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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大工商企业管理专业毕业论文――论日本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总​结​日​本​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对​我​国​的​启​示​,​希​望​对​中​国​企​业​构​建​自​己​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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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日简体字的字形差异看日本文化
【内容提要】
汉字从传入日本到现在，受到日本语言、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融会为日本文化的重要部分。文章通过对中日简体字的字形比较，揭示了日本为了使汉字能够很好地表现日本文化，在汉字字形整理中不仅兼顾“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而且更是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的思想意识，反映了既吸收和借用了中国的汉字文化，又脱离中国文化束缚的、与中国汉字文化相呼应的日本汉字文化的特点和民族心理。
中日简体字的字形差异及其原因
根据日本内阁1981年颁布的《常用汉字表》(1945个)和我国通用汉字表中的一级、二级常用汉字(3500个)，可以发现大约有600多个汉字存在着字形上的差异，其中属于结构字形上差异的大约有588个，如：県(县)、伞(伞)、(亲见)(亲)、気(气)、机(几)、里(里)、默(默)等；属于外貌字形上差异的大约46个，如：亚(亚)、渴(渴)、穂(穗)、鸟(鸟)等。(括号外的汉字为日本简体字，括号内为我国的简体字)。
中日汉字在字形结构上出现差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双方在汉字字形整理中遵循的取字或用字原则有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日本《常用汉字表》取字比较注重“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如果从大处着眼，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字形与字义两者完全契合的。如：“为、昙、碁、车、马、风、竜、贝”等字；另外一类是取字或者用字意图与本义并不完全契合，而只具有某种曲折的间接联系的。与前一类相比，后一类的情况在数量上占了绝对的优势。另外，如果数体都符合“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那么则选择以笔画少的为正体。如：“竜”与“龙”本是一对异体字，都能体现字的“初形本义”，但是由于前者笔画少，所以取其为正字。我国在整理字形时，本着从简，便于应用的原则。“整理字形的标准是：同一个宋体字有不同笔画或不同结构的，选择一个便于辨认、便于书写的形体；同一个字宋体和手写楷书笔画结构不同的，宋体尽可能接近手写楷体，不完全根据文字学的传统。”
2．从深层次上讲，日本取字、用字的原则还与其文化息息相关。字形是文字内容的形式承载，是文字能够成其为文字的物质依托。对于文字实现其消除有声语言传递的时间障碍来说，字形固然是必要条件，而文字的文化功能，特别是其文化蕴涵功能又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字形来实现的。字形是汉字文化蕴涵的镜像。同一个字如果存在不止一个字形，也就是所谓异体字，其形义之间便有了多维的联系，而这种具有多维的形义联系的字形又有更多的机会蕴涵某种文化信息。同字异形不光有历时更替的，而且也有同时共存的。汉字从传入日本到现在，受到日本语言、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融会为日本文化的重要部分，而日本为了使汉字能够很好地表现日本文化，在汉字字形整理中不仅兼顾“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而且更是以民族文化为本位。
日本的汉字文化蕴涵
1．单字文化蕴含考
“灾”和“灾”，均属会意字。《说文，川部》：
