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东方斗士” 白岩松：沉浸不前是一种背叛
[导读]日，《东方时空》亮相，这里诞生了白岩松、柴静等一批优秀的主持人。在它创办20年之际，我们采访了大量曾在或仍在《东方时空》的台前幕后人员，构成本次主题：纪念，为了更好出发。专访时间、、、等台前幕后人员 《东方时空》20年纪念是为了出发今年1月，“东方时空七君子”20年后重聚。左起：《金曲榜》（音乐）制片人王坚平、《生活空间》首任制片人梁晓涛、总制片人孙玉胜、编辑组制片人孙克文、童宁、《东方之子》首任制片人时间、《焦点时刻》首任制片人张海潮。时间 强调说人话，不许假大空时间22岁进入央视，30岁参与创办《东方时空》，35岁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并兼任《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总制片。时间和()、白岩松等央视“黄金一代”一起开创并见证了电视影响力显著提升的那段历史。时间信奉陈寅恪先生秉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出版时，他一下子买了几十本，栏目组的每个同事都送了一本，“独立思考，说真话，不失知识分子的良心。一个栏目要做成什么事，一定是要每一个成员都有这样的意识。”也因此，《东方时空》让时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因为“我们是中国媒体最称得上媒体的时候”。入行 从“地下”纪录片到先锋阵地时间原本的志向是拍纪录片，他1988年开始做纪录片，用纪实的风格讲述北京城市的现状变化，但最终没有播出。他因为这个片子的调子灰遭到了批判，当时心里特别复杂。作品没办法在电视台播出，只能私下流传，他在母校开了新纪录片研讨会，倡议发起新纪录片运动。那个时候的纪录片有种“地下”的感觉，时间有很多思考，这些东西怎么跟大众见面，他想和大众达成一种交流感。时间需要一个平台来表达自己，大学毕业时就想改变中国电视的落后面貌，他觉得自己那个时候的认识是领先于电视台所做的东西的，所以特别不服，到了电视台就想改变。《东方时空》筹备阶段，时任《东方时空》总制片人的孙玉胜（现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找到时间，时间想，这是一块阵地，还等什么呀！他果断答应了。当时《东方时空》被冠以“先锋”“新锐”的头衔，在时间看来，这是一个国家电视台按照电视的理念、符合早间节目规律的方式做了一档真正的早间节目，也为后来的新闻频道做了一次练兵。带兵 粗暴的家长，讲义气的老大白岩松对时间的第一印象并不是他胖或者白，而是拎着一个当时很少见到的、真正的大哥大。当时白岩松就说：“这哥们儿像江湖里的，不像是做电视的人。”当时时间也确实像个“老大”。他带兵非常严厉，节目组几乎每个人都被他骂哭过。那个时候他推行的就是家长式的粗暴管理方法——讽刺挖苦和语言暴力。但他对手下的兄弟们又很讲义气。时间说，制片人就是要把利益放给团队，老大就是抢来的东西先给弟兄们分，有好东西先自己拿，早晚众叛亲离。那时审完片骂完人后，时间带着大家出去吃饭。他把攒的“好东西”都给大家分了，比如把李嘉诚送的钢笔送给了团队里写字最好的人。当然，他对弟兄们也有内疚，他说自己一开始审片态度不好，“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们”。那个时候，央视的临时工和正式工待遇相差很多，甚至临时工在很多地方都会遭遇到“歧视”。但是，《东方时空》是一块净土，栏目组内部都是以节目好坏为准则。但因为没有央视“身份”，出去在世俗的天平上一称，还经常被看做是“下等公民”。时间回忆，一次台里发洗衣液、鸡蛋之类的劳保，一大群人都去拿，但临时的还没有，他看不过眼，觉得“弄得跟家庭妇女一样”，于是，他建议取消节目组领劳保的做法，台里发的劳保大家都不要，干脆直接发钱。特权 吃肯德基找财务8科报销《东方时空》在管理制度上也是一块“试验田”。管理体制的改革就是人权和财权。央视以前节目组的小头头叫组长，科级，人事处分来一个人组长见一下，然后大家自己报选题，组长的工作也就是有一个出国的活，他分一下。组长没有财权，每个人自己去财务处报销。人权和财权就是支配权，组长都没有。但是制片人可以有这些权力。当时央视有一个财务8科，是评论部一个特殊的待遇，电视台规定不能用合资公司的章，比如肯德基就不能吃，但是有了8科，《东方时空》就可以。“《东方时空》就像一个特种部队，”时间说，他自己是老体质的人，以前遭遇过片子播了一年都没能报销的事，因为要贴很多的票。后来，时间当了制片人，“有人专门干这些事”。再后来，时间当了新闻评论部的领导，不再是节目的制片人。可他认为，电视台两个职务最值得干——制片人和台长，制片人就是连长，谁当军长司令都要用连长，谁都指望着连长干活。他说自己当时看不透，“当了团长，不光要打仗，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要一直当连长就好了，也不会离开那些兄弟姐妹”。白岩松 1989年被分配至中央人民广播《中国广播报》工作。1993年3月，经崔永元推荐进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担任主持人。后正式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持人至今，现任《感动中国》《新闻1+1》等节目主持人。曾获“中国播音与主持”大奖特等奖、“中国金话筒奖”，2000年被授予“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白岩松 被强行推上这列“东方战车”回忆起这二十年的时空，白岩松说他很庆幸在那个时代做了一个最棒的青年人，但此时此刻，他不想守以一个中年人的身份回望自己曾经有段激扬岁月，然后感慨青春不再。“生命从来都是这样，我觉得现在该思考的是，我能不能做一个很牛的中年人，下一步再过十年、二十年，再去思考，我怎么样做一个更牛的老年人，这才是《东方时空》的精神。”入行 “小破孩”没想长干1989年，白岩松毕业，被分到了《中国广播报》，这是一个编节目表的报纸，他很沮丧，因为这不是一个新闻的主战场。几年后，时间要创办《东方之子》，四处找人，找到崔永元时，小崔就说，我们那儿报社有一个哥们儿挺能写，要么你试试。于是，就促成了有一天时间来跟白岩松见面。白岩松带来了几份他采访香港歌星的报纸给时间看，时间只看了一两篇，说你就是我要的人，白岩松就开始了策划生涯。白岩松在《东方时空》的日子就从策划会开始。