化的主体，大学生对政治系统的建塑和型构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在政治定向中对政治文化的选择性认同。他们当前所形成的政治态度并非完全是政治教育机构灌输的政治信息所决定的，而是社会化机构塑造与个人自我选择相互作用的结果；二是在政治行为方面的选择性参与。作为政治定向的重要外在表现以及型构政治系统的重要方式，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程度以及方式也都是他们在与政治系统互动过程中自我选择的结果或表现。&三、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价值目标：培育具有主体性的现代公民政治社会化历来因为被政治理论家们视为维护政治系统稳定的必需途径而得到关注与重视。学科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化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得到快速发展，是因政治秩序问题而发展起来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危机四起，反战运动、反剥削运动、反政府运动、反贫困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此起彼伏，如何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成为了政治研究者首要思考的问题。对政治秩序的维护功能是促使研究者开辟政治社会化学术领域的最初动力，也决定了他们研究所采取的基本立场。虽然在“谁为政治社会化主体”或者“如何化”的问题上，系统论者与建构论者有不同的判断，但对于“化成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他们均从政治秩序稳定的需求出发，认为政治社会化的目的便是让个人形成与政治系统相适应的政治态度，扮演政治系统所需要的政治角色，按照政治系统的目标行动，实现对政治系统的支持性、维护性输入。完全站在维护政治系统稳定的立场上来规划政治社会化的目标，最终结果必然是“臣民”与“顺民”的培养，人沦为了满足政治秩序需要的手段，而其自身作为人的价值以及实践的主体身份却丧失了，这是与现代性特别是新型现代性难以相容的。在以人为本的社会互构论看来，“人不是实现外在于他的某种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人本身就是人的目的和价值所在，也是通过社会实践来实现人的价值、达成人的目的的唯一主体”⑧。因此，以旧式现代性中的功能型社会化、强制型社会化、焦虑型社会化、工具型社会化、复制型社会化、人的片面发展的社会化等为特征的、以社会工程为目的的传统社会化理论不同，新型现代性呼吁或倡导把人自身的发展作为社会化的根本目的，以实现素质型社会化、自主性社会化、能动性社会化、价值型社会化、创新型社会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化。⑨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新型现代性的重要体现，与新型现代化价值目标及现实的民主实践相适应的政治社会化，应该将培育富有主体性的现代公民视为自己的价值目标。新型现代性与富有主体性的现代公民之间是互为前提的。离开了富有主体性的现代公民，则无新型现代性可言。相反，离开了新型现代性，当然也不会有现代公民。富有主体性的现代公民的培育，是中国新型现代化实践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新型现代性的根本价值目标，更是政治社会化的最终目的。独立性、能动性、创造性，以及主人翁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民主与法制意识，还有政治参与能力、政治合作能力、政治协商能力等都应该是富有主体性的现代公民应该具备的素质。正是从个人主体性培养的角度，我们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进行了重新审视。研究发现，在中国迈向新型现代性历程中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已初步呈现出了现代公民所应该具有的一些特质，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不少与现代公民特质相背离的特征。1. 能动型的政治认同。政治认同大体可以根据主体性的发挥程度划分为能动型的政治认同、盲从型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冷漠三种类型。能动型的政治认同，指个人能够主动根据自觉的政治意识与政治价值，在与政治系统的互动过程中，对政治系统进行理性的分析与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政治认同。盲从型的政治认同，则指个人自身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被动接受政治系统影响，顺从强势政治力量的消极认同状态。政治冷漠，则是指个人对政治系统采取沉默或回避的态度，不表达政治意愿的消极疏离状态。富有主体性的现代公民理所当然应该对政治系统产生能动型的认同。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当代大学生拥有独立而明确的政治价值观，对什么是“好制度”、“好政府”有着较为深入的思考和全面的理解，主动地表达了对诸如公正（价值倾向得分为68.10 分）、自由（73.19 分）、效率（72.05 分）、民主（54.32分）、权力制衡（78.96分）等政治价值的追求。在自觉的政治价值观基础上，当代大学生对政治系统进行了较为理性和全面的评价。普遍的特征是，对政治系统运行的内容合法性认同较高，形式合理性认同偏低。