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性、政治与乌托邦：革命前夜的禁书
【阅读】性、政治与乌托邦：革命前夜的禁书
　　“这些禁书没有号召革命，可大革命不招而至；没有呼唤推翻王权，而国王终于被处死在断头台上；没有呼唤恐怖政治，后来的革命暴政却人人尽知。”
2012年冬，《旧制度与大革命》风行一时，法国大革命发生的背景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我无意在此讨论托克维尔的这部著作，只想提一个问题：在大革命的风暴到来之前，人们如何看待王权压倒一切的“旧制度”？他们都在读什么书？
以往我们从课本里学到的所谓启蒙思想为大革命做理论准备的说法，已经受到了学者们的挑战与质疑，人们并非从启蒙思想家那里获得斗志，几成定论。
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的《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以下简称《畅销禁书》）从禁书的内容特点及其传播与影响入手，考察了18世纪中后期法国的社会阅读与文化传播。
在旧制度时期，图书只要没有政府颁给的特许出版权，就属于非法出版物。因此很多书只能以非法出版物的形式出现。在这样的状况下，审查官也知道单靠特许出版制不足以维持公众阅读需求，这就是审查官马尔舍比所说的“只读政府允许出版的书籍，会比同时代人落后几乎一个世纪”。
因此，审查官与警察们采取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做法，在非法出版物中划分出若干级别，使得这一灰色地带中的一部分书可以在适度的许可下流通。只有那些“反教会、反政府、反道德”的书籍才会被禁绝。
历史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总是让人有出乎意料的惊喜。旧制度严格禁止的“三反”书，往往是最受当时读者喜爱的作品。它们被地下出版物的销售者称之为“哲学书”，其内容不外乎色情、反旧制度的乌托邦和对君王贵戚的讽刺。
在《畅销禁书》中，达恩顿分析了当时色情文学、乌托邦小说与政治讽刺作品的代表作——《开放的特丽萨》（万周按：此处翻译不准确，原书名Thérèse Philosophe的更贴切翻译是《哲学家泰利兹》）、《2440年：一个梦想，假如梦想不虚》与《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
《哲学家泰利兹》（本文译为《开放的特丽萨》）
　　他从文本入手，将这些地下文学深受欢迎的原因——当时的社会观念与社会心理——予以复原，使我们对法国旧制度时期的阅读体验有所了解。在这三部作品里，《开放的特丽萨》与《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都以现实为题材，充满戏谑与隐喻，伴以大量的性描写；《2440年》则描述了一个与现实迥异的未来世界，通过线索人物的昏睡与时空穿梭，让他感受到美好世界与所在现实之间的落差，并通过两者之间的对比来讽刺现实。
虽然三本书存在如此大的差别，但对当时现实的不满、对旧制度的嘲弄或抨击是它们的共性。在这样的时代精神之下，没有纯粹的色情书，也没有单纯的乌托邦，一切情节都在对王权与教会的讽刺中展开。
经过达恩顿的梳理，我们看到这几部书之所以大获成功，就在于它们在叙事过程中将当时的种种社会现象与读者所能接受的观念完美地结合，并对读者进行点拨，引导他们接受书中的某些解释，尽管这些解释不过是将读者的模糊认识明确化。在阅读过程中，读者获得的不止是共鸣，还有一种对现实“豁然开朗”的认识，尽管这些认识后来不被历史学家承认。
达恩顿并没有满足于这样的发现，他注意到，这三部禁书虽然都是通俗读物，但与启蒙思想之间有着若隐若现的联系。曾有学者指出，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在大革命之前阅读量不大，接受率不高，达恩顿对此观点并不赞同。
《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书影
　　在书中，他通过文本的对比，发现了这几部畅销禁书中与启蒙思想家作品相契合、甚至直接搬用启蒙思想的部分。这就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画面：作为地下文学，这些禁书并非哲人著书立说的产物，但在对性与政治进行解释时，它们借用了启蒙思想，从而使自己的作品更加引人入胜，也使启蒙思想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出现，被禁书读者所接受。
