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挖宝】《少年杀母事件》作者林珊珊：不能辜负我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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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6月，广州一起16岁少年弑母事件引起了轰动，11月，《南方人物周刊》围绕这个案件刊出了一篇特稿《少年杀母事件》，其情节极富戏剧张力，引起了巨大反响和争议。这篇特稿荣获《南方人物周刊》“年度特稿奖”，而它的作者林珊珊当时只是一个大三的实习生，她也因此被称为“《南方人物周刊》史上最牛实习生”。
　　林珊珊本科主修图书出版，“我也不知道自己学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没怎么去上课。哈哈。研究生阶段学的是当代文学，也不是太感兴趣。”她并不觉得《少年杀母事件》写得很好，“就那样吧，但也不会太差，因为我投入了很多。”
　　《少年杀母事件》的开头颇有悬念：“张明明决定杀掉他的父母。这个想法在他脑中盘旋了差不多两个月。”
　　没有人知道这起弑母案的男主角张明明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尽管林珊珊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试图了解他，但她不认为自己了解了他，了解了这个家庭，因为，“你毕竟不是他”。
　　时常觉得自己是个窥探者
　　《少年杀母事件》被誉为特稿界的杰出作品，也是林珊珊的特稿处女作。确定做这个选题时，编辑很兴奋，凭他多年的经验，这一定是个绝妙的题材。林珊珊并没有这种感觉，起初，她怀疑张明明是不是有精神问题，如果他有精神问题，那么一切的报道都显得没有意义了。
　　鉴定报告显示，张明明精神正常，可以开始做了。“我猜想他一定是一个孤僻的人。”
　　林珊珊来到故事的发生地瑶台。这是广州的一个城中村。张明明一家做烧烤排挡生意。每天凌晨，张明明去进货，下午，他父母开始准备烧烤，晚上出摊做生意，卖到凌晨。周而复始。
　　采访过程中，林珊珊顺着张家在瑶台的出租屋到烧烤档这条路线来回走，路线中一条“阴暗的小巷”在文中被反复提及。那是张明明由家到烧烤摊的必经之路，晚上，这里漆黑寂静，时而有大老鼠蹿过。林珊珊在采访手记里写道，“站在阴暗的巷子，我似乎突然感受到了张明明的想法。”那一刻，她觉得很压抑，想到一个人就要这么过一生，会产生一种绝望感。张明明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广州很繁华，但我很孤独”。
　　为了进一步了解张明明，编辑找到了他的72个网友，林珊珊逐个向他们发出了好友请求。72个中，有十几个接受了好友请求，林珊珊每晚守在电脑前逮着机会跟他们聊天，最终在几个网友的嘴中得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
　　网聊的过程中，她觉得自己有些猥琐，面对未知身份的对方，她不断变化着语态迎合，试图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关于张明明的信息，她时常会觉得自己是个窥探者，这种感觉一直延伸到了后来的记者生涯，“所有采访都会心虚，有点入侵别人生活的感觉。”尤其在采访结束后，这种感觉会加剧，演变为“仿佛利用完别人又将其抛弃”。
　　采访张父的过程很顺利，起初她认为自己的采访也许对这个父亲来说有些残忍。但她发现每次去采访，总看见他在门口徘徊，远远见了她，又走了进去。也许他是需要一个人倾诉的，林珊珊这么想着。采访完张父的当天，她心痛了：他一个人低着头缓缓离开，他也知道，我的采访结束了。”张父告诉林珊珊，他要离开广州，离开家乡河南，到一个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他会换掉手机号码。林珊珊回忆：“我没有要他的新号，我觉得，如果他想和我联系，会告诉我的。但他没有。”