策划就是给主持人去准备材料和帮主持人设置问题，参加第一个策划会，时间把白岩松介绍给众人，“这就是我请来的策划，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白岩松。”当时节目的主持人看了眼白岩松说，我以为你请来一个老头，就请来这么一个小破孩，扭身就走了。白岩松自己也从没想过会在这里长干下去，因为他没想过要离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而且他当时正在筹划一份流行音乐的报纸，做音乐报纸才是他当时的兴趣。出镜 被“释放”的主持人做策划的那段日子里，一次主持人在采访时，白岩松认为问题问得很傻，立即就告诉时间，主持人应该问什么，然后时间立即就会反馈到主持人那儿。白岩松记得自己有次说话不知天高地厚，“你们还好意思做这样的节目，要是我早就跳楼了，都得跳十回”。时间突然说，那你当主持人得了，白岩松说坚决不，但同组摄像表示支持，来了句：他做主持人，刚开始人们可能不接受，但时间长了，大家会非常接受。白岩松至今记着这话，这也是说服他改变想法的理由之一。其实，白岩松拒绝还有其他原因。他经常说一句话，再穷我也照过镜子。言下之意，他很了解自己的形象，因此，他压根就没想过当主持人。多年之后，有一次在年会重放了白岩松第一次出镜的画面，当时是新闻中心主任李挺跟孙玉胜说了句，“后怕啊，当时怎么就把这样的人给放出来了”。另外一个让白岩松拒绝的原因是他不想让单位知道“接私活”。时间了解后，轻描淡写地说：你见过有人早上看电视吗？没有啊。谁会看着你呀，等有人发现，估计半年一年后了，到时再说吧。白岩松一想也是，周围没有任何经验告诉他，有人在早晨看电视，所以就被强行给推上了这列“东方战车”。回望 二十年学会反省自我《东方时空》100期的时候，白岩松采访的节目得了最佳主持人奖，他也成为《东方时空》100天里头第一个获奖的最佳主持人。那个时候，白岩松突然觉得不一样了，不是骄傲，也不是说自豪，他突然觉得自己在做一个新的行当。白岩松说，自己非常坚决地喜欢那个岁月，大家一起摸爬滚打，在地下室里同吃同住、没大没小。有人失恋了，会穿着拖鞋陪他去找女朋友，然后陪着他哭。在白岩松看来，二十年也分化了很多人，不是曾经当过英雄的人，今天依然是英雄。就像曾经二十年前，很多人让他非常尊敬，但今天，他依然尊敬却不再认同他们现在的做法，“二十年，足以改变很多东西，凭什么一切还都停在原地呢，有什么值得伤感的呢？”白岩松说，二十年前，所有的人都是拼搏者，为了某种梦想，吃苦受累活该，自找，他从来不去抱怨那个时候遇到的很多不喜欢的事情，那也是他喜欢的一部分。“二十年后真的不一样了，当初的反抗者成为今天的既得利益者，当初的反抗者成为今天应该被反抗的人。我不认为曾经真理在手，便是今天真理的捍卫者，任何一个人都要经常反省一下自己，你是在继续推动时代前进还是你已经是一个阻拦者了。所以我觉得，二十年应该是一个反省的时间，而不是一个纪念，然后只证明自己老了的时光，我很怕最后我们的走向就是这样。”参与过《东方时空》创办、参与过那段充满理想，或者得说激情燃烧的日子，拥有那段难得的不正常时光的人们，应该继承《东方时空》的传统——就是永不满足，永远要有开拓之心，我们那个时候的《东方时空》留有一种精神，在我的身上，在我的很多同事的身上，在今天的新闻频道，或者其他的新闻记者的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子，够了。每一代年轻人都不容易，但是一代比一代更容易。你们现在担心的是房贷，我们那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还会有自己的房子。所以每代有每代人的不容易，青春从来就是不容易的代名词。如今的白岩松人至中年，学会最多的是自我反省。图为其在今年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二十年前 好似延安让我们投奔新京报：你觉得为什么20年前为什么能诞生《东方时空》？白岩松：大的背景和邓小平南巡有关系，另外就是电视背景，在经过1978年大的改革开放之后，电视机硬件进入中国家庭，电视在人们生活中发挥作用。这两者结合一起，让当时的这批年轻人就沾染电视，创造了要属于我们的电视时代。今天看得很清楚，但在当时，大家都是趟着走的，历史是回头总结的，不是提前就写好剧本。新京报：从你之前在电台工作到《东方时空》做主持人，你觉得这个转型难吗？白岩松：我真正的转，是有一次台里通知我得奖，我当时觉得我真正要转行了。我第一次在节目中采访的时候，我还问时间，我说我要看镜头吗？时间说：你看什么镜头啊，花钱雇摄像是让他找你的，又不是你找他。当时还没想要当主持人，当时大家的心态还不像现在这样，当一个栏目的主持人会有很大压力，怎么可能？那时候《东方时空》有人看吗？我们当时也没设想这个节目后来会很火。新京报：《东方时空》最初在六里桥的工作条件那么艰辛，大家靠的是共同的理想坚持吗？白岩松：我觉得是同类相吸，每个人都是要对不喜欢的东西选择逃离，同时是对自己想象的未来有一种追求，你也可以管它叫一种理想、梦想，反正就是对过去的不耐烦，会去想新的会怎么样？我经常会说，那个时候的《东方时空》就像许多年前的延安，大家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大家觉得先告别，有地方去投奔。新闻永远不只是一个行当，如果新闻只是一个行当，养家糊口的一个行当，那新闻在世界上哪个国家都不会是一个好行当。新闻人的收入永远在世界各国职业收入排在中后的，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年轻人还愿意干这个？因为在新闻事业里，有一种比工资更重要的，有情感的工资，精神的工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也要琢磨琢磨，幸福跟物质情感精神紧密相关，如果一味追求物质，有一天你会走到死胡同里。现在的年轻人还要敢于做梦。二十年后 纪念是为了重新出发新京报：大家提到二十年前的《东方时空》都很有感触，你觉得还有可能再产生下一个吗？白岩松：因为创业永远都是难忘的，这个是历史规律，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说现在的《东方时空》不好，我觉得现在《东方时空》很好，收视率也很高，但它不是我们那个时候的《东方时空》。我们那个时候的《东方时空》留有一种精神，在我的身上，在我的很多同事的身上，在今天的新闻频道，或者其他的新闻记者的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子，够了。现在该是下一个《东方时空》的时代，更需要的是中国新闻界有一次新的开拓性的变革，去迎接这个时代新的需求。