启蒙著作与地下文学为何能建立联系？在一般的认识里，启蒙著作是对哲学和政治的严肃讨论，而地下文学则是供人消遣的“低俗小说”。在《畅销禁书》中，达恩顿在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档案中发现，在地下出版物的交易活动中，看不出二者有什么本质区别，它们都通过特殊的流通渠道送到读者手中，一个人可以既是伏尔泰与卢梭的读者，又是色情文学与宫廷秘闻的爱好者。从这个角度来说，并不存在所谓思想上处于较高层次的启蒙著作向下传播到地下文学的现象，地下文学只不过按照自己的需要，将启蒙思想作为解释权力与性爱的工具而已。
比如，在《开放的特丽萨》中，为了向读者解释性爱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作者通过神父之口，对灵与肉、精神与物质进行哲学式的解说，这不但使神父诱骗女子的情节更加圆满，而且还让读者在阅读时自我脱罪，从而对自己的观淫行为释然。书中还通过议论的形式发表对教会秩序观的看法，也是为相关的情节考虑，而非跳出故事来做思想宣传。
以启蒙思想做点缀的《开放的特丽萨》，。让读者在观淫之余肯定了自己内心的欲望，而《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则是一部将路易十五时期宫廷史与政治史低俗化的想象。这种想象源自当时社会中的每个人。
在《杜》书出版前，有关路易十五执政时期的种种传说催生了大量的地下文学作品，《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没有回避自己与这些作品之间的关系，甚至大量使用那些地下刊物中的内容。它之所以能在秘闻小说中独占鳌头，就在于它将人们想象中的各个情节，编织进以杜巴利夫人为线索人物的色情故事网络中，从而摆脱了地下刊物那种剪报式的段子。
通过情节安排，路易十五执政后期的政治大事和读者们感兴趣的话题——宫廷淫乱、上层腐败、政策出台背后的黑幕、国王之死的真实原因等——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一段“路易十五的秘密生活”。
我们无法证明此书是否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这也并不重要，因为面对同样的社会现实，产生相近的认识与遥相呼应的言论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开放的特丽萨》是对情欲和私生活领域种种现象的肯定，《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则将性与政治熔于一炉。
《2440》则创造了一个未来世界，并通过注释将未来世界与现实社会进行对比。从思想上到写作笔法上，此书也和启蒙著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个世界之间的对比，越是对比，越表达出作者对现实的绝望。然而尽管绝望，作者并没有彻底抛弃现实世界，他想象中的未来世界，只是作具体问题的修正，而非另起炉灶。等级制下的社会不公令人难以忍受，但解决方案不是摧毁它，而是改良。
《2440年：一个梦想，假如梦想不虚》
　　达恩顿也发现了禁书并未鼓动革命这一事实，他同时认为，书籍引发革命的说法将问题过于简单化。禁书没有号召革命，可大革命不招而至；禁书没有呼唤推翻王权，而国王终于被处死在断头台上；禁书没有呼唤恐怖政治，后来的革命暴政却人人尽知。也许，禁书的写作者、出版者与阅读者可能都不会想到，旧制度将在不久的将来结束。
在点评《2440》的未来世界理想时，达恩顿不无揶揄地说，“摩西厄（《2440》的作者）在想象25世纪时，不会预见到20世纪的恐怖，他也不能知晓乌托邦的想象会从2440年行至1984年。”的确，书籍预言不了什么，即使做出预言，在一两百年之后，又会被新的预言所击破。历史的后来者回望当年的预言，就会发出狄更斯一样的感慨：
“这是希望的春日，这是失望的冬日；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