　　或许是出于一种补偿心理。采访结束后的那段日子，她偶尔会给那些网聊少年留言。起初她总想与被访者建立长久的关系，但后来，随着采访越来越多，她发现没有办法和每个人都成为朋友。她渐渐觉得，也许从前的自己太“自大”了，“采访通常是一种短期内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记者对受访者而言也只是匆匆过客，关系能否长久维持还要看缘分，不必刻意追求。”
　　林珊珊评价这篇稿子：细节过于铺陈，缺乏叙述灵巧。“如果现在再写的话，有些没用的细节会被删掉，也不会写这么长。情感上可能也会克制一点。”
　　《少年》里有个很诡异的细节：张母被杀前最后一晚拒绝了别人递给她的伞，说“我没有时间还”。那是林珊珊采访了好几个人一致得到的说法，“其实事后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可写的，这个细节其实可以删掉。”这是她现在看来作为实习生稚嫩的地方。采访中，张父提到，事发后发现张明明的房间里还放着一部绞肉机，他猜想儿子可能想要在杀掉父母后用它毁尸灭迹。而这个细节并没有被放到稿件中去，“太残忍甚至有些恐怖，而且暗示意味太强。”
　　“日，他将陈菊打晕、掐死，然后割喉。”这句被南香红评价为短促有力、体现紧张感的句子，并非出于林珊珊笔下。她原本是这样写的：他将陈菊打晕、掐死。她刻意回避了割喉这个细节，“太血腥了。”当时编辑告诉她，这样写才能抓人眼球。抓人眼球？林珊珊没有概念，从业5年的她表示，现在的她还是不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去写。
　　《少年杀母事件》里林珊珊运用了许多比喻，比如“孤独的少年钻进梦想自由这些宏达的概念筑成的迷宫怎么都转不出来”。多年后她解释， “那时我相信我的揣测是对的，但是我现在不会这么写，因为我没有了那种沉浸其中的状态，在写稿时，会将自己抽离出来。”
　　写出大环境与个体人物的关系
　　尽管这篇特稿给林珊珊带来了赞誉，但她觉得“和自己没什么关系”，她仍然是个只独立写过一个4500字报道的实习生。
　　“那是个本身就十分精彩的故事，并不是只有我能写，我只是个幸运儿。”后来编辑让她写一篇采访手记，她忐忑地写下了3000字的采访经历与感受，编辑并不满意：“你应该写一篇牛逼的手记这样才配的上你的报道。”林珊珊为难了，更确切地说，她有些心虚。“我觉得要写一个手记告诉别人经验，我还没有到那种境界。”
　　当年写《少年杀母事件》时，她就对特稿的写作有些模糊的概念，她认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手法和特稿中人物和故事的表现手法很相近，“一个人的自身性格与他所处的环境必然有很大的联系，所以我想展现悲剧产生的环境，悲剧人物的性格以及两者的反应。”
　　林珊珊说，张明明“幻想强大，其实幼稚”。做这个选题时，张明明已身在监狱了，林珊珊递过好几份申请书，但还是没能见到他本人。“所有人都知道他想写小说，不止一个消息源――他的父亲、烧烤店老板、网友，包括他真的跑到报社楼下对他的朋友说自己一定会成名。”但是张明明的小说却不如人意，最后好像写不下去了。“可他却一直认为，自己会成为一名小说家，能拍成电视剧并和明星合作。”
　　林珊珊说，这个悲剧中最令人难受的是，起初张明明开始认真写小说时，父亲也在鼓励他，他一度相信能靠写小说改变自己的人生。但后来，他周围的人都开始奚落他。于是有一天，他放弃了。“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猜想，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使他放弃，我们永远没法得到真相，所以只能去呈现我们已经得到的信息。”林珊珊说，她一直很强调大环境与个体人物的关系，就像在这篇文章中，她花了很大篇幅去写张父的人生。
