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景源：煤电油运情况预示经济运行状况
　　日&10:47&&新浪财经新浪财经讯 4月20日，第五届中国企业资本论坛在京召开，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原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发表主题演讲《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以下为演讲全文：姚景源：因为我们是要学习，我来给大家讲当前中国经济的困难。因为你知道困难，知道问题，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学习，怎么样学习。当前中国经济是面对着一个十分复杂的一个局面，如果说我们把中国经济现在所面对的困难，我们做一个梳理的话，应该说中国经济面临着这样几个大的困难。第一，我们经济下行的压力和产能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我们的经济是在下行，增长速度在回落，经济要是增长速度下行的话，我们企业利润会受到影响，我们的财政收入会受到影响，我们的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也会受到影响。如果说它再进一步往下掉，我们的就业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就业处了问题，显然社会就会不稳定。所以稳增长是我们宏观经济当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们要稳增长，我们就要加大投入，我们这边恰恰是遇到产能过剩，我们现在是众多的领域都是存在着产能过剩。你要想化解产能过剩，你就必然要损失一定的增长速度，所以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这是第一，经济下行的压力和产能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第二，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企业各项生产经营成本都在上升，我们现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我们土地价格在上涨，原材料在上涨，动力能源的价格在上涨，下一步肯定是环境保护成本要大大的上涨，特别是劳动力价格急剧上涨。我们这些要素价格的上涨，按照经济学原理应该怎么办呢，应该通过我们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吸纳这些上涨，因为这些要素价格上涨，在经济学上构成叫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我们要稳物价，控制物价上涨，对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应该是通过我们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去吸纳它。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我们技术进步，我们不能吸纳这些成本要素的上升，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企业各项生产经营成本都在上升，而它恰恰又与我们创新能力不足并存。第三，我们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第四，金融领域存在潜在风险。第五，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它受到资源与环境的约束日益加剧。我先从经济下行讲起，我们中国经济现在讲，我们从前年一季度到去年三季度，连续7个季度增长速度往下掉，可能大家单单从数据上看，它还是缺少立体感，有人问我，有没有简单的方法，能够把握宏观经济的基本状况，我说有，我说你可以不光看数据，你就看煤电油运，如果全社会煤电油运紧张，到处拉闸断电，你如果看到这个情况，说明经济在往上上。如果你看到我们煤电油运它出现过剩，坏了，煤电油运要是过剩，说明经济往下掉。我先说电，大家知道一个常识，我们生产多少产品我们就要消耗多少电，不可能出现用电量下来了，经济增长上来了，这不可能的。我跟企业家讲，你到各个地方去，当地领导跟你介绍他发展的大好形势，你听了以后一定要了解一下他这个地方用电量的变化，如果用电量是往下掉的，他经济增长不可能是往上上，所以你们一定要观察用电量。我们全国用电量，我们整个国家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1、2月份这两个月，全国平均一天的用电量是129亿千瓦时，去年12月是140亿千瓦时，我们从去年12到今年1、2月份，从140亿降到129亿千瓦时。到了3月份，我们用电量同比经济增长2.1%，其中最主要的火力发电还是负增长。电和经济增长之间有一个关系，经济学叫关联系数，算起来很难，你们也没必要算。如果你要把握的话，就是拿2011年的数做一个样本的话特别容易，我说2011年的数，就给我们每一个人把握用电量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创造了一个天赐良机，我们2011年的时候，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是47万亿人民币，全国用电量是4.7万亿千瓦时的电，两个都是四七，你把这两个四七拼到一起，你立刻就发现一个数据，就是一度电能带来10块钱GDP，这是个经验数据，但是我主张你们记住。这就是学习，就是你记住这个数据，这个数据是个经验数据，它可能会变化。但是我们讲节能减排，我们结构调整会有变化，但是我个人认为，三年五载不会带来很大的变化。一季度全国生产总值118855亿，一季度全国用了多少电，1.2万亿千瓦时，还是一度电带来10块钱GDP。