原载：经观书评，标题和正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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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禁书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禁书
卫宣公和父亲的小妾私通，齐襄公与文姜兄妹私通，这些乱伦的行径都已记载在《诗经》里，但这并不是导致《诗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禁书的理由。
卫卫宣公和父亲的小妾私通，齐襄公与文姜兄妹私通，这些乱伦的《诗经》在春秋时还没有被奉为“经”，也算不上是儒家经典，收集的只是在周朝至春秋时流传的三百多首诗歌而已，所以那时只称《诗》。对于《诗经》是否是由儒家创始人孔子编纂成书的,现今的世人仍是众说纷纭。不过，当时的孔子很注重《诗》的价值，不仅用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且用于教育、外交、军事等其他领域。他在《论语·阳货》中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他甚至还说：不学诗，无以言。可见《诗》的重要。汉武帝时，《诗》被列入五经之一，称《诗经》，此后成为儒家经典，距今已经两千多年，而其作品的创作年代一定更早。但《诗经》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遭禁的书，这是我们现代的世人鲜为人知的。
　　时光回溯到战国时期，中原的大地上六强并峙，而位于西北一隅的秦岭之麓，一个年轻的国家——秦也在做着富国强兵的霸主梦。正朝执政的秦孝公深感中原文化的优越和人才的精良，他知道要想图强必须先要有良将。于是，他不惜重金，广招人才。不久，干练机智的魏国人公孙鞅就西渡黄河，来到了秦国。
要想当谋士担重任，首先要博得秦孝公的好感，但这次应召而来的人很多。这些人都想接近秦孝公，所以纷纷急找捷近。众人中有一人名为公孙鞅，此人很聪明，他找到了秦孝公的宠臣景监，通过他打通了各种渠道终于拜见了秦王。可是见了几次面后，秦孝公对他并不感兴趣，因此还惹得景监的臭骂。但公孙鞅毕竟聪慧过人，几番思量之后，他意识到自己遭受冷遇的根本原因是秦孝公对他讲的那套帝业王道的儒家理论不感兴趣，要想博得这个满脑子王权霸业的君主的好感，显然需要换换口味。拿好注意后，公孙鞅决定在下一次的朝见中向秦孝公大谈法家刑名之学和诡诈的霸术。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公孙鞅大谈特谈，将秦孝公说得心花怒放，因此他也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
　　既然当了重臣，总要为主人干点实事，公孙鞅决定实行变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商鞅变法。这次变法统一了法律，限制了贵族阶级的权利，鼓励农耕，强化军队，清理赏罚制度。此次决定在一定的程度上确实推进了当时的社会发展，并使秦国一举进入战国七雄之列。但是荒唐而又严酷的禁书理论，也从这里开始了。
　　商鞅认为，《诗》，《书》之类书载都包含有一些奇思异想，百姓读了难免受影响，从而影响国家法令的推行，因此断定它们的传播对治国无益，进而他又提出：《诗》、《书》、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商鞅的这段奇论，真可谓荒谬绝伦，似乎只要废除了《诗》、《书》等书，秦国就可以军力强大，威震天下。但这种奇谈怪论对称霸心切的秦孝公却充满了种种的诱惑和魅力。于是，“燔《诗》《书》而明法令”就成了商鞅变法的基本内容之一，这本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就这样蒙受了不白之冤。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禁书事件，不管商鞅给历史上的进步做了多少推动作用，但他这种对文化的藐视和对图书典籍的破坏却为后世的统治者打开了一个罪恶的源头。在此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大量的文化典籍屡遭禁毁，对中国的文化延传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在中国悠久的图书历史上，历代王朝曾有过一批又一批的毁禁书目。中国禁书，最早起于秦始皇的“燔典”，当时除医药、卜巫、种树之书外，其余都在焚毁之列。此后的2000多年中，封建统治者时有禁书之举。禁书的原因不同，有的是为了维护当时的社会道德风化，有的则是出于政治上或宗教方面的原因，也有的是二者兼而有之。有一些被历代王朝出于政治和文化政策列为禁书的，用今天的眼光看则觉得不可理解。如秦代所禁《诗经》、《论语》，晋唐所禁《维摩诘经》、《真诰》、宋时所禁《嘉祐集》、《中山诗话》，元明所禁《太上感应篇》、《剪灯新话》等。据安平秋，章培恒先生主编《中国禁书大观》的统计，自秦至清，毁尽书目竟达3000余种。