以大学生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评价为例，他们对政府工作内容的满意度要普遍高于对政府工作形式的满意度（t=25.007，p=0.000）。对于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所开展的实质性工作，大学生给予了积极的肯定（满意度得分为55.81分），而对于政府工作的廉洁性、透明性、效率性等方面，他们的评价则偏低（满意度得分仅为43.12分）。在对政治系统能动性的评价过程中，大学生形成了以理性为主要特征的情感认同。与盲目、无条件的感性的爱不同，当前大学生对政治系统产生了一种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爱。如在国家情感上，绝大多数大学生都表示“我反对中国的一些政策也是因为我在意我的国家，想让她进步”等。虽然在很多问题上，当代大学生由于各种原因还存在一些片面、极端的认识，但从他们的认同特点来看，当代大学生能以一种主人翁的意识主动关心政治系统的运行，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与意愿，已初步具备了现代公民的能动性特征。2. 较为消极的政治参与。政治从根本上讲是各种权利主体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行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因此，政治参与是个人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途径，也是现代社会中政治系统获取合法性以及推进政治改革的根本途径。在伊斯顿、阿尔蒙德等人的研究中，政治参与的程度甚至是划分地域民、臣民、公民的核心标准。随着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网络社会影响的不断延展，我国党和政府多次强调要积极鼓励与引导人民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表达了对现代公民的渴望。然而，从我们的调查来看（见下页图1），当代大学生无论是网络政治参与还是实际生活中的政治参与的程度都较低。对于许多合法有序的政治参与途径，绝大多数人都表示“以前没有做过”。对参与危险性、自我暴露性的考虑是阻止他们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另外，大学生的政治效能感也处于中度偏低的水平，多数人对自己的政治参与能力持消极的态度，认为“政治太复杂，不是我这样的人能够理解的”，“我这样的人对政府行为没有发言权”。这种悲观的态度又进一步限制了政治参与的行为与意愿。因此，从政治参与的角度来看，与政治定向相比，大学生在二者之间表现出的能动性出现了严重的失衡。消极、保守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行为表明，当代大学生要成长为真正的主体性现代公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四、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时空：社会转型与全球化的多重交织理论是对现实的回应，任何问题的研究都不能脱离现实的时空。在社会互构论看来，现代性加速进入全球化发展阶段是当前最大的时代特点。⑩当代人所处的时空范域表现出了与传统政治社会化理论初创时期极为不同的特征，也对政治社会化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全球化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击着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全球化不是单一的经济形态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也会促使不同民族心态、文化、体制等发生变化，同时也改变着各国公民政治社会化的方向与内容。从政治认同来看，在以网络社会崛起为契机的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政治价值普世化、政治主体和权威多元化、国际合作制度化、政治规则全球化等政治全球化特征，正在深刻地影响与改变着各国公民的政治认同，消解着公民对国家的原始忠诚，替代着传统的政治价值理念，使身份政治由边缘问题变成了政治的中心问题11。从文化认同来看，“宽容”成为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共处的关键词。诚如邓晓芒先生在论述康德的世界主义和全球化观点之于时代发展的意义时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肯定不只是经济上的全球化，而同时应当是文化心态和道德意识提高到可以相互宽容、相互协作的结果；也不应当只是‘多元并存’，而是谁最先意识到并且最能够做到文化宽容，谁把自己的道德意识提高到能够宽容其他文化，谁就能在多元中占据主导位置”12。从政治社会化的要求来看，面对日趋严重的全球性危机以及日益增强的全球合作治理的必要性，培养具有全球意识、全球价值观和全球责任感的“世界公民”成为当今各国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全球化时代，加强国际知识、国际理解、国际竞争、国际责任、国际合作意识以及“兼爱”和“共生”意识的教育，让身处某一具体国家的公民懂得人类的多样性和相互依存性，以及相互理解、共荣共生的相处原则，能够承担人类命运的共同职责中自己的一份责任，关心人类共同的利益，让他们形成全球化的视野、全球化的意识和全球化的胸怀，拒绝霸权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狭隘的地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是全球化对当今各国政治教育提出的必要要求，也是衡量政治社会化结果的重要标准。