之灾。日本列岛濒临太平洋，属于著名的地壳变动地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地震、火山、海啸、台风和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岛国，日本选用“灾”字的意图不仅是因为该字形描绘的是字义所指现象发生的原因——水、火，更符合“初形本义”，而且也符合日本的自然环境。而我国简化了的“灾”的字形只是勾勒字义所指现象的典型表现——房屋遭火焚。
“羲”和“义”，“羲”为会意字，甲骨文从羊，从我(刀锯)，表示用刀锯屠宰牛羊以祭祀。金文大同，篆文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写作羲。而“我”是象形字，本义当为锯类工具，后假借为第一人称代词，《说文，我部》：“羲，己之威仪也”，日本依旧以“羲”为字形，未作简化，取字意图首先是为了确保该义所指概念密切联系的现象(我国则将其符号化，简化成了“义”，已无法看出字源)。另外，日本的“羲”，既不来自中国的儒学，也不来自东方佛教，是一个日本的范畴。包括良心、名誉、情面、义气等，实际上含有不让自己的名字和声誉被任何诋毁所玷污的责任。这种“羲”的责任在大量传统文学中得到赞颂，并被同武士的德等量齐观。其中最流行的就是堪称日本民族叙事诗的《忠臣藏》(又名《四十七浪人的故事》)，讲的就是47位忠义浪人抛弃自己的一切，为主君挽回面子而复仇、然后集体剖腹的故事，起因就是一位地方大名自尊心受辱，觉得有损威严而已。虽然在世界文学史上并无多大的价值，但是却被选人本国的教科书，在剧院里演出，拍摄成现代电影，印成通俗出版物，成为今天妇孺皆知、日本生气勃勃的文化的一部分。
“耻”和“耻”本是一对异体字，我国以“耻”为正体选用字，日本《常用汉字表》以“耻”为正体选用字，中日正好相反。《说文》：“耻，辱也。”小篆字形作“耻”，从耳从心，会意，给人以“听到批评时，心里羞愧”这样的联想。这是“耻”之“初形本义”。“耻”写作“耻”，由会意字变成了形声字，从耳止声，这是汉字经过隶变，很多偏旁和笔画混同了，这使汉字的理据性大大减弱。因而，学者们都认为“隶书”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由此可见，日本《常用汉字表》取“耻”的意图不仅是因为“耻”这个字形更符合该字隶变前的“初形本义”、“传统字理”，即该字形是以本义所指概念引出的结果来表示本义的(我国则根据从俗原则取“耻”)，而且从另一方面看，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至今也仍然谈不上开放，封闭、保守、排外等特色依然存在。长期以来，日本人已经完全习惯了在一个狭小、封闭的集团空间中生活，每时每刻都注意着他人的眼色、目光行事。著名的日本语言学家金田一春彦先生在自己每天行为的根本准则)。”所以日本人的“羞耻心”源于企图掩藏自己的毛病、弱点以及与他人的不同之处，避免因暴露了这些而受到歧视的心理，是一种以自己为核心，把自己和别人相比较时所产生的一种自卑心理。
2．字组文化蕴含考
(1)“颜”和“裹”——表和里的矛盾性格写照。“颜”为形声字，篆文从页，彦声。隶变后楷书写作“颜”。《说文，页部》：“颜，眉目之间也，从页，彦声。”本义为眉目之间，俗称印堂。后来又引申为额头、面容、面子、色彩等。“裹”，表示衣服的内层：绿兮衣兮，绿衣黄衣。后引申泛指里面。日本常用汉字表保留着这两字的初形，我国则简化成“颜”和的才是真心话)。”这就是日本人特有的“颜”和“裹”的行为观念。日本人一直用“颜”这个词来表示人格、人品、权力、名誉等，一方面注重表面上的现象，而另一方面，他们更重视“隐藏着的、朦胧的、模糊的”“裹”。日本人之所以注重“颜”，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关系到人格、人品、名誉等，但是能左右这些的本质东西的还是“裹”。日语里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日常生活中还可以发现日本人不喜欢露骨的、直来直去的说法和行为，因为一旦事情太明了，事物的任何价值也就随之消失了。