《东方时空》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放弃，回头一看，每个人都经历了放弃，大家的日子都不错。周兵在兰州两套房子，张朝夕有稳定的工作，我同样在电台干得不错。但你要去为一个前途未卜的东西做出放弃，今天当然会觉得，白岩松、崔永元成了，但是当时是要放弃很多的东西，你敢不敢放弃？今天的人愿不愿意放弃？我不知道。因为今天拿到更多了，可能更难放弃了。你看现在的栏目组，还能随便进人，随便开了吗？劳动法之后不可能了，当年在一个混沌时期，有一种创业激情在里面。接下来不能沉迷，接下来还有无数事要做。所以我觉得纪念《东方时空》二十年，跟纪念五十年是不一样的，纪念五十年的时候我们都沉湎了，因为那个时候都八十岁了。但二十年的时候还没有沉勉的资格，现在需要思考，要重新出发。新京报：你始终有一种反思的精神？白岩松：我始终会有这种警觉，我觉得，参与过《东方时空》创办、参与过那段充满理想，或者得说激情燃烧的日子，拥有那段难得的不正常时光的人们，应该继承《东方时空》的传统——就是永不满足，永远要有开拓之心，永远做的事情不能只是为自己。我承认，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但如果20年前没有当初的那些既得利益者敞开胸怀，去包容去开放去创造去改革，像杨伟光、李东生、孙玉胜、时间、陈虻这一批人，如果没有他们这些既得利益者去为新的年轻人开荒拓路，怎么能有我们的今天呢？那我们今天成了既得利益的人，你在做什么呢？我觉得纪念不能只是热泪盈眶和回望庆幸，而是还有一点：你今天在做什么？在为二十年后的我们在做什么？我觉得这点是围绕着日，电视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致青春” 沉浸不前就是背叛新京报：现在谈到理想，很多年轻人都会说，自己的生活压力很大？白岩松：我们那个时候的压力好像也不小，现在比那会儿要幸福得多了，大家总是在抱怨当下的年轻人，我觉得每一代年轻人都不容易，但是一代比一代更容易。你们现在担心的是房贷，我们那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还会有自己的房子，车就更没有想过。我们当时住地下室，你们现在怎么都比那个时候强吧。所以每代有每代人的不容易，青春从来就是不容易的代名词。新京报：你觉得现在的《东方时空》和早期相比，有什么变化吗？白岩松：我们共同积累下来的东西没有变，有时候随着岁数的增长更清晰，更应该去坚持。《东方时空》要做群体，当时每一个位置，每一个角色都有特别有趣的东西。今天某些部分被光环化了，光环留在主持人、制片人或者说创作者身上。新京报：你一直在说，不想特别去留恋那段日子？白岩松：我感恩、庆幸，这两个是非常明确的。这一生，曾经遇到过这些人，彼此帮助，共同向前走，真的是感恩。第二个是庆幸，赶上过那段日子。我觉得生命中每一段日子都有每一段日子的好，人到中年，不继续上坡就顺坡下去了。当你成为既得利益者，能为现在的人做什么？敢牺牲一点自己的什么东西？否则的话，你仅仅自己得到又有什么意思？我认为是如果现在沉浸在既得利益的获得中，那就是对你过去二十年曾经拥有过那段日子的最大背叛。时间至今仍然怀念当时评论部的氛围，每个人想的都是“一切为了节目”。《东方时空》后，我在电视上的作为居然没了节目 说真话救中国新京报：你觉得20年前，为什么能诞生像《东方时空》这样的节目，反而现在好像缺乏当年的锐气了？时间：现在的大环境缺乏当年改革的需求，改革的土壤不如那时。20年前是因为邓小平南巡，需要媒体的变革。那时鼓励我们这样的创新，正好我们还闲着有经验又有活力，制片人那时大多30岁。那时电视台的领导也想方设法把自己团队产生出来的新东西释放出去，杨台（杨伟光）也是用心良苦，先在早间开办这样一档节目，有的话题如果上级不干预，就晚间继续播。既要有影响又要不批评，所以同一题材早上先播一下，晚上《焦点访谈》继续播，现在谁费这个脑子？当时想的都是一切为了节目，现在哪还有这样的人？新京报：“说真话救中国”是你对节目提出的要求？时间：当时说的是“说人话救中国”。因为做纪录片要讲人话。当时有两个语言体系，一个是灌输式的，还有就是我们内心的主观抒情，矫情做作，现在这两种势力还健在。我们长期被洗脑，也不好好说话。所以我们反复强调说人话，视假大空为死敌。我们是中国媒体最称得上媒体的时候，做了《东方时空》，有发自内心的自豪感。改版 音乐电视应该保留新京报：《东方时空》刚一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是有引领作用的，这是你特别希望传达的电视理念吗？时间：做一档节目，我会想，是不是在专业领域填补了空白，是不是推动社会进程。引导观众是我特别强调的电视理念，只迎合不引导就是助纣为虐。观众都有魔鬼的一面，非要释放他这一面，就是不负责任。电视迎合低俗的一面是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但是这个尺度掌握在生产者手里。新京报：那个时候的娱乐节目好像还不多？时间：娱乐节目出现的时候我其实挺高兴的，中国社会特别需要多元化，因为我们从小都生活在一元化的环境里。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金钱可以断送一切，多少有才华有理想的人，都因为钱放弃了追求。我也面临这样的情况，那严肃的追求呢？如果一味追求收视率，沦为电视剧播放器，就不是媒体了。新京报：1996年《东方时空》那次比较大的改版，拿掉了音乐电视，是不是去掉了原来节目的一些人文气质，增加了新闻资讯？时间：《东方时空》的先天不足在于，没有认真研讨过节目定位，没有按早间节目细抠，因为早间没人要。《金曲榜》1996年被拿下，我现在觉得拿得不应该，早间需要这样欣赏性放松性的，它作为一个栏目又太重，实际是早间节目的一个插曲，按照这个思路应该保留。新京报：现在回头看，你认为那是一次成功的改版吗？时间：还是利大于弊，改版后更像一个新闻杂志，让主持人更有权威感，《面对面》更像评论部办的，有评论的深度，媒体的角色更突出。弊就是带有早间特色的东西退出，降低了节奏感和丰富性。主持人 要求“同等智商”新京报：《东方时空》也算是开启了真正有主持人的时代？时间：以前主持人都是写好的词，而我们需要的主持人要确认个性化，要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新京报：当时《东方之子》在建组的时候，据说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是同等智商，为什么特别强调“智商”这两个字？