一度电能带来10块钱GDP，从去年12月一天用电量的140亿千瓦时，降到129万千瓦时，增长增长往下掉多少，你不就好掌握了，不就有立体感了。第二看煤，看库存，煤的库存在这里堆着，很有立体感。我们过去08、09、10、11这四年，全国煤炭库存总量2400万吨，但是去年二季度，三个月时间我们煤炭库存增加3700万吨，说明全社会需求疲弱，经济增长往下掉，到去年8月份，煤炭库存是个天量，到现在我们煤炭库存的状况仍然没有根本性的好转。所以煤炭的价格处在低迷。我们过去做煤炭的，多少年都是赚了大钱，但是现在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严峻的困难。说明整个经济在往下掉。还有一个看物流，你要把握整个经济太复杂了，大家知道一个常识，一定的经济增长肯定有相应的物流量，如果你看到物流是车水马龙，经济增长肯定不错。所以你要研究物流。08、09年我到山东去调研，我调研世界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我就是把(3.14,0.05,1.62%)公路主要收费站的材料都调出来，我就来查山东高速公路上卡车通行的数量，轿车不管，你画出图表之后你会发现，山东高速公路2008年上半年卡车数量还是很多的，下半年数量陡然下降，11、12月，卡车数量微乎其微，2009年3月份出现卡车，4月份卡车数量有一个上升的趋势，所以我当时回来我给国务院写报告，我说现在看来我们战胜世界金融危机一系列的措施，我们从09年开始3月份开始见效，你看物流，就能看到整个经济状况。物流最管用的看铁路货运量，我们今年1月份铁路货运量3.44亿吨，2月份3.10亿吨，去年2月是3.13亿吨，3月全国铁路的货运量同比还是负的，说明我们现在整个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我们下行的压力仍然比较大。现在一个问题，中国经济为什么往下掉？现在大家要把它研究透，应该讲我们经济增长出现下行，最直接的原因是出口受阻，出口出不去。现在世界经济还是一个复苏缓慢，需求不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是这样一个状况。去年总理主持召开座谈会，我在总理主持座谈会上我做了一个发言，我们对08年，09年世界金融危机，应该讲它到来的时候我们对它的判断和认识是正确的，所以我们果断的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战胜这场危机。当时总理也讲，他说我们出手要快，出拳要重，目标要准，作风要实，现在我们过了这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回过头来再来反思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反思认识，就是我们对世界金融危机的长期性我们认识不足，我们把世界金融危机当成一场台风，就是它来的时候排山倒海，但是紧接着它就能刮走，这是台风。世界金融危机它不是台风，它来了没有刮走。所以整个世界经济，特别欧洲还处在欧债危机这么一种状态，欧债危机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成是08年，09年世界金融危机的一个延续。我发言之后，总理在总结的时候就讲，他说他赞同我的意见，现在看来我们恐怕要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我们都要生活在世界金融危机的深度影响当中。去年关于欧债危机有过一场争论，就是我们中国要不要帮助欧洲，要不要救欧洲，有的人说不要管他，不要帮助他，我说不对，我说我们还是要帮助他。我小时候受的教育，是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我们就一天天好起来，你们现在没有这个教育了，因为现在不是这么回事，现在是经济全球化，不是他们烂下去我们就好起来，他们要真的烂下去，我们不但好不起来，我们还都受牵连。比如说中国和欧洲经济关系有三个利益，第一利益，欧洲现在是我们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不是美国，第二个利益，欧洲现在是我们中国第一大商品出口地，我们中国每年出口这么多的产品，我们第一出到欧洲。第三，欧洲是我们从国际上引进先进技术的第一大来源地，欧洲和中国经济关系有这样三个第一，我们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商品出口地，第一大引进先进技术的来源地，他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我们经济不可能不受影响。经济学上还有一个概念，叫出口依存度，你这个国家，你这个地区，你在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出口依存度怎么算呢，就是你这个国家的出口额比上GDP，如果你用这个公式来算中国现在的出口依存度，2011年我们中国出口17986亿美元，把它乘以6.3，就换算成人民币，……0.25等于四分之一，你这样一算你就明白一个什么问题，我们中国这么庞大的国民经济，我们有四分之一以上跟出口紧密相关，就是中国经济这么庞大，所以出口受阻，出口往下掉，我们经济就不可能不往下掉。我们去年4月份，中国出口增长4.9%，前年4月份是24.9%，一年时间中国的出口从24.9掉到4.9，一年出口增长率下降20个百分点。去年7月，中国出口增长1%，你把汇率因素加进来，等于没增长。我们前年年底的时候，中央工作会议，两会，我们确认2012年进出口贸易要增长10%，但是一年过去了，我们实际上仅仅做到了6.2%，没有完成任务，没有实现我们的预期目标。我们今年也是这样，今年前两个月出口情况还可以，我们有的人有些乐观，但是到3月份，我们一下从顺差转为逆差，我们对欧洲的出口是负10%，美国负6%，从这个角度来说，出口受阻导致中国经济下行。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停留到此，我们还要深层次研究，为什么出口受阻中国经济就下行呢，根本还是我们扩大内需转变增长方式和调整结构，在这方面我们没有根本性的成就。