全球化的洪流也挤压出了中国社会时空多重交织的复杂特点。以中国新型现代性实践为现实基础的社会互构论对当前中国的时空方位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和准确的定位，认为中国社会面临着多重现实：一方面是继续推进的从本土前现代性的脱出，另一方面是从近30年中形成的转型社会的新传统性的脱出，此外还要面对不断增强的跨国影响和汇入现代性的全球过程。13换句话说，当前中国在时间上表现出了前现代性、传统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相互交织，空间上呈现出了传统性地域、现代性国家与全球社会的相互碰撞又融合的极其复杂的“时空压缩”特点。如何在这多重的时空现实中，将持续去传统化的个人和向全球开放的社会继续整合于民族国家，以及如何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培养具有国际互构意识和能力的现代行为主体，是这个时代特别是身处这个时代的中国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离开了全球化的时代特征以及中国多重时空交织的背景，对当前中国政治社会化的研究都是抽象的、孤立的、不真实的。因此，我们以社会互构论为视角，以全球化的视野结合中国的时空特点，对中国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思考和考察，发现了许多具有时代性的新特点。1．传统性与现代性政治认同相互交织。与中国社会传统性和多种现代性并立共存的社会现实相一致，当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结构中也存在传统性与现代性等多种成分。以国家认同为例，我们对大学生判断中国人的标准进行了多维度的测量。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主要有两种判断倾向：一是以出生地（出生在中国）、生活地（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祖先（祖先是中国人）、文化（儒家文化的支持者）等为指标的民族性标准，二是以自我判断（自觉自己是中国人）、政治制度认同（尊重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法律）等为指标的公民性标准。从性质来看，前一种标准实际上是传统时期自然地域共同体的认同，后一种则代表了现代性的、人为性的民族国家认同。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认同类型同时存在于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结构之中，从意识的角度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时空压缩”结构。大学生的政治情感也表现了这一特点。同样以国家认同为例，大学生对于国家的情感也表现出了建设性爱国情感与无批判性爱国情感两种类型相互交织的状态。前者指对国家主动、理性、建设性的爱（如“如果我批评中国，也是出于爱”），后者则是自我中心、无条件、盲目、绝对的爱（如“如果世界其他国家的人都跟中国人一样，那么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二者是传统性与现代性在大学生政治情感中各自的反映，构成了当代大学生政治认同的二重属性。2．“爱国”与“爱世界”对立与兼容并存。如前所述，在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过程中，培养能将全球合作意识融入国家意识的“具有世界历史性的国家公民”已成为当今全球化大时代的要求和任务。我们对大学生“爱国”与“爱世界”之间关系的研究显示（下页图2）：一方面，传统式的对国家的爱会加强大学生的对外排斥度，消解他们对世界的爱。这种传统式的爱主要表现为以固有的民族特征如风俗习惯、祖籍、语言、儒家文化等方面作为中国人的标准，并对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以及中国的文化感到自豪，认为中国在各方面总是对的、优越的，绝对支持和拥护国家的任何做法，倾向于非建设性的爱国情感；另一方面，现代式的对国家的爱非但不会提高他们的对外排斥度，甚至会增强他们对世界的爱。现代式的爱主要表现为以现代公民的标准如“尊重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法律”作为中国人的判断条件，对国家符号以及国家的政治制度感到自豪，以主人翁的态度理性、批判地看待国家行为，积极为国家的发展献言献策，表现为一种建设性的爱国情感。从大学生爱国情感的总体特点来看，他们主要倾向于现代式的建设性爱国情感。无批判性爱国情感得分只有54.75分，而建设性爱国情感得分高达78分。因此，以大学生这一主要爱国特点为依据，我们可以判断，在大学生的政治情感中可以让“爱国”与“爱世界”和谐共存。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传统式的爱在大学生的爱国情感中还占有很大的比重，这虽然让他们产生了对国家深切、忠诚的爱与自豪，但也会阻碍他们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融入世界，最终影响到在全球化这一不可逆转趋势下国家的发展。3. 中西政治制度认同和谐共生。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打开了大学生的政治视野，他们不再将本国的政治制度视为人类政治社会中的应然状态，而不断地与外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联系和比较。改革开放以来，不管是政治教育的研究者还是实践者，对这一现实问题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他们担忧大学生在这种广泛的比较中单纯囿于中西经济发展差距这一现象而迷失了政治方向与立场，在价值倾向上抛弃中国政治制度并完全倒向西方。