时间：屏幕上的主持人的表现让我看不顺眼，一个是他的技术能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脑子问题，他说那些蠢话，那不是智商是什么，我就觉得是智商造成的。他不动脑子，说一些没有信息含量、思想含量的话，我只能用智商这个词，我不能说脑子笨吧，我觉得要同等智商，就是强调他对话能力，语言能力的提高。新京报：你发现了崔永元和白岩松成为主持人的潜力，你都怎么调教主持人？时间：我有天生的敏感。他俩我调教得不多，是不是好的主持人要看读书思考的能力，提问有技巧以及镜头前的表现。我们的观点是最有价值的，要把精力用在观点上，是自己独立的思考，第二才是优美的语言，不然就是耽误事。就像红酒，只有中国才有皮盒子木头盒子。新京报：当时用他们俩有阻力吗？时间：孙玉胜就跟我谈过，这两人行吗？我说你让我试试。白岩松的节目日播就几分钟，孙玉胜也就同意了。用崔永元的时候反对的声音更大，因为《实话实说》四十多分钟，周播，要砸就都砸了，我就哀求似地问孙玉胜，试试行吗？遗憾 没能与兄弟们白头到老新京报：采访中，《东方时空》的同事们都评价你非常严厉啊？时间：我做《东方之子》的时候有30个编制，我用过大概200人轮换，最后剩下的都是人才。挑剔的人自然会得到更优秀的人，但让人走很难受也得罪人。我真是很难受，现在要说我的人生有点挫折也是报应，我断送了不少人的饭碗，所以现在我的饭碗也靠自己找。新京报：你在组建团队的时候，最强调的是什么品质？时间：我们当时的年轻人要么单纯要么有理想，看重自己的身份，也看重自己。我做的最核心的一件事，就是要求独立思考。我们有很浓的创作气氛，大家七嘴八舌，可以反驳我。新京报：现在回想起来《东方时空》的那段日子，你觉得有遗憾吗？时间：我对《东方时空》的感觉有点像“小三”。我的原配是纪录片，但我的“小三”欺骗了我，我为它付出这么多还不能白头到老，最后还得找原配。以前认为大好的时候还在后面呢，没想到，我在电视节目上的作为居然没了。（沉默）如果当时我没有去做领导，现在可能还跟这帮兄弟在一起。“孙玉胜就跟我谈过，这两人行吗？我说你让我试试。白岩松的节目日播就几分钟，孙玉胜也就同意了。用崔永元的时候反对的声音更大，因为《实话实说》四十多分钟，周播，要砸就都砸了，我就哀求似地问孙玉胜，试试行吗？”时间工作经历 1985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电视编辑专业，同年进中央电视台专题部，1992年调入新闻采访部。1993年参与创办《东方时空》，并创办中国第一个人物访谈栏目《东方之子》，任制片人。1996年创办《实话实说》。1998年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总制片人。2000年任《东方时空》工作室总制片人，创办《直播中国》《媒体链接》《纪事》《新闻早八点》。2001年任新闻采访部副主任。2002年任社会专题部副主任，并执导大型纪录片。2004年参与创办央视“社会与法”频道，任法制专题部副主任。崔永元主持《实话实说》，自成一派崔永元 电视主持人格局从此被打破了刚加入《东方时空》的时候，崔永元纯属“接私活”，出了不少点子。《实话实说》筹备时，崔永元对自己当主持人这事并不看好，但他的幽默睿智却深入人心，成就了日后中国最火爆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崔永元 生于1963年，1981年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1985年毕业后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记者，之后客串策划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等节目。1996年以《实话实说》主持人崭露头角。后陆续担任《小崔说事》、《小崔说立波秀》、《实话实说》、《谢天谢地，你来啦》等节目主持人、纪录片总策划。和时间的“缘分”1993年，时间在梅地亚见到了老同学崔永元，第一次对他提出制作新节目的构想，当时的节目名称还是《新太阳60分》，子栏目也分别叫、《太阳焦点》。后来节目名字改为《东方时空》，小崔也就成了最早《东方时空》的策划。崔永元在接受央视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的采访时曾这样介绍自己与时间的“缘分”：“1985年，我是和时间同班同学，上学的时候我们俩就比较熟悉，因为我半夜12点、1点睡不着觉，我们十点半就熄灯了，然后看书都看不了，很难受，基本上早晨的课都上不了，所以我早晨10点多起来到水房去刷牙洗脸，老能碰上时间。”在《东方时空》担任策划的崔永元出了不少点子，《东方时空》晨曲的想法，最早也是崔永元向节目组提议的。这个时候，崔永元尚在广播电台工作，在《东方时空》担任策划纯属“接私活”。第一天到《东方时空》，办公室里还有一个实习的小女孩，崔永元就和她一起给玻璃窗糊纸。时间看见了他，说：小崔起来，你糊什么纸啊？让实习生糊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你呢。当时《东方之子》有一个老同志专门负责看报纸和杂志，在里面寻找线索，但时间嫌他找得不好，老骂他。崔永元自告奋勇去帮忙，找到了好多有价值的线索。后来崔永元对那位老同志说：你老觉得两个版的那人才值得采访，其实发现线索不是说别人采访好了你去追他对吧？时间特满意崔永元找的新闻线索，希望他能继续帮忙找资料，崔永元那个时候也很忙，就推荐了白岩松。从幕后到台前加入《东方时空》不久，崔永元和周兵等人做了一个纪录片《真实再现》。后来，中央台差不多所有节目的特别节目崔永元都参与过，干的都是同一件事——出点子、帮着撰稿。就在这个时候，时间开始寻找脱口秀主持人，而他的人选就是眼前的崔永元。崔永元问时间什么叫脱口秀主持人，时间说就是不要稿子，现场说。崔永元觉得这挺好玩。最初，崔永元对于自己能当主持人这事并不自信，但看到白岩松登上电视荧屏之后，小崔感觉到，中国电视的传统被打破了，在接受《点燃理想的日子》采访时，崔永元曾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还不是说白岩松或者说崔永元从此改变命运了，它真的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电视播音员和主持人的格局。如果我们要按照、、张宏民这样字正腔圆、受过标准训练、没有瑕疵的套路，我们以这个标准来套现在的中国电视业，我觉得70%都得下岗。”《实话实说》开播的第一期是1996年的4月1日《谁来保护消费者》。《实话实说》底子好，就是因为一开始验收的不是中央电视台的领导或者是做电视的同行，而是社会学者、专家。