　　后来林珊珊采过一个经历大饥荒的上书者，他一生都在抗争：大饥荒时就写书反映百姓苦难，因为书的内容被劳教；劳教的时候他又反抗，于是被抓进了监狱；进监狱后他又反抗，被关进黑牢，一直坐牢到50岁。出狱后，他像一名记者一样去做调查，揭露各种单位的腐败，社会上一有什么事件，他就会徒步去调查。“他应该是我采访过人中很特殊的一个，他是个真相控、自由控，压抑的环境与他本身想要反抗的个性产生很大冲突，这就是大环境下的小人物。”
　　林珊珊希望自己只是专心地去做稿，“如果你做稿件时受一种目的所驱使，比如希望这篇稿件有影响力之类的，你可能就很难做到客观。”她的有些报道如《香港往事》因为题材特殊而得到不错的回应，2011年，她的特稿作品《线人》获得了《南方人物周刊》“年度特稿奖”。不过，她最喜爱的是《小城拳击队》。
　　林珊珊称《小城拳击队》这样的题材为“准特稿”。这是一个关于中国最早的职业拳击手齐漠祥的故事：2006年，他回到家乡会理县，没有编制，没有工资，带着一群山村少年练习拳击，希望能改变命运。
　　“这个故事里没有很激烈的戏剧性冲突，但更接近真实，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很普通，但你跟他聊天后会感觉，噢，他们也有那样惊心动魄的内心世界。”她说，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起来，故事里的人们有一种不自知的美好，“我就是想记录下来这种美好。”她更倾向于“准特稿”的题材，也许乍一看这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好故事，但如果要把很平凡的东西写的精彩，需要依靠作者的功力。她喜欢这样的题材，那是她锻炼写作能力的机会。也许很多人看来，她的作品起点很高，但她一直想好好写些更好的东西，用她的话说，“不能辜负自己的幸运”。
　　林珊珊手记：
　　我让一个人重温了一遍悲剧
　　2007年 11月初，我接过这个选题，之前，傅小永老师做了一些采访。
　　选题深深吸引着我，故事本身充满了人性的冲突，他为什么要杀害母亲？他的人生轨迹是怎样的？这个家庭有着怎样的故事？尽管此前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很多，但这也只是千百万宗少年暴力事件中的一则，最后九江大桥撞了，所有眼睛又盯到那儿去。这个少年，这个悲惨的一家，曾经被媒体写成一个干巴巴的符号，然后不留痕迹地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中。想起那被遗忘的无数生命，我感到害怕。我们想做的事，就是详尽地记录一个家庭的命运，它经历了怎样的辛酸，又如何走向毁灭。我没学过新闻，但我记住这样一句话：“新闻之所以重要，主要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人。它写人，影响人。”新闻记录的人，该是有情感的人，丰满的人，而不是机器人。
　　我开始和编辑商量选题的操作：少年杀人的确切动机，我们也许永远都无法得知，但任何悲剧的产生总是离不开两个因素，环境及人物性格。主要操作模式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展现悲剧产生的环境，悲剧人物的性格，以及这两者发生的反应。接下来，我开始联系采访源，少年的父亲、亲戚、朋友、网友、老师、邻居……
　　几经辗转，我们找到了张明明的72个网友。和受访者建立信任关系并不容易，特别是在网络上。可能的结局是对方一下子紧张戒备起来，让你处于十分被动的劣势位置。于是必须把握分寸，不能过早暴露身份，我的目标是，获取信任，把网络人群拖回现实，进行采访。
　　接下来两个星期里，我早晨起床便打开电脑，蹲在椅子上，等候网友的出现，就像在等待猎物的蟒蛇，然后缠上去，迎合不同的语言系统与想像逻辑，以不同的网络形象逐一和他们聊天，常常聊至深夜。不得不说，进行这些工作，我觉得自己很猥琐。当然，我也遭到网友的追问、指责和戏弄。
　　文章中提到网友小白，是一个湖南女孩。接触她之前，我看了她的QQ空间和签名，推测此女生单纯，可能还爱看安妮宝贝之类。我于是装扮清纯，带着淡淡的忧伤，写几个华丽的句子，很快她注意我了，并在一两个小时后“很喜欢”我，认为我“一定很漂亮安静”。我开始聊起张明明，并故意问：他是不是喜欢你呀？她急于解释了。