(2)男汤(男澡堂)、女汤(女澡堂)、钱汤(澡堂)、秘汤(坐落在深山中鲜为人知的温泉)——日本的澡文化“汤”，形声兼会意字。金文和篆文从水，汤声也兼表热义。隶变后楷书写作汤。《说文，水部》：“汤，热水也。从水，昜声。”本义为热水。又特指温泉(海内温汤甚众，有新丰骊山汤)。日本取其“初形本义”，未作简化，而我国则取其引申义(带汁液的菜食)，简化成“汤”。基于火山众多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日本成了一个温泉的王国，全国有数以万计的天然温泉，为日本人满足肌肤之悦、养生休息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不仅温泉浴场遍布东瀛列岛，而且投币式淋浴箱也随处可见，公共澡堂生意兴隆，使日本人成为世界上最喜欢洗澡的民族。洗澡在日本有着宗教上的意义，即洁净、清静及信仰，表现出对神的感谢和佛教中的无我无欲、身心皆融入净土般的“圣境”。追求“洁净”自然也就成为超越时代的、绝对的美学原则。这一原则深刻地影响着这个民族的审美感觉、道德意识乃至文化心理，给这个民族打上了鲜明的精神标记。如进门脱鞋的规矩和礼仪；还有千百年来，统治着日本主流画坛，最能拨动日本人心弦的，始终是那种清爽、明净，或略带朦胧的风格。
3．字系文化蕴含考
(1)“门”旁文化考——日本的和式建筑、空间文化一瞥。日本是寸土寸金的岛国，日本人合理地利用空间，巧妙地使狭窄的空间表现出美感、协调感和实用性，形成了特有的空间文化。而日本的和式建筑就是空间文化的代表杰作。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门”旁的汉字——“関”、“间”、“闲”。
《说文，门部》：门，闻也，从二户，象形。日本为保持其象形度，借用该字后没有简化，(我国则省作“门”)。日本人说的“门”，几乎都是建筑在“边界线”上的门，是意味着与外界隔离开的大门，总称是“出入口”，一般都不上锁，而房屋内的门多用“～口”、“～户”。中国的宅院，一般都有好几个“门”，而日本的宅院只有一个。再看“関”字，为会意字，金文从门，中像有闩之状，隶变后楷书写作关，异体作阴。《说文，门部》：“关，以木横持门户也，从门， 声。”本义为门闩。日本把“房门前后的一块地”称为“玄关”，该处一般要比屋里低出十公分左右，日本人在接待外人时，常常在“玄阴”应酬而已，如轴、插一束鲜花，别无他物。看起来好像白白占去了一块空间，可是对于日本人来说，它是体现房屋主人审美情趣的重要空间。“同”，原为“闲”，会意字，用门中可以看到月光会空隙之意，篆文将月移到门中并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写作闲。俗改月为日写作同。《说文，门部》：“闲，隙也，从门，从月。”本义为空隙。上述的“玄関”也是“间”的很好体现。“玄阴”既不属于房屋的“内”也不属于“外”，而是“内”与“外”的“间”。“玄阴”给主人和客人一个回旋的余地，主人可以在“玄関”判断是否请客人进屋。即使不请客人进屋，因为已经在“玄阴”接待了，所以也不算把客人拒之门外。日本人之所以很注重“玄阴”，留心把它搞得整洁明亮，就是因为“玄阴”是生活中重要的“间”。“间”是一种情境，一种氛围，它给人留有充分的想象、判断的余地，而这种“余地”是日本文化特别注重和推崇的。如果用“日”代表日本民族，用“门”代表社会环境或规则，那么，“间”字形就恰是日本的人际关系图。从外面的“门”到内部的“日”，中间存有空间，下边留有开口。这空间不是物理上的隔断，而是自己给自己定位并与外界保持联系；这开口是给人留有思考或回旋的余地，以便求得调和。即使是朋友，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有这样，才能产生“美”。所以日本人在表示时空意义上的范围时，更注重把它作为一个空白区的垫在意义。甚至干脆把“人”称作“人间”；伙伴儿称作“仲间”；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上的子、笨蛋)”。不管与谁交往都要注意“间柄(关系)”。有人把日本文化称为“间人文化”(《间的日本文化》，剑持武彦著，日本朝文社)或“间人主义”(由日本著名教授滨口惠俊提出，相对于欧美国家的个人主义而言)，意思就是行动时充分考虑他人或所属组织的立场、心情及相互间的关系，强调相互间的依存和尊重。日本人觉得“同”是一种平衡的感觉，无论对人还是对事，都可以通过其来介入，使原本不平衡的东西变得平衡起来，这里面深藏着日本人对人或事的一种调和感，并反映在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如：日本人很少用握手来表示致意，而一般会和对方保持一段距离，用点头、弯腰鞠躬直至双膝跪下、上身伏地来表示。又如：俳句是日本文化独有的一种诗歌形式，有人说它是世界上最短的定型诗歌，一共只有17个音符。日本人认为好的俳句，并不要求它表达什么思想、主张、情感，更不允许出现什么议论、评判，而是能用语言描绘一个情境，给读者一个广阔的想象空间。即能创造令人产生种种遐想的“同”。江户时代的著名俳人地用一个“跳”字传神地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时空相交，天地浑然的立体画面。而且它所描绘的那种空凉、寂寥的情境十分符合日本人遐想联翩的审美意境。