因此，一直以来在学校政治教育中，教育者对西方政治制度总是持一种谨慎的态度。而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则表现出了高度的“制度自信”。在价值倾向上，与西方政治制度相比，当代大学生总体更倾向于认同中国的政治制度。如在中国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对比中，大学生对前者的认同总分为82.93分，而后者的认同总分为77.43分；又如，在中国人大制度与西方议会制度的对比中，大学生对前者的认同总分为83.38分，对后者的认同总分为77.75分。当然，在大学生政治思维中，中西制度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和谐共生、相互促进的包容关系。调查结果表明，在多数大学生看来，中西制度之间应该是一种相互学习、相互吸引的关系，并不会因为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这初步展示了当代中国大学生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积极变化，以及在世界政治主体之间应该和谐共生、互构共荣的新型现代性阶段所应当具有的全球意识。&五、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机制：互动过程中的选择性建构机制指系统各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是系统运行的工作规律和工作原理。传统政治社会化理论因其在对社会化主体定位上的单一性，而对政治社会化机制普遍采取一种简单化、单向式的理解，要么将其视为灌输机制，要么视为纯粹主观的建构机制，两种模式在避免一种片面性的过程中又落入了另外一种片面性，难以真正把握住政治社会化的过程。社会互构论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社会化理论在行动主体定义上的二元对立，为我们科学全面地研究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机制提供了正确的理论预设和认识论基础。在社会互构论看来，社会互构的过程就是多元行动主体之间行动意义交互渗透、往复调适、修正创新的过程。14具体到社会化领域，外在现实规范作用于个人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客观的规范在个人的主观内在世界中经历了一种建构，转化为主观的内在过程，而经过个人意识的内在效应，这些规范或制度就发生了个性化的变异。因此，个人化与社会化发生于同一过程。15我们从社会互构论的视野来看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机制，即研究大学生在与各政治社会化机构意义互动过程中形成某种政治态度的路径和规律，尤其关注大学生在主观内在世界中的建构机制。研究发现，大学生内在政治认知图式是表征、筛选、组织、解释、转化各种社会化机构行动意义的核心机制；同时，政治认知图式也在社会化主体之间不断的互构过程中变化与更新。政治认知图式包括个人对政治系统以及政治文化的态度、政治效能感、政治兴趣、政治价值观、政治感受、政治信任、政治期望等诸多要素。这些要素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形成了高度相连、互为因果的有机结构，是个人衡量、筛选、吸收外在政治信息的过滤器与转换器。其中，政治价值观是大学生评价、认同政治系统的主要依据。从一定程度上说，不同大学生之所以有不同的政治认同，基本就在于他们拥有不同的政治价值倾向。我们对于大学生政治制度认同的研究非常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研究还发现，大学生政治认同是他们将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的政治信息同自己的内在政治价值标准进行比较之后的结果。以大学生对政府的认同为例，大学生潜在的政治价值观中主要有两类政府角色的标准，即传统型政府角色与现代型政府角色。现代政府的基本价值诉求为服务、公开、绩效和责任，传统政府则强调经济发展和权力控制。有的大学生倾向于认为传统型的政府才是“好政府”，而有的大学生认为现代型的政府才是“好政府”。在建构政府认同的过程中，大学生将他们实际感受到的政府工作信息（如民主情况、贪污情况）同他们内在的政治价值观（传统型或者现代型政府）进行了比较，当他们感知到的政府工作绩效超过了价值观带来的政治期望时，便产生对政府的认同感；当感知低于期望时则产生不认同感。另外，我们也发现，政治认知图式中的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感、政治兴趣是影响大学生政治参与行为的主要内在因素，政治参与是个人政治认知图式在综合评估外在政治环境基础上形成的选择性行为。我们还比较研究了不同状态下大学生对外在政治信息的选择建构机制。以政治社会化多元行动主体集中互构的国庆六十周年庆典为个案，我们对部分参与和观看了庆典的大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研究发现，对于进入仪式状态的大学生来说，他们与政治社会化机构之间形成了正向谐变的关系，原因在于原有的政治认知图式会助推着他们去选择仪式中政治性、中心性、肯定性的信息进行建构性的理解；相反，对于那些未进入仪式状态的大学生来说，他们与政治社会化机构之间则形成了逆向冲突的关系，因为在原政治认知图式的作用下他们会主动屏蔽掉政治系统输出的政治性、中心性和肯定性信息，而去注意政治系统无意间表现出来的非政治性、去中心性和否定性的信息，并作解构性的理解。正是个人政治认知图式的选择性建构机制使得个人成为了政治社会化的主体，拥有了同社会化机构之间互构的资格。也正是这一机制让个人在政治社会化的同时实现了政治的个人化，构成了不同政治人之间相互区别的基础。