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方针，我们中国这么大一个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点，不可能也不应该放到外部需求上，中国经济应该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我们应该把扩大内需作为基本方针，我们这十多年来有进步，但是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缺少实质性进步。你如果把我们出口受阻做一个更进一步的分析，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中国出口受阻，但是我们高科技产品没问题，去年一年全国高科技产品出后同比增长9.2%，还是不错的。我们传统产品主要受阻，比如说纺织，服装，箱包，玩具，根本就是我们传统产品的增长方式，我们主要是靠低要素价格，低劳动力成本，生产出来的低价格商品，我们出口，打天下，打世界，中国货便宜，所以我们无往不胜。20年前的时候，我到浙江，浙江的企业家就问我，说有没有什么方法，赚钱快一点，我说有，我说非常简单，我告诉你，你现在买一张飞机票，背上照相机，你就到欧洲美国去，你到他们的商场看一看，在他们商场里摆的东西，还有什么是他自己生产的，你回到国内就生产这个东西，然后就出口，保证赚钱，但这是20年前。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行了，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各种要素成本都在上升的阶段，比如说劳动力，全国农民工平均工资，元，现在在珠三角，没有3000块钱都很难请到人，就是我们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我们再看我们周边国家，越南，柬埔寨，印度，这些国家现在都在走我们2、30年来走的路，就是利用低劳动力成本形成低价格商品，然后加工贸易，用低价格商品干出口，和我们过去做的一样，但是他现在像我们过去那么干，跟我们现在比，他有优势了，劳动力便宜，越南一个劳动力的工资现在就相当于我们中国劳动力工资的一半，50%左右。我去年去了柬埔寨，更便宜。我们一起聊天，我发现他们生活很幸福，很多生活都是请当地人，后来我一了解，柬埔寨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就相当于我们人民币5、600元。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企业家，这次中国由于出口受阻导致中国经济下行，它就告诉我们，我们旧的这种增长方式，以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应该是到此为止了，没有可持续性。所以我们企业家，我们一定要丢掉幻想。我参加达沃斯会我做一个发言，题目就是要把经济下行的压力，把它转化为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这一点对我们每一位企业家至关重要，你一定要读出我们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结构，它是解决我们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的根本途径，这样我们才能解决问题。第二，我们在经济增长上，我们一方面更多依赖出口拉动经济，以致于形成了我们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经济增长又更多依赖投资，一个国家要是长时间大规模的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就要出现三个问题，第一，投资有两重性，你投入的时候它创造需求，拉动经济，所以你建设一个项目，它就需要钢铁，水泥，机械，设备，人工，就拉动了经济。但是投资总有完成的一天，你投资完成了，它就有建设的时候是个创造需求的单位，就变化了提供供给的单位了，它就有产品了。一个国家要长时间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就必然要形成大量的生产能力。我们国家现在就是这样，我们过去长时间30多年我们以来投资拉动经济，产生需求，经济增长，但是我们同时形成了大量的生产能力，你消费没上来，所以产能过剩就摆在我们面前。比如我们钢铁，9亿吨产能，7亿吨产量，过剩2亿，水泥过剩3亿吨左右，电解铝现在是2700万吨的生产能力，去年生产2000万吨，我们就这样一个状况，我们是93%的企业亏损，钢铁全行业亏损289亿。光伏2011年的时候，10年全行业毛利率30%，11年降到10%，去年全面亏损。为什么出现产能过剩这个状况？合理的产能利用率应该是85到95之间，这确实是个大问题，产能过剩。我前段时间参加我们一个同事的姑娘结婚，让我说两句，我一想这个孩子我看着长大的，我就说了，我说我们现在是正处在一个产能过剩的年代，什么都过剩，现在惟一短缺的就是好姑娘，你看这孩子今天还出嫁了。为什么现在产能过剩呢，就因为过去长时间以来投资拉动的原因，消费又没上来。第二，长时间以来投资拉动，我们大量的投资靠贷款，我们从1949年到2011年建国62年，我们62年发了55万亿人民币的贷款，、11这四年，我们就占了28万亿，一半。这些贷款又靠发票子，我们广义货币M2，到3万亿，我们1036100亿，我们现在是金融领域存在潜在的风险，这是第二。第三，国民收入分解成两块，一块是积累，一块就是消费，你积累率不断的提高，势必就导致消费率下降。中国经济线一条是积累率，逐年上升，就导致消费率逐年下降，积累率逐年上升，把我们经济增长拉起来了，但是消费率逐年下降，所以经济虽然增长了，老百姓还有意见，大家还不满意，我们这个社会还不和谐，甚至不稳定。显然这也不行。