日本的国技——相扑比赛也极好地体现出“同”的文化。每场比赛之间总穿插发悬赏金、喝大力水、撒盐净化土台等内容，用“间”把紧张的比赛分开，使比赛既紧张又轻松。观众置身于时间和空间相互交替的间隔中，尽情欣赏心、技、体融为一体的古老竞技。而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也在有意无意地磨练自己的“间”意识和“仲间”(伙伴儿)精神。日语里采用“兜圈子”式或婉转的否定式的中性、暧昧的语言也特别多。孕育出这种“间”文化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自古以来的农耕作业要求众人的协调、配合和耐心。同时，年复一年发生的种种自然灾害使他们习以为常并采取积极对待的态度，人们学会了从变化中体会“美”的存在，对于一种状态向一种状态的转变即“间”倍加欣赏。二是日本几乎可以算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人们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十分接近，所以意识形态也相对稳定，相互间有很强的文化认同感。日本人之间的人际交往中往往可以心照不宣地表达感情，“心有灵犀一点通”，而无须多费口舌。还有一个“闲”字，《说文，阴部》：“闲，阑也，从门中有木。”本义为栅栏。后来借作“闲”，由空隙引申为闲寂，这也可以说是日本人的另一种审美追求。由于日本的气候四季分明，日本人对大自然的变迁十分敏感，常常流露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这种“感性”的特征，使得日本人产生了“物哀、幽玄、闲寂”的美学理念。称作“和室”的日式房子干净整洁，在不奢侈的质朴中，给人一种回归自然的古雅和闲寂的美，从字形上看，日本人不愿意把含有自然之物的“木”(日本人更愿意理解成树木)的“闲”字进行简化，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在“门”旁汉字中，不仅蕴涵了日本民族居住空间的审美意识，而且透示出他们对“距离产生美”的审美意识。
(2)“気”字短语一自然与人和谐统一的体现。我国简作“气”，象形字，甲骨文像云层形，因与数字“三”形近易混，金文与篆文稍加弯曲，以像云气升腾流动之状，隶变后楷书写作“气”。《说文，气部》：“气，云气也。象形。”本义为云气。后来做了偏旁，“云气”之意便借用“气”来表示，日本简作“気”，即下半部多了个“乂”。《康熙字典》：“五”，古文为“乂”或于上下各加一平横。《汉字源流字典》：“五”，象形字，甲骨文本像两物交叉形，或于上下各加一平横，以突出纵横交错之意，金文大同，篆文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写作“五”。《说文，五部》：“五，五行也。从二。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这是就当时的社会思想所作的附会，本义当为纵横交错。而日本根据《说文》的解释，以与本义密切相关的现象来表示本义为取字意图：“気”实为五行之气，五行即金、木、水、火、土。王充曾在《论衡》中说过，五行之气生万物，人用万物做万事，如果五行之间不能相制，则不能相使，不相克则不能为用。诸物之间相害相利，动物之间相胜相食，都是五行之气在起作用。指出了五行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排斥、相互克制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的协调、结合，才使宇宙万物经常处于平衡的状态。日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仅尊重大自然、亲近大自然，而且非常注重人的心灵感受，良好地保持着和他人的和谐关系，在引进“气”的同时，根据自己本国的生活习惯、思维等对“气”的意义作了进一步的延伸和扩展，使得日语中的“気”更具有一种形象的、生动的色彩。“気”的意义随搭配词及使用场合的不同而不同，不仅能表达变化、流动的自然现象，而且更钟结语中日简体字的字形差异主要表现在结构方面，日本的取字原则不仅兼顾“初形本义”，即所谓“传统字理”，而且更体现了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的思想意识。另外，日本对会意字的保留情有独钟。所谓会意，就是字形构成、形义联系比较松散，需要借助某种程度的联想来领会其理据。这种性质决定了由会意方法构成的汉字有较多机会传载有价值的文化信息。