　　我国历史上禁书，归纳起来有10类：儒家经典、史书、兵书、谶纬图书、天文著作、佛经道书、阴阳术数图书、淫词小说、野史、反对派及有异端思想的著作。
　　《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在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具有开创性的价值，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它的内容、手法和形式都为后世之人取用和效法。《诗经》句法多为四言，有规矩，但又灵活多变。它最早运用了赋、比、兴三种艺术手法，成就巨大，深刻地影响了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
　　关于《诗经》作品的来源主要说法是献诗说、采诗说。先秦有公卿士大夫献诗的制度，献诗的目的是运用诗歌进行讽谏或者赞誉，表达对政治的评价，《诗经·大雅》《小雅》、《国风》中的卿士大夫的政治诗可能就是通过这条途径搜集起来的。采诗制度先秦古籍没有明确记载，但是这种制度应该是存在的，进行采诗的应该是周王朝以及各诸侯国的乐官，《国风》以及《小雅》中的许多诗就是这样汇集在一起的。
&　《诗经》的作品内容丰富、范围广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政治。《诗经》中有很多抨击政治现实的诗，例如国风中的《魏风·伐檀》、《魏风·硕鼠》就是很著名的篇章，讽刺贵族的不劳而获，揭露统治者的丑恶行径，饱含着愤怒与不平。许多解《诗》者认为三百零五篇的每一篇都是颇有深意的，虽稍有过分，但也不是空穴来风。《邺风·新台》讽刺卫宣女强娶儿媳的丑行，《秦风·黄鸟》展现秦穆公以活人殉葬的暴行，《邺风·二子乘舟》抨击卫宣公信谗言杀贤子的恶行，这些诗或含蓄或直白，有的掷地有声，有的使人欲哭无泪，但都主题鲜明，有棱有角。&&&
二:民生。《诗经》中最灿烂的诗篇是反映民众爱情、劳动和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在《诗经》中比重最大，内容也最丰富，同时也最动人。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糟糕，有劳动生活的快乐，有兵役的痛苦，有归家的企盼，有离别的心酸，也有甜蜜的爱情。其中尤以描写爱情的诗最为瞩目。《诗经》的第一首诗《周南·关睢》就写男士的相思：“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相思之苦如在目前，活灵活现，跃然纸上，成为千古名句。&&&
三：历史。这些题材的诗大部分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大多是记述周族发生、发展的历史，赞颂先王的丰功伟绩，如《生民》、《公刘》、《绵》、《大明》、《皇矣》等。它们篇幅不长，但极具价值。&&&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沈从文《禁书问题》- 现代散文
作者: 沈从文
　　近十年来本国人把文学对于社会的用外，以及文学本身的能力，似乎皆看得过于重大了些。在野达士通人，认为这个东西可以用来作为治国平天下工具的很多，在朝官吏委员把它当作治国平天下工具的也不少。因此自然而然发生了如下现象，就是对于作家的迫害及文学书籍的检查与禁止。