他们对节目内容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根本不在意崔永元今天穿什么。第一期节目的反响不错，崔永元却没能下定决心做主持人，时间说：你先干几期，等我们找到合适的再替你。崔永元这一干就干到了今天。如果我们要按照张恒、罗京、张宏民这样字正腔圆、受过标准训练、没有瑕疵的套路，我们以这个标准来套现在的中国电视业，我觉得70%都得下岗。敬一丹 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焦点访谈》《东方时空》主持人，曾经主持香港回归、澳门回归、迎接新世纪等大型直播节目。连续三次被评为全国“十佳电视节目主持人”，并多次荣获“金话筒”奖。敬一丹 在《东方时空》我从没当自己是女人敬一丹是《东方时空》一周年时加入的。此前，她就已经是节目的忠实观众了。她清楚记得，节目是5月1日开播的，那天早上她特地上了闹钟，听到晨曲音乐时，全身直起鸡皮疙瘩：原来早晨的节目还可以这样！在她看来，那时的《东方时空》气质更人文，《百姓故事》是她最喜欢的，经常让她心里一热，而《焦点访谈》则比较锐。敬一丹记得当年曾收到一封读者来信，提到主持人的“失语症”，“我知道观众期待我在主持的位置上，该说话时不能失语。现在我还经常想，我有没有辜负他。”“说人话”积攒观众缘新京报：《东方时空》的主持人和传统意义上的“主播”还是有很大变化，第一个感觉就是“说人话”。敬一丹：“说人话”是《东方时空》早期的一个特点，也是节目组对我们的要求。现在我们更偏新闻资讯，是为了给大家传递更多消息，但真正能传达思想和情感的却比以前少了。但我总觉得，资讯不能代替思想和情感。《东方时空》当时挺有观众缘，就是因为“说人话”。新京报：听说主持人去前要“试镜”。敬一丹：“试镜”是必经过程，就是自己选择话题阐述论点。这样的“试镜”是有一定难度的，在短短几分钟内把事情说清楚，还得有价值，又符合栏目个性，同时要展现自己的个性。新京报：最早《东方时空》的主持人评论版块是最好看的，话题都是你们自己找的？敬一丹：没错，在最早的这三分钟版块里，是我们主持人的言论空间，也让我们这些早期的主持人得到极大锻炼。现在回头看，白岩松、、方宏进和我（那时候小崔是星期天的《实话实说》）通过“三分钟”有了很强的言论意识。那时候我们最敏感的就是：谈什么？有时话题在大家七嘴八舌讨论中建立起来。比如我们说过“高考的时间”，连续几年都在谈，后来高考改到6月。新京报：哪个话题让你印象最深？敬一丹：我记得97、98年有个话题《看家的女人》，表现大量农民工外出后，家里的留守女人。还有一期话题是针对下岗妈妈的，我当时说“妈妈的角色永远不下岗”。那段时间像这种弱势群体都是我的话题。水均益很洋，白岩松敢言新京报：你们几个人是如何分工的？敬一丹：白岩松、水均益经常讨论一些文化、新锐的话题，比如有重大足球赛事时，我就会主动跟白岩松说：今天你来吧。我知道他会有很多话想说。如果是世界性话题，要说到名人要事，水均益肯定有感觉。而我宁肯说下岗职工，说与多数人相关的话题。新京报：说说他们几位吧。敬一丹：当年水均益很帅，很洋范儿。白岩松的感觉就是一个字“锐”，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意思，他观察什么事情都敏感，而且敢言，语言有一定的白式风格。方宏进则是一个知识面宽的人，长的模样也能让人接受，就像家常菜，永远一根领带，从来不变。新京报：那你自己呢？敬一丹：这几个人里只有我是学播音的，那时我更愿意把自己看成编辑、记者。新京报：在当时，你是唯一的女主持人，会觉得有特权吗？敬一丹：很长时间《东方时空》就我一个女的。他们（白、水）都不会认为化妆是件很重要的事，我们组里也没化妆师，每次上节目前，我自己照着镜子化化就得了，后来《东方时空》改版，有了专职化妆师，他们几个看到化妆镜都大吃一惊，“还有这样的镜子！”正是因为很长时间就我一个女的，我反倒也没把自己当女性看，都一样干活。有重大足球赛事时，我就会主动跟白岩松说：今天你来吧。如果是世界性话题，水均益肯定有感觉。而我宁肯说下岗职工。来央视前，柴静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柴静 后来才知道，365天，年会就一天柴静 生于1976年，19岁在电台主持节目，22岁到北广学习电视编辑，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2001年加入《东方时空》。2003年调到《新闻调查》，先后担任新闻频道主播、新闻频道《面对面》主持人。2011年起担任《看见》主持人。从湖南来到北京，柴静刚到央视主持《时空连线》时，度过了一段痛苦的适应期。柴静说自己从蹲马步开始学起基本功，流汗流血、风吹日晒。她曾经采用最笨拙的办法，整理记录同行的提问，一个采访准备一百多个问题，自己上机编节目，熬夜到凌晨三四点。回想起那段日子，柴静说，日后再没有一个地方像《东方时空》那样“残酷”。被新闻评论部年会打动2000年，柴静接到陈虻的一个电话，陈虻说，想跟柴静合作一个节目，两人约在梅地亚见面。陈虻问柴静，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什么？柴静答，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陈虻眯着眼睛看了柴静一会说，你来吧。柴静当时正在湖南卫视做《新青年》，人物访谈节目，做得有声有色，也算小有知名度，最主要的是工作很自在，每个月去录一次节目，录完拿现金，柴静没想过要改变这种工作方式，她拒绝了陈虻，“我不去。”陈虻没多说，他告诉柴静，可以来参加一次他们新闻评论部的年会。那一年，新闻评论部的年会上放了《分家在十月》：“运动啦，七八年就来一次……兄弟们，抢钱抢女编导，一次性纸杯子也要，手纸也要……”柴静日后在《看见》一书中回忆，领导们坐第一排，在片子里被挨个挤对。“李挺诺夫硬挺着入睡的夜晚，气愤地说：‘《痛并快乐着》，这书只配用来垫脚！’……”坐在第一排中央的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正被群众抢钱包，钞票全部被撒向空中，大家哈哈大笑。其中一张一百块，红艳艳地飘啊飘，飘到了柴静手里。就是这一次年会，让柴静下定决心，来到《东方时空》。第一期节目“惨败”柴静在《东方时空》负责《时空连线》，每天十六分钟的时事评论，连线多方专家同时讨论。第一期节目是关于剖腹产话题，柴静联系了医生、孕妇、专家，探讨了剖腹产怎么不好，交了片子。这次“作业”被她日后用“惨败”来形容。陈虻开会时公开批评她，采访没有深入下去，“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你找了几个层面？”