个怎么办呢，还是要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拉动力，第一你要解决消费者有钱，没钱不能消费，为什么我们十八大讲，我们2020年城乡人均收入要翻一番，就是倍增计划，为什么提出倍增计划，因为你要想扩大消费，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拉动力，首先要大家有钱。我们十八大又进一步提出两个同步，我们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要和国民经济增长同步，劳动者报酬提高要和劳动报酬提高同步，我们过去没做到，我们过去差了两个百分点，未来增长收入是非常重要的。有了钱你还得让大家敢花钱，有了钱不一定敢花，这取决于他对未来支出的预期，我们社会保障不健全，我们那么多的问题，老百姓有那么多的后顾之忧，所以他有钱也不敢花，他想我老了怎么办，有病怎么办，孩子结婚房子怎么办，上学怎么办，一系列的问题，他没办法。他就放弃了眼下的近期消费，本来他应该这笔钱应该现在消费，但是由于保障不健全，他不敢消费，把钱存到银行去，变化自己未来的保障。我说中国一个怪现象，我们这面天天讲扩大消费，消费就是上不来，那面银行存款不断增加。中国的银行储蓄存款，千万不要当成财富性的存款，我们其中是社会保障不健全，它是保障性存款。我们一定要完善保障，更大家一个良好的预期，这样大家才能敢于消费。第三，还得让大家放心消费。我们市场秩序，假冒伪劣，有毒有害，大家不敢放心消费。我在中央电视台批评政府部门，我们有的政府官员讲，三一五都出来了，衣冠楚楚，你们应该给全国人民道歉，你们应该做的事情没做到啊，还给我们什么指示。我们有一个领导同志说，中国食品99%是好的，这水平太差了，食品怎么能99，食品必须100%。我在中央台说，我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今天请你们监管部门到我们家吃饺子去，你们都来了，我告诉你我们家这锅饺子99%是好的，就一个有毒，你们谁敢吃。有一个数大家可能知道，春节期间中国人到海外买东西就花了5000亿，为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这种状况大家不放心。所以显然扩大消费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下一步，我觉得我们看到困难，提高忧患意识，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不断的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我们要追求实实在在的增长，人民日报找到我让我解读一下什么是实实在在增长，我说什么叫实实在在的增长，首先应该是物质财富增长的增长，我们现在有些增长物质财富没增加，数字上去了，这不叫实实在在的增长，甚至这个楼修了，再扒了，再修，这也形成GDP，数也都上去了，但是物质财富没有增加。我们到2020年，我们要想实现大家人均收入倍增计划，翻一番，首先大家注意，我们全社会的物质财富得翻一番，物质财富不翻一番，我们收入翻一番了，那不就靠发票子，这不就导致通货膨胀，到2020年收入翻一番，物价翻两番，你翻它干什么。所以第一一定是物质财富的增长，要靠劳动生产力提高，要靠创新，创新靠学习。我曾经批评过电视台，地方台，各位到后半夜你们把电视机打开，各个频道都讲什么，除了卖假药的就是买股票的，这让我们国家就富强，我们何必还那么辛勤的劳动，干什么。所以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振兴实体经济，十八大报告有八个字，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我觉得这八个字写进我们的党的报告里非常重要，只有劳动和创造才能改变我们的面貌，实现我们的民族富强。第二，应该是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最低的增长。经济增长有负效应，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我们负效应太大了，我们高能耗，高污染，我们治理这个污染，我们所支出的费用比增长带来的还多，这不得不常识。十八大提出美丽中国，十八大一闭幕，中国就进入雾霾中国，北京1月份31天26天雾霾，这种状况能叫实实在在的增长，能叫科学发展吗。所以我说美丽中国，我们美的地方不富，富的地方不美啊。第三，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实实在在的增长，应该以民生改善为导向的增长，有些地方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结果增长上去了，民生没改善，老百姓还在骂街，这样的增长有什么用？所以我们增长一定要以人为本，要从民生改善这个角度去增长，显然我们未来要真正做到物质财富增加的增长，经济增长副效益最低的增长，改善民生的增长，我们把方向定到这里，我们凝心聚力，这样我们全面小康的目标就能够实现。我就讲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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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昆《经济学原理》
作为一本中国学生最熟悉的入门读物，《经济学原理》自有其独特之处。
《经济学原理(第5版):微观经济学分册》是世界上最流行的经济学教材！其英文原版现已被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美国600余所大学用作经济学原理课程的教材迄今为止它已被翻译成20种语言在全世界销售100多万册！《经济学原理(第5版):微观经济学分册》前四版的中译本自1999年出版以来也一直是国内选用最多、最受欢迎的经济学教材！在继续保持条理清晰、易于理解的写作风格基础上，曼昆教授在第5版中对全书36章都做了精心修订；同时也更新了大部分“新闻摘录”和部分“案例研究”；此外，为帮助教师进行课堂设计和课堂讲解，本版还极大地丰富了教辅资源。