　　据近日上海方面的消息，中央通令应查禁的书籍到二百种。这真是一个可观的大数目。有些人的著作一部分被禁止，有些人的著作则已全部被禁止。为什么这些书籍全被禁止？住在北平方面的人，是无法从当局的文书法令中弄明白真正问题的。这个查禁通告据说是出自中央的。我很怀疑这些被查禁的文学书籍，有多少种曾经为通过这个议案的委员先生们阅读过。负责审查的个人，是不是曾经把这些书籍都细心看过一遍，我也觉得怀疑。就通常禁止的理由，大多数总以为是“为了这个社会秩序的维持与这个民族精神方面的健康上着想”，因此不能不加以取缔。我是个欢喜秩序的乡下人，我同意一切真正对于这个民族健康关心的处理。但对于由事实上说来，不少并无什么坏影响的文学书籍，在难于索解的情形下，忽然全被禁止出售，且同时关于书店纸版与剩余书籍，也无不加以没收，付之一炬，这行为我觉得真很稀奇。这不过分了吗？对于这些书籍的处置，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吗？若这些作品包含的理想真已深入人心，书一烧就完事了吗？我极希望当局有一点比“迹近反动”的措词更多一些的具体说明，免得使后人在历史上多有一件十分含混的记载，免得被人把这件事与两千年前的焚书坑儒并为一谈。
　　文学被一些读书人看得俨然异常重大，实有理由可说。这些人照例多是两手空空不在其位的，无权无势的。这些人生存到这个混乱贫穷内战连年国家中，忍受种种痛苦与侮辱，眼见耳闻这个国家一切愚昧与腐败情形，想把自己本身那点儿力量，渗进社会组织里面去，使这个民族多少健康一点，结实一点。因为自己所学的是文学，承受了一个新的文学理论，有所努力。也仍然因为自己所学的仅仅是文学，对于目前国家社会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解释得照例常常比事实简单一些。凭了文学者富于幻想与热情的气质，在工作中希望一种奇迹，且因为对于这种奇迹的期待，各人带着点儿宗教的倾心，与目前这个为“应付眼前事实丧失人心而存在的政府”当局，意见不可免会有龃龉抵触，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政府若认识这问题比较清楚，便明白处置的方法，不会把不适用于两千年前的蠢事重演了。这些优秀公民，原是爱他们自己的国家，绝不下于任何当权达官贵人或部长厅长的。他们只是个作家，他们努力从事于艺术，是为了使这个民族增加些知识，减少些愚昧，为这个民族的光荣，为这个民族不可缺少的德性中的“互助”与“亲爱”，“勇敢”与“耐劳”，特别重要是一腔爱国热忱，加以铸像似的作品的制作，很诚实也很穷苦的各自独立分布在国内各处地方，过着极端简陋的日子。政府既从不知道对于这种人加以关切，商人因书业萧条，又对他们待遇吝啬。他们通常的收入，在上海方面，甚至就从不能够从从容容过一天较好的日子。病了无法就医治疗，文章不能出卖，又难于寻找其他职业时，如近日投江的某君，去年病死的某君，皆莫不把一生结束在一个最悲惨的死亡里。他们坚苦卓绝的精神，他们轻于物质寻觅而勇于真理追求的人格，是民族中一种如何难得的品质！政府不理会他们，也还罢了。如今对于这种人总像放心不下，不断加以压迫与摧残，所用的手段，又是那么苛刻的手段，实在是国内多数人难以索解的！这些人在这种国民生产力十分凋敝，国际资本主义压力无法摆脱，全个民族正陷入一个十分悲惨的命运里去的时节，担心到可恐怖的未来，认为这个民族若不甘心堕落与灭亡，必须认识现在的环境。因此对于鸦片烟公然的流行，农村经济的萧条，知识阶层中某些人的只知独善其身，官吏阶层的贪赃无识，以及军官种种极端嚣张跋扈处，加以坦白直率的指摘，他们在作品中一点作者对于这个民族复兴的意见，因为他们过分被现状所刺激，必不可免有激越偏持的呼喊，政府若真正为民族生存着想，对于这些人的意见，难道还不应当同情并加以考虑吗？如今当局却只从上海商人方面，看到一点毫不切于实际的关于作品流布的消息，以及从另一方面，某种人为了邀功牟利不惜故意张大其辞的下级报告，便对于处在中国这种困难境遇下的作者，加以压迫与摧残，全然不像一个正在希望国内一切渐有秩序的政府所宜采取的政策。就三四年来上海方面作家所遭遇的种种说来，在中外有识者的印象中，所留下的恐怕只是使人对于这个民族残忍与愚昧的惊异，其他毫无所得。如目前这种处置，当局诸公中，竟无一个人能指出它的错误，实为极可惋惜的事情。（我想特别提出的，是那些曾经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过来人，当前主持文化教育的当权派。）