柴静越听心越凉，最后只能把片子的结尾一改再改，但已无力回天。柴静在《东方时空》最初的日子如履薄冰，每天采访前挨个打四十分钟电话，每次采访都在本子上写一百多个问题。录像的时候，就盯着自己本子上的问题往下看，听不到对方说话，只想着自己下一个问题。在节目的结尾，柴静一般都会加上一句，“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早日到来。”同事们都替柴静捏把汗，有一天录完节目，摄像送柴静回家，对她说，姑娘你加把油，领导说扶不起来就不扶了。摸索技巧和自我励志柴静下过一番苦工夫，研究同事的采访技巧，把能找到的记者前辈的问题都记在小本子上。那段时间，柴静临睡前常看一本叫的小说，并用书中女主角史达琳鼓励自己。柴静当年以为好节目要尖锐，在节目中咄咄逼人地发问，被观众评论为“冷酷”。陈虻纠正她，“不是，不是说你把采访对象不愿意说的一句话套出来叫牛，把他和你都置于风险之中，这不叫力量。要是拿掉你这句话，你还有什么？”2003年2月，新疆地震，柴静到了灾区，用“皮肤感受到新闻”。离开演播室，这一次，她看到了细节：坍塌的房子、为死者诵经的人们、废墟中小学校升起的国旗。这一期节目，柴静得到了表扬。曾经“咄咄逼人”被观众视为“冷酷”的柴静，如今更多是个从容的倾听者“再没有一个地方像《东方时空》那么残酷”谈加盟 《分家在十月》颠覆固有想象新京报：其实最早陈虻来找你加盟《东方时空》的时候，你拒绝了，后来因为参加了评论部的年会，最终下决心去了。主要打动你的是年会上那些有意思的人吗？柴静：是，首先是有趣。有智力的幽默感，尤其看了《分家在十月》，我想，哦，这个地方的人还能这样说话呐？好像把我想象中一个事业单位的结构和秩序给颠覆了。当然，后来发现，365天，年会就一天，呵呵。但这一天挺重要的，没它，什么都没了。新京报：陈虻看中你的时候，你还在湖南台，还没有做新闻。你觉得当时他究竟是发现了你的什么？柴静：后来另一位主任告诉我，当时陈虻第一次看到我，不是看我在湖南卫视当时主持的《新青年》节目，是卫视当时一个采访主持人的节目。就几分钟吧，他也没太留意内容，没看完就转身问同事，这主持人叫什么，怎么联系。他在讲课的时候，说过一次，他选主持人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有没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哪怕幼稚也不要紧。只要不人云亦云，经过职业的训练，慢慢就能发展成独立思考。谈工作 拿“正式工”起范儿是丢人的事新京报：看大家描述中的《东方时空》，一边是严厉、爱骂人的领导，一边又是相对自由宽松的新闻环境，同事之间相处也好像是“没大没小”，在这样一个“空间”里，你吸取到的最多的养分是哪方面？柴静：现在想起来，后来真没有一个地方，像当时《东方时空》那么“残酷”——以陈虻为首，时时看着你，敲打你。你每个弱点都纤毫毕露。你见他的面，笑不行，拉着脸也不行，迎着不行，躲他也不行，他老有教训。当时评论部在业务上还保持着近乎苛刻的要求，要求做文章不如从做人开始，人文一体。这么一个环境，是对一个人全面的锤炼，可能会经历一个没自信的过程，但再往后建立起来的一点东西，就比较扎实了。十年后，再想这些，觉得，陈虻真傻呀，现在，谁还会这么天天盯着年轻人，不让你犯错误、浪费你的生命呢？新京报：当时《东方时空》用人的机制也很开放，你来的时候也算是临时工吗？什么时候转正的？有感觉受到台里正式工的歧视吗？柴静：我是临时工，当时连进台证都没有，每次去演播室录节目，还得正式员工开条接进去。到《新闻调查》之后过了好几年吧，我们才转成聘用制，可能是2006年了。评论部这点好，我从来没觉得有什么歧视，这个地方当年本来就是水泊梁山，一帮江湖汉子建起来的，谁要是拿“正式工”起范儿，是一件丢人的事。我那时对《东方时空》没有预期，对自己的职业前景也没有预期，只是觉得这里的人有意思，跟有意思的人呆在一起比较有趣。这点我没失望。谈成长 泡在水里，慢慢就会游了新京报：你曾用“惨败”来形容在《时空连线》做的第一期节目，后来是怎么找到做新闻的感觉的？柴静：这个也没法速成，也没路可退，就是埋头干活。那是我这十几年里最勤奋的一年，自己当策划、编辑、主持，每天报三个选题，联系嘉宾，列问题，后期剪辑，上字幕，送播出带。一年多，天天这么从头到尾。泡在水里，慢慢就会游了。就是这个阶段，让我建立了对“硬”新闻的感觉。新京报：那个时候你的自信心受到过打击吗？最沮丧的时候想过放弃吗？柴静：肯定有一阵子没自信，坐在主持台上，眼神和声音都是空的。但根本原因不是别人批评你，是你不懂，对新闻事实了解不够，对现实没经验，对事物没有判断能力。放弃的想法是没有的，因为知道有方法，就是下笨工夫。一个选题，做之前肯定把能找到的资料都看一遍，同行的采访打印下来反复琢磨，一个采访准备一百个问题，这些办法很笨，而且也有副作用，但没这个阶段是不可能的。新京报：看《沉默的羔羊》，对你真的有帮助吗？另外就是，《东方时空》的工作环境真有那么可怕吗？柴静：呵呵，算不上可怕吧。我觉得身边的同事都过得挺自在的，我是完全没干过新闻，又“咣当”一下被放在一个谁都能看见的地方——你想想所有同事正好中午南院打完饭，坐在食堂一抬头，哟，来了个新主持人，哟，这人还是陈虻挑的呐，那肯定是压力比较大。我那时候觉得史达琳是真实存在的，某种共鸣吧。到三十出头的时候，我还想过呢，她在FBI那个机构里，呆到三十多岁，会是个什么境遇，碰到什么难题。我觉得我大概能想象她是怎么对付的。这是个有趣的事儿。谈离开 这颗心好像悄默声的，自己落了地新京报：你去《时空连线》的时候，《东方时空》已经算是中国最有名的新闻杂志节目了。你去之后与之前对它的看法有不同吗？柴静：我看《东方时空》比较集中的时候是年，到了我去的那个阶段，已经看得不多了。当时的《东方时空》几经改版，与原来的形态有了很大变化。所以我那时对它没有预期，对自己的职业前景也没有预期，只是觉得这里的人有意思，跟有意思的人呆在一起比较有趣。这点我没失望。新京报：梁建增主任给你写过“在连线中起步”，你觉得《东方时空》对你的意义是什么？是“起步”吗？柴静：是，“起步”这两个字很准确，从零开始的学步吧，摇摇晃晃，摸爬滚打，手脚都沾了土，到了“调查”才算真到了长天大地。新京报：离开《东方时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柴静：我知道要离开，就是我去《新闻调查》开始报道“非典”的那天。去之前大概有过20分钟，想了想，只觉得过去一年过得挺卖力的，前所未有的卖力，但心还是不在腔子里，因为凡事还是有一个成败得失、自我顾盼的感觉。一到“调查”就开始忙活了，再也没工夫照管自己，但这颗心好像悄默声的，自己落了地。黄小茂 资深音乐制作人。