N·格里高利·曼昆(N. Gregory Mankiw)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开始自己的经济学学习，并于1980年获得文学士学位。在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他于1985年开始在哈佛大学任教，并在1987年晋升为正教授。现在，他定期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宏观经济学课程。 曼昆教授经常参加学术与政策争论。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宏观经济学的许多领域，其中包括价格调整、消费者行为、金融市场、货币与财政政策及经济增长。除了在哈佛大学任教外，他还是全国经济研究局的研究员，布鲁金斯经济活动讨论小组的成员，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和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顾问。年，他曾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学生导向”，如作者自己指出的，他要写的是一本学生喜欢的经济学教科书。与其他同类教科书相比，本书强调得更多的是经济学原理的应用和政策分析，而不是正式的经济学模型。为此，作者在大部分章节里都提供了案例，以说明经济学原理如何应用于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此外，作者在书中还提供了大量的“新闻摘录”，以使读者懂得什么是生活中的经济学。 　　——张维迎 曼昆的东西让你觉得，学经济学原来也是一种享受。 　　——梁小民 “我尽力地把自己放在经济学初学者的位置上。我的目标就是强调学生应该而且也会发现学习经济学的兴趣所在。” 　　——曼昆
本书的方法
（以下内容出自本书序言，由曼昆本人所写） 尽管宏观经济学家共享同样的知识内容，但他们对如何最好地传授这一知识的看法不尽相同。让我通过重申我的四个目标来开始这新的一版，这些目标共同决定了本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方法。
第一，我试图提供宏观经济学中短期与长期之间的一种平衡。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公共政策和其他事件在不同时间范围内影响经济。我们生活在我们自己的短期中，但我们也生活在我们的父母留给我们的长期中。因此，宏观经济学课程既需要包括经济周期和稳定政策这类短期题目，也需要包括经济增长、自然失业率、持久的通货膨胀以及政府债务的影响这些长期题目。没有哪一种时间范围比另一种更重要。
第二，我把凯恩斯主义和古典理论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尽管凯恩斯的《通论》为我们现在对经济波动的许多解释提供了基础，但重要的是要记住，古典经济学对许多基本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答案。在本书中，我把凯恩斯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家和过去20年间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许多贡献都结合进来了。例如，把相当多的篇幅给予利率的可贷资金理论、货币数量论以及前后不一致性问题。同时，我认识到，凯恩斯和新凯恩斯主义者的许多思想对理解经济波动是必要的。我也把相当大的篇幅给予总需求的IS—LM模型，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取舍关系，以及现代工资与价格刚性理论。
第三，我运用多种简单模型来介绍宏观经济学。我并不自认为有一个足以解释所有经济内容的模型，我鼓励学生学会如何使用和比较一组著名的模型。这种方法在教学上的价值是使每个模型可以较为简单，而且，可以在一两章之内加以介绍。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可以让学生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事件或公共政策时总是把各种模型牢记于心。(本版封面说明了这一方法：那幅画像一组模型，显示了同一现象的不同方面。)
第四，我强调，宏观经济学是一门经验学科，由广泛的经验所推动和指导。本书包括许多用宏观经济理论说明现实世界数据或事件的案例研究。为强调基础理论的广泛适用性，我引用了世界各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与重大历史事件的案例研究。案例研究分析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亨利·福特(Henry Ford)、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和乔治·布什(George Bush)（两个布什都包括！）的政策。这些案例研究教读者如何把经济学原理运用于14世纪的欧洲、雅浦岛、奥兹国，以及今天报纸上的问题。
精彩段落选读