　　几个问题后，我获得了一些初步印象，但由于当时距她和张明明网聊已经很久了，没有刻意回忆，根本想不起曾经的聊天内容。女孩开始警惕我的追问，并感觉到张明明出事了，反过来一个劲地追问。我不想说谎，表明了身份与来意。她的反应十分强烈，突然感到“这个世界很可怕”，并对我极为排斥，觉得记者“专门躲在阴暗的角落，偷窥他人的内心”。确实，一个人本来不为人所知，藏匿于大众模糊的脸庞之下，现在，他的一举一动，显露的隐秘的，光明的幽暗的，将被我从各方面收集，然后赤裸裸地展示，这真让人不安。
　　我只能继续说服她，同时也在说服自已――虽然深入他人内心触犯其隐私，但了解他也是想帮助他和他的父亲，这于社会有益，希望悲剧不再重复。她总算有点平复心情并理解我了。
　　然而，她失恋了，没有心情接受采访。在我的经验中，失恋的女生总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所以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每天上线倾听她的苦闷心情，并极力安慰她，和她交流诸多女生成长话题，两个星期之后，她说，她把我当朋友了，愿意重新回忆告诉我所知的一切。
　　在另外一些时候，我扮成小混混，谈性谈寂寞。那些少年张牙舞爪，总问着，姐姐，要不要裸聊，要不要做我情人……被你拆穿后，他们便露出青春的迷茫与孤独。一个河南少年的签名充满仇恨，满是杀杀杀，一开始，我说，你是七杀凶神，我是八杀……聊到后来，我感到他的苦闷，你孤独吗？他说，是啊。我于是说，有那么多孤独的人，不知是谁的错？我进入他的语言系统了。
　　我已经知道他和张明明来自同一个城市，年纪相仿，有可能是朋友。如何开启这个话题？提出这事必须是严肃的，不能八卦轻浮，如使用“听说你们那边有个小孩杀了母亲”之类的句子。我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在你的河南老家，有一个少年，杀了自己的母亲，我想，他一定很孤独。他说，可惜了，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重要的线索就在眼前了。聊了几天后，我把电话号码给他，他的也给了我。第一次通电话，聊到最后，泣不成声:“你再也别说他了，我什么都记不得。”我没再问下去，跟着一块难过。接下来，我给他打了几次电话，关心他的冷暖。后来他主动说起了他，一切“历历在目”。
　　再后来，张柱良对我完全信任之后，帮我联系了张明明最要好的堂哥阿强。阿强说，叔叔跟我说过你，有什么尽管问。他用河南话跟我聊张明明。这些少年，其实充满真情，比许多人都要真，听他们讲话，我总想起张明明，幻想强大，其实幼稚。孤独的少年钻进“梦想”、“自由”这些宏大的概念筑成的迷宫，怎么也兜转不出来。
　　采访少年的过程大概如此，花了很大力气，很多时候还是浪费表情，聊了大半天，原来那人对他没有半点印象。甚至还被戏耍，被莫名其妙的电话不住骚扰。但总体上，我是快乐，有所得的。现在，我偶尔会上线，给这些少年留留言。我不愿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轻浮；也不愿放纵自己，为了达到目的，虚伪地付出某种真诚的感情。
　　采访张明明的父亲，比想象中顺利。给他打电话之前，想了很久，该怎样开口？毕竟经过几个月，他该是过上较为平静的生活，现在，让他重新回忆，就是再经历一遍悲剧，这极为残忍。我在电话中问道，还记得傅小永吗？他说记得，人不错。这样，我很快被同意前去“看望”。那时我想，记者的人格魅力真重要。
　　采访父亲，我没做笔记，也没拿出采访提纲。装假是在聊天，让他处于放松状态，制造情境，营造氛围，引导他讲述故事、描述场景，并耐心倾听。
　　第一次采访，我们谈了 7个多小时。前 3个小时，聊家常及人情冷暖。然后，我讲起对广州的感受，这引起他回忆在这城市的经历。我不敢主动提起那个惨剧，当然，一有机会，我便靠近。记得后来提到广州的出租屋，我便问，家里的布局是怎样的，顺手递了纸和笔过去。他画了出来，指到走廊，“那天，张明明从这里冲出来”……终于讲到这事了，直到那时，父亲还是不理解儿子。我聊起了自己的经历，谈一个孩子对于家长的表现是如何敏感，讲述自己 16岁的感受，我成长在一个压迫女性的村庄，始终生活在父亲阴沉的脸色下，还试图离家出走。