而且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凡是构成理据所蕴涵的取字或用字思维不符合异国人的思维规律或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会意字，一般都缉怠光干叱妨癸施含渐有某种独特的有价值的异域文化信息蕴涵其中。反之，其构成理据只反映了共同思维规律、普遍观念意识的会意字则一般无跨国文化蕴涵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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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日本理想的教师形象、养成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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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理想的教师形象、养成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理想的教师形象、养成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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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理想的教师形象、养成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
当今世界之林中，日本的是非常成功的。它虽不是尽善尽美，但它在为日本提供一个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经济，一个具有高度水平的民众，一个犯罪和暴力比较低的文明以及一个具有健全的、可信赖的社会等方面获得了无可争议的成功。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日本不断调适理想的教师形象与教师养成制度之间的关系，培养了一支职业能力强、有敬业精神、受人尊敬、待遇优厚的职业师资队伍。
　　一、二战前的“圣职者”教师理想与“封闭型”师范制度
　　古代日本文化长期深受中国的影响，具有深厚的儒学师道传统。当时还没有专门教授文化知识、教学技艺以培养教师的师范机构。大学寮、国学、乡学、私塾、寺子屋、心学与实学讲习所等各种类型的学校中，多是长者为师、能者为师、以吏为师、以僧为师，政府官员、武士、僧侣乃至农、工、商或医生等均可充任。教师的主要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政治要求和道德要求很高，是具有“神圣灵光”的职业之一。日本教师以“皇道”为正统，唯“皇命”是从，沉溺于修身养性，“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于1872年根据《学制令》创建了师范学校，理想的教师开始从寺子屋师匠那样“圣职者”的形象，转向西欧式担任公共的教师形象。但因受日本“尊皇爱国”之根本国策的影响，依然强调要根据祖宗的训典，形成忠孝、仁义、顺从的思想品德，在政治思想方面进行严格的控制，强制推行德育主义和“教师圣职者论”。日本首任内阁文部大臣森有礼从其“国家主义”思想出发，执行国家主义的文教政策，提出“师范学校为培养教师之学府，应该培养学生具备顺良、信爱、威重”三种气质的“政治伦理型”教师形象，长期在日本占据主导地位。这也可以说是日本“教师圣职论”的典型。作为理想的圣职者的教师，要“洞察自身于国家社稷中所处之地位与应尽之职责；遂领悟自身对全宇宙所应具备的崇高温文之情操，并且崇尚之，完善之。”这就需要他们遵照儒学师道观而“为人师表”，具备“清贫”的品格，乐于在艰苦的环境中过清贫生活，甘心做“的僧侣”和“的奴隶”，成为体现明治天皇《敕语》的圣职者和国定教科书内容的忠实传播者。与这种教师职业形象相对应，日本通过1886年的《师范学校令》和1897年的《师范令》，不断改善中等师范制度，形成唯师范学校毕业生才能成为教师的“封闭型”师范培养模式。师范一切由国家负担，但一切均须听从政府的安排。课程的重点放在修身和公民课上，强调师范生的道德修养和人格修养。毕业的师范生一方面具有温顺善良的态度和对学生威严庄重的仪表，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循规蹈矩、照章办事、缺乏自主与创造性的不良性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为贯彻其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强调教师要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遵循皇国之道”，成为造就大日本帝国“忠良臣民”的培育者。教师既被全面禁止自主参加政治活动，受到警察的严格监督，又象道德学家一样受到社会的严格要求。师范学校也以培养学生具有“武士道”精神、法西斯军人气质和“为天皇捐躯”的献身意识为主要任务，对师范生严加管理，加强军事和体育训练。师范学校简直也成了当时日本的兵营和精神训练营。