曾担纲制作了的《浪子归》、的《我的1997》等专辑。1995年，担任《东方时空》“95新歌”音乐总监。曾历任凤凰卫视音乐总监、华纳唱片中国区总裁等黄小茂 每天5分钟音乐好平台我希望呈现多种原创，不用去想谁接受得了接受不了。事实上最后出来的东西也是受到大家的认同。这就是在表明一个态度，更开放的态度，对音乐、对原创的肯定。《东方时空》筹备中，孙玉胜当时对流行歌曲了解甚少，能说得上来的歌星就更少了。据孙玉胜在《十年》一书中回忆，《东方时空》快开播的时候，他问负责音乐电视的王坚平，前两天的MTV要播什么，王坚平说，第一天的歌是的，第二天是一首台湾的郑智化的歌，孙玉胜一听吓了一跳，台湾的“政治化”的歌怎么播？王坚平告诉他别紧张，郑智化是一个人名。现在大家对于MTV这种形式已经非常熟悉，当时的中国却很少能看到这样的东西，以至于那时很多中学生为了看早晨的MTV而上学迟到。而迅速将中国原创音乐电视拉动起来，就是1995年《东方时空》推出的“95新歌”。黄小茂就是当时的音乐总监，一年制作并推出52首歌曲，几乎囊括1995年流行乐坛所有热点，包括的《大中国》、()的《星光灿烂》、马格的《女孩与四重奏》、的《断翅的蝴蝶》等。缘起 提倡原创，想法很大胆新京报：当年去《东方时空》是个什么契机？黄小茂：1994年的时候，王坚平在找音乐总监，别人就给他推荐了我。他是制片人，挺大胆的，想做的和别人不一样。因为那时原创的音乐很少，大家都在唱翻唱，《东方时空》对原创音乐的鼓励很吸引我。一年52周，每周推一首原创的新歌。电视用MV的形式呈现，这样一年中，我们陆续播出了很多原创的优秀作品。新京报：那些歌曲的来源主要是什么？黄小茂：全国很多渠道征集，有很多小样（Demo带）寄到剧组里。我主要负责挑选歌曲，然后要重新编曲录音。新京报：那时你自己在做什么工作？最打动你来《东方时空》的原因是什么？黄小茂：我那时在做风行唱片，是自己的音乐工作室，在做的。最打动我的就是它提倡的原创，想法很大胆。而且这对音乐人是好的机会，央视的平台也很重要。没人敢轻易去做这个，给原创这么大的空间，这是一件很有积极性的事。新京报：当时做一首歌出来大致的流程是什么样的？黄小茂：定好了一首歌，歌词要台里审查，基本没有太大改动。然后就是制作环节，录音棚录音，找导演拍摄，谈创意。有点像流水作业，有时候一下定好几首，同时在录音，一个人占好几个棚。节目刚开播没两期，就有好口碑。新京报：老狼的《恋恋风尘》是你导演的吗？黄小茂：对，当时我正好在做老狼的唱片，就导了。其实也不算导演，就是在没有导演的情况下，我拍的。新京报：在你离开《东方时空》的时候，会有觉得当时来的时候希望做的事情都做完了的感觉吗？黄小茂：有完成的感觉。如果不是央视，不一定会有这样的效果，而且《东方时空》当时是一档态度犀利的节目，擅长“揭短”的平台。我们的音乐电视虽然每天有5分钟，但在最好的平台，对音乐的传播力度也大。因为那时不会有电视台出来拍MV，它原本是歌手宣传歌曲的推广工具。那时的歌手也都很年轻，没什么钱，自己做MV也不可能，节目拿出预算帮他们录音，推的是原创音乐。电视台在推原创音乐，这件事有它的态度。选歌 好的音乐，歌词要特别好新京报：那时候出现了挺多现在来看都比较前卫的歌，你在做的时候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审美喜好，而没太考虑到观众是吗？黄小茂：是没有太多考虑，主要是个人品位。如果你做一件事，每个环节都给自己百分之二的折扣，最后会发现做出的和自己想要的是两回事。我希望呈现多种原创，不用去想谁接受得了接受不了。事实上最后出来的东西也是受到大家的认同。这就是在表明一个态度，更开放的态度，对音乐、对原创的肯定。新京报：《东方时空》那段日子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吗？黄小茂：可能带来了后面几年在凤凰卫视的经历，没有《东方时空》我和电视这个平台的关联也没有这么紧密。新京报：那一年的歌曲风格上也非常多元化，你选歌的标准是什么？黄小茂：对我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以前我听的音乐很多。我的概念里音乐很丰富多样。好的音乐就是一下能打动你、震撼你。不要用脑想什么唱法是流行的、时髦的。好的音乐，歌词要特别好，我看过很多很美的歌，抒情的、重金属的，不管是什么风格，它的歌词一定是最好的。这是最重要的。影响 给音乐的个性提供了空间新京报：那“95新歌”对当时的行业带来什么影响吗？黄小茂：当时在音乐原创性上给予了很大的鼓励，给音乐的个性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流行音乐要有个性，以前流行音乐都差不多。新京报：《东方时空》那段日子有什么特别值得你怀念的吗？黄小茂：我对它是有特殊的感情。今天和当时感觉不一样，也不是在台里办公，在军博租的办公室。王坚平了解我们做音乐的习惯，我们也不需要每天上班。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也都赚不到什么钱，真的是认同这些事，愿意一起去做。而且节目组会给你很大的宽松度，很支持信任你。李玉 山东人，大学毕业后曾做过主持人，后辞职到北京加入《东方时空》为《生活空间》栏目拍摄纪录片。2001年开始转而拍，已拍摄等影片，其影像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她早期拍摄纪录片的影响李玉 “时空”历练，学会平等拍摄“拍摄纪录片，不仅是给我提供了丰富的故事素材，这段经历最大的意义，还在于让我知道了应该用什么样的视角拍电影，那就是平等。”李玉大学毕业后，成为了山东一家电视台的主持人。主持人生涯给她带来了人前的风光和体面的收入，但几年的工作下来，让她觉得应该寻找一种新的表达自我的方式。于是她辞职来到北京，在北京做了一段时间的场外主持人之后，她喜欢上了纪录片的拍摄，加入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做了一名纪录片导演。这几年是她觉得吸取营养最多的几年，其间一直在写小说和剧本，为她日后拍摄电影做了准备。2000年，她开始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纪实风格的故事长片。憧憬未知世界到北京从头开始22岁时，李玉原本在济南电视台做主持人，但她不喜欢每天化妆以及被控制的状态。1996年的一天，她看到《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里播出的刷马桶女工的一天，当时就被打动了。李玉突然觉得自己喜欢那样的东西，“拼命想要去做那样的片子，拼命想要去跟随这样的队伍”。