只有在肯定个人的选择性建构机制以及个人的主体性前提下，我们才能从理论的高度正视现实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多样性的互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生在与政治系统互构中出现的两种基本形式，即正向谐变（如个人在与学校教育的互构过程中形成了体现主流政治文化的价值观）与逆向冲突（如现在一些大学生对于政治理论教育的“逆反”、“拒斥”态度，对主流政治媒体的不信任等）都是这一机制作用的结果。&六、结论与余论本文以“社会互构论”这一新型的关于社会与个人关系的理论为视野，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结果研究”这一项目中所收集到的问卷调查资料和访谈资料做了进一步的理论思考。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双向互构”的过程。一方面，它是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调查资料和结果，并从“社会互构论”的视角来做深入的理论解读、理论概括与理论抽象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这一过程看做是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为切入点，来对“社会互构论”这一新型的、具有本土特色的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理论的一种经验验证过程。在这种双向的互构过程中，我们体验到了“社会互构论”的理论魅力，它让我们看到了在一些与它具有竞争关系的理论视野下所看不到的东西，我们获得了许多关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新认识。这些新的认识包括：（1）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实质是个人与众多社会化机构之间多元主体互构的过程；（2）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一方面体现了新型现代性理论所倡导的社会化的价值目标，即培育具有主体性的现代公民，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许多与之相悖的性状；（3）当代大学生在政治社会化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重要的具有时代标识的特征，如传统性与现代性政治认同相互交织，“爱国”与“爱世界”对立与兼容并存，中西政治制度认同和谐共生等等，均与他们身处中国社会转型及全球化所带来的“时空压缩”这一特征存在一定关联；（4）以政治认知图式为核心的选择性建构或“意义采择”，是大学生在与政治系统互构过程中的一个核心机制。从根本上重新置放“社会”与“个人”关系的社会互构论，对当前中国政治社会化研究具有整体、全面性的指导意义。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之外，社会互构论带给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启示还有很多。例如，在社会互构论的视野下，我们必须承认，政治社会化结果作为多方行动主体互动的产物具有难以预测的不确定性，个人在与政治系统互构过程中除了正向谐变之外，还可能有逆向冲突等形式，个人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也是政治个人化的过程，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学科目的应定位于促进政治系统与个人的正向谐变，政治社会化研究方法应综合体现科学性与人文性，等等。我们相信，在社会互构论提供的理论基础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的现实基础上，政治社会化研究亦能像社会学一般真正实现在中国社会的“本土化”&注释：②⑧⑨⑩13、14、15、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360、361、140、71、536-537、266-267页。③吴鲁平：《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研究：以“社会互构论”为理论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④[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⑤彭芸：《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6，第107页。⑥ Jack Dennis.“Major Problems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Research”.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68(1).⑦[美]威廉?F.斯通：《政治心理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11 D. J. Elkins.“Globalization, Telecommunication and Virtual Ethnic 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 Science Review, 1997(18).12邓晓芒：《康德哲学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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