　　这样，我和张柱良拉进了距离，他开始讲述自己是怎样当父亲的。每讲一件事情，我便在脑中构建画面。我会问，当时你站在哪里，说了什么话，张明明是不是扭头就走……场面多是我先想像一番，然后提出封闭式问题，勾起他的记忆来重新表述。细节就是这样问出来的。
　　我想，张柱良事发后该很少和他人这样聊天。他是寂寞的，或许，他还觉得我挺理解他。总之，我们很投入，放得很开。那一次忘记了吃饭，一看时间，7个多小时过去了。
　　张柱良矛盾、忏悔。他给了我一个故事的轮廓，关于他的几十年，他的家庭关系、生存环境。晚上 8点多，我坐在回校的公车上，这微妙的父子关系吸引着我。父亲高大强壮，总有挥不去的卑微感，却在一个底层之家寻求威严，儿子对父亲既厌恶又崇拜也恐惧。听父亲讲少年，我竟想起卡夫卡，想起生活的荒诞，想着每个人都被自己所逼迫又逼迫着他人，永远盯着未来那微弱的希望，忘却了当下，忘却了活着本身。
　　往后，我采访了父亲 4次，穷尽一切细节，比方说几点起床，吃什么东西，卖烧烤怎么走，看到什么，想到什么，骑什么车，车上放什么东西……当然，我也会描述我所看到东西，引发他说话的欲望。和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他是不是忘记我在采访了。有一次，我说，你甚至可写成小说了，他很惊讶地说，你要写我吗，有什么好写呢，我太普通了，一点成就也没有……
　　根据父亲提供的线索，我们多次去广州瑶台采访体验，在相同的时间重走烧烤之路。瑶台曲曲折折的阴森小巷，我走过好几次。
　　我渐渐体会到一个 16岁少年的心境。一个晚上，在小巷的更深处，我看见路灯布满灰尘，老猫蹲在墙角的暗处，便想起达利那荒废的时间，这个小家庭是他全部的现实世界，他是那根秒针，生活在冰冷的时钟，无可奈何地机械行走。他盯着分针和时针，似乎只有毁了它们，才能冲破钟面找回自由。
　　卖烧烤的一带，夜晚也是寂廖的，几个流浪的人，披着被子，蹲在大厦下边打牌赌博。张爱玲那一袭华丽长袍真是经典。
　　没采访到少年很遗憾，我想知道，在这敏感的孩子的生命里，命运哪些神秘的偶然在牵引着他？悲剧对他做过怎样召唤和暗示？在他封闭的空间里，时间是如何流过的？
　　我只能通过外围采访感受到，生活经历、家庭与社会的环境和孩子那似乎是与生俱来某种性格倾向发生了共振，最终紧紧交融在一块。这正是我想表达的――大环境下独一无二的个体生命。这不能通过贴标签得来，命运一定有着它的另一种可能性，我们于是寻访张明明从前的另一个烧烤伙伴，我先后和蒋老师、朋友、张柱良在火车站一带走了 3个晚上。11月 20日晚上 10点钟，我在一条小巷找到了他，和他聊了 2个小时。同样的大环境下，周周早熟世故，极力融入主流社会，讨好前来吃烧烤的有钱人。那晚，风很大，张柱良和我们围在小炉边，他很沉默，这个烧烤之家却有说有笑。
　　我望着他远去，那是我最难过的时候。其实，张柱良在我面前总是很坚强，关于那天如何砍人，如何逃跑，我们只提过一次。很难相信张明明是有预谋的，他说其实有迹象，提及了两个让人不忍耳闻的细节，其中一个关于绞肉机。说这些的时候，他的眼睛盯着桌面，双手来回地搓。说完，我们沉默了很久。说起幸福的片断，他的脸颊浮现丝丝微笑。其实人有一种状态，对着另一个人说了很多心里话时，会忍不住说下去，而且暂时没有痛感，相反还会产生快感依赖感。但那个晚上，他一个人低着头缓缓离开，他也知道，我的采访结束了。在这之前，我每次前去采访，总看见他在门口徘徊，远远见了我，又走进了商场。以后，他依然独自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和未来。他的故事在一个月内被我掏空了。我感到残忍，好像是利用完了人，又将他抛弃。无论把媒体工作说得多有意义，无论采访过程多小心翼翼，多注意言语，还是逃脱不了这样的事实：我让一个人细细重温了一遍悲剧，伤害人了，严重地伤害。这不可原谅。以不人道的手段企图达到人道的目的，真是一个悖论。我答应过他，下次回老家，给他带一瓶家乡的梅酒，希望那时，一切都会好。