　　文学在别一国家别一民族中，或者也发挥过某种特别的作用。“光焰一世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中植下了促成二十世纪那个民族崭新人格的种子，与革命爆发成为不可分离的东西”，这说明自一个文学史的叙述者口中说来，并不觉其过度夸张。但多数人若只是单记着这些历史的轮廓，便打量从自己国家自己行为方面产生一页新的历史，必然还有许多待明白的问题。在环境截然不同习性截然不同的两个民族中，历史是照例不至于同样重现的。把某种已成定型的文学观，移植到另一个民族另一个国家中去时，所需要的修正，将到何种程度，这些理论方能发挥它的能力？在一种被修正的理论下，一些作品又应在何种形式下产生，所侧重的必在某几点，方不至于使作品与社会革命失去其当然的联系？有了这种作品，这种作品对于全盘“活动万变”的政治，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它的重要性又居于何等？上海方面从事文学运动者，在一种缺少自由缺少衣食朝不保夕的生活情况中，事实上就不可能有人能有暇裕来对于这些问题详细加以研究。在中国目前这种景况下，文学能够做些什么？宜于从何方面着手？它若不宜离开社会，且应当同政治理想揉成一片，间接或直接促进政治的机能，应如何去安排？假若它在某一时节某一限度内能够发挥它的作用，那种“富于活动性与弹性”的政治机构，又如何方能与“拘束于一定篇章”的文学作品相呼应相结合？这些问题，不单求生不遑寓居在上海一隅的穷苦作家们无法注意得到，便是人在南京，泰然坦然的按月从国库中支取相当丰厚的薪水，置身在中央宣传部当差办事的三民主义文学理论家，三数年来不是还不曾写出什么稍稍像样的文章吗？正因为便是左翼也还缺少一种具有我们这个民族丰富的历史知识的文学理论家，能作出较有系统的理论与说明，致从事于文学创作的，即欲以“唯物论”的观念为依据，在接受此观念之际，因理论者的解释识见的不一，致作者对于作品的安排，便依然常有无所适从之概。三数年来的挣扎努力，予反对者以多少借口，予同情者以多少失望，同时又予作家之群以多少的牺牲！且只从目前上海一隅文学出版物的数量统计上稍加注意，就可以知道一般文学作品在国内流行的情形。那些带一点儿较新倾向，不颓废，不谐趣，不堕入恶俗猥亵习气较慎重的文学刊物，在一般刊物的分配比较上，所占有的又正是一个如何可怜的数目！这种作品流入社会里去，固能影响不少青年人，同时这些青年人，却就又将如何受一种恶习惯的惰性所吸引所控制！官方若不缺少那点必需的冷静与诚实，对于几年来文学运动在国内发展的情形加以注意，便不会把这几年在数万万饥民中仅仅只限于大学生和中学生中流行的一千部或三千部的作品所引起的作用看得过大了。因为一方面是把一个新的文学观移入中国，还缺少能密切配合理论要求作品的应世，一方面又由于政府的无知，对于目前文学的恐怖与厌恶，把现在的革命文学对于中国社会革命的影响看得过分重大，因此在上海左翼作家方面，便有了种种的变化：部分原来对于左翼文学抱有理想的，有人向右转了。又有一些作家，因为不愿意同这个对文化只知摧残的无能政府合作，便同情左倾了。再有一些作家，就是那些对目前政府一切措置均抱反感，对社会主义有所倾心，在现状下抱残守缺困守租界一隅的左翼作家，在穷困与迫害交加中，死守残垒，以沉默来支撑现状应付现状。一些人信念与行动中间的矛盾处，既无法可以调和，矛盾的延长，自然是一种很大损失。
　　近年来大学生中学生左倾思想的普遍，以及对于左倾思想的同情，政府若以为是文学的影响，而忘了社会现实那一面，实在是最大的错误。几年来政府对于青年的措置，实在可以说是无往不在那里抛弃青年。当局方面对于青年人左倾思想的发展，不追求它的原因，不把这个问题联系到“社会的黑暗与混乱”、“农村经济的衰落”及其他情形考虑，不对于他们精神方面发展加以注意，不为他们生存觅一出路，不好好的研究青年的问题，就只避重就轻，把问题认为完全由于左翼文学宣传的结果，以为只需要把凡稍有倾向的书籍焚尽，勒迫作家饿毙，就可以天下太平。这种打算实在是太幼稚，对国事言太近于“大题小做”，对文学言又像太近于“小题大做”了。多数人所希望的政府，是一个能“办事”而且也极“懂事”的政府。因为目前有许多事并不是政府权力能否执行的问题，实在是政府明白如何节制权力或滥用权力，引起国内外有识者对政府厌恶或绝望的问题。关于禁书这件事，出于中央党部或中宣部，还是出自国民政府，我们不知道。若出自中央党部的宣传部文艺科，我不想说什么话，因为这也许就是国民党中这些小官僚认为最重要的工作一种。但若果这件事出自国民政府行政院与教育部，或行政院与教育部还可以来过问下，我却希望凡是这一次被禁止的文艺书籍，能够即早交付一个有远识的委员会全部重新加以审查，看看其中究竟有多少书籍必需禁止，有多少书籍不应禁止。朝野都不妨仍然承认文学是个治国平天下的工具，正因为既当它是个治国平天下的工具，一切都宜出之于十分慎重。在世界上我们不是极不愿意被别一国家别一民族把我们当成野蛮人看待吗？希望从别人方面得到尊敬，第一步就应当是自己不作出野蛮人的行为。
　　【按】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