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什么 如果把所有经济学家首尾相接，他们也够不着一个结论。 ——肖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经济学理论并没有提供一个可直接用于政策的无可争议的结论。它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教条，它是一种思维工具，可以帮助掌握了这种工具的人得出正确结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本书的第1章说明了宏观经济学的目的是理解经济事件并改善经济政策。既然我们已经建立并运用了宏观经济学家的工具箱中的许多最重要的模型，现在我们可以评价宏观经济学家是否达到了这些目标。 当今任何一种对宏观经济学公正的评判都应该承认，这门科学是不完善的。有一些几乎是所有宏观经济学家都接受的原理，我们在试图分析事件或形成政策时可以依靠这些原理。但还有许多经济问题仍然是有争论的。在这最后一章，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宏观经济学的中心结论，并讨论一些最迫切但尚未解决的问题。 宏观经济学的四个最重要的结论 我们从本书反复提及而且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赞同的四个结论开始。每个结论都告诉我们政策在长期或短期会如何影响一个关键的经济变量——产出、通货膨胀或失业。 结论1：在长期，一国生产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决定了其国民的生活水平 在第2章中所介绍并运用于全书的所有经济运行的衡量指标中，经济福利的最好的衡量指标是GDP。实际GDP衡量经济中产品与服务的总产出，因此，也就衡量了一国满足其国民的需要和欲望的能力。人均GDP较高的国家几乎什么都更多——更大的住房、更多的汽车、更高的文化水平、更好的医疗保健、更长的寿命和更多的互联网链接。也许宏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GDP的水平和增长。 第3章、第7章和第8章中的模型确定了GDP的长期决定因素。在长期，GDP取决于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以及把资本与劳动变为产出的技术。当生产要素增加或当经济更好地把这些投入变为产品和服务的产出时，GDP就增长了。 这一结论有一个明显而重要的推论：在长期中公共政策只有通过改善经济的生产能力才能使GDP增加。决策者可以用许多方法尝试达到这一点。提高国民储蓄的政策——无论是通过较高的公共储蓄还是较高的私人储蓄——最终都会促使更多的资本存量。提高劳动效率的政策——例如，改善教育或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使资本与劳动的使用的生产率更高。改善一国的制度的政策——例如对官场腐败的制裁——导致更多的资本积累和对经济资源更有效的使用。所有这些政策都提高了经济中的产品与服务的产出，从而提高了生活水平。然而，什么是提高经济的生产能力的最好方法还不太清楚。 结论2：在短期，总需求影响一国生产的产品与服务的数量 尽管经济供给产品与服务的能力是长期中GDP的唯一决定因素，在短期，GDP还取决于产品与服务的总需求。总需求至关重要是因为短期中价格是黏性的。第10章与第11章中建立的IS—LM模型说明了是什么因素引起了总需求的变动，从而引起了GDP的短期波动。 由于总需求在短期影响产出，所有影响总需求的变量都可能影响经济的波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对货币与产品市场的冲击往往引起产出与就业的逐年变动。由于总需求的变动对短期波动是至关重要的，决策者对经济进行着密切的监视。在作出任何一种货币或财政政策的变动之前，他们想知道经济是处于繁荣，还是走向衰退。 结论3：在长期，货币增长率决定通货膨胀率，但它并不影响失业率 除了GDP之外，通货膨胀和失业属于最密切地受到注视的经济运行的衡量指标。第2章讨论了如何衡量这两个变量，以后各章建立了模型来解释它们是如何被决定的。 第4章的长期分析强调了货币供给的增长是通货膨胀的最终决定因素。这就是说，在长期中，当且仅当中央银行发行了越来越多的货币时，通货的实际价值才会随时间下降。这个结论可以解释我们在美国观察到的通货膨胀率每10年间的变动，以及不同国家不时经历的极为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 我们也看到了高货币增长和高通货膨胀的许多长期效应。在第4章中我们看到了，根据费雪效应，高通货膨胀提高了名义利率(从而使实际利率保持不受影响)。在第5章中，我们看到了高通货膨胀引起外汇市场上货币的贬值。 失业的长期决定因素是十分不同的。根据古典二分法——在决定实际变量上名义变量的无关性——货币供给的增长在长期中并不影响失业。正如我们在第6章中看到的，自然失业率由离职率与就职率（不是就业率。——译者注）决定，离职率与就职率又由寻找工作的过程和实际工资的刚性决定。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持久的通货膨胀与持久的失业是相互无关的问题。为了在长期与通货膨胀作战，决策者必须降低货币供给的增长。为了与失业作战，他们必须改变劳动市场的结构。在长期，不存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取舍关系。 结论4：在短期，控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决策者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取舍 尽管通货膨胀与失业在长期中是无关的，在短期这两种变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取舍关系，短期菲利普斯曲线说明了这种关系。正如我们在第13章中所讨论的，决策者可以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这减少了失业并提高了通货膨胀。他们也可以用这些政策紧缩总需求，这就增加了失业，并降低了通货膨胀。 只有在短期中决策者才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固定的取舍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由于两个原因而移动。第一，诸如石油价格变动之类的供给冲击改变了短期取舍关系；不利的供给冲击向决策者提出了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之间的困难选择。