　　二、40年代末至60年代末的“劳动者”教师理想与“开放型”师资养成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过去理想的教师形象随着战败也全面崩溃。1947年6月成立的日本教职员工会（简称“日教组”）在《教师伦理纲领》中放弃原来效忠天皇“教师圣职者论”的教师观，发表“教师是劳动者”的宣言。这种维持教师权益、强调社会公务的“教师劳动者论”，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应，在促进官民并举共同提高教师社会地位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947年颁布的《基本法》规定教师是公务员，以维持政治的中立性为主要原则：“法律认可的学校教师都是为全体国民服务的公务人员，要认识自己肩负的使命并努力完成自己的职责。为此，教师应受到社会的尊重，并享受应有的待遇。”这就大大改变了教师职业的性质，摆脱了过去“教师圣职者论”教师观和“师范型”的束缚。战后的日本以《美国使节团报告书》为蓝本，借鉴美国的一些做法，废除了《敕语》，对战前直接培养师资的模式以及专设师范学校包办师范的师范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实行开放型的师资培养制度，原则上不设特定的师资培养机关，规定中小学的师资都在大学里进行培养。把过去的师范学校升格为实施普通、专业和专业的教员养成大学。授予教师许可证也以大学所修的学分为基准，其他的单科大学或综合大学，不论是国立、公立还是私立大学，只要符合标准都能从事师资培养。为了贯彻《基本法》精神，保障教师的公务员身份及待遇，1949年日本又制定了《职员许可证法》，旨在强调实行开放制，坚持师资培养在享有研究和自由的高等机关里进行的原则并通过此来提高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政治地位和职业声望。
　　三、70年代以来“专业者”的教师理想与“综合型”教师制度
　　“开放型”师范模式由于没有明确的师资培养目标，难以进行有目标的培养，往往流于形式。这种模式还轻视了教师职业道德与职业技能的训练，对教师的在职培训也认识不足。因而，日本各界对教师劳动者的职业形象与培育模式纷纷提出各种责难。到了6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上有权威的“教师职业专业化论”的出现，终于使争论暂告一个段落。1971年，日本中央审议会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今后学校的综合扩充与整顿的基本措施》，指出：“教师职业本来就需要有极高的专门性，作为工作者的素质，要求必须具备对宗旨和人的成长与发展的深刻理解；对学科内容有专门的知识；并对取得效果有实践的指导能力；还要求有高度的素质和综合处理问题的能力”。日本文部省也认为“教师是从事培养学生人格形成的专门性职业”。尽管各方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于“教师专业者论”有着各自的见解，但日本界普遍认为教师工作的性质、作用、范围、对象、环境、责任、组织及其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决定了教师职业是一项专业性强、责任性大的专门职业。理想的专业者教师应该具备的条件是：（1）受过长期专门，一般都要经受大专以上的训练。（2）掌握专业的知识与技术，取得社会公认的教师许可证。（3）通过不断的自主性研修以求专业能力的提高。（4）具备专门的技能、自律性与职业道德，进行有益的社会性活动。因此,日本非常重视师资培养的一体化与专业化，力图综合教师的培养、任用和研修，通过严格实行教师的资格制度，不断提高教师的任用标准和工资待遇，以提高教师队伍的质量、确保教师的社会地位及其待遇。1978年设立的兵库、上越研究生院大学和1981年设立的鸣门研究生院大学主要为在职教师研修而设立，是具有开放性质的定向型研究生层次的大学，以硕士课程为主，公开招收学生，其中2/3是有3年以上教学经验的在职教师。