　　关于文章写作，编辑蒋老师希望的语言是像余华的冷峻风格，不煽情，不无情。大一的时候，刚从高考中解放出来，我曾着迷过先锋文学，着迷于余华笔下那些暴力的场景。透过所谓的零度叙述，我却感受到充满情绪的余华，早期是强烈的迷惑与愤怒，好像被这世界严重欺骗了一般。在文章的写作中，那些暴力的场景，或许还带有当时阅读的感觉在里面。
　　写作思路有点类似新新闻主义的开山之作《凶杀》，以一天的生活写一生，由环境描写转入故事叙述，串起时间模糊的细节，并展现广阔的社会背景。
　　写作之前，我大概是有过这样的构思：
　　开头是画面组合：杀人片断――阴森小巷――人物出场（张柱良逃了出来）。
　　紧接着应拉出时空距离，人物逃出很长一段时间，在另一个地点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也暗示着张柱良是文章中的第三只眼睛，文章的讲述大部分是以他的视角进行的。
　　再接着进入文章主线索，故事顺着从瑶台的出租屋到烧烤档这一条路延伸出去，小巷――向阳街――人民大街北的小巷――立交桥――三元里大道――中港皮具城（烧烤档），一天的生活挟带着人物的一生作为时间线索与空间线索交融在一块，时间推移与空间转移同时进行，故事也应由慢节奏进入快节奏，气氛由较为宽松转向紧张压抑。
　　小巷：这是重点描写的对象，在逼仄的空间中，一家三口出场了，这勾勒出一个大框架：他们从家里出来，各自行走，怪异而冷漠，然而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各自的故事与长长的痛苦。
　　从向阳街到人民大街北：写作重点在于环境铺垫。以张柱良为视角写一家人生活的大环境：暴力、色情、混乱、无生气。
　　三元里大道：由此故事进入一个繁华城市的空间，然后对张柱良的心里活动进行描写。他是卑微的，挣扎的，他不愿过这种生活，却还要逼迫自己。接下来转入张明明，他也不愿过这种生活，却被父亲所逼迫。这对父子，其实都很可怜，却有着极大的隔阂。
　　酒店：7到 14节，由瑶池酒店联想至另一家见证着张明明梦想的酒店，由此转入他的梦想，然后是梦想破灭，朋友离去，他生活中其他人都朝更好生活奔去，只有他陀螺一般原地转。这有环境的原因也有性格的原因，文章进一步展示。最后，他空前孤独，与父母关系日益紧张，这都昭示着悲剧的来临。当然，写作后，发现这 7节的处理也存在明显缺点：细节过于铺陈，缺乏叙述的灵巧。
　　中港皮具城：15节，文章回到主线索。三口人在皮具城后的烧烤档集合了，这一家人又捏合在一起。在此展现他们的生存环境，同时从他们的表现中，深化上一部分表现的父子关系：出奇地相似，又出奇地相背。
　　接下来，就是砍人部分了。与前面的慢节奏相比，这几节的节奏快了起来。没有穿插细节，语言短促，压抑的气氛终于爆发了，生活撕开了它温和的面具。
　　22与 23节，讲述父子俩逃跑的情节，一个往下，一个往上。处理张明明往楼上逃时穿插温暖镜头，同时表现他性格中美好而又偏执的一面，舒缓节奏，平衡残暴，也企图获取一种强化悲剧的效果。
　　最后几节讲述父亲事发后的状态以及卖烤烧的另一少年周周，这是命运的另一种可能性，然后是父子再相见。结尾处理成时间倒流，故事回到“小时候”。如果一切重来，这个家庭会怎样？
　　这样的构思之后，另一个难题是，如此繁多琐碎的细节如何处理拼接。最终处理是，隐藏叙述视角，并不断变换。文章的叙述看似全知全能，但实际上不断变换的镜头隐藏在受访者背后，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心理活动都由采访调查获得。当然，张柱良是主要的叙述视角。
　　以第 11节为例：
　　每次上网，他就问小白，有我的邮件吗？
　　没有。 （小白视角）
　　一天的烧烤忙完了，一家人围在桌子边休息。
　　“作家，成龙给你打电话了吗？”小状逗着明明。
　　“不久他就会给我打电话了。”父亲心里暗暗发笑，于是故意问道：“他怎么给你打电话？”张明明指了指父亲别在腰间的手机：“就打咱们叫烧烤这个电话。”
　　“那你叫成龙晚上 9点后才打过来，白天我们可接不到电话。”父亲哈哈笑着。在城中村，他们花 360元租的房子里，手机是没有信号的。张明明不吭声了。这些关于小说的往事被 2006年的尾巴甩开，张柱良再没听过，也没向儿子打听过。张柱良恢复了晚饭后的睡觉，张明明又恢复了上网。（张柱良视角） 2006年底，他和父母回老家过年，这是他来广州两年后第一次回家乡。