第二，当人们改变通货膨胀预期时，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取舍关系也改变了。预期的调整保证了这种取舍关系只在短期中存在。这就是说，只有在短期中失业才偏离其自然率，只有在短期中货币政策才有实际效应。在长期中，是从第3章到第8章的古典模型所描述的世界。 宏观经济学四个最重要的未解决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大多数经济学家同意的普遍结论。现在我们转向仍然存在争论的四个问题。一些分歧是关于不同经济理论的正确性；另一些分歧涉及经济理论应该如何运用到经济政策中。 问题1：决策者应该如何尝试提高经济的自然产出水平增长率？ 经济的自然产出水平取决于资本量、劳动量以及技术水平。任何一种旨在提高长期产出的政策都必须以增加资本量、改善劳动的使用，或提高现有的技术为目标。然而，并没有一种简单而无代价的方法来达到这些目标。 第7章与第8章中的索洛增长模型说明，增加资本量要求提高经济的储蓄率与投资率。因此，许多经济学家鼓吹提高国民储蓄的政策。但索洛模型还说明，增加资本存量要求有一个现在一代人减少消费的时期。一些人认为，决策者不应该鼓励现在一代作出这种牺牲，因为技术进步将保证子孙后代比现在一代更好。（一位诙谐的经济学家问道，“子孙后代为我做了什么？”）即使那些主张增加储蓄和投资的人们对如何鼓励增加的投资，以及应该投资于私人拥有的工厂和设备，还是投资于道路和学校之类的公共基础设施等问题，看法也并不一致。 为了改善经济对其劳动力的使用，大多数决策者都愿意降低自然失业率。551但正如我们在第6章中所讨论的，我们观察到的失业的巨大国际差异和我们在一国之内看到的失业率在时间上的巨大变动，说明自然失业率并不是不变的常数，而是取决于一国的政策和制度。减少失业还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任务。自然失业率通常可以通过减少失业保障津贴(从而提高失业者的寻职努力程度)或降低最低工资(从而使工资接近于均衡水平)来降低。但这些政策也会伤害一些最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因而在经济学家中还没有达成共识。 在许多国家，产出的自然水平由于制度的缺乏而被压低，这些制度对发达国家的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美国公民今天不会担心革命、政变或内战。一般地，他们相信警察和司法系统会维护法律，保持秩序，保护财产权，实施私人合同。然而，在没有这些制度的国家，人们面临错误的激励：如果创造具有经济价值的事物比从邻居家偷窃更加可靠，经济就不可能繁荣昌盛。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建立适当的制度是世界穷国加速增长的先决条件，但改变一国的制度需要克服一些困难的政治障碍。 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提高技术进步率是公共政策最重要的目标。索洛增长模型证明，生活水平的持久提高要求持续的技术进步。尽管有许多关于新内生增长理论的著作（这种研究强调了决定技术进步的一些社会决策），但经济学家仍不能提出保证技术高速增长的可靠的处方。好消息是1995年前后，美国的生产率增长加快了，结束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生产率增长减缓的情形。然而，我们仍然不清楚，这一幸运的发展将持续多长时间，它是否会向世界的其他部分扩散。 问题2：决策者应当尝试稳定经济吗？ 第9至13章展开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模型说明了各种经济冲击如何引起经济波动，以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如何影响这些波动。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决策者应该把这种分析用于稳定经济的尝试。他们相信，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尝试抵消这些冲击，以便使产出和就业接近其自然水平。 然而正如我们在第14章中所讨论的，一些人怀疑我们稳定经济的能力。这些经济学家援引了经济决策中内在的长而多变的时滞，经济预期的不良记录，以及我们对经济的仍然有限的了解。他们的结论是，最好的政策是无为而治。此外，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决策者往往是机会主义的，或遵循前后不一致的政策。他们的结论是，决策者不应该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斟酌处置权，而应该承诺遵循固定的政策规则。或者，至少他们的斟酌处置权应当受到某种限制，就像中央银行采取以通货膨胀为目标的政策的情况那样。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经济稳定的利益——假定稳定是可以实现的——是大还是小。在自然失业率没有任何变动的情况下，稳定政策仅仅是减少了围绕自然率的波动的幅度。因此，成功的稳定政策既会消除衰退也会消除繁荣。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稳定的平均收益很小。 最后，并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第9至13章建立的经济波动模型，该模型假设黏性价格和货币的非中性。根据我们在第19章中所讨论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经济波动是经济对技术变动的最优反应。这个理论提出，即使稳定经济是可能的，决策者也不应该这么做。 问题3：通货膨胀的成本有多大，降低通货膨胀的成本有多大？ 每当物价上升时，决策者就遇到了是否要采用降低通货膨胀率的政策的问题。要作出这一决策，他们必须比较允许通货膨胀持续下去的成本与降低通货膨胀的成本。但经济学家对这两种成本都不能提供一个准确的估算。 