另外，还设立指定师资培养机关、《职员许可证法》认定的讲座和函授机构，并举行修完规定课程考试和教师资格认定考试。教师资格的必要条件既重视普通知识的，更注重学科的专门知识和教学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这一些标志着日本的师范走向了以“开放”为主、“定向”与“开放”融合的“综合型”办学模式。1988年修定的《职员许可证法》设有三种教师资格证书，“专修许可证”相当于硕士课程毕业程度；“一种许可证”相当于四年制大学毕业程度；“二种毕业证”相当于两年制短期大学毕业程度。这就把中小学乃至园教师的学历水准提高到硕士毕业或必须是大学毕业并修完规定的师范课程的程度，使在研究生院进行中小学师资培养越加正规、越加迫切，大学毕业后进入研究生院深造的人也越来越多，中小学教师的高等化已经实现。此外，伴随着“社会学习化”、“学习社会化”与“终身”理念的兴起，教师在职进修，越来越成为师资培养的重点。1989年正式开始实施的《新任教师研修制度》，规定新任教师在为期1年的研修中，一面在校内接受每周大约2天以指导教师为主的指导性研修，一面到校外的研修中心参加每周大约1天的研究活动，为教师素质与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证。现在，日本界对于中小学师资养成已摒弃了战前的“师范”和战后的“教员养成”的专用术语，而借用美国的“教师”（teachereducation）来扩大其范畴，统合就职前（pre-service）的培养和在职（in-service）的继续两概念。通过教师培养制度、任用制度与在职研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延长师资培养年限并将教师的资格提高到硕士或博士的水平以进一步促进教师职业的专业化是当今日本教师的发展趋势。
　　四、对我国师范改革的启迪
　　我国和日本同属儒学文化圈，历史上都持类似的儒学师道观。为达到近代化的目标，我国清代末期的《奏定学堂章程》以日本明治后期相当完备的师范制度为楷模，创立了与日本基本相同的师范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中日两国都重视培养按照时政当局的政治理念去执鞭任教以及能掌握教学技能的“封闭师范型”教师，强调教师应有“清贫”、“克己”的品格，以社会的道德规范作为教师资格的首要条件，要求教师为人师表，为政治服务，具有明显的政治化和伦理化的倾向。但我国所期待的教师形象和师范制度往往不是作为统一的融合体同步并进，常因朝代更换和政治演变而朝令夕改，理想的教师形象时时作为一种虚象而存在。与此相反，日本却比较注意借鉴别国的先进经验，然后根据日本的情况加以采纳和实施。所以，日本理想的教师形象就随着时代的变化同教师的形态、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等在制度上建立了彼此相适应的关系。从“的僧侣”到“劳动者”到“专业者”，教师的职业与教师的培养越来越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因之，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国和日本的师范制度产生了根本性的差异。我国师范体制先学日本，再学美国，后学前苏联，但学习的对象当时都是以封闭型师范制度为主。二战之后，我们原来学习的对象美国和日本都做了重大的转变，我国的师范制度却没有象日本那样因时代变革而更改其名称与性质。尤其鲜明对照的是我国以1957年“反右”斗争为始端持续地贬损教师的形象，先是在教师队伍中挖出大量“右派”分子，继而宣布以教师为主体的知识分子是“改造、团结”的对象。10年“文革”时期，“两个估计”把教师打入了“冷宫”，教师被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举国上下不断地掀起对教师的批判和思想改造运动，要求教师通过体力劳动接受再。而这一时期，日本一方面把战前那种封闭型师范制度改革成开放型教师制度，创立了大学研究生院，向在职教师提供能达到硕士生水平的高层次的学习和进修机会，强化教师职业的专门性。另一方面，为确保义务所需的人才，重视提高教师的生活待遇和工资水平，制定面向工作者的特殊优惠政策，不仅努力贯彻《基本法》、《职员许可证法》和《公务员特例法》，还特意制定旨在提高教师社会地位的《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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