　　当晚，他叫上最好的朋友佳林、李闯直奔网吧，玩一个叫“半条命”的游戏。凌晨，他不想回家，和佳林跑到庙里头，折了一小捆树枝生火取暖，火苗一下蹿了一米多高，他俩赶紧把火熄灭，撒腿就逃。（佳林视角）
　　这年春节是这几年中最好的时光了（张柱良视角）。18岁的堂哥阿强也结婚了，他有了自己的家庭，不再上网玩，他要更努力地赚钱。20多天的假期转眼过去，来广州前，张明明对阿强说：“哥，我不想去广州了，我想在家里打工。”哥哥帮他向陈菊说情。但母亲说，再说吧，再做一两年。再说，再说到什么时候呢。（阿强视角）
　　当然，这样的处理容易让人产生虚幻感。之前也想过这样的写法：把“我”也写进去，我去了哪些地方，看见了什么，遇到了哪些人，他们和我说起怎样的故事，以“我”作为故事的线索。这样，镜头就可以在故事的现实与阅读的现实中不断切换。
　　那个版本的开头类似这样：
　　“许多人住过广州石牌、棠下、客村或新市，离开后，都带着一点怀念与感激。但对于瑶台可就不是，那给人更暂时的感觉，就像旅客总是想尽快离开车站一样，除非迫不得已，没人愿意呆在那里。这种印象存在于瑶台每一条大街小巷之中。那里很少年轻人，行行走走的都是中年人或妇女，落寞而又嘈杂，让人看不到一点希望。
　　这过于平淡舒缓，主观色彩浓烈。最终还是决定用另一种写法，即见刊的版本。把“我”及其他全部视角都隐藏起来，这样故事更有连贯性，也更有冲击力。
　　另外，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你又如何保证受访者的描述就是事实，比方说张明明他爸吃饭时俯视其他两个人，这是真的吗？我也无法查明。但按照客观主义的写法，是不是应表达为，据张明明父亲介绍，他吃饭时，总是俯视其他两个人。客观主义的新闻观是十分必要，也是安全的，但过于恪守显得僵化。每种形式都有它最适合表达的内容，每种内容也该用最适合的形式来表达。
　　事实上，“纯客观”本身就有其悖论，客观主义并不能保证客观，摒弃主观，记者的观点往往隐藏在材料的选择与组织中。而新新闻主义手法也并非脱离事实，只是记者的主体介入更为显露。这种主体介入并不是说主观臆想情节或人物心理，而是感性介入环境，独立表达自我情感。如文章出现许多比喻句，“荒林里一声绝望的鸦叫”“像暴发户在大声说话”“像生活时钟里的秒针”“老鼠一般穿梭”，这用“虚构”来责难或许是牵强的，我们并没有捏造事实，只是以自身体验营造一个记者感知到环境，这同样是真实的。甚至我认为，总体上，这样的写法更能反映真实，因为它充分保留对话，进行更为细微的细节描写，能更准确地表现人物性格特点，内心情感，社会生活与环境。
　　有些人会说，这些不是新闻语言，那么新闻语言该是怎样的？又该由谁来界定？
　　另外，文章涉及了一些看似与主题无关的情节。比方说有两个诡异细节：一是据烧烤档的保安回忆，那位母亲遇害前一晚说，我没时间了；二是蒋老师为核实受访者描述的天气情况查询了《南方都市报》的气象新闻，竟发现了“雨来得不是时候”，打成“遇害来得不是时候”。写这些是对悲剧的渲染，并对命运的神秘怀有某种敬畏。
　　写这个文章其实很折磨人，一方面是自己写作功底不深，加上两天时间较为仓促，没有细细琢磨句式、语言与材料组织方式，导致文章粗糙缺乏张力；另一方面是心理承受能力不强。11月 22日晚上，蒋老师在办公室陪伴我至深夜 12点，他走之前，我把结尾先写好了，并开玩笑地说有点像鬼片。他说，就是怕你一个人写这种东西会害怕。说这句话时我就真的害怕了。深夜，听着汽车驰过时低沉的呜呜声，写到保安老卢说，凌晨将近 4点，她说，我没有时间了，一看表，真的是将近 4点。那些割喉绞肉，破门砍人的场面突然都涌了上来……
　　这一个月，我体验了悲怆荒诞的人生，恶梦频频，紧张焦虑，还遭受着道德的谴责，我想，这是每一个记者都曾遇到或正在遇到的难题。但熬过这一关，我变得成熟开朗起来，并心怀感激。
(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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