李玉辞去了济南电视台的工作，旧单位有位领导刚刚生了一场大病，每天上万元的医疗费全部公费支出。台长用这件事挽留李玉：你看你现在，有什么事我们都会管。去了北京，就是死了都没人知道。李玉却说：“人活着很大的一个乐趣，就是对未知世界的憧憬。”李玉跳上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了火车之后，她鼓起勇气给《东方时空》制片人陈虻打了电话。陈虻有些敷衍地回答：“我们不是什么人都收，你先拍个片寄过来看看吧。”李玉琢磨着拍了一部名为《丑角》的纪录片。几天之后，她就接到了陈虻的录取电话。李玉回忆起刚到《生活空间》时的情景说，“记得那个时候是在北医三院，我们当时《生活空间》的大本营。给我的感受是，真的有一种阵痛，但是你就觉得你的背后开始长骨头茬，开始生出翅膀，就是有一种渴望，一种特别渴望做这个东西，特别渴望去吸收，去学习的一种心态。”《东方时空》那几年成长最快李玉去《东方时空》时战战兢兢，觉得所有人的眼光都是有点怀疑的，她最感谢的人是陈虻，“陈虻很直接，他的点评就像一拳打在你身上的感觉”。陈虻批评人的时候会说，就看你今天的搭配，你的片子就是有问题的，你连色彩都不知道。“他可能会从一些根本上去打击你，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都能承受住了，你就一定会有一个重建的过程。他刺激你思考，如果你足够坚强，如果你去接收和消化这种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成长得非常快。”李玉说，在《东方时空》那几年，是她一生当中成长最快的几年。两三个月之后，李玉拍出了自己的成名之作，获中国纪录片协会大奖。1997年，纪录片《守望》获中国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金奖，1998年，纪录片《光荣与梦想》获中国纪录片大赛金奖。《姐姐》讲述了剖腹出生的双胞胎，女孩被看作姐姐，男孩成了弟弟，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姐姐一直都要为弟弟牺牲，一切好玩、好吃、好用的都要先给弟弟。当她的个人意识()之后，她开始不服气，她觉得“凭什么我就是姐姐”？他们的父亲是警察，经常为了工作不回家，有时候甚至大半年都在外地抓捕逃亡的罪犯。当有一次父亲好不容易回家，大家准备吃团圆饭的时候，姐姐在饭桌上爆发了……当年国际纪录片大师怀斯曼看完《姐姐》之后要求见导演，大师不相信眼前这个小姑娘就是片子的导演，于是问她：你是怎么做到让摄影机像趴在墙上的苍蝇一样观察生活？李玉想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回答，最后她告诉怀斯曼：如果拍一个女人走路、吃饭，她一定会知道摄影机在哪儿，可要是她的孩子掉到了井里，她是不会看镜头的。——从那时起，李玉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镜头应该拍什么。李玉在《东方时空》呆了五年，2000年她拍了自己第一部电影《今年夏天》，《东方时空》的老同事们不仅把节目组发的饮料全都搬到了她的剧组，还免费帮她当演员。谈及当年在《东方时空》那段岁月，李玉说，“拍摄纪录片，不仅是给我提供了丰富的故事素材，这段经历最大的意义，还在于让我知道了应该用什么样的视角拍电影，那就是平等。”不忘为什么出发是最大的收获新京报：在《东方时空》这五年，让你从一个主持人过渡到一个电影导演，其中陈虻起到了什么作用？李玉：这五年相当于一辈子不可磨灭的记忆都在这里面。我记得我知道陈虻去世的时候，自己坐在电脑前，不相信这个事情，当时我在济南，同事问我回不回北京，我说不回，因为我不相信，我不敢回来，不敢参加，我就不相信。后来，我一直是恍惚的，就像自己的亲人去世那种感受。其实还不一样，多了一层，像老师，最敬爱的老师，或者精神导师这样的一个人，他突然走了，你不光是难过，你觉得精神上也空了一块。陈虻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了为什么出发？我现在每做一个电影，包括在做剧本的时候，我都会跟我的，编剧、策划讲，我们已经做完了，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故事，是我们的初衷吗？我们当时的冲动在哪儿？为什么我做完之后，反倒觉得有些东西可能丢失了？那我们离哪更近了，离市场更近了？那我们要想想这个是我们愿意的吗？离市场更近其实也是想要离观众更近，可能这个没有错，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初衷会走偏了。陈虻这句话已经在我心中生根了，它已经不是一句话了。其实我不常拿出来讲，这句话它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里面去了，跟你的身体是很自然地存在了，这个才是我最大的收获。新京报：从技术角度来说，纪录片的拍摄经验对你拍电影有什么样的影响吗？李玉：包括一些光的运用，为什么我现在喜欢纯自然的光线，我要用灯光去营造纯自然的一些光线。因为我在做纪录片的后期，我会观察，比如说我们在没有打灯的状态下，有一些光线特别好，有一些很细微的灰尘进来，为什么打完（灯）之后就没了，这个屋子变得陌生了，很多东西都是从那个时候慢慢积累起来的一些感受。包括画面，我们一直在做真正什么样的构图才是我们需要的。还有跟人的关系，你觉得跟漂亮（画面）有关系，还是跟你要表达的东西有关系，你离什么更近一点，所有的东西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慢慢形成的。新京报：你拍电影不喜欢走戏，这和纪录片的习惯有关系吗？李玉：我在跟演员讲戏的时候，要求摄影师不要听，我在跟摄影师讲镜头的时候，演员不要听，我要让他们分开，隔离他们。有的导演习惯于让演员从这儿走到那儿，然后机位要跟着你，我不是这样的，你把所有的灯都打好之后，演员会随着那个感觉来，你就会觉得他走到光区最好的那儿了，你要相信演员。有的时候他走出光区的时候也很好，暗暗的，然后可能一半在光区，一半在外面，这种东西就是纪录片教给我的。意外是最好的，你全都规划好了之后，完成了乐趣也没了，我就是完成了一个东西而已。就是螺丝钉，这拧紧，那拧紧，最后出来一个东西。对我来说没有魅力，真正有魅力的是，你撒了一个种子，大家一块去浇水施肥，最后长出来的那棵树才是我们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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