通货膨胀的成本是经济学家和门外汉往往无法达成一致的一个问题。当20世纪70年代后期通货膨胀达到每年10%时，舆论调查表明公众把通货膨胀当做主要的经济问题。然而，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所讨论的，当经济学家试图确定通货膨胀的社会成本时，他们仅仅指出了鞋底成本、菜单成本、非指数化税制的成本，等等。当各国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时，这些成本变大，但对大多数主要经济所经历的适度通货膨胀率而言，这些成本看来并不大。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公众混淆了通货膨胀与和通货膨胀相伴而来的其他经济问题。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生产率和实际工资增长的减缓；一些门外汉把通货膨胀当做实际工资放慢的原因。然而经济学家犯错误也是可能的：也许通货膨胀实际上是成本极为高昂的，但我们还没有想出这是为什么。 降低通货膨胀的成本是经济学家之间常常存在分歧的一个题目。正如我们在第13章中所讨论的，标准的观点——它由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是降低通货膨胀要求一个低产出和高失业的时期。根据这种观点，降低通货膨胀的成本可以用牺牲率来衡量，牺牲率是为了使通货膨胀下降1个百分点所必须放弃的一年GDP的百分点数。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降低通货膨胀的成本会比牺牲率的标准估算所指示的低得多。根据第13章讨论的理性预期方法，如果提前宣布反通货膨胀政策，而且这种宣布是可信的，人们就将很快调整自己的预期，这样反通货膨胀就不需要产生衰退。根据第19章所讨论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价格是有伸缩性的，货币是中性的，因此，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不会影响经济中产品与服务的产出。 其他经济学家认为，反通货膨胀的成本远远大于标准的牺牲率估算所表示的。第13章所讨论的滞后性理论提出，反通货膨胀政策所引起的衰退可能提高自然失业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反通货膨胀的成本就不仅仅是暂时的衰退，而是持续的较高水平的失业。 由于对通货膨胀与反通货膨胀的成本尚有争议，所以，经济学家有时向决策者提出了不一致的建议。也许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可以对低通货膨胀的利益和达到这个目标的最好方法达成共识。 问题4：政府债务是一个多大的问题？ 政府债务是决策者之间常年累月辩论的问题。在美国，年，巨额预算赤字使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翻了一番——这是和平时期从未有过的事件。尽管联邦政府的预算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得到控制，甚至变成了盈余，但是当衰退、战争和税收政策的变化使赤字再度出现时，情况在21世纪初发生了逆转。然而，长期财政前景甚至问题更大。许多经济学家相信，随着大量“婴儿潮一代”达到退休年龄并开始吸收政府对老年人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医疗福利，预算赤字可能会更大。 本书中的大多数模型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持有传统的政府债务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当政府有预算赤字并借债时，降低了国民储蓄，从而导致低投资和贸易赤字。在长期，这导致较少的稳定状态资本存量和更多的外债。那些持有传统观点的人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债务把负担放在子孙后代身上。 然而，正如我们在第15章所讨论的，一些经济学家怀疑这一估价。李嘉图政府债务观点的支持者强调，预算赤字仅仅代表用未来税收替代现期税收。只要像第16章介绍的消费理论所假设的那样，消费者是向前看的，他们就将用现在储蓄来弥补他们及其子女未来的应负税款。这些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债务对经济只有很小的影响。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财政政策的标准衡量指标缺陷太多以致用处不大。政府有关税收与支出的选择对不同世代的福利有着重大的影响。然而许多这样的选择没有反映在政府债务的规模上。例如，社会保障福利和税收的水平决定了老年受益人与工作年龄纳税人的福利，但预算赤字的度量没有反映这一政策选择。根据这些经济学家的看法，我们应当停止把注意力集中在政府债务的规模上，而要集中关注财政决策的长期代际影响。 结论 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必须对付模棱两可的状况。宏观经济学的现状提供了许多见识，但它也留下了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对经济学家的挑战是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并扩大我们的知识。对决策者的挑战是用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知识去改善经济运行状况。这两种